中日军国主义趋向的比较与开场讨论
马老师今天系统回顾了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一直走向战前军国主义的历史趋向，同时也梳理了中国自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来所谓“中国式军国主义”的发展趋向。面对这两种历史轨迹与现实走向，马老师和吴律师在讨论中表达了相当深切的忧虑，而我个人的心态则相对比较放松，甚至可以说是带有一种“逍遥派”的超然态度。之所以能有这种松弛感，是因为在我看来，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从日本学习引进的制度与经验，往往是“拿一样坏一样，样样都学不好”。依照这个历史经验来看，甚至连走向“军国主义”这样荒谬而危险的事情，大概率最终也是会以烂尾告终的。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马加加博士，共同深入探讨长期萦绕在我们心头、却又始终不得其解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其中最核心的关切就是：当下的中国究竟会不会走向军国主义？近些年来，网络舆论与学界讨论中常常有人指出，1930年代前期日本所处的发展状态与当代中国的现状之间，存在着某种高度的相似性。比如近期出台并引发广泛关注的《国防动员法》，三十年来持续发酵并不断升温的高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狂热，以及在外交和军事姿态上所显露出来的穷兵黩武倾向。为了厘清这些复杂的现象，今天将系统地请马加加博士为大家全面梳理：1930年代的日本与当下的中国之间，其根本性的区别究竟在何处，而在国家与社会演进的机制上，又存在着哪些惊人的共通之处。
“冲击—回应”框架与中日近代化转型的可比性前提
探讨中日两国历史的比较，首先必须明确一个方法论上的前提。马博士在讨论提纲中指出，中日两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变迁，在宏观结构上都深嵌于一种典型的“外部冲击—内部回应”的大框架之中。正因如此，如果直接拿英美这种内生型现代化的国家来同中日进行对比，其解释力和参考意义是相对有限的；相反，中日的现代化探索，与沙俄时期的彼得大帝改革，或是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的自上而下改革，其实更属于同一种历史类型，因为它们最根本的推动力，都源自面临外部强大文明与地缘力量所带来的生存危机与制度冲击。
由此引出的一个核心方法论问题是：这种比较的起点到底应该落在哪里？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本质上是否都是某种形式的“和魂洋才”或“中体西用”式的自强改革？这种从器物层面着手的变革是否注定会遭遇瓶颈？其实这个思考不仅适用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如果将视线拉回到晚清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将其与明治维新并列观察，同样具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参照价值。晚清洋务运动轰轰烈烈搞了整整三十年，最终却在甲午日清战争的惨败中戛然而止，朝野上下才痛定思痛地意识到，单纯停留在器物和技术层面的改造是注定无法挽救危局的。这就让人联想到当年《21世纪环球报道》采访中共党内元老李锐时，李锐对邓小平主持的改革开放所作出的犀利评价：只搞经济体制改革而拒绝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绝对不行的，走洋务运动的老路是注定走不通的。前总理温家宝在离任前夕也公开表达过完全一致的警告：如果只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不坚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历史成果不仅可能会得而复失，社会上滋生的新问题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甚至有可能重新发生。
那么，在这种“外部冲击—内部回应”的分析框架下，当我们将1930年代的日本与当下的中国进行严谨比照时，究竟有哪些维度是具有深度可比性的，又有哪关键要素是绝不可同日而语、不能生搬硬套的？
改革的“成功”假象与历史检验的滞后性
之所以将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衡量，最直观的观察基点就在于：二者都是非西方国家在遭遇强势西方文明崛起、并在全球范围内急剧扩张与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制度与观念碰撞而引发的剧烈反应。在寻找生存之道的过程中，非西方文明的回应方式各异。日本选择了明治维新，中国近代最早则尝试了洋务运动。历史定论通常认为洋务运动是极其失败的，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是成功的。然而，这里所说的“成功”，并不是从抽象的总体价值判断出发去认定它们在道德或制度上完美无缺，因为这两种转型在推进过程中都积累了极其严重的内部矛盾与社会问题；这里的“成功”，纯粹是从统治集团试图达到的工具性目标来看的——即实现富国强兵、化解深重的统治危机、并在客观上让国家经济实力和民众财富大幅增长。就实现这一目标而言，明治维新确实达成了既定企图，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过去四十年的经济体量与综合国力飞跃来看，在此意义上也确实堪称成功。
然而，我们今天评价洋务运动为彻底失败，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的事后诸葛亮视角。正是因为后来发生了一场日清甲午战争的大败，拥有亚洲纸面规模最大舰队与陆军的庞大帝国，竟被刚刚完成西化转型的东邻日本打得一败涂地、溃不成军，才彻底钉死了洋务运动的棺材盖。但如果把历史时钟拨回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无论是大清体制内的重臣官僚，还是朝野民间的舆论士绅，普遍都认为洋务运动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北洋水师的名号被公认为亚洲第一，不仅在整体舰队吨位上压倒日本联合舰队，在先进大口径火炮、铁甲舰装甲厚度等纯硬件指标上，大清舰队的实力在战前也明显优于日本。现代人对于甲午海战往往存在一种刻板认知，误以为是大清在舰船利炮的技术代差上落后于日本，但历史实情是在硬件与武器装备上，大清不仅毫不逊色，在许多关键指标上甚至强于对手。
把这个历史镜鉴套用到改革开放上就会发现，我们当代人恰恰深处在这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演进长河之中，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撞上属于当代中国的“日清战争”。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积攒的庞大物质积累、工业产能与所谓强国成果，迄今为止尚未经历过一场具有决定性历史意义的残酷大事件的真正验证。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最终是被一场惨烈战败所无情锁定的，而当下改革开放的虚实与韧性，其真实成色依然悬而未决。当然，这种历史大考的端倪与验证的苗头已经在现实中逐渐显现：例如中美之间在尖端人工智能领域的白热化技术竞逐、深空与近地空间的高科技竞赛、国家对周边区域安全局势的实质干预能力、与邻国爆发摩擦冲突时的综合博弈手段，乃至牵动全局的台海局势走向。在未来的某一历史时刻，改革开放积累的底牌终将被拉到台前接受生死检验。虽然我们这一代人是改革开放红利的直接受益者，但谁也没有足够的历史底气断言这四十年的路径已经稳操胜券，因为前方那堵不可逾越的历史高墙，究竟会在何时、何地迎面撞上，目前依然是一个未知的巨大谜团。
生产关系的解放：改革开放、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本质区别
许多历史学家在回顾近代史时，往往会对洋务运动的折戟沉沙捶胸顿足，感叹中国痛失历史机遇，而日本却通过明治维新一跃成为列强。但如果深入到社会经济结构的机理中去剖析就会发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端的中国改革开放，与十九世纪后期的日本明治维新之间，其实存在着极深层次的机理共性；相反，这两场改革与晚清洋务运动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结构断裂。
洋务运动最致命的制度死穴在于，它仅仅在极其狭隘的社会表层进行了一些修修补补式的器物改造。洋务派所热衷的，无非是建立官办企业或推行官督商办体制，创办了诸如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这类带有强烈特权垄断性质的官僚企业，兴办了同文馆、船政学堂等极少数培养技术与翻译人才的新式学堂，再集全国之力打造出一支北洋水师。然而，社会的广大基层结构、专制人身控制以及传统的生产关系，自始至终没有发生任何触动。
但改革开放与明治维新则完全不同，它们的本质是一场深刻解放生产关系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最关键的壮举，是打破了以往僵化死板的指令性计划体制，赋予了社会上亿万微观经济主体前所未有的自主激励机制。普通民众被允许经商办厂、允许参与到广阔的市场经济中自负盈亏，社会的激励机制被彻底激活。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样如此。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江户时代，日本处于典型的封建分封制状态，全国林立着两三百个藩国，各藩之间壁垒森严，人民被严酷的人身依附网络死死捆绑。当时的日本是一个极度封闭的“周制身份制社会”，职业世代世袭，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手工业者与商人的身份代代相传，普通民众不仅没有任何迁徙自由，连擅自离开自己所在的藩领去往邻藩都是重罪。明治维新通过果断推行“废藩置县”，一举粉碎了藩阀割据的封建人身依附，在制度上将所有人统一重塑为近代意义上的“国民”（尽管在当时宪法文本下仍被称为天皇的“臣民”）。这一变革彻底解除了封建身份的人身束缚，民众获得了自由择业、自由迁徙、自由涌入大城市打工经商的权利。
这种对生产关系的根本性松绑与激励机制的重建，与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启动的改革开放如出一辙。当时的改革正是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逐步放宽户籍流动，把数以亿计被长期禁锢在土地和人民公社体制内的劳动力释放出来，打破了城市与农村、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绝对隔阂，让庞大的社会活力得以喷涌而出。
身份制社会的投影：从江户时代到毛时代的血统论
如果进一步将日本江户时代与中国的毛泽东时代进行横向对比，可以发现另一个极其深刻且意味深长的历史对应物，那就是对人具有极度控制力的“身份制”。
一提到日本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严苛的士农工商身份秩序：铁匠的后代只能一辈子做铁匠，武士阶层的子嗣代代相传都是武士，整个社会各阶层的身份边界被严苛的法律和道德秩序牢牢焊死，几乎不存在跨阶层流动的可能。而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同样展现出了极其僵硬且残酷的身份制特征。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身份控制被极端异化为一种极具毁灭性的“血统论”。当时社会上公开叫嚣“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坏蛋”，将封建时代的身份世袭直接升级成了赤裸裸的政治血统制。整个社会被粗暴地切割为两大阵营：一极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等被彻底剥夺政治与社会权利的“黑五类”贱民阶层，另一极则是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的“根红苗正”阶层。如果你不幸出生在地主或所谓反动阶级家庭，你的子嗣连参军入伍、报考大学的基本权利都被彻底剥夺，注定在社会的社会最底层充当被歧视和专政的对象；而若是出生在革命干部或军人家庭，人生的一切政治特权与发展坦途则会自动敞开。这种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极度僵化的“共产主义身份制”。而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启动的改革开放，其最伟大的历史功能之一，正是从制度上打破了这种近乎中世纪式的血统论枷锁，解放了全社会长期被压抑的庞大生产力。
统治合法性危机与改革的路径分野
明治维新与邓小平发起的中国改革开放，还有一个极为关键的结构共性：两者的爆发契机，都是由于最高统治阶层遭遇了极其严峻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历经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摧残，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彻底崩溃的边缘，民间民不聊生，执政党若不改弦更张就将面临彻底丧失政权的极度危险。而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日本，德川幕府后期的统治权威同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剧烈衰退。自黑船事件以来，幕府在列强坚船利炮面前表现出的软弱妥协，激化了全日本的信任危机，“大政奉还”、尊奉天皇以统一全国意志对抗西方殖民压力的政治呼声日甚一日，幕府的实际控制力正经历着实质性的断崖式下跌。
这种历史情境存在着一个非常精妙的历史类比：在萨摩藩、长州藩等西南强藩彻底结盟并举起倒幕大旗之前，末代将军德川庆喜政权其实早已敏锐地感知到了这种生死存亡的迫切危机。庆喜政权当时并非无所作为，事实上他们已经在积极主动地推进一系列深度的近代化自强改革。比如重用胜海舟等开明洋务官僚大力创建新式海军、引进法国军制改革陆军、设立近代学堂与制造工坊，其自我革新的步伐并不算慢。然而，这一幕极其类似于清朝末年朝廷推行的“预备立宪”改革：尽管统治中枢已经开始痛苦地尝试自我改造，但民间的激进革命派和反对派势力已经彻底丧失了政治耐心，他们根本不再信任既有权力框架的改良诚意，而是决心彻底推翻旧政权取而代之。德川庆喜政权推行的一系列有限改革，最终被萨摩、长州两藩所构建的新兴势力彻底截胡。萨摩与长州高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将久居深宫的天皇作为无上法统抬到前台，一举将德川庆喜政权彻底扫入了历史垃圾堆。
把这一机制转引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会发现一个经常被官方叙事所淡化或掩盖的历史细节：在邓小平1978年底彻底奠定领导核心地位之前，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6至1978年间，实际上已经在坚决推行面向西方的对外开放路线了。包括大规模从西方引进先进成套工业设备的“洋跃进”、积极组团出访西欧考察近代化工业、在对外经贸和招商引资上的诸多早期突破，其最初的动议与蓝图很大一部分是由华国锋政权主导并奠定的。但在随后高层的激烈权力博弈中，邓小平展现出了类似于当年萨长政权的政治手腕，借由批判“两个凡是”、开启真理标准大讨论，迅速夺取了改革的主导权与历史解释权，将华国锋边缘化并彻底重塑了改革路线。
历史的荒诞之处还在于，回顾明治维新早期的政治风向，人们往往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历史困惑：在黑船来袭之后，真正掌权且务实的德川幕府反而更倾向于务实地与西方列强周旋、打交道和通商；反倒是偏居西南的萨摩藩和长州藩，最初摆出一副极端仇视洋人的狂热姿态，疯狂叫嚣“尊王攘夷”。但明眼人都清楚，萨长两藩之所以高举“尊王攘夷”这种政治正确的道德尚方宝剑，本质上完全是为了争夺最高权力和政治正统的权斗策略，是为了借题发挥、压制幕府。
如果以1867年的日本明治维新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作为历史坐标，中国在自上而下的近代化破局上，整整比日本晚了110年。不仅如此，两场变革在社会权力结构上也有着本质差异：明治维新展现出的是地方强藩与近代知识分子精英的深度联盟，他们借助天皇的无上神权作为招牌推翻了旧中央政府；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则是完完全全由中央政治强人自上而下发动并控制的政治进程。在改革初期的中国地方层面，即便是像安徽小岗村农民按手印分田到户这样的标志性事件，其在国家宏观政治博弈中的原始声音其实是极其微弱且边缘的，真正决定改革命运与走向的，始终是邓小平等中央最高层政治老人依据政治得失所作出的顶层决断。
这其中折射出的正是“周制国家”与“秦制国家”的结构性鸿沟。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周制国家，地方豪强不仅拥有强大的封建法统，更坐拥庞大的经济与军事资本。在幕末时期，仅萨摩和长州两藩加在一起的农业与商业财力，折算石高就接近两百万石之巨；而德川幕府直辖领地的石高总共也不过四百多万石。这就意味着，西南地方豪藩联合起来，已经拥有了与中央幕府分庭抗礼、甚至正面决战并推翻将军统治的充沛硬实力。然而在两千年来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秦制中国”，根本不存在任何具有独立政治实力的内部地方力量。中央要推动一场波及全国的巨大变革，不需要也不可能依赖地方实力派的制衡，而是直接通过中央最高喉舌发布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社论，或是刊发一篇《东方风来满眼春》的视察长篇通讯，依靠自上而下的国家机器直接贯穿到底。
现代化浪潮中的外部冲击与他国变局：伊朗与俄国的经验
尽管中日两国内部制度机理不同，但从宏观历史长河来看，改革开放与明治维新在面对西方强势文明冲击时所展现的反应机制，在非西方世界中具有极强的普适性和可比性。在近代世界体系的扩张下，几乎所有非西方国家都在被迫进行类似的生死竞逐。
典型的案例就是伊朗在巴列维王朝时期的近代化改革。巴列维国王为了确保古老的巴列维王权不被内外危机所侵蚀瓦解，毅然选择了从最高统治层发动自上而下的剧烈变革。随后推进的所谓“白色革命”，大刀阔斧地推行土地改革、解放妇女权利、不惜重金全面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建设大型现代化工厂、重金聘用欧美顶尖专家人才，试图以此实现国家的跨越式崛起。
更为古老且经典的先例则是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改革。站在远东的视角审视，俄罗斯无疑是一个标准的西方或欧洲国家；但在西欧真正处于文明核心区的“老欧洲”人眼中，十七八世纪的俄罗斯不过是一群生活在严寒冻土之上的粗鄙、野蛮之辈。这种文明深层的鄙视链，使得俄罗斯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产生了一种极其拧巴的病态心理：一方面极度渴望彻底融入欧洲主流文明圈，却屡屡遭到欧洲列强的排挤与冷眼；另一方面在这种受挫的屈辱感驱使下，又会骤然反弹，退缩回自己的本土主义外壳中，叫嚣着要向欧洲展现自己恐怖的帝国实力甚至野蛮暴力。这构成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狂热的核心心理驱动力。当年彼得大帝为了与欧洲霸主瑞典争夺出海口，在大北方战争初期被打得溃不成军、狼狈不堪，深感自身制度与技术的极度落后。为此，彼得大帝隐姓埋名亲自前往西欧考察，深入荷兰的造船厂做学徒工，前往英国深入考察资本主义制度与工矿业。在深刻认识到西方的先进官僚体制与海军战力之后，彼得大帝全面移植欧洲制度，不仅建立了现代官僚机构，重构了国家税收与军队体系，最终在大北方战争中彻底击溃瑞典帝国，一跃成为欧洲列强之一，彼得本人也因此被元老院正式加冕为“彼得大帝”。
十九世纪后半期，俄国、中国、日本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几乎同时陷入到了极其剧烈且不可逆的社会大动荡之中。这一切动荡的根本诱因，正是西方工业文明向全球范围的野蛮扩张。这种扩张带有双重属性：在物质层面，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需要强行开拓全球商品倾销市场与原料产地，一旦遇到封闭国家的抵触与拒绝，其背后所倚仗的坚船利炮就会立刻作为暴力后盾砸开国门；而在精神与制度层面，西方在近代启蒙运动中生长出来的关于人权、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民主宪政的思想理念，更是给东方传统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观念海啸。在两千年的传统中国思想史脉络中，从来都不曾内生出个人自由主义或个体权利至上的价值传统，这些观念完全是外部输入的舶来品。
在欧洲1848年革命大浪淘沙之后，整个国际秩序的主流迅速转向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全面崛起。在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主导下，任何近代国家要想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富国强兵”四个字就成了不可动摇的最高律令。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精髓，就在于彻底废除旧式封建社会或传统天下秩序下的松散纽带，打造出一个高度组织化、中央集权化的统一现代国家机器。在此之前，东亚的传统基层民众是极度原子化与分散化的，思想意识从来不曾被统一动员过；日本人可能只知效忠自己的各藩藩主，中国人则是“山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平民百姓根本感知不到遥远的紫禁城皇帝与自己具体的柴米油盐究竟有何切身瓜葛。但现代民族国家的逻辑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它将所有人强制塑造成必须为国家尽忠效力的“国民”，国家机器获得了对全部国民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度社会动员与资源整合的能力。
而在现代政治理论的最初构想中，民族国家的本质要义本应建立在公民权利的基石之上——只有当民众切实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时，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才算真正确立。然而，当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秩序强势东扩时，东亚原本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古老“天下秩序”随之遭遇了毁灭性降维打击。不仅中国和日本，包括朝鲜、越南、琉球及台湾地区在内，整个古老朝贡体系迅速土崩瓦解。日本明治维新的一切国家行为，正是为了在这一套由西方主导的全新民族国家秩序中，竭尽全力争夺属于自己的霸权席位。
“国体论”、文化野心与政权自保的本质鸿沟
如果将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与1868年发端的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深度对读，后世读者往往会生出一种极其相似又颇为沉重的历史窒息感。
明治维新早期的基调无疑是毫无保留地全面拥抱西方，正如福泽谕吉所大声疾呼的“脱亚入欧”，从开议会、办公司、组建近代政党，全方位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制度。中国在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后同样展现了这种拥抱世界的开放姿态：邓小平出访美国、访问日本，中国代表团广泛接触国际社会，全面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两个国家在推进全面西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竟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地极力强调自身独一无二的“本土特色”。
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日本，即便是像伊藤博文、木户孝允这样身受西方文明熏陶的维新核心元勋，在着手起草大日本帝国宪法时，内心中最为珍视、绝不可触碰的核心底线，依然是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以及日本社会原生的传统文化纽带。他们无论如何都拒绝接受一种无保留的、普世化的全盘西化。这种思维路径，至少从外在形式上来看，与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所反复强调并奉为圭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着惊人的神似。两国统治精英从一开始，就从来没有打算真正无原则、无保留地接受来自西方的整套普世制度。
然而，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深层动力，正是源于这种对“特色”的畸形追逐。有日本学者精辟地指出，早期的“脱亚入欧”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句动员性的口号，日本所吸收的依旧偏重于西方的科技、制度与军事等表层工具。及至后来逐渐系统化并走向狂热的“国体论”，其实在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的时候甚至都还没有被完全体系化地提出来，它是在此后数十年中逐步发酵成型的。从明治后期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思想界与知识精英始终陷入在一种近乎病态的哲学追问中：究竟什么是日本不可替代的主体性？日本学者普遍焦虑于一个核心命题：既然我们已经学习了如此之多的西方技术、法律和文明成果，那么当今的“日本”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在哲学与历史高度上回答“何为日本”这个终极问题。正因如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1942年，日本京都学派等顶级哲学家与文人学者甚至郑重其事地举行了著名的“近代的超克”全天座谈会，野心勃勃地提出要“基于日本的世界史进行重新书写”，试图在哲学与文明范式上彻底超越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与理性主义。
日本从明治维新起步，走过了六七十年虚心求教西方的漫长岁月，但他们思想演进的最终逻辑，绝非仅仅甘于做一个西方的模范学生，而是要完成从“学习西方”跃升至“成为日本”，确立日本作为东亚乃至世界文明新灯塔的霸权地位。他们之所以竭力维护国体论与天皇神圣不可侵犯，除了维持政权合法性之外，其深层更蕴含着一种极其狂妄且真诚的文化野心。他们试图向世界证明，一个已经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富强日本，有能力提供一套彻底区别并超越于西方基督教与自由主义的全新文明方案。
与之形成极其鲜明对比的，则是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内在逻辑。中国自1979年以来的整个发展叙事，其最本质、最不可撼动的核心轴心，自始至终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持中国共产党的排他性一党垄断统治。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经济发展的所有成果与开放限度，归根结底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于统治权力的绝对稳固。在这个过程中，既完全不存在像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群体那样独立且深度的形而上哲学构建，更缺乏像明治至战前日本民众那种对国家神圣性近乎癫狂的真诚信仰与紧密心理联结。在战前日本狂热的民族主义上升期，即便是到了1941年面对严苛物资禁运的绝境，日本老百姓能够真正做到自发砸锅卖铁、捐出家里的铁锅铜勺去支持政府造飞机打仗；而反观当代中国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狂热，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官方意识形态机器定向喂养与操弄出来的虚假口嗨，一旦真正面临切身利益的残酷剥离，这种狂热的脆弱性就会暴露无遗。
“脱亚入欧”的真实历史语境与中日七阶段分析框架
在系统剖析中日近代演进的各个关键节点之前，有必要进一步辨析吴律师刚才提到的“主体性”问题。中国从洋务运动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改革开放，贯穿始终的主线始终是张之洞所总结的“中体西用”；而日本近代对应的提法则是“和魂洋才”——即以所谓的大和民族精神之“魂”，来驾驭西洋引进的人才、科学与制度之“才”，二者确实都在竭力寻找自身的主体性防线。
与此同时，很多人对福泽谕吉当年发表《脱亚论》、倡导“脱亚入欧”的历史背景存在着极大的误解。福泽谕吉早年周游列国，深入考察欧美社会，是当时日本思想界最为敏锐、坚定且具有开明进步思想的改革先驱。在明治维新推行七八年并初见成效之后，福泽谕吉最初的宏大愿景，绝非是要抛弃亚洲邻邦独自西化，恰恰相反，他抱有一种真挚而强烈的“亚细亚主义”情怀。他殷切希望日本在自身改革探索成功之后，能够主动将这套破除蒙昧、推进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毫无保留地推广到邻近的朝鲜半岛和大清帝国，呼吁东亚同文同种的国家紧密携起手来，构建起一个紧密团结的政治联合实体，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殖民狂潮。
然而，这一崇高幻梦在1884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变局彻底粉碎。当时在朝鲜半岛，以金玉均、朴泳孝为代表的一批深受福泽谕吉开明思想启迪的青年改革志士，在得到日本维新势力的暗中同情与支持下，毅然发动了试图推翻腐朽王室旧势力的“甲申政变”。在朝鲜宫廷内部，当时盘踞着由闵妃集团主导的极端保守反动势力，其背后站着以袁世凯为代表的驻朝大清陆军。政变爆发后仅仅维持了三天，这批满怀强国抱负的改革志士便在大清军队与闵妃旧势力的残酷反扑下惨遭血腥清洗与镇杀，政变以极其惨烈的方式彻底覆灭。消息传回日本，福泽谕吉遭受了无与伦比的精神重创与幻灭感。在他看来，深陷官僚腐败、愚昧专制与宫廷阴谋泥潭中的朝鲜与大清帝国，完全是无可救药、扶不起的阿斗。日本绝不能再将自己的国家命运与这两个行将就木的东亚僵尸帝国捆绑在一起，指望与他们携手共进不仅是缘木求鱼，反而只会被他们一同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正是怀着这种万念俱灰的极度愤懑与决绝心态，福泽谕吉才在1885年写下了震惊后世的《脱亚论》，主张日本彻底放弃亚细亚主义的幻想，在精神与制度上与亚洲恶邻彻底割席，毅然决然地“脱亚入欧”。
要将四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与近百年的日本明治维新进行严肃的宏观历史对勘，可以从无数切面入手。而马博士所选取的切入点，正是整个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最具决定性的核心脉络——国家机器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互动博弈关系，以及伴随这一博弈过程所激荡出的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与沉浮。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视角来看，中日两国的转型历史惊人地展现出了大致可以互相印证的七个关键演变阶段或历史节点。
阶段一：虚心向西方求教的启蒙狂热
中日两国在经历长期闭关锁国或政治内乱之后，其近代化改革所迈出的第一步，都是在遭受极度震动之后，统治阶层与社会精英爆发出一种极其真诚、甚至堪称卑微的虚心求教西方的巨大热情。
在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大幕初启之时，整个中国高层和知识界所展现出的那种向西方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虚心求索的劲头，是极其令人动容的。中央各部委与各省市密集组建了规模空前的各类高级代表团，如饥似渴地奔赴西欧、日本、北美进行高密度的考察参访。邓小平本人在出访日本期间，言谈举止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谦逊甚至放低身段，在参观新干线和现代化工厂时由衷赞叹，并频频躬身致谢；即便是在外交舞台上向来以极其严肃著称的华国锋，也抓紧一切出访外洋的机会深入考察西欧工业。
在这段历史考察狂潮中，最具有黑色幽默与历史戏剧性的一幕，莫过于王震副总理率团访问英国的经历。众所周知，在中共党内高层光谱中，王震是一个以政治立场极其强硬甚至偏执而著称的极左派元老代表。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动荡中，王震是最高决策层中最坚决主张动用军队进行血腥铁血镇压的核心鹰派之一；在此前主政新疆期间，其铁腕专政的手段更是令人闻风丧胆。就是这样一位意识形态极其教条顽固的中共“左王”，在率团访问英国时，特意提出要脱离官方安排的接待路线，指名要亲自深入到伦敦普通的工业区与工薪阶层家庭中，亲眼看一看英国无产阶级平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当代表团推开一户普通英国工人的家门时，眼前的景象让包括王震在内的所有中共高级官员目瞪口呆：这户普普通通的英国工人家中，早已全面普及了各种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宽敞整洁的厨房里整齐陈列着大型电冰箱、电烤箱、自动化洗衣机和现代化的取暖设施，衣食住行的充裕富足程度，在当时甚至远远超过了中国省部级高级领导干部的特殊待遇保障线。面对这种巨大的现实文明鸿沟，深感自己搞了三十年社会主义竟让民众普遍陷入一穷二白的王震，在回国后给中央作出的正式考察报告中，情不自禁地讲了一句载入史册的大实话：“我看英国这个国家，除了不是由共产党执政之外，它现在所达到的社会福利与民生保障水平，其实才真正称得上是社会主义！”
这种由于文明反差而带来的剧烈心理震颤，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简直就像是一种逃不脱的“鬼打墙”式历史轮回。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前后，近代著名思想家、后来创办《循环日报》的王韬访问英国牛津大学。在深入游历了英国各地的工厂、学校、议会与市镇，见识到大英帝国有条不紊的法治秩序与社会富足之后，王韬同样在日记中发出了由衷的惊叹：“此真三代之政也！”中国传统儒家士大夫两千年来梦寐以求、苦苦追溯的大同盛世与尧舜禹“三代之治”，原来不在华夏古籍之中，而是真真切切地展现在大洋彼岸的现代英国社会里。
同样的虚心求教阶段在日本明治维新初期上演得甚至更为彻底。明治政府成立伊始，便不惜耗费天文数字的国库财政，以极高薪酬从英、法、德、美等西方先进工业国聘请了数以千计的各行业外国专家与学者（即著名的“御雇外国人”），让他们深度介入并指导日本从无到有的近代化顶层设计。在构建现代法律体系时，整套法典编纂几乎全盘托付给聘请而来的西方顶尖法学教授；在创建现代化近代海陆军与军工造船厂时，陆军和重工业体系则是一丝不苟地全面向普鲁士德国取经学习。两国在这一历史初期，都极为罕见地承认自身的真实落后，并展现出了极其真诚、极其彻底的全面求学姿态。
阶段二：市民社会萌动与自由民权运动的初扬
然而，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从来都不可能由统治集团随心所欲地随意切割。一旦最高统治者为了富国强兵而主动打开国门，从中央层面牵头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与工业生产方式，他们就绝不可能完全将附着在这些技术成果之上的西方近代理念彻底拒之门外。随着工业化与商业贸易的全面展开，限制专制特权、追求法治保障、崇尚民主宪政、捍卫基本人权以及培育市民社会的现代思潮，必然会如同水银泻地一般，不可阻挡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
日本在明治维新拉开序幕仅仅十余年之后，全国范围内便爆发了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自由民权运动”。以板垣退助等人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与广大民间人士，不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被动承受政令的木偶，他们开始大声疾呼并向政府提出一系列极具现代意识的严正要求：国家必须尽快颁布成文宪法，必须明确界定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权利义务边界；民众固然有对国家的效忠义务，但国家更必须以最高法律形式明文保障国民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必须立即开设民选国会，推行公开透明的议会政治，严正抗议少数萨长藩阀对国家权力的独裁垄断。自由民权派明确指出，一个真正的现代文明国家，绝不能仅仅满足于在浅层建造几艘铁甲坚船、制造几门先进大炮，更必须在制度深处落实人民的政治参与权与各项基本人权。
在相隔一个世纪之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完全相同的历史浪潮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地汹涌奔流。随着思想解放与国门初开，整个八十年代的社会思想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多元与蓬勃生机。在基层治理层面，1986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村委会组织法（草案）》，开始探索推行旨在保障农民基层民主权利的两委直接选举；在知识界与青年学生群体中，追求思想启蒙与政治革新的呼声日益高涨，直接引爆了席卷多地的1986年全国性学潮。这一股对民主权利的追求风潮持续蓄积并最终在1989年汇聚成了震动全球的历史性学运。八九学运的诉求绝非仅仅局限于反官倒、反腐败等经济维度的浅层抗议，其核心政治诉求直指最高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呼吁切实开放言论与新闻自由、要求保障基本人权并推动国家迈向政治民主化。
这一个历史时期，可以被精准地定义为中日两国近代转型中的“自由民权初扬阶段”。在这一阶段，民间的权利意识全面觉醒，社会的能动性与公民自主诉求达到了历史的第一个高峰。
阶段三：国家的首次铁腕反扑与制度分道扬镳
然而，民间权利意识的急剧高涨与对政治权力的公开索求，不可避免地迅速触碰到了传统统治集团的最高权力底线。紧随自由民权初扬阶段而来的，必然是庞大国家机器对市民社会的第一次全面反扑与严酷压制。这个反扑现象，同样毫无例外地在中日两国的历史演进中残酷登场。
面对自由民权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燎原之势，日本明治寡头政府在运动最为汹涌的1880年前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极端严酷的立法围剿手段。在民权运动初期的1875年，政府便先行炮制了旨在对民间报刊言论进行严酷政治审查的《新闻纸条例》；到了1880年，面对各地民权组织日益声势浩大的街头演讲与政治集会，明治政府出台了极为严苛的《集会条令》，全面剥夺军人、教师、警察和学生参与任何政治集会的权利，并赋予警察随时强行中止、解散一切未经批准民间集会的特权；而在1887年，当民权运动再次掀起请愿高潮之际，内务省更是抛出了臭名昭著的《保安条例》。该条例极其专横地赋予了警视总监绝对的独裁权力，允许警察直接在没有任何正式司法审判的情况下，将皇居周边三里（约十二公里）范围内的核心禁区——即东京最核心的政治中枢地带——划为戒严红线，将所有被认定为“有煽动骚乱嫌疑”的自由民权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共五百七十余人，在数日之内全部强行驱逐出东京。
然而，在面对国家的第一次反扑时，当年的日本与后来的中国之间，由此迎来了最为关键的命运分水岭。
中国在1989年所遭遇的国家反扑，其残酷与惨烈程度是彻彻底底的毁灭性打击。面对青年学生与广大首都市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和平呼吁，掌握军队绝对指挥权的最高政治强人最终悍然下令开枪射击，出动野战正规军与装甲坦克部队对天安门广场周边进行了血腥镇压。这场暴力清场彻底碾碎了八十年代以来积累的政治体制改革成果，紧随其后的便是在全国范围内铺天盖地展开的全面搜捕与重刑判决，体制内部与全社会被迫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政治学习、人人过关的政治反思与残酷的“秋后算账”，整个国家的政治改良之路被彻底暴力截断。
相比之下，日本明治政府在面对民众争取权利的自由民权运动时，其应对策略展现出了一种极其不同的政治两面性——即在手段上体现为“有疏有堵、打拉结合”。明治政府的掌权者固然动用了《新闻纸条例》、《集会条令》和《保安条例》等恶法进行无情的铁腕压制与驱逐，但在政治大势面前，他们终究没有选择用最极端的军事大屠杀去将民权力量彻底肉体消灭。在筑起高墙进行封堵的同时，明治政府最终不得不做出了极其关键的制度性让步与政治疏导。
正是在自由民权运动长达十余年的顽强抗争与倒逼之下，明治政府被迫兑现了此前被迫许下的立宪承诺，最终在1889年正式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即著名的明治宪法）。平心而论，大日本帝国宪法绝非一部真正意义上确立主权在民的现代民主宪法，在本质上它是一部高度保守的“钦定宪法”。在当年的颁布大典上，伊藤博文身着华丽考究的西式朝服，手捧精心起草的宪法文本，首先恭敬地呈递给枢密院，再由枢密院呈献给明治天皇；明治天皇亲手接纳之后，再以无上天子之尊，将其“颁赐”给时任内阁总理大臣黑田清隆。整套极具仪式感的政治大典在向全天下宣告：这部宪法绝非人民通过社会契约向统治者争夺而来的自然权利，而是天皇作为至高无上的主权者，自上而下施舍恩赐给臣民的特权。宪法开宗明义地确立了“主权在天皇”的核心原则，日本国民在法律上依旧被严格界定为天皇庇佑下的“臣民”。
然而，即便带有如此浓厚的皇权专制底色与历史局限性，大日本帝国宪法依然以极其罕见的魄力迈出了近代东亚历史上极其关键的一步。它破天荒地以成文法典的形式，首次对天皇专制皇权的行使边界做出了某种模糊的制度性限定，甚至在条文中极其暧昧但意义非凡地写入了皇权的行使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依循民意基础的原则；更重要的是，作为对自由民权运动的制度性妥协，1890年日本正式举行了第一届帝国议会选举，并在同年底召开了第一届帝国议会。尽管在近代议会政治开启的最初阶段，能够出面组阁执政的政治力量，依然被牢牢垄断在萨摩、长州两藩出身的元老勋贵手中，形成了充斥着特权气息的华族内阁与超然内阁……
日本近代议会政治的初期局限与制度成果
在近代日本建立内阁与议会制度的初期，权力结构其实高度集中在公卿、具有雄厚实力的维新官僚、旧日的藩主以及部分军队将领手中。在当时的内阁体系中，民选产生的民间议员能够跻身内阁席位的，人数相对非常稀少。举例来说，当时一届内阁可能由十五人组成，而来自民间的议员能够进入其中的往往只有区区几个人。
在那一段时期，虽然伊藤博文出任了日本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但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议会政治尚未成型，体制内并没有形成明晰且成熟的议会运作规则。日本的议会政治如果要谈到真正演变成政党政治，必须等到日俄战争之后，大致在1918年原敬组阁前后，政党政治的架构才算真正确立下来。
回看此前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帝国议会正式召开之时，选举权实际上仅仅赋予了社会中最富有的一极小部分人群。当时的法律对选民的纳税额度设定了极高的门槛，要求每年必须缴纳直接国税达到15日元左右的高额限制，以当时的物价而言这是极为沉重的经济标准。在这一严格的纳税门槛限制之下，全国所有成年男性中，最终能够享有投票资格的人口比例仅仅占到百分之一左右。因此，当时的投票权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从性质上讲，这很难被称作一个能够充分反映广泛民意的现代国会议会体制。
然而，这种体制的建立依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制度的“有”与“没有”，在历史的长程演进中有着根本性的巨大差距。尽管在后来日本军国主义不断抬头的演变过程中，议会屡屡遭到军方和专制权力的压制，最终未能刹住滑向军国主义深渊的历史战车，但国会议会制度在整个日本近代史的发展脉络中，依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制衡与推动作用。这也是日本近代转型与中国近代经验显著不同的关键所在：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初阳阶段，最终成功沉淀出了一套具有实体法律效力的制度性成果并留存了下来。
1990年代中国大众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官方互动
如果顺着历史的脉络继续向前推演，中日两国在后续的发展阶段中又呈现出许多高度相似的历史轨迹。这就是第四个阶段：大众民族主义正式登台的时期。
在中国方面，经历1989年的政治风波与镇压之后，到了1990年代初期，邓小平开启了著名的南巡讲话，明确提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严厉要求，从而全面推进所谓的“第二次改革开放”，将体制的重心再次坚定地拉回到经济改革的轨道上来。在这一方针的推动下，随后的几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同时，当时的外部国际大环境也展现出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不仅冷战彻底宣告结束，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也随之蓬勃展开。在优越的外部大环境与内部经济改革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民间社会获得了迅速成长的客观空间，由此催生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第一波真正意义上自民间自发涌起的大众民族主义浪潮。
对于1990年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成因，贾老师与马老师展开了深入的辨析与补充探讨。贾老师认为，1992年以后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具有几个深层次的背景原因。首先，伴随苏联解体，原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乃至中国国内面临着深刻的破产危机；诸如共产主义远大目标、阶级斗争理论以及人民民主专政等传统说辞，在当时的社会层面逐渐失去了原本的权威与号召力。面对这一意识形态真空，执政当局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既能为自身政权合法性提供坚实背书，又与原有意识形态传统冲突不大的全新理论基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江泽民从1992年开始全面启动并推进了大规模的“爱国主义教育”。所谓的爱国主义，其精神实质与底层逻辑就是官方主导的民族主义。官方开始在宣传体系中重新引入并大力推崇孔子思想以及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历史文化，试图通过向内部历史文明寻求执政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
马老师则指出，如果审视真正具备广泛民间大众参与特性的民族主义，其形成时间节点大致落在1990年代后半期，其标志性事件包括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保钓行动，以及以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乃至《中国可以对日本说不》为代表的出版热潮。这种民间思潮与官方的意识形态构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呼应关系。固然，90年代大众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有一部分来源于体制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但它与过往的官方宣传存在着本质区别。在过去的计划体制时代，所谓的国家立场或口号——例如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基本上完全由国家和政府作为唯一主体在上层发起倡导、自上而下地全盘主导与灌输，民间完全是被动接收的受体。
然而到了1990年代后半期，以《中国可以说不》畅销为代表，以及像童增发起民间对日民间索赔与保钓运动，民间社会开始自发产生独立的情绪表达与利益诉求。这种声音的产生并非完全源于某个单一外在事件的直接刺激，而是民间自发情绪的汇聚。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民间自发涌现的声音，与苏联解体后执政当局在传统意识形态失效后寻求的政治出口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相容性与相合性。由于这种民间的民族主义诉求与官方强化政权合法性的政治需求在宏观方向上完全一致，官方不仅没有对其采取严厉的行政压制，反而为其提供了相当宽广的社会出口与展示舞台，江泽民甚至在一段时期内顺势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针。官方的不予压制，正是这股大众民族主义思潮能够在民间迅速蓬勃生长的决定性原因。
伴随着大众民族主义的持续抬头，中国社会在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出现了一系列标志性的民间涉外抗议事件，包括持续发酵的保钓运动、抗议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等。其中在2002年前后，甚至发生了中国公民前往日本靖国神社在石柱上喷漆抗议的轰动事件。前前后后从保钓运动到靖国神社事件，特别是2001年这一时间节点，成为了中国近代大众民族主义演进中极其重要的转折坐标。
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后日本民族主义的官民共谋与心理撕裂
反观历史上的日本，在经历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潮与明治政府随后的行政压制之后，紧接着在对外扩张的道路上连续打赢了两场改变近代亚洲地缘格局的重大战争——即1894年的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与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
在这两次重大对外军事冲突中，战争的胜利极大激发了日本国内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大国认同。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彻底击溃了原本被视为东亚大帝国的清朝军队。这场胜利给当时的日本带来了极其丰厚的地缘与经济红利，用日本人自己的视角来看，这无异于在对外扩张中发了一笔巨大的“横财”。日本不仅一举获取了辽东半岛以及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大片殖民地，更迫使清政府支付了高达两亿多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这笔赔款数额折算后相当于当时日本政府整整四到五年的国家财政预算总额，是一笔规模极其庞大的资金。日本政府将其中的37%直接拨付充当海军与军事实力的扩充建设，另外一小部分资金则投入到各类近代国有企业的培育与发展当中，在制度与军备上极大增强了日本国家的物质基础。
然而，甲午战争的胜利所带来的自豪感，很快遭遇了极其沉重的心理打击。当时清政府虽然在《马关条约》中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但这一地缘扩张迅速触动了西方列强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平衡。为了防止日本的势力扩张直接威胁到俄国以及德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在俄国的牵头主导下，联合法国与德国展开了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在列强强硬的外交与军事施压之下，羽翼未丰的日本政府不得不妥协屈服，被迫将刚刚吞入腹中的辽东半岛归还给清朝。
这场“三国干涉还辽”给日本朝野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剧烈精神刺激。在长期的历史叙事中，中国史观往往忽略了这一事件对日本社会的深刻影响。实际上对于当时的日本人而言，“三国干涉还辽”被普遍视为近代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其给日本国民造成的心理重创，丝毫不亚于中国后来遭遇“二十一条”时的国耻体验。因为主要是俄国在背后牵头阻挠，日本民众与朝野上下对俄国积聚了深入骨髓的极度仇恨，而同行的德国与法国则更多被视为打酱油的帮凶。也正因如此，随后在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日本为了清算“三国干涉还辽”之恨、以及解决日清战争未尽利益与地缘冲突的直接延续与后续发酵产物。当时在清政府的某种默许与邀请下，叠加俄国在东北亚对日本构成的现实战略挤压，以及洗刷前耻的普遍社会复仇心理，共同催生了这场全面决战。
在“三国干涉还辽”发生后，当时日本报纸与民间舆论掀起了一股极其狂热的复仇声浪。日本民众出离愤怒，普遍认为列强凭借自身的强权实力，蛮横地夺走了日本军队在战场上用鲜血换来的战果。在这一社会心理刺激下，原本在中文语境中晦涩复杂的汉字成语——“卧薪尝胆”，一时间席卷了日本列岛的所有主要舆论阵地，成为了当时的时代核心流行语。日本国民普遍信奉“卧薪尝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信条，而历史的巧合在于，整整十年之后，日本果然通过1904年日俄战争的全面爆发向俄国发动了复仇。
日俄战争虽然最终以日本取得陆上与海上决战的胜利而告终，但这场胜利在本质上是一场极为沉重的“惨胜”。战争结束后，在美国老罗斯福总统的调停斡旋之下，日俄双方正式签署了《朴茨茅斯和约》。然而和约的结果让翘首以盼的日本民间感到极度的错愕与绝望：俄国虽然在军事上失利，但在谈判桌上态度极为强硬，最终拒绝向日本支付哪怕一分钱的战争赔款，同时日本也没有获得预期中广袤的俄国殖民地，仅仅获得了俄方对日本在朝鲜半岛势力范围的单方面承认，以及夺取了南满铁路支线及旅顺、大连等关东州租借地和库页岛南部的权益。
这种结果瞬间在早已背负沉重战争重担的日本社会引发了轩然大波，被国民视作第二次无法接受的国耻。从日清战争到日俄战争的十年时间里，日本国民一方面在明治维新三十年的现代化启蒙与开化教育下形成了强烈的国家意识，另一方面也持续受到日本官方和各大主流报纸有意识的舆论煽动与国耻动员。当时的日本社会呈现出一种由官府与民间从上到下合力构筑民族主义神话的奇特图景：从洗刷三国干涉还辽之耻，到旅顺203高地的浴血攻坚，再到乃木希典将军的悲情神化，甚至包括在万世桥前树立铜像、广受社会各界膜拜的所谓军神广濑武夫海军中佐，整个社会的民族主义叙事完全由国家权力与狂热民间共同缔造成型。
然而，在这股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大潮深处，却深埋着致命的心理割裂。日本当时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包含着两个截然不同却又相互激化的面向：一方面，是军队在对外战场上不断击溃强敌、为国家开疆拓土夺取殖民地与势力范围所带来的纯粹民族自豪感，国民由衷产生“我身为大日本帝国臣民而倍感光荣”的虚荣与狂热；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支撑这种对外扩张所背负的沉重苦难。为了打赢日俄战争，整个日本社会付出了惨绝人寰的伤亡代价，由于国力贫弱，政府几乎是在靠发行海量外债、竭尽全力透支财政维持战争机器。千千万万普通家庭勒紧裤腰带、在极度贫困中忍饥挨饿全力支持前方战事，原本全心期待能够像甲午战争那样从俄国身上敲骨吸髓、分得巨额赔偿与横财以改善自身生计。
当得知《朴茨茅斯和约》没有赔款的冰冷现实后，长期压抑的期待瞬间彻底崩塌，演化为了对明治政府无能与出卖国民利益的极大愤懑与剧烈反噬。1905年9月，极其著名的“日比谷纵火事件”（日比谷烧打事件）在东京震撼爆发。愤怒的市民与民众走上街头，不仅席卷了整个东京，更迅速蔓延到了大阪等各大工业城市。在日比谷纵火事件中，抗议民众不仅围攻政府机构与主流报馆，甚至直接捣毁、焚烧了全东京近70%的“交番”（警察派出所）。民众用最暴烈的方式宣泄着对体制的强烈不满：老百姓为了国家的战争付出了所有，最终换来的却是一场空欢喜。因此，这种基于受辱与愤懑的情绪，构成了民众民族主义反噬政府的另一股极端力量。
晚发帝国的认知焦虑与外部环境的阶梯式刺激
回看1894年的甲午战争与1904年的日俄战争，客观而言，那一时期的日本在国家体制上尚未真正演变成完备成熟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权。当时的对外战争，在性质上更多表现为一种试探性的、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帝国主义向外争夺势力范围的行为，仿佛是国力初成的国家偶尔向外挥出一拳、抢夺一部分战利品和地缘利益后随即收回。然而，这两次对外战争在整个日本近代思想与社会意识的演进过程中，却极其致命地为后来三四十年代全面军国主义体制的形成，打下了无比深厚且难以逆转的庞大民意基础。
探究日本军国主义的成因，不能仅着眼于其国内政治体系的发展，更需要考察当时的外部国际环境。从外部世界来看，近代日本的激进化过程经历了一系列外部台阶的层层推升与连锁刺激。在日清战争与日俄战争洗礼之后，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虽属于协约国阵营，但在战后的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社会普遍认为自身并没有获得与战胜国地位相称的实质性利益与尊重。更为让日本感到难堪的是，在巴黎和会前夕，北洋政府巧妙地借助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中关于民族自决与反对秘密外交的条款，在国际讲坛上公开揭露中日涉案条款，使得日本在国际舆论场上颜面尽失。此后的一系列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与条约，更是通过严格限制美英日主力舰建造比例，进一步强化了日本国内关于受到西方强权打压的被害者叙事。
从1895年直到1925年的三十年间，外部世界不断发生的一系列国际事件，如同一级又一级的台阶，持续且强烈地刺激着日本全社会的整体民族情绪。在日本社会的深层认知中，逐渐根深蒂固地确立了一套极端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世界观：当时的国际秩序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社会，任何国家如果不变得极其凶悍与强大，就注定要沦为被列强任意欺凌的鱼肉。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日本对外民族主义叙事中，来自西方列强的这种傲慢、打压与防范是具体可感、极其显而易见的。
这里存在一个致命的宏观历史时间差：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本质上属于一个非常后期的“晚发帝国主义”现象。当日本经过数十年的明治维新与流血战争，刚刚挤上列强餐桌准备分享殖民扩张盛宴的时候，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强国早已完成了各自的海外圈地与原始积累。当威尔逊在“十四点原则”中大张旗鼓地宣扬“民族自决”，推动国际社会逐步告别传统殖民主义、转向新型国际秩序时，整个国际规则发生了根本逆转。
对于刚刚登上餐桌的日本而言，这变成了一个无比尴尬且怨毒的处境：西方老牌帝国在已经吃干抹净、大快朵颐之后，开始优雅地拿起餐巾擦嘴，宣布宴席已经结束、大家不许再抢饭吃，甚至高呼要保护弱小民族、倡导民族自决与和平规则。可此时的日本才刚刚完成对台湾、朝鲜半岛的吞并，并在中国南满确立了初步的殖民特权。西方突然提高的道德门槛与国际新秩序，直接把日本置于道义与地缘拓展的死角。在日本人看来，西方列强完全是虚伪至极的既得利益守护者，这种晚发帝国的深刻心理挫折与外部时间差，最终成为了日后日本与英美自由主义阵营发生全面破裂与殊死决战的关键历史伏笔。
中国公民社会黄金十年与日本大正民主的繁荣期
经历过第四阶段大众民族主义的狂热与阵痛后，随着国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的自我沉淀，历史顺理成章地推进到了第五个阶段：即市民社会的全面高扬阶段，亦可称之为自由民权运动的第二次复兴期。
这一阶段在中国的发展脉络中，正是人们时常怀念的胡温时期的所谓“公民社会黄金十年”。在这段时期，中国的公民参与和权利意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实践空间。2003年孙志刚事件爆发后，“三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通过民间法学知识分子的理性发声，直接促成了国务院废止实施了数十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实现了民间力量推动国家重大行政法规废改的先例。在随后几年中，各地公民自发参与基层人大代表独立参选；各类环保、维权、扶贫与助残等民间非政府组织（NGO）及公益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登上历史舞台。
这种公民社会的自发能量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前后达到了顶峰，面对突如其来的特大自然灾害，面对政府救灾机制短时间内的力所不及，全国民间自发组织起了规模空前的救援队、志愿车队与物资赈灾网络，展现出公民自治与社会互助的强大生命力。与此同时，新闻媒体的异地监督蔚然成风，以《南方周末》、《新京报》为代表的深度报道与调查记者群体大批涌现，直击社会阴暗面与地方权力滥用；人权律师、维权律师群体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成规模地介入各类公益与行政诉讼案件。到了2009年，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正式兴起，开启了长达四五年的公共舆论黄金时代，公共知识分子与普通网民在网络广场上就各类公共议题展开极其热烈、深度的讨论与权力监督，市民社会在此期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扬态势。
将这一时期的中国与近代日本进行对标，日本所对应的正是极其著名的“大正民主”（Taisho Democracy）时期。大正时代大致从1912年延续至1926年，这一时期民主政治的繁荣，在某种层面上与大正天皇个人的身体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正天皇自幼体弱多病，执政后身体状况愈发恶化，在政治实践中基本处于不问世事的状态，将国家内外繁杂的政务全盘交由内阁总理大臣全权处置。遇到重大事件时，天皇往往只是按部就班地听取内阁意见，自身极少直接作出决断。
更有甚者，大正天皇在位中后期身体每况愈下，时常陷入昏迷，并伴有严重的精神疾患与神经衰弱症状，最后六七年间甚至完全丧失了处理政务的能力。流传甚广的一个历史细节是，在帝国议会举行极其严肃激烈的政务辩论期间，坐在上方的大正天皇竟然当众将手中的诏书或资料卷成纸筒，像望远镜一样放在眼前好奇地玩弄张望。由于天皇无法视事，其皇太子裕仁从二十岁起便正式以摄政王身份代行国政。大正天皇客观上的这种身体虚弱与长期不作为，反而在客观上促成了日本政治结构中某种难能可贵的“无为而治”。如果将这种政治生态与中国那个时代进行类比，它恰恰高度对应了胡锦涛时期所强调的“不折腾”理念——最高掌权者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经济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顺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后的全球化潮流，从而给民间的自主生长腾出了难得的政治缝隙。
在大正民主这片肥沃的土壤中，日本市民社会结出了丰硕的宪政与民权果实。最为核心的标志，便是1925年帝国议会正式通过了里程碑式的《普通选举法》。该法案彻底废除了此前极为苛刻的财产与直接国税限制，直接给予了全体成年男性平等的普通选举权。虽然当时女性选举权尚未得以确立，但这一改革依然使得日本合资格的选民人口迎来了爆炸性的几何级数增长。伴随着选民基础的急剧扩大，日本政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组党潮，两党交替执政的政党内阁制走向成熟；工会组织合法化与蓬勃的工人运动席卷全国，各类保护底层劳工与租佃农权益的社会团体纷纷设立。与此相伴随的，是各种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思潮在日本社会的自由传播与公开讨论。值得一提的是，陈望道翻译的第一版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正是依据大正民主时期在日本公开出版发行的日文译本转译而来的。日本的大正民主，在社会维度的开放性与多元性上，恰如其分地映照出了中国公民社会黄金十年的历史盛况。
国家权力的第二次反扑：两国的思想压制与污名化手段
然而，人类宪政与极权的历史表明，当民间社会一旦开始展现出自身强有力的组织能量，试图从威权国家机器手中依法争夺和索回属于公民的法定权利（rights）时，国家体系中垄断的绝对权力（power）便必然会感到深层的统治危机，进而露出专制的獠牙，运用国家机器展开极为残酷的镇压与反制。这就是历史推进中的第六个阶段：国家权力的第二次反扑。
在中国，这场针对公民社会长达十余年且至今仍在持续的高压反扑，大致自2011年“中国茉莉花活动”受到严厉扑灭起拉开帷幕，并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进入所谓“新时代”后全面加速升级。在思想与意识形态领域，官方迅速抛出“七不讲”（即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随后更出台了“两个维护”、“四个意识”等极具个人集权色彩的政治政治规矩；对家庭教会以及各类未登记宗教团体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清剿；2015年7月，更是发起了震动中外的“709大抓捕”，将全国范围内数百名长期为弱势群体维权、代理敏感人权案件的人权律师、法律工作者及维权人士一网打尽。
事实上，早在709大抓捕之前，国家权力的反扑就已经在舆论阵地全面打响。2013年，官方掀起了极其残酷的网络“舆论清场”，首当其冲的目标就是将微博上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彻底“去大V化”。拥有上千万粉丝的网络大V薛蛮子被安排以“嫖娼”罪名示众，像慕容雪村等一大批长期坚持批评与监督公权力的知识分子被全面封号消音，国内几乎所有纸媒与门户网站的调查记者团队被彻底解散干掉，整个公共舆论场迅速退化为鸦雀无声的荒漠。
现场的吴律师结合亲身经历，详细回忆了那段令人扼腕的转折历程。在2012至2013年贵阳著名的“小河案”审理期间，整个辩护律师团队在微博上针对案件展开了全景式的现场文字直播与曝光。在那个短暂的窗口期，微博上甚至没有任何删帖行为，律师们得以把专案组对当事人进行的刑讯逼供细节、严重的司法程序不公完完整整地公之于众，引发了全网数以千万计网民的共同“全民围观”。当时吴律师甚至还十分警惕地私下同周泽律师商讨，提醒大家在掌握如此巨大的公共舆论喇叭时一定要保持审慎、恪守专业底线，千万不能因为情绪化发声出现事实失误，甚至开玩笑说“要防止我们自己的舆论独裁”。然而谁也没有预料到，这种律师能够公开揭露司法黑幕、舆论能够有效制衡权力的相对开放状态，仅仅勉强维持了两三年时间；一迈入2015年，整肃的铁拳便轰然落下，当年参与围观与抗争的整整一代维权律师几乎被全盘摧毁。
对照近代日本的历史演进，国家暴力的反扑轨迹与中国如出一辙。在大正民主看似迈向顶峰的1925年，明治宪政体制内在制定颁布赋予男性普选权的《普通选举法》的同一年，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同一批官僚手中，悄然出台了臭名昭著的《治安维持法》。这部恶法明确将“以变革国体或否定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之结社与活动”直接定罪，确立了等同于中国法统中“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严酷罪名。在《治安维持法》的掩护下，日本军政权力对社会上的所有左翼思潮、工人运动领袖、自由派大学教授以及学生激进分子展开了持续数年的血腥清洗，秘密搜捕动辄牵涉成百上千人。为了实现思想层面的绝对控制，日本专门从警察系统中剥离并扩编了令人闻风丧胆的“特高警察”（特别高等警察），其唯一的核心职责就是像思想宪兵一样，全面监控与严厉铲除国民在言论与思想领域的所谓犯罪苗头。
在大正民主向军国主义深渊滑落的过程中，最为标志性的思想清洗事件莫过于东京帝国大学宪法学泰斗美浓部达吉教授的“天皇机关说”事件。作为名震一时的宪法学泰斗，美浓部达吉在其构建的宪法学理论中主张，国家的统治主权属于国家法人自身，而天皇只是这一国家宪政法人体制之下的最高统治机关（即“天皇机关说”），正如现代共和国中的国家主席或美国总统一样，天皇绝不能作为神格化的绝对意志超然于宪政体制与主权国家之上。这一理论实质上蕴含着人民主权的宪政内核，强调任何统治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受到制度与法律的明晰约束。
事实上，“天皇机关说”在西方近现代宪法学与政治学中本属于最基础的常识性认知，美浓部达吉在日本大学讲坛上系统讲授并公开出版阐述该学说已经长达二三十年之久，其著作长年畅销、被司法考试与官僚系统奉为圭臬。然而到了1930年代法西斯军国主义狂潮涌起之时，这一曾经的法学常识却被军方与右翼激进势力打成大逆不道的叛国异端。最终，美浓部达吉的学术专著被全盘查禁，他本人被迫辞去公职，甚至被从享有崇高社会声望的帝国议会贵族院（华族）议员席位中彻底驱逐出去。这种常识在短短数年间沦为禁忌的历史惨剧，与中国在2015年之前尚可在大学讲堂与官方刊物上公开探讨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与党政分开，而如今这些词汇彻底沦为政治禁区的历史宿命形成了无比惊人的呼应。
伴随制度反扑的，是两国在政治话语层面极其一致的社会污名化清洗策略。在当代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亲眼见证了“公知”（公共知识分子）这一原本代表着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独立批判品格以及公众敬仰的崇高名词，在官方媒体与网络宣传机器的系统性抹黑下彻底黑化，沦为了人人喊打的负面标签。在今天的官方叙事中，所谓的“公知”被刻意贬损为专门盯住体制漏洞与执政过失不放的“苍蝇”。
而在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同样量身定制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政治清洗专有名词——“非国民”。在全面推进所谓大日本帝国皇道事业的过程中，任何胆敢对国家大政方针表达丁点怀疑、批判军费开支或质疑对外侵略扩张的国民，都会被官方舆论与被煽动的狂热大众直接打成“非国民”。扣上“非国民”的帽子，意味着这个人被直接从国家与民族的情感共同体中彻底驱逐出去，当事人不仅会在瞬息之间被彻底剥夺所有的社会信任与生存空间，更会面临亲友反目、全社会孤立与秘密警察随时随地的拘捕迫害。这种通过制造恶毒词汇实施群体诛心的手段，与中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将异见人士打成“黑五类”、在现实中将其全面吊照封杀的做法完全如出一辙。
走向国家主义解决方案：内外维稳、造势与战争动员体制的阴影
市民社会的高扬与国家权力的反扑在历史进程中往往是复杂交织在一起的。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逻辑在于：当一个政权动用国家机器彻底将健康的公民社会、市民自治组织与独立监督力量全面压制碾碎之后，它自身必须被迫站出来，拿出一整套替代性的方案来回答国家的未来究竟走向何方，必须给充满焦虑与危机的社会强行灌输一套新的宏大愿景。无论是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政权，还是当今的中国执政体系，在面对极其严峻的内外社会矛盾与合法性危机时，最终给出的都是同一套危险的终极路径——即彻底倒向“国家主义的解决方案”。
在近代日本，当国内经济大萧条、农村破产、劳资冲突激化等严峻社会矛盾无从化解，而在压制民主运动后政治机制又全面失灵之时，日本统治阶层内部的几股激进反动势力最终发生深度耦合，给出的终极出路就是：倾举国之力向外突围，不惜一切代价掠夺外部的生存空间。在成功将朝鲜半岛彻底并吞之后，日本迅速炮制出了著名的狂热口号——“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扩张的方向被彻底锁定，整个国家从此被全面绑架在以牺牲周边邻国生存权为代价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战车之上。
回看2012年中共进入所谓“新时代”以后的治理逻辑，在彻底摧毁公民社会的自治网络之后，同样在方方面面全盘推行了一套高度对标的国家主义解决方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中国梦”等宏大口号的遮蔽之下，这种国家主义全面渗透到了各个领域：
在经济领域，最为典型的特征便是“国进民退”。国家权力全面主导产业政策，从早期大炼芯片，到后来官方热炒的“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再到近期频繁造势的所谓“新质生产力”，祖国的新名词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其底层逻辑依然是高度中央集权化、由政府产业补贴和行政指令驱动的国家主义经济模式。这种国家主导模式的致命之处在于，它依靠透支全社会巨量资源堆砌出的局部亮眼数据背后，存在着全社会根本无法看清的庞大沉没成本与资本浪费。这种违背市场配置规律的国家主义产业政策在长期内不仅效率极其低下，而且通过国家天量补贴强行制造结构性产能过剩，能够真正成功引领国家经济走出衰退泥潭的概率在历史上微乎其微。
在外交与国际战略领域，国家主义的外交模式更是一览无余。伴随着中国对外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战狼外交”姿态，传统的韬光养晦策略被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在南海、台海及整个印太地区表现出极强的区域主导意图，甚至提出构建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试图从根本上改写并取代二战后由英美西方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近代政治学中帝国的核心本质，就在于其具备对周边邻国进行单方面干涉与强行控制的战略能力，而当今中国正是在极力追求并营造这种地缘霸权与对外干涉能力。
历史的荒诞之处在于，当审视日本当年关于“满蒙生命线”的历史论述时，其词汇系统与当今中共的官方政治话语存在着惊人的镜像重合。中国外交辞令中反复高调宣称“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与当年日本军阀将满蒙地区视为不容染指的“生命线”在战略话语逻辑上如出一辙。不仅如此，两者在制造受害妄想与危机动员话语上更是高度同构。日本当年在滑向全面战争的过程中，开动宣传机器给全体国民反复灌输著名的“ABCD包围圈”阴谋论——宣称大日本帝国正处于由A（America，美国）、B（Britain，英国）、C（China，中国蒋介石政权）、D（Dutch，荷兰东印度殖民地）组成的包围绞杀锁链之中，借此向全体国民疯狂制造外部世界试图扼杀日本的极端不安全感。而在当今的中国，官方舆论场与狂热民族主义者同样整天大肆鼓吹美日等西方阵营构建了所谓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渲染中国正处于严密的敌对包围网之中。
针对所谓的“岛链”与地缘不安全感，马老师展开了非常生动的哲学与地缘剖析。所谓“第一岛链”的地缘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人类仰望夜空时所辨认的星座一样——星座究竟存不存在？你说它存在，只要在头脑中将几颗互不相干的星星用线条连在一起，它就变成了一个星座；但如果你不刻意去连，那处在海洋中的每一座岛屿不过就是各自孤立安宁的岛屿而已。然而，一旦一个国家执拗地将这些地理单元连成一条防卫链条，它反而会强行刺激内部产生一种必须不惜代价“冲破锁链、杀出重围”的非理性偏执。
这种所谓的“岛链困境”，本质上是一个病态的心理共生体。对于一个内心深具严重不安全感的威权政权而言，周围的一切客观地理存在都会被其幻视成紧紧勒住自己的铁链；而对于一个崇尚自由贸易、文明开放的现代正常国家而言，海洋与航道不过是保障全球贸易自由流通的安全纽带。
中共体制之所以对外部世界展现出如此强烈的受害妄想与极端缺乏安全感，整日疑神疑鬼、担忧外部势力封锁马六甲海峡、巴士海峡或台湾海峡，其根本症结绝非源于外部威胁，而是根深蒂固地源自专制体制自身的内在恐惧。为了实现对内部社会的严密极权统治，专制者最经典的驭民权术正如养猪场里最高明的手段——要想让圈里的猪老老实实听话服从管教，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恐吓猪群，告诉它们猪圈外面的世界全是随时准备吞噬它们的大灰狼。
在当今全球化与多边自由贸易体系高度成熟的时代，任何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只要积极融入世界贸易分工，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的跨国贸易交换获取维系国家繁荣所需的全部关键资源，无论是战后的日本、韩国，还是澳大利亚乃至欧洲诸国，无不充分印证了这一文明路径。中国体制之所以彻底丧失这种安全感，是因为专制独裁政权自身在本质上缺乏道义的合法性与正义性，在它的潜意识中，完全不存在真正的平等自愿贸易理念，因此永远用零和博弈与霸权争夺的敌意眼光审视世界。全世界所有的极权专制政权与独裁暴君，无时无刻不在恐惧外部世界要颠覆自己，正是因为专制者自身清楚自己建立在暴力与谎言之上的统治是不义的。
这种历史宿命同样体现在对“生存空间神话”的反思上。当年日本军阀声嘶力竭地恫吓国民，叫嚣一旦丢掉了所谓的“满蒙生命线”，大日本帝国的国运就将彻底走向毁灭，日本在未来的全球争霸中必将一败涂地。然而二战后的真实历史给了这一谎言一记无比响亮的耳光：在战败并被彻底剥夺了满蒙乃至全部海外殖民地之后，退守本土的日本在和平宪法与自由市场经济保障下，迅速在战后数十年间创造了震撼世界的经济腾飞奇迹；而亚洲四小龙同样在没有任何海外殖民地与狭小地缘空间的条件下实现了极度繁荣。这雄辩地证明，当年从山县有朋从欧洲学来所谓“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再到后来的大陆政策，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客与陆军军头为满足自身权欲而绑架国民的彻头彻尾的大忽悠。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这种国家主义解决方案目前仍处于高速推进与法律准备之中。在法制层面将日本1938年战时体制下的《国家总动员法》与中国现行的《国防动员法》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更为严酷的现实。在日本1938年战时通过的《国家总动员法》中，虽然赋予了军国主义政府广泛征用民间百姓财产、房产及土地的战时特权，但在法条后文中依然保留了一项实质性的约束条款，即明确要求政府对征用的民间财产必须“给出适当的补偿”。
相比之下，中国的《国防动员法》在赋予国家在战时全面没收与征用民营资产和个人财产方面则显得更为绝对与无情。虽然条文中同样提及在战争结束后再视情况予以适当补偿，但在专制政权缺乏任何独立的司法审查与程序正义的现实背景下，这种所谓的“战后补偿”完全沦为空头支票。更为严峻的是，当权者完全可以凭借政权的需要将战争状态无限期拖延下去，正如国共内战在法理与现实政治话语中至今未曾正式终结一样，这意味着民间的合法财产一旦被国家机器吞噬，便彻底沦为长期不可逆的历史沉没物。
沿着这一完整的历史逻辑脉络梳理下来，中国当下的制度与社会演进展现出了一种令人极其不安的危险趋势：从大众民族主义的官民共振，到市民社会的彻底沦亡，再到全面转向强硬对抗的国家主义与战时动员法律体系的成型，中国社会仿佛正在一步步沿着当年日本的毁灭性老路，不可逆转地滑向类似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乃至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的历史悬崖边缘。
日本战前民族主义与侵略的实质
不管是说被洗脑的也好，或者老百姓自发的也好，国耻也好，再到后来太平洋战争之前，老百姓捐款捐物，然后一家人穷得天天吃没有任何馅儿的这种白饭团，都要把钱捐给这个军队，那种民族主义是真实的。我会觉得日本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到1941年的那个民族主义是特别真实的，就是老百姓支持战争也是真实的。
毛泽东当年说要把日本人民跟日本军国主义分开，老实讲，我觉得我是分不开的。不是不是，我是分不开，我觉得实际上很难分开，包括日本的神道教、靖国神社的各种因素等等。你要说把发动军国主义的决策者跟那些狂热支持军国主义的群众分开，我觉得很难，就像你现在很难把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分开一样。
那好，我是想说，首先民族主义是真实的，第二个就是军国主义也是真实的。日本打是真打。光我们今天录节目正好是九一八95周年。从九一八搞起来，然后到在北京扶持区域性政府，在蒙古扶持区域性政府，然后在南京扶持区域性政府，他对中国的这个侵略是真实且步步为营的。虽然经常说什么三个月结束是意料之外等等，但是你后来一个接一个地成立区域政府，你就是想蚕食嘛。我觉得这个侵略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日本对于满蒙或者对于东南亚的资源掠夺，完全是出自于自身资本主义发展特别巨大的现实需要。
回头或者说中国的军国主义，就是中国当下，我首先觉得中国的民族主义成色不足。成色不足的意思是说：你真要打台湾，你愿意捐2000块钱吗？大家会说：“我真的有2000块钱，但我可以捐一个亿，因为我没有一个亿；2000块钱我捐不了，我能捐一个亿。”但是大家都只是说说而已。就是说打台湾捐一个月工资、捐一年工资，我会觉得没有真正到跟前，没有人会做这样的选择，这是我的判断。
县城民营企业家与大一统思想的经济基础
但是我确实和你这个恰恰相反。因为那天我们和马老师在讨论的时候，也是国内来了一个朋友，和我观点是一样的。我说，可能确实有一部分人是对共产党说假话，我其实不支持你，但我表面上支持你。但是你也知道，经过这么多年洗脑，有大批的小红卫兵、老红卫兵，一定有两种力量，任何一种力量都不在少数。
其中我们提到了一个共同点，以我所知道的一些、我了解的县城，那些民营企业家，那些像我这个年龄的老哥们儿，绝对如果说打台湾，马上捐钱，1000万、2000万他真的会捐。就是因为他确实也有钱，他甚至会觉得我把企业捐给国家，实现打台湾大一统，多么好，因为从小就接触了这些。
最近我在看《李登辉传》。看《李登辉传》，李登辉不是和江泽民，包括和杨尚昆、邓小平，都有单线联系。江泽民他们那些领导人告诉李登辉说：“我如果不对你表示强硬的姿态，我在党内是没有办法的，我会被他们认为很软弱，因为我们全党的共识就是要对台湾保持高压姿态。”
在这一点上我和贾老师只是部分相同，但我担心这种观点太扩大了，我们看不到那些真正的粉红，他们掌握了大量的经济实力，掌握了大量的社会动员化力量。
我不认同。粉红这种脑子怎么可能掌握大量的经济实力？这不可能的。一个人如果脑子是粉红的话，赚钱是很困难的。
落后的中国的基本盘有很多，基本盘里你知道有几个是明白的？真的有几个是明白的？很多40多岁的一些重点企业家。我认识一个企业家，也是几十亿的身价，原来就和我一个局里讨论什么：我们一定要上雄安大发展，我觉得习总书记说了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爱国跟赚钱是不矛盾的，真的不矛盾。因为中国有大批的企业就是做房地产的、做矿业的。我觉得这个话分两部分讲嘛：一部分就是真正的在沿海融入了全球供应链的这部分人，他是明白人，很多，而且他有视野，或者他懂外语，受过高等教育，出过国怎么样的，生意有一些都是来自于国外的，这部分人肯定很难说，他也不是基本盘；但是你要知道，大量的这种生意也是跟国外没有关系的，因为中国还有14亿人要在国内吃喝拉撒，对，有这种最基础的消费，很多人是做这些生意的，他其实跟国际上真正没有卷入到国际资本商品的大循环里面去。另外一个就是，赚钱归赚钱，国际化归国际化，骨子里还是中国那一套。像张晓峰说打台湾我会捐钱，他是一定要捐的，如果真的有战争动员的话。
国内舆论场反战声音的缺失与网络阴阳怪气
而且我观察国内的情绪，到现在这样一个状况，居然没有任何反战的声音。都到这种有可能发生战争的状况的时候，大家没有任何反战的情绪，也没有潮流，也没有思潮，各个阶层都看不到，知识分子也看不到，一般的市民阶层也看不到，啥都看不到。你说体制内他们没有办法说话，那可以理解，但是整个我们看到的各个舆论场，我是没有看到反战的声音。
我是看到了一些具体现象。我们以前不是录过小红书冲塔的那期节目吗？其实你现在在官方各个视频里面或者一些主题下面，会看到各种阴阳怪气。昨天就有一个事儿，昨天说有两姐妹，一个是台湾人，一个是大陆人，是俩亲姐妹，一个94岁，一个89岁，然后在机场相见。大陆的表姐妹穿得破破烂烂的，台湾的那个就很洋气，皮肤也很好，发型也很好，虽然头发白了但状态特别好。大家就在底下阴阳怪气说：“猜猜哪个是台湾的，哪个是大陆的？”那就很明显嘛，就是说人家先进成这个样子，你要统一他干啥？
还有把台湾那个议员，就是骂人的那个王世坚，王世坚那个视频传来传去，说人家议员是可以这样问政的。还有蒋万安，虽然蒋万安我们看着认为很烂，但是很多大陆网友觉得说，你看台北市长多清新。凡是有这种台湾大陆对比的，比方说人均GDP 4万美元，你中国大陆差多少，还有台湾的健保，各种各样的，可对比的东西很多。在这些话题底下，大陆网友的那种阴阳怪气，我跟你说，如果真要打，这部分人一定是反战的。至少就是说，我肯定会阴阳怪气你。
缺乏明确公开反对者的战争决策机制
但贾兄，包括马老师，我这两天在看日本战前史，给我得出一个强烈的冲击是什么？战争不是自己实力多么强，不是对方多么弱，不是多么理性的选择，最重要是什么？发动战争的那些利益集团，没有人明确公开地站出来反对他。
以日本为例，你看太平洋战争决定偷袭珍珠港之前，海军都两次兵推说打不赢。但是除了天皇的兄弟，天皇的兄弟和他说打不赢，你别听海军的，海军自己都说打不赢，他们只是为了面子。然后天皇两次最终的会议，御前会议元老们，你们都说说，元老们和东条英机争论得很激烈，但东条英机最后和天皇汇报说：我们达成了一致。后来重臣会议也没有激烈的反抗。
中国也是这样，谁去反抗？我们能看到一个上街反抗说阻挡台湾战争、不能打台湾吗？因为现在我们面临最迫切的危机问题就是台湾嘛。贾老师说了，台湾是宝岛，文明好，中华文明的宝地，中国文明都在台湾呢，世界文明高地，为什么要打人家？谁敢站出来说？但是反过来叫嚣战争的却一直在说。
另外你再看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你能说是日本军部和首相的策划吗？现在看就是前面石原莞尔那些人，关东军干的，就是一帮参谋，48小时就把奉天打下来，很快一拍板就打仗，就把整个东北都占领了。东京方面除了事后认可，谁也不敢说处分前面的军人，没有人敢说。所以我认为没有反对的才是最危险的。
盲目自信、新闻管制与统治经济体制
去年我碰到两个从国内过来的朋友，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企业家、企业主，应该说见识都是很广的。我就跟他们聊现在台湾的事情，我就说：你们国内怎么样？担不担心打台湾？万一打台湾之后会有制裁嘛，肯定对经济会造成影响。
然后他们怎么回答？肯定会让你们惊呆了。他们说：“这都已经制裁了多少年了，不也好好的？我们打贸易战已经从2018年打到现在了，而且好像现在还占了上风，对不对？有点占了上风的，所以不怕。你看制裁之下，我们现在搞这种科技这么厉害，搞内循环等等，我们是能转得过来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现象。一旦人觉得战争这个事情不可怕，自己扛得住，发生的话可能也在万里之外的某个地方发生，跟自己本土没有关系。日本当年就是这样的，大量的人觉得战争在遥远的万里之外，不会到本土的，但最后就是本土决战了。
另外一点我想补充一下，1904到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人死了数十万人嘛。打旅顺203高地那个地方，当年我去的时候，就有一个乃木希典用战场上的子弹熔铸成的碑，叫“尔灵山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纪念他的亲儿子，他亲儿子就死在那里。他是日本的战神乃木希典，乃木希典的儿子死在那里。但是当时日本在日俄战争的惨败也好、战争伤亡也好，日本国民是不知道的，媒体基本不报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日俄战争之后有日比谷烧打事件，因为战场上放的全是胜利的好消息，大家都以为我们可以很顺利地打赢战争、拿到一笔很大的赔偿。结果日本是惨胜，赢是赢了，但是国力和人力实在是到了极限，到了极限不得不自己结束战争。为什么明治天皇去世的时候乃木希典自杀？因为在他手里死的人太多了，他知道战争的危害。但是日本国民在那种新闻管制下，没有人敢去详细统计那些东西。
另外一个，刚才说的中国企业家觉得“你们封锁我们，国内仍然挺好”，习近平不是也提倡内循环吗？我看日本史，昨天我看到有一段，日本在1931年到1941年期间，也在主张这么个东西，就是我们要振兴日本自己的经济，搞类似内循环的东西，他们当时叫做“统制经济”。统制经济就是要搞计划经济之类的，要管工资、管配给。而且在中央政府三十年代成立了企划院，企划院其实就类似于中国当年的计委，各种生产怎么安排，包括核心的几个产业要成立卡特尔，就是托拉斯这种产业联盟，然后我们要规定重点发展什么东西、价格怎么规定、市场生产怎么规定，搞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企划院其实有很庞大的计划，后来我看对企划院的评价，就是受到日本民间资本主义的猛烈对冲，但是最后有部分目标实现了，部分目标没有实现。因为日本毕竟是一个保障民间私有产权的国家，和中国还不太一样。但从当时军国主义的节奏来讲，我认为它在政治、经济、外交、宣传包括法律各个方面，和中国非常非常相像。
领袖神话与青年军人动员机制的对比
但是你说有不一样的地方，也有。起码有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就是民众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动员的问题。当年像日本的话，天皇是一个神，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大家读着《教育敕语》长大，真的是可以为天皇去死的，所以动员力很强。小粉红可以为习总书记去死？哈哈哈哈。所以从动员力来说，当年像日本的天皇处在那里，是一个魅力领袖、神一样的存在，有强大的动员力。
而且当年战争军国主义推动的过程，是中下级军官去推动了所谓的“昭和维新”和“下克上”，整个三十年代都在推进这个东西。他们对自己做的事情有很高的崇高感和正义感，认为我们是在做正义的事业，带着某种国民觉悟，认为就应当这么做。而且大量的国民也认为军部现在是在做正义的事情。因为当时日本最高层政治其实由三块组成：一块是天皇，一块是官僚，一块是政党政治家。在下层军官看来，官僚跟政党政治家全部是腐败的、争权夺利的；资本家财阀过着那么好的日子，垄断各个产业，财阀、官僚、政治家全部都是坏的。只有我们军人是这个国家的基石，看下来能帮我们主持正义、能把这个国家真正带到一个好方向的，只剩下军队和军人了。
那这个条件在我国是不具备的，我们55个将军都是贪污被查下去的，军队本身没有说服力。但是对他们的腐败指控，两个国家当时是挺像的。不过发动战争的具体车轮是由青年军人转动起来的，这点和中国是不是不一样？
但是中国青年军人的真实状况，我们其实现在很难知道。我可以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在武警部队，我不敢说哪一年了，怕共产党查出来，他职务非常接近高层。有一次我问他，聊起来老百姓有游行示威自由，他很不以为然，非常自信地说：“我们部队力量非常强大。”然后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你妈妈在游行队伍最前面，你敢开枪吗？”你猜怎么着？敢？他没说不开枪，没斩钉截铁地说不开枪。这就意味着他会开枪，因为部队上绝对是命令执行是一切，共产党贯彻这个东西洗脑非常非常厉害。
日本当年也是这样，军令如山倒。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天皇的兵，如果团长给排长下个命令，或者排长给士兵下个命令，你不执行你就是大逆不道，你是反对天皇，你是天犯大逆，整个系统给你扣一个非常大的帽子。所以这个执行命令是非常严厉的，大家都得执行，包括上级对士兵的欺负虐待太普遍了，根本没有办法反抗。
领袖个人魅力与国家机器运转控制力
和中国还有什么区别？就说到民众到底多大程度上能动员，我觉得中国现在没有魅力领袖。大家觉得现在的领袖有魅力吗？大家会为他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可能恰恰是这个。
从明治维新开始，近代日本营造了一个天皇神话，搞万世一系。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处理历史遗产的问题，你要把幕府清算，以天皇来压幕府，营造天皇神话一直到1889年宪法、1890年《教育敕语》，直到战后发表《人间宣言》为止，这七八十年间，天皇不可置疑的状态始终存在。没有人会觉得天皇会犯错，甚至那么厉害的美国人战后也没拿我们天皇怎么样。战后尚且如此，何况是战前。
可是看看我们现在，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只要上过小学的人，都知道那玩意儿念“通商宽农”，而不是“通商宽衣”。更多的错误就不举了。大家对于他的那种权威，其实每个人心里是有质疑的，处于一种“皇帝的新衣”的状态。他不是说像天皇当时享有的那种无可比拟的威信、权威和神秘。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其实跟1889年宪法没有把军权交给文官政府有巨大的关系，其实他是把天皇作为三军统帅，把军队从政府系统里面剥离了出去，给军国主义留下了巨大的种子。既然天皇是三军统帅，军人和国民就必须服从和信仰天皇。可是我们当下不具备这个条件，你搞了55个将军。比方说老武你是我的上司，我们一起朝夕相处十几年，光凭你贪腐被拿下来了，那你觉得我是更信任朝夕相处的你，还是更信任那个万里之外把你搞下去的主席？
我理解你们两位说的这个意思，但是换个角度看，即便大家觉得上面非常愚蠢、没有什么能力，甚至把李厚成家里的那条狗放到那个位置上，这个庞大的体制机器在运转、对国民的碾压、对体制的维护和政治斗争上，仍然是高效的。所以老问题又碰到新现象了：从整个国家的战斗力角度、对军队控制的角度来讲，你可以解释它非常腐败，但又可以解释说它的控制力是非常强大的。放眼民间，你现在看不到明显的反对力量，因为潜在的反抗力量全都被干掉了。如果国家机器决定要打，就能打起来；打不打得赢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没有人敢公然反对。即便在1931年的日本，内部还有反对的声音，而现在共产党体系内的高级干部，我们看不到有人站出来反对。
你说他个人无能，我当然也认为他个人无能，但是你怎么解释这个庞大的机器仍然在高速有效地运转着？中国企业家说的对，美国从2018年开始封锁我们，现在我们在汽车、AI、半导体领域呼呼地对外出口，反而依靠汽车、稀土又反向卡住了外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所以不能单纯看领袖个人权威这一个层面。
台湾问题的动员基础与佩洛西事件的情绪反噬
我觉得控制力是控制力，动员力是动员力。控制力是让大家不批评你、不反对你；动员力是在多大程度上大家能自愿行动，这中间还是有差距的。
但在现代中国庞大的市场经济体情况下，统治可能已经不需要当年日本天皇那么崇高的个人威信了。只要机器系统说往哪走，它就可以行动起来。当代军国主义很有可能呈现出这么一点，因为每个人心中毕竟有民意基础，这个民意基础就是收复台湾。
比如之前中国那个年轻学生在我办公室里痛哭流涕，就坐在我这个位置上：我们要收复台湾。我说为什么要收复台湾？他说我们不收复台湾怎么行。到底有多少中国人认为收复台湾是天经地义的正确？这种普遍的民意是广泛存在的。前些年我回国看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的第一课，讲的就是台湾小朋友，说台湾是我们的宝岛，有日月潭，风景优美，我们是一体的。这种教育是深入人心的，大家从小觉得台湾所有权就是我们的，情感上、法理上是相通的，长大之后发现政治实体上处于分割状态，就觉得这是历史责任，一定要把它拿回来。
所以这种社会动员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理性的产物，它恰恰是非理性的产物。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中国境内完全处于癫狂的状态，有几个人敢公开说我们要保护台湾的独立、尊重台湾的自由？没有，整个网络完全被小粉红控制了。
但那次事件又是一次对官方合法性的小小反噬。因为官方一开始把调子提得太高了，说什么“拭目以待”、“勿谓言之不预”、“后果自负”，甚至说“美国舰船停泊台湾之日，便是我军出征台湾之日”。结果当天晚上佩洛西的飞机降落了，并没有打起来，很多人在屏幕前痛哭。那天晚上很多人在网上冲塔，觉得政府软弱没撑住，要发泄这种情绪，结果很多人的社交账号都被封了。这有点像当年日俄战争后日本爆发的日比谷烧打事件，有点像三国干涉还辽，政府煽动了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旦在现实中无法兑现，就会遭受舆论的反噬。
西安反日游行的历史背景与组织特点
搞社会动员存在着投鼠忌器的问题，民族主义情绪一旦被动员起来，反噬很容易发生，对统治者自身也是一种威胁。动员起来之后会出现什么状况，官方往往不好把握。
前些年国内针对日本是有游行的，但现在反日根本不敢再搞游行了。2012年游行的时候，深圳有人把警车都掀翻了，还要烧警车，指责警察压制了爱国热情。2003年和2012年，大规模的反日游行都发生在西安。为什么这些大规模游行老是发生在西安？照理说上海的日本人最多，日本商铺和日料店最密集，但大规模游行偏偏发生在西安。
2012年之后我写过一篇短文分析过这个现象：第一，西安的城市人口里有五分之一是大学生，西安是高教城，高校特别多，大学生青年群体非常容易被动员，情绪激烈；第二，在2012年之前的十多年里，西安城市化进程非常快，二环、三环大规模拆迁，产生了大量本地俗称的“闲人”，就是城中村拆迁出来的群体，手里有拆迁款、有时间，没有正经工作，天天在街上乌鸡六兽地游荡，这帮闲人特别多；第三，西安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没有被日军直接侵略和占领过，因此他们对于日本人的恨意，更多来自于抽象的意识形态灌输与动员。反而是上海那些天天吃日料、接触涉外环境的人，不可能轻易上街反日；第四，西安地处内陆，观念相对落后。还有一个因素是西安在经济格局中偏居内陆，不是全国经济的核心命脉。在西安搞游行砸一砸影响不了全局，如果你在上海搞，外资资本家全吓跑了怎么办？而在西安根本没有多少真正的日资企业。当时有人问杨森是日企吗？杨森是欧洲的，所以即使你真正冲击也冲击不到真正的日企。
至于游行的具体背景，2003年西安游行是因为西北大学在迎新晚会上，日本外教带着留学生表演小品，被认为存在不雅和辱华举动。第二天包括西北大学以及周边的西工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边家村高校群的学生迅速动员起来，把日本老师围堵在宿舍楼。而2012年钓鱼岛游行，当时游行队伍走到南大街时，是有公安警车在前面开道的。消息是突然在各个QQ群和微信群里扩散开的，号召几点去游行、喊什么口号、游行路线从哪里到哪里。甚至有人反映在北郊游行时，是当地派出所的相关人员在带头。在中国基层组织和高校控制极其严密的背景下，如此大规模的游行完全看成自发形成的是不妥的。所以现在反日根本不搞线下游行了，只进行自媒体和官方舆论战，严禁任何线下上街行动。
民族主义的反噬与和平时期的军国主义状态
民族主义或者被民族主义洗脑的群众，就像是权力豢养的那条狗，一旦吃不饱，反过头来也是会咬主人的。比方说台湾如果再拖上十年不打，或者类似佩洛西事件再连续来上几次，民众被煽动起来的情绪得不到兑现，必然会反噬。
针对张老师的意思，其实即使没有魅力领袖，社会同样可以被动员起来，关键看领袖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就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威权逻辑。在民间，我其实设想过：如果中国社会的管控出现缝隙，有人在民间搞一个中华复兴党，公开以收复台湾或者收复外蒙为政治目标建立民族主义政党，是能号召并欺骗很多人的。因为民族主义和大一统思想既然已经深深扎根在老百姓心里，成为一种天然正确，那么任何人只要举起这面旗帜，就能够号召起更多的人。
最后，我想向贾兄和马老师请教一个核心问题：军国主义和战争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现在大家谈到战争，全都聚焦到台海战争上，因为当下最有可能爆发战争的除了台海没有其他地方。但是，军国主义是否也会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国内统治管理状态？因为我感觉到，日本在1931年到1937年之间，包括1941年偷袭珍珠港之前的状态，和今天的中国在非常多的方面高度相似。那么，即使不爆发对外战争，一个国家内部是否也会长期处于一种军国主义状态？第二，军国主义的最终归宿，是否必然走向对外战争？
军国主义与先军政治的界定及中国现状辨析
要解释目前中国是否存在军国主义倾向，首先需要厘清军国主义的核心定义。军国主义本质上应当是一种已经成型的先军政治，表现为“军国第一”。国家主义强调的是国家优先，即大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牺牲小团体和个人的利益，这是国家主义的典型特征。而军国主义则进一步让军人集团与国家主义深度绑定，军人在国家结构中甚至拥有超然的崇高地位，从而演变为先军政治。
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前次讨论中也谈到，军民与社会的深度捆绑、军人与国家主义的捆绑，以及形成对军人普遍且极端的崇拜与歌颂，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并未达到先军政治的标准。当时就提出过一个明确的观察维度：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军国主义国家，会在短短两年之内清洗拿掉多达一百名高级将领。因此，仅凭现有的表象，还不能断言中国已经真正步入了军国主义阶段。
集权体制下的军政关系与军队走向政治前台的历史回顾
针对这种判断，现场提出了进一步的追问：在现代极权体制下，军国主义是否可能发生某种变异？如果在一种类似军国主义的架构中，军队与政府系统完全听命于同一个高度集权的党中央，军队只是隐于幕后等待最关键的节点出动，而在统治逻辑内部，政府本身也被视作军队的一部分，因为最高层要求政令绝对一统。例如武装警察部队，本质上就是成建制的军队，换上警察制服、冠以武装警察之名，其军队属性并没有改变。体制自上而下通过强力推行管控社会的手段，辅以各种法律工具，这种形态是否是新形势下军国主义的一种异化？
对此分析指出，这种国内治理政策更准确的定义是高度集权统治，可以有多种政治学层面的称谓。但如果考察军人在国家治理全局中究竟承担多大的实际功能，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便可发现，军队走向政治前台并不是一种经常出现的常态。
建政以来军队最大规模介入政治前台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地方局势全面失控，陷入天下大乱的僵局，毛泽东不得不请林彪出山，调动军队全面接管各级革命委员会，进驻大学、政府机关和农场，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然而即便是在文革那样极端的动荡中，军队主政也仅仅持续了两到三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便迅速退潮。实际上，在1968年“红八月”落幕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铺开，社会青年力量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基本被重新规训和控制。因此很多学者后来总结指出，文革真正处于极度大乱、军队全面前台代管政权的时期，实质上就是那三年。
在此之后，贯穿整个80年代、90年代直至当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始终没有看到职业军人或军队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政治诉求、拥有明确自身主张的集团，主动走到政治前台去左右国家大政方针。这种具有政治主体性的军队参政形态，目前依然没有出现。
五大战区的社交媒体宣传与军队自主性风险
尽管整体上尚未形成军国主义体制，但在近两年的具体运作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新迹象。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设立的东部战区、南部战区、北部战区、西部战区、中部战区这五大战区，近年来各自开设了官方的抖音号、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账号，在对外宣传层面动作频频。
以直面台海一线的东部战区为例，其官方账号经常在半夜发布内容。这种传播方式既带着某种鬼鬼祟祟的神秘感，又充斥着大张旗鼓的叫嚣姿态，频繁发布诸如“决定了！”带感叹号的煽动性标题，或者极力鼓吹某支部队为王牌之师的宣传稿件。这类充斥着标题党风格的内容，绝大多数直接针对台湾海峡局势，甚至针对南海菲律宾方向。
这种由各大战区直接面向社会公众叫嚣的宣传方式，在胡锦涛时代、江泽民时代，甚至在毛泽东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过去对军队的纪律要求是高度统一的，对外的发声渠道被严格限定在《解放军报》这一家中央级军媒。当年之所以安排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担任《解放军报》的总编辑、成为军报最年轻的领导核心，核心逻辑就在于毛泽东认为军队只能有一个对外的发声口，且必须完全处于最高统帅部的绝对掌控之下。在江、胡时期同样如此，各大军区（如原南京军区、沈阳军区、兰州军区等）内部虽然办有《人民前线》、《战旗报》等军区报纸，但所有媒体严格限制在军队系统内部流转，绝对不允许流入地方社会。
然而当前各大战区通过建立自己的公众号和抖音号，直接越过了原先最高层解放军报的统一口径，构建起了军队直接面对大众社会的联系平台。这种宣传维度的变化是过去两年间极具代表性的新现象，显示出军队在舆论动员上的某种躁动。虽然这提供了一个极为敏锐的观察切入点，但也折射出一种危险倾向：一旦军队开始产生自主发声、自主诉求的空间，后果将极其严峻。而这恰恰也是最高统治者最深层忌惮的事情，因为集权体制绝不可能容忍军队内部滋生出不可控的自主性。
台海战争风险的根源：国家主义产业政策与危机推演
讨论军国主义的演变路径，归根结底是在探讨台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即中国未来是否会真正走向对外军事冲突。
从当前的整体格局来研判，中国现阶段依然处于国家主义框架之内，执政当局仍在依靠各种国家主义的行政与产业政策来应对危机，并在各个领域逐一推进布局。例如当前的产业政策全力押注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AI）、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高科技赛道，这些举措正是国家主义动员模式的具体表现。
体制目前之所以仍有能力调动海量资金大举砸向战略新兴产业，是因为过去三十至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极为雄厚的物质财富，社会存量资产的基本盘依然健在。这笔庞大的社会财富一部分集中在党国体制手中，一部分留存在民间市场，体制因而享有相当程度的财政腾挪空间。在民间，这两年即便经济承压，仍有部分企业家看到局部回暖迹象，愿意拿出自己积攒的两三千万元储蓄投资试水小规模产业。
然而，在当前经济持续低迷和全社会通缩趋势的笼罩下，这种挥金如土的产业政策能否持久存续存在巨大疑问。再过五到十年，面对消耗殆尽的资源，体制是否还有能力耗费巨资推行这种大规模的产业政策，前景并不乐观。中国当前所处的危机状态其实才刚刚行进到风口浪尖的潮头位置，未来的演变节奏仍需拉长周期持续观察。
台湾问题的长期政治抓手属性与战争动因
进一步补充分析指出，台湾问题并不单纯是当前特定领袖任期内必须强行得出终极结果的单次战役，对于中国共产党所统治的政权而言，它更是一个长期存在、不可或缺的重大政治动员抓手。即便未来的执政周期发生更替（例如外界常谈论的2035年时间节点），只要目前的党国体制依然延续，一旦台湾问题未能解决，其继任者在面临内部困境或国际变局时，依然会将其重新拿出来作为凝聚社会控制力和展开政治动员的核心抓手。因此，台海危机注定是一场长期的拉锯战，这种结构性危机唯有在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发生根本性剧烈变革时，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化解。
在此背景下，现场也提出了不同视角的判断：从根本利益出发，最害怕也最不想贸然对台动武的反而是共产党政权本身。一旦战端开启，胜负难料且代价巨大。虽然历史上日本在经历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刺激了对外扩张野心，但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当年的日本军队确实具备战胜强敌的战斗力；反观当下被茅台酒腐败文化和权力寻租浸泡浸染的军队系统，能否在现代化高烈度战场上打赢胜仗，体制内部缺乏根本底气。
未来五到十年的十字路口与各方心态对比
综合各方研判，未来五到十年将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个极度危险且至关重要的重大十字路口。虽然中国似乎每年都被外界描述为处于十字路口，但接下来的五到十年交织着最高领导层连任政治周期的延续，以及宏观经济下行是否会彻底击穿底部的巨大压力。现代战争往往具有不可控的突发性，当内部舆论整日叫嚣备战，擦枪走火的风险随时可能爆发。
对比日本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社会生态，中国当前的制度与立法动向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例如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频繁强化国防动员机制、出台各项强化社会治安维稳的法规措施，无一不是在收紧社会螺丝。
面对这种严峻趋势，现场嘉宾表达了复杂的感受：一方面认同形势的严峻性并充满深层担忧，但另一方面又被强烈的无力感所笼罩。最高领导人身上背负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这种主观意志在缺乏制衡的环境下尤为危险。如果在科技突破和经济稳固上无法交出有效答卷，这种强大的使命感极有可能将国家拉向更加糟糕的歧途。
更令人感到压抑的是当下国内社会的普遍麻木。大部分民众仿佛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抱着与己无关的态度，或者完全无法认清大势所趋，根本没有意识到国家正在滑向严重的系统性危机。接下来的十年，中国是否还存在悬崖勒马、向文明世界回调的可能性？在过去改革开放中崛起的城市中产阶层、官僚体制内开眼看世界的理性官员、深度融入国际商业循环的民营企业家，以及具备良知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否还能凝聚起足够的力量去遏制或降低最坏结局发生的概率？
现场讨论对此普遍感到悲观，认为这种制衡力量目前基本看不到发挥作用的现实土壤。高层在权力意志上一脚油门踩到底，沉浸在追求超越毛泽东、比肩秦始皇、成为五千年一遇伟大君王的历史狂想之中，正在将整个国家拖入不可测的命运审判。
在节目的最后总结中，嘉宾梳理了全场脉络：马老师系统回顾了从日本明治维新到二战战前走向军国主义的历史轨迹，并对照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至今是否出现军国主义异化的问题。马老师与吴律对未来的发展前景持深度忧虑的态度，而另一位嘉宾则自我调侃属于相对“松心”的逍遥派，并提出了一种黑色幽默的判断：纵观近代历史，中国向日本学习的各种制度与思潮往往难以学成正果，即便走向军国主义这种破坏性的歧途，大概率也会以一贯的“烂尾”草草收场，这种烂尾或许反而是历史的一种消极缓冲。
整场对话在回顾历史教训与透视当下现实的严肃氛围中步入尾声。嘉宾们共同致谢，肯定了针对该议题展开深入、持续讨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并呼吁观众持续关注并转发分享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