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塑造：恐同情绪的生成与演变

5 月 17 日是“世界不再恐同日”。这个话题对当下的中国社会可能显得有些“超纲”，甚至不仅是超纲，最近我们发明了各式各样的词汇来歧视同性恋。除了传统的道德词汇，全世界又多了很多政治性词汇，包括极左翼、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多样性、公平与包容）等，在特定语境下都成为了负面词汇。中国确实是一个恐同和歧视同性恋非常深的社会。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反 LGBTQ 网红 LC Sign Tony 实际上是一个中国人，尽管他主要在海外成名。他通过售卖 LED 灯牌切入，内容却大量涉及对 LGBTQ 群体的歧视，这在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站在 2026 年的时间点上，我们必须意识到，今天这种恐同或排斥同性恋的看法，未必完全来自于个人的道德、社会经验或判断，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政治的塑造。中国整个社会的健康状况，实际上与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呈现绝对的正比关系。

数据见证：从媒体峰值到民意暴跌

回顾历史，2015 年和 2016 年是中国同性恋问题的关键转折点。根据“彩虹媒体监测”的数据，2015 年中国关于 LGBTQ 的相关媒体报道达到了历史峰值，仅新浪样本中就有 867 篇。然而在此之后，报道量一路暴跌：2017 年降至 447 篇，2023 年仅余 240 篇，到了 2024 年更是跌至 142 篇。这种断崖式的下跌不仅存在于媒体，也反映在民意中。

在 2016 年，联合国、北大社会学系与北京同志中心联合做的调查显示，85% 的异性恋受访者支持同性婚姻。但仅仅四年后，凤凰网在 2019 年做的民调显示，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比例已降至 58%，另有 40% 的网民表示反对。从 85% 到 58%，这种民意的暴跌反映了社会空间的极速收缩。2015 年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份，上海骄傲节仍在举办，各种指标性的权益诉讼也在密集发生。

司法博弈：2015 年的权益诉讼浪潮

当年的法律诉讼为公共讨论提供了重要出口。例如 彭燕辉 起诉重庆“心语飘香”机构的扭转治疗（Conversion Therapy: 试图通过心理或物理手段改变性倾向的伪科学疗法）案件。该机构使用电击等极端手段声称能“治愈”同性恋。原告通过“广告欺诈”这一狭窄的法律入口切入，最终海淀法院判定该机构存在虚假宣传。虽然这在司法层面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去病理化”，但在今天看来，这种胜诉已几乎不可能复制。

此外，还有 秋白 起诉教育部的教材污名化案。作为中山大学的学生，她发现高校教材仍将同性恋描述为心理疾病，遂提起行政诉讼。虽然法院以“不具备利害关系”为由未予支持，但这种针对行政不作为的挑战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期发生的还有 孙文麟 起诉长沙民政局拒绝婚姻登记案，以及纪录片导演 范坡坡 起诉广电总局下架其作品《彩虹伴我心》案。这些案件虽然胜负不一，但证明了当时公共议程的讨论热度。随着 2015 年后公民社会遭遇大型“绞杀”，包括女权五姐妹被捕、709 大抓捕以及外国 NGO 管理法的出台，LGBTQ 的生存空间也随之崩塌。

治理差异：男同社交软件与艾滋防治

通过对比男同交友应用 Blued 与女同应用热拉（Rela）的命运，可以发现 LGBTQ 在社会治理中的特殊角色。Blued 创始人耿乐曾有 18 年警察经验，2012 年他曾被李克强接见。这种接见并非鼓励同性恋，而是将其纳入艾滋病防治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因为具备防治艾滋病的干预职能，Blued 获得了某种“合法性”并于 2020 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然而这种合法性终究是脆弱的，软件在 2022 年退市，2025 年彻底下架。

相比之下，女同软件“热拉”就没有这种治理红利。2017 年，热拉因在上海人民公园派发宣传册遭抵制并被警方驱离，随后全网下架。一年后，该应用被迫删除所有公益内容，改名为 The L 以极度去政治化的姿态回归。这两个应用的沉浮表明，即便曾经被纳入政府管控的治理空间，同性恋群体的能见度依然在不断缩小。

审美霸权：文艺审查与系统性污名化

从 2015 年开始，文艺领域的道德审查不断加强。广电总局发布的《电视剧制作通则》明确将同性恋定性为“非正常性关系”。随后，《上瘾》等热播剧遭全网下架，北京国际电影节撤下《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甚至电视转播中的彩虹旗也被打上马赛克。到了 2024 年，中国最著名的跨性别人士金星因在舞台剧谢幕时展示彩虹旗而遭到封杀，目前已移居法国。

到了 2025 年，这种污名化演变为系统性的政治运动。成都男子因地铁同性表白视频被控“刻意炒作”；拥有 200 万粉丝的“同志之声”账号在微博被强制改名并遭致汪海林、沈逸等网红的政治性围攻。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如《郑州日报》等开始发起“同志”词汇夺取运动，称少数群体玷污了该词的圣洁内涵。这种舆论环境直接导致了线下的暴力升级，郑州人民公园甚至出现了针对男同性恋的钓鱼围殴事件。在警察系统层面，安徽和甘肃警方也以“淫秽物品罪”对耽美作家进行了跨省抓捕。

底层逻辑：权力术、国安化与人口危机

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性经验史》中指出，性是进入现代国家最深入的入口。中国对 LGBTQ 的治理逻辑涵盖了多重维度。首先是医学维度：通过发明“异类”和“疾病”，让社会主体获得身份的合法性（Legitimacy）。其次是国家安全维度：LGBTQ 被贴上“境外势力”和“颜色革命”的标签，遭到公民社会层面的打击。

最重要的转变发生在 2021 年之后，由于人口危机的加剧，同性恋被纳入了人口治理的视野。随着三孩政策的开放，官方开始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并通过《家庭教育促进法》。在统治者看来，女权主义和同性恋思潮都会导致家庭价值观的倒退，进而降低生育率。因此，当下的同性恋整治不仅是意识形态安全的要求，更是确保家庭叙事和生育政策的政治工程。

总结：人权话语的全面退潮

回望十年前，85% 的异性恋支持同性婚姻，那是一个基本人权意识、公民权利和社会自由度更高的中国。而今天，对 LGBTQ 群体的排斥反映了人权话语在中国的全面丧失。从同性婚姻到女性主义，再到言论自由与司法独立，任何领域的退步都是相互关联的。

当社会空间被歼灭时，我们不仅在排斥同性恋，其实是在排斥每一个人、每一种性别、每一个族群的生存空间。恐同情绪的盛行，是个体在排除异己的运动中被生产出的“知识”。希望在每年的 5 月 17 日，我们不仅能反思对 LGBTQ 的接受度，更能意识到：捍卫少数群体的空间，本质上就是在捍卫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