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公共辩论中的反动修辞

2021年12月18日，台湾举行了四大公投，议题涵盖“重启动核四”、“反莱猪”、“公投绑大选”以及“三接迁建”。在这些公共议题的辩论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反对改革的声音。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著作《反动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Reaction）正是为了帮助我们破解这些公共论述，揭示反改革人士如何运用修辞技巧进行辩论。

赫希曼指出，在过去三百年中，欧美国家经历了三次大型社会变革：18世纪推动普世人权，19世纪推动全民投票权，20世纪推动社会福利。每一次社会进步都遭遇了强大的反对声音。这些反动声音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不直接反对进步价值本身，而是反对将这些价值付诸实践。之所以不敢直接反对，是因为抗拒进步思潮在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不正确”。因此，反对派通常会说：“我同意你提出的价值观，但这个进步政策可能会适得其反、徒劳无功，甚至带来更多危害。”这三种说法就是反动派常用的论证方式，它们可以套用在完全不同的社会问题上，具有很强的煽动力，因此作者将其称作“反动的修辞”。

悖谬论：立意良善，结果适得其反

第一种反动的修辞是悖谬论（Perversity Thesis: 指立意良善的改革行动，最终结果会与目标相反，甚至带来反效果）。它认为看起来很好、立意良善的改革行动，最终结果会与目标相反。改革者试图将社会推向某个方向，但实际推动的却是反方向。

例如，当台湾的劳工团体要求政府调涨基本工资时，反对者会说：“我们不反对调涨基本工资，给劳工更好的生活品质，但这会影响到中小企业，对拼经济很不利。所以，如果要求调涨基本工资，反而会造成更多劳工失业！”这便是典型的悖谬论，认为改革反而会带来反效果。

这种论述并非新鲜事。早在19世纪英国政府推行救济穷人的**《济贫法》**（Poor Law: 旨在救济穷人的法律）时，反对派就曾表示，穷人每天领取失业补助就会不想工作，这反而会鼓励大家不工作，从而制造更多穷人，使他们变得更穷。到了20世纪，悖谬论在社会福利的论辩中再次出现，并披上了市场机制的新包装。例如，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就认为，最低工资法用意良善，但会产生反效果，因为低薪是市场供需调节的结果。政府干预市场只会导致资方聘雇成本增加，从而减少劳工聘雇数量，整体就业率下降，导致更多人失业。

到了21世纪，同样的悖谬论也出现在全民基本收入的辩论中。反对派会说，如果实行基本收入，人们就会不想工作，虽然立意良善，但结果却会使社会变得更糟。

然而，这些悖谬论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发现，在英国通过1795年的Speenhamland法案（Speenhamland Act: 英国在1795年通过的一项地方性济贫法案，为农业工人提供最低工资补贴）后，农业部门的最低工资补贴反而有助于社会安定，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就拥有稳定的粮食供应。

再举几个例子：19世纪末欧洲开始实施工业意外险时，报纸上有人用悖谬论替老板辩护，称若有工业意外险，劳工会故意自残来诈领保险金，反而导致更多工伤。美国在二战后提供育儿补助计划（AFDC - 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美国二战后为无法工作的单亲妈妈提供的育儿补助计划），反对派也用悖谬论说，政府补助破碎家庭等于鼓励更多妇女未婚生子、鼓励离婚。但事实是，这份补助让女性不再被迫留在有问题的婚姻关系中。又如在1970年代，美国实施公路车速限制和强制系安全带，经济学家萨姆·佩尔茨曼（Sam Peltzman）曾说，这会让人以为开车很安全而放松戒备，反而更容易出现交通事故。但实施结果恰恰相反，并未出现更多车祸。

如果悖谬论不符合事实，为何人们还常常相信它呢？赫希曼认为，悖谬论只是将社会发展的规律夸张化。每个人在社会上行动时，本就可能产生意外事件、出乎意料的结果，这源于人类理性和预测能力的有限。悖谬论抓住这一点，用可能发生的意外后果来否定改革的良善意图。但事实上，没有人能完全预测社会未来的走向，我们不应因此放弃改革。相反，进步的启蒙精神认为人有能力改造社会、改善生活条件。我们应该做的是在政策实施后，侦测并矫正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而不是因可能产生副作用就放弃改革行动。

无效论：改革徒劳无功，结构纹丝不动

第二种反动的修辞是无效论（Futility Thesis: 认为各种社会改革根本徒劳无功，表面进步但实质结构未变）。顾名思义，它认为各种社会改革根本徒劳无功，表面上看似进步，但实质上最底层的社会结构并未被改变。

例如在台湾，我们常听到“教改不管怎么改都没用，阶级复制永远存在！”或“多元入学只是多钱入学，还不如回到联考制度！”这种说法虽然能引起很多人共鸣，但如果你去看多元入学的实证研究，就会发现比起联考，它还是更能促进阶级流动一些。因此，教改无效论本身其实不符合实证数据。

这种无效论的修辞在19世纪欧洲推动普选权时就常常出现。意大利政治科学家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就说，欧洲从贵族社会转变为民主制度，表面上好像是进步转型，但事实上民主选举只是让人以为进步的障眼法，社会永远都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莫斯卡之所以提出这种“民主无效论”，是因为他观察到在意大利南部乡下地区，如果给穷人投票权，这些穷人一定会被地方势力收买，因为穷人想要的是钱，根本不在乎要投给谁。所以选举只是强化了统治集团的权力。莫斯卡因此认为，既然选出来的人也都是既得利益的统治者，那又何必争取投票权？反正投不投都一样。这种“民主无效论”现在听起来似乎也有点道理，但请注意，这是在一般大众还没有投票权的时候，用来反对普选权的说法，它直接否定了大众多用投票来改变社会的可能性，就好像说反正教改后也没用，那我们就回到联考制度就好。

这种无效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忘了把自己的效力考虑进去。当无效论者告诉社会大众改革不会有效果时，他们其实正在对社会产生效果。例如，当莫斯卡否定义大利刚出现的民主制度时，他的理论反而促成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结果反而促成了另一种效果。

再举一个无效论的案例：二战后，欧美国家开始转向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 一种政府在社会、经济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模式，旨在保障公民的社会福利和经济安全）。有一派人就用无效论来质疑社会福利。例如，美国詹森总统的福利计划就被无效论者攻击，称纳税人的钱不会真正帮助到穷人，而是提供了工作机会给行政人员、社福机构，拿去养官僚，所以福利计划根本无效。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甚至认为，美国的国家公共支出其实是拿穷人的钱来补贴中产阶级，例如州政府补贴高等教育经费，但有钱就读大学的大部分是中产阶级的子女，所以纳税人的钱其实都拿去养中产阶级了。里根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甚至说，社会福利有一大部分穷人都领不到，因为穷人更可能做没有失业津贴的工作，或工时太短没资格领，或自动离职而非被资遣。因此，社会福利用意良善，但根本无效。

这些无效论的说法看似非常有说服力，但它们都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把话说得太快、讲得太满，不给社会学习和记取教训的机会。但事实上，社会政策本就有修改的空间，没有哪项改革是一次到位的。如果人们质疑社会福利只是被官员中饱私囊，我们就可以再制定相关制度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短期来看可能是无效的，但长远来看却可能有效。同样地，台湾的教改短期来看似无效，但是社会大众可以提出修正，让未来的教改变得更有效。因此，赫希曼认为，要反击无效论，我们必须保持正确的心态，就是与历史保持一段距离，不要急着对某项政策下定论，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知道社会改革到底是成功还是白忙一场。

危害论：变革虽好，却会引发更大灾难

最后一种反动的修辞是危害论（Jeopardy Thesis: 认为变革本身虽好，但会引发更大的危害，从而反对改革）。剑桥大学的古典学者康福德（Cornford）最先提出了这种修辞技巧：先假装在原则上同意改革目标，再声称改革会带来其他伤害，因此反对改革。

例如，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说法：“我不是反对同性婚姻，但是有必要为了同性婚姻而摧毁传统家庭价值吗？”或是“我不是反对非核家园的理念，但是必须重启动核四，台湾才不会有缺电危机。”这种危害论的说法在欧美国家盛行了200多年。例如，19世纪时，英国要扩大参选权，让成年男性也有投票权。但因为英国一直有皇室贵族传统，所以“民主”这个字在当时其实含有贬义，听起来更像我们今天讲的民粹恐怖。当时的政治官员罗伯特·洛（Robert Lowe）就说，普选权会让人有权力掠夺富人的财产，但财产权是由宪法保障的自由，所以如果实施民主政治，就等于剥夺有钱人的自由。结果英国实施了全民普选后，有钱人有被剥夺财产自由吗？没有。至今英国仍然是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

同样地，同性婚姻通过后，台湾人的家庭价值有崩解吗？如果核四不重启动，真的会发生他们所说的危害吗？例如“不重启动核四，台湾就会没电可用”、“不重启动核四，就没办法查弊案”、“不重启动核四，就是放任空污毒害台湾人”。

这种危害论的修辞其实暗藏一种逻辑，就是认为为了达成A，就一定要牺牲B。赫希曼把这称作“根深蒂固的零和心态”（Zero-sum Mentality: 认为为了达成A，就一定要牺牲B，两者完全不相容），仿佛A（反核）跟B（供电、查弊案、减少空污）是完全不相容的。如果我们认为只有重启动核四才能解决能源、空污问题，就等于直接放弃思考其他可能的替代方案。例如，有什么节能方法能减少全国用电量来应对缺电危机？或是为什么需要动用到公投才能查核四弊案？让你不去思考替代方案恰好就是危害论者想要达到的目的，这样一来他们的恐吓就成功了。

有人会说，反核人士也是在宣扬一样的“危害论”啊，他们说如果重启动核四，就可能有核废料污染、核灾发生，这不也是在恐吓人民吗？当正反双方都使用危害论时，一派说反核四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另一派说不反核四才会造成灾难性后果。这时候我们必须回到现实，检视他们的论据：核废料、核灾可能造成的危害，跟停用一座核电厂可能造成的危害，哪一个伤害更大？

赫希曼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怀疑所有危害论所宣称的预期效果。例如，公投通过后，就一定可以重启动核四达到以核养绿吗？并没有，核四还是必须先通过审核，确认没问题才能运转。如果审核没过，公投过了也没有用。或是公投通过后，核四就可以马上运转让台湾不缺电吗？也没有，正方认为要再等五年，反方认为要再等15年才能发电。核四的发电量真的可以补足台湾的缺电吗？公投通过后，就一定能够追查核四的弊案吗？没有人知道，这依旧取决于执政党。所以即便公投过了，核四也不一定能运转、也不能马上发电、弊案也不一定会被揭发。拥核派所说的危害都依然会继续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要去质疑危害论的说法。

结语：超越“聋子的对话”，促进民主讨论

在介绍完三种反动的修辞后，赫希曼也希望提醒大家，所谓的民主讨论，不是你先带着已经定型的一己之见去说服别人。这不叫做讨论，这只是“聋子的对话”，因为双方都在警戒对方的论点可能攻击到自己的立场。相反，民主政治的正当性源自决策过程中，公民通过充分讨论来形成意见。意见是透过与别人讨论慢慢形成的，不是在讨论之前就决定好的。这样才有可能让双方超越坚持己见的僵局，提升到超越正反双方的新层次。正因为这个讨论过程对民主决策是必要的，所以我们才必须更加小心，有些人假装要跟你做民主讨论，但事实上是要偷渡反动的修辞。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公共辩论的话术分析，你一定不能错过这本《反动的修辞》，它将带你破解各种常见的政治话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