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育率的结构性分化

当前，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一个共识：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生育，整体人口出生率呈下降趋势。然而，对于某些特定阶层而言，他们的生育率却不降反升。例如，富人阶层的生育频率非常高。彭博新闻的一篇评论文章《亿万富翁的婴儿潮给我们的衰退带来的教训》就提到了这一现象。文章指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正在大量繁衍后代。数据显示，美国亿万富翁平均生育三个孩子，而普通美国家庭仅生育1.9个孩子，这一数字远高于亚洲那些生育率低下的国家。贫富阶层之间的生育差距由此可见一斑。例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子女数量就非常庞大，更不用说亚洲的权贵阶层，其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总数也相当可观。相比之下，普通人的生育子女数量则呈现下降趋势，这种对比非常明显。

媒体通常将此问题归结为贫富差距，认为消除贫富差距即可缓解生育率差异。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生育率的阶层差距，实则预示着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构性问题。若未能意识到这一点，对未来的判断将可能出现重大失误。这种结构性趋势变化可从两方面进行归纳：一是顶层“狂生”后代的原因，二是底层或大众不生育的原因。

顶层“狂生”：动物本能的社会化体现

回顾历史，有钱有权有势者通常倾向于多生孩子。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不平等的历史基因》（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Genes）一书指出，历史上权贵阶层能通过其占据的大量社会资源，支持他们拥有多个伴侣并繁衍大量后代。例如，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拥有超过162个孩子。更典型的例子是，东亚及中亚地区约有1600万男性的Y染色体带有成吉思汗（Genghis Khan）的单倍型基因特征，广义上这些人都可算作成吉思汗的后代。这些例子表明，历史上富裕和权力阶层能够生育更多后代，数量非常庞大。

这其实反映出人类身上的一种动物本性。在动物界，尤其是哺乳动物界，那些强壮有力、具有生存竞争优势的雄性，往往拥有多个雌性配偶，并与不同的对象生下更多后代。这种生物现象被称为柯立芝效应（Coolidge Effect: 指雄性动物在与同一雌性交配后，对该雌性性趣降低，但若引入新的雌性，其性趣会迅速恢复的现象）。

柯立芝效应的原理不难理解，主要源于多巴胺（Dopamine: 一种神经递质，在大脑中负责传递兴奋及愉悦信息）的刺激作用。生物实验表明，雄性老鼠在性满足后会经历一段“脱敏期”，但若身边立刻出现新的雌性老鼠，雄性老鼠会持续释放多巴胺，不断刺激其兴奋程度，从而连续发生交配行为。柯立芝效应是一种普遍的生物规律，也存在于人类身上。学术期刊《性行为研究档案》（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在2020年刊登的一篇研究报告就讨论了人类的柯立芝效应。该研究认为，男性在选择伴侣时，明显表现出对多样性的偏好，具体表现为希望伴侣经常改变外貌（如发型、化妆、穿着等），以持续提升新鲜度来获得性吸引力。这种对新奇的偏好很可能源于男性的多巴胺刺激效应。

尽管在生理学机制上，人类与动物一致，但社会性存在区别。普通社会阶层受限于财富和资源，通常只能拥有一个伴侣，因此只能依靠让固定伴侣改变外貌来获得新鲜感，以“欺骗自己”假装拥有多个伴侣。而权贵阶层由于掌握大量社会财富资源，当他们对伴侣失去新鲜感时，有能力获得源源不断的新伴侣，后代数量自然随之增多。换句话说，权贵阶层无需像普通人一样假装，他们拥有强大的现实能力，可以直接实现源于生物本能的愿望——不断更换伴侣，不断获得新鲜感。

这意味着权贵的行为更接近于动物，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社会规则的限制和约束，恢复了动物的原始本性与本能。而社会普通人地位低下，必须完全受制于社会规则，用社会规则来压制自己的动物本能。因此，从柯立芝效应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社会是由一小群“更像动物的人”来统治一大群“更像人类的人”。

底层与中产不育：经济与文化双重压力

关于底层不生育的原因，这个说法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底层”是一个过于庞大的概念。全球平均生育率确实在大幅下跌，目前全球每千人生育率约为16，而1960年代为36。但若细分，即使在普罗大众范围内，不同地区、不同种族间的生育差距也很大。在中下层民众中，最不愿意生育的是城市人口。

《新闻週刊》（Newsweek）今年8月发表的一篇文章讨论了低生育率的原因，主要归结为经济压力和文化原因。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2025年6月发现，全球受调查人口中有39%表示因经济压力无法拥有理想的家庭规模，不敢生育后代。近几十年来，城市人口的育儿成本不断攀升，远超其工资增速。

然而，如果这仅仅是生育成本问题，反而容易解决，政府只需提供资金补贴即可。但奇怪的是，研究者发现，在那些给予夫妻生育补贴的福利国家，生育率依然在下跌。例如，高福利国家挪威为备孕夫妻提供12个月带薪共享产假，孩子出生后还会增加产假长度。资金补助方面，每生育一个孩子可获得超过9万挪威克朗（约合1万美元）的补助。挪威在儿童教育和养育方面的成本也很低。按理说，在政府大力补助下，养育孩子成本不成问题。但官方数据显示，挪威生育率已从2009年的1.98大幅下降到2023年的1.40，之后虽略有反弹但仍非常低。

因此，这一现象不能完全用经济压力或生育成本来解释。高福利发达国家的人们依然不愿生育，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原因。当前城市流行的文化是一种追求人生享乐、逃避责任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文化。这种城市的小资文化（Petite Bourgeoisie Culture: 指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常带有追求精致、享乐、个人主义的特点）和中产文化（Middle-Class Culture: 指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通常注重教育、职业发展、家庭稳定，但也可能面临经济压力和文化上的个人主义倾向），不太把家庭和传宗接代作为人生的核心目标，而是将享受自由和个人幸福视为目标。因此，城市中才出现大规模的丁克族群（DINK: Double Income, No Kids，指夫妻双方都有收入但选择不生育子女的家庭）以及各种不婚不育现象。这归根到底是一种城市文化现象，仅靠国家财政的生育补贴无法完全解决。

与此相对的是，农村和落后地区的人们仍受传统文化影响，倾向于以家庭为重点，认为生育子女是人生的一种责任。这种文化差异导致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生育率高于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根据欧盟官方数据，2020年欧盟国家的城镇生育率是1.48，而农村地区生育率是1.61。在美国，根据《美国新闻网》（U.S. News & World Report）的统计，农村地区每千名妇女生育1950个孩子，而大城市则降至1712个。在中国，地区差距更加明显，某人口研究报告显示，农村生育率约为2.1，而城市生育率仅为1.2。

总而言之，城市文化本身不利于家庭和生育，所谓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化更是“坑害”年轻人，导致他们主动不选择生育。同时，城市后代养育成本不断上升。这两方面因素共同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

人口结构的洗牌：中间阶层的消失

因此，“社会整体生育率下跌”是一个笼统且不准确的说法。准确来说，权贵顶层的生育率并未下跌，农村和最贫穷人群的生育率也未下跌。生育率明显下跌的是社会中间层，这部分人确实是“生不出孩子了”。

关键问题在于，社会各阶层生育率不同，必然会产生各阶层之间的人口流动，这种变化将对现行的整个社会制度、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形成巨大冲击，影响到每一个人。

总而言之，生育率下跌的说法过于笼统且不准确。实际上，生不出孩子的只是城市的平民阶层，也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的中产阶层。但最富有的人和最贫穷的人，他们的生育率都比较高。这种格局预示着必然会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或者说人口替代。

从全球来看，人口迁移的特点是从中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迁移。1960年至2023年，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净流入规模累计达1.5亿，绝大部分来自中低收入国家。在《移民时代》（The Age of Migration）一书中，人口学者斯蒂芬·卡斯特尔（Stephen Castles）和马克·J·米勒（Mark J. Miller）等人认为，全球移民流向呈现阶梯式流动，例如从中美洲迁移到墨西哥再迁移到美国，或从东欧迁移到西欧。在这一迁移过程中，每一个层级的劳动力市场空缺都由下一个层级填补，形成全球性的劳动力替代迁移链。长期结果是，生育率更高的有色人种和贫穷地区的劳动者代替了生育率更低的富裕白人劳动者，西方也逐渐变得不像西方，反而更像是第三世界国家。

在中国，根据《中国人口流动趋势报告》，预计到204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升至80%左右，超过7400万农民将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迁移。在城市群内部，三四线以下小城市的居民也会不断涌向一二线城市，取代当地居民。基本上，这一趋势可总结为：生育率较高的贫穷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人口会大量向生育率较低的大城市迁移，而中国大城市本身的居民因各种原因已不再生育。最终结果是，生殖能力更强的农民和穷人持续进城，完成对原城市居民的替代。这些新移民会将其出生地的文化和习惯带到城市中，导致中国的城市更像农村，变得越来越“土”、越来越“挫”，整个中国最终成为一个“大县城”。

一句话总结，未来的人口趋势是“洗人口”，全方位的“洗人口”。新闻媒体现在讨论的所谓生育率下降，只不过是人口大迁徙的一个步骤而已。现在的人口现实既冷酷又合情合理。

城市中产的未来挑战与出路

从这个角度来看，某些城市的人群面临非常不妙的境况。例如，中国大陆的一线城市，尤其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假装自己是外国的中国内地城市”，其下场可能很悲惨。上海人有一种将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视为“乡下人”的弱智市民文化，但现实情况是，上海人的后代基本上也只能嫁给河南人等当初被他们看不起的穷地方的人。未来的上海一定会被河南人以及各种生殖能力更强的外地人所占据。其他中国内地城市更不必说，这些所谓的城市根本就是打着城市旗号的农村，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不过是拿着城市户口的“泥腿子”而已。

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香港。如果香港人不移民，他们的后代也只能嫁给他们看不起的“捞閪”（捞閪: 粤语粗俗用语，带有贬义，通常指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尤其指那些被认为素质低下或行为粗鲁的人）。再来说说台湾。例如台北这种大城市的人，自以为是与众不同的“天龙人”（天龍人: 台湾网络流行语，原指动漫《海贼王》中拥有特权的贵族，后引申为自视甚高、不食人间烟火的城市居民），但最终结局也是一样，后代大概也只能嫁给“外劳”或东南亚人，因为台湾的城市中产男性基本上也没有太强的生育能力，其中不少还是宅男巨婴族群（宅男巨婴族群: 指那些沉迷于虚拟世界、不愿承担社会责任、心理不成熟的成年男性）。

总而言之，全球趋势大同小异，这群自以为高贵的城市中产，他们的后代一定会嫁给他们当初看不起的那些人，他们会被更“低级”的人同化。

摆脱中产困境的两种路径

那么，这种情况该如何改变呢？唯一的办法有二：

第一是移民。你首先要摆脱安逸的“中产生活假象”，移民到更先进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你自身就变成了具有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 经济学概念，指人类行为中非理性的、本能的冲动和乐观情绪，此处引申为一种原始的生命活力和进取心）的移民，成为更有活力的物种，去同化比你地位更高的人。

第二个办法是你不移民，但要彻底改变你的财富状态，变成富人、变成权贵。用这个方法也可以让你逃脱中产的诅咒。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太受生育的限制，也不受到大部分社会规则的约束。

实际上，只有这两条路才能让你摆脱城市中产那种“断子绝孙”的文化。显然，第一个方法（移民）对大多数人来说稍微容易一些。而第二个方法（成为权贵）难度非常非常高，除非你有极高的才能加上运气才有可能实现。除了这两条路之外，大部分中产的命运就是如此了，最终结果是等着被“泥腿子”同化，成为一群“废人”。

换句话说，整个人类社会中最具有活力的人，恰恰是最顶层的人和最底层的人。他们都具有更强大的动物精神，都有更强的生育能力，而且他们都不太守规矩，不太被社会约束。这些中间阶层反而没有什么活力，他们一方面被权贵阶层欺压，同时也被他们看不起的底层战胜和同化。这才是我们社会的真相，也是人口结构的真相。

城市化：一场残酷的社会筛选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城市化就是一种“筛选器”。城市这个筛选器大量吸收来自农村和贫穷地区的那些更具有活力、更像动物的人口，然后从中筛选出最强的人，让他们进化成为权贵阶层。在这个过程中，剩下的“残渣和废料”就被称为城市的中产阶层。从筛选和过滤的角度来看，中产就是一群“残渣和废料”，甚至“中产”一词略等于骂人的粗口。

因此，一个人失去了什么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失去了血性、失去了动物性、失去了一种拼搏奋斗进取的精神。如果失去了这几样东西，那么这个人无疑就是一个失败者，是一条“废柴”。“废柴”的结局就是让人当柴一样拿去烧掉。我们的生活，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一场需要投入全副身心的殊死搏斗。如果你理解不到这一层，那么你根本不了解生活，也必将成为生活的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