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全球教育的缘起与《他乡的童年》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周轶君。2018年，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三岁，他们未来的教育问题让我产生了巨大的困惑。我们的上一代人所教导的教育方式似乎已不合时宜，但当我与孩子交流时，也缺乏新的语言和方式。作为一名资深的国际新闻记者，我决定走进更大的世界，探寻更好的教育方法和模式。从2018年到2024年，我和团队前往了十个国家拍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第一季探访了芬兰、日本、英国、印度和以色列；第二季则去了新加坡、法国、德国、新西兰和泰国。

选择这些国家都有其独特的理由。例如，以色列虽然国土面积小，但人均大学学历比例位居世界前列，是知名的创业国度，其创新力令人好奇。而选择泰国，是因为许多中国父母举家前往，只为让孩子在那里上学，这让我很想了解他们会经历什么。2024年，两季《他乡的童年》在优酷上线，第二季在豆瓣获得了9.4分，成为2024年国产纪录片的最高分。这表明中国社会对教育的关注度极高。

我常有一种感受，世界正发生剧烈且迅速的变化，科技、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变化速度远超教育。教育的影响是缓慢的，如同百年树人。如果有人承诺某种教育方法能迅速见效，那无疑是培训。而《他乡的童年》所追寻的，正是那些关于如何把人变成为人的教育。我们希望从世界各地不同的童年经历中，理解如何将更好的教育传授给下一代，同时也反思我们成年人是如何被自己的童年塑造，成为今天的样子。

全球教育图景的多样性与反差

我们的第一站是芬兰，这个国家给我带来了巨大震撼：中小学没有考试、没有排名，不鼓励任何形式的竞争。孩子们在课间玩耍时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课堂上甚至没有标准化答案。例如，在森林课上，老师让学生闻植物的味道，并非期待他们说出植物名称，而是鼓励用想象力命名，如“雨的味道”。对于小学生，发挥想象力便足够，到了中学才需学习正确名称。

然而，在地球的另一端，新加坡的孩子们正在刷题。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已在学习小学一年级的内容，补习老师告诉我，很多人从五岁到考大学前，每天都在补习，没有一天完整休息。这些补习机构通常设在大商场的无窗小隔间里，孩子在学校上半天课后，甚至来不及回家就直接来吃午饭，然后开始写作业。他们的书包异常沉重，装满了复习资料和课本。

与此同时，印度的教育也十分有趣。我想了解为何全球500强企业中，据说30%的CEO都是印度裔。他们擅长协调不同族群关系，富有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在印度课堂上，学生告诉我，如果一堂课没有挑战老师，这堂课是不完整的。他们敢于在没有完整答案时举手发言，甚至在做事时也能先开始，边干边学。

在不远的日本，孩子们从小学习的是如何以一个强壮的个体去成就一个强壮的集体。他们被要求注意仪表姿态，学习在集体中照顾他人情绪，个人情感流露不被鼓励，例如当众哭泣被视为羞耻。

法国的哲学课则令人大开眼界。五六岁的孩子们已经开始讨论“什么是幸福”、“爱是什么”。老师让他们用橡皮泥捏出能感到幸福的东西，一个孩子捏出了“绿条条、蓝条条”，说那是下雨，因为下雨不能出去玩让他不开心。我突然明白，他们讨论问题时能想到问题的反面。当讨论爱时，孩子也会思考爱的消失，甚至分享被朋友背叛的负面情绪。他们在这个年纪就能顺畅地讨论这些，而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却很少深入思考。

紧邻法国的德国，小学生更多地学习生活技能，例如考自行车驾照，这是德国所有小学生的必考项目。我作为一个来自“自行车王国”的人，却因戴头盔、打手势、转弯幅度、速度等严格要求而累计8个错误点，未能通过考试。对他们而言，生活技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英国，我们探访了贵族学校。在这里，最被重视的不是漂亮的制服或社交礼仪，而是如何服务于社会。一位在上议院拥有男爵头衔的卢卡斯先生告诉我，英国社会对贵族的定义只有一个字：Service（服务），即服务于他人的责任与担当。

以色列的十几岁女孩展现出极强的自信，她们已开始创业，名片上印着“CEO”。这些孩子认为，在这个年纪就可以开始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而非只在教室里抄板书。

在这次旅程中，许多观念被刷新。例如，以色列和德国都告诉我，失败和犯错在教育中至关重要。但在我们长期以来的教育中，这两个词语常被视为负面，我们总是避免出错。例如在课堂上，老师提问时，学生们常低头回避目光，因为内化了“出错是羞耻的”观念。然而在希伯来语中，“失败”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不是结局，而是可以重新开始。一位德国职业学校校长谈及德国制造的完美秘密时说：“高质量就是不怕犯错并解决问题。”在儿童教育中，他们常说：“犯错是学习的必要环节。”如果不犯错，就没有尝试；不接受失败，又怎能真正学到东西？仅仅看到世界上如此多样的教育方式和理念，我的视野就被打开了，从狭隘的焦虑中解脱出来。原来这些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教育，并且似乎都能自圆其说，没有出大错。教育的可能性，就是生活的可能性。

细节中的教育智慧：尊重、保护与性教育

作为导演，我最希望观众在片中看到的，是教育的细节。理念可能相似，但巨大的差异就体现在细节之中。

例如，当我们谈论尊重这个概念，大家都说要尊重孩子，但尊重到什么程度？在法国的一个社区机构**“绿房子”（La Maison Verte），其创始人是精神分析师，他们认为婴幼儿，哪怕刚出生，虽然没有我们的话语，但已有自己的语言和思考。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希望被大人看见、尊重，并理解其意图。婴幼儿在这里被当作完整的个体**去尊重。

当我们谈论保护时，我们都说要保护孩子，但怎样的保护才是最好的？在德国柏林一个普通住宅区的儿童乐园里，我发现所有儿童游乐设施都异常坚固。例如木梯子背后铁链粗大，铆钉巨大，并有专人定期检查。这样一来，孩子们玩耍时，家长无需寸步不离地盯着，这才是真正的保护，而非将他们关起来限制住。

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希望保护孩子，那么是否要回避禁忌话题，比如性教育？在柏林的一间性教育教室里，老师展示了一些教学工具，我当时感到脸红。但在这里，这些模型并非随意制作，它们经过科学调研、精确测量，根据实际社会中人们的尺寸制造。学生甚至使用纸尺工具，学习如何选择精确到1至2毫米的避孕套。也许有人觉得这样的教育过于透明，但正是因为如此，德国青少年在整个欧盟中的早孕率是最低的。

摆脱评价体系的束缚：芬兰的艺术课与学习的本质

或许有人还记得芬兰教室里让我泪崩的那个场景。当时，一节课是让学生和老年人互相画对方的肖像，以认知时间在人脸上留下的痕迹，理解时间这个概念。老师鼓励我也加入，我作为一个谦虚的中国人，拿起纸笔时便说“我不太会画画，我很害怕，画不好”。老师却觉得这个说法很奇怪，她说：“这些画不是拿来比的呀，有人说你画不好了吗？有人评价了吗？”那一刻，我仿佛踩空了某种东西，长期被内化的进入他人评价体系的习惯瞬间崩塌，竞争消失了。在那里，我们第一次发现：学习是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他人的评价。

同样是学习为了生活，在日本，小学生入学第一天，妈妈要为他们准备抹布。因为日本大部分中小学校园没有专门的保洁员，打扫卫生，包括清洁厕所，都由孩子们自己轮流完成。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在教室，难道学习是为了最后的考试成绩，为了与别人比分数吗？还是学习为了生活，让我们能够活得更好？

另一个不断被刷新的观念是关于自由。我们都向往自由，但自由要放手到什么程度，才能带来好结果？新西兰的一所学校刷新了我的认知。一进去，他们说“树上长着孩子”——孩子们随意爬到树上，玩秋千的高度令人心惊。他们可以在操场上捡树枝追打，骑滑板车飞速冲下。整个45分钟的大课间，操场上没有一个老师监督。我最初的疑问是：会有人受伤吗？胳膊腿摔坏怎么办？但多年过去，没有出过什么大事。这种“疯玩”背后有科学设计，多年调查发现，它对孩子大脑发育、课堂表现和学业都有促进作用。正如新西兰校长所说，鼓励孩子自己向上爬，实际上是把安全意识和安全控制权交回到孩子手中，让他们自己明白如何保护自己，什么是安全，自由可以扩张到什么程度。

这里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芬兰没有竞争、没有排名，但其教学成绩在国际小学生中学生能力评估中曾获第一。德国学习乐器没有普遍考级制度，却是一个人均音乐家的国家，并拥有世界顶级的古典交响乐团。似乎当我们抽走了某种障碍、限制或评价体系，反而能得到更好的结果。这让我想起康德说过的一句话：“儿童最大的欲望实际上是长大成人的愿望。”他们渴望长出自己的能力，但这种成长常被大人的不放心和好意阻碍。

教育无最优解：国家文化与教育模式的深刻关联

看到这些细节和差异，我不禁思考：有没有最好的教育？为什么世界上不同的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方式？

以新加坡为例。他们的教育压力巨大，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漫画形象**“怕输先生”**，代表着事事怕落在人后，无休止的竞争，这与我们语境中的“想赢”不谋而合，已渗透到新加坡人的毛细血管中。在教育上也能明显看到，小学里常有标语。其中一条令我震惊：“新加坡是我们的家，这里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没有人欠新加坡一个生存。”这句话背后有丰富的历史含义，新加坡建国不易，曾面临巨大生存威胁。即便今天已是繁荣富裕的国家，他们也未曾忘记自己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小岛国，随时可能不复存在。小学生每天上学都会被提醒，国家如果不存在，自己有巨大责任，努力学习是为了国家的生存。这既是动力，也是巨大压力。从这句口号，我们便能理解新加坡教育为何如此严酷竞争。

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扎根于其历史文化和人口构成。新加坡四分之三是华人，价值观与我们非常相似。走过这么多国家，我越来越领悟到：**教育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借鉴他国智慧和经验来改良自己的土壤。教育都在细节里，改变也应从具体的教育细节入手。

中国教育的在地实践与启发

《他乡的童年》播出后，我与几位中国乡村的校长和教师做了一次播客。四川山区语文老师陈秋菊老师，教学十几年后发现农村孩子不认识农作物了。于是，在一次天气晴好的日子，她把二年级孩子带到油菜花、豌豆花盛开的田野，在大自然中学习语文，体会人与自然的连接。芬兰森林课播出后，有城市家长问哪里能花钱上森林课。但森林课的本质并非要去森林，而是理解你生存的环境。家乡在沙漠就理解沙漠，在上海就理解公路、物流和建筑。陈秋菊老师的学生，就是在油菜花田里理解了他们周围的环境。

湖北乡村中学校长何欢老师，接手学校时氛围低落，师生缺乏学习热情。他曾考察英国学校，认识到学生可以自己组织俱乐部，发展兴趣爱好，“只有喜欢上学校，才能喜欢上学习”。于是，他的学校虽然没有贵族，没有资金，但他们可以搞足球、篮球，老师们自学跳舞、美术。他们还举办了运动会，没有高尔夫、马球，而是推铁环、抖空竹。500多个学生发了300多张奖状，何老师说，他要让每个人都感受到站在聚光灯下成为主角的感受。三年后，学校氛围焕然一新，不少孩子考上重点高中，甚至有人考上清华。何老师说，他最初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改变，但他确定的是：让孩子们通过兴趣找到人生的方向，远比上大学更重要。

印度教育前线的微光：创新、破禁与连接

这两位中国教育的践行者，让我想起印度前线那些令人崇敬的实践者，他们都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着教育的细节。

印度的玩具大王库布塔先生，七十年代已是成功的工程师，但他看到印度贫困人口众多，穷孩子没有玩具。于是他利用知识，设计了许多用废品（如胶卷盒子、汽车轮胎、吸管）制作玩具的方法，并通过气阀原理给球充气等，发明了100多种方法，并建立网站无偿分享给全世界的老师。他的节目播出后，中国武汉的一群妈妈也学着这些方法，教自己的孩子制作玩具，从中也学到了物理、化学知识。

在印度，许多少女因**“月经羞耻”**概念无法上学，她们缺乏相关知识，甚至没有卫生巾。到了一定年龄，遇到生理期却不知所措，有的因此退学。为此，两位漫画家将相关知识制作成动画片和漫画书，在印度校园推广。孩子们上这些课时，脸上不再是羞耻，而是开心的笑容，她们懂得了这是什么，不再感到恐惧。这本书不仅在印度发行，还出版了英文、俄文、法文，并翻译成中文版。

在一个印度偏远乡村，交通极其不便，急诊病人甚至无法及时送医。那里的孩子当然没有机会接触电脑和互联网。但志愿者们在这里架起了互联网，建立**“云中学校”**。每天下午，一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通过屏幕，向孩子们讲述自己的生活，让他们了解外部世界。照片中，一位英国老奶奶正在教他们英语知识。这些老师无法改变印度的贫富差距和贫困现状，但他们能做的，就是通过教育的细节，改变具体的人，改变具体、看得见的生活内容。

教育公平、家长焦虑与选择的困境

我深知现实的骨感。我曾到云南禄劝的一所高中，那里的孩子通过卫星屏幕，观看成都七中的课程，备战高考。他们只能通过这块屏幕，以超常的刻苦学习，尝试改变命运。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命运的起点并非公平。

同样，与中国一二线城市的家长交流，也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巨大教育焦虑。走过许多地方，我认识到中国家长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家长更愿意为教育奉献和投入，不仅是时间和金钱，他们甚至可以为了孩子未来的教育，放弃所有：事业、朋友圈，举家移民。一位妈妈告诉我，她辞去国内银行行长职务后，在泰国入境卡上不得不填写“家庭妇女”的身份，内心感到难过。他们在泰国获得了什么？孩子确实暂时摆脱了考试压力，生活成本也较低。但他们也遇到了未曾预料的问题：泰国并非移民国家，无法工作导致家庭收入锐减；两地分居对家庭意味着什么；孩子未来无法回国参加高考，能否顺利过渡到英语国家的学校，前途未知。那位妈妈说：“大家不是在说教育是旷野还是轨道吗？我现在明白了，还是轨道，只是换了一根轨道。”

在泰国，我遇到一位最特别的陪读家长——一位爸爸带着两个孩子来，结果却在那里出家了，彻底佛系。他关于教育有一段感悟，我非常想分享：“其实你看到这个世界那么大，有那么多千差万别的教育方式，正如孩子们也是各不相同、多种多样的。各式各样的教育实际上是适合那个国家，那一群人的。我们有时会期待孩子们都成为栋梁，可他们就像植物一样，每一个其实不一样。有的开花结果，有的无论你怎么施肥浇水它都不开花，因为它的种子是一棵参天大树；也有的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漂亮美丽，可这棵植物生命力特别顽强、特别茂盛。所以我想说的是，教育真正的改变是要去改良那个土壤，但更多的，像圆满师傅所看到的，仅有环境的改变，没有内心的改变，没有认知的改变是做不到的。”

教育的终极意义：改变自我与连接社会

《他乡的童年》播出后，我最开心的是收到观众的反馈。一线教师和师范老师将纪录片中的教育方法和理念带到课堂；中国家长感到更有信心教育孩子；单身年轻人则说可以“把自己好好重新养一遍”。

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正是在教育的细节中，看到他者的存在，他者的智慧，听听其他“园丁”是如何做的，再思考如何改良我们自己的土壤。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你看了这么多好的教育，对自己的家庭教育产生了什么影响？我知道这话背后是问：你教好自己的孩子了吗？六年过去了，孩子们长大了很多，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他们会有自己的特点和轨道，不会完全贴合家长的期待或要求成长。我每天以为自己在施加影响，其实每天都在与自己的内心作斗争。我们看这个世界如此多样的教育，看到他者的存在和智慧，其实要修正的不是孩子，而是改变我们这些成年人的认知和内心。

家庭教育是父母的三观，而社会教育则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就像我们片中看到的那些印度和中国的实践者们，以及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的交流。社会教育需要我们这样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相互影响。我常说，纪录片其实是一场行动，片子拍出来只完成了一半，另一半则需要大家看了以后，改变认知，在现实生活中采取行动。这才是我们观察他乡、看他乡的意义所在。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