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说出真相是我的宿命——柴静访谈与历史学家的坚守 柴静 Chai Jing 2025-11-15

纪念高华:一位历史学家的遗产

上期节目我采访龙应台(Lung Ying-tai: 台湾著名作家、文化评论家,曾任台湾文化部长)时,提到了大陆历史学家高华,评论区中有许多人在纪念他。傅高义(Ezra Vogel: 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曾经说过,高华在2011年去世,是当代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失去了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但14年后,人们没有忘记他。在这个频道,我将播出高华教授生前的讲座《毛泽东何以发动文革》,并对他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历史的对流: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

高华参与了一个今天的理解,然后回溯到历史,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又帮助你理解今天,他这个是历史和今天都是对流的。这是2009年癌症晚期手术之前的高华,他住在上海医院附近一家四十平米的出租房里,柜子上糊着报纸,楼上装修的电钻震耳欲聋。胡杰(Hu Jie: 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以拍摄历史题材闻名)担心他没有办法休息,高华说:“这没什么,我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康复、看书和朋友聊天,破破烂烂,我不在意。”在他的桌上放着一本《大江大海1949》,上面写满了批注,其中一句让他泪水盈眶:“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

就在此时,高华的父亲老年失智,在南京脑科医院出现了幻觉,他大喊:“不要枪毙我!不要批斗我!”高华的父亲高启发曾经是潜伏在南京国民党情报部门的中共地下党员。当龙应台书中写到的匪谍(Bandit Spy: 台湾国民党政府对中共地下党员的称呼)在台湾被处决的时候,在大陆,高启发被定性为特务,在1958年被打为右派(Rightist: 指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批判和惩罚的群体),1966年文革(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大革命,中国在1966-1976年间发生的一场政治运动)开始时,他离家逃亡,对妻子说:“再不跑,这次我可能会被活活打死。”高启发终生没有对孩子们谈过自己的精神刺激,直到晚年的幻觉中才喊出了恐惧。恐惧是一定时期两岸共有的历史底色。1962年,当十岁的龙应台看到自己的老师被特务追赶,枪杀于操场的黄沙之上;四年之后,十二岁的高华看到同学在操场上用棍棒殴打成分不好的老师,而他们双方的校长都视如不见。谈到龙应台这本书时,他对胡杰说:“不同党派各为利益,各有价值观,但在这些叙事中藏着多少不义、不公和对普通人生命的践踏。”龙应台的节目指向1949年后的台湾,而高华的研究指向海峡对岸的现实:是什么造就1949那一战的结局?革命成功之后为什么吞噬自己的儿女?

追溯源头:延安整风与文革的深层逻辑

高华追溯历史源头,从延安整风(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中国共产党在1942-1945年间进行的一场思想政治运动)到毛泽东何以发动文革。他说过:“中国要前进,毛泽东是绕不过去的,他的思想遗产必须得到清理和研究。”有一些党内专家认为,高华接触不到很多机密材料,比如说延安整风的核心会议记录,他只能靠公开材料,很多地方要猜。不过也有另一些人认为,这种人性的深描正是高华写作的魅力所在。

史料与人性的深描:高华的治学之道

杨尚昆(Yang Shangkun: 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家人曾经有一次专程去南京去找高华,为了问他一个问题:“你认识我们家什么人?为什么你对我父亲的内心如此了解?”高华回答:“我不认识你们家任何人,我只是读你父亲的日记。”高华所读的是杨尚昆的日记当中很多没有写的东西,或者突然终止的空白,那些中国人在长期政治生活中不得不隐蔽,而有相似体验的人却能够敏锐觉察的东西。猜,就是这位历史学家的童子功。在那个政治过度发达的年代,从童年开始,他就过早地开始了漫长的高强度的训练。九岁,这个右派的儿子因学校的要求攻读《毛选》,每天读党报,看领导的排名。“毛主席红太阳是全世界人民的大救星,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无法活!”听到台下的笑声,我想高华可能很难像年轻一代解释这种荒诞当中所包含的真实。他不能不学,因为每一行字都有可能决定他的命运是凶险还是火炉,所以他不得不猜:猜彭真(Peng Zhen: 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曾任北京市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名字为什么在报纸上消失?猜毛主席将要活到150岁的喜讯会不会成真?他会不会一辈子活在一个人的统治之下?

高华第一次保存史料是在10岁,当他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对于毛泽东和大跃进的批评,他极大震动,长期保存了这份报纸,但不敢向任何人说起。高华的一位女性邻居因为批评毛泽东,在一打三反运动(One Strike, Three Anti-s Movement: 中国在1970-1971年间开展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政治运动)当中被五花大绑公开枪毙。高华和这个家庭的两个孩子被中学要求围观接受教育。那么从1965年开始,我们正式的表达就是毛主席党中央,以前是党中央毛主席,从65年开始就改过来了。所以毛主席就是党,就是人民,就是革命,他就是真理。他做任何事都可以在那个年代,我们中央领导机器为了党的团结顺从他,人民崇拜他,使得老人家真正拥有不受制约的任何权利,或者叫无限的权利。他没有无限的权力,文革发动不起来的。

恐惧与坚守:历史学家的宿命

因为政治成分,高华被学校拒之门外,从16岁起当了八年工人。居民小组老太太每天监视他与外人的往来,母亲对他的劝解是“祸从口出”。所以一直到22岁,高华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公开讨论过政治。最大胆的一次是1976年,他和童年好友坐在长江路的边上,他引用了鲁迅的诗“地下火在运行,岩浆在土本”。就靠着压在胸口的这段火,和从刀口上磨出来的敏锐,成就了秦晖(Qin Hui: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所说的奇术。1978年高华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时候,就带着研究延安整风的疑问。在沉默中他酝酿了13年之后才动笔。意识形态的矩阵正在两国之间不动。89风波之后,国家教委正在清除精神污染,整肃文科,清查所有教师的笔记、书目和论文。高华是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写《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他说在革命年代,延安整风形成的范式,从思想改造到反右,最后到文革,人人强制接受规训,最终影响了千千万万平民的命运。《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三十多页的参考文献全部来自于公开出版物。高华反复拒绝材料,在写书的时候他要求自己在桌上不放任何参考资料,以避免因袭其他人的思想和见解。这可见十年洗磨,他对材料熟悉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傅高义说:“用这些史料的原始素材,高华实现了完美的学术建构。”中国学者中有这样的敏锐性和学力的应该不止于高华一人,但很多人恕而不作,就是因为恐惧。我印象中北大的王瑶(Wang Yao: 中国著名文学史家,朱自清的学生)教授,朱自清的弟子,也有同样的对时政的敏锐。他每天花好几个小时来看报纸,从字里行间分析各种形势跟动向,结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什么都没有写出来。临终前他反复叮咛自己的弟子钱理群(Qian Liqun: 中国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说:“不要再瞻前顾后,沉下心做自己的事。”

写这本书高华不能够申请课题,没有经费,无法采访,靠稿费来购买所有的文件。他甚至不能够跟任何人商议,包括妻子。冬天南京没有暖气,高华穿着军大衣在四平方米的厨房里写了十年。台湾的钱永祥(Chien Yung-hsiang: 台湾著名政治哲学家)教授说,读这本书时他的鼻端仿佛可以闻到血腥气。这样的题材太敏感,太黑暗,恐怕会招来不测之祸。这本书完稿之后正在香港出版,有朋友劝他改书名,说《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太敏感。高华说:“不改了。”高华研究政治比其他人更清楚触碰禁忌的后果和代价。这本书被海关查禁之后,他也很紧张。上课的时候看到有陌生面孔拿着一个疑似录音机的东西,他会冲下台去查看对方有没有学生证,精神紧张一致于斯。

我播放的这个讲座是高华国史写作的一部分,没有完成,他承担的是1969到1971这两年的部分。有一位朋友对他说:“你是在写《红太阳是怎样落下的》。”高华当时正着一语不发,像是被道破心事。不久之后,他的工作调动很快被挡住。一年后他查出了癌症,本来要去参加的美国学术会议他也推掉了,不是因为身体,而是害怕自己的癌症药物被断供。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提到过他的个性谨慎,但事到临头的时候,他常常会说一句南京话说:“烦不了。”意思就是不管了。25岁时高华读过司马迁(Sima Qian: 中国西汉时期史学家、文学家,著有《史记》)的《暴人难书》,他当时非常震动,因为看到了中国的历史研究者两千年来的宿命。司马迁说:“夫人情莫不贪生故死,念父母故妻子,至基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高华曾经对朋友说过他内心的天人交战,但最终他说:“我的个性没法让我放弃追究真相,说出真相这是我的宿命,我认。”无知者无畏,但一个不知道恐惧为何物的人也谈不上勇气。知者有畏,也正因此,在精神自由和现实之间才能够彰显生命巨大的张力。

争议与反思:对高华的理解

当然今天我们纪念一个人,不会也不必因为他的逝去就神化他。高华的生前喜爱他的人对他的批评也最为恳切。比如说历史学者钱刚(Qian Gang: 中国著名媒体人、历史学者)在听他这个讲座的时候就说到自己有惊喜也有不安,尤其是听到年轻人笑声的时候,他说会不会高华的某些叙述中加重了历史人物的脸谱化?他是否也带着自己的定解?我在第一次看高华这个讲座的时候也有一点吃惊,尤其是这位写《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学者提到毛泽东的时候以“老人家”称呼。高华自己的解释非常简单,他说:“毛泽东是一个老人家呀。”好像对他来说这个称呼不是奉承也没有嘲讽,只是一个事实。不过口头叙述和著书立说毕竟不同,使用非学术性的语言难免会引起争议。有人认为这样的称呼可能是一种政治策略,也有人认为是一种语言惯性。有人认为高华没有左过,实际上从我的阅读来看,我认为他左得很早。13岁他非常崇敬格瓦拉(Che Guevara: 阿根廷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医师、作家、游击队领袖)和共产理想主义,但同时眼睁睁地看着红卫兵把数千名牛鬼蛇神(Ox-ghosts and Snake-spirits: 文革时期对被批斗者的贬称)用墨汁涂黑脸之后在南京游街。而这些红卫兵和他的信仰一致,是在这样的长期矛盾中他才认同顾准(Gu Zhun: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的观察:有一条精神之链将这些稚气的狂热的红卫兵的脸和二十世纪的左翼革命理想连接在了一起。承认自己的思想中有矛盾,而这个矛盾就是历史本身的内在矛盾。这个几十年的,我讲的就是50年代我成长起来的这一个长期的我们受到的这个主流思想的影响,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自己在写作过程中也是一个和这种影响在审视它,在重新观察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它再见。他经历过挣扎,对历史人物也尽量呈现复杂性,不论毛泽东、林彪还是刘少奇。我读高华的时候有时也觉得他并不是天然平和,他胸口有一团火气,冷静是淬炼的结果。他说过对他来说历史学研究有三个原则:第一说话要有实据;第二要讲究史料的平衡性;第三就是对自己的主观性能加以约束和限制。有力量才能够克制,或者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客观性可以给人力量。

历史的使命:五四价值的传承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高华的学生为他读《金刚经》(Diamond Sutra: 佛教重要经典之一),试图宽慰他。高华让他把书拿过来自己看了看,说:“如如不动,这就是历史学研究的态度。”高华去世时57岁,临终前他对妻子说:“发现癌症之前,我对历史材料的洞察力刚好到了最佳状态。”写大江大海的札记是高华生命最后阶段的作品,此时生死已在度外。这一万六千字高华写的七位书展题目是“六十年来佳果万千,心事谁诉”。这句话带着悲怆,但也带着关怀。他写希望新价值成为扶佑人民的灯火,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这个价值他至死不渝,那就是他所说的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他称为五四价值(May Fourth Values: 指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自由、独立等思想)。高华曾经说中国人没有宗教,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承担这个功能。这也是为什么语音实会的孙小康(Sun Xiaokang: 中国著名学者、作家)讲要从历史中活着的人身上汲取生命力。高华去世了,但我们还在,生者与逝者在同一条历史的河流里生生不息。让我们一起来听高华教授的讲座《毛泽东何以发动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