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党诉求与教育部长下台的可能性

好大声，能听见请说。是这样的，您认为这次刚刚人民党他们的诉求，能够得到达成吗？他现在有最大的诉求就是教育部长下台。我觉得教育部长下台，就要取决于这个事最后能闹多大，就是莫迪会不会要通过教育部长下台来平息这个事态了。如果只是现在的压力的话，我觉得教育部长下台还可能做不到，但是莫迪政府会不会用给这个受害考生赔偿来换教育部长不下台，这是一个问题。

这边我觉得关键是看执政联盟里面其他党派对这事的意见，因为莫迪现在不能单独过半，所以莫迪要和好多其他党派，像有一个人民党联盟党，还有个叫什么巨颅故乡党吧这样的党派合作。如果这些党派以这个维持执政联盟施压，要求莫迪开除那个教育部长，可能这个事就能够实现。所以我觉得关键是这些地方党派的想法，而地方党派的想法主要是青年选票的想法。所以这个传导关系应该是，如果青年人的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导致地方党派认为如果不去支持青年人，就会影响下次选举（因为很快到2027年印度就地方选举），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印人党的合作党派可能会向莫迪施压要求开除他。现在的现状是，莫迪的这些联盟党派有两个党派在支持学生，但是在是不是要开除教育部长这个事上，他们现在还是没有发表意见。

年轻人与凯恩斯体制危机及就业问题

那中野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对于我们这些所谓的青年人来说，无论战队一代或者说是更小的一批来说，全球确实是同此一样的。就是这个经济的发展的水平或者说机会都是急剧的在减少的。就比如说我发现美国或者各个发达国家，也有对于婴儿潮一代的嘲讽，中国也是会有对某一个时代的指责，这个是真的，在社区的数据上。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凯恩斯体制（也就是四五年之后的那一系列的体制，包括养老金以及不限于养老金的一系列的那套体制），您认为在这个当今时代，是否会在某一个时刻被彻底的过时掉或者被抛弃掉？或者就是青年人集体的抛弃，认为现在的所谓的凯恩斯体制、所有的养老金、所有的社保，都是庞氏骗局。因为我有两个德国的朋友和一个美国的朋友也跟我这么说过。他们认为现在的社保，相对非常好的国家在青年的状态提出非常大的不满，他们会认为在自己老年之后拿不到钱。如果中国人要去别的国家，比如发达国家的话，你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青年人当然有自己的利益，一个世代有一个世代的利益，但是我们是否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呢？就比如说我们在道德之上是否我们有维持这套体系的责任和义务？你必须得维持这套体系，否则的话你就相当不道德。但还有个问题，就算你认为我们必须维持这套体系，但这套体系如果被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认为不可持续、对我是持续剥削的话，我们该如何自处？

我觉得你问的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很多国家都出现，在日本也出现。日本认为年轻人活一辈子就是为了养老年人，国民年金的压力非常非常大。但我觉得现在有个更严重的问题，都还不是福利体系的问题和凯恩斯主义的问题，其实是就业率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是不是庞氏骗局，这是一个养老金替代率和养老金支付比例的一个问题，这个跟出生率有关。出生率一旦低了，它就有可能是一个庞氏骗局。我先把你静音一下，因为那边噪音比较大。

现在我觉得更大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其实根本就不到凯恩斯不凯恩斯。如果你每个月收我比较高的社保税和养老税OK，但至少我要有有意义的工作，这工作要能坚持得下去。但如果现状问题是没有工作，就会出现到现在印度这样的问题，和其他国家今年失业率过高所产生的那种极右翼。这种极右翼最容易体现为反移民，就是因为移民抢要的工作。所以我得先有工作，再谈凯恩斯不凯恩斯。所以我觉得现在从疫情之后，凯恩斯都是下一步了，第一步是有没有足够就业。因为就业问题在日本不是一个问题，日本的青年失业率相对比较低，但是现在反映到其他国家，就是青年失业率太高。而这个问题随着AI，只会越来越严重。AI替代了一些白领工作导致青年失业率继续下跌。美国已经出现了，美国的新增就业数量非常少，导致刚刚出学校的人很难找工作，中国也是一样。那么这个会先于这个凯恩斯的争议，到另外一个问题。那么像在印度就体现为考公的问题，既然没有社会工作，我就去考公，那我就要求考公考试非常的公平。在美国和欧洲可能会体现出反移民问题。因为印度不是个移民国家，所以我认为对就业问题是第一波的问题，而不是福利体系问题。

中国考公舞弊现象与户籍制度

好，我们先这位同学先连到这。下一位是这个加入共产党大乘分经营，你今天这个名字不押韵。这个后生兄听得到吗？听得到。好，我下次改一个。我想问，印度这一次是因为考公发生了大问题，人家说有舞弊、有泄露考题这些东西。我想问你，中国他们考公务员也有这些问题吗？因为我知道他不会上报，也不会引发大规模纠纷，可能早就被盖住了。那中国考公也会有这些问题吗？

中国有，但是因为中国有两轮考试，一个是国家公务员，一个是地方公务员。国家公务员笔试这个问题相对小一点点，就是很难得听到国家公务员笔试阶段有考题泄露等等的问题，就是地方公务员考题有问题。然后中国的猫腻主要发生在面试的这个阶段。因为中国的公务员录取是笔试分数加面试分数加到一起取值，面试分数这个阶段会有很多的猫腻，因为面试分数有更高的个人裁量性，打高或打低，包括让你去不去面试，这个有很多操纵性。中国盘外招就更多了，在这个公务员的分配之上也有更多更多的盘外招可以去影响。这个在中国的争议其实也有，中国一直有这个公务员争议。就比如说中国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跟编制相关，就是中国的影视明星进编制。比如易烊千玺之前好像进了国家话剧院还是国家电影院的一个什么编制，后来直接被骂到退编制。就是现在大家可能会认为你是明星，你为什么要跟我们一起抢编制工作？这种也是中国这个问题爆发的一个点。但中国就比较爆发为这种社会阶层侧切，他对的不是上，是对跟自己一起参考的人的暴力，这种特别多。中国考公有各种匪夷所思的去影响跟自己一起招考人的例子。主要问题在面试和岗位分配上，因为好多地方公务员根本就因人设岗，招录条件就是对想招的那个人定制的，其他人去可能都通不过。此外，中国还有一类问题，就是有很多编制类的岗位是以非招考方式进入的。很多编制类岗位是以招聘方式进入或者再转正，有各种特殊渠道而不用走每年的考公。先招进去，然后再转成一个有编制的岗。其实社会已经有共识了，大家都知道你们在搞徇私舞弊，只是玩得比较花没破绽。网上小红书上跟考公相关的抱怨特别多，很多人举报觉得面试不公。

那么我第二个问题，我上网查了一下，我发现外省人想要入北京户口，还要在那边工作几年、还要居住多久、还要公司担保，搞得跟移民美国拿绿卡一样，这是真的吗？

北京和上海不一样。拿上海户籍是积分落户，就跟在日本拿永住积分是一模一样的。在上海就要看你是多少岁有多少分，什么高校多少分，什么工作多少分，分数到了可以落户。所以在上海落户就很像是移民，像是很多国家拿永居或入籍那种积分。那北京落户是企业落户，北京有很多企业有落户名额。比如我去考国家公务员，这个工作是有落户名额的；比如说中石油每年有200个落户名额。所以你经常听说什么北大的一个核物理的博士生去北京的城管，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岗位有落户名额。北京是把这个北京户口分成各种的落户名额在各种各样的企业里面。一般私营企业就很难拿到落户名额，很多外企可能还有，比如小米肯定有，但是中型民营企业在北京就比较难拿到落户名额。北京这一步还有一个叫应届毕业生，一般应届毕业生去有落户名额的企业才可以落户，所以如果你毕业之后的第一个企业不是一个有落户名额的企业，基本就不可能在北京落户了。上海落户有点像移民，北京落户就是纯名额分配。

我是想回应你的标题，我认为中国的躺平党已经形成了。网络上面我们看到那些戾气重的人他们就是整天揶揄，只是他们没有组织也上不了街。我认为躺平党跟张兰人民党的区别就是没有组织起来，躺平还是一个网络迷因。

自动化时代与UBI可行性探讨

好下面一位，能听到请说。我要讨论一下关于UBI（无条件基本收入）的问题，您觉得UBI是可行的吗？我觉得不行，不可能，尤其人口大国发不起。那小国呢，比如说像瑞士？瑞士、新加坡要发是发得起的，但大国发不起，因为大国都没有汲取这么多财政。那万一以后机器彻底替代人工呢，怎么处理这个分配问题？不知道，这个真的需要后人的智慧或者你们的智慧来解决了。但在那个时候除了钱之外，我觉得更大规模的改变是社会形态的改变。现在这个城市形态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绝大多数人都有个工作，你拿工作的资源去消费，用工作的资源养活了更多服务业工作的人，这个城市生活形态才成立，它是由写字楼、住宅和服务业构成的。除非一口气给所有人发UBI，或者给写字楼的人都发UBI。最大的困境和冲击是，如果城市里的人超过40%没有工作，我都不知道这个城市形态是怎么运转下去的。如果是农业机械化、农业AI化，大家下乡也没地啊。所以我觉得到时候的问题会大过UBI，因为UBI还是想象现在既有城市之下，用UBI替代失业保险，它是能够维持人在失业情况之下更好的一个收入基础。所以到时候那个问题好像不是一个用UBI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大的国家也发不起UBI。

左翼与右翼政府面临的实质性挑战：工资与就业

好，那么下一位，鸡康。李老师您好，就是您还记得那个19年智利那个因为公交车涨价几毛钱爆发的大抗议吗？后来的左翼总统上台之后好像也没解决太多的问题，也增加了矿的税收改善一点点福利，但现在上台的不又是右翼吗？就是他这种到底是情绪宣泄呢，还是没解决具体问题？

我觉得左翼这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左翼要想办法提高工资，就卡在这个事上了，这也是印度现在的挑战。因为大家的要求都是一个分配问题，你可以像日本现在要求降点消费税，但这不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工资收入分配问题。所以一个社会里面怎么样提高工资收入？就几个办法。第一，大幅提高最低工资线。但在各国家都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一旦大幅提高，第一可能马上导致失业，第二可能马上干掉中小企业导致企业税收下降，但企业税收又是很多国家的关键。如果不大幅提高，要么财政多到能给大家发钱，好多国家又做不到，借债发钱又有通胀。所以实质性地提高收入是智利等国家不管换左翼还是右翼上台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都是小修小补。现在印度的问题也一样。印度最后这个问题真正能解决，其实还是要靠印度形成强烈的外贸经济。如果印度的电子产业、外贸经济能够发展起来，印度的问题都能解决。印度跟越南可能有这样的条件和人口规模能够解决。

这次张兰人民党做的事情和诉求，更多实际是个政治诉求，是要建立责任政治，比如教育部长下台，要有独立的司法来管等等。这更多是一个责任政府的主张，责任政府是很重要的点。但背景上印度青年失业率、没有体面工作，都得靠增加有意义的岗位，这在全世界是非常困难的。第一人口得够多，第二青年人口够多，第三得有一定的工业基础。除了亚太核心地区的国家如印度跟越南，其他国家很难实现。这也是为什么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这么爱中国的原因，因为看上去中国是愿意把制造业向他们辐射的。假设中国比亚迪、宁德时代去智利投个2000亿，问题就解决了，甭管你是左翼右翼政府。最后严重的问题就是，怎么提高实质性工资收入和就业率，这东西不解决其他的都是敲边鼓政策。

不同体制下的问题问责与合法性重塑

其实我感觉像中国这种包的体制也没法解决问题，他不解决问题就是吃老本把你关起来不让你说话。如果两种体制都不解决，哪种更好一点呢？那就回到张兰人民党了。全世界可能很多国家都不能真的解决问题，但是能不能问责？如果不解决问题，能不能反映成真实民意给你形成压力？这也是一种公平。我的不满要表达出来对执政人形成压力。虽然解决不了问题，但是能够形成民意在选举中体现出来，这也是一个重塑合法性的方式。像日本，每两周反映在支持率上，支持率再走30个点可能就得再组阁。日本最近岸田文雄（高尔早苗）已经放弃了他的财政扩张计划，因为日元汇率维持不住了，国内输入性通胀会影响他的支持度。他最想继承安倍的货币扩张政策，但不得不转向国债紧缩政策。为什么能这样？就是因为支持度是一个透明事项。在一个民主体制，就算最后问题解决不了，肯定也不会把所有代价全部推到普通人身上。像中国现在很明显，代价往农村推，吃定你农村了。没抗议能力、网上面也是噤声群体，就给你一年涨20块钱自生自灭，医保大病就报50%，交不起钱就等死。但印度就可以农民上德里迫使莫迪撤回政策，这就是区别。人民的意见至少算数。中国每次遇到巨大危机就找一个群体当血包宰了，国企改革把东北工人当血包宰了，最后没办法都往农村转。

政治发声与流量合作的体面之道

您觉得粉红这个群体里面是拥护屠宰农民的多还是支持改善农民处境的多？我觉得从道德上或直觉上当然是支持改善农民状况的多，但是这种道德支持用处不大。您评论区那个“边缘的”家伙，您觉得这种人在中国是主流吗？我觉得不是，那种只是他看了新闻说名义上取消农村户口和非农户口，实质政策没取消但他也不管。我倒不觉得他真的多关心农业政策。有很多呼吁改善农民债务的时候他们跳出来说农民多好，达到了洗地的目的。我觉得主流的人很多人对农村状况不了解也不关心是主流。

我之前向您提过另外一个李老师，他能吸引很多流量，你为什么不让他帮你多增加点流量每天转发？像您的推特、YouTube视频。我怎么能要求别人每天多转发我的内容呢？比如李老师现在置顶的那一条里面有我，确实给我带来很多新的粉丝，我现在X的粉丝过四万了。那是因为我们自然的合作。我不可能跟他说你多转转我，我是一个特别讲究体面的人，不可能跟别人提这些要求。我们发现您确实是不一样的存在。我现在也跟了好多智库合作，尝试有一些政策影响力，直接一点，所以我也有我的计划。我就自然跟他合作就好了。

张兰人民党的AI赋能与唐凤的数字民主实践

下一位Cyber Pebbling，能听到请说。我在想如果把今天这个话题外延一下，怎样有效地组织起青年人参与政治？刚刚人民党这种基于议题和情绪的运动本身带有破坏性，怎样去组织起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参政议政？技术发展怎么样改变这样的组织形式？我们上次连麦谈过AI对个人政治思考、思想形成和表达的赋能作用，也问了关于唐凤的数字民主化实践，你说去台湾会和他有交流。唐凤做的一些数字民主化工具应用（如Polis、g0v零时政府）是前AI时代的，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展望？

我先说张兰人民党。张兰人民党本身是一个高度AI化的一个运动。因为从5月16号到现在两个多月，从零到几万人上街，这个过程中的电子党员证、党歌、宣言、网站的构成里面用了大量的AI。最初在6月初之前就是迪普克一个人搞的。AI对他个人的网络表达和网络组织是有大量赋能作用的，能看到一个个体借助网络工具加AI能产生多大影响力。我也不觉得他们是一个破坏性很强的运动。迪普克以前是平民党德里选举中的青年传播主任，他们另外三个发言人比如兰卡好像也是平民党的。印度有普通公民的党派参与政治经验，所以他们的正式纲领那五点是合理建设性的。从最开始以戏剧为主到6月7号发展到线下，进入实质性过程是因为他们都有政治经验。我觉得跟台湾很像，台湾公民通过NGO组织、小党派、罢团参与政治的机会多，很快就能提出相对合理的政治主张。

关于唐凤的问题。这次确实见到了唐凤，也有直接交流。但交流之后，我对g0v的这些东西有一点点祛魅。我产生了一个观点：极客或者技术人员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我提供技术指标和工具来做平台，在平台之上来推动社会和政治做改变。在这种想法之上，他不愿意去进入实质性的政治议程，也不愿意为任何一个实质性的政治事务负责。我在台湾的观察是，数发部现在定位有点尴尬，很大程度来源于唐凤的遗产。唐凤过去掌握数发部的方式不是进行任何负责的政治操作，而是做一个中立角色提供技术模板和工具。但这种方法在一个政治组织中是没有好效果的。像基零威（g0v零时政府）在公民社会透明性、政府监督等方面非常有意思，但你会发现他没有足够能力嵌入到实际的政治议程之中。实际政治议程被大量更主动的、不管是为了钱、政治利益、党派运作或社会目标的人，以更简单的方式实现了大得多的影响力。所以我开始怀疑这种提供技术工具但不介入政治议程的模式。

技术重构与政治性参与

中立性的技术，对于社会从速的作用，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就这个社会还是得有很多要为这个社会结果，和社会结果负责的人很强力的去做的。就是他的指趣不在技术构造，他的指趣在政治性，在社会性，技术是他的手段。但唐凤给我的感觉呢，是他的旨趣就是技术性。他不坏啊，我不觉得他是一个不好的人，而且我如果夸他的话，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你跟我说我长这么大，在聪明这个事上没有服过别人，我觉得我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但是在他之后，我觉得他是最聪明的人。就是他比我聪明，我很少遇到比我聪明的人，但他真的非常非常聪明。但是聪明这是一部分，所以说他认为技术本身可以对社会构成大的影响。但这点上我觉得至少现在这一步还不是，所以我会觉得现在这一步，不管是解决政治作战的问题，解决政治组织的问题，需要非中立的政治性参与。类似这样的，这是我的感觉，而不是以这种中立的技术性重构来完成的。就现在技术性重构进入到实际政治场域，它能发挥的作用比想象中要小。所以不管什么平台，按理无虑的说法还是得有模型。不一定得有模型，可能就是野心家吧，我不知道。好的谢谢。

制度差异与可接受的社会状态

好，下面一位李光斌。

喂，你好，能听见吗？

能听见，请说。

我今天其实这个话题我不太感兴趣，我就看排队的人少，我就上来说说。其实我觉得就是，民主化之后，中国也没救了。我就是那个刘仲敬，那个支持者。我认为中国民主化，就是最好的模板从来不是大号台湾，而是大号菲律宾，我一直这么觉得。我觉得就是像什么老龄化和就业的问题，就像日本有民主他也解决不了。就是他反而因为老人的票多，反而就是，你说他好吧，他更重视老人，但是他就会带跑偏了，就是老人会变得特别保守。然后之后像菲律宾呢，他民主化菲律宾，他当然是因为独裁政府把菲律宾从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家变成这样。然后他民主化之后，他也解决不了啊，贫民窟还是贫民窟。要么就是出生在菲律宾，基本也没什么希望，要么就润吧，你学个护士，润香港还是润哪，润美国。因为美国失业率最近好像特别低，我觉得川普可能干的还不错，就是失业率可能近70年最低。要么就是一个失业率特别低，有高薪那个地方，要么就是过一辈子。中国也类似，我觉得印度就是看着反正挺糟心的。

世界上好国家就那么多嘛，可能就二三十个吧。我有个感觉，你要说最好的国家，那当然美国得天独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怎么折腾，他的社会财富在那。你去了美国，你就算去加州农场摘菜，那个工资都是可能在菲律宾干很多事情难以望其项背的。但我会觉得往细节上看啊，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不同。像日本，日本经济当然有很大的问题，这不用讲啊，经济烂了几十年了，这不是开玩笑的。但这几十年的烂法，你来东京你感觉不出来这个社会经济烂了几十年了。包括很多外国人削尖脑袋想来日本生活，你来这，你感觉不到这个社会烂了几十年了。为什么这个社会没有烂这几十年呢？其实背后也是有制度的原因解决的。就比如说日本老年人的长照险，当然虽然他们搞这个制度货币化，这个本币债务跌得吓死人，但是也是用了很多方法能够兜住这个社会。包括产权的原因啊，企业制度的原因啊，一个比较信用的商业社会。

我现在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可能是真的，这就象婚姻一样。就是这个全世界真的特别幸福，也不吵架，特别特别好的婚姻，我觉得其实挺少的。你真去看普通人的婚姻，还是第一不会太有钱，一半都是这个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状态。但这个贫贱夫妻百事哀吧，哀有哀法，就是有那种特别丑陋的那种关系，也有虽然很多矛盾吧，但是还过得下去，而且还能够以一定程度过得下去的关系。但我不是说好的关系不可得，这另外一回事。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觉得国家也是有点像。也就是说，不可能全世界都像美国一样，到人均GDP六万美金，七万美金的地步来过。我觉得很多国家就是人均GDP可能6000美金到2万美金中间这档。但是人均GDP6000到2万美金中间的国家，也是千奇百态的。这些国家你要去仔细去看它的经济体系都有很多问题。包括台湾的分配，经济分配也有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台湾的这个物价如此之低，去就知道，一个人均GDP4万美金的国家物价这么低，这个社会分配一定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也有很大的问题。但问题归问题，就是在这么大的问题之下，还是能分得出好坏的。

那我会觉得呢，还可能还是在一个有问题的国家分好坏。那比如说马来西亚，我也不觉得马来西亚是一个经济上多发达的国家，会未来多好的国家。但你同等跟菲律宾跟印尼比，马来西亚就是好很多。包括大号菲律宾这事，菲律宾贫民窟，菲律宾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在菲律宾这个同等人均GDP水平的国家，我不知道他跟塞尔维亚比，或者跟之前的匈牙利比会不会好一点，但匈牙利的人均GDP应该比同等高很多。就是我会觉得这国家穷归穷，或者有问题归有问题，但也是有差异的。所以说最后这个世界应该不是所有人都去美国，或者所有人都涌去人均GDP四万美金以上的国家，这也很难。我一直在日本，就感觉这个问题。日本的人均GDP滑到这个地步，其实一直是下降的，但是这个社会所呈现的社会状态，这个时候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它能呈现出的社会状态和人的状态，是一个可接受的失败社会。或者不叫失败社会吧，我先不说成败，是一个还可接受的，有深重问题的社会。那中国现在很明显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有深重问题的社会。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怎么把这些社会变成可接受的，有深重问题的社会。

刚才抱歉我VPN断了，我刚才又换了一个VPN，我突然断线了。反正核心我还是觉得就业，你要走不了的话，要么你就走，要么你就生。就生完之后让后代走，只要一直生下去，你早晚有能移民美国的那一天，可能你下一代下一代。要么你就是不想让孩子痛苦的话，就像我，就是放弃生育。因为我比较懒，而且我家里还有点小钱，所以也不想再学个语言，在中国就对付过一辈子，活得还比较轻松。但我也想民主，但是民主不了，那就没招了。我觉得就像你出生在孟加拉似的，你这辈子指望孟加拉变多好吗，我感觉也没什么希望，孟加拉也算劣质民主。要不你就认为孟加拉肯定也有那种能力特别高的，或者有点小钱能润走的。反正我是这么想。

台湾兵役制度与移民政策探讨

然后我想谈一个上面没有关系的话题，就是您跟那个台湾的政客联系很深？

没有没有没有，认识一些，没有到联系很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能联系多深。

对我知道，您肯定接触不了核心。但是我想通过您给个建议，我觉得台湾的人口崩得太厉害了。我觉得台湾能不能学一下美国，或者有台湾人可以考虑一下，台湾学下美国就放开第一代移民参军。就像台湾那些逃跑的难民，台湾那些黑下去的缅甸人、老挝人、越南人，这些非穆斯林国家的人，放开他们去参军。语言也不用多好，你看美国第一代就像华人参军，其实语言也不好，就突击六个月，然后边练边学，硬学。

我懂你的意思。我觉得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就是这两个国家打的是两种仗。美国打的是碾压战，打的是技术兵器，一般打的国家的军事技术水平比美国差两到三档，所以外国人也能打。一个中国人去开M1坦克车，在有空优情况之下干对方的步兵，谁去都能干。但台湾要打的是卫国战争。那卫国战争呢，外国人和本国人不是一个心态。本国人我能上去拼命，卫国捐躯。我是个外国人，我为了拿身份加入你这个国家，我玩什么命啊？我不玩命。

我不认为这场战争永远不会发生，台湾也需要人口。

这个不需要参军。台湾现在你去就会发现，纯移民社会，跟日本一样，便利店里到处都是南亚面孔，街上建筑业都是南亚面孔，他们叫外劳，这已经是很显性的现象了。关键它是全民兵役制。全民兵役制兵役责任和国民身份就有很紧密的关系。如果要外籍参兵，就只能搞外籍兵团。对台湾的角度来讲，你怎么吸收非国民参军呢？

比如我是越南人，公签来的，两年之后不想走，就直接黑到台湾打黑工。现在不用直接在外国招兵，就把这些非穆斯林国家的人招过来。

台湾和韩国都是小国，单一民族国家，全民兵役制，这个兵役制跟国民身份高度绑定。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从二战军队里就是德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混在一起打的，这跟台湾不一样。

我觉得台湾必须要放开。现状肯定是乌克兰化，根本不靠步兵，那靠两百万无人机，两百万无人艇去搞。

所以说现在这个兵役人数在现状之下肯定不是最大的问题，现状之下最大问题肯定是爆出足够的无人作战工具。

我也认为。而且我认为应该发展长程无人机，开战之后至少要打掉宁波那个炼化工厂。我觉得台湾人口崩的比中国还厉害，中国人口是台湾的70倍，出生人口是台湾的100倍。还是需要公民，就像新加坡似的。

台湾现在有新政策，每个月发5000块钱发到18岁。这是一笔大钱，算算每个月5000，一年6万，发到18岁是100多万新台币的钱，这肯定是有作用的。

我觉得台湾人可以拿出这个政策来讨论一下。肯定会抵触。

我还想举个例子，就像新加坡。新加坡现在是360多万公民数量，常住人口是600多万，它每年入籍人口是2万多。像日本肯定没救了，日本这么保守，一亿一千多万人口，每年入籍人口只有九千多。新加坡第一代移民也是强制兵役的，可以往新加坡入籍的年轻男性公民也强制兵役。他是先入籍然后再兵役，但我的建议是台湾是先兵役再入籍。就是你完成基础训练和语言测试之后再给你入籍。新加坡应该是亚洲唯一一个移民国家，按人口比例的话每年入籍人口比美国还猛。台湾可以学习新加坡，比如现在在山里务农的，你把这些人拉出来送到兵营里，干一些后勤的。

但我搜了一下，新加坡是二代永久居民兵役，一代男性永久居民是不需要服役的。

新加坡有辅助兵役制度，第一代居民或者拿绿卡就可以参加辅助兵役，比如去火房炒菜，或者后勤兵或者战地护士，第一代移民他可以自愿参加，不是强制的。

对，如果你在学生时代就获得绿卡的一代居民可能是可以服役的。如果不是的话，其他工作成年之后来的，即使拿绿卡岁数到了也不需要。

台湾可以学一下，本来这些人就不愿意走，还不好管理。

时间差不多了，对你的意思我了解了。谢谢。

街头运动成本与维稳的财政负担

好，我们最后两位连麦。第一位projectbing。

你好能听见吗？

能听见，请说。

我刚才在苏州淮海街，日本风情街，往前走是苏州日本人学校。淮海街上有六七个辅警，这很合理。但是如果你过了淮海街，路口是一个辅警加一个便衣。然后你再往前走，日本人学校的校门口，也是一个辅警加一个便衣。很明显这就是一个国安配置。一个极端事件的过度反应，至少创造了八个工作岗位。白天肯定也有。也就是说，他们这种过度反应模式对于街头运动而言是变得更加不可能了，还是说这是一个可以被利用的一个缺点？

我觉得它当然是让街头运动或者街头事件的成本大幅度的上升了，但是它上升的并不是集结的阈值，上升的是意愿的强度。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其他国家，在八万人上街之前，是有非常非常多小型的街头活动、抗议和聚集的。那中国是直接把小型街头聚集这层干没了。这层干没了当然会大大影响人上街的意愿和难度。但你会发现，一旦遇到大事，像重庆那个事，大家去楼下了，就算来200个警察，我也不走。之前合肥建垃圾站也是一样，政府调1000个武警来，我也不走。烂尾楼也是一样。也就是说，中国消灭了其他国家比较常见的小型街头运动和街头聚集，但是一旦大家的决心够强，非要上街的话，靠这八个人是谁拦不住的。但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讲，他不是对社会负责，他是对官员负责。他的真正问题是：我是市委书记，出了事我乌纱帽就丢了，我溜须拍马30年就是为了这个，我不能因为这点小事一笔勾销。所以这八个人是他给自己上了一个保险。你可以想象别的城市的外国人学校他也会有样学样增加人员配置。但问题就是，中国是一个财政资源极缺的国家，地方政府财政资源几乎枯竭的国家。你每个地方多上八个辅警就是八个财政负担，这是最大的问题。你看北京那个守桥员，至少几十上百个，在一个财政枯竭的国家这些都是负担啊。

对，我只是提供一个刚才跑步观察到的线索。谢谢。

AI技术革命与UBI政策讨论

最后一个。

听得见吗？

听得见，请说。

我就想回应一下刚才讲UBI的事情。整体来说，为什么用UBI？确实是因为技术革命。但是整个技术革命的过程跟以前很相像。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有一大堆人失业，随着技术革命的深化，新的职业会出来，人类的生活状况也会变化。但是我还是相信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再怎么样技术革命，就会有新的欲望出来，新的工作类型出来，新的生活状态出来。长期看来，其实对于失业的或者底层的又会回到一个相对正常的状态，不会保持大规模人口失业的状态很久。所以UBI有意义的阶段就是在前期的这么一个阶段。如果要做UBI，尤其是一些相对比较大的国家，比如加拿大、美国，这些各种人种、各种社区比较复杂的国家，如果做UBI应该设定一个期限或者条件，达到期限后UBI能够退出社会生活，或者是减低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为什么大国很难实现？因为大国加上了UBI之后很难退出来，因为政策的滞后性，尤其是各种复杂的族群关系在政治上的博弈，造成了给出的福利以后很难抽回了。像法国、英国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不能觉得技术发展就让政府把钱花出去照顾人民，这样只会往下河沟越走越深。

我回应一下你这个观点。我觉得这次有点不一样，就是AI技术。过去的逻辑是每一个新技术会产生新就业，但反过来我们看另外一个逻辑：每一个就业都有一个服务密度。为什么之前有制造业？因为人的商品消费极端发达，需要人生产，每一个制造业工人能够对应的服务人口是有限的。但技术行业不一样，它可以让极少数的人服务非常非常多人。比如两个人开发了一个独立游戏，全世界有一亿人来消费它，这两个人的工作就占了这么多时间。最后就挤压到服务业。服务业为什么能吸收这么多就业？因为服务业的服务密度比较低。20个人吃饭，背后得有那么多厨子和服务员；一个城市这么多人理发，理发再快也要半个小时。这些都是跟人口比例相关的职业，就业弹性比较高。

我觉得这次AI革命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第一，AI让非服务业或者说非面对面的商品服务业的就业密度大幅降低。过去有很多人在人的合作环节之中提供中间件，现在这些中间件真的消失了。这些人都涌到面对面的服务业上去。比如外卖送餐员确实干掉了很多餐厅服务员。但如果未来有无人机或者无人车来送，一定会产生维修和维护这些机器的新行业，但维修工作的工作密度肯定比外卖员要低得多得多。这次这个逻辑最后能不能产生那么多服务业，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服务业的服务对象有钱。城市生活能维持的原因是能养得起这么多服务员，比如美国白领工资挺高，能养得起一个城市的商场和各种服务业。这个庞大的城市服务业体系是伴生于白领体系之上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这两层同时衰减，白领因为AI衰减，服务业因为自动化和机器人衰减，这里面产生的新工作是什么？如果是不能被机器人替代的对人服务，逻辑上合理，但是哪里来的这么多工资剩余来消费这个东西呢？

我理解你的意思。但在这点上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每一次关键的技术革命以后，它的产业劳动密集型会发生变化。一开始是农业人口，后来变工业人口，后来变服务业人口。AI之后会不会又变出另外一个人口密集的产业？如果发散一下想象，随着探索火星、马斯克上月球建立永久基地的发展，下一个劳动密集群是不是宇宙探索、人工采矿？总的来说产业的劳动密集型会变化，但是变化的频率越来越快。AI刚起来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标注行业。在前五六年，外卖、快递、滴滴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各个国家大规模出现，然后又产业转移淘汰。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会不断出现，但变化速度越来越快。这种变化速度好的是对人类社会进步加快，坏的就是对于只能做劳动密集型工作的人来说生活压力更大。所以我比较偏向保守主义的观点，什么东西都得慢慢来，不要太激进地推技术，但也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好谢谢你。今天大家都没有花很多时间讨论印度张扬人民党的问题，大家可以关心关心这个事。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如果最后很多国家都会有很严重的问题，就像人生病一样，最后还是要看国家制度能不能缓解分配的困境和社会矛盾。不管国家穷富，最后还是需要靠社会制度来解决的。所以我们继续关注这个张扬人民党的运动在印度会有什么结果。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非常感谢大家。大家可以在Patreon赞助，在show note看到我的所有服务。感谢分享，祝大家生活愉快，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