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战略要地与被推向前台的冲绳话题
冲绳在地理与地缘战略上具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在冲绳的嘉手纳美军基地边上，有一位日本老人出于个人爱好创办了一座民营的嘉手纳空军基地博物馆。馆内展示了美军先进的 F-35 战斗机，那位老人在做介绍时曾向参观者提问：“你们知道冲绳为什么重要吗？”随后他解释道，从这里起飞的 F-35 战机，20 分钟就可以飞到台北；但更重要的是，它 20 分钟同样可以飞到上海。冲绳与上海的直线距离只有大约 800 公里，距离台北也同样是 800 公里左右。正是这种极其关键的战略位置，使得冲绳在地缘政治讨论中始终占据着特殊分量。
近年来，随着南海仲裁以及中日关系的变化，冲绳议题突然被推到了前台。在中文舆论场中，有关历史和地缘政治的高质量信息相对匮乏，各类虚假信息与不实叙述层出不穷，尤其存在一种非常拧巴且充满主观想象的“自古以来”式描述。这种叙事往往给读者造成巨大的认知落差，比如常有言论宣称“冲绳人不承认自己是日本人”、“冲绳人渴望脱离日本”、“冲绳想回归中国”等。然而实际情况截然不同，相关专业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冲绳民众反对冲绳独立，冲绳县议会内部没有任何政党主张独立，更几乎没有冲绳当地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因此，厘清冲绳真实的历史脉络与民众认同，具有重要的祛魅意义。
本期节目特别邀请了在冲绳与琉球研究领域深耕多年的学者林建中教授共同探讨。林建中教授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在两岸三地均有任教经历，目前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林教授是东京大学法学院自 1877 年创立以来的第 165 位博士，师从高原明生教授，并且十多年来坚持在香港《明报》撰写国际问题专栏。
参与对谈的嘉宾们也分享了各自与冲绳的渊源。吴律师提到，自己 2020 年刚到日本时，出于想找一个离中国近、往返长三角方便又远离政治纷扰的地方，选择在冲绳生活了一年。那一年里在波上宫附近游泳、带孩子抓海鲜，冲绳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古迹留下了极深的美好印象。冲绳那些由石头垒砌的古城迹尤其令人震撼，历史上冲绳曾分为北山王国、中山王国和南山王国，各自建有宫殿；1853 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抵达日本本土之前，就先行造访了冲绳，并在这些古建筑中接受了接待。另一位对谈嘉宾贾老师则提到，日本发行的两千日元纸币上印制的图案正是冲绳的首里城。2019 年首里城遭遇火灾被烧毁时，许多关注和喜爱冲绳的人都通宵观看直播并感到痛心疾首。
林建中教授则在琉球大学任教多年，长期从事冲绳与琉球的专门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冲绳”与“琉球”这两个称呼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微妙的历史与政治张力。
1879年“琉球处分”与并吞的历史性质
探讨冲绳近现代问题的起点，必须回到 1879 年的“琉球处分”。在 1879 年之前，琉球王国与中国明清两朝保持了长达五百年的宗藩朝贡关系；而在日本江户时代，自萨摩藩岛津氏入侵琉球后，琉球实际上处于同时向萨摩藩（幕府）和清朝朝贡的两属状态，即所谓的“两边磕头”。
1879 年，日本明治新政府单方面废除琉球王国，改设冲绳县。随后清朝与日本曾就琉球问题展开谈判，清廷代表李鸿章与日本外交代表围绕“琉球自古以来属于何方”产生争论并提出过分岛改约方案，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也曾介入调停，但最终分岛方案未能落实。
针对 1879 年这一历史事件的性质，林建中教授分析指出，“琉球处分”是当时明治政府单方面使用的官方说辞。在日语语境中，“处分”一词本身带有强烈的居高临下的歧视性意味，隐含着“你犯了错误，我来对你进行处理惩戒”的逻辑，语意含混不清。在中文学术写作中，林教授通常会给“琉球处分”加上引号，而更准确、客观的定性用词是“并吞”或“吞并”，对应的英文概念即为“annexation”。
这意味着从 1879 年开始，独立的琉球王国不复存在，被强行改组为日本的冲绳县，这也是现代冲绳县建制的起点。1879 年的东亚正处于由传统朝贡体系向近代主权国家体系转型的暧昧过渡期，不同区域迈入近代的节奏并不一致，这导致人们在运用现代国际法标准去审视前现代历史关系时容易产生认知混乱。从现代法理和主权正当性来看，依靠武力吞并弱小王国当然缺乏正当性；但二战后国际社会所确立的反对侵略原则与主权规范，在 19 世纪末的国际现实中尚未成型，彼时清朝在法理与实力上也无力阻止日本的扩张。
冲绳身份认同的形成与“自下而上”的同化过程
林建中教授回顾了自己走上琉球研究的契机。今年恰好是他从事琉球研究三十周年。他在香港生活时对琉球的印象仅限于天气预报中的“台风吹过琉球群岛”。1992 年林教授在日本读本科期间，日本 NHK 电视台播出了改编自神户华人作家陈舜臣同名小说的大河剧《琉球之风》。这部电视剧展现了完全不同于日本本土传统叙事的历史与文化风貌，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学术震撼。
林教授本硕博期间的主线是台湾研究，但《琉球之风》引发了他持续的思考：一个历史、文化与语言都与日本本土存在显著差异的地区，其民众的身份认同必然不可能与本土完全一致。带着“冲绳人到底认为自己是谁？是冲绳人、日本人，还是两者兼具？”这一朴素的问题意识，林教授自 1996 年读博期间开始正式涉足琉球民众身份认同的长期研究。
1996 年林教授前往琉球大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驻点研究，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并访谈历史当事人。在此前一年的 1995 年，冲绳发生了美军士兵残暴侵害当地少女事件，引发了全冲绳乃至全世界震动，掀起了冲绳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反美军基地社会运动。
在梳理冲绳现代史的过程中，一个关键现象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冲绳社会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回归祖国”（复归日本）运动。一个原本拥有独立历史、独特文化和语言的群体，在战后为何会形成几乎涵盖主流社会、要求“做回日本人”的运动？
对于这一现象，冲绳著名历史学者新城俊昭（其冲绳历史著作在中国大陆亦有翻译出版）提出过主流解释：二战后冲绳处于美军的直接军事管制之下；而 1952 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本土恢复了国家独立并实行和平宪法，但和平宪法的保障并未覆盖美军直接统治下的冲绳。因此冲绳主流社会希望通过“复归日本”，摆脱美军军事管治，享受和平宪法赋予的和平与民主权利。
林建中教授认为，这一解释虽然契合了当时运动参与者的现实诉求，但作为第三方的旁观研究者，仅以此解释其认同动力仍显不足。经过十余年的深入思考，林教授指出了深层的历史心理脉络：从 1879 年被并吞到 1945 年二战结束，冲绳已经在日本的国家框架下生活了整整 66 年。战后初期的冲绳老一辈和中青年一代，完全是在日本现代教育与国家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其内心早已深度融入了日本国家意识与情感连接。甚至在林教授撰写关于战后初期冲绳独立思潮的论文时发现，当时主张冲绳独立的政治人物（如冲绳民主同盟的委员长中曾根）在文章中虽然提出独立诉求，却依然称呼日本为“兄弟”与“亲人”。
更重要的是，冲绳社会的“日本化”并不仅仅是明治政府及后续政权推行的“自上而下”的强制同化政策（包括国家架构、法律制度、统编教科书、统一市场以及大众报刊媒体等现代性要素的普及），同时也存在着冲绳地方知识分子与民众“自下而上”的主动同化动力：
第一位代表人物是《琉球新报》创办人之一的太田朝富。他在 1900 年代初一所女子学校的开学典礼演讲中说出了一句名言：“我们要做日本人，我们连打喷嚏的样子都要学日本人。”这句话至今常被冲绳社会提及。太田朝富的逻辑完全是出于现实利益的理性考量：冲绳人在日本帝国体制内处于边缘与弱势，若不完全同化就会遭受歧视；只有在语言、生活习俗与行为举止上彻底与本土日本人无异，才能免遭歧视并争取平等待遇。（类似的主动寻求同化现象在日治中后期的台湾社会亦有局部体现）。
第二位代表人物是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著名学者伊波普猷（被尊为“冲绳学之父”）。他深入研究琉球历史、语言、民俗与女性地位，提出了著名的“日琉同祖论”，主张琉球人与日本人在民族起源上同出一脉。这一学说同样具有现实考量，旨在通过论证同源性来提升冲绳人在日本国家体系内的地位，呼吁民众向日本靠拢。
因此，正是这 66 年间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重同化，在冲绳社会积淀了深厚的日本认同基础，直接推动了战后五六十年代旨在“重获日本国民身份”的波澜壮阔的复归运动。
中共历史立场与近年“琉球牌”舆论的发酵脉络
针对中文互联网和部分舆论中出现的“琉球自古属于中国”、“琉球应回归中国”的声音，林建中教授结合中日外交史与文献档案，详细梳理了中国政府对琉球/冲绳地位的历史政策演变。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对日与对琉球政策上有着极其明确且连贯的历史记录。在五六十年代冲绳民众反对美军占领、发起“复归日本”运动期间，新中国官方在立场上是公开、坚决且明确支持冲绳复归日本的。当时将该运动视为冲绳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霸权的正义斗争，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多次发表讲话支持冲绳人民回归日本；周恩来以外长身份发表过正式声明；《人民日报》亦刊发了数十篇相关报道，包括记录北京各界群众在工人体育馆举行万人大会支持冲绳人民反美复归斗争。在中国政府当时的明确立场与出版地图中，冲绳始终被划为日本领土。
1972 年 9 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与周恩来总理就中日邦交正常化举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中方自始至终未将冲绳主权或地位问题列入议程。甚至钓鱼岛问题中方原本也未主动提及，直到会谈尾声田中角荣主动询问“尖阁列岛”问题，周恩来总理才以“这个问题这次先不谈、以后再说”予以搁置。当时在冷战格局演变及中苏对立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联合日本对抗苏联霸权，对冲绳归属日本的既定立场予以认可。
1972 年 9 月 29 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确立了中日两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本原则。中国官方若在法理上推翻既往立场去主张冲绳地位未定或属于中国，将直接动摇《中日联合声明》的外交根基，因此在官方外交层面难以轻易正式推翻这一历史定论。
然而，由于 1970 年代后官方长期不再频繁提及这一历史细节，两三代人之后，国内公众对真实脉络逐渐生疏。从 2005 年前后开始，中国学术界与舆论场中开始出现重新审视琉球地位的声音：
- 2005 年，北京大学教授徐勇在外交部下属的《世界知识》杂志上发表《琉球谜案》一文，被视为较早带有官方背景期刊讨论该议题的开端；
- 2012 年 6 月 4 日，林建中教授曾专程前往北京外交部拜访相关官员，询问中国政府对冲绳地位的立场，对方当时的回答是：“林老师，您回去看看中国地图是怎么画的，您就知道了。”表明当时官方地图依然将冲绳明确标示为日本领土；
- 2013 年 5 月 8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的学者署名文章，文中提出了“琉球再议”的观点，瞬间引发境内外媒体与学界的巨大关注与震动。
林建中教授分析，自 2013 年以来，中国舆论场大约掀起了四波“琉球热”。这些讨论多由官方媒体、体制内学者或网络舆论以试探性、打边缘球的方式发起（类似于近期对菲律宾巴丹群岛议题的讨论），旨在作为应对中日地缘博弈的一种舆论与外交筹码（即所谓的“打琉球牌”）。但由于中国官方受制于历史文件与国际法承诺，并未真正做好在正式外交层面正式提出冲绳主权争议的准备，因此这类舆论攻势往往呈现出一波一波、力度有限且难以长期持续的特点。
田野调查数据与冲绳当地真实的政治意愿
针对中国网络上流传的个别冲绳人士赴泉州琉球馆、北京太庙寻根参拜并宣称“想回归中国”引发热议的现象，林建中教授结合自己在冲绳实地进行的长期田野民调数据，指出了网络个案与冲绳社会主流民意的根本脱节。
在 2005 年至 2007 年间，林建中教授在冲绳主持实施了系统的社会身份认同民意调查。在问卷设计阶段，对于“你认为自己是什么人”这一核心归属问题（选项包含“冲绳人”、“日本人”、“两者皆是”等），林教授曾认真考虑过是否需要加入“中国人”这一选项。但最终放弃了该选项，原因在于：在冲绳现实社会中，几乎没有任何当地居民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种认同比例在统计上趋近于零。在问卷中强行加入“中国人”选项，其唐突和荒谬程度，就如同去冲绳街头随机调查当地人“你是不是泰国人”或“你是不是菲律宾人”一样，完全脱离了当地的社会实际。
在涉及冲绳前途自决与独立倾向的调查中，林教授设计了两种假设情境：
- 情境 A（若日本政府允许冲绳自决）：在假定日本政府完全同意冲绳居民自主决定未来的和平前提下，主张冲绳独立的受访者比例最高也仅在 20% 左右；
- 情境 B（若日本政府不同意独立）：在假定日本政府不同意自决或独立可能引发动荡冲突的现实前提下，支持独立的比例立即锐减至 10% 左右甚至更低。
调查结果清晰显示，冲绳社会有六至七成的受访者明确反对独立，绝大多数民众倾向于在现行日本宪政框架内争取地方自治权益与经济发展。冲绳民众对中国确实抱有深厚的情感，但这完全建立在历史交往与传统文化渊源的亲近感之上（如对琉球王国历史、册封使往来、闽人三十六姓等历史文化遗存的尊重），而绝非对现实政治意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国家认同。面对中国网络与部分舆论宣称“琉球应脱离日本属于中国”的声音，冲绳当地民众的普遍反应并非共鸣，而是感到强烈的违和感、困惑与不悦。
冲绳民意对中国的真实落差与认知隔阂
冲绳当地做过一项民意调查，连续追踪了三年，其中有一道问题是询问民众对周边国家的好感度，也就是喜不喜欢这些国家。调查结果显示，有高达九成的冲绳民众表示不喜欢中国。面对这样的数据，即便是长年专门研究冲绳的专家学者，也会感到非常讶异。对于这种微妙而巨大的心理落差，应当如何去客观解读？
深入分析背后的症结，可以找到一种合理解读的视角：冲绳民众在历史上与中国有亲近感，在文化上也抱有亲近感，但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现代中国，这种好感并不存在。尤其是自 1990 年代以来，围绕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所引发的领土争端与海洋冲突，由于钓鱼岛紧邻冲绳海域，当地渔民常年前往该海域捕鱼作业。回顾 2010 年以及 2012 年钓鱼岛冲突升级期间，中国海警船频繁巡航并驱赶作业渔民，使得冲绳当地居民的渔业捕捞与日常生活在安全层面切实受到了直接冲击与威胁。
不仅如此，冲绳社会还清晰记得 2012 年中国各大城市如深圳等爆发的大规模反日游行示威。在冲绳民众眼中，通过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肆意宣泄的极端表达方式，令他们感到极度不安与不妥。因此，冲绳社会对现代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且复杂的情感与认知隔阂。
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心理现实，当中国国内舆论热火朝天地谈论所谓“琉球问题”或“琉球地位”时，绝大多数冲绳民众在现实中是完全无感、甚至不以为然的。今年三月份，有学者回访冲绳，特地拜访了几位长期与中国保持密切文化交流、精通中文且专注于中琉历史研究的本地学者好友。在就这一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时，其中一位学者朋友十分明确地表示：“冲绳的未来由冲绳人民自己决定。”这句话背后的弦外之音非常直白，即冲绳的前途命运关中国什么事。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给出这一回答的人并非右翼，而是对中国有丰富交流经验、在中国结交了许多好友、真心喜欢中国文化的一位冲绳学者。连这样的知华友华人士都会给出如此坚定的回答，充分说明中国国内近些年来掀起的几波所谓“琉球热”，其实方向已经走偏了。这些热潮根本没有真正俯下身去理解和接纳当下冲绳社会的真实民意与现实诉求，纯粹是基于中国国内自身的单方面想象与一厢情愿的推演，简单地认为冲绳民众长期受到美军基地的压迫，因而既讨厌美国也不喜欢日本，渴望早日脱离日本实现独立。
现实状况绝非如此。正是因为冲绳社会根本没有形成强烈要求独立的普遍民意，更遑论所谓“回归中国”这种在当地完全不存在的选项，这种现实民意的巨大脱节，也直接决定了中国官方在决策层面上绝对不会草率、轻易地正式在国际场合抛出“琉球地位未定论”。假使冲绳本地社会高度支持中国、呼应中国，局势或许会有所不同；但在冲绳社会完全不支持、当地毫无呼应之声的前提下，如果单方面硬推该议题，不仅得不到当地任何有效支持，反而在外交与地缘政治上极为被动。因此，无论在当下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官方都不会轻易正式提出这一主张。
从历史法理层面进一步剖析，即便中国舆论中有人提出“琉球地位未定”或是“琉球不是日本”，但也从未有官方论述声称“琉球属于中国”。除了网络上部分对历史缺乏基本认知的网民发表此类言论外，在历史与法理事实层面，琉球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在古代明清两朝，琉球王国与中国之间维系的是典型的中原王朝与周边藩属国的朝贡册封关系。翻阅大清帝国的官方疆域版图，琉球从未被划入大清版图之内，正如当时的朝鲜和安南（越南）同样不属于大清版图一样。这并非当时王朝缺乏开拓能力，而是东亚传统的朝贡册封体制运作逻辑本就与西方近代的殖民扩张体系截然不同。
从这个历史脉络来看，明治日本吞并琉球王国的过程确实存在其不正当性与侵略性，因为这一过程完全没有征得冲绳人民的同意，甚至连琉球王国的统治阶层（琉球王府）也未曾表示认可，纯粹是日本帝国单方面凭借武力强行并吞的，这在历史上无疑是有明确问题的。然而，理解当代现实国际政治问题时，历史固然可以作为重要参考，但绝不能把目光永远停滞在 1879 年日本废藩置县并吞琉球的那个时间节点上来评判一切。在这将近 150 年的漫长岁月里，冲绳社会内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演变，包括在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美军占领统治时期，冲绳本土所爆发的波澜壮阔、旨在脱离美军统治的“祖国复归运动”（要求回归日本）。处理现实的国际地缘政治争端，必须牢牢扎根于当下客观的现实基础，而不能抛开百余年来的现实变迁去空谈 1879 年之前的历史旧账。
这正如在中日关系陷入低谷时，舆论界常有人要求机械地退回到 1943 年《开罗宣言》的表述，强调日本主权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四个主要岛屿。这种论调完全排除了 1943 年、1945 年二战结束之后，特别是 1950 年代整个国际秩序与安全架构重塑的历史进程，因而脱离了当下的国际政治现实。作为纯粹的学术探讨与历史考证完全具有合法性与学术价值，但若将其直接套用于现实外交博弈，则缺乏可行性。
在琉球主权历史立场的认知上，还有一个关键事实不容忽视：台湾在两蒋威权时代，由于承袭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法理立场，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从未正式承认琉球属于日本领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全世界唯独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官方层面未曾正式承认冲绳为日本主权领土，这与北京的立场存在微妙差异。面对这样的历史渊源，倘若当下中国官方试图在国际社会强推琉球地位未定论，国际社会的真实反应究竟如何？曾有学者在东京与俄罗斯外交官共进晚餐时专门询问俄罗斯对冲绳地位的官方立场，对方直接回答：“在俄罗斯看来，冲绳就是日本领土。”当被问及外交官受训过程中是否涉及琉球的历史特殊性，或者 1945 年前后斯大林对琉球地位的特殊构想时，该外交官表示俄罗斯外交体系对待冲绳就是普通日本地方行政区，没有任何特殊处理。学者进一步询问：“假使中国正式在国际上主张琉球不属于日本，俄罗斯是否会支持？”该外交官给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回答：2014 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中国并未在外交上予以支持，因此假使中国挑起冲绳琉球主权争议，俄罗斯同样绝不会支持。
在台湾方面，官方文书长期沿用“琉球”而非“冲绳”这一名称，并在 1971 年至 1972 年美日交接琉球管辖权之际，中华民国政府曾两度向日本官方严正表达外交抗议与不满立场。
四波琉球牌与中国涉琉叙事的演进脉络
探讨两岸对冲绳的立场，核心在于厘清北京打出“冲绳牌”（琉球牌）是否意在牵制台湾海峡局势。回顾历史，北京在涉琉议题上的舆论与外交动作，大体可以划分为四波脉络：
第一波出现在 2005 年。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勇教授在《世界知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琉球迷案》的短文，首次在当代学术与公共媒体层面公开探讨琉球历史主权地位争议。然而这篇文章在中国国内初期并未引起过多舆论波澜，反而率先引起了冲绳本地媒体的高度警惕与关注。《冲绳时报》与《琉球新报》的驻外记者迅速捕捉到该信息，冲绳当地研究美军基地的知名学者也纷纷打听其背景。随后《冲绳时报》专程采访了徐勇教授，在以“冲绳地位未定”为题的专访稿刊出前，徐勇还十分谨慎地向同行征求意见，确认作为学者个人纯粹的历史研究并无政治禁忌后才正式刊发。这一阶段的讨论基本局限于学术层面，并未在大陆大众网络媒体上掀起全民狂欢，属于第一次在涉日议题中试探性打出琉球牌。
应当厘清“打琉球牌”与“琉球热”的区别：所谓“琉球热”，是指整个社会舆论与网络舆情呈现狂热追捧的状态。中国社会的第一次“琉球热”爆发于 2013 年。当时《人民日报》刊发了关于琉球再议的重磅学者文章，由于官方权威报刊定调指出“琉球问题到了可以重新议论的时候”，瞬间引爆了全国性的舆论浪潮。彼时由于社会大众对琉球的近现代真实历史与社会变迁缺乏基本认知，各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迅速蔓延，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门前甚至出现了写着“收复琉球”的巨幅标语，在成都等地的反日游行中也打出了“解放冲绳、收回琉球”的大型横幅。这一阶段的公众认知普遍深受曾任职于驻日使馆、后任商业部研究员的唐纯峰在《环球时报》等媒体上发表的一系列鼓吹“支持琉球独立”文章的影响。
2005 年与 2013 年中日关系恶化的诱因主要集中在历史问题上，包括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争取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历史教科书修改争议以及钓鱼岛国有化争端。2005 年的反日游行中琉球并非主轴；而到了 2013 年《人民日报》发文后，全网关于琉球的狂热讨论虽然铺天盖地，但社会认知水平并未真正成熟，依然停留在概念化的情绪宣泄阶段。
时隔十年之后的 2023 年，迎来了第二波“琉球热”，而这一波热潮与当前台海地缘政治紧密绑定。2023 年初，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玉城 Denny）计划于 7 月份访华的消息提前数月曝光。玉城丹尼到访东京拜会中国驻日大使，为访华铺路。期间微信等社交平台上疯传一条假新闻，声称冲绳县与中国方面达成秘密共识，冲绳未来将改名为“琉球”。这篇漏洞百出的假新闻在中文互联网上病毒式传播，迎合了部分网民所谓“认祖归宗、藩属来投”的自大虚荣心理，然而稍有常识便知，冲绳县政府根本无权擅自更改官方行政区划名称，改名也绝无可能与外国政府协商决定。
随后玉城丹尼随同由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率领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国贸促）大型经贸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作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就开启民间经贸往来的资深对华友好团体，中国官方对该代表团给予了极高规格的礼遇。在会见场合中，玉城丹尼被安排就座于团长河野洋平身旁，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谈中特地与玉城丹尼进行了重点交谈，释放出极其强烈的对冲绳重视的政治信号。
在此次访问前夕的 2023 年 6 月 1 日，中国最高领导人考察了位于北京郊外的中国国家版本馆。在翻阅馆藏古籍《使琉球录》时，领导人特意驻足并公开提及自己早年在福建工作期间与冲绳开展地方交流的历史渊源。福建与冲绳早在多年前就结为友好省县，每两年轮流举办一次“福建—冲绳友好会见”（峰会），福州与那霸、厦门与冲绳也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福州市区修建了著名的“福州园”，而在冲绳那霸市波上宫附近，也矗立着福州市政府捐建的遥望中国大陆方向的巨型龙柱。最高领导人在版本馆驻足谈及《使琉球录》的举动，显然经过了精心设计，成为推动涉琉议题舆论造势的关键政治信号。
与此相呼应，福州历史上用于接待琉球使臣与贡生的“柔远驿”（亦称琉球馆），在 1990 年代经修复后曾作为“福州对外友好博物馆”对外开放，并于 1996 年进行过展陈升级；而在 2025 年 8 月，该馆完成了 33 年来最大规模的修缮大修，全面恢复“琉球馆”的历史名称重新开放，专门用于展示中琉历史交流史料。
不过，在文化遗址保护与叙事呈现上，这类操作也暴露出诸多缺乏专业考量的硬伤。例如修复后的福州琉球馆，其悬挂的“柔远驿”匾额题字竟然自左向右书写，完全违背了古代中国建筑匾额自右向左书写的传统规制；该建筑并非在历史原址上严格依循原图复建，而是按现代仿古福州民居样式仓促修建；更为荒谬的是，在琉球馆门前曾长期立有一块刻有“中日友好”字样的纪念碑。事实上，在 1879 年琉球被日本强行吞并后，琉球爱国志士掀起了长达数年的悲壮复国请愿运动，他们流亡福州，以琉球馆为秘密联络基地，派代表林世功等人北上京城向清廷请愿甚至在京绝食自刎殉国。在这样一处承载着琉球反抗日本吞并历史血泪的遗址门前立起“中日友好碑”，不仅在文化与历史上极度不伦不类，也令流亡福州的琉球王室后裔（如末代国王尚泰王室直系与旁系向氏后人、曾留学厦门大学且担任宗族祭祀门中负责人的向氏后裔）感到极为尴尬与无奈。
第二波琉球热与 2005 年、2013 年最大的本质区别在于：争端的核心焦点已经彻底从历史问题转移到了台湾问题。2021 年底，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发表了著名的“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等同于日美同盟有事”的演说，标志着台湾议题首次成为中日关系恶化与战略对抗的导火索。因此，2023 年北京再次借琉球议题敲打日本，其战略指向完全是为了反制日本在台湾海峡事务上的介入。
紧接着出现的第三波舆论热潮，直接由日本自民党政客高市早苗于去年 11 月 7 日再度强硬发表“台湾有事”相关言论所引发，中国国内舆论随即再度掀起一轮针对冲绳地位的声讨。
第四波热潮则是近期的动向。近期中菲围绕南海仲裁案与海域划界谈判争端再起，中国在持续反制日本的同时继续高调打出琉球牌。《人民日报》时隔十年再次刊登整版篇幅的涉琉深度文章，系统批判自 1879 年废藩置县以来日本政府对冲绳民众所施加的政治压迫、经济不公与牺牲待遇。
然而，从专业研究视角观察，中国官方在打琉球牌的手法上正在发生某种战略层面的“进化”。早年间（包括 2013 年）官方与民间媒体对琉球议题的炒作大多属于仓促起意，缺乏周密的战略论证与现实准备。在两岸与大陆学界的交流中，学者曾明确建言：要想让琉球牌发挥实质效果，必须与冲绳本土社会的真实民意与情感“同声同气”，绝不能沉溺于自身的空洞幻想。如果连冲绳民众究竟在哪些具体问题上对日本政府心存不满都搞不清楚，盲目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冲绳社会的真实诉求与共识在于：第一，冲绳主流社会至今依然一致认定 1879 年日本帝国单方面动用武力强行实施“琉球处分”是历史性的错误与不公；第二，冲绳社会常年抗议驻日美军基地高度集中于冲绳所带来的沉重安全与生活负担；第三，冲绳社会始终铭记二战末期冲绳战役中本土民众惨遭牺牲、丧失四分之一人口的悲惨历史。这些历史创伤与基地问题是冲绳民众切肤之痛的真实共识，可以作为批判日本中央政府政策的切入点；但绝对不能脱离现实去鼓吹“冲绳独立”、“琉球人民急切盼望回归中国”等脱离冲绳社会的虚假论调。
最新的官方涉琉文章之所以体现出“进化”，就在于其立场拿捏变得极为谨慎克制：全篇集中火力猛烈抨击日本对冲绳的历史不公与基地压迫，但通篇严格回避定性“琉球主权地位归属”，绝不主动宣称中国应直接介入或改变琉球主权现状，做到点到即止。这种克制态度与 2013 年日本共同社记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追问时，时任发言人华春莹的表态一脉相承——华春莹当时明确回应相关文章属于历史学者的个人研究成果，并强调“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没有改变”，言下之意即官方继续沿用现行的既定地缘政策，绝不轻举妄动。
民族自决的双刃剑与两岸涉琉立场的微妙博弈
在法理逻辑与地缘政治层面，北京在处理琉球议题时面临着不可逾越的内在逻辑矛盾与制度性制约。假使北京在国际上公开支持“因为琉球人民拥有独立主张，所以琉球有权通过民族自决实现独立”，这种逻辑将直接反噬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导致台湾问题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法理困境。一旦承认民族自决原则可以随意凌驾于国家主权与既定秩序之上，台湾问题、乃至克里米亚问题等涉及领土主权与自决权的国际争端都将陷入巨大的法理混乱。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同样打着“尊重当地人民公投意愿”的旗号，而中国由于自身反分裂法理体系的约束，始终无法公开承认克里米亚公投的合法性。民族自决这把双刃剑一旦出鞘，势必直接冲击中国关于国家统一的根本法理基石。
与官方的谨慎克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在抖音、快手等中文短视频平台上，涌现出大量打着“琉球人民渴望回归祖国”旗号的流量炒作视频。这些视频往往由两三位冲绳本地网红出镜拍摄，拍摄背景刻意挑选在首里城遗址、古宇利岛跨海大桥、金武町或日本人拍摄结婚照的热门心形岩海岸等冲绳标志性景点。视频中的出镜者操着带有浓重日本口音的中文，声情并茂地宣称“我是琉球人，我们要回归祖国”。
其中最为知名的典型人物是一位名叫比嘉孝昌（比嘉为琉球传统大姓）的冲绳青年。该青年中文流利，频繁出没于福州柔远驿进香祭拜、前往北京太庙敬天祈福，在镜头前展示练习中国毛笔书法、彰显强烈的“中国文化认同”，全方位迎合部分受众对于“海外赤子心向华夏”的想象。
然而，在冲绳本地社会，这类极端亲华甚至谋求政治回归的个体不仅凤毛麟角，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个案异类。学者在琉球大学执教并长居冲绳十年的岁月里，在整个冲绳社会中仅仅遇到过一位类似的老先生——该老者居住于冲绳岛北部，曾自费印制图文精美的画册歌颂特定时期，表达追随中国的愿望。这种人在冲绳社会中的孤立程度，恰如台湾极少数深蓝元老身赴南京中山陵落泪宣誓一般，完全属于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极少数个案，根本无法代表冲绳真实的社会民意。
2019 年有中国学者初次造访冲绳时，看到冲绳市区某座大厦外立面上悬挂着巨幅“冲绳独立运动”标语横幅，初看以为当地独立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然而经过深入检索调查发现，所谓组织在全冲绳仅有区区三五名成员，属于毫无民意基础与代表性的边缘微型团体。这类极少数的标语和个体，往往被国内特定自媒体与舆论平台无限放大和流量变现，严重误导了国内公众对冲绳现实的判断。
事实上，冲绳普通民众对国际政治与现代中国体制的认知往往极为清醒。曾有中国学者在冲绳搭乘出租车，随行懂日语的学者试探性地向一位七十多岁的当地老司机询问对邻国政治领袖的看法，老司机毫不犹豫地直言批评，令车内学者失笑之余，也深刻体会到冲绳普通市民阶层对外部现实政治拥有着极其透彻的独立判断与认知防线。
将视线转向台海两岸在冲绳议题上的互动与博弈，呈现出更为复杂微妙的法律与外交现实。2013 年台湾与日本正式签署《台日渔业协议》时，双方是在日本单方面划定的专属经济海域界线与管理框架下展开务实谈判并达成妥协的。这表明台湾虽然在历史法理文件上仍保留“琉球”称谓，但在现实行政与涉外实务操作中，早已事实上默认了日本对冲绳周边海域的主权管辖范围。
这种“法理表述与实际操作脱节”的现象，犹如中华民国宪法关于固有疆域的法理宣示与当前台澎金马实际统治范围之间的张力一样，究竟构成台湾的外交资产还是历史包袱？未来北京是否会借用这一法理模糊地带在统战层面做文章，声称“两岸在琉球非日本领土的立场上自古一致”，正如两岸在钓鱼岛主权与南海太平岛主张上所呈现的形式共识一样？
梳理台湾驻冲绳机构的历史沿革可以清晰看出其演变轨迹：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正式将原隶属于民间社团性质的“中琉文化经济协会驻琉球办事处”，正式更名为隶属于对日外交架构下的“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那霸分处”。这一外交机构名称的变更，在实务层面标志着台湾官方已正式将冲绳纳入日本领土管辖范围内的涉外事务处理架构中。如今台湾外事部门的所有现行公文与业务往来，涉及该地区时均已完全规范使用“日本国冲绳县”这一正式称谓。
深入回顾 1949 年国民政府迁台后的历史演变，中华民国政府在 1950 年代、1960 年代乃至 1970 年代初，由于背负近代历史包袱，确实长期坚持不承认琉球主权属于日本的官方立场。但随着 1972 年美日交接冲绳施政权以及日本与台北断交、转与北京建交，台湾在此议题上彻底失去了施展地缘影响力的空间，此后官方层面便极少再主动挑起争议。
到了 1990 年代，曾有台湾渔船进入冲绳周边海域作业遭到日方拦截抗议，当时一位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该人士日后曾出任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曾公开质问并主张“琉球不是日本领土，台湾渔船并未侵入日本领海”。这表明民间与政界的历史情结并未完全消散。当下大陆学术界与民间舆论在涉琉议题上所表现出的“历史共情”——即自认中国人与琉球人之间存在特殊历史情感联结——其实早年在台湾社会同样普遍存在。绝大多数未曾深入涉足冲绳研究的两岸学者，只要接触到明清中琉朝贡交往与近代琉球处分的惨烈历史，都极易产生强烈的历史共情心理。
然而，随着台湾社会历经本土化、民主化转型以及台日实质关系的深刻演变，台湾外事体系内部的新生代外交官早已不再熟悉 1970 年代之前中华民国政府对待琉球的那套特殊历史立场。在过去长达数十年的断交岁月里，台湾派驻日本本土的办事机构（如东京、大阪、横滨、福冈、札幌等处）均冠以“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各分处”之名，唯独派驻冲绳的机构长期独立挂牌为“中琉经济文化协会”，刻意与驻日代表处体系保持区隔，用以象征“不承认琉球属于日本领土”的外交态度。
直至 2007 年前后，该办事处正式摘下“中琉协会”旧看板、更换为“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那霸分处”的全新招牌。这一更名动作在冲绳当地引发了舆论的高度震动与广泛关注，冲绳本地媒体记者甚至专程前往台北外事部门求证中华民国政府对冲绳地位的立场是否发生了历史性根本转向。当时出面接待回应的外交官员，面对这一历史遗留难题，展现出了极为微妙的应对姿态。
台湾外交官员对琉球地位立场的微妙转变
我一直追问这个问题，那位外交官就说：“我们以前也没有说不承认，就是面子上不想那样。”那是陈水扁时代，因为那也是属于民进党系统的外交官时代，跟国民党不一样，他不讲继承那个历史债务。
这件事情后来还有后话。到了2008年马英九上台，2012年我回到台北工作，我又遇到了这位当年的外交官，我就追问他：“我记得你当时说是以前也没有不承认，那现在呢？”我问他的时候已经是2008年之后、2012年了，他当时还在外交部工作。结果他就讲了一句话：“没有承认，也没有不承认。”这就变成了一种战略模糊。换了政权，说话的口径就不太一样了。
这其实非常务实，因为很多外交问题最后都是这么模糊处理掉的。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点：马英九和国民党政府把钓鱼台问题视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议题，而琉球、冲绳问题又跟钓鱼台问题高度连接。对于民进党来说，可能对钓鱼台问题没有那么在意，不认为那是自身认同的一部分，“中华民国你们爱怎么造怎么造”；但到了马英九时代，如果琉球问题表达得不好，会连带影响到钓鱼台问题。
现在随着大陆对台海局势的紧绷，日台关系非常亲密，这些在目前似乎已经不再是主要矛盾。即便是民进党政府，形式上依然认为钓鱼台是领土的一部分，从蔡英文到赖清德都没有改变这一基本框架，只不过平时少去提及，琉球问题也基本不再提起。
2013年台湾外交部对琉球地位的书面回应
北京在2013年5月8日由《人民日报》文章引发了第一波“琉球热”，这引起了日本共同社驻台北支局长的关注。他是我的好朋友，当时他专门跑到台北的外交部去询问：“现在中国在炒作琉球地位问题，中华民国政府、台湾政府是什么立场？”当时正是马英九政府执政时期。
当时我刚到台北，跟外交部还不算特别熟。外交部的回应方式令人意外——居然提供了正式的书面回应。共同社的铃木记者收到书面回复后，马上打电话给我，希望我来协助解读。我那天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自1972年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就再也没有就琉球的地位问题发表过任何正式的官方谈话。那是快40年来的头一回。如果只是口头答复就算了，这可是正式的书面文件，属于历史性的见证。我当时坐在车上还催促司机开快一点，直接赶到了台北的来来饭店（现为喜来登饭店）。
打开那份书面文件一看，上面写着：中华民国政府在1971年和1972年曾发表过两次声明，主张琉球的地位应该遵循《开罗宣言》的精神，未来应由主要战胜国经过讨论商量来决定；对于美国在1972年单方面将琉球交给日本，中华民国表达“自为不满”。1971年和1972年的文件里都写着“自为不满”。
“自为不满”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是不承认，还是表示不满，抑或是反对？如果严格从外交辞令来讨论，仍有解释空间，但一般的理解就是不承认。实际上当年很多举措也确实是不承认的作为。外交部的书面答复在回顾完历史声明后，最后一句才是核心重点：“此立场迄今不变。”
这意味着到了2012、2013年这个时间节点，立场又回到了当年的基调，实际上就是在主张“冲绳地位未定论”。
然而很有意思的是，共同社记者拿到了这么重大的独家新闻，当时居然没有把它发成报道。过了一段时间我遇到铃木记者，问他：“你怎么没有把那个新闻发出来？”他说当时正忙于处理别的重要突发新闻，结果事情就过去了。现在赖清德政府对于这个立场同样没有再主动发表过类似表态，蔡英文自2016年上台之后也完全不再提及此事。
2013年《台日渔业协议》与两岸关系的互动
2013年4月10日签署了《台日渔业协议》，其背景在于2012年钓鱼台争端爆发后，大陆、台湾与日本三方陷入僵持与争执。当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展现了决断力，选择向台湾妥协，在渔业协议上做出让步，目的就是为了稳住台湾，减少在这一议题上的争端。
协议签署当天一大早，我就收到了大量来自中国大陆朋友的微信消息，纷纷批评台湾：“我们正在跟日本讨价还价，你们怎么在背后扯后腿？”后来我还向马英九政府方面提出建议，指出这需要有一个事先的说明。
后来马政府公开表示：在东海、南海议题上，台湾不与中国大陆共同处理。我认为这个决策本身可以理解，但必须向公众解释清楚理由。因为马英九依然希望与大陆保持良好关系，如果直接说“不与大陆共同处理”，会让很多大陆民众感到不满，必须让一般人明白背后的法理与逻辑。
我当时向台湾外交部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两岸目前的交流是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实施的，但钓鱼台的主权问题根本无法依据该条例进行处理，必须由两岸具有公权力的当局共同出面协商。然而在公权力层面上，两岸对于彼此的政治定位——无论是“中华民国”、“台湾”还是“中华台北”——并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在缺乏政治共识的情况下，客观上根本无法共同处理主权争议。可以用这种法理解释来回应外界质疑，但当时官方并未做出详尽说明，从而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这也是马英九政府“战略模糊”与“不统、不独、不武”政策的体现。马政府在法理上坚持互不隶属，但在政治操作上不愿公开过度刺激北京。
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台湾政府的立场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转变。虽然正式官方表态中没有明确触碰“是否承认日本对冲绳主权”这一敏感词汇，但《台日渔业协议》本身就是基于日本所划定的管辖海域来进行谈判与签署的。如果不默认冲绳属于日本管辖，根本无法展开谈判。因此在现实运作中，已经实质上承认了这一现状。
台湾涉外文宣中的细节矛盾与冲绳代表处见闻
我2012年到中央研究院任职时，钓鱼台问题已经激化。台湾外交部当时制作了一批折页小册子（即日文中所说的 pamphlet），专门用来阐述政府的重要政策立场，分发给各个驻外馆处，其中有一份名为《钓鱼台列屿：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
当时台湾教育部找我去开会讨论钓鱼台问题，我翻阅了这份官方折页，当场对司长指出：“这里的内容好像写错了。”册子上写着钓鱼台列屿距离日本也是90海里左右。但实际上，只有承认冲绳（八重山群岛等）属于日本领土的前提下，距离日本才算90海里。如果按照不承认冲绳归属日本的旧立场，日本本土距离钓鱼岛是非常遥远的。这份官方宣传材料在逻辑上已经实质承认了冲绳归属于日本。时隔数十年，年轻一代的外交官员往往并不完全清楚当年那些复杂的历史立场。
大约三年前我去冲绳，走访了当地的驻外机构。正如前面提到的，2007年机构招牌已经更换为“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那霸分处”。我去拜访了新上任的处长（早期称为“中琉文化经济协会驻琉球办事处会长”或“代表”）。我问这位新任处长：“各位来冲绳赴任之前，在外交部有没有接受过相关训练？如果被外界问及中华民国政府对琉球地位的立场，应该如何回应？”处长回答说：“没有。”我当时感到很震惊。他接着补充了一句：“因为也从来没有人来问过。”
在台日现实关系中，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争议焦点，而成为了一个既成事实。除了钓鱼台主权争议外，双方在此议题上基本保持默契。
冲绳社会内部其实有人了解这段历史，包括当地资深媒体人以及与台湾有长期经贸往来的老一辈人士，都知道台湾在历史脉络中对冲绳的立场有所不同。冲绳县议会内部甚至曾有一个亲台、亲中华民国的友好团体，并没有亲大陆的同类团体。
2013年冲绳当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冲绳民众对周边地区的态度中，对中国大陆有接近九成表示“不喜欢”，而对台湾则有七成表示“喜欢”。这意味着，即便台湾历史上没有正式承认冲绳归属日本，但冲绳民众认为双方关系友好、往来密切，并不介意这些历史遗留的辞令。
台湾民众非常喜欢去冲绳旅游，许多台湾中学的毕业旅行都会选择冲绳，把它当作度假胜地。台北与冲绳那霸机场之间的航班非常密集，航程仅需约40分钟，几乎起飞不久就准备降落。日本最西端的与那国岛距离台湾更只有约110公里。
在航班登机牌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我当年在琉球大学任教时，从台北乘机飞往冲绳，台北机场登机柜台和航显屏幕上显示的中文目的地写的是“琉球”，英文写的是“Okinawa”；而近年来则调整为了“冲绳”，或者标注为“琉球（冲绳）”。
日本政府与冲绳县对中国“琉球牌”的反应与应对
关于中国政府打出的“琉球牌”，其演变脉络最初是作为历史问题和钓鱼台问题的延伸，后来逐渐转移为针对台湾问题的一种反制手段。
面对这种反制，日本政府在公开层面很难由外务省制定一套全面而正式的应对方案，原因在于中国官方并未以国家政府公函或正式外交声明的形式提出“琉球地位未定”，而是多由官方媒体或学者放话。
日本官方对此保持高度关注，但外务省多数官员其实并不十分清楚中国背后的真实战略意图。不久前，我曾面对60多位日本外务省的官员专门就此议题做过一次专题演讲，他们非常希望了解这一动态背后的深层逻辑。
不仅日本中央政府在关注，冲绳县政府同样在留意。大约三年前，冲绳县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名为“地域外交室”的机构。一个县级地方政府设立专门的外交室，起因正是2021年底安倍晋三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之后地区局势的升温，当时高市早苗的相关言论尚未出现。为了应对局势变化，冲绳县设立地域外交室，旨在与美国、日本中央政府、中国、韩国以及台湾开展沟通交流，表达冲绳自身的诉求。
我今年曾询问冲绳县政府的相关人员：“中国近期又出现了一波‘琉球热’，你们是否知情？如何理解与应对？”他们表示知情，但目前的理解是这并不代表中国政府的正式官方决定，因此县政府层面无需做出正式应对。
如果中国官方真的正式提出这一主张，冲绳方面的反应必然是否定的。以2013年《人民日报》发表相关文章为例，文章刊出后，冲绳当地的两大主流报纸《冲绳时报》与《琉球新报》分别发表社论严厉批评中国。
冲绳社会的批评主要基于两点：第一，当时因钓鱼岛争端导致局势紧张，中国国内出现砸日本汽车等非理性暴力游行，冲绳社会对此非常反感；第二，冲绳人极度珍视和平理念。在二战末期的冲绳岛战役中，冲绳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当地四分之一的人口丧生，是二战中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冲绳人不希望悲剧重演，坚决反对战争。他们认为中国海警船频繁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巡航具有挑衅意味，打破了原有的稳定状态，导致冲绳渔民无法正常捕鱼，甚至遭到驱离。冲绳民众对中国印象不佳，直接根源于这些现实冲突，而非单纯因为制度差异。
冲绳地方政治生态与美军基地矛盾
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的施政与连任面临复杂局面。冲绳政治传统上存在“保革对立”（保守派与革新派/左派的对立）。自1990年代中期起，日本本土的保革对立已基本消退，但冲绳直到前知事翁长雄志执政前依然保持着这种对立。
翁长雄志原本出身自民党保守派，但他坚决反对美军基地建设，从而与左派革新力量联合，组建了超越党派的“全冲绳”势力。这一阵营先后推举了翁长雄志与现任知事玉城丹尼。玉城丹尼本人并非左派政党出身，但其核心支持力量依然是左派。
在对待中国的关系上，北京在舆论上倾向于乐见玉城丹尼执政，因为他在美军基地问题上与日本自民党中央政府立场对立，且近年来积极推动与中国的友好互动。然而冲绳地方政府并不想得罪北京，玉城丹尼在设立地域外交室后出访多地，在前往美国时会表达诉求，但在北京和台湾访问期间则尽量回避敏感政治表态。玉城丹尼此前访问美国国务院时曾被安排从后门进入，被外界解读为受到美方冷遇，主要原因即在于其反基地的鲜明立场。
目前“全冲绳”阵营已出现分化瓦解，地方选情十分胶着。如果未来换成亲日本自民党的保守派人士担任知事，冲绳县政府很可能会对中国的“琉球论调”提出更直接的公开批评，冲绳与中国的关系也可能随之趋于紧张。
冲绳社会对美军基地的态度极其复杂，处于一种“又爱又恨”的矛盾状态，绝非单纯的反对。
一方面，美军基地在冲绳的集中度过高（占驻日美军专用设施的70%以上），当地民众普遍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歧视与沉重的安全负担；但另一方面，冲绳很多人的生计与经济高度依附于美军基地。除了基地周边的商业消费外，美军基地的用地是与当地地主签订长期契约并支付高额租金的，许多土地所有者数十年来源源不断地获取租金收益，一旦基地彻底撤除，这笔稳定的经济收益也将随之消失。
这一矛盾在历史上有迹可循。1998年冲绳县知事选举时，曾任琉球大学教授的前知事大田昌秀因基地问题与日本中央政府发生强烈冲撞。他前往东京与首相桥本龙太郎会面时展现出如同国家元首般的强硬姿态，一度被冲绳民众视为英雄。但随后日本中央政府放出风声，表示若持续对抗将削减对冲绳的巨额经济补助，冲绳民众因担忧生计受损而产生动摇，最终大田昌秀在寻求连任时落选。
冲绳内部在基地议题上也存在着区域间的微观落差：
- 普天间基地搬迁至边野古：将普天间基地迁至名护市边野古的方案，在全冲绳主流民意中是反对的；但在边野古所在的名护市，能够容忍并接纳搬迁方案的候选人反而赢得了市长选举。
- 先岛群岛部署自卫队：近年来日本在靠近台湾的先岛群岛（如八重山群岛、宫古岛、与那国岛等离岛）部署自卫队设施。冲绳本岛的主流舆论大多持批评态度，但离岛当地居民却普遍支持。因为自卫队进驻带来了中央财政拨款，配套建设了医院、学校和基础设施，直接带动了偏远小岛的经济发展。
冲绳民众数十年来一直在安全负担与经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这也使得冲绳与日本中央政府、美国、中国大陆及台湾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极其微妙的多重互动。
冲绳服饰文化、学术反思与交流总结
今天为了参加节目，我特地穿了一件冲绳当地的特色服装——“Kariyushi”（嘉利吉衫）。在冲绳，包括县政府官员和企业员工在内，大家都会穿这种衣服来代替传统西装，以适应冲绳炎热的气候。Kariyushi 有高级与普通之分，具有鲜明的冲绳本土文化特色。
对我而言，冲绳是我的另一个故乡，承载着我特定人生阶段的情感。直到今天，深入理解冲绳依然是我不断努力推进的学术课题。
回想当年刚到冲绳时，我也经历过深刻的反思。年轻时我的想法与现在很多中国网友的想法没有太大差异，但真正走进冲绳社会后，我意识到必须融入当地、切实理解冲绳人民的生活与心理，而不是脱离现实凭空想象一个冲绳。
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于冲绳的研究视角，有时依然存在跳过冲绳本土民意现实的倾向。我的核心主张始终是：讨论冲绳的历史、地位与未来，首先必须充分尊重冲绳社会与人民当下的真实意愿，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理性探讨，而不是脱离现实去空谈“脱离日本”等设想，那既不切实际，也是对冲绳社会的不尊重。
我希望将这套田野经验与学术观察持续推进下去，在有生之年对该议题形成更为透彻的理解，并期待今年能将研究成果出版成书。大约十年前，我曾出版过《谁是中国人》一书（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当时在台大附近的诚品书店售出很多，其中有将近一半的读者是在台陆生，显示出陆生群体对身份与认同议题的高度关注。
冲绳议题具备多维度的观察价值，需要透过细颗粒度的视角去理解其历史与现实面向。感谢节目的邀请，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机会与大家分享新的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