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后，阴影仍在

这是16年前我在央视的一期节目。过去一年中，我收到的很多来信都与他有关。写信的人都曾在同一个地方，被同一个叫杨永信的医生限制人身自由，接受电击治疗，并且对他们的人生造成了严重影响。

这家网瘾戒治中心的问诊和收治都没有标准，治疗方式也没有向卫生部申报。我去山东临沂采访时，杨永信本人回避了，是由家长委员会来接待。当时，这家机构的家长委员会要求我们签署一份“正面报道承诺协议”，才允许进入。我说媒体不能签这样的协议，他说之前来的都已经签了。我说我们不能，你们可以拒绝采访，我会在节目中交代你们不接受采访的原因，是要求我们签署这样的协议。

在我回到酒店之后，很快有人来通知我，说杨永信医生邀请我去一趟。

13号室的“奇迹”与恐惧

这就是13号室，现在已经挂上了“行为校正治疗室”的牌子。每一个被从这儿送进去治疗的小孩，在经过几十分钟之后，出来时都有了判若两人的改变，这被称之为“奇迹”。

杨永信是这个网络成瘾治疗中心的主任，1982年毕业于沂水医专，分配到临沂地区精神病医院从事精神卫生专业已有27年，曾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这个让人感到很神秘的所谓13号室，里面的仪器实际上是一种低频电子脉冲治疗仪（Low-frequency electronic pulse therapy device: 一种通过电流刺激神经的医疗设备，在此被用作惩罚工具）。新入院的孩子的第一次治疗都在13号室进行。

治疗开始后，一瞬间的碰触就能让她产生剧烈的反应。杨永信会问：“你爸妈为什么把你送到这里来？”女孩说：“我妈骗我来的。”接下来，他就直接用仪器电击她，并问道：“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上网玩游戏，对吗？”女孩答：“不对。”杨永信继续：“你不对。你爸妈把你送到这里来，你认为错了吗？你妈骗你一次，你骗你妈多少次？觉得委屈吗？还抱怨父母不？”女孩的声音变小了：“不抱怨，不委屈了。”“那能不能很好地在这配合治疗呢？”“行。”

时间最长的沟通，往往需要一个多小时。有人听了这段后，觉得这孩子是因为忍受不了肉体的痛苦而服从你的意志，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刑罚。杨永信则回应：“这个是人云亦云的事，就是你怎么理解的事。”

身处机构中的学员面对记者也不敢说出真相。我问一个流泪的女孩为什么哭，她立刻否认：“没有，你在流眼泪。”“没有，我想待在这。”杨永信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他们说他们是在伪装。我说，如果你的这种行为能够伪装一辈子的话，是不是也很好？”

就在这个节目播出的同一年，卫生部叫停了这种电击治疗网瘾的疗法。我以为这件事情就已经过去了。

节目播出六年后的受害者

但是，今天我要访问的人物阿良，他是在我的节目报道六年之后，被收治进了杨永信所在的机构。在接受这个访问之前，三个月里他反复迟疑，最终决定匿名蒙面接受采访。

我问他：“如果是一段十年前的往事，而且你现在是一个独立的成年人了，为什么你在说它的时候会有这么大的恐惧？”

他回答：“因为在那个地方会亲眼看到，隔两天就会有一个人被抓回去。有一个人就是隔了八年被抓回去的。”

“稍等，隔了八年？”

“对，他那时候应该已经是三十来岁了。”

“那他怎么可能用这种非法拘禁的方式被带走呢？”

“我只知道当时我在逃跑之后被抓回去，是家长们来抓的。”

被杨永信机构的家长“别动队”带回之后，阿良说他遭受了四台机器的同时电击。电线连接在他的太阳穴、眉心、虎口、脚底、指甲缝，这些痛感神经分布最密集的位置。那是什么感觉？“像电钻去钻的感觉。”

杨永信曾这样问学员：“我问你，当你知道这种疼痛让你给你带了一辈子的幸福，带了一辈子的幸福，你愿不愿意忍受这一时的疼痛？”他又说，“必须让他潜入一种不舒适的体验，才能产生效果。”

阿良说：“一个人如果他明天可能、或者后天、或者明年他就要被关监狱，他就没有办法去好好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后来这十年，都没有能够洗掉这个印记。这么深，给我的感觉这十年就是一瞬间，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我整个人生就断了。”

他的恐惧让我想起当年做这个采访时，最困难的是找人。有一天为了找到采访对象，我们开车开了500公里，因为他不断地在更换电话和地址，用来测试我们是不是网戒中心派来抓捕他们的人。这种恐惧并非多疑。因为当我进入这个网戒中心时，我看到了一对双胞胎，他们是这个机构最早的宣传海报男孩。而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是他们第七次被送回这个机构。这个机构有一个口号：“只要你在这里挂上号，我们对你负责一辈子。”

社会的默许与监管的空白

杨永信的这种模式被很多电视台，包括央视正面报道过。我记得其中一位审片人在后来带着震惊对我说，他当时看这些镜头的时候并没有多想，有一种不假思索就接受的心理惯性。这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网瘾”这个问题，几乎是除了争议之外，我在央视做的最多的题材。原因是一样的：社会冲突太普遍、太尖锐。独生子女一代在长大成人，父母有高度的期待和焦虑；这个社会在高度发展，但是心理健康领域却刚刚起步。父母在遇到困境的时候，会本能地向传统孝道和带着体罚性质的管教方式寻找答案。所以，以此为名的各种矫治机构纷纷出台，法律和监管却都空白，因为这两者需要新的价值观和共识，而它们还没有形成。

我当年也是在困惑中摸索，这件事是否应该有一个底线。我认为，这个底线就是**《赫尔辛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 一套关于人体医学研究的伦理原则）中所提到的不伤害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和合法性原则。不论目的多么正确，也不能突破。因为如果抛弃了这些原则，那么最终受害的会是患者。

“包治百病”的真相

阿良的父亲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曾经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我问阿良：“那你爸妈应该很清楚里面这个电击作为手段，或者说痛苦跟恐惧作为一种思想改造的方式，他们是清楚的是吗？”

“他们是清楚的。他们只是，我觉得他们唯一不明白的就是这个电击有多痛，或者说也不明白这种思想高压是一种什么感受。因为他们是监管者，监管者阵营是不同的，那感受肯定是完全不同的。”

阿良说，他在11岁时就被送入了类似的机构。当时他还在小学，成绩优秀，只是因为和同学一起逃了一堂体育课。父母崇尚“苦难教育”，就把他送去了一家“行走学校”。在那个学校，只要有一个孩子的成绩达不到100分，所有人就都被吊在单杠上，底下是钉耙，教官拿着皮带抽他们。这给他心理上造成了阴影。上初中之后，他出现了心理问题，被第二次送进了类似的机构。此后，他多次跟父亲尝试沟通此事，最终引发了肢体冲突。

“我会经常拿小时候把我送去这两个机构的事情跟他们吵架，跟他们说事。他们也很苦恼，就是我总提这件事情。”最终，他被送到了第三个，也是更糟糕的机构。父母的逻辑可能就像是“电视机不是真的坏了，拍一拍就好了”。

“那你爸爸当年为什么要送你去呢？如果你没有网瘾。”

“他所谓的‘包治百病’，就是只要是不符合父母理念的，他都可以管。因为只要电一下，说什么你都会听的。”

我09年采访的时候，这家机构就已经收治了超过3000人，它的范围远远大于网瘾。家长委员会的负责人跟我说，这里有辍学的、有早恋的、有抑郁的、有焦虑的，其中也有成人、有同性恋，还有婚外恋（是妻子送进来的），他们称之为“反社会人格”。一位男家长对我说：“昨天还来了一个声称美国制度比中国好，太反动了，也得电！”他用一句话形容了这家机构收治的标准：“不听话的都能治。”

强大的精神控制与氛围营造

写信给我的小安，因为青春期的抑郁和焦虑辍学，被送到了这个地方。他出生于北京的高知家庭，父母都是硕士和博士。他后来问过他妈妈：“你来之前就没有在网上查查这个地方吗？”他妈妈说：“我怕查完之后，犹犹豫豫就不来了。”

而阿良的母亲到了之后，犹豫很快就打消了。阿良说：“杨永信上课的时候，他经常是前一秒笑呵呵的，下一瞬间就立马声泪俱下，会有一个情绪的极端的切换，然后所有人吓得一身冷汗。我妈第二天的时候跟我私下里说过一句，她说‘那杨叔跟个神经病一样’。然后呢，到了第三天分享完之后，我妈就说‘杨叔真的很神’。”

这种看法的陡然改变，源于那里的氛围。“所有的家长全部站起来，然后所有的这个学员也全部站起来，去同时批判一个人，同时去感恩，同时落泪的时候，我觉得对家长，尤其是本身就很相信感恩这一套的家长的这种带动性是极强的。”

我自己也体会过这种强大的带动性。当年我第一次进这个点评课（Critique Session: 杨永信机构中用于公开批判和思想改造的集体课程），所有的学员和家长起立鼓掌，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么高强度、那么高频率的掌声。然后杨医生满脸笑容，指着第一排已经放好的板凳对我们说：“请坐在这里。”我想坐在旁边，掌声突然更高了，杨医生还是满面笑容看着我们不发一言，直到我们在第一排落座之后，他手一挥，掌声才停下。

当天的点评课由杨永信本人主持，他点评的是一个被自己父母举报的女孩，因为她跟父亲顶嘴。根据我当时的笔记，这段点评非常短。杨永信问这个女孩：“你父母学过心理学吗？”女孩说没有。杨永信问她：“如果你当了父母，你知道该怎么办吗？”女孩说不知道。然后杨永信就说：“你要不要对你爸爸表达一下你这种愧疚的心理呢？”女孩小声说：“爸，对不起。”杨永信说：“你这么远他听不见呢。”女孩大声说：“爸爸，对不起！”“你要不要走近他，面对面地跟他说呢？”

这种“成功的改变”很快就成为点评课上的实例，以此来感化像小张这样刚刚加入的盟友（Ally: 该机构对新成员的称呼）。又是那种高强度的掌声，一直持续到这个女孩走过去拥抱父亲说“对不起”为止。在心理大课堂上，如果出现不配合的情况，也会被送进行为治疗室。

比电击更恐怖的东西

课后，我采访了刚刚向父亲道歉的那个女孩小张。她的回答和我采访的所有孩子都一模一样：“有电击，但不怎么疼，就像针灸一样。它让我清醒，我愿意留在这里。”就在我准备结束这段采访的时候，我看到了她的眼泪。我问：“你觉得你是真的清醒了，还是说你因为害怕就服从了？”她坚持说：“真的清醒了，真的。”

阿良解释道：“杨永信那里的核心，就是以他营造出来的权力和地位的感觉，把‘可以做’的事情变成了‘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以前理解的孝道，是我喜欢我爸妈，所以我对他们好。他那里的要求是，无论你父母对你怎么样，你都要对他们好。他的感恩是一种非常强制性的，会让人觉得非常恐怖。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比电击更恐怖的东西。”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真的，就是在去之前是无法想象，真的有一个地方、一个群体，它能够除了你睡着的时候之外的任何时候，是真的可以监控你的思想的。”

我坐在第一排，听着学员和家长们唱《感恩的心》，学员被要求跪在地上。然后杨永信医生一挥手说：“盟友们，要怎么样向父母们表示一下呢？”所有人都离开座位，向自己的父母奔去，扑在他们怀里或者跪在地上。

阿良说，当他是其中之一的时候，他需要掐自己让眼泪出来。“因为我们的家长和学员是对着坐的，每一个家长都会紧紧地盯着自己的孩子，看你在这个感恩歌曲中有没有受到触动。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边唱一边哭，每天都要哭。别人都在哭，你为什么不哭？他妈妈就会很生气。”如果父母生气，后果就是父母有权利直接建议“治疗”。

“所以你需要在你最亲近的人面前做伪装。在那个地方，他破坏亲情的很大一方面就是，所有人必须得在最亲近的人面前去伪装。”

逃亡、自杀与彻底的绝望

我09年采访时，这份规定是86条。而六年之后阿良进入时，他告诉我，这些规训已经增加到了180条。每个刚进入治疗中心的人，首先要接受同伴的监督，他跟另外一个学员的手要始终扣在一起，就连去厕所也要同去，这叫结对子（Pairing Up: 一种两人一组、时刻互相捆绑和监视的制度）。

因为他曾经两次经过类似的机构，所以从一开始就表现得非常阳光和积极，杨永信甚至当众表扬了他。这成为他策划逃跑的契机。他以看不清杨叔讲课为由，说服父母让他坐到更靠前的位置，赢得了信任。最终，他被允许出外配眼镜，但在两名年长男性的看守下，手被胶带缠在一起。在父亲交钱的时候，他说要上厕所，被暂时松绑，从厕所窗户翻出逃亡。

他在半夜里躲在一家居民楼的天台，下雨后翻下天梯时被人发现报警，被带到了警察局。一个年轻警察问他：“是不是网戒中心的？”他马上摇头说不是。他害怕如果承认，会被送回去。警察帮他联系了救助站，他握着警察的手说：“人民警察真好。”

进入救助站之后，铁门被锁住了。阿良在里面越等越着急，直到工作人员来通知他：“有人来接你了。”他说他当时感觉五雷轰顶。

被带回机构之后，阿良接受了四台机器的加强电击。此后他回到了宿舍，那是全楼唯一一个可以锁门的房间，他企图跳楼自杀。他把门反锁，拿椅子砸窗户，但那是钢化玻璃，砸了半天没砸开。直到人撞开门进来，把他抬下去又进行电击。

“抓下去电之前，先是一群人按住我，然后我跪在我爸跟前。我爸妈看到我要自杀肯定是很心痛的，他们也在哭。然后我也跪在我爸妈跟前忏悔，但是我一边忏悔的过程中是一边咬自己舌头，因为我马上又要去被电了，不想活下去了。但是没有咬断，然后就被按到了那个电击的椅子上，给嘴里塞了防咬的护垫，然后就又电了一顿。电完就乖了，就老实了。”

之后，他“结对子”结了五个月，手和另一个学员扣在一起，不能分开。他说，他一生中最自由的时刻，不是离开这家机构的时候，而是当别人终于松开扣着他的手时。此后，他彻底放弃了出逃的冲动。

权威的崩塌与信仰的建立

当他看到他的父亲向杨永信下跪时，他的世界崩塌了。“他是从北大毕业的，所以小时候我对他的感觉也就是很权威的感觉。所以当他给杨永信跪下来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我所非常最坚实的依靠，或者说是最信的一个东西，他倒了。”

“从那一刻你对他什么看法？”

“可能在某种理念下或者某种信仰下，这个亲情不是最牢靠的东西。自己的父母给这个人下跪的时候，对自己的孩子冲击是很大的。我觉得一个高傲的父母，他只会向神低头。那他们怎么会奉人为神？这就是用这个氛围营造起来的，这种每一天持续高强度的灌输，他的这些理念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

我这才说，我当时坐在第一排，正看到学员们仆跪在父母的怀里，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突然转身向杨永信跪去。电视里这一段没有声音，但实际上他们当时都在大喊，喊的是同一句话：“谢谢杨叔！”我可以听到小伙子们的额头磕在水泥地上咣咣作响的声音。

杨永信说：“我认为很值，我认为我很激动，我认为我所有付出的辛苦、付出的委屈、付出的心酸，今天都得到了回报。”

而阿良的感受是：“找个好点的角度，离杨永信比较近一点，或者是更容易被自己的父母认为你是诚心的一个状态。”

此后，在镜头前，杨永信医生问大家：“这个中心被跪得最多的是谁？”所有人齐声回答：“杨叔！”然后他问：“你们为什么要跪杨叔？”我以为这种开放性的问题会让所有人愣一下，但没有，所有的声音整齐划一：“感恩！”

自我审查与求生法则

阿良认为，杨永信可能真的认为自己在做好事。“他经常会讲到他每天批日记到凌晨四点，灯都是亮的，把所有的学员的思想动态都了解得非常清楚。”

但这些规定并非杨永信一人设计。“这些规定全部都是家长们，或者说是我们学员自己，为了讨好杨永信，自己对自己去增加规定，发现了什么漏洞自己去补。这样的话会给所有人造成一种‘我是真的很信仰杨叔，我是诚心实意地改变，我没有在装’的错觉。所以如果能发现问题去上报，或者发现别人的问题去打别人的小报告，对所有人来说算是一种救赎的机会。因为所有人不知道哪一天可以离开，但是只有抓住这个东西，才会觉得我可能离离开又近了一天。”

最终谁可以离开，只有杨永信说了算，而他的标准是待得越久越好。

阿良也是班干部，他负责审查每个人的思想动态。当看到别人的举报材料中有一段时间没有提到他本人时，他就会偷偷地在这些材料中利用职权加入一些自己的轻微错误。“有用。在那15个月期间，我没有见过比我电击更少的。”这首先是一种表忠心的状态，其次，时刻注意言行，不断反省，让他变得安全。但这对人的伤害是巨大的。“后来做事情的时候，我会变成一个很犹豫的人。做所有事情，哪怕是非常简单的按一个开关，我都会想它到底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后果，会变得迟钝一点。”

离开与无法摆脱的过去

待了15个月之后，阿良的爷爷去世，他终于得到批准离开。来接他的父亲提出，是不是增加一个四台机器同时电击的治疗，称为“杨叔专场”呢？阿良当即在课堂上站起，主动向杨永信提出要求体验。

“你如果已经知道说这个感受很不妙，你为什么要站起来主动去要求体验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马上就要离开了，我要百分之百确定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我父母就很放心，然后杨永信也会很放心，所有人都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改得非常彻底，真的把杨叔信到骨子里了。”

杨永信付之一笑，没有电击他。当他离开时，中心里面所有的家长都来向他的母亲祝贺，祝贺他有一个出奇阳光的孩子。他成了一个样板。

回到生活之后，过去的同龄人已经开始陆续读大学、谈恋爱、成立家庭。但这些年里，阿良说他已经失去了生活的动力，也不想再碰钢琴。“对一切的向往、追求都不存在了。我觉得他会破坏一个人对美好的向往，包括我回家之后，我不会再去喜欢一个人了。可能就是他会破坏一个人喜欢东西、喜欢人的能力。”

最后的提问与无解的抗争

16年前节目的结尾，是在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下拍的。当时我们的采访快要结束了，杨永信拿着话筒说：“请柴记者跟我们说几句。”他安排的摄像机已经对准了我，掌声响起来，而且听起来永远不会停。马上就有两个家长上来，一左一右来搀扶我。所以我就离开座位，站在两方之间，做了这个现场调查。

在一个表达受到严格限制的地方，我用提问的方式，希望那些举起的手臂可以让电视机前的更多家庭来反思。我问在场的父母，有多少人曾对孩子使用暴力、过度溺爱、因夫妻关系不好而发泄在孩子身上、不尊重孩子独立人格。我也问孩子们，有多少人认为父母不爱自己、家庭关系存在严重问题、在家庭中感到孤独、有过自杀念头、认为自己的网瘾跟家庭问题有关。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有大量的手举起来。

阿良的妈妈曾问他：“你恨不恨我？”他说：“我从来不会恨你，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你的问题，不怪你。你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个，你就会信奉这套东西。”

离开那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面对过去。有人投诉，地方管理部门回复未发现医院存在折磨病人等问题。有人起诉，没有结果。有人把它变成了游戏和电视剧的角色，那是带着愤怒的娱乐。

阿良的父亲至今仍然非常崇尚杨永信。阿良曾对他说：“只要你说一句‘杨永信错了’，我们就可以关系回到从前。我这么多年一直在等你说这一句话，因为他不说这句话，我睡不着觉，没有安全感。”他父亲回答：“那你这辈子等不到我说这句话。”

阿良认为，父亲否定杨永信，就是否定了自己，甚至否定了自己的半辈子。这套价值观的核心是顺从——顺从于权力告诉你的“正确的”价值观。

“我只是想他们明白，或者给我自己一个安全感。”阿良说，“如果我爸妈能看到，我想说，我跟我爸妈就还是像小时候那样是最好的。”

“小时候什么样啊？”

“就是正常的亲子关系，可以毫无顾忌地信任。”

他回忆起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次尝试在锅里用油炒桃子，味道难吃至极。刚好他爸爸下班回家看到，就拿了根筷子尝了一块，一边吃一边说：“嗯，真好吃。”然后，他把一盘炒桃子都吃完了。

“我觉得那也是我认识的他。”阿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