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西方冲击回应：一个比较分析框架

这次沙龙是我们之前日本系列沙龙的一个结尾。怎么样结尾呢？这是一个我非常关心的话题，因为很多人都在社交媒体上讨论：我们是不是跟当年很像？到底具体像在什么地方，或者不同在什么地方？今天我将以我的视角做一个梳理。首先，为什么我们要把现在的中国和日本进行比较？它具有可比性。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之前很多讲座也提到过，我们都处在西方对非西方的冲击之后，我们对它进行回馈反馈，这被称为冲击回应（Impact Response: 面对外部冲击后的内部反应模式）。

这是一个在过去几百年中，在大量的非西方国家都发生过的现象。不光是我们，日本在受到冲击之后，有明治维新，我们受到冲击之后，有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跟我们的改革开放性质非常类似，不过是一前一后，中间有段插曲。除了日本和中国之外，还有其他很多国家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例如，更早对西方进行反馈的，像沙俄的彼得大帝改革。那是在18世纪初，持续了差不多20年。他在北方战争中跟瑞典作战，表现非常糟糕。彼得大帝登台后，思考为何欧洲如此强大。俄罗斯在我们远东国家看来是一个欧洲国家，但它一直想融入欧洲，而欧洲跟它拉开很大的距离，这成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一个来源。想融入却融入不了，被欧洲人看不起，一直有这种非常矛盾的心理。彼得大帝当时就是学习西方，学习他们的中央集权，搞公务员考试、科举制度，建设中央集权国家，学习他们的工业、技术、教育。大量学习西方，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彼得大帝之所以被称为“大帝”，就是因为他搞得很成功，并在后来的北方战争中打败了瑞典，所以就被称为大帝。但那个过程也是非西方学习西方的一个结果。

再比如伊朗。伊朗在巴列维时期也进行过改革，主要核心改革发生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巴列维改革也是在礼萨·巴列维主导下学习西方，即在原先国家政治格局不变、不进行剧烈政治改革的情况下，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他学习西方的一些方面，比如说女性的投票权就是那个时候引进的，这在当时的伊斯兰世界是非常激进的。还有土地改革，把很多地主的土地分下去，当然也得罪了很多地主阶级。他还把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搞经济发展。当时巴列维王朝与欧美关系很好，在背后有欧美支持，他做了很多。但结局是，在70年代末，社会改革与既有的保守顽固旧势力带来冲突，加上冷战背景下的力量冲突，最终发生了伊斯兰革命，改革也就中断了。

这些例子都表明，非西方国家在面对一个强大的西方并学习他们的过程中，其实非常普遍。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成功，我个人认为就非常类似当年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方的一个成功，它具有非常好的可比性。我们不能跟西方比，中国跟英国有什么好比的？英国是现代工业文明、现代政治文明（Moder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限制公共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的政治制度）的发祥地，我们不是，非常不一样。现代政治文明就是限制权力，限制王权，限制公共权力，只要往这个方向走，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方向。

谦虚学习阶段：姿态低微的初期探索

这就是大的背景。日本当年搞明治维新成功后，后面演进到军国主义。中国搞改革开放，现在有一个演进，演进到现在这个状况。我总结其中路径非常相似，我将它分为几个阶段。

明治维新与改革开放一开始，大家都要学习，都知道自己不行，学得都非常谦虚。我把这个阶段叫做谦虚学习阶段。日本人当时引进大量的西方教材和人才，要搞宪法，全部请德国最厉害的宪法学者过来。中国也一样，改革开放初期对西方姿态非常低。

当年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派了大量的访问团，去看看别人是什么状况，非常多。各部门主要领导都带队出去，例如谷牧、王震等。王震带队去了英国，他说他一定要看普通工薪阶层的状况。他去了工人的家庭，惊呆了：“这难道是普通工人的家庭吗？”人家的物质之充盈，家用电器之丰富，生活之和谐，都超过他想象。各种电器、炉子、冰箱，当时中国只有省部级领导才有这样的待遇。所以王震回来后说：“英国除了不是共产党执政，它就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他非常虚心，要去学习。

还有1980年代赵紫阳搞价格闯关时，他请来西方经济学家，最有名的就是自由派的弗里德曼，非常虚心地请教：“我们应该怎么搞？我们有通胀了怎么办？要不要硬闯？”等。现在中国领导人有这样的姿态吗？现在都是“我们给世界指明方向”。就是不一样，那确实是一个非常谦虚的虚心学习阶段。

自由民权运动与早期民主化尝试

一开始谦虚学习的时候，必然要学习大量的经济、科技、工程之外，也会有大量的政治、自由方面的政治思想会进来。开始不可能强行一刀切地排除这些。

所以，在明治维新初期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都出现了一个可以叫做自由民权出洋阶段。日本在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中期，爆发了最著名的自由民权运动（Freedom and People's Rights Movement: 旨在争取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社会运动）。他们认为，学习西方不能只学习器物层面，一定要把人家的精髓学过来，推进、提倡自由民权，引发了一波很大的运动。它最终也有成果，就是他们开设了帝国国会。当时日本姿态很低，想融入西方列强。西方列强说，要融入，必须在各个层面向我们靠近，包括必须有现代的政治文明，要开国会，要有选举权。当时确实是一个非常精英的国会，选举权只给了1%的纳税人口。自由民权运动取得了初级成果。

那中国呢？在自由民权出洋阶段，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86到1989年之间的学生民主运动。但中国政治非常刚性，不可能有开国会这样的选项。所以最终以武力镇压收场，这是一个非常悲剧的结果。但像六四这样的悲剧，我认为它是一个悲剧，却给以后的人提供了非常大的精神资源或历史遗产。我有时调侃它是一个历史的能量守恒，这个东西不会消失。它虽然有那么多生命牺牲，但会在以后产生非常大的能量，这是肯定的。这就是自由民权出洋阶段。

第一次国家反扑：压制民间力量

自由民权运动出现后，国家或政府就开始想办法：是否要让民间力量继续发展，直到无法控制？肯定不是。

明治政府采取了“一手疏、一手堵”两方面策略。“疏”就是我刚才讲的，开设国会，给予1%人口的选举权。“堵”的方面有很多，最具代表性的有几个条例，如集会条例、新闻条例、保安条例，这些都是限制，为执法背书。例如集会条例，以前政治集会比较随意，立法后，不仅要报备，警察到现场查看，如果内容不满意，可当场下令解散。所以当时很多人为了继续搞集会，就改称是“赏樱会”之类的，大家聚在一起，可能偷偷聊聊政治，或者搞个周末沙龙。保安条例可以把认定的危险分子驱逐出东京，主要是针对自由民权运动中领头的一些人物。这就是明治政府“堵”的一方面。

中国呢？我们就是直接镇压了。所以，明治政府的“堵”和中国政府的镇压，我们可以称为第一次国家反扑阶段。这表示国家给出一个警告：社会想要的东西不能一口吃成胖子，权利的获取需要通过博弈，对抗，可能现在还不是时候。

民族主义登台：自豪与屈辱交织

日本的明治维新当然很成功，到19世纪90年代，已经积蓄了很大的力量。我们知道，接下来就是1895年和1905年的两场战争。这两场战争期间，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得到了大发展，两场战争都取得了胜利。

这首先带来的是纯粹的自豪感：国家强大了，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强大了，大家都很开心，很自豪。这种强烈的自豪感是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其次，在这种自豪感下，也伴随着屈辱感。日清战争后，马关条约要割让辽东半岛，但在俄国、德国、法国三国干涉下，压力太大，辽东半岛被归还。这对日本民众情绪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们此时产生了一种耻辱感的民族主义情绪。1905年赢得日俄战争后，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但俄国一毛不拔，不给赔钱。日本人原以为会像日清战争一样，投入很多后打赢，再榨一笔钱，敲一笔领土，结果都没有。国内对此超级失望。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1905年9月5日日比谷烧打事件的起源，是全国性的，不光在东京，大阪也有相当规模的抗议活动。因为投入了巨额资金，不仅是国内财政，一半是国际发债，在伦敦和纽约发行，为战争筹集资金。所以日俄战争完全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俄国背后有德国、法国，日本背后有英国和美国。但最终没有得到任何赔款，对民意刺激很大，耻辱感的民族主义由此爆发。

当时日本国内流行一个词汇叫卧薪尝胆。我怀疑这个词变得如此知名，就是从1905年开始，在大众媒体和文人墨客之间流传：“我们现在实力还不够，我们没有办法去挑战。”这并非指1905年，而是三国干涉还辽时，他们卧薪尝胆，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后，他们果然在日俄战争中打赢了俄国。

总之，这是一个帝国主义时期，他们赶上了殖民地扩张的尾巴。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两场战争中，既有自豪感的一面，也有耻辱感的一面，都非常强烈。这个阶段可以叫做民族主义登台阶段。

那中国呢？中国在第一次国家反扑之后，刚好进入1992年邓小平南巡，经济马上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顺利到达9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由民间主导的民族主义意识登上了中国的舞台。代表事件是什么？有人说是90年代末美国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但这本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还在前面。这本书是1996年左右出版的，它代表了当时中国真正的民间声音。这本书出版后，还有《中国可以对美国说不》、《中国可以对日本说不》等一系列书大流行。这真正代表了从民间生发出来的一种民族主义，而不是由国家在背后支撑发展的民族主义，这很有意思。后来大家讲的南联盟使馆轰炸带来的一波民族主义，也可以归到一起。再往后几年，2000年初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后，又是一波很强的民族主义。这些都可以与当年日本从日清战争到日俄战争这一波民族主义合起来对比。这个阶段可以叫做民族主义登台阶段。

市民社会高扬与公民意识觉醒

历史继续往前推，中国和日本都迎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接着，又是一波新的发展，我们可以叫做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由各种民间组织和团体构成的社会领域）的一个大发展阶段。市民社会就是民间的力量要限制国家权力。

日本的这个阶段是大正民主阶段。中国就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中国公民社会黄金十年。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叫做市民社会高扬阶段。

这个阶段有很多成果。日本在大正民主阶段有很多非常好的、实实在在的成果，包括出现了第一个政党内阁（1918年原敬的政党内阁）。1925年普通选举法颁布，将选举权从300万扩展到1200万。以前只有纳税精英，现在成年普通男性都可以投票。这是真正的民主化，真正的民主，给选票的不是假民主。接下来社会运动特别活跃，妇女运动、工运等，言论自由也在扩展。妇女运动是因为男性获得选举权，女性也要争取。工运则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工会兴起。日本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就是在这个阶段成立的，称为日本劳动总同盟。总之，大正民主阶段确实取得了很多非常好的成果。

那中国呢？公民社会黄金十年，我想很多人都切身感受过，有很多好的东西出现。2003年三博士上书，第一次由民间声音促使国家改变一个非常大的政策。这种民间声音参与国家政策决策的现象出现了。2008年汶川地震是一个代表性事件，因为事件发生后，全国志愿者数百万、上千万，间接、直接参与，包括全国的N.G.O组织大批集结到灾区，据说有近300家。媒体称这是中国N.G.O的第一次集体亮相，并称2008年是中国的公民社会元年。当然，现在来看这可能有点拔高或叫得有点早，但确实代表那种力量已经出现，并在做事情。汶川地震那次，民间发挥的救助功能也让国家看到，很多时候单靠国家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之后，中国的N.G.O继续发展。在黄金十年间，中国的社会组织从20多万家翻了一倍多，达到五六十万家，其中很多是N.G.O，当然很多是挂靠的，但也能做很多事情。

中国黄金十年除了N.G.O之外，还有调查记者、调查报道的兴盛，大量调查记者揭露各种社会问题。还有自媒体，像BBS论坛、微博的发展，各种大V的出现，言论自由的扩展。我当年经历了那个尾巴，微博2009年出现后，我刚开始上班，没时间刷微博，但会关注一些人，言论尺度不输现在外网，批评国家权力，监督政府。因为这些声音非常真实，很多人喜欢，很快就积累了几百万粉丝。到2013年开始，包括以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为代表的群体。所以那十年，从历史对比来看，与大正民主应该是同一个阶段，是市民社会高扬阶段。

第二次国家反扑与国家主义解决方案

但很快，市民社会高扬后，又会与国家发生碰撞。日本和中国都发生了类似情况。

市民社会高扬，但国家刚性体制没有改变。日本在大正民主时期，天皇制主权在天皇的宪法没有变，军队仍然独立于政党之外。1925年，他们通过了治安维持法，打击左翼，特别是共产党、文人、大学老师、学生。

那中国呢？一样，在市民社会、公民社会黄金十年时，党的领导没有变，四个基本原则也没有变，这些大结构没有变。当国家真的想反扑时，它有很多手段。只要有这个意愿或动力，社会的反抗能力很快就表现得非常差。所以接下来，日本和中国都出现了第二次国家反扑。

日本的治安维持法是1925年通过的，对左翼的大逮捕发生在1928、1929年，有三一五事件、四一六事件等，每次都逮捕一两千人，是真的逮捕判刑，有点类似中国2015年的七零九大抓捕。在言论方面，有特高警察审查言论、思想，包括审查出版，这有点类似中国2013年推出的“七不讲”，开始在言论思想方面划线。

在此过程中，还有一个操作就是污名化。中国和日本都出现了两类非常类似的污名化。第一类是对一些杰出知识分子进行污名化。当年日本将他们批判为非国民，即“国家的敌人”、“国贼”，认为他们站在国家之外批评“大好的军国主义事业”。那中国呢？是对个人和政党政治、民主政治进行污名化，说“政党政治解决不了问题，腐败、低效、无能，不能这样搞下去，社会危机深重”。最终他们找到的方向是以军国主义形式出现的。中国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真的是我们这代人眼见这个词从非常正面变成非常负面，到现在仍然是负面词汇。这种污名化太可怕了。还有对民主政治的污名，说“西方民主政治是假的，是金钱民主”等。

国家反扑并污名化，压制了冒头的市民社会力量后，不能只靠压制，必须给出新的方案。当时日本在大正后期，整个社会有很多危机。经济方面，很多人知道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与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有关。但在此之前，1927年日本已经有一场昭和经济危机，这与一战有关。一战带来军需产业的繁荣，但战后很快进入萧条。经济就是这样，通过发债、刺激、信贷扩张，带来繁荣；但当巨大需求结束后，债务、生产收缩等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战后进入萧条期。1927年，日本就发生了一次银行方面的经济危机。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经济问题严峻。

同时，日本的整个社会结构也到了该出问题的时候。它本身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大约1%的财阀，中间10%到20%的所谓中间层或中产（城市白领真正崛起和发展不过二三十年，积累人口不多），剩下的是一部分工人和大批农民。农民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六成左右，生活非常不好。1918年米骚动爆发，就是因为大家生活太辛苦，农民种米，米价却高到吃不起饭。这与1930年代的昭和维新联系起来，因为60%人口是农民，他们的孩子没有出路就去当兵。这批人后来真正成为了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非常重要的力量。他们来自最贫苦的农村，了解到农民、渔民、林业从业者生活确实太差。但他们来到大城市或军营，了解到整个国家的政治方向，看到的东西都非常不满意。他们认为政党政治天天投票也没有用，只是争权夺利。那出路在哪里？财阀又拿走最大块的经济利益。所以普遍的社会矛盾非常尖锐。

那中国呢？当时那个阶段，大家可能听过一个词汇叫科学发展观，是胡温时代提出的。为什么会有科学发展观？就是因为认为改革开放至今的发展有很多不科学的地方。主要问题有几个：第一是贫富差距太严重了，不应该社会主义国家贫富差距这么严重。邓小平在80年代说过：“我们搞改革开放，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我们最后变成了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按邓小平的标准，改革开放确实失败了，因为贫富差距比很多西方国家都大，比日本肯定大，我们在日本生活都有切身感受。第二是官员腐败非常严重。第三是环境恶化，也是当时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胡温时代提出科学发展观。但胡温时代结束时，我们发现他几乎没有干出什么事情，几乎是江时代的一个延续。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在继续积累。

我们刚才讲的市民社会高扬阶段其实跟这些问题都是纠缠在一起的。就是因为有矛盾，有这些问题，社会才有自己的诉求。大正民主也是一样，问题和方案都是纠缠在一起的。很多问题产生，突然民间就有了声音：“我们应该往自由民主的方向走，我们要靠议会去解决问题。”

那么国家该怎么办呢？日本压制了大正民主，中国压制了公民社会黄金十年，那国家要走向哪个方向？给出什么解决方案？我给了一个词汇叫做国家主义（Statism: 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和集体利益之上的政治理念）的解决方案阶段。这两个阶段是纠缠在一起的，国家边镇压边提出自己的方向。

日本的情况是，当时社会最突出的矛盾是矛头指向地主（农村佃农）和资本家、财阀（城市军人、知识分子）。但最终，国家主义的解释说，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我们在国际上没有生存空间，我们受到国际打压，日本资源太贫乏。从这些角度去解释，问题不在地主阶层，也不在财阀，而在于缺乏空间和资源。最终，这股合力将日本导向了对外扩张、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它最终给出了这个方案，而且比较快。

中国从2012、2013年到现在，也过去了差不多十三年，其实也是国家主义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例如在政治上，既然腐败严重，就搞强力反腐运动。但我们都知道，很多人说这是治标不治本。现在看来，连标也治不了，因为存量太多了。如果你要挖，就是往99%的程度上挖，几乎没有错的。很多人说如果把中国官员全部枪毙，可能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枪毙一个，应该不差。隔一个，那肯定有漏网。所以存量确实太大了，当然不解决问题。2025年居然是反腐以来反得最厉害的一年，中管干部居然搞掉了60多个。这是反不完的，所以国家主导的反腐运动肯定不解决问题。

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呢？我们看到，国家仍在强化国民经济，推出所谓的弯道超车、新质生产力（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中国提出的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先进生产力形态）等，仍是以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发展。但效果如何呢？面对如此大的经济体，我仍然认为国家主导的新质生产力大项目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当然可以投入大量资金，会溅起一些水花，但这能否让国家经济找到新的方向？我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过去搞的光伏等都亏损。电动汽车现在也存在问题，与社会付出的成本相比，它仍然不是一个正向的东西。虽然比亚迪盈利，据说小米上个季度也盈利了，但我仍然不看好这种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在西安，政府是完全政策倾斜，不光补贴，电动车不限行，油车限号。停车也有很多限制。政府通过这些方式，改变大家消费习惯，推进电车。电车稍微便宜一点，可以上公交车道，没有任何限号。但这种方式有很多成本是其他人承担的，不是国家在付的。我们看不到总成本，有很多隐性成本是其他人承担的。

国家主导的外交政策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战狼外交，对外强硬。这与当年日本在昭和初期对西方的强硬非常类似。我们抨击西方搞卡脖子、小院高墙，抨击西方对我们的围堵。当年日本也称其退出国联是光荣的孤立（Glorious Isolation: 指在国际关系中，不加入任何联盟，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我们正义在我们这一方，我们不跟你玩了，我们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要去推进我们的利益，你们都是障碍。”对外非常强硬，也伴随着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类似。所以国家主义的解决方案阶段，其背后一直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

相似的外部视角与战略锚点

当然，中国与日本仍有不同之处。日本当年搞光荣的孤立，是在1930年代后，国联调查后，它不接受调查，退出国联。但中国现在能否像日本一样搞光荣的孤立，自绝于世界？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阻力非常大。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只剩下外贸这一驾“马车”在支撑。这一驾“马车”能丢吗？我觉得执政者也不敢丢。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入程度非常高。而当年日本与世界经济融入程度没有这么高，所以阻力较小。

在相似方面，还有两点。第一是中国也出现了一种被西方围堵的感觉。当年日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词汇叫ABCD包围网（ABCD Encirclement: 二战前日本宣传的西方国家对其资源供应的封锁策略，A-America, B-British, C-China, D-Dutch），是当时日本宣传的外部对其围堵。中国也有一种非常类似的想法，认为西方正在经营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围堵中国，限制中国的生存空间。这一点很类似。我在课堂上跟日本学生讨论过，他们站在日本立场认为应该加强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围堵。但我认为，这种围堵感可能会造成它要突破这种围堵感。所谓的“岛链”是人为画出来的，甚至是一种心理战。说有岛链围堵中国，那中国的贸易船只如何出去呢？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不太好。围堵之后，它的反抗、想要冲出去的心理也可能出现。这种围堵感，与当年日本认为自己被全世界围堵，要争取生存空间，有点像。

第二是当年日本一直强调所谓的满蒙生命线（Manchuria-Mongolia Lifeline: 二战前日本宣称东北亚地区对其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区域），这与中国现在强调台湾核心利益有点类似。台湾对中国来说，不仅有大一统理论的支撑，其大一统理论要增加合法性，更在于它认为如果统一台湾，就能打破第一岛链，出太平洋就更顺畅了。但出太平洋要去干什么呢？所以我觉得，大家完全是被很多想象的东西所主导，认为自己被围堵了，要冲破，要打破生存空间受限的局面。国际理论也有生存空间理论。我觉得这有宣传成分，甚至有被害妄想（Persecutory Delusion: 认为自己被他人或外部势力迫害的妄想）。但满蒙生命线和台湾核心利益另一个类似点是，这成为一个非常刚性的条件，一个锚点，是我们必须完成、必须达到的底线。

中日异同：民众与军队动员力分析

讲了这么多类似之处，我再提两点不一样的地方。日本最终迅速找到了军国主义路线，因为那个时代的主题是战争，是殖民地扩张的尾巴。但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殖民地的时代，不过战争最近几年又开始让大家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事情。我觉得这种感受非常危险。当很多人都觉得战争好像可以接受，甚至没有那种天然的反战情绪时，很多事情发生的概率就突然增高了。

民众动员力：当年日本的民众被军国主义动员，动员力度非常强。但中国的民众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体制动员？我认为与当年昭和初期不太一样。日本从明治宪法之后，有皇民化教育（Kominka Education: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推行的旨在使殖民地人民效忠天皇、成为“皇民”的教育），臣民要背诵《教育敕语》，将天皇奉若神明，完全是一种偶像崇拜的状况，有点类似毛时代对毛泽东的崇拜。但现在中国对共产党或执政者有这样的崇拜吗？有达到这种程度吗？中国现在没有魅力领袖（Charismatic Leader: 具有超凡个人魅力和影响力，能激励追随者的领导人）。不仅没有，而且评价非常差，能把几任领导人评价到这种程度，也是一个奇迹。所以中国没有魅力领袖。

此外，中国的思想比当年的日本更多元。虽然中国宣传机构力量强大，媒体众多，但仍然有一个很大的空间是很多人可以拒绝接受，并独处于自己的思想场域中。但日本当时的情况非常不同，真的是“一亿玉碎”，动员力非常强。我觉得中国人的动员力应该比较多元。当然，如果真的动员起来，也能动员一部分，但很多体制内的人会不情愿，无奈地参与动员。但整体上能达到的程度，肯定要比当年昭和时代的日本弱非常多。还有一个问题是“投鼠忌器”，动员群众很麻烦，他们不一定做你想做的事情，甚至可能反对你，那就比较糟糕了。所以，2012、2013年之后，中国就没有反日游行了。从去年到现在，很多人问会不会发生像2012年那种大规模上街？当然没有，因为领导人可能不太自信，万一搞出像文革那种收拾不了的局面怎么办？所以有“投鼠忌器”的问题，这与当时的日本不太一样。

军队动员力：日本当年走向军国主义是军队主导的，青年将校推动昭和维新去改造国家。他们认为天皇被奸人蒙蔽，政党政治腐败无能，与大财团、大财阀勾结压榨普通人。他们自诩代表国家的正义力量和良心，要给国家找出路，改造国家。最终推动对外扩张。那中国军队呢？是中国军队的良心吗？要去干这些事情吗？完全不一样。中国军队，我认为首先在政治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目前来看仍然在党的领导之下。它在政治上的耀眼程度，承担的功能，与当年昭和时代相比弱化非常多。

中国军队在新中国成立后，发挥最大作用的一次是文革收拾不了的时候，毛泽东请林彪，让军队主持大局，解放军组织工作队进驻各居委会、农场、各部门改造。但这个改造几年后，林彪去世，事情也结束了，大约就几年时间。再往后，几乎没有军队跳到政治前台做很多事情的情况。党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把它隐藏在后面，所以是党指挥枪（The Party Commands the Gun: 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这导致军队是一个隐藏在后面的存在。媒体有时会监督官员，但你见过中国自媒体监督军队吗？不可能的事情。它隐藏在后面，但也造成军队大量腐败。

谈到腐败，也与军队动员相关。当每一个人的晋升都是花钱购买，明码标价时，他们就没有忠诚的对象了。如果是靠人提拔，会形成恩主-被庇护者网络（Patron-Client Network: 一种非正式的权力结构，恩主提供保护和资源，被庇护者提供忠诚和支持），有忠诚度。提拔我，我忠诚于你，出事时也会勇于表达忠诚。但当所有人都是花钱买官位时，就没有恩主-被庇护者关系，只是交易。你出事了，虽然你提拔了我，但我钱也花了，就没有那种忠诚了。所以，军队不会出现为了上级而跳出来反对的情况，这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昭和时代军队与目前中国解放军的状况还是不太一样。一个是军人动员的不一样，另一个是群众动员的不一样。

结论：“减弱版昭和”

总结来说，我认为现在中国从2013年到现在，是一个减弱版昭和（Weakened Showa: 对昭和初期日本国家主义发展模式的一种弱化类比）的初期。它在很多层面上，其大方向是要进行一个国家主义的解决方案。国家主义就是把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把国家的存续摆在最优先级的思考方式。在国家主义情况下，可以牺牲个人、小集体、小共同体。所以，内核有非常类似的东西，但它在很多方面目前还在发展中，还在推进中。

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说习近平要执政到2035年，可能还有十年的时间。如果在这十年继续执政，我觉得社会危机可能会继续延伸。它的这种国家主义解决方案，我认为还会继续加强。不管是在国内对各种控制，还是在国际上这种强硬姿态，我认为都会继续加强。目前还是一个简化版，一个在继续深化发展阶段的减弱版昭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感谢马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