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收看《夸克说》，我是夸克。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张雪。
摩托车手张雪的崛起与媒体热议
三月底，在张雪峰刚刚辞世、热度尚未消散之时，另一个与他名字相似的人物——张雪，悄然霸占了中国人的朋友圈。一家名为**“张雪机车”的中国品牌，在WSBK**（世界摩托车超级锦标赛）葡萄牙站上大放异彩。一名法国选手驾驶该品牌自研赛车，包揽了两场比赛的冠军，一举打破了杜卡迪、雅马哈、川崎等欧美日巨头对该赛场长达数十年的垄断。这一成就使该品牌创始人张雪的名字迅速冲上热搜，登上中国各大媒体头条。同时，他传奇的人生经历，像极了此前韩寒电影《飞驰人生》中的现实版，一时间，张雪成了中文舆论场上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考虑到部分观众对张雪的情况不熟悉，这里我们先介绍一下。张雪，男，1987年出生于湖南怀化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自幼父母离异。14岁初中辍学后，因热爱摩托车，他进入当地一家修车行当学徒，并立志成为职业赛车手。2006年，19岁的张雪为引起车队注意，找到湖南卫视晚间节目记者，两度展示摩托车技。随后，他顺利进入车队培训，并参加了全国越野摩托车锦标赛。25岁时，张雪因对摩托车理念不同，与前老板分道扬镳。2013年，26岁的张雪带着几万元人民币勇闯重庆，靠在论坛上发帖改装摩托车，一台一台积攒口碑起家。随后几年内，他从职业摩托车手转型为车商，先后创立了两家摩托车厂，并参加了包括达喀尔拉力赛在内的多场赛事。2016年，张雪机车完成了A轮9000万人民币的融资。以上就是张雪此次夺冠前的主要履历。
在他夺冠以后，坊间关于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几个方向。墙内舆论清一色是**“大国赢”**的画风。墙外讨论则更加多元化，有人从专业角度分析这场比赛的含金量，质疑张雪此次参赛摩托车是否算量产车、供应链中纯国产比例是多少；还有人聚焦于张雪本人的政治倾向是否“战狼”等。说实在的，我对摩托车没什么研究，政治倾向也并非我关注的重点。就像上上期聊张雪峰，我没有兴趣谈他的“无统言论”，因为这些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人，是其“出厂设置”。成年后懂得自我反省、“重装系统”的人毕竟是少数，无法苛求所有人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这期真正想聊的是很多人思维上的一个误区。
张雪受访“一个字都没有”与官媒反击
先看一则张雪赛后接受采访的视频。记者提问：“作为一个外地人来到重庆创业，在创业过程中，重庆给予了您哪些政策、产业链或人才方面的支持呢？”张雪耿直地回应：“说真的吗？没有，一个字都没有。”记者又问：“我们看到您之前的纪录片，您二十多年前追着记者采访，今天这么多记者追着您采访，您有什么感受？”张雪回答：“说实话，如果你们不是关系户，今天进不来。我其实不想接这个采访。”他这番话引得网友纷纷点赞转发，因为戳中了许多创业者内心之痛，即中国糟糕的营商环境。
然而，这样的真话显然是官方不愿意听到的。很快，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一大批媒体开始反击。4月1日，人民网发表了题为**《张雪“一个字也没有”引误读，政府托举是多元赋能》**的文章。由于张雪是眼下官方力捧的“当红炸子鸡”，不便直接批评，这篇文章全程将矛头指向了所谓“误读重庆政府”的网友。看完这些文章及评论，我的感觉是，这比张雪夺冠事件本身更有意思，因为它引发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话题：在现代社会，政府和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政府做了什么才算支持了你？
在正式讨论前，我想先厘清一个问题：政府和民众关系的定位。如果这个问题说不清楚，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我打个比方，假设你住在某个小区，每月缴纳物业费，物业公司用这笔钱维修电梯、修剪绿化、保持小区和走廊灯光不灭。由于你努力工作，取得了优异业绩，年终获得公司一笔丰厚分红。此时，物业公司经理走过来，拍着胸脯说：“这位业主能够发财，充分体现了我们物业的制度优越性，是我们维护了这栋楼的良好环境。没有我们的辛勤付出，哪有他今天的成就？他应该对我们感恩。”你听了什么感觉？是不是觉得他在把义务包装成恩情？物业公司所做的，是你花钱购买的服务，是合同规定的义务。电梯正常、走廊有灯、院子干净，这仅仅是及格线，并非额外的贡献。你获得年终奖，完全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与物业公司毫无关系。
政商关系亦是同理。人民日报提到的那些修路、通电、维持治安、保护产权、让市场正常运转、提供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等，这些是全体纳税人付费购买的公共品（Public Goods: 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点，由政府提供的服务），每个人都应等量享有，并非政府对某个企业的特殊馈赠。更何况，中国政府在其中一些方面做得并不好，比如保护产权，甚至连最基本的及格线都达不到。
工业基础与统一大市场：市场自发还是政府功劳？
有人可能会说，重庆作为**“摩托车之都”**，拥有完善的产业链和工业基础，这难道不算政府功劳？不算“托举”吗？人民日报文章中曾提及：“1979年，重庆嘉陵成为中国第一辆民用摩托车。13年前，张雪远赴重庆创业，正是重庆打造了中国摩托之都，营造了良好的摩托车制造营商环境，开拓了成熟完善的摩托车产业链和供应链，让张雪如鱼得水。我认为这就是对张雪和他的企业最好最大的支持。”这篇文章的逻辑是：因为有工业基础和全国大市场，才成就了张雪，离开这些，他将一无所有，因此他应该感恩政府。许多网友也认同此逻辑。
除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重庆频道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其角度更为巧妙。该文引用部分哈耶克内容，指出政府不应干涉企业经营，而应扮演“路灯”的角色。优秀的公共服务如同空气，企业无感恰是运转良好的证明。该文所说的优秀公共服务包括：重庆坚持不禁摩、保护知识产权、提供职业院校人才等“软支持”，认为这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这两篇文章实则有一个共同问题，即将几十年间市场自发形成的东西，收编成了政府的功劳。首先，关于“工业基础感恩论”。我们都知道，重庆摩托车产业链的老大哥是曾经的**“中国摩托车之王”嘉陵摩托**，其前身是1875年曾国藩、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的上海隆华制造分局。1938年，隆华制造分局为避战火内迁重庆，才有了后来的嘉陵机器厂。按照这种逻辑，张雪是否应该首先感谢清政府、曾国藩和李鸿章？若再追溯，是否还应感谢慈禧，乃至努尔哈赤？由此可见此逻辑的荒谬之处。
事实上，重庆的摩托车产业链并非哪届政府规划而来，而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几百家乡镇企业、民营小厂互相仿造、竞争、压价，在残酷的市场厮杀中，一点点形成分工协作，最终才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产业链。政府在整个过程中做了什么呢？仅仅是**“少作恶”**，没有像毛时代那样将这些乡镇企业全部收归国有，搞计划经济。这最多算是五十分，连及格线都算不上。
再谈光明日报提到的论点。首先需要承认的是，重庆确实没有搞禁摩。但为何此事值得一提？因为禁摩在中国大多数城市是常态，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有程度不等的摩托车限制措施。不禁摩这件事恰恰说明：为何一个地方政府仅仅是不额外打压某个行业，就足以被描述成**“有为政府”、“优质的公共服务”**？要知道，在一个正常社会，不乱来仅仅是政府的底线。如果连这个底线都能被包装成恩情，宣传成政绩，说明公众对公权力的预期已经低到了一种极其危险的程度。
文中还提到，张雪的成功是因为全国统一大市场让要素自由流动。张雪本人来自湖南，资金来自浙江，制造在重庆，市场在全国，这体现了大市场的优势。然而，这个说法仍有两个漏洞。首先，统一大市场的前提是人口足够多，但中国人口众多是中共的功劳吗？中国人口在明朝已破亿，清朝中期突破四亿，早已是世界第一。有人可能反驳，称1949年之前中国人口不足六亿，在执政党的领导下翻倍。但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增长的最大助力往往是科技进步导致粮食增产，而非所谓的政府政策。例如，目前学术界公认，中国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实际源于1979年以后从美国、西德、法国、日本等国引进的十三套大型合成氨和尿素生产线投产，这些项目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敲定的技术引进计划一部分。
在比较人口时，不能只纵向比较，更应横向比较。若横向比较，你会发现中国从唐朝开始，人口在全球占比长期稳定在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之间。即便在最低谷的蒙元入侵时期，人口锐减后，这一比例仍保持在百分之十七到百分之十九。现在这一比例是多少呢？百分之十七。这意味着，如果真的将人口视为政绩，今天的中国政府在历朝历代政府中相对表现是最差的。尤其自习近平上台以来，短短十年内造成的生育率暴跌，人口负增长，这一点尤为明显。
除了人口，统一大市场另外两个要求是内需充足和要素自由流动。前者无需多言，中国的内需是全球公认最差之一。如图所示，近二十年中国居民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变化曲线，从2000年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七一路降到今年的百分之三十七左右，而全球平均值为百分之五十六点四。绝大部分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都在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之间。近年来中国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呼吁分配改革，正是基于此。
至于要素自由流动，要达成此目标，前提是政府不干预、不设置地方保护主义、不搞行政壁垒。换句话说，此论据的前提是政府“少折腾”。但问题在于，如果全国统一大市场算功劳，那之前几十年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壁垒甚至人员流动受限是谁造成的？例如，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全国各省出现的“画地为牢”现象，如云南不卖贵州酒、贵州不卖云南烟等，这些问题至今未彻底解决，反而近年有反弹趋势。将此包装成功劳，好比先将人腿打断，再甩给对方一根拐杖，然后邀功说：“要不是我，他连路都走不了。”
官方宣传的惯用套路与公权力预期底线
稍加分析，你会发现官媒此次针对张雪事件的宣传，基本上遵循了一直以来的**“邀功迎合”**老套路，我将其总结为以下三类：
- 贪天之功：将市场自发成长或科技进步带来的发展，偷换概念说成是政府的功劳，以此论证所谓的**“制度优越性”**。例如，许多中老年人会将现在的汽车、手机普及归功于共产党领导，却忽略这些技术并非中国共产党或中国人发明，而是西方国家发明并传播至全世界。非洲最贫穷的国家如今也人手一部手机，这并不能证明其政府领导有方或国家有制度优越性。
- 打一巴掌给个枣：此方面最典型的例子，除了要素自由流动，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许多人感谢党、感谢改革开放，但若没有该党先施加束缚，是否还需要后来的“解救”戏码？
- 把基础款当VIP：政府征税、提供公共服务本是正常职责。然而，其提供的产品质量一般，却利用信息垄断、以次充好，将“清末民窑”当作“宋朝汝窑”售卖。这种趋势近几年尤为严重，似乎从三年疫情开始。一个典型案例是所谓的**“免费疫苗”。中国的科兴疫苗在所有主流疫苗中效果最差、技术最落后，且几乎所有国家政府都为国民提供了免费疫苗。但中共通过宣传，将其包装成“只有中国免费”，甚至吸引外国人专程赴阿联酋接种。同样，去年以来的所谓“中美对账”和“斩杀线”，以前中国是典型的负福利国家**（Negative Welfare State: 指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远低于其收取的税费，或公共服务质量低下），社会兜底（养老、医疗）长期全球垫底。当时官方宣传扬长避短，只提“大基建”、“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两年，口径变为拿自身短板与他国长处比较，即便“纯编瞎话”，也要“遥遥领先”。
有人可能会说，无论如何，张雪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能通过努力达到今天的成就，或多或少说明中国营商环境不错，至少没拖他后腿。但事实并非如此。
创造力、体制束缚与政策的“朝令夕改”
举例而言，2013年凭借电影《一次别离》拿下柏林金熊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带着新片亮相戛纳电影节。当记者问他电影审查制度是否并未严重限制创作时（因其曾批判伊朗电影审查制度），法哈蒂回答：“如果没有审查制度，我们会更有创造力。”
这个案例说明，任何国家、领域、时候都不缺有创造力的人才。尤其中国这种人口大国，你不能因为盐碱地里也有种子长成庄稼，就说盐碱地没问题；不能因为中国出了个姚明，就说篮球体制没毛病。若无篮球体制，或许姚明早已拿到NBA（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总冠军。同理，不能因为张雪取得成就，就说政府在其创业过程中起到了正面作用。从那段采访中，我们能听出他对政府应有诸多怨气。事实上，凭常识可知，在中国，若你非国企或无强大政府背景，普通个人或草根创业者能从政府那得到的只有打压，区别在于打压程度。有的直接“打死”，有的“命硬”顽强活下来，成了张雪。
这方面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李娜。李娜1982年出生于武汉，是中国最伟大的网球职业选手，也是首位出生于亚洲的大满贯冠军。她七岁开始练习网球，随后进入业余体校，十五岁进国家队，十七岁正式转职业。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体制培养天才的故事。但若让李娜本人回答，她的答案恐怕只有一条：那个体制令人窒息。
首先是身体的主权（Bodily Autonomy: 个人对其身体和健康拥有自主决定权的原则）。2002年釜山亚运会前，长期高强度训练导致李娜内分泌失调，医生明确建议休息。然而在“夺金任务”面前，医嘱被置若罔闻。主教练强迫她违背医嘱注射抗生素和消炎针，导致李娜严重药物过敏，全身红肿起疹子，给她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其次是情感与意志的被阉割。李娜在自传中提到，她与江山的恋情被当时教练组视为影响成绩的“洪水猛兽”，甚至遭到当众羞辱和粗暴干涉。这种既要透支肉体，又要管辖私人情感的管理逻辑，让李娜感到自己只是一个被精密监控的“夺金工具”。
最后是极度的投入产出失衡。按照当时网管中心规定，球员无论取得何种成就，获得多少奖金和品牌代言，都要至少上交百分之六十五，且个人毫无议价权。这无疑挫伤了球员积极性。身体伤病、情感压制和分配不公叠加，最终点燃了李娜决心反抗的怒火。2002年底，正值巅峰的李娜以赴华中科技大学读书为由申请退役。尽管两年后她再次复出并进入国家队，但她与网管中心的矛盾从未停止。
例如2005年，已是中国女网一姐的李娜正在海外备战法网和温网，结果国家队一声令下，要求她立刻回国参加全运会预选赛。对网球稍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这两场赛事无论从竞技水平、含金量还是奖金收入方面，都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在硬着头皮回国比赛后，李娜公开炮轰国家队体制，认为“国家队有很多体制不是很好，如果可以将队员的成绩和奖金挂钩，应该会更好一些”，并表示国家队的教练对她的帮助“不是很大”。时任网管中心主任孙晋芳听闻此事后勃然大怒，称李娜此番言论是因为她“从小缺乏素质教育，道德水准和责任感太差”，并表示“三年后绝对不可能让这样的人参加奥运会”。
然而，孙主任很快被打脸。随着李娜成绩越来越突出，她最终仍代表国家队参加了2008年奥运会，并打进四强，取得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最好成绩。奥运会结束后，李娜和郑洁、彭帅、晏紫等四名顶尖女网选手选择离开国家队，自负盈亏，自行聘请教练和医疗团队，上交给政府的比例也降到了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二，远低于国家队时期。
正是这个小小的改动，彻底激发了李娜身上所有潜能。接下来的几年，她在国际大赛上大放异彩，不仅拿下了2011年法网和2014年澳网两座大满贯奖杯，世界排名也从奥运会前的第42名，一路飙升到2014年的世界第二。
即便如此，2013年依然发生了那次李娜怒怼记者事件。当时李娜刚输掉法网第二轮比赛，采访中记者连续多次引导提问，试图将失利归结于其他不利因素。这是中国媒体在面对赛事失利时的惯用伎俩。记者先问是否受伤或生病，李娜回答“没病也没受伤”。记者又连续三次提及天气原因，直到第三次，李娜直接怒道：“天气对我和对手是一样的，输了就是输了，不用找任何借口。”随后，她又面对记者关于“对全国球迷说点什么”的提问，反问：“我是要对他们说什么吗？我觉得很奇怪，只是输了一场比赛而已，我需要跟他们怎么样？三三叩九拜跟他们道歉？”
你发现了吗？即便已经“单飞”，为自己而战，但在某些人眼里，她依然只是为国争光的“棋子”。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李娜坦言很感谢孙晋芳主任，但感谢理由并非体制给予了什么，而是孙晋芳推动了改革，让体制“少管了一些”。她说：“如果没有这些体制改革，我们这一茬的运动员可能最终也就和前辈们一样，悄无声息地沉寂了。”
有人可能说，也许后来体制确实束缚甚至摧残了李娜，但她少年时期确实由体制培养，不能说一点功劳都没有。好，我们再看一个案例。
霍尔果斯税收优惠与私募基金政策逆转
你在地图中看到的这个位于中哈边境的小城叫霍尔果斯，哈萨克语意为“财富经过的地方”。今天可能许多观众未曾听过此名，但在十几年前，它可谓家喻户晓。当时许多电影电视剧片头出品方都叫“霍尔果斯某某公司或工作室”。鼎盛时期，这个仅有六万多人口的边陲小城，竟然注册了超过14000家市场主体，其中影视文化类企业就超过1600家。
为何如此？因为2011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红头文件规定，从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间，自取得第一笔经营性收入之年起，五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且五年后仍可继续免征地方征收部分税款。当时有人测算，同样收入的一家公司，若在霍尔果斯注册，所需缴纳税款不足北京朝阳区的一半。正因如此，包括赵本山、范冰冰、黄渤、邓超、杨幂在内的一大批明星，全都在那里注册了公司。注意，这一切皆合法合规，因优惠内容有两部委红头文件支持，企业按规定行事，毫无问题。
然而，到了2018年10月，税务总局突然毫无征兆地再次发布文件，宣布个税优惠暂停，要求所有注册企业必须实体落地，提供真实办公场地、固定员工；注册与实际经营场所不一致的公司，一律需要补缴过去几年的税款。此消息一出，瞬间在整个影视行业引发大地震。根据新京报记者此前走访调查，当地注册公司约有**98%**办公不在本地，意味着这些公司都需补税。
有人可能说，这些人分明是钻政策漏洞，注册在霍尔果斯，办公却在别处，不查他们查谁？就该罚。但问题是，2011年那份通知从未规定注册和办公必须在同一地点。且在长达八年时间内，当地98%的注册公司都与实际办公地点分离，说明并非少数人钻空子，而是当地政府默许的主流经营模式。也就是说，企业违反的是一个当时根本不存在的规定。你事后立规矩，又“倒查好几年”，这在法律上有一个专门名词叫**“溯及既往”（Retroactive Application of Law: 法律规章对在其生效前发生的事实和行为产生约束力），属于任何法治国家的大忌。对此，编剧汪海林**在当时的微博上表示，这叫“朝令夕改”，让企业承担损失，并让官媒在民众不了解情况下给企业扣“偷税漏税”的帽子，这是不公平的。类似情况同年也发生在无锡。
但你以为这种“朝令夕改”、事后立规矩、倒查多年的政策只针对影视行业吗？并非如此。就在同一年，党的铁拳也砸向了私募基金行业。问题核心源于一个税率争议：合伙制私募基金中的个人投资者，到底应按何种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按照国家法律，这类收入通常应按个体工商经营所得征税，税率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三十五累进，收入高基本就顶格，按百分之三十五缴纳。然而从2009年、2010年前后开始，北京、深圳、湖南等多地陆续出台地方文件，白纸黑字规定，这类投资收益一律按百分之二十征税。注意，这不是“潜规则”，而是盖有各地公章的正式文件，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核心卖点之一。无数私募基金、创投机构正是冲着这百分之二十选择在这些地方注册落地。
结果到了2018年8月，税务总局突然下发通知，称要按百分之三十五的顶格税率征收，并要求各机构和个人补缴过去多年的差额，许多公司直接被要求补缴数亿元。消息发布当天，整个创投圈直接“炸锅”，因为许多机构的钱已分红出去，有的合伙人分红后已购房置业，逼不得已只好赶紧抛售房产补税，甚至有人直接破产。
有人可能说，地方政策给予的优惠与国家法律冲突，本来就是违规的，补税天经地义。但问题在于，那条顶格税率百分之三十五的法律2000年就已存在，地方政府2009年出台百分之二十优惠时，中央政府在做什么？看着，没有人出来叫停，默许了近十年。若属违规，为何不早干预？而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策有冲突，应由其内部协商解决，凭什么让企业买单？如果今天地方政府的政策可一句话就无效，那明天中央政府的法律是否也可变成一张废纸？那你这个政权还有任何基本的信用可言吗？
事实上，这些年尤其自习近平上台以来，类似这种“朝令夕改”，一拳砸死一个行业的案例不胜枚举。除了上述例子，教培、医美等行业也深受其害。
制造业的困境与“幸存者偏差”
我知道，即便如此，仍会有人抱着仇富心理，说这些行业都是有钱人，且有负面效应（如教培助长家长焦虑、医美破坏社会风气、金融行业是“吸血鬼”），“搞死他们活该，民族复兴需要的是制造业”。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制造业，尤其是张雪所在的摩托车行业有没有被铁拳（Iron Fist: 指政府或强大权力机构采取的严厉、高压手段）锤过？答案是，尽管没有公开报道，但张雪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被铁拳砸过。
前面提到，张雪是2013年揣着两万元到重庆，靠做机车改装攒出第一桶金。2017年，他与合伙人共同创立凯越汽车，开始真正意义上的造车。然而就在同一年，一场由习近平发起的“一刀切”环保运动开始席卷全国。这场运动从2015年开始，先是中央环保督查组分批巡视各省，到2017、2018年开始全面铺开，要求企业整改。一时间，全中国的制造企业“哀鸿遍野”。
有人可能还会辩解，搞环保治理污染有什么问题？说中国污染严重、伤害身体的是你们，现在搞环保你们又说三道四。但一个国家政策出台，最重要的从来就不是所谓的**“初衷”，因为任何行为都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为你好”的理由。关键在于你如何做、政策如何落地。那几年的运动式环保治污**（Campaign-styl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指政府通过大规模、集中化的行动而非长期制度建设来解决环境问题）就是典型的负面案例。
我们知道，一个行业的供应链、生产方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形成的结果。若要改革，就得考虑企业生存、员工就业问题，因为企业和员工都背负贷款。工厂机器可能刚购买，远未到报废年限；工厂外的小餐馆、小卖部、一大批供应商可能都靠工厂维生。所以在正常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若政府要推动某项环保政策，必须给出充足的整改时间，例如若干年内逐步淘汰现有落后产能和生产方式，让机器慢慢折旧，工厂还完贷款，有足够时间找到符合新标准的供应商，实现平稳过渡，以及只对新进入行业的企业提出要求等。
但当时的中国是如何做的呢？各地方政府官员为完成中央下达的硬指标、保住乌纱帽，基本都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关停。电镀厂、喷漆厂、压铸厂、摩托车产业链上最底层的配套小厂，往往连整改机会都没有，通知一到，立马断电、贴封条了事。有的地方甚至开着推土机，直接将厂房推倒，以防“夜里悄悄开工”。至于工厂已接到订单能否按时交货、商誉是否受损、上游厂家拿不到配件造不出车、资金链会不会断裂、老板和等着还房贷的员工会不会跳楼，当时一概不顾。当时的制造业圈子流传一句话：“不怕技术难关，就怕督查组转弯”。这种行政暴力并非治理环境，而是在根本上削弱本已羸弱的民营制造业。
更荒谬的是，这种打击往往带有极强的歧视和选择性执法。若你是财大气粗的国企，或“头顶新能源光环的亲儿子”，即使排污，政府也会给予时间进行所谓**“绿色转型”。但若像张雪这样，从事传统内燃机行业，又是白手起家的草根，那你就是“落后产能”**，是行政权力眼中可随意拿捏、随时牺牲的代价。这一轮的运动式执法，后来惨到何种程度？惨到连环保部自己都坐不住了，专门公开表态说坚决反对“一刀切”。几个月后发现效果不佳，人民网又再次发文重申这一点。主管部门亲口承认下面执法过激，这本身已说明问题。
我们不知道张雪那些年经历了什么，媒体没报道过，张雪自己也没说。但从他那句“一个字都没有”，可以感受到他对政府的怨气，大概率并非仅仅没有“托举”那么简单。所以说白了，张雪的成功从来就不是“制度优越性”的证明，而仅仅是因为他“命硬”活下来了，没有被政府彻底“踩死”。因为被“踩死”的那成千上万个“张雪”已经没有机会发声了，这叫做**“幸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 仅关注成功案例而忽视失败案例，从而得出错误结论的逻辑谬误）。这种情况下，政府还出来邀功，邀的又是什么功劳呢？
节目的最后我想说，光明日报那篇宣传稿，至少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确实应该“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政策的最高境界是“不越位不添乱”。但问题是，这八十年来，你们做到了吗？一天都没有。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欢迎给我留言或者发邮件。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