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克萨斯山丘：平坦人生中的起伏张力

几年前，我们一伙人组织了一次骑自行车横穿美国的壮举。那是一段漫长而难忘的旅程，每天傍晚在营地吃完晚饭后，大家都会围坐在一起，在篝火或帐篷旁轮流分享各自的人生故事。当我们一路骑行抵达德克萨斯州时，车队里的两位女队友 Deborah 和 Cathy 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特别希望能听我讲讲属于我自己的过去。Deborah 常年生活在纽约，而 Cathy 则在俄亥俄州的一所大学教书。德克萨斯州的中部是一片连绵起伏的山丘地带，在地理上被形象地称为 Hill Country（山丘国度）。车队过了 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之后，Deborah 再次挑起话头，追问起我过往的经历。

面对她们的询问，我坦诚地回答说，与很多听众和身边那些波澜壮阔的人生比起来，我的人生其实相对比较平坦，乏善可陈，实在缺少能够拿出来夸耀的精彩故事。当时坐在一旁的 Cathy 听了，微微笑着对我说了一句英文：“As flat as the Texas Hill Country.” 意思是说，你的人生就跟德克萨斯的山丘一样平坦。平日里 Cathy 并不是一个多话的人，但她每次开口总能切中要害，一语中的，话语中蕴含着极强的张力与洞察。德克萨斯的 Hill Country 虽说是平原中的缓坡，但放眼望去皆是绵延起伏的土丘，那正是一种在看似平坦的基底中蕴藏着重重起伏的状态，恰如其分地勾勒出了我早年的人生轨迹。

回顾我的青年时代，我是在一九八四年高中毕业的。在那个人才辈出的年代，我没能考上正经的大学本科，无奈之下被分配到了教师进修学校接受了为期两年的大专培训。培训结束后，我便被统一分配到一所普通中学教书。在那个时期的中国，由于中学教师的收入普遍微薄，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正规的高校大学毕业生普遍不愿意屈就去当中学老师，因此全国各地基层学校都面临着极其严重的中学师资短缺。

逼仄环境下的自救觉醒与英语角突围

走进那所中学，迎接我的是一个近乎死气沉沉的封闭世界。每天看着周围同事们千篇一律的生活状态，看着他们日复一日地消磨时光与生命热情，我的内心深处泛起了一股强烈的抗拒。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绝对不想像他们那样在这个狭小的天地里耗尽一生。当时我暗自下定决心，最多教两年书就一定要离开这里。然而，现实的残酷之处在于，对于一个在当时缺乏全日制大学正规本科文凭的年轻人来说，外部世界能够提供的出路和上升通道极其有限，我究竟能去往哪里呢？

在迷茫与焦虑交织的困境中，我告诉自己，无论未来走向何方，眼下最实在的一件事就是先把英语学好。为了掌握这门语言，我主动向学校里的一位英语老师求教。这位老师是一位归国的印尼华侨，他的英文造诣和口语功底远非其他本土英语老师所能比拟。在向他虚心求教的同时，我也报名参加了当时方兴未艾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图通过自考拿到一个正规的本科文凭。遗憾的是，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最终没能顺利完成所有科目的毕业考试，不得不中途放弃了自考之路。后来有一位听众在我的节目留言区分享说，他也参加过那个年代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并且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拿到了文凭，听到这样相似的奋斗轨迹，我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言表的亲切感。

自学考试受挫之后，我下定决心去走另外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报考研究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上确实涌现出了一大批通过考研实现阶层跃迁、彻底改变个人命运的底层年轻人。然而，这条考研之路绝非坦途，甚至可以说是布满了荆棘。越是处于社会的底层，体制性的人为障碍与观念上的阻力就越多、越坚固。在这场持久的突围战中，最终能够坚持到底并成功突围的，往往不是那些天资最聪颖的人，也不是那些初始起点最高、资源最丰富的人，而是那些拥有最大勇气、具备最坚韧毅力的人。在我的身边，曾经有太多聪慧程度远胜于我、初始条件也比我优越得多的人，仅仅因为在途中遭遇了来自单位或体制的巨大阻挠，便无奈选择妥协放弃，最终一生憋闷在自己并不热爱的地方，被迫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自己厌倦的生活。如今一转眼，当年那一批同行者大多都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在那个年代，基层单位领导手中的行政权力极大，对普通员工的个人前途拥有绝对的生杀予夺之权。当我们要提出考研究生时，单位领导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断然拒绝，绝不放行。为了寻求出路与慰藉，我们当地自发形成了一个英语角。每到星期天，全城各行各业想要改变命运的年轻人就会自发聚集在一起练习口语交流。在那个小小的英语角里，大家不仅在学业上相互鼓励、抱团取暖，更在暗中相互切磋各种用来对付单位领导阻挠的策略与招数。

当时的英语角距离省立图书馆并不遥远，因此那个阅览室成了我们最常光顾的据点。在那个物资与文化资源匮乏的年代，很多专业书籍在书店里根本无处购买。我们便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把珍贵的藏书借阅出来，一页一页、一字一字地手工抄录，日积月累之下，每个人的书包里都积攒了厚厚的手抄本。那时候年轻人的精神世界充满了蓬勃的想象力与冲劲，无论之前学的是什么专业，无论身处怎样的卑微岗位，在报考研究生时，大家都敢于跨越学科界限，去报考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去追求自己渴望学习的知识。

其中有一位毕业于农业大学的兄弟，本科原本是研究葡萄种植的，但他凭借着对社会学的浓厚兴趣与执着探索，毅然跨专业报考了南开大学的社会学专业研究生，最终顺利金榜题名，毕业后成功留在了北京工作。还有一位同伴跟我一样，此前从未念过全日制本科，凭借着一股狠劲报考了山东医学院，竟然也奇迹般地被顺利录取，这样的跨越如果放到今天考研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神话。

当时的图书馆阅览室硬件条件极为艰苦，炎炎夏日里根本没有空调设备，头顶上只有几台嗡嗡作响的旧电风扇在缓慢转动。有些前来看书的读者缺乏公共意识，常常在安静的阅览室里大声喧哗。那位后来考上医学院的兄弟平日里脾气颇为火爆刚烈。有一次，我们相约一同去图书馆看书，阅览室里有一对青年男女一直在毫无顾忌地高声说笑，严重干扰了大家的学习。这位兄弟便站起身来，十分严肃地要求他们放低音量。或许是那个男青年觉得在女朋友面前丢了面子，恼羞成怒之下便挽起袖子冲过来想要动手打架。只见我这位兄弟毫不畏惧，冷静地从书包里掏出一把半尺来长的锋利尖刀，“噌”地一下站立起来，挺直身板迎了上去。那个原本气势汹汹想要动粗的青年见状瞬间被震慑住了，吓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不敢再说，灰溜溜地退了回去。

北大榜样的三年苦战与悲壮突围

在我们的英语角里，有一位兄弟被我们所有人奉为人生楷模。他只有大专学历，却整整连续考了三年研究生，并最终以惊人的毅力考取了北京大学。在前面的整整两年里，他并非成绩不够没有考上，而是每当他凭实力考取之后，原工作单位的领导却凭借手中的权力卡住其个人人事档案，坚决拒绝放行，导致他硬生生被人为阻隔在大学校门之外。他的刻苦用功程度，完全可以用古代“头悬梁、锥刺股”来形容。

当时与我们一起学英语的还有另一位哥们儿，名字非常响亮好记，叫李刚。李刚家里有两个妹妹，生得都极其漂亮标致。那位矢志考研的兄弟，在情窦初开的岁月里先后爱上了李刚的大妹和小妹，但无一例外都被对方委婉地谢绝了。两个姑娘拒绝他的理由惊人的一致：嫌弃他只是大专毕业，学历实在太低。这份情感上的巨大挫败与自尊心的刺痛，反而化作了他内心里最强大的内驱力与复仇般的考研动力。

第一年参加研究生考试时，或许是由于底子薄且内心缺乏足够的自信，他保守地报考了位于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当优异的初试成绩公布之后，学校发来通知要求他自行寻找定向培养单位才能入学，但他骨子里不甘心受制于人，更不愿被定向束缚，索性放弃了这次入学机会。到了第二年备考时，原单位的领导态度极其强硬，明确表态坚决不允许他报考。无奈之下，他想方设法通过关系在外部的一家企业开具了一张报考证明信，这才勉强通过了报名审核。经过一整年的沉淀，他的信心比第一年大了很多，这一次他直接报考了学术殿堂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结果成绩出炉，他再次高分考中。

按照当年的录取流程，社科院专门指派了负责录取的工作人员亲自赶赴考生所在地进行面对面的政治审查与面试。接到面试通知的那一刻，他内心既兴奋又惶恐，因为他是私自开具外部证明报的名，根本不敢让社科院的面试考官前往他所在的工作单位，于是焦急万分地找我们一帮朋友商量对策。大家在一番紧急合计之后达成了一致共识：必须把社科院的老师请到家里，给予最高规格的热情招待。他的母亲平日里只是在家门口摆摊做点卖冰棍、卖冷饮的微薄营生，一辈子老实巴交，何曾接待过来自北京最高学术机构的贵客。为了不给儿子的前途拖后腿，母亲四处托朋友在当地请了一位有名的大厨，并提前好几天倾其所有采买好酒好菜。他和弟弟妹妹更是全家总动员，齐心协力把那个简陋逼仄的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整齐齐。

他的弟弟长得身材魁梧、五大三粗，干起体力活来极肯下力气；而他的妹妹则生得小巧玲珑，是整条街道上公认的漂亮姑娘，为人处事落落大方，说话声音格外甜美，因此全家人把端茶倒水、周到招待客人的重任交给了妹妹。大哥是全家人的骄傲，更是整个家庭摆脱底层困境的唯一希望。事后当我们再次聚在一起聊起那天的面试细节时，他回忆说，社科院来的领导作风极其平易近人，看到他们全家如此隆重而真诚的对待，完全没有在专业学术上提出多么刁钻苛刻的问题，反而连连夸赞他是一位难得的有志青年，社科院一定会把他培养成栋梁之才。宴请结束后，考官便嘱咐他在家安心等待正式的录取通知书。

然而，满心欢喜等来的正式录取通知，最终却在最为关键的档案调转环节遭遇了灭顶之灾。原单位的领导态度冰冷而蛮横，坚决拒绝在调档函上签字盖章，死死扣住档案不放。人走不了，学自然就上不成。一个年轻人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就这样在无休止的体制掣肘与人为刁难中被生生地蹉跎了整整两年。

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他并没有沉沦绝望。到了第三年，他决定采取“曲线救国”的策略，动用各方关系先将自己的工作关系调动到了一家普通小学。新单位的小学领导深明大义，极为支持年轻人的求学上进，爽快地为他开具了报考研究生的正式介绍信。有了合规的身份和前两次全胜积累下来的强大底气，这一次他将目光瞄准了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最终放榜，他第三次金榜题名，成功考入了北大。

在我们那个闭塞落后的小地方，一个只有大专文凭的普通青年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瞬间成为了轰动全城的重磅新闻。他一夜之间成为了街坊邻里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而这声春雷般的喜讯，也深深地震撼了我们这群在人生低谷与迷茫泥潭中苦苦挣扎徘徊的小兄弟。他的成功如同一道划破漫长黑夜的曙光，让我们看到了冲破牢笼的真实希望，极大地坚定了我们向命运发起绝地反击的信心与斗志。

体制囚笼下的博弈、惩罚与绝境重塑

受到榜样力量的感召，我鼓起勇气主动找到学校领导，正式提出自己要报考研究生的请求，然而得到的却是校方断然无情的拒绝。当时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位退伍军人出身，作风霸道强硬，向来以天不怕地不怕自居。有一次在争执过程中，由于情绪激动，我甚至在路上直接把他从自行车上拽了下来当面理论。面对我的抗争，书记恼羞成怒，恶狠狠地发出威胁，扬言要叫他在体校练体育的儿子过来好好收拾我一顿。在那个二十来岁、年轻气盛的年纪，我满腔都是不服输的孤勇，压根没把这种暴力威胁放在心上。事实证明，直到我后来成功考上北大离开那所学校，也始终没见过他那个练体育的儿子究竟长什么模样。

与粗鲁的书记不同，我们的校长则是一位地道的知识分子，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师范大学。他平生最喜欢在全校师生面前炫耀的谈资，便是当年在北师大读书时与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同窗共读的特殊经历。校长平日里讲话不像书记那样直白粗暴，言辞间多少带有一点文人的修辞与色彩。在随后召开的全校教职工大会上，校长站在讲台上声色俱厉地公开宣布：“我们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绝不是培养研究生的摇篮！我在这里明确表态，绝不允许学校里的任何人去报考研究生！”当时我静静地坐在台下，死死盯着台上的校长，在心中暗暗发狠：那好，咱们走着瞧，看我怎么把这个鬼地方彻底变成研究生的摇篮。

起初，学校里跃跃欲试想要通过考研改变命运的年轻教师并非我一人，算上我共有五位青年教师，而且其他四位同事的初始背景远比我优越得多：一位毕业于山东大学，一位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还有一位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在他们这群全日制名校正规本科生面前，我仅仅是一个进修专科出身的“边缘人”。

记得有一天，那位山东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同事在纸上写下了一个长长的英语单词来考我，问我认不认识是什么意思。我仔细看了一眼，摇了摇头说不认识。他带着一丝优越感告诉我，这个词是 Constitution，代表“宪法”的意思。他的英语底子极其扎实，不仅能通篇背诵美国宪法，对一本厚厚的英汉词典也是烂熟于心、记忆得八九不离十。后来，他顺利与山东大学一位老教授的女儿谈起了恋爱，生活逐渐有了安稳的着落。而那位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同事则生得极其聪明灵秀，他心中最大的梦想就是重新杀回北京。记得在我生平第一次动身去北京之前，他曾满怀憧憬地对我说：“你知道吗？当你走在北京宽阔的大街上时，整个人就感觉像是漫步在电影画面中一样。”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面临体制巨大的阻力和未知的风险面前，他们两位名校出身的骨干最先选择了退缩与放弃。

暑假刚过，学校的报复与打压便接踵而至。教务主任代表校方找我进行了极其严肃的谈话。主任开门见山地宣布：“根据上级最新的教育改革精神，你看你本身既没有正规本科学历，现在又不服从大局，已经不符合一线教学的上岗资格了。经过校领导研究决定，必须对你重新进行岗位调整。”然而在一所普通中学里，能够安置闲散人员的后勤岗位本就寥寥无几。最初，他们将我下放到学校食堂打杂。但食堂的负责人显然对我的“刺头”名声心存顾虑，极不乐意接纳我，我在后厨干了仅仅一个星期，便被食堂找借口辞退了。

随后，校方又将我调配到了学校角落里的校办工厂。那是一家专门生产民用建筑涂料的小作坊式工厂，厂房坐落在校园最偏僻的角落。校办工厂的厂长原先是一位化学老师，早年走南闯北见过不少世面。他心里非常清楚，像我这样一心想要考研离开的年轻人，无论安排我干什么具体工作都绝对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索性也给我安排打杂的工作。最初，他让我担任送货员和现场监工；到了后来，干脆打发我专门去担任工厂的“讨债员”，负责前往各个拖欠涂料款的工地催收死账烂账。

恰逢那段时间校办工厂进行车间改造扩建，全厂所有男员工都被要求下车间参加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我和几位临时招募来的民工一起，整天顶着漫天尘土在工地上抡起十几磅重的大铁锤，把一根根手指粗细的弯曲废旧钢筋反复用力砸直，然后再由焊工焊接成建筑钢架。每逢学校课间休息的时候，总会有许多中学生成群结队地围在工厂护栏外面看热闹，而在那些稚嫩的面孔中，赫然有一些是我此前在讲台上亲自教过的学生。

有一天中午工休的时候，工厂的化验员悄悄走过来递给我一封信，说是上午一个我曾经教过的 [AI_META_START] title: "德克萨斯山丘般的起伏岁月：八十年代底层青年的求学突围与命运跋涉" summary: "作者回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普通中学教师，在缺乏本科学历与面临重重体制阻力的困境中，坚持考研改变命运的真实历程。文章深情记叙了英语角同伴的执着打拼、绝境中的坚守与温情，以及数十年后重温旧梦对平凡勇气的深刻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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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萨斯山丘：平坦人生中的起伏张力

几年前，我们一伙同伴组织了一次骑自行车横穿美国的旅程。那是一段漫长而难忘的经历，每天傍晚在营地吃完晚饭后，大家都会围坐在一起，在帐篷旁轮流分享各自的人生故事。当我们一路骑行抵达德克萨斯州时，车队里的两位女队友 Deborah 和 Cathy 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特别希望能听我讲讲属于我自己的过去。Deborah 住在纽约，而 Cathy 则在俄亥俄州的一所大学教书。德克萨斯州的中部是一片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在地理上被形象地称为 Hill Country（山丘国度）。车队过了 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之后，Deborah 再次挑起话头，追问起我过往的经历。

面对她们的询问，我坦诚地回答说，与很多听众和身边那些波澜壮阔的人生比起来，我的人生其实相对比较平坦，乏善可陈，实在缺少能够拿出来夸耀的精彩故事。当时坐在一旁的 Cathy 听了，微微笑着对我说了一句英文：“As flat as the Texas Hill Country.” 意思是说，你的人生就跟德克萨斯的山丘一样平坦。平日里 Cathy 并不是一个多话的人，但她每次开口总能切中要害，一语中的，话语中蕴含着极强的张力。德克萨斯的山丘国度虽说是缓坡地貌，但放眼望去皆是绵延起伏的土丘，那正是一种在看似平坦的基底中蕴藏着重重起伏的状态，也恰如其分地勾勒出了我早年的人生轨迹。

回顾我的青年时代，我是在一九八四年高中毕业的。在那个人才辈出的年代，我没能考上正规大学本科，被分配到了教师进修学校接受了为期两年的师范大专培训。培训结束后，我便被统一分配到一所普通中学教书。在那个时期的中国，由于中学教师的收入普遍微薄，社会地位也相对不高，大学本科毕业生普遍不愿意去当中学老师，因此全国各地基层学校都面临着极其严重的中学师资短缺。

逼仄环境下的自学求索与英语角同道

走进那所中学，迎接我的是一个近乎死气沉沉的封闭世界。每天看着周围同事们千篇一律的生活状态，看着他们日复一日地消磨时光，我的内心深处泛起了一股强烈的抗拒。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绝对不想像他们那样在这个狭小的天地里耗尽一生。当时我暗自下定决心，最多教两年书就一定要离开这里。然而，现实的残酷之处在于，对于一个在当时缺乏大学正规本科文凭的年轻人来说，外部世界能够提供的出路极其有限，我究竟能去往哪里呢？

在迷茫与困惑交织的环境中，我告诉自己，无论未来走向何方，眼下最实在的一件事就是先把英语学好。为了掌握这门语言，我主动向学校里的一位英语老师求教。这位老师是一位归国的印尼华侨，他的英文水平和语感远非普通英语老师所能比拟。在向他虚心求教的同时，我也报名参加了当时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图通过自考拿到一个本科文凭。遗憾的是，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最终没能顺利完成所有课程毕业，不得不放弃了自考这条路。后来有一位听众在留言区分享说，他也参加过那个年代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并且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拿到了文凭，听到这样相似的经历，我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言表的亲切感。

自学考试受挫之后，我下定决心去走另外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报考研究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上确实有不少通过考研改变自己命运的年轻人。然而，那条考研之路绝非坦途，越是处于社会的底层，体制性的人为障碍与观念上的阻力就越多。在这场持久的突围战中，最终能够坚持到底并脱颖而出的，往往不是那些天资最聪颖的人，也不是那些起点最高的人，而是那些拥有最大勇气、具备最坚韧毅力的人。很多聪慧程度远胜于我、初始条件也比我好的人，仅仅因为在途中遭遇了阻力便选择放弃，一生憋闷在自己并不喜欢的地方，被迫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不愿过的生活。一转眼，当年那一批人大多都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在那个年代，基层单位领导手中的权力很大，当我们要提出考研究生时，单位领导往往不同意。为了寻求出路与力量，我们当地自发形成了一个英语角。每到星期天，大家聚在一起练习英语，相互鼓励，也暗中切磋对付单位阻力的办法。

当时的英语角距离省立图书馆不远，图书馆的阅览室成了我们最常去的地方。在那个文化资源匮乏的年代，很多专业书籍在书店里根本买不到。我们便在图书馆阅览室里把书借出来，一页一页、一字一字地手工抄录，时间长了，每个人都积攒了厚厚的手抄本。那时候大家的精神世界充满了蓬勃的想象力，无论以前是学什么的，以前是干什么的，在报考研究生时，都敢于跨越专业界限，去报考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去追求自己渴望学习的东西。

其中有一位毕业于农业大学的兄弟，原本是研究葡萄种植的，但他对社会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毅然报考了南开大学的社会学专业研究生，毕业以后顺利留在了北京工作。还有一位同伴跟我一样没有念过全日制本科，报考了山东医学院，竟然也顺利考上了，这样的跨越放到今天考研竞争环境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当时的图书馆阅览室硬件条件很差，夏天没有空调，只有几台老旧的电风扇在吹。有些前来看书的人还在阅览室里大声喧哗。那位后来考上医学院的兄弟脾气比较直爽刚烈。有一次，我们相约一同去图书馆看书，阅览室里有一对青年男女在很大声地说话，严重干扰了大家。这位兄弟便站起来让他们小声一点。对方觉得在朋友面前丢了面子，态度十分蛮横，甚至想要动手起冲突。只见我这位兄弟从书包里掏出一把工具防身，站起身来迎了上去，对方见他气势威严、毫不退缩，顿时不敢再造次，立刻平息了争执。

榜样力量：三年执着坚守与进京之路

在我们的英语角里，有一位兄弟被我们所有人视为人生楷模。他只有大专学历，却整整连续考了三年研究生，并最终以惊人的毅力考取了北京大学。在前面的整整两年里，他并非成绩不够没考上，而是每当他凭实力考取之后，单位领导却凭借权力不放档案，人走不了，学就上不成。他的刻苦用功程度，完全可以说是头悬梁、锥刺股。

当时与我们一起学英语的还有另一位哥们儿，名字很好记，叫李刚。李刚家里有两个妹妹，长得都很漂亮。那位矢志考研的兄弟，先后喜欢上了李刚的大妹和小妹，但先后都被对方谢绝了，理由惊人的一致：嫌弃他只是大专毕业，学历太低。这份挫败反而化作了他内心里最强大的动力，成了他发奋考研的催化剂。

第一年考研时，或许是对自己信心不足，他报考了位于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初试成绩出来后，学校让他找定向培养单位，他没有找，放弃了这次机会。到了第二年备考时，单位领导不让考，他想办法到外面的公司开具了一张证明报上了名。经过沉淀，他的信心比第一年大了很多，直接报考了学术殿堂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结果再次考上。

当时是社科院专门派录取人员到考生所在地进行面试。接到通知后，他不敢让面试考官前往所在的工作单位，便焦急地找朋友商量。大家的一致意见是要好好招待客人。他的母亲平时在家门口摆摊卖冰棍、卖冷饮，一辈子没接待过这么重要的客人，便托朋友请了一位厨师，提前几天买酒买菜。他和弟弟妹妹更是全家总动员，把简陋的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他的弟弟长得身材魁梧、五大三粗，干体力活很肯下力气；而他的妹妹则生得小巧玲珑，是街坊里公认的漂亮姑娘，说话非常甜美，承担起招待客人的重任。大哥是他们的骄傲，也是全家的希望。事后聊起那天的面试，他说社科院来的领导作风平易近人，看到全家如此重视，并没有问多么刁钻的问题，夸他是有志青年，表示要好好培养成才。吃完饭后，考官便让他在家安心等录取通知书。

然而，满心欢喜等来的录取通知，最终却在调转档案的环节遇到了巨大阻力，原单位领导扣住档案不放人，导致学业无法继续，青春就这样被生生耽误了两年。

面对挫折，他没有放弃，第三年他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调动到了一所小学。新单位的小学领导深明大义，给他开具了证明信。有了合规手续，他信心更足，这一次直接报考了北京大学，并最终成功考取。在我们那个小地方，一个专科学历的年轻人考上北大是一件轰动全城的大事，他成了街坊邻居家喻户晓的人物，也让我们这些在人生低谷中徘徊的小兄弟看到了破局的曙光，坚定了打拼奋斗的决心。

谷底时光：车间锤炼与底层青年的微光

受到榜样的鼓舞，我鼓起勇气去找学校领导提出考研的意愿，却被校方断然拒绝。当时的支部书记是一位退伍军人，性格强硬霸道，有一次在路上被我拉住理论，他甚至出言恐吓要叫人来对付我。在那个二十来岁、年轻气盛的年纪，我满腔孤勇，压根没把这些言语威胁放在心上，直到我后来考上北大离开，也未曾见识过他口中的威胁。

我们的校长则是一位知识分子，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平时喜欢在师生面前提及当年在北师大与毛主席女儿李敏同窗读书的往事。他讲话带有一定的文人色彩，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公开讲道：“我们学校不是研究生的摇篮，绝不允许任何人去考。”我坐在台下暗想，那就看我怎么把这个地方变成研究生的摇篮。

起初，学校里有五位年轻同事说要考研，除我之外的四位都是正规名校本科毕业：一位毕业于山东大学，一位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还有一位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而我只是一个进修专科出身。

记得那位山大毕业的同事曾在纸上写下一个英文单词考我，问我认不认得。我说不认识，他告诉我那是 Constitution，代表“宪法”的意思。他能背诵美国宪法，对一本英汉词典也是熟记于心。后来，他与山大一位教授的女儿谈恋爱。那位北师大毕业的同事非常聪明，一心梦想回到北京，曾对我说：“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就像走在电影中一样。”然而在现实的重压下，他们两位名校出身的同事最先选择了放弃。

暑假过后，教务主任找我谈话，以搞教育改革、缺乏正规本科学历为由，取消了我的上岗资格，对我重新分配岗位。学校里能安排的岗位很少，最初把我分到食堂打杂，但食堂负责人干了一星期就把我辞退了。接着，他们把我调到了学校角落里的校办涂料工厂。厂长原是一位化学老师，深知安排我做什么都不是长久之计，便安排我打杂、做送货员和监工，后来又让我去担任讨债员。

恰逢工厂车间改造扩建，全厂男员工都要参与体力劳动。我和几位工人一起拿着大铁锤，把一根根手指粗的废旧钢筋砸直焊成架子。课间时常有中学生围过来看热闹，其中就有我曾教过的学生。

有一天午休，工厂化验员拿来一封信，说是我教过的一个学生托他转交的。信里大致写道：他们不知道老师身上发生了什么，但远远看到老师在车间里抡锤干重活，心里感到很难过，又不敢走近询问，只希望老师能够重新高兴起来。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很多记忆已经模糊，但每每回想起那封稚嫩而真诚的信，内心依然感到无比温暖。

那段日子虽然落到了人生的谷底，但回想起来也并非全是低沉，有时反而有一种奇特的豁达与快乐。尤其是骑着一辆破旧摩托车在城市尘土飞扬的角落里跑工地讨债，与各类工头周旋，见识到了许多在象牙塔里永远看不到的社会现实。人生最窘迫的时刻，往往不是已经身处谷底，而是在急速下坠的过程之中；一旦真正落到了谷底，只要自己不主动继续刨坑下沉，那么往后的每一步探索都只能是向上的攀登。

破局突围：合力移开前途上的断木

当时那位校长依然保持着高高在上的姿态，对我们考研的要求始终不予理会。讨债员的工作时间相对灵活，让我有空闲阅读各类书籍并反复抄写经典篇章。我也曾动摇过，想过干脆辞职去海南、深圳闯荡，甚至想过去西藏，但权衡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坚持进京求学。

校长就像横在我们前途上的一根沉重断木。我和另外两位依然坚持考研的同事商定不再拖延，必须合力将这块障碍移开。我们三人组织起来，夜晚不定期去校长家走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据理力争。万事开头难，第一次去的时候内心难免忐忑不安，但在校长家门前不慎踢破了一只暖水瓶之后，心里反而像石头落了地，明白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唯有全力以赴向前拼搏。

在那段被压抑的时空里，内心虽然时刻感到被挤压，但就像一根强劲的弹簧，外界施加的压力越大，反弹的势能就越强。偶尔在校园路上遇到校长，他常常把头扭到一旁不屑一顾。但我总会用自己的方式让他正视我的存在。正如作家奈保尔所写的那样，人最可悲的是允许自己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变成一个 nothing。

有一次清晨，我骑着那辆好不容易打着火的旧摩托车，看见校长正从教学楼前的雪松旁走过，我便加大油门直冲过去，稳稳地停在他面前一两米远的地方。看着他瞬间流露出的错愕与神情，心中隐隐升起一种抗争的快感。那是一场长期的心理博弈与生存挣扎。在这个过程中，偶尔也会产生内疚的情绪。校长家中有一位懂礼貌的养女，正在读高中，每次路上遇见都会远远地微笑着向我打招呼。有一次同伴在楼道等待校长交涉时，因为连日复习未及修饰容貌，意外惊吓到了晚自习归来的女孩，至今想起，心中对那位无辜的晚辈仍存有一份歉意。

然而所有的挣扎与坚持，都是为了让人生能够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在那个资源匮乏的年代，我竭尽所能寻找一切能够找到的中外名人文集与历史传记来激励自己，用各种思想力量为自己加油打气。冬去春来，经过长期的坚持与交涉，校长最终做出了让步，让我们签署保证书，保证只考一次，如果考不上就必须安心回校工作。最终，我们如愿以偿把那个地方变成了研究生的摇篮：我成功考入了北京大学，另一位同伴考入了北京理工大学。

多年以后回望，人生在漫长的岁月中又跨越了几个台阶，当年那些惊心动魄的挣扎与艰难，如今看来都已经微不足道，偶尔回想起来，甚至带有一种审视旁人故事般的平静。年轻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除了青春与梦想别无他物，所能失去的无非是束缚自我的锁链。

岁月回响：五分钟的勇气与山丘的隐喻

进入北大读书后，我经常遇到当年考了三年研究生的那位楷模兄弟。他在北京恋爱、结婚，毕业后顺利留校扎根，如今早已成为学术界知名的著名学者，他的女儿也已经取得了博士学位。

阔别十几年后，有一年我们在北京重聚，相约在中国人民大学地铁站见面。当我走出地铁站在路边张望时，身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转身相见，他神采依旧，与十几年前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走进一家餐馆坐下，他翻开菜谱看了一眼，便直接对服务员说：“麻烦去做一份白菜炖豆腐，里面放几片五花肉，其他的菜我们慢慢看。”服务员有些发懵，解释说菜单上并没有这道菜，需要去后厨询问厨师能不能做。服务员刚离开，他便转过头对我说：“这是当年咱们考研的时候，你最爱吃的一道菜。”

时光流转数十载，很多旧事随着岁月流逝已被淡忘，但永远无法磨灭的，是当年两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在家乡简陋的蜂窝煤炉旁，热气腾腾地分食一碗白菜炖豆腐的珍贵画面。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离开了故乡，在北京工作生活了若干年，随后远赴美国工作、学习深造。学成之后，我建立了自己的专业团队，能够与许多聪明而勤奋的伙伴携手共事。在一个岁末的聚会上，一位同事在新年寄语中引用了思想家爱默生的名言：“A hero is no braver than an ordinary man, but he is brave five minutes longer.”（英雄并不比普通人更勇敢，他只是比普通人多坚持勇敢了五分钟。）

这句熟悉的话语，刹那间将我的思绪拉回到了三十多年前与几位兄弟并肩考研的往昔岁月。平心而论，我们算不上什么伟大的英雄，只是在时代的泥淖中渴望让人生迈上一个新台阶的普通人。在那个狭隘的环境里，在一些墨守成规的人眼中，这种不安分的追求甚至被视作一种冒犯。然而正是那段艰辛的岁月教会了我们一个道理：多坚持五分钟的勇气弥足珍贵，因为仅仅一分钟的冲动往往什么也改变不了。

这一段逆流而上的青春往事，算得上是我平坦人生中一段波澜起伏的插曲。正如 Cathy 所形容的，它就像德克萨斯起伏的丘陵。在以往的听众留言中，有人曾提起李宗盛那首著名的歌曲《山丘》，歌词写道：“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求索，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地翻越每一座山丘。”这些质朴直白的话语，却蕴含着直击人心的力量。人到了成熟的年龄，回望前半生的旅途，心中大抵都会涌起翻越山丘的共鸣——没有高山耸立的雄奇壮丽，只是在一次次的起伏中翻越一座又一座现实的山丘，直到岁月渐晚。

过去的几十年间，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某些底层的生存命题似乎从未改变。我们当年所面临的体制束缚与具体困境，在今天或许已不再是障碍，但新一代的年轻人在当下的环境中，依然要面对属于他们的全新挑战、焦虑与奋斗。

我只在中学教过两年的书，当年教过的那些十来岁的孩子们，后来大多失去了音讯。直到十多年前的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意外的电子邮件，是一位当年的学生写来的。他在信中写道，自己在一个读书群里看到有人推荐了一本书，发现作者的名字与当年的中学老师一模一样，不敢确认是否就是我本人，便在网络上几经检索找到了我的邮箱前来求证。我清晰地记得这个学生，他是当年在工厂车间里托化验员悄悄递给我温暖信件的孩子。当年他只有十几岁，尚不能完全看清成人世界的复杂与艰险，却已经具备了远超常人的同理心与善良。如今，他的女儿也已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学位。

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成长，日升日落，岁月更迭，能够在时光淘洗中留存下来的，始终是那些不愿被遗忘的真挚往事。今天分享的这段故事，被收录在我新出版的作品《异乡故人》一书中。书中记录了三十多位故人的生动面孔与三十多个真实的故事，皆是我半生亲历的人与事。之所以动笔将它们付诸文字，是担忧随着时光飞逝，记忆会变得日渐模糊，终有一日自己也会遗忘。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并希望深入了解，可以在相关介绍中获取更多阅读信息。如果听完这段关于求索与成长的往事，能让你在心中泛起一丝涟漪，懂得更加珍惜人生中那些不可复得的相遇与机缘（一期一会，Once in a lifetime），那便是这场跨越时空对话的最大意义与幸运。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