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对共军实力的严重低估

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个源自一部老电影的梗，其中一位国军军官的经典台词是：“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这句台词实际上暗示了共产党军队的强大。从1945年到1946年，中国共产党从苏联手中接收了东北北部的大量日军装备后，其战斗力得到了快速提升。到了1950年，共产党军队凭借一些苏联在二战中淘汰的武器，在韩战（Korean War: 1950-1953年朝鲜半岛爆发的国际冲突）中就已经能够与美军打得有来有回。

在1950年的韩战中，美军的水平是怎样的？当时美军的空地一体化作战能力和整体实力早已超越了当年的德军，更是远超大日本帝国陆军。由此可见，共产党军队的实力已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然而，如果在1948年有人告诉蒋介石，他的对手早已不是“共匪”，甚至两年后这支军队还能与地球上最强大的美军掰手腕，蒋介石当时可能会觉得这个人“脑袋进水了”。

蒋介石之所以输掉国共内战（Chinese Civil War: 1945-1949年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爆发的内战），客观原因在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内斗，而主观原因则是他对对手的轻敌。如今，台湾许多普通民众由于两蒋时代宣传的惯性，依然瞧不起解放军（People's Liberation Army: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这种想法将来可能会让他们吃大亏。大家可以看到，蓝营的那些退役将军几乎清一色都是鸽派，这正是因为台湾军方内部深知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厉害。

另一方面，大陆关于国共内战的文章中又掺杂了太多意识形态。例如，我随意找到的一段抹红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的文章是这样写的：“卫立煌本来就厌恶国军的腐败和蒋介石的无能，早就不想打内战了。在抗战时期，卫立煌就违背蒋介石的命令，给八路军（Eighth Route Army: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划拨了不少武器弹药，尽量支持共产党的积极抗战。这一次在东北，国军大败已成定局，他又何必困兽犹斗呢？”坦白说，这种政治宣传基本上是小学生写作文的水平，带有太多主观色彩。

辽西会战：将帅失和的战略悲剧

上一期节目我们探讨了国民党派系的政治内斗，今天我们将从国共以外的第三方境外势力角度，聊聊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的战场表现。政治没有中立，历史没有旁观。

1948年秋季爆发的辽西会战（Liaoxi Campaign: 1948年中国内战三大战役之一，又称辽沈战役），在大陆被称为辽沈战役，是国共三大战役的首战，也是双方战略攻守态势的转折点。战前，国军在东北拥有55万兵力，控制着沈阳、长春、锦州等南部主要城市。然而，短短52天过后，国军精锐全灭，47万部队被歼灭或俘虏。此消彼长，共产党首次在总兵力上超越了国民党，并且完全控制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东北。

这场战役的惨败，原因正是因为国民党内部在战场上出现了将帅失和。战役的核心矛盾是东北剿匪总司令（Commander-in-Chief of Bandit Suppression: 国民党在内战时期设立的军事指挥官职务）卫立煌与南京最高统帅蒋介石之间的指挥冲突。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在东北共军主力攻击锦州时，让国军主力从沈阳全力出击，并与从华北支援的国军部队形成夹击。这样不仅可以救援锦州，还能打通从山海关到东北的补给线。蒋介石这个方案，仍然建立在他认为共军是“共匪”而不是世界顶级军队的认知上。

卫立煌作为职业军人，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当时中共的东北野战军的野战能力已经非常强了。当时共军已经控制了东北的农村，国军在广阔的东北农村地区失去了控制权后，贸然出城，一旦进入运动战（Mobile Warfare: 一种通过机动、集中兵力、分割包围等方式消灭敌人的作战方式），极有可能在途中被熟悉地形、善于穿插分割的共军包围吃掉。因此，他主张集中重炮，固守大城市沈阳，凭借防御工事打防守反击。

在整个战役期间，蒋介石频繁通过电报催促卫立煌出兵。10月2日，他甚至亲自飞往沈阳痛骂卫立煌，但是卫立煌始终以各种理由拖延抵制，甚至公然抗命，拒绝援助锦州。锦州战况最危急的时刻，蒋介石亲自越级指挥，强行命令廖耀湘兵团去救援锦州。然而，廖耀湘兵团走到一半时，10月15日锦州已经失守；10月19日长春守军也投降了。10月28日，廖耀湘兵团在撤退途中被共军围歼于辽西地区。11月2日沈阳陷落，辽西会战结束。

卫立煌的职业考量与政治困境

卫立煌虽然属于中央军这个大的派系，却不是黄埔毕业生（Whampoa Graduate: 指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军官）。卫立煌和李宗仁一样，他们根本就没有受过完整的正规军事教育，他们的战功都是在抗日战场上靠实力打出来的。他们不是蒋介石最欣赏的那种念过黄埔军校（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国民党创办的军事学校，培养了大量国共两党高级将领）的“天子门生”。当然，站在卫立煌的角度来看，他也同样瞧不起蒋介石这个军事外行。卫立煌在中央军里面的地位倒是有些像孙立人。

更大的问题在于，卫立煌在抗战时期就曾经跟共军合作抗日，在重庆谈判（Chongqing Negotiations: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的和平谈判）过程中，态度又偏向于跟共产党和谈，而不是武力解决国共分歧。当时他是国军高层将领中最偏鸽派的人，这就触犯了蒋介石的大忌。蒋介石甚至一度把卫立煌流放到海外“考察”。这个时候，卫立煌已经不能算是蒋介石的嫡系（Direct Lineage/Faction: 指蒋介石直接领导和培养的军事或政治派系）了。

然而，没有任何严肃的史料可以证明卫立煌本人在国共内战期间，甚至抗战期间就投共了。卫立煌在抗战时期和共军的合作，单纯只是出于一名职业军人的考量。他不是政治家，只是军人，他想的就是如何最有效地利用一切军事力量，实现抵抗日军侵略这个目的。卫立煌当时曾经对亲信将领彭杰如透露：“美国人是坚决反苏反共的，现在东北问题美苏等国利之所在，势在必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只要我们保存实力，占据地盘，事情即有可为。”虽然我们现在看他对外交局势的判断是错的，但是也足以证明辽西会战时卫立煌并没有投共。

从上帝视角来看，当时整个辽宁境内唯一能守的只有大连，因为大连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半岛，易守难攻，又可以通过海上补给。韩战时，美韩联军就是靠着仁川登陆扭转了战局。可惜大连是苏军的势力范围，蒋介石不敢轻易得罪苏联人。东北的问题在于距离南京大后方太远了，而且苏联在1946年撤退时把黑龙江哈尔滨、大连这些重要城市都直接交给了共军。哈尔滨就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大本营，旅顺在当时还有一个苏联的海军基地。之后共军不断从北方向南方渗透，辽西战役开打前，黑龙江全境、吉林大部分地区、辽东沿海的一部分都被中共控制了。这就意味着共军的补给线更短。所以直到徐蚌会战（Xubang Campaign: 1948年中国内战三大战役之一，又称淮海战役）的时候，中共才开始宣传“几百万农民工的小推车补给打败了坦克车”这些事情，因为辽西会战时共军根本就没有补给问题。而且从人数上看，辽西会战中，共军70万人的兵力也超过了国军55万人。

也就是说，南京政府从一开始就应该放弃整个东北，以时间换空间，退回关内防御。许多国军将领当时也都建议蒋介石避其锋芒。但客观上讲，蒋介石确实也承受不起再次重演“九一八”事变，导致东三省（Northeast China: 指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被分裂成一个苏联卫星国的政治代价。其实蒋介石和卫立煌的根本冲突就在于战略上到底是积极进攻还是消极防守，保存有生力量。卫立煌上任初期，他就发现自己从陈诚手中接到的是一个被分割的战区，所以他很早就提出了“长春是个包袱，是一个死棋，可惜放弃长春的方案也被蒋介石否决了。”由于蒋介石和卫立煌双方都对彼此缺乏信任，将帅之间反复否决对方的军事方案，国军就在这种指挥拉扯中被各个击破了。蒋介石所有城市都要守，结果就是所有城市都没守住。

卫立煌在会战期间提出的固守沈阳策略，至少在微观战术层面非常合理。共军当时为什么不强攻长春，就是承受不起巷战的损失。抗战期间，就算是日军的王牌师团想攻占一座国军驻守的中国大城市，都要付出惨痛的伤亡。卫立煌虽然没读过书，但是他作为和日军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交过手的抗日名将，在军事层面还是体现出了一名职业将军科学、理性、务实的专业素养。

辽西会战后，卫立煌一度被蒋介石软禁，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获释。但是此时他已经被中共列入了战犯名单，只能被迫流亡香港。在香港他经历了投资失败，短暂观望后，1955年发表了投共声明，回到中国养老。如果他在国共内战期间很早就已经投共变成共谍了，那他也不至于1949年以后混得这么惨。1959年他因病去世时，同为投共的国军将领的张治中写了一份悼词，里面也没有证明卫立煌在内战期间投共。悼词是这样写的：“蒋介石为了援救东北失败的局面，曾派卫立煌同志担任东北剿总司令。当时卫立煌同志鉴于大势已去，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做垂死挣扎的反攻命令。蒋介石把东北的失败归罪于卫立煌同志，将他软禁于南京，直到蒋介石下野时才获释出走香港。从此，卫立煌同志同蒋介石反动集团割断了联系。”

徐蚌会战：越级指挥与派系自保的恶果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三大战役中另一场重要的战役——徐蚌会战，大陆也叫做淮海战役。辽西战役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徐蚌会战就开打了。这场战役的规模更大，共军70万人对阵国军80万人。这场战役国军补给线更短，人数也占优势，将领也是听党指挥、作风优良的黄埔系（Whampoa Faction: 指毕业于黄埔军校并效忠蒋介石的军事将领群体）。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呢？

事实是，徐蚌会战刚开始，国民党的指挥系统就再次陷入了混乱。当时徐州战场上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是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刘峙，他的军事才能非常平庸，在国军内部被讥讽为是“猪将军”，难以服众。实际上的前线总指挥是由副总司令杜聿明负责。杜聿明是黄埔第一期毕业，他比卫立煌更接近黄埔核心，但是他和陈诚那些懂政治的黄埔系还是亲疏有别。而且杜聿明的指挥部当时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他的参谋中有中共的间谍。

所以这个时候，国军的指挥系统又从蒋介石和卫立煌的互相拉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变成了蒋介石大权在握，身在南京却对前线战况进行频繁的越级遥控指挥。蒋介石通过电话和电报绕过杜聿明，直接干预兵团级甚至更小的军级单位调动。杜聿明正常的指挥层级被打乱后，引发了巨大的混乱。杜聿明名义上是副总司令，但是却指挥不动下面的黄维兵团，因为黄维是陈诚的土木系（Chen Cheng's Clique: 国民党内部以陈诚为首的军事派系，因其部队番号多以“土”、“木”开头而得名），他通过密电直接听命于蒋介石本人。这种越级指挥不仅打乱了前线将领的部署，更是常常因为信息滞后导致灾难性的决策。

例如在战役初期，杜聿明主张集中兵力攻击刘伯承和邓小平的中原野战军（Central Plains Field Army: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支主力部队），围魏救赵（Besiege Wei to Rescue Zhao: 中国古代兵法三十六计之一，指通过攻击敌人后方或次要目标来解救主要目标）。蒋介石否决了这个计划，坚持要求自己黄埔系的黄维机械化装甲兵团直接救援被围的黄百韬兵团。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黄维的救援部队也被分割包围，全军覆没了。黄百韬和黄维被歼灭后，剩下的杜聿明徐州总司令部就是案板上的肉了。

会战中除了蒋介石的越级指挥，还有另一个争议事件，就是前一期派系内斗节目中提到过的，时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的桂系（Guangxi Clique: 国民党内部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军事政治派系）白崇禧，他对杜聿明兵团见死不救。当时白崇禧坐镇武汉，统领着以桂系部队为核心的20万大军，是徐州战场侧翼唯一一支强大的机动力量。随着徐州战场的黄百韬第7兵团、黄维机械化第12装甲兵团等中央军相继被围，蒋介石心急如焚，他多次发出十万火急的电报，严令白崇禧北上增援徐州。但是当时白崇禧只想保存桂系的实力，以便在蒋介石失败后由桂系领袖李宗仁出面和中共和谈，谋求“划江而治”（Dividing the Country by River: 指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的政治主张）。一旦国共沿着长江“划江而治”，那中国就会变成现在南北韩这种南北两个中国，李宗仁可以利用和谈的政治资本，顺势登上南中国的总统宝座。

徐蚌会战，也就是淮海战役的结局是黄维和杜聿明被俘，两个人都在80年代于北京病逝。年轻的将军黄百韬在徐蚌会战中被共军名将粟裕包围后，饮弹自尽，报效党国，时年48岁。蒋介石和桂系之间长达20年的明争暗斗，使得桂系和中央在面临共同危机时无法形成真正的战略互信。在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面临覆灭之际，保存桂系的军事实力是维持桂系权力网络的唯一理性选择。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博弈论中的一个经典模型，描述个体理性选择导致集体次优结果的困境），对国民党内单个派系而言，最优选择是自保，但是个体最优选择又导致了集体的灾难性后果。在这种零和博弈（Zero-Sum Game: 博弈论中的一种情况，指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等量损失）的心态下，国军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丧失了协同作战的能力。蒋介石只能选择“大力出奇迹”，越级指挥，但是越级指挥又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变成了乱指挥。这时候国军被共军打败，也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结局了。

历史教训与现实警示

至于三大战役最后的平津会战（Pingjin Campaign: 1948-1949年中国内战三大战役之一），开打时徐蚌会战基本上大局已定，老蒋的五大主力全灭后，这个时候有没有派系内斗，国民党都输定了。

现在台湾内部政治撕裂如此严重，如果台海真的开战，台湾内部的派系内斗和指挥混乱只会比当年国共内战时更严重。武力保台不是不可以，而是要先解决内部的政治撕裂。如果内部都不团结，那只能重复当年国共内战的剧本。当时国军基层士兵也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和共军巷战，如果那些基层的“大头兵”知道了高层内斗那些烂事，他们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

下一期节目，我们将从中央银行的角度分析国民党金圆券（Gold Yuan Note: 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后期发行的一种法定货币，因恶性通货膨胀而迅速贬值）货币改革失败的那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