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的回国念头与国内司法风险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我的中国律师生涯见证，中国司法究竟有多黑暗。为什么分享这样一个主题？因为在海外有非常多的朋友，大家在海外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烦恼，因此大家一定会想起，我们在中国曾经是多么如鱼得水。在中国吃得好、喝得好、朋友多、办事不烦恼，甚至各自感觉有很好的社会地位，做企业家的、做律师的、做记者的。但是到海外来，我们在中国赖以生存的社会地位和专业技能都归零了。所以很多朋友自觉不自觉地想回中国，想回到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
但是中国万般好，可以讲只有一件不好，就是你有坐牢的风险。这个风险究竟从何而来？很多人说：“我是普通人，我可能没有这个风险。”我接下来讲的基本上都是普通人的故事。
第二点，对于国内的朋友们来讲，即使你身在国内，其实对中国状况也不能说真正了解。因为人的本性都非常喜欢去看那些热闹的故事。譬如最近孙哥和景甜的故事，全民围观，每一个人都在看景甜后背究竟刻了个什么字、孙宇晨究竟为什么要给她三千万、两个人之间发生了多少故事。但是请问有多少人愿意关注此时此刻在中国有多少人被冤枉、被刑讯逼供？他本来没有犯罪，却被抓到监狱里去。譬如西安教会的人，本来就是团契，就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招谁惹谁了？他们甚至都不反对共产党，没有造反的心，只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听神的话语在一块团契。但在共产党看来，你就是犯罪分子，就把你抓起来。高智晟律师在中国已经被关了八九年，甚至现在快接近九年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更让人感到恐怖的是，普通人都特别喜好那些花里胡哨的事情。这不是说不好，这是人的本性使然；但因为不愿去关注社会的黑暗面，不愿去关注别人是怎么冤死的，所以对这个社会并不是真正的了解。在这个主题中，我通过四个小的案件故事，讲一讲中国司法究竟有多黑暗、黑暗到什么程度，它是怎样把一些普通人冤枉致死的。普通人所想的司法公正、为人民服务，对于那些手握实权的人，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经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习近平不想中国经济好吗？习近平肯定想中国经济好，因为经济好他的统治会更有力。但怎么解释地方公安机关就不停地抓企业家、搞“远洋捕捞”、搞趋利执法、搞扫黑除恶？下面我就通过亲眼见过的实际案例来说明。
广西北海案：命案必破考核下的流水线假案
第一个例子我们称之为“北海案”。对中国法治史或中国律师界稍微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案子。
2009年11月19日，在广西北海发生了一起一个小伙子被人杀害的事件，姑且说是一起故意杀人致死案件。死者可能叫黄焕海，在海边突然发现了一具尸体。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很快发布了一个蓝色通报宣布破案，认定五个小伙子构成了犯罪，对死者实施了杀人行为。这五个人分别是裴金德、裴贵、杨炳祺、黄子富、裴日红。如果不了解案件细节，一般人会对公安机关非常相信，认为警方迅速抓到了杀人凶手。
但这件事情并不简单。这五个渔民子弟本来都在乡下，父母都是在海边捕螃蟹的渔民。他们因为偶然的事件到广西北海的夜市里玩，在夜市里偶然和死者发生了一点争议，但他们确实没有杀人。就因为这点争议，警方就把他们认定为杀人凶手。
广西当地律师很快介入，最初去了三名律师。三位律师通过查阅案卷和会见沟通，迅速判断出这是个假案，这五个渔民是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打出来的顶包替罪羊。广西律师很快找到了大量证人。因为指控五个人共同犯罪存在很大漏洞：这五个人每个人都有女朋友，案发时有人和姐姐在一起，有人到亲戚家借宿，有人租房子，有人打电话，还有人从公安局门前走过，公安局门口都有监控视频。律师迅速调取了大量证人证言，证明他们那晚根本不可能实施杀人，有的在亲戚家住，有的在女朋友家住。
然而随之发生的事情非常荒谬：公安机关把提供不在场证明的证人也全部抓进了公安局。公安机关抓了五个所谓的杀人犯，律师说这五个人没杀人，证人也证明这五个人没有作案时间，公安机关索性把辩护律师和证人全部抓了起来。
当时我刚到北京执业做刑事辩护律师。这里需要特别注意案发时间：2009年11月19日。为什么这个时间节点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公安系统有一项制度叫做“命案必破”，要求当年的案件当年必须破获。我们在国内办理了大量刑事案件后总结出一个规律：大量的冤假错案往往发生在年底的十一月和十二月份。因为哪怕是12月20日或12月30日发生的案件，也必须限期破案；如果破不了案，公安局长的职位可能就保不住了。这种考核完全不符合刑侦客观规律。中国幅员辽阔，很有可能是流窜犯作案后迅速逃匿，客观上很多案子受限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是查不清楚的。但由于考核指标的压力，警方在发现尸体后必须强行定案。
面对律师被抓的局面，我们从北京开始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律师团队赶赴广西北海。我们首先要拯救被抓的律师，同时也必须为那五个渔民子弟辩护。北京律师团队进驻后，当地很快释放了其中两名律师，但对另一名坚决不认错的律师批准逮捕。广西北海市公安局随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新华社新闻网上都可以查到），声称该案是“铁一般的案件、钢铁一般的证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定案”。发布会背景挂着庄严的国徽，向全国人民以及我们这批“北方律师团”施压。
刑讯逼供、基站取证与体制性绑架
北海案经过了接近两年的艰苦辩护。在案件启动初期，办案人员可能仅仅是怀疑这几个人；但随着侦查活动深入，证据已经完全排除了这五个人的作案嫌疑，证明他们不可能犯罪。然而公安机关内部没有任何人站出来纠正错误。一名刑警队长绑架了公安局副局长，副局长绑架了公安局长，公安局长又绑架了政法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绑架了检察长，以至于把整个广西自治区的政法委和检察院全部绑架了进去。我们当时在法庭上对阵的公诉人，是广西自治区检察院专门下派到北海的高水平公诉能手。整个体系形成了一个黑幕掩盖黑幕的闭环，在体制内没有任何一个人敢站出来说“我们是共产党员，不能这么办案，对不起法律和国家”。
在看守所会见被告人时，被告人吓得不敢说话。我去会见时，被告人低着头直打哆嗦，因为身后坐着两名监管人员。问他“杀人没有”，他不说话；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也不说话，只用眼神示意后面的人。因为一旦跟律师说了实话，律师一走，他在看守所里立刻就会遭到一顿暴打和各种刑讯逼供。
在法庭审理初期，呈现出的景象全是被告人承认“我杀人了”。证人被抓进去整顿之后，也在法庭上说“我亲眼看到他们五个人杀人了”。因为当事人清楚，只要在庭上翻供，回去就可能被当场打死。
面对这种局面，律师辩护必须依靠扎实的取证技巧。我们申请调取被告人的手机通话记录以及基站定位信息。手机在开机状态下大约每两三秒就会与运营商发射塔产生一次基站连接，无论是否通话都会留下基站信息。通过分析短信、通话记录与所有基站切换数据，能够精确还原当事人在城市中的运行轨迹。当年北海市区大约每七百米到一公里就有一个通信基站。数据调取出来后，清晰地证明这五个人的轨迹完全没有出现在杀人现场。
后来我们设法将一名关键证人劳次秘密转移到山东济南我的住所保护起来，对外宣称他去了湖南。我们每月负责他的食宿，确保他在关键时刻能前往广西高院出庭作证。劳次后来向我透露，他们此前每次做笔录都是被打服的，作证前还要接受警方的统一培训和背诵，律师会问什么问题都要提前背过标准答案。
我们还邀请了全国法医学专家以及中国刑事诉讼法研究会的学者对案件进行论证。法医学上，跳楼致死与钝器击打致死在解剖学损伤机制上存在根本区别，指控的作案方式在科学上完全不成立。
北海案展示了司法黑幕的深重：公安机关可以把法庭变成一场戏，把最关键的证据链条通过刑讯和彩排表演给法庭看。如果公检法之间真能相互监督，这种粗糙低劣的假案检察院一眼就能看穿。事实上，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时提到了几十个问题，明知案件漏洞百出，但在领导和政法维稳的压力下，公诉人依然闭着眼睛出庭指控。
我们在北海办案期间，曾遭遇数百名不明身份的人员冲击宾馆，我当场被打晕倒地，随后被送往广西北海医院救治。2011年恰逢新浪微博起步阶段，全国律协及各省律协发布声明，事件在网络上迅速发酵。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律师亲赴当地视察，全国大批律师赶赴北海支援。经过两年多的辩护，最终证明五名渔民完全是被冤枉杀人的。虽然为了给官方台阶，法院最终以之前与死者争吵为由按寻衅滋事罪判处了两年左右有期徒刑，但彻底推翻了杀人罪指控，被抓的证人也全部无罪获释。大约十五年后，当年参与炮制该案的部分公安、检察以及政法委官员也相继落马被查。
普通人一旦卷入这种冤案制造流水线，不论个人能力多强、多有钱，瞬间就会被剥夺自救能力。后来找我申诉的冤案当事人排队达上百起，其中有人在监狱里被关押了二十四年仍未平反。
福清纪委爆炸案：十二年看守所与死缓定罪
第二个案例是“福清纪委爆炸案”，即吴昌龙案。
案件发生在2001年6月24日。福清市纪委收到一个包裹邮件，司机在拆封时发生爆炸，当场炸死一人。警方随即展开排查，最终锁定了27岁的小伙子吴昌龙，指控他与陈科云及其姐夫等人出于报复动机实施了爆炸杀人。
案发时的吴昌龙只有27岁，长相英俊，出身基督教家庭。他当时刚刚装修好新房，未婚妻感情很好，两人正准备结婚。更重要的是，他当时正在全力备考当年的律师资格考试。为了提升卷面整洁度，他特意在家练习隶书。恰巧爆炸案现场遗留了一张写有隶书汉字的纸条，警方在全福清排查字迹时，因此将吴昌龙抓走。
吴昌龙被关押在看守所长达十二年，先后辗转过福州的五个看守所。在此期间，他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刑讯逼供，中国刑讯逼供史上常见的手段几乎全部被用在了他身上。
2012年春节期间，我整个假期都在办公室翻阅案卷，研究涉案爆炸装置的图纸。我是学理科出身，熟悉工程图纸，看卷宗里吴昌龙在逼供下绘制的炸弹设计图时，一眼就看出了破绽：图纸上的爆炸装置完全没有设计安全保险装置。任何爆炸物在运输和安放时必须具备保险机制，否则在布设过程中就会先将操作者炸死。吴昌龙根本不具备爆炸物常识，是在办案人员逼迫下胡乱画出的图纸。
更荒谬的是爆炸物来源的证据链。在吴昌龙被关押到大约第四年、一审被判有罪时，指控中向他提供炸药和雷管的源头人员张三却被法院无罪释放了。吴昌龙在遭受逼供时编造炸药是姐夫从张三处获取的，源头提供者张三已被判无罪，但吴昌龙的起诉书和判决书里依然白纸黑字地认定是张三向其提供了炸药。
当时福建省政法委书记叫牛继纲（我在小说中称其为“牛坚强”）。当有技术鉴定人员指出爆炸物设计图纸在力学和起爆原理上不成立时，牛继纲甚至主张派人将该鉴定人员抓捕判刑。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福州市公安局的刑侦支队办案人员甚至直接冲进省高院企图抓走审理该案的法官。当时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马新岚为此拍了桌子，才阻止了公安机关抓捕法官的举动。
诱供灭口与疑罪从轻的司法真相
吴昌龙在被羁押的十二年间，曾经历过极其惊险的生死考验。有一天深夜，警察开着皮卡车将吴昌龙带到深山里。在月黑风高之夜，一名警察对吴昌龙说：“吴昌龙，你快跑吧！”吴昌龙非常警觉，死死抓住皮卡车的车栏，坚决不肯下车逃跑。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只要他往前跑出几十米，警察就会在背后开枪将他当场击毙，然后以“犯罪嫌疑人畏罪潜逃被击毙”结案，使案件变成死无对证的无头案。
起初听吴昌龙讲述这个情节时，我还怀疑是他编造的；直到后来查阅案卷，发现其同案被抓的姐夫在笔录中也交代了遭遇警察要求其逃跑的相同情节。这与当年体制内保卫部门人员透露的恶劣手段如出一辙：在押解过程中假意为年轻犯人松绑纵容其逃跑，随后从背后开枪击毙，办案人员借此申报二等功并获取转干提拔的机会。办案系统在追求结案率和功利指标时的冷酷，完全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在我和其他律师介入之前，福建本地最优秀的一批律师已经为吴昌龙案抗争了近十年。如果不是前任律师们的坚决阻击，吴昌龙早已被执行死刑。我们介入时，一审判决的结果是死缓。
在当年的司法实践中，故意爆炸致人死亡按惯例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之所以判处死缓，正是体制内“疑罪从轻”的处理逻辑：法官和检察官心知肚明证据存在重大瑕疵甚至属于假案，但在省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厅主要领导的强硬定调下，没有法官敢顶住压力作出无罪判决。有良知的法官只能退而求其次判处死缓，以留住当事人性命。像呼格吉勒图案、滕兴善案等，都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匆忙执行死刑，一旦人头落地便再无挽回可能。
为了推动吴昌龙案引起社会关注，案件之外我还做过一次维权行动。当时由于案情久拖不决，我和杨金柱律师购买了五个大红薯，公开前往福建省高院给院长马新岚“送红薯”。当天恰逢福建省“两会”开幕，加之当时网络监管环境相对宽松，该事件在推特和国内社交网络上引发了巨大轰动，迫使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该案。
最终，吴昌龙于2013年2月8日被取保候审，随后被宣告无罪释放。从27岁被捕到39岁重获自由，他在看守所中度过了整整十二年的青春。
司法体系的残酷现实与周建华案
司法是非常令人恐怖的，司法比老虎还要狠。不管你平常开着奔驰、当着什么级别的干部，还是做着亿万富翁企业家，一旦被体制盯上瞄上，就毫无还手之力，死无葬身之地，这就是现实。
第三个案件是关于官员的案子，即江西新余的周建华案。2012年，周建华因所谓严重违纪被双规。周建华在案发之前是江西省新余市人大主任；在调任新余之前，他是江西省南昌市的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还兼任过宣传部长和市委秘书长。省会城市的市委秘书长兼任多个常委职务，后来到新余市当选人大主任。
你说他完全没有问题吗？通过我们查证属实、内心能够确认的，也就是逢年过节按照当地风俗收受的人情红包，总额最多不超过五十万元。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厅级干部，最后被推向了极其严重的指控。虽然现在社会上普遍存在仇官心理，觉得只要是官员抓起来就无所谓，但我们作为辩护人必须讲究法律事实。
周建华案是一起巨大的冤案。整个案件由我和周泽律师一直辩护到底。办案机关最终指控他受贿一千四百多万元。一审法院判处他死缓，二审改判为无期徒刑。
这个案件的真正起因，是他和当时江西新余市的市委书记产生了矛盾。矛盾激化后，新余市委书记就把身为新余市人大主任的周建华身边的司机、秘书全部抓捕，将他身边所有人都控制起来。人被抓进去后，办案机关就开始编织罪状，那一千四百多万元受贿额完全是拼凑编造出来的。如果不阅卷，仅看官方通稿，大家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大贪官。但只有我们律师仔细查阅案卷、询问了大量证人之后，才清楚这完全是一起彻头彻尾的假案。目前周建华已经在监狱里服刑十年，依然是无期徒刑。
荒唐的逼供与作证经过
在办案过程中，我们找到了其中一个所谓的行贿人。他是周建华从小到大的老邻居，自己在当地开典当行。那个人身材非常胖，见到我们律师时哭得一塌糊涂。他向我们讲述，检察院办案人员必须逼他承认给周建华送了巨额钱款。
这位证人说，他和周建华两家从小就是邻居，两家的孩子也都在一起玩，关系极好。在周建华还是普通干部、没当大官的时候，两家就互相照应，他经常帮周建华照看孩子，彼此熟悉到甚至互相持有对方家里的钥匙。两家亲密到这种程度，根本不需要送礼行贿。但办案人员不听解释，将这位体型肥胖的证人双手吊在房梁上进行刑讯逼供。证人被打到身体实在承受不住、感觉自己快要死掉了，被迫屈招承认送了五十万元。
办案人员说：“五十万不行，你肯定送得比五十万更多。”证人改口说一百万元，办案人员依然说不行；改口说到五百万元，还是不行，继续对他进行殴打。最后证人被逼无奈，承认自己给周建华行贿了一千五百万元。办案人员按照一千五百万元做好了笔录。随后检察长下来审查，问他：“你说你给周建华行贿了一千五百万？”看了看实际情况后说：“算了算了，你根本就拿不出这么多钱。”后来我们代表这位证人控告检察院的刑讯逼供行为，还打赢了官司，获得了国家赔偿。
这就是办案机关制造口供的方式。在大量同类案件中，被告人和证人的口供几乎全都是按照办案机关的意图写出来的。很多公众常常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相信抓了多少黑社会、揪出了多少罪大恶极的坏人。但凡是官方媒体宣传报道的所谓重大涉黑案、要案，如果不看案卷内情，连标点符号都不能轻信。官方通稿对外发布的永远是证明自身正确的内容，而且所有重大案件的官方通稿中，律师的独立辩护意见全部被隐匿不提。
很多公众熟知的案件，比如刘汉案、孙小果案，外界只知道他们被执行了死刑，却不知道在司法审理中律师全都在做无罪辩护。当年提审刘汉的最高层官员是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一个普通的涉黑案件由中央政法委书记亲自提审，其目的就是必须要把当事人定死。
周建华案一审判处死缓后进入二审。二审期间发生了一件令我们非常感动的事。案件中有一个所谓的行贿人是个年轻小伙子，名叫杨鹏。我们律师通知他出庭作证，原本对证人能否真正到庭并没有把握，但他最终毅然走进了法庭。
杨鹏出庭时手里拿着一个包，包里只装了三件换洗衣物和自己的身份证。他在法庭上陈述，自己下定决心来为周建华出庭作证，证明自己绝对没有行贿。他和周建华的儿子是高中和大学同学，两人合伙开办饭店，属于正常的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全都是真金白银，自己从来没有沾过周建华的任何特权，周建华也从未给予过特殊照顾，更谈不上送钱行贿。
杨鹏当庭透露，就在开庭前一天晚上，省检察院的处长还给他发短信警告他好自为之、绝不能出庭作证。杨鹏把装有衣服和身份证的包放在法庭上，表示自己今天站出来把真话讲完，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也做好了作证后直接被抓、不再回家的心理准备。
这位证人的举动令我们极其敬佩。很多年后我和他重新取得联系，得知他从小在日本长大，幼儿园和初中都在日本接受教育。他从小受到的教育观念就是绝对不能诬告陷害他人。然而他在国内的所有投资最终全部打了水漂，资产被作为犯罪证据扣押，企业彻底破产。
周建华案的二审程序完全沦为我们所说的“杀猪式审判”。因为周建华当庭表示不服，办案法警直接把他死死按在椅子上。当时我和周泽律师正在广州为“真功夫”创始人蔡达标案出庭辩护。江西高院得知我们在广州开庭，为了剥夺我们的辩护时间，故意在同一时间强行安排周建华案开庭。按照法律规定，辩护律师在另一法庭出庭时本案应当协调排期，但江西高院完全不予理会。公检法系统在很多地方已经形成了封闭运转的流水线。
福建福清林峰涉黑案
第四个案例是福建福清的林峰案。2017年我被司法行政部门停止执业一年，到2018年1月1日恢复了律师执业资格。当时相关部门领导找我谈话，劝我好好赚钱，不要去碰敏感案件。但我深知自己的律师执业生涯可能不会太长久，依然想办理一些真正需要法律援助的案子。
2018年，全国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运动。在这种大背景下，法治环境面临极大的冲击。台湾有一句成语叫“烈日秋霜”，形容公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脆弱得如同树叶上的秋霜与晨露，而公权力犹如当空的烈日；如果公权力肆无忌惮地照射，普通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瞬间就会化为乌有。扫黑除恶期间，大量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人被判处重刑甚至执行死刑。当年重庆打黑期间，最高法院核准了大量存在严重争议的死刑判决。
2018年福建福清的林峰案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林峰是一名年轻的企业家，担任福清市区旁边阳下镇某村的村主任。他们一家是非常本分的传统家庭。林峰唯一可能存在争议的行为，是曾借给福清市委组织部负责人一辆车使用，并没有说直接赠予。
当时办案指标要求必须查办黑社会组织，但当地根本没有真正的黑社会。林峰在村里担任村主任，家里经营着规模很大的混凝土搅拌厂和林场，由于经济纠纷和基层选举矛盾得罪了村里的一些人，导致有人持续告状。我们进行外围调查发现，林峰一家为人文雅，在当地与群众的关系很融洽，企业经营中从来没有发生过打架斗殴、故意杀人的涉黑事件。
林峰案之所以被定性为特大涉黑案，关键在于当时福建省纪委书记刘学新。2018年的扫黑除恶运动由纪委直接牵头。刘学新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公开宣称，福清林峰案是一起严重侵害基层政权的重大黑社会案件，声称该团伙拉拢腐蚀了数百名基层干部。省纪委书记公开定调之后，包括林峰及其七十岁父亲在内的全家与关联人员共三十七人，全被包装成了一个涉黑集团，扣上了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罪名。
福清当地原本有一桩多年前早已侦破的杀人旧案，与林峰完全无关。但在纪委定调和刑讯逼供之下，有关部门竟然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强行将这起故意杀人罪名转嫁到林峰身上。林峰及其父亲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在长达二十多天的庭审中，我发表了长达十四个小时的辩护意见。整个案子的指控全部是由办案机关强行包装拼凑的。林峰在法庭陈述时边哭边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共产党需要我的时候，我是企业家，是人大代表；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是黑社会老大。”涉案的三十多名被告人之间很多根本互不相识。
在福建中院和福建高院审理二审期间，徐昕教授甚至向法官表示，哪怕律师给法官下跪，也请求法官能够认真把全案案卷翻看一遍。因为只要真正看过案卷的人，都能看出这是彻头彻尾的拼凑假案。但公检法人员无人敢独立审查案卷，所有人都在全力执行省纪委书记刘学新的批示要求。
在案件初期，我前往福州市第一看守所会见林峰遭到全面阻拦。我每天站在看守所门前维权并发布微博，这后来成为司法局对我吊销律师执业证的三大理由之一，指责我“干扰司法机关办案”。当时司法部和全国律协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专门小组介入，指派福州市司法局局长负责协调我的会见权益。这位司法局长曾发信息承诺已协调好会见，但第二天他无奈地私下告知我，他已经无能为力，因为他因替律师协调会见而被福州市纪委谈话问责，指责他立场不稳。
在纪委的高压之下，福清市、福州市的公检法各级负责人没有任何人敢讲真话。开庭时，法警以防止自杀为由强迫林峰每天佩戴厚重的头盔受审；在候审室里，大喇叭全天以极高分贝反复播放扫黑除恶通告，肉体与精神折磨极其残酷。
林峰案三十七名涉案人员至今仍在监狱服刑。其中有一位被指控为黑社会成员的货车司机（黄某某），在法庭最后陈述时哭诉：前几年父亲患癌症去世，他拼命打工赚钱给父亲治病；后来靠开大卡车好不容易攒下钱成家结婚，日子刚有起色，弟弟又被查出癌症；如今自己又被罗织罪名打成黑社会成员，面临十五年到二十年的重刑。他绝望地质问法庭为什么命运对自己如此不公。面对这些普通人的遭遇，辩护律师在强大的体制机器面前常常感到深深的无力。
关于中国司法现状的几点思考与结论
回顾前面提及的广西北海渔民案、江西新余周建华案、福建福清吴昌龙案以及福建福清林峰案，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中国的司法体系徒具现代形式。表面上看，中国设立了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看守所，制定了《刑事诉讼法》，拥有律师制度，几乎全盘引入了西方现代法治的组织构架。但这些机构在运行中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下充当专政工具，缺乏司法独立这一现代法治的精神实质。没有独立审判，司法就只是政治权力的“刀把子”。霍姆斯的法理学名言指出“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面对中国司法的严酷现实，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只要自己遵纪守法、有投资身份就不会出事；一旦公权力机器碾压过来，个人的前途命运与身家性命瞬间就会被彻底摧毁。
第二，为什么社会公众普遍缺乏法治意识，只一味追求赚钱？这就像下围棋或象棋，棋手既要布局进攻，也要构筑防守。但在国内，不论是企业家、普通民众甚至部分法律从业者，绝大多数人都在拼命追求财富积累，却很少有人真正研究自身所处的制度安全与法治风险。社会普遍的心态是“只要能赚钱，冒着杀头的风险也干；只要不亏本，即使环境再不安全也抱着侥幸心理”。大家普遍认为灾难落在自己头上的概率极低，因而对公共案件、对高智晟、西安教会案以及关押二十多年的陈国清案等长期冤案漠不关心。
第三，海外企业家的风险防范。很多企业家移居海外后，常常感到生活孤独寂寞、缺少国内的熟人圈子与应酬。但在法治健全的民主国家，公民的基本人身和财产安全拥有制度保障，极少会遭受毫无底线的构陷。而在国内，最大的隐患就是随时可能面临人身自由的剥夺与资产清算。在过去一年中，已有约十位回国的企业家被抓捕或失联。有的企业家轻信地方政府“处理完企业债务即可免责”的口头承诺贸然回国，结果随即彻底失联被捕。对于海外企业家而言，切不可对体制的承诺抱有幻想。
第四，冤假错案长期无法遏制的社会根源。多年来冤案层出不穷且毫无改观，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缺乏公共生活与公民意识。公众往往只盯着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存款账目，对公共事务和同胞的苦难冷漠对待。中国社会整体就像非洲大草原上奔徙的斑马群，鳄鱼在河中不断撕咬吞噬身边的同伴，而其余的斑马依然若无其事地低头奔跑，既不追责，也不反抗。许多人为了自保，习惯于顺从权力、说假话、粉饰太平。由于缺乏公民社会和公众关注的制约，公权力制造冤假错案没有任何违规成本。
许多当事人在看守所里反复向律师强调自己是遵纪守法的纳税人、给政府捐过很多钱，认为司法机关只应该去惩治异见人士，却不明白专政机器一旦启动，普通人同样会成为牺牲品。
面对当前严苛的出入境管制、跨越十至二十年的倒查税收以及新一轮的扫黑风暴，台湾在大陆投资的企业家群体甚至已经在私下讨论“各地哪家看守所待遇稍好”的现实问题。个人的认知决定个人的命运。认清中国司法的真实面貌并保持清醒的风险防范意识，是保护自身生命与财产安全最根本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