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而出的母语：用跨越时空的肖像对抗永别
大家好，我是马玉江，从事艺术工作。
究竟什么是艺术（Art: 创作者借由物质媒介或行为传达情感与哲思的表达形式）？我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出一个完全清晰确切的定义。因此，今天我并不打算直接空谈抽象的艺术理论，而是希望换一个视角，与大家分享我生命中发生的四个真实故事。
我的母亲在我三岁那年便不幸去世了。从那时起，我便一直跟着爷爷奶奶在农村生活，住的就是大家在画面中所看到的那间简陋的老瓦房。记得有一天，我正和表哥在门外玩耍。爷爷从地里干完农活走回来，笑着对我说了一句：“你妈回来了。”在那一瞬间，我的内心被巨大的喜悦所充斥，整个人兴奋得手舞足蹈，一边在院子里蹦蹦跳跳，一边大声喊着：“我妈回来了！我妈回来了！”然而，站在一旁的表哥却冷冷地对我说：“那是我的妈妈，不是你的妈妈。你的妈妈早就死了。”
正是那一刻，我仿佛第一次真正理解了“死亡”这两个字所承载的残酷含义。
从那之后，我便常常捡起奶奶做饭烧火后剩下的碎木炭，在院子那一堵粗糙的水泥墙上，一遍又一遍地画下我和母亲站在一起的模样。有时候刚刚画完，天空下起了一场暴雨，雨水很快就把墙上的炭笔痕迹冲刷得干干净净。每当雨水冲刷掉画像，我就会毫不犹豫地重新画上去；如果再次被大雨冲洗掉，我便又一次拿起炭块继续画。那种感觉，就像是我在冥冥之中对抗着某种既定的宿命——上天用死亡强行夺走了我的母亲，但我从心底里拒绝接受这种剥夺。自此以后，“一定要把自己和母亲画在一起”的执念，就如同一颗深沉的种子，深深地埋进了我的心底。
到了十二岁那年，我偶然在父亲书桌的抽屉深处翻出了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里是一大一小两个人，我当时并不知道照片中的人是谁，便拿着它跑去询问奶奶。奶奶伸出手指着照片里的那个小孩说：“这个是你，你身边站着的这个人，就是你的妈妈。”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亲眼见到自己与母亲同框的合影。
中午爷爷从田间劳作归来，又向我详细讲述了这张照片背后的历史细节。这张珍贵的合影拍摄于1989年5月，那一年我刚好一周岁，而我的母亲年仅27岁。看着这张照片，那颗自三岁起便埋藏在心底的种子，终于迎来了破土发芽的时刻。
在此之后，我顺理成章地走上了学习绘画的专业道路，并且非常幸运地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中国顶尖的专业美术高等学府）。
大三那年，我觉得自己的写实造型功底和油画技法已经足够扎实，于是便正式动笔画下了人生中第一幅自己与母亲同框的油画肖像。那一年我21岁，画布上的母亲则永远停留在了照片里的27岁。这幅画作创作于2009年。在画面的左下角，我细心地题写了一个“潘”字——那是母亲当年为我取的乳名。自从母亲离世之后，人世间便再也没有人这样称呼过我。
从21岁那年开始，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此后每长一岁，我都要为自己和母亲画一幅同框肖像。我将这整个自画像系列正式命名为《母语》（Mother Tongue: 艺术家以每年一幅自画像的形式与逝去母亲同框的长期艺术项目）。在构思每一幅作品时，我通常会选择自己当年所经历的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生命事件作为画面的环境背景。
比如，22岁那年画的是大学毕业的场景；25岁时，背景记录了我移居香港的起点；到了27岁那一年，由于老家的爷爷奶奶年事已高，无力独自承担田里的玉米秋收，我便特意赶回农村老家帮忙掰玉米、收庄稼。画面中描绘的正是我刚从玉米地里劳作归来、浑身疲惫不堪坐在板凳上的瞬间——在那幅画里，我和母亲正好同龄，我们双双都是27岁。
到了30岁，画面的背景变成了美国纽约的哈德逊河畔；32岁那年恰逢全球疫情暴发，因为没有接种疫苗我无法远行，生活节奏被迫慢了下来，我便经常去海边散步，坐在海滩上一边吹着海风一边喝啤酒，画面记录的便是那个海滩；疫情的第二年，我走入山林的次数变得频繁，画中的背景便换成了连绵的青翠山峦。
由于疫情期间的那三年仿佛让整个世界的物理时间陷入了冻结，我索性决定让自己的画笔在时光中展开“逆向倒流”——我回溯到自己1岁时的起点，将自己1岁至20岁之间缺失的岁月，全部重新与27岁的母亲补画了一遍。
1岁的那张肖像，自然是取材自我与母亲唯一的现实合影；2岁的那一张，画中角落记录了照相馆拍摄的印记。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八零后孩子，那个年代并不是人人都有条件频繁拍照的；但机缘巧合的是，我的继母当时恰好经营着一家照相馆，因此我童年时期的每一年都留下了清晰的照片记录，这种命运的交织与眷顾确实非常奇妙。接着是5岁、7岁、8岁、9岁、10岁、11岁、12岁——12岁那张记录了我的小学毕业；随后是13岁、15岁的初中毕业、16岁、17岁、19岁踏入大学校门，一直画到20岁。
疫情结束之后，城市的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轨。35岁那幅画的背景，展现的是维多利亚港的波光水影。
在每年专注描摹母亲面容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常常会突如其来地浮现出许多极其微小的细节。例如在描绘母亲的侧脸轮廓时，我的脑海中会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原来母亲从侧面看过去的鼻梁线条是这个弧度的。”正因如此，在其中的某一幅创作中，我特意绘制了半身大肖像，通过放大画面的画幅比例，以便能够更加细腻地刻画出她面容的每一处起伏。而在描摹其他部位时，我又会恍然忆起：“原来母亲的颧骨结构是这样的。”
当面对原本空无一物的洁白画布，在一笔一画的色彩铺陈与刻画中，那些尘封在记忆深处的温存细节便被一点一滴地唤醒。如果只是脱离绘画过程凭空冥想，我大概永远无法找回如此丰富的记忆痕迹。
去年我37岁，在物理年龄上已经整整比母亲年长了十岁，那幅画记录的正是我37岁时的心境与面貌。今年我38岁，目前还没有动笔，我习惯将每年的创作留到岁末年终时完成。
我计划在自己40岁那年举办一场专题回顾展，将这数十年来画下的所有作品汇聚在一起完整呈现；之后到了50岁、60岁、70岁，我还会继续举办展览。因此，这一套作品最饱满、最震撼的状态，或许需要等到我活到80岁甚至90岁的高龄时才会真正显现。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我能够安然活到那个岁数。
试想一下，到了那个时候，展厅的画布上将呈现出一个满头白发、拄着拐杖甚至坐着轮椅的耄耋老人，而坐在他身边的母亲，却永远定格在青春芳华的27岁。
在《母语》这个系列之中，我早就不再只是一个单纯执笔作画的创作者，我自身的肉体生命已经成为了这件艺术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尽可能认真、踏实地生活下去。我多活一年，这个作品就会自然而然地多增添一幅画作。这件作品仿佛拥有了属于它自己的生命律动与生长节奏。
直到未来的某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那不仅代表着我作为肉体个体的终结，更是这一件宏大艺术作品最终宣告圆满完成的终极时刻。
从《母语》的诞生可以看出，我遭遇了生命中一个极其重大的生存困境：母亲的骤然离世。通常情况下，这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巨大困境，往往会转化为激发生命创作冲动的本源力量。我由衷地热爱这种让艺术作品直接从个体生命经验中自然生长出来的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句成语让我感触极深，叫做“言为心声”（Speech is the voice of the mind: 语言与艺术表达是个体内心真实情感与精神世界的直接流露）。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可以说是道尽了艺术创作的终极精髓。艺术从来不仅仅关乎艺术史上的流派演变，也绝非盲目追逐当下的潮流趋势；你只需要把目光向内看，探寻自己的内心深处。凡是能够真正打动你、刺痛你、震撼你的东西，那便是你最应该去创造的艺术。
然而，真实的日常生活并不总是充斥着如此生离死别的重大困境；很多时候，一些细小、微弱的日常波折与生存挑战，同样能够触动我展开深刻的审视与反思。
拓印城市的体温：在异乡街道拼贴私人书信
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第二件作品——《香港来信》（Letters from Hong Kong: 艺术家通过在香港街头搜寻并拓印字迹来完成私人信件的在地艺术项目）。
2014年，我初次来到香港生活。在刚到香港的那段日子里，我没有本地身份证，依法无法外出工作，身边没有任何熟悉的朋友，听不懂当地的粤语方言，身体也完全无法适应岭南湿热的气候环境。我的先生是土生土长的香港本地人，白天需要正常出门上班。
每天独自被困在逼仄的公寓里，我感到整个人极其压抑和窒息。我很想走出门去街上散散步，但当时我还没有办理本地的手机电话卡，心里十分担心自己外出后如果迷路走失，先生下班回家会找不到我。
于是，在出门前我用纸笔写下了一封大约200字左右的简短书信。信中的大致内容是向先生倾诉：自己来到香港已经一个多月了，内心一直渴望能够进行艺术创作，但由于环境的生疏，至今依然一无所成；同时提到自己准备出门走走，因为担心迷路，每走到一个带有路牌的街口，我就会用手机拍下路牌的名字——比如走到皇后大道，我就拍下“皇后大道”的路牌；走到德辅道，我就拍下“德辅道”的标识。如果中途迷失了方向，我就可以沿着这些照片中的路牌按图索骥找回家。
当我一路漫步走到“宝源径”这条小巷时，我突然注意到路牌上的第一个汉字“宝”，恰好与我信中开头写给先生的称呼“宝贝”中的“宝”字一模一样。
那一瞬间，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我为什么不尝试走遍整个香港的大街小巷，把信件里出现的两百多个汉字，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一个一个全部找齐并采集下来呢？这个艺术项目便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此，我想向大家展示这封信的开头几句话。信的第一句是：“宝贝，我来香港已经一个多月了。”
正如大家在画面中所看到的，在采集这些文字时，我选择使用的是传统的拓印（Frottage: 利用纸张与拓墨将物体表面凸凹纹理复制下来的传统技法）工艺。为什么我一定要坚持使用拓印，而不是采用更加快捷便利的现代摄影技术呢？
因为拓印这一动作，要求我的整个身体必须长时间、紧密无间地紧贴在冰冷粗糙的城市墙壁和招牌表面。这种身体与建筑物之间的物理贴合与摩擦，就像是用自己的身体和掌心在深情抚摸着整座陌生的城市，它精准地呼应并投射了我当时初来乍到、试图融入这片异乡土地时的孤独心境。相反，如果是借助照相机的镜头取景，创作者与拍摄对象之间必然会拉开一段客观、疏离的物理距离。因此我认为，拓印是完成这件作品最不可替代的媒介语言。
信中的第二句话是：“在这期间，我总想做点什么，否则每天待在家里觉得毫无意义。”
这封信一共由两百多个汉字组成，至今我依然在持续搜寻和拓印的过程中。随着字数越聚越多，想要在茫茫街头找齐剩下的生僻字符，难度也变得越来越大。
在整个搜寻过程中，有几个字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其中一个是位于某处立交桥底店铺招牌上的“底”字。为了避开白天密集的人流，我特意在凌晨三点带着折叠梯子赶到现场，架好梯子后拓印了整整半个小时还没有彻底完成。正当我快要拓印完毕的时候，完全没有料到那家店铺在凌晨四点会有物流补货。
凌晨三点半，店铺的一名员工赶来开门准备接货，一抬头便看到我正站在高高的梯子上对着招牌摸索。他疑惑地问我：“你是在帮我们店换新招牌吗？”我当时灵机一动，顺口回答说：“是的。”那名员工没有多说什么，便转身走上了楼。大约过了十分钟，我已经顺利拓印完成并从梯子上爬了下来。这时那名员工又从楼上走了下来，严肃地对我说：“我刚才打电话向老板核实过了，公司根本没有派人来换招牌。你到底是在干什么的？”
意识到自己的伪装被当场识破，我立刻一把抓起拓印好的宣纸和工具，拔腿就跑。
另一个惊险的经历发生在“保觉小学”（宝觉佛学机构）。香港本地拥有非常严苛的文物保育法例（Heritage Conservation Law: 用于保护历史建筑与法定古迹不受破坏的法律法规体系），而宝觉佛堂属于受到严格保护的历史建筑。那天我的运气还算不错，当我刚刚完成拓印、把脚从梯子上迈下来的那一刻，巡逻的保安人员终于发现了我。
保安立刻冲上前来将我拦住，严厉地斥责我违反了文物保护法规，并且态度极其坚决地要求将我拓印的那张纸作为“作案证据”强行扣留。
我当然绝对不可能把辛苦拓印下来的纸张交给他。因为那个繁体字的“覺”（觉）字在香港街头极其罕见，寻找难度非常高。我竭尽全力与保安进行沟通和解释，告诉他我是一名专门研究字体结构的字体设计师，他们建筑门楣上的这个书法字形实在太经典、太具代表性了，我无论如何都舍不得放弃。然而对方根本不为所动，执意要报警处理。最终，趁着保安转身掏出手机拨打电话报警的间隙，我抓紧时机翻过旁边的一道矮墙，成功逃离了现场。
还有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字是“哪”字。为了找到这个“哪”字，我在香港的街头巷尾苦苦搜寻了数年之久，却始终难觅踪影。
后来我才逐渐弄明白了背后的文化原因：在传统的粤语书写和香港日常用字习惯中，人们通常不严格区分“哪”和“那”，普遍直接使用“那”字来指代疑问代词。但我始终固执地认为，自己必须在物理现实中找到那个原本带有口字旁的“哪”字。直到后来，街边新开了一家名为“哪Organic”（哪有机）的健康食品店，我路过时眼前一亮，忍不住在心里欢呼：“天哪，我终于把你给找到了！”画面中的这个字，正是从那家有机食品店的招牌上拓印下来的。
这件作品的创作形式，其实与我童年时期的独特生活经历有着极其深厚的内在联系。由于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十分贫困，家中既没有任何藏书，也没有安装黑白电视机。那么，我当年究竟是如何识字认字的呢？
每逢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的春节时节，爷爷就会紧紧牵着我的小手，挨家挨户去帮同村的邻里乡亲张贴大红春联。每走到一户人家的院门前，爷爷就会伸出粗糙的手指，指着门联上的大字教我念诵：“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我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了一个又一个汉字。这是一种融合了室外的严寒空气、红纸黑字的视觉冲击、墨汁香气以及亲情抚摸的综合性、多感官感知识字过程。直到今天，每当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穿戴的“穿”字时，我的感官知觉依然会本能地定位在空间的右上角。那种关于字的形状、颜色与物理质感的直接肉身体验，而非仅仅从教科书的印刷纸页上获取抽象符号，对我一生的认知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在很多人的眼里，“恒生银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金融商业机构名称；但当你迈开双腿真实地走到建筑跟前时，你会真切地意识到，它首先是由“恒”、“生”、“银”、“行”四个独立存在、拥有各自骨骼与温度的汉字实体所构成的空间景观。
麦当劳里的守夜人：零点二克尊严与无言陪伴
如果说《香港来信》建立起的是我与香港这座物理城市之间的血肉连接，那么接下来的第三件作品，则建立起的是我与香港这片土地上具体生活着的“人”之间的深刻羁绊。
我是在2014年移居香港的，当时在生活上很不适应；到了2015年，由于长期的文化隔阂与身份迷茫，我的不适感变得更加强烈，常常整夜整夜地受到严重失眠（Insomnia: 无法入睡或无法保持睡眠状态的睡眠障碍）的折磨。
每当深夜辗转反侧无法入睡、肚中饥饿难耐的时候，我就会独自一人走到离住处不远的24小时麦当劳餐厅坐坐。正是在那里，我注意到每到深夜，都会有大量的“麦难民”（无家可归者）聚集在餐厅内借宿过夜。
在长时间的观察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细节现象：这些在麦当劳过夜的露宿者，绝大多数并不是完全不消费的“蹭坐者”。他们往往会掏出身上仅有的零钱购买一点食物，只是因为囊中羞涩，他们无法负担丰盛的套餐，通常只会点购单价最便宜的一件单品，比如一杯几块钱的小杯可乐。
因此，他们的消费收据往往只有短短的一截；而普通顾客如果点了一份包含汉堡、薯条、可乐的完整套餐，小票上打印的文字就会多出好几行——在热敏纸的物理形态上，多出几行文字，收据的长度就会明显延伸一段。
我觉得这个微小的物质细节极其耐人寻味，于是萌生了收集这些深夜收据的想法。
可是我当时并没有香港本地的合法工作身份，不可能真正应聘成为麦当劳的正式员工。然而我发现麦当劳普通店员的工作制服样式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件普通的纯黑色短袖T恤。我想大家大概已经猜到我做了什么——我自费去街市买了一件廉价的纯黑T恤，找来金黄色的丝线，在衣服胸口的位置亲手绣上了一个金黄色的“M”标志，然后就堂而皇之地穿着它走进麦当劳去“上班”了。
对于那些在午夜过后寄宿在麦当劳的无家可归者而言，手头那张小小的收据在吃完东西后便失去了实际用处；因为到了后半夜店内基本没有新顾客进出，值班的店员通常也不会主动驱赶他们。
每当看到桌上有遗留的收据，我就会装模作样地拿着抹布走上前去帮忙擦拭餐桌，将桌上的食品包装垃圾收拾进托盘，顺手将那张轻飘飘的小票悄悄揣进自己的口袋。
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一共收集到了1259张真实的麦当劳消费收据。
由于热敏纸上的墨迹会随着时间推移和空气氧化而逐渐淡化消逝，我每天拿回收据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用高清扫描仪将它们逐一进行数字化扫描存档；随后，我找来了一台专门用来给昂贵珠宝称重的高精度电子天平（Precision Balance: 能够精确测量微克至毫克级别重量的精密称重仪器），极其严谨地称量每一张小票的物理重量。
由于那些无家可归者购买单品所产生的收据极短，上面只有单行交易信息，因此重量极轻，大约只有0.3克到0.5克；而普通顾客购买了汉堡、鸡翅、薯条和饮料的完整收据，由于纸张较长，重量通常在0.5克到0.7克之间。
这区区0.2克的微小物理重量差距，在现实社会中却宛如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冷酷地划分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存世界与社会阶层。
画面角落里展示的这两张，是整套作品中重量最轻的收据。当时因为深夜无聊，我特意将收据的四个边角折叠后小心翼翼地撕掉，最终测得的极致重量仅有0.258克。
称重完毕后，我用墨水将每张收据上记录的准确重量与消费时间，工工整整地抄写在医用纱布上。为什么我偏偏选择纱布作为承载的艺术媒介呢？因为医用纱布的质地非常粗糙、价格极其廉价，但它同时又具有包扎伤口、护持生命的坚韧生命力——这种材质的气质，与我在深夜麦当劳里遇到的那些露宿者的生存状态惊人地契合。
2018年，我在香港湾仔举办了一场专题艺术展，现场悬挂展示了其中400多件纱布作品，约占整个系列的30%。
如果仔细观察这些数据背后的规律，你会发现收据的分布清晰地折射出社会的微观变迁：每逢刮风下雨的恶劣天气，或者气温骤降的严冬，涌入麦当劳过夜的人数就会显著激增；他们在不同季节的食物选择也大相径庭，夏天他们倾向于购买冰淇淋或小杯冷饮，而到了冬天，他们则更愿意点一个热气腾腾的巧克力派或热苹果派。
在这方深夜的小小空间里，俨然构成了一个微缩的复杂社会生态。餐厅内部有着不成文的潜规则与区域划分：那些常年在此过夜的“熟客”，通常会占据光线相对昏暗、带有卡座沙发且能够勉强平躺下来的隐蔽角落；而临时前来的露宿者，则只能坐在靠近临街玻璃窗、灯光极其刺眼的硬塑料椅上，整夜只能坐着打盹而无法躺下休息。
在这些过夜的人群中，既有年过古稀的孤寡老人，也有年轻的中东裔青年，以及来自东南亚的年长女性。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其实整夜都买不起任何东西。
在长达一年的默默观察中，我用文字忠实地记录下了他们的生存百态：
曾经有一位露宿者，在餐桌上立起了一块巨大的硬纸纸板，将自己完全遮挡在纸板后面。也许是因为他无法忍受头顶彻夜不熄的惨白荧光灯，抑或是他为了维护自己最后的自尊而不想被外人窥探，以至于我整整一年都没能看清对方的真实面容与性别。
还有一个人，每天深夜都警惕地坐在角落里，一旦看到有正常顾客吃完汉堡起身离开，他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过去坐进那个还带着余温的座位上，假装自己就是刚刚消费完的顾客，以此避免被当班的店员出言驱赶。
我还曾亲眼目睹过一位衣衫褴褛的人吃汉堡的整个过程——那份虔诚与庄重的神态，仿佛他正在享用一顿至高无上的神圣盛宴。在咀嚼的过程中，汉堡里的生菜碎屑不断掉落出来，他便小心翼翼地将盛放汉堡的硬纸盒完全摊平，尽可能扩大接接碎屑的表面积，好让掉落的菜叶精准地落入盒中；随后，他又极其仔细地将盒中的菜叶一片片拾起，重新塞回汉堡里继续咀嚼；当菜叶再次掉落，他便再次重复这一动作，神情肃穆而专注。
那一年中最让我感到心酸的一幕，发生在除夕之夜。
一位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的老奶奶，颤颤巍巍地挪步走到点餐柜台前，从取餐台上拿了一个空托盘，然后缓缓走到旁边的调味品自助台，将那里免费供顾客取用的几十包咖啡冲饮糖包一把一把地装进自己的托盘里。
由于严重的脊柱驼背畸形，平常人往嘴里倒糖只需要轻轻仰头，而她却完全做不到。为了将白糖倒入口中，她必须竭尽全力将自己的脖颈向后仰折到一个近乎断裂的极限角度，整个动作极其迟缓艰难——抬起手臂、仰起脖子、撕开糖包、倒入口中，再艰难地低下头，整个过程反反复复持续了十多分钟。看着她离开后桌上遗留下的那一小堆空糖纸，我的内心受到了难以言喻的巨大冲击。
然而，在这个漫长而沉重的创作过程中，我也收获了整个系列中最温暖人心的一个瞬间。
那是春节刚过不久的一个深夜，一位经常在店内过夜、彼此之间已经有过多次眼神交会的年轻小伙子，在吃完东西后主动走过来，将手中的餐盘递交给我。当我接过餐盘翻转过来时，赫然发现他在餐盘垫纸的背面，用圆珠笔工整地写下了两行字：“祝你发财，多得好运。”
在那一刻，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一个在繁华都市的最底层艰难挣扎求生的异乡人，在自身陷入巨大困境的时候，却依然选择向身边一个看似平凡的清洁工传递出如此纯粹而深情的善意祝福。在粤语的语境里，“多得好运”代表着祈愿对方能够获得无尽的福祉与眷顾。
在推进这件作品的过程中，我曾与艺术行业内的一些策展人朋友进行过深入的交流。有策展人曾直截了当地问我：“既然你觉得这些露宿者如此可怜，你为什么不直接自掏腰包买几条面包分发给他们吃呢？”
我当时回答他说：“我认为那样做是不可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深夜的空间里，我从始至终都将自己视作与他们完全平等的同路人。如果我突然以一个居高临下的‘施舍者’姿态走上前去给他们发面包，我们之间原本脆弱而平等的心理平衡就会在瞬间被彻底打破。我就会变成高高在上的恩赐者，而他们则被迫沦为了被怜悯的受助者。我不能也不应该去居高临下地同情他们，我所能给予的最高敬意，是平等的在场陪伴，唯有如此，他们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与主体性（Agency: 个体自主思考、做出抉择并维持自我尊严的内在能动性）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况且从现实层面来看，香港本地一直有专门的慈善福利机构在深夜开展义工派餐活动。有时候我自己通宵观察后在清晨四点多困极睡去，迷迷糊糊醒来时，手中也会被好心的义工塞进一块温热的面包。
但这个尖锐的提问引发了我对艺术本质的长期思考。
我认为，艺术的核心社会功能从来不是直接、生硬地介入或改变物理世界，而是通过深刻的感性力量去实现间接改变。作为一名艺术家，如果你能够倾注全部心力将作品创作到极致，你的作品就能够深深地打动千千万万的人；而那些被艺术所触动、觉醒了同理心的人们，自然会带着这份温度走向社会，以更加多元和强大的方式去直接推动现实世界的改变——这种深远持久的涟漪效应，远远比我个人在当下随手购买几块面包要宏大得多。
吞咽时间的刻度：用极度精准重构生命的结构之美
最后，我想向大家介绍我近期完成的第四件作品——《保质期》（Expiration Date: 艺术家在长达一年内严格且仅进食当天过期食品的极限观念艺术项目）。
我于2014年移居香港，直到2024年，历经整整十年的漫长等待，我才终于正式取得了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在这漫长的十年岁月里，我每天最主要的日常生活内容就是去菜市场买菜、回家生火做饭，过着再普通不过的家庭主妇生活。在日复一日的买菜做饭过程中，我逐渐养成了一个职业病般的下意识习惯：拿起任何一件食品包装，都会不由自主地首先翻看上面的保质期标签。
在我即将跨入30岁门槛的那一年，面对人生的重要节点，我的内心不可避免地对自己走过的这三十载岁月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慨与焦虑。我很自然地将货架上那些不断流逝的食品有效日期，与自己个人生命的成长时间轴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
那一刻我陷入了沉思：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走进超市买东西吃，想吃鱼就买鱼，想吃肉就买肉，所有的购买行为全部建立在纯粹的“实用主义”（Utilitarianism: 以功利、实用与满足口腹之欲为唯一目的的行为导向）基础之上。那么，我是否有可能反其道而行之，去购买一些从实用功利角度来看完全“无用”的食物呢？
这种行为完全是为了追求一种纯粹的“美”。但这里所说的美，绝非视觉上漂亮、好看的肤浅表象，而是一种关于严密逻辑与严谨秩序的结构之美（Structural Beauty: 由纯粹的秩序、极致的精确性与逻辑自洽所构筑的崇高美感）。
我开始拷问自己：我的人生是否能够过得比以往更加精准、更加严苛、更加纯粹？
这种极致的精确与纯粹究竟该如何落地执行？我为自己制定了一条严酷的行为法则：在接下来的整整一年时间里，我在1月1日这一天，只允许自己吃保质期在1月1日当天彻底截止的食品；在1月2日，只允许吃保质期在1月2日当天截止的食品；在1月3日，只允许吃保质期在1月3日当天截止的食品……以此类推，必须严格遵守这一法则维持整整365天。
如果我严格限定自己只能进食当天过期的食品，我就必须先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把它们找出来。找到了就买下来，买下来就吃掉；而如果当天在全城搜寻无果，那么我当天就必须承担找不到的后果——彻底绝食。
在30岁那一年，我首次尝试启动这个计划，但最终以惨烈失败告终。因为在尝试的第一个月里，我翻遍大街小巷仅仅勉强找到了5件当天过期的临期食品。这种获取概率根本无法维持生存，巨大的饥饿感迫使我不得不中途放弃。
在随后的数年时间里，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这个项目的筹划。随着近些年全社会环保与反食物浪费理念的普及，香港各大连锁超市纷纷在货架角落设立了专门的“临期食品打折专区”，这为我搜寻特定日期的食品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行性。
于是在2023年，也就是我35岁那一年，我下定决心正式重启这个极端的艺术项目。
这一次，我成功了。
正如大家在展示的收据上所看到的黄色标记部分：上面的打印日期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我的购买时间，而食品外包装上喷印的有效日期，则分毫不差地与购买日期完全一致。这两个日期的严丝合缝，铁证如山地证明了这件物品确实是在保质期的最后一天被我买下并消费的。
整个执行过程极其繁复而严谨：在1月1日，我买到了一盒在1月1日当天到期的饼干，于是我当天唯一的食物就是这盒饼干；在1月2日，我买到了一袋在1月2日到期的面粉，于是当天我便食用这袋面粉；在1月3日，我买到了一盒在1月3日截止的鲜牛奶，我便在当天喝下了这盒牛奶……整整一年的时光，我就是这样机械、严密而决绝地度过的。
为了在全港搜寻当天到期的食品，我每天一早的固定路线是先扫荡离住处最近的5家大型超级市场以及2家临期折扣专卖店；如果在这些地方一无所获，我就会立刻搭乘地铁前往位于中环和金钟的核心商超；如果依然找不到目标，我便会转战铜锣湾，沿途不放过任何一家小型街坊便利店；假若依然毫无收获，我就会毫不犹豫地乘车横跨维多利亚港前往九龙半岛，甚至坐港铁南港岛线一路深入到偏远的南区渔村继续搜寻。
这件展品是我在楼下的一家临期折扣店淘到的；而这一件，则来自我住处附近规模最大的一家大型连锁超市，为了抢在其他顾客之前，我每天清晨都会赶在它开门营业的第一时间准时守候在卷帘门前。在玛莎百货（Marks & Spencer），我曾经幸运地买到过一盒当天到期的鲜鸡蛋；还有一次我找到了一瓶当天过期的啤酒，于是那一天我就只喝了那瓶啤酒充饥。
某些小型街坊超市的收银系统比较陈旧，无法开具详细的电脑收据，但收银机屏幕上会清晰显示结账时间，我便用手机将收银屏幕上的精确时间逐一拍照存证。
香港作为全球贸易与物流网络高度发达的国际大都市，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特商品。在长达一年的地毯式搜寻中，我搜集到了许多极其罕见的异域食品：比如土耳其产的红茶、埃及原装的果汁、捷克制造的啤酒、德国传统的腌黄瓜、约旦出产的腌橄榄、墨西哥风味的豆泥酱（这是整个项目里单价最便宜的一件物品，仅仅花费了1港元）、保加利亚的特产辣椒酱、印度进口的食用小苏打、乌克兰的脱水青豆，以及尼日利亚产的原生态芝麻。
在整整365天的严苛实验中，我最终成功找到了286件精准过期的食品，而剩下的整整79天——由于翻遍全城依然一无所获，我经历了整整79天的完全断食。
在我的艺术观念里，那颗粒无收的79天，同样是这件艺术作品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因为在竭尽全力搜寻之后的“一无所获”（Nothingness of effort: 付出极致努力却遭遇客观缺失的虚无），与一开始就放弃努力、无所作为的“虚无”，在精神层面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我拼尽了全部的心力与体力去寻觅，即便最终没有得到任何物质回报，这种落空本身依然具备着一种极具张力的存在感与仪式感。
回顾那段漫长的日子，在项目开展的第一个月里，最艰难的时刻我曾连续整整三天没有找到任何合规的食品，被迫连续断食三天；到了第二个月，由于运气欠佳，我再次遭遇了连续三天滴水未进的极限饥荒；而在其余的日子里，大多只是零星经历一到两天的断食。
找不到食物，就意味着肉体必须忍饥挨饿。
随着项目逐步走向尾声，我前往医院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身体健康体检。体检报告出来后，各项生化指标果然亮起了刺眼的红灯：体内的红细胞计数严重偏低、白细胞水平急剧下降，伴随着严重的营养不良性贫血和机能紊乱。然而，其中最严重的器质性问题出现在我的心脏部位。
负责做心电图检测的医生在看完波形图后，脸色瞬间变得极其凝重，严肃地对我说：“你的心电图T波异常（T-wave abnormality: 心电图上代表心室复极过程异常的波形改变，常提示心肌缺血或心肌损伤），情况非常危险。”我当时对医学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什么是T波。医生强烈要求我立刻转诊至心脏专科进行深度会诊。
我随后去看了心脏专科专家，医生仔细询问我是不是长期处于极度焦虑的精神状态中。听到这个问题，我瞬间恍然大悟。
我怎么可能不焦虑呢？因为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只要我今天找不到当天过期的食品，我就必须严格遵守规则面临断食。如果一天找不到吃的，内心就会被焦虑所吞噬；如果连续两天找不到，整夜就会失眠辗转反侧；而一旦连续三天找不到食物，整个人在精神上几乎濒临崩溃发狂的边缘。
去年，我将这件作品以展览的形式完整公之于众。大家在画面中看到的就是当年的展厅现场。
我小心翼翼地保留了这一年里搜集到的全部包装容器：里面的食物虽然早已被我吃下消化，但这些空盒、空罐和空瓶依然完好无损地矗立在那里。
每一件包装盒，都曾与我共度了独一无二的完整一天。在那特定的一天里，我和它之间的关系是极其纯粹而专注的——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我和它，我翻山越岭只为寻找它，倾其所有买下它，然后专注地将它吃掉。我认为人与物质之间能够建立起这样一种纯粹的生命羁绊，是非常美丽而动人的。
更为特殊的是，我与它相遇的那一天，恰恰是它在人类社会商品定义中作为有效合法实体存在的“最后一天”。
因此，在这件作品之中，那个印在包装上的特定时间与日期，不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计时刻度，而是演变成了一个独一无二、不可复现的生命存在证明。
那么，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时间”（Time: 在此特指当下瞬间不可逆、不可替代的独特存在体验）？
我认为，时间本质上就是我们此时此刻所身处的“当下”（The Present Moment: 唯一具有真实体验感与生命力的瞬时存在）。就像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里与台下的诸位共处一堂；而到了明天，我们就会各自天涯、彼此分散；其实根本用不着等到明天，只要稍后我的演讲一结束，我们之间的这种物理聚合就会立刻烟消云散。
这种不可替代的即时性、独一无二的唯一性，以及绝对无法回头的不可逆性，才真正构成了时间之所以动人心魄的美丽本质——而不是在于你在这个世界上究竟苟延残喘地活了多少年岁，抑或是你的物理生命有多么漫长。单纯寿命的长度，从来都不是美的本质所在。
生活即剧场：以主体性觉醒重构日常生命
回顾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四个故事，它们在底层逻辑上存在着一个极其强烈的共同母题——那就是它们全部深深植根于生命中的“失去”（Loss: 个体在存在层面对依附对象、身份认同与生命维度的剥夺与缺失）。
《母语》源于母亲过早离世带来的永恒母爱缺失；《香港来信》源于我初到陌生城市时语言不通、身份缺失带来的文化休克与生存疏离；《夜未央》源于深夜失眠漫游时，与麦当劳无家可归者之间产生的底层命运共振与时代叹息；而《保质期》则源于对人生三十而立、青春逝去的时间焦虑与生命反思。
通常情况下，当普通人在生活中遭遇不可逆转的重大生存困境时，往往只有两种常见的本能应对方式：
第一种应对方式是逃避（Avoidance: 将自身与困境在心理上完全割裂的消极应对模式）：困境客观摆在那里，而我选择躲在一旁假装看不见它，彼此之间如同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漠然置之；
第二种应对方式是对抗（Resistance: 试图凭借个体意志与现实阻碍进行强力抗衡的硬性应对机制）：苦难横亘在眼前，我必须调动一切力量去打败它、推翻它、战胜它，这种关系就像是一根垂直砸向地面的刚性线条，非生即死，充满冲突。
那么，在逃避与对抗之外，是否存在着第三种解决困境的可能路径呢？
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转化（Transformation: 改变自身感知与叙事视角，将生存困境重塑为精神财富的能动重构路径）。
当不可抗拒的生命困境轰然降临之时，事物本身的客观面貌或许就是残酷而冰冷的；但如果我主动调适自身的观察角度，转换审视世界的思维立场，原本令人痛苦不堪的困境，就会在瞬间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全新形态与精神意义。
在人类传统的文化经验中，我们通常习惯借助绘画、音乐、诗歌或电影等经典艺术媒介来完成这种精神层面的转化与救赎。然而，这些传统的艺术形式无一例外都存在着极高的专业门槛与技术壁垒。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着一种完全没有技术门槛、人人皆可践行的终极转化方式呢？
我认为是有的，那就是——生活本身。
但我在这里所强调的“生活”，与世俗概念中为了维持基本生理机能的被动生存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绝非饿了就随波逐流找口饭吃、困了就倒头大睡、缺钱了就盲目奔波劳碌的麻木生存状态。
我所定义的这种生活，必须具备高度的主体性（Subjectivity: 个体在面对存在境遇时保持自觉反思与主动塑造的自主精神），它必须是一种充满自觉意识、由内在能动性所驱动，并且完全按照严苛的审美法则与崇高标准去主动重塑、精心打磨的生命状态。
为了将这种具有高度审美自觉的生存实践，与世俗平庸的被动生活彻底区分开来，我将自己的这种生存创作方式正式命名为“生活”。
如果大家对西方现当代艺术史略有所知，一定会对“行为艺术”（Performance Art: 将艺术家的肉身作为直接表达媒介与发生现场的前卫艺术形态）这个专业术语并不陌生。
那么，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行为艺术？它的核心逻辑在于：艺术家将自己的血肉之躯彻底转化为一种精神语言，身体本身演变为了艺术发生的第一现场；自此之后，身体行进到哪里，艺术便随之延伸到哪里。
沿着这一逻辑进一步推演：我们是否有可能在传统行为艺术的身体基础之上，进一步注入宏大的生命叙事，将整个人生的日常生存轨迹，全方位重塑为艺术发生的最核心现场呢？
从那一刻起，无论生命栖息在何方，艺术便如影随形地绽放在何方。
这便是我今天想要与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分享的终极信念——以生命为画布，以岁月为刻度，活出属于自己的艺术。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