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的困惑与剥削的定义
当你每天在公司忙前忙后，对公司的业绩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你的老板却成天揣着手在那儿指点江山、用嘴干活；当你拼死拼活996，每个月到手也就万把块钱，而你的老板却年入百万甚至千万；当你到了年末才得知之前承诺好的年终奖再度泡汤，而老板此时却拿企业文化PUA你，让你感到工作更多是为了自己的成长。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感觉自己被剥削了呢？
老板成天啥活儿也没干，活儿都是打工人干的，凭什么资本家躺着赚的钱是打工人收入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难道他手里的利润不应该也有打工人的一份吗？他是不是把本应该属于打工人的劳动所得据为己有了？这种剥削难道有任何正当性可言吗？
然而，居然有人抛出断言，说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并非是不正义的。这种言论非常耸动，但也非常雄辩，值得我们好好掰扯一下。
在深入讨论之前，首先需要了解剥削的定义。剥削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说法。简单来说，剥削就是资本家把本应当属于劳动者的劳动所得据为己有了。如果用书面语言来解释，剥削就是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
那么，什么叫剩余价值？资本家又凭什么能够无偿占有工人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这就要从劳动价值论说起。
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指社会上的一般劳动者生产某件商品所需要花费的平均时间。也就是说，价值是由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人要活着，社会要发展，人就要参与劳动来创造价值。
但是，由于私有制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垄断了像机器、厂房这样的生产资料。资本家自己不用参与劳动，而是雇佣工人来劳动。资本家对于工人工资的支付并不是完全的按劳分配，而是扣除了工人们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将其作为企业的利润据为己有。
那么什么又是剩余价值呢？它与劳动价值论紧密相关，剩余价值论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劳动价值论。它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也是一种可以流动的商品。劳动力不同于机器、厂房这类生产资料商品，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虽然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一个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也就是养活一个劳动力的花费，但是劳动力这种商品却可以创造出比自身劳动力价值更大的价值。
这就是说，劳动的价值，即工人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大于养活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维持工人生计的劳动力的价值，却把工人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无偿占有了，这就是剥削。
回到之前的问题：资本家凭什么能够扣除剩余价值？因为资本家垄断了生产资料。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无法凭借自身进行生产劳动，为了维持生计，就不得不将自己的剩余劳动产品无偿转让给资本家。因此，工人这种被无偿转让的剩余劳动，本质上就是一种被强制的劳动，简单说就是被强制免费加班。
当然，资本家也有其辩解的理由：我并没有强制你加班，也没有拿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加班，我们之间是“自由地”签署雇佣合同的；你完全可以辞职不干，既然你没有辞职，那么你加班就是“自愿”加班。
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这种带有强制劳动性质的剥削，在许多人看来显然是不正义的。虽然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这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没有做出明确的伦理价值判断，但后世很多英美政治哲学家都认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不正义的，在道德上值得谴责。打工人拼死拼活996，资本家成天用嘴干活、不劳而获，而不劳而获放在任何社会和文化中通常都会被认为是不正义的。
资本家或许会辩解：我虽然没有亲手干活，但我组织生产、调配资源，难道我不配享有公司利润吗？但反对者会指出：你顶多配得上一份高薪工资，却没有权利榨取那么多的利润。活是打工人干的，产品是劳动者生产的，资本家只是在倒买倒卖，凭什么躺着赚的钱是劳动者收入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榨取的利润难道不正是从打工人的劳动所得中抠出来的吗？
对于这种看似在道德上显而易见的不正义剥削，美国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却敢于站出来批判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提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并非不正义。关于马克思剥削理论的争论，首先是诺齐克提出批判，随后美国哲学家莱曼、加拿大哲学家柯亨、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分别对诺齐克的批判做出回应，试图捍卫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这三位学者的出发点各不相同，彼此对剥削问题的看法也不一样。
诺齐克对剥削理论的反驳与婚恋市场思想实验
美国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的观点初听可能会让人感到血压升高。诺齐克以其名著《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闻名于世，该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批评和反对，堪称引战名著，也启发了大量博士论文选题。在学术圈，能够引起同行的大规模反对往往也是一种殊荣，因为缺乏逻辑的论文通常会被直接忽略；诺齐克之所以引来众多批评，恰恰是因为很多学者情感上不能接受他对马克思剥削理论的批判，但在理智上又觉得他的论述很有道理，因此必须想方设法做出更严密的论证来反驳他。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可以归结为两大支柱： 第一是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而资本家没有按照劳动者创造的商品价值付给足额工资，无偿占有了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 第二是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其实质是对劳动者的强制。因为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都被资本家占有，工人无法独立进行生产劳动，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为资本家打工、受其剥削，这构成了强制劳动。
诺齐克对这两大支柱都给出了尖锐的批判。首先是他对第二点“强制劳动”的批判。诺齐克认为，打工人进厂打工不存在任何强制因素，工人完全是出于自由选择而自愿为资本家打工的。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人表面上看确实有辞职不干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只是一种虚假的自由。因为工人不掌握生产资料，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受雇于资本家，这种“不得不”体现为工人要么自愿加班，要么失业挨饿。因此，名义上的自由实际上只有被剥削的自由，其实质是一种强制。
为了反驳这一观点，诺齐克设想了一个婚恋市场的思想实验来证明工人其实是自由的。假定全世界只有26个直男和26个直女，分别命名为男A到男Z，以及女A到女Z。他们都处于适龄单身状态，都需要寻找结婚对象。在婚恋市场上存在客观的价值排序，有些人特别受欢迎，有些人则不那么受欢迎。假定字母表的顺序就代表了婚恋市场上每个人受欢迎程度从高到低的排序。
按照常理，每个男人都想和女A结婚（例如女A是林志玲这样的大美女），每个女人也都想和男A结婚（例如男A是吴彦祖这样的大帅哥）。但结婚必须双方你情我愿。你想和林志玲结婚，林志玲不一定想和你结婚，她与其他女性一样，最想和吴彦祖结婚。于是，最终的配对局面自然形成：男A和女A配对，男B和女B配对，依此类推。
在男B与女B配对时，你不能说男B心里其实更想和林志玲结婚，但最终不得不和女B结婚，因此男B是被逼迫与女B结婚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虽然男B最终看似不得不选择女B，但他依然是自愿选择与女B结婚的。因为女A拥有正当的权利（rights）去拒绝和男B结婚。否则，只要一个人没有得到自己最理想的选项就声称自己是被逼迫的，这在逻辑上是荒谬的。
再看排在最后的男Z。他面临两个选项：要么和女Z结婚，要么打光棍。表面上看他是不得不和女Z结婚，实际上相比于女Z，他更想和前面所有25位女士结婚，但那25位女士都行使自己的权利拒绝了他。你不能怪罪那25位女士无权拒绝男Z，她们完全有这个权利。因此，最终男Z选择和女Z结婚，依然是一种自愿的选择。
诺齐克将这个思想实验从婚恋市场延伸到了劳动力市场。婚恋双方换成了劳方与资方。婚姻需要双方情愿才能达成合作，劳动力市场上同样需要劳资双方共同签署雇佣合同才能达成合作。排在末位的劳方Z，如同面临要么与女Z结婚要么打光棍的男Z一样，面临的局面是要么选择给资方Z打工、拿取市场上最低档的工资，要么面临失业。如果男Z选择女Z是一种自愿选择，那么劳方Z选择给资方Z打工同样是一种自愿选择，其中不存在任何强迫成分。如果认为自己是被逼迫给资方Z打工，就如同在责怪林志玲为什么不愿下嫁给自己一样。
针对诺齐克婚恋市场的思想实验，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反驳：诺齐克的思想实验没有说到点子上。工人之所以受到强迫，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为了劳动谋生就必须给资本家打工并接受剥削，生产资料私有制才是导致剥削的根本原因。
面对这一反驳，诺齐克提出了第二个思想实验。设想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其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主，社会中绝大部分企业由全体员工共同所有。全体员工通过投票共同决策，企业利润由全体员工共同分享。在这种公有制企业中，显然不存在剥削。假定这个社会中同时存在少数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主为了吸引劳动力，给工人开出了更高的工资。一部分原先在公有制企业工作的员工为了追求更高收入，跳槽去了私营企业。
此时，不能说这些去私营企业打工的人受到了剥削，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受到强迫——他们随时拥有留在公有制企业工作的选项。他们自愿放弃公有制企业而选择私营企业，完全是一种出于自愿的自由选择，没有任何强迫因素。
进一步假定，公有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效益逐渐下滑，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为了更高的工资跳槽去私营企业，直到最后公有制企业全部消失，整个社会仅剩下私有制企业，而工人的工资水平保持不变。那么请问，在这个完全由私营企业构成的社会中，是否存在剥削？
诺齐克认为显然不存在。因为既然在公有制企业与私营企业共存的社会中不存在剥削，那么基于人们自发自愿跳槽演变而成的全私营企业社会中，同样不存在剥削。通过这一论证，诺齐克试图说明生产资料私有制本身并不会必然导致对劳动者的剥削。
在此基础上，诺齐克进一步追问：工人真的完全不掌握生产资料吗？在现代社会，很多打工人拥有充裕的现金储备，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手头积蓄颇丰。他们完全可以自行投资购买生产资料去创业，从而摆脱被剥削的境地。但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没有选择创业，而是依然选择给别人打工？
风险承担、利润来源与真正剥削的所在
这就引出了诺齐克对劳动价值论的直接批判。按照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企业的利润是资本家未付足额工资、从工人剩余价值中扣除出来的部分。
诺齐克反问：企业利润真的来源于工人的劳动吗？工人付出的劳动越多，生产出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吗？假如有工人加入了一家专门生产“缺一条腿的椅子”的工厂，工人哪怕每天拼死拼活996，难道生产出来的缺腿椅子就越有价值、企业主剥削出来的利润就越多吗？
又比如，某家工厂生产老式的翻盖大砖头手机，机身沉重，技术含量和工艺复杂程度并不低，在现代工厂里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同样不少。工人们成天996辛勤生产，拿到的工资却很低。如果工人质问企业主：“按照劳动价值论，我们每天高强度劳动，企业利润应该极高，为什么工资这么低？”企业主只能无奈回应：“你们好歹每月还有固定工资可拿，而我在2023年投资生产这种淘汰产品，已经亏得血本无归了。”
辛苦本身并不值钱，辛苦对了方向才值钱。工人的劳动体现为具体的辛劳，但在诺齐克看来，企业家才是那个负责让工人的辛劳找对方向的人。而找对市场方向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甚至具有博弈的性质。因此，企业的利润并非来源于工人的劳动，而是对企业家承担风险的回报。企业利润实质上是企业家承担市场风险赢得的收益。
企业主确实不需要亲自在流水线上制造产品，但投资生产什么产品、采用何种款式规格，必须由企业主最终拍板，因为他必须承担投资失败的全部后果——赢了收获丰厚，输了可能一无所有。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究竟是生产带物理按键的手机还是全触屏手机，是只做电商平台还是自建仓储物流，明年流行红帽子还是绿帽子，卖甜豆腐脑还是咸豆腐脑，事后看来似乎都是历史的必然，但身处决策当下的创业者没有任何现成答案可以照搬，必须凭借自身的洞察力、眼光、胆识乃至运气来做出抉择。
统计数据表明，创业的成功率极低，五年存活率往往不足5%，超过95%的企业在成立五年内走向倒闭。这就容易产生幸存者偏差：人们只看到了市场上极少数创业成功的老板呼风唤雨、享受高收益，却忽略了绝大多数创业失败者不仅颗粒无收，连最初投入的厂房、设备等本钱也彻底赔光。有的创业者通过贷款创业，欠下巨额债务；有的甚至变卖房产创业，亏损惨重。
打工人输了顶多失去工作，不至于倒赔本金；而创业失败则需要承担真实的资产损失。风险与收益成正比。当企业家承担了巨大风险并最终获得成功时，他理应有资格占有企业的利润。而雇员不承担资本亏损风险，因此只能拿固定工资，没有资格分享企业利润。
反过来看同样成立。雇员的收益与风险相对应：当企业亏损时，雇员依然能够旱涝保收地领取固定工资，企业主不会要求雇员吐出之前发放的工资来分担企业亏损。如果等到企业盈利时，员工又声称利润是自己创造的、要求分一杯羹，在诺齐克看来，这就是既不承担亏损风险又想分享成功利益的“既要又要”。
诺齐克进一步指出，相比于每个人都作为个体户独立承担市场风险，加入企业为雇主打工对普通劳动者而言往往是一种更友好的制度安排。因为多数人厌恶风险、追求稳定。为什么许多手头有资金储备的打工人依然选择打工而非创业？正是因为他们追求稳定性。这是劳动者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自主做出的选择。他们自愿加入企业，将市场风险转嫁给了企业主：打工的收入或许没有成功创业那么高，但胜在稳定旱涝保收。在公司亏损倒闭时，员工不需要赔偿公司资产，可以换一家公司继续工作。
基于此，诺齐克认为劳动价值论从根基上存在偏差：辛劳本身并不创造客观的市场价值，对方向的判断和风险的承担才是利润的根源。如果劳动价值论不成立，那么建立在其之上的剩余价值剥削理论也就失去了依托。
如果否定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诺齐克是否认为现实中存在剥削？回到剥削理论的两大支柱，如果将剥削理解为强制劳动，诺齐克并不否认剥削现象的存在，但他认为剥削并不发生在企业主与工人之间。
诺齐克反将一军，提出了一个核心拷问：如果强制劳动构成剥削，那么真正的剥削究竟在哪里？在诺齐克看来，真正的剥削存在于政府向公民征税——特别是向富人征收累进税以补贴穷人福利的过程之中。
在诺齐克看来，如果一个人的财富是通过正当途径获得的，是建立在自由选择和市场自愿交换的基础之上，没有盗窃、抢劫或欺诈，那么此人就对这笔合法财产拥有绝对所有权，任何机构都无权强行剥夺。
这一观点的基石在于诺齐克政治哲学中的“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概念。自我所有权意味着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个体对自己的人身能力以及凭借自身能力创造出的劳动成果拥有排他的绝对所有权。如果承认自我所有权，那么政府通过税收强制将一个人的财产转移分配给他人，实质上就是强制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劳动，其本质就是强制劳动，也就是剥削。诺齐克的这一逻辑反推，恰好借用了马克思批判剩余价值的算账逻辑：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剥削，那么在逻辑上也应当反对用于再分配的转移性税收。
总结诺齐克的立场：他并非赞同剥削，若将剥削定义为强制劳动，他也反对剥削。但他反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理由有二：第一，工人进入企业工作是自由自愿的契约行为，不存在强制；第二，劳动价值论不成立，利润源于企业家对不确定性风险的承担，而非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相反，企业家合法获取的利润被强制征税用于社会再分配，在诺齐克眼中反而构成了真实的剥削。
诺齐克在出版《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引发学术界震动后，面对各方学者的密集批判，选择不予公开回应，转而投身于其他哲学领域的研究。要反驳诺齐克的理论，单纯进行情绪化宣泄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在哲学和经济学逻辑上给出更有力的论证。
莱曼对劳动价值论与时间统治的辩护
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美国哲学家杰弗里·莱曼挺身而出，对诺齐克的攻击展开正面回应。诺齐克的反驳主要聚焦于剥削理论的两大支柱——劳动价值论和强制劳动，其中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动摇了剥削理论的根基。因此，捍卫剥削理论的首要任务就是捍卫劳动价值论。
不仅是诺齐克，许多现代经济学家也对劳动价值论提出过质疑。但莱曼指出，劳动价值论的核心精髓并不在于解释特定市场上特定商品的特定价格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必须严格区分一般原理与特殊情况，即区分“一般劳动价值论”与“特殊劳动价值论”。
所谓一般劳动价值论，是指劳动时间是衡量产品价值的唯一根本标准，这里的价值指的是产品作为人类劳动产物本身的根本价值，属于一般宏观层面的抽象原理。而所谓特殊劳动价值论，则是指在具体市场环境中，某种特定商品表现出来的具体价格。具体价格不仅受劳动时间影响，还受到供求关系、市场竞争、投机炒作等短期复杂因素的干扰。
莱曼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心是一般劳动价值论，它关注的是商品作为劳动产品背后的根本价值逻辑，而非用于期货炒作或具体价格波动的预测工具。在一般意义上，产品作为产品的根本价值由人类劳动时间决定，这一原则依然成立。
确立了一般劳动价值论后，再审视资本家是否存在对打工人的剥削，答案是明确肯定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通过剩余劳动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并不归工人所有，而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意味着一个人无偿占有了另一个人的劳动产品。
根据一般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因此，占有一个人的劳动产品，本质上就意味着统治并占有了这个人的劳动时间。在莱曼的定义中，剥削的核心就在于工人的劳动时间被资本家无偿占据。这一论断不仅是一个客观事实的描述，本身也蕴含着强烈的道德价值判断：剥削之所以是不正义的，正是因为剥夺并占据他人的劳动时间是不正义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与自我实现的追求。例如，一个人的理想可能是成为一名哲学家，他本应当将宝贵的时间投入到阅读、思考和写作中，通过智力劳动实现自我。然而在现实中，为了谋生，他的大部分劳动时间都被绑定在流水线上拧螺丝或在电脑前敲代码，年复一年，最初的人生抱负只能荒废。
与此同时，资本家却能够利用被占据的劳动时间去实现自身的人格发展与人生理想。企业家渴望成为改变世界的领袖，但这种理想的达成建立在占有成千上万工人劳动时间的基础之上。工人在流水线上日夜劳作，沦为帮助企业家实现宏伟蓝图的工具。当企业家因推出划时代产品（如iPhone）而功成名就、被尊称为“乔帮主”并接受万众景仰时，流水线上真正组装手机的工人们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与生理重压。走向极端的往往不是承担投资风险的企业家，而是被当作工具使唤的普通劳动者。
因此，剥削的不正义性不仅在于金钱分配的多寡，更在于它损害了人的自由与主体性。剥削强行占据了个体本可用于自我发展的生命时间，将人异化为工具与机器。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揭示的，人不是机器，不是工具，也不是奴隶。
打工之所以让人感到痛苦，根源往往不在于工资绝对值的高低，即使企业开出相对优厚的高薪，剥削与异化依然存在。打工的真正症结在于自主性的丧失。劳动者在工作中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必须服从资本家的指挥调遣，在各种KPI、OKR考核以及管理层PUA的话术中机械运转，实质上沦为一台高技能机器。
资本家通过剥夺打工人的自由来实现自身的自由。企业家的愉悦体验很大程度上不仅来自积累剩余价值，更来自于发号施令、调度资源、让下属按其意志行动的支配感。在会议室中部署战略、指点江山，而领受薪水的员工只能附和顺从，这种支配他人的权力感促使许多管理者不知疲倦地投入工作。归结到莱曼的核心观点：剥削就是资本家占据了工人的劳动时间，剥夺了劳动者本可实现自我价值的时间，损害了人的自由，因而具有根本的不正义性。
针对诺齐克关于“工人拥有辞职或创业自由、未受强制”的抗辩，莱曼进一步捍卫剥削理论的第二大支柱——强制劳动。
诺齐克主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拥有辞职、跳槽甚至创业的自由，资本家没有使用武力强迫工人免费加班，合同签订基于自愿。但莱曼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对工人的强制不同于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皮鞭式的显性肉体强制，而是一种隐性的强制——莱曼将其命名为“结构性强迫”（Structural Force）。
结构性强迫并不是由某个资本家个体通过直接暴力手段实施的。现代企业管理者往往呈现出温和文明的公众形象。结构性强迫也不专门针对某个具体个人，而是通过一整套制度化、结构化的机制设计，在统计学意义上整体性地作用于特定的劳工阶层。这种机制使整个阶级置身于特定的生存境况中，该境况中的各种约束条件综合作用，使得该群体大概率只能做出符合资本生产需求的行为。
为了通俗地阐释结构性强迫，可以观察城市中外卖骑手闯红灯的现象。外卖骑手频繁闯红灯，并不是因为他们素质低下或不懂交通法规，也没有任何平台管理人员直接下令要求骑手违反交规。相反，外卖平台的规章制度往往明确要求骑手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规，甚至公开宣称闯红灯是骑手的个人自愿行为，与平台无关。
但显而易见的是，平台算法设计了精密的奖惩机制：在规定时限内送达有奖励，超时则面临扣款惩罚；每日跑满一定单量有额外补贴。在这套结构化机制的驱使下，即便没有人在背后拿刀逼迫，骑手们在面临现实利益与生存压力时，也会“自由自愿”地选择铤而走险闯红灯。
结构性强迫的核心特征，正在于它恰恰是通过个体的“自由选择”来发挥强制作用的。表面上平台倡导守法，但底层的激励结构引导个体做出了违背自身安全的举动。
广大打工人的处境同样如此。表面上劳动者拥有辞职、跳槽、创业等多种自由选项，但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计件工资、社会保障体系、员工期权、考核机制等一系列精密构建的结构性制度，促使劳动者在现实权衡下，“自由自愿”地选择受雇于资本家并接受剥削。即便许多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发放失业救济金的社会福利制度，这种宏观结构依然在持续维系着劳资雇佣关系的运转。
福利制度与结构性强迫套餐
福利制度看似给广大打工人增添了新的可供自由选择的选项：你要是不想加班的话，可以辞职去创业；如果你既不想创业又不想加班，还可以辞职去领救济、吃福利。这看起来仿佛又多了一个选项，雇主似乎也没有逼着你加班。
但是莱曼指出，这些所谓的福利制度，看似是给打工人添加了一个新的选项，实质上依然是结构性强迫套餐中的一个环节。什么叫领救济呢？领救济只是为了维持一个人的基本生存。就算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给的失业救济很高，但再高也不可能高过去打工出卖自己劳动力挣得多。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打工人面对的真实局面只有两种：要么给企业主打工，日子过得很惨；要么领救济，过得更惨。然后社会告诉大家，你们来自由选择吧。
形式上的自由与实质上的自主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在这种结构性强迫下的打工人所拥有的自由，只是一种虚假的自由，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而非实质上的自由。这些所谓形式上的自由，也只是在理论上可行，但实质上打工人太难了，除了做韭菜之外，打工人根本很难实现其他选项。
那么，这种实质上的自由是什么呢？也就是自主性（autonomy），也就是能够自主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工人被剥夺了这种实质上的自由，被剥夺了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能力，沦为了实现资本家人生目标的工具人。这也就是剥削最本质的定义。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打工人被剥夺了实质上的自由，但莱曼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却要努力制造出这么一种假象：从表面上来看，工人并没有被强迫接受雇佣关系，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契约是自由自愿达成的。这种实质上是强制但表面看起来自由的假象，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编织的一场骗局，这也是资本主义最可恨的地方。
虚假自由的意识形态幻象
资本主义总是宣扬自己是一种自由主义。它的说辞是：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完全不拥有自己的劳动力；在封建社会中，农奴不完全拥有自己的劳动力；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广大工人阶级完全拥有自身的劳动力了，打工人是完全自由的，以此标榜资本主义的先进。
但其实，资本主义的可恨之处就在于，从本质上来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底层机制是一样的，都是强制劳动。然而资本主义还把这件事情包装成工人自由选择的结果，给广大打工人塑造了一整套打工人是自由的意识形态幻象。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的强制是物理强制，直接限制人身自由；而资本主义的剥削不是物理上强制你干活，而是通过一套观念和制度让你自愿加班，形成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局面。这种欺骗性正是资本主义最可恨的地方。
马克思当年早就看穿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耍的这种小把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这相当于是“被迫自由地”出卖了自己的劳动力。莱曼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大任务就是要揭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给人塑造的这种虚假自由的幻象，让广大打工人意识到：你并不是自愿加班的，你就是被强制劳动的；你的剩余劳动时间就是被免费霸占了；你实现人生目标的自主性就是被剥夺了；你就是不自由的，你就是一个工具人。马克思主义的一大任务就是要揭穿这种虚假自由，因为说到底，剥削最本质的定义就是对人的强迫。这就是莱曼对为什么剥削是不正义的回答，同时也是对诺齐克攻击剥削理论两大支柱的回应。
G.A.柯亨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介绍完莱曼的看法，接下来出场的是加拿大哲学家G.A.柯亨（G.A. Cohen）。柯亨是一位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很多其他当代的英美政治哲学家——他们虽然研究马克思主义，但都不敢公开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柯亨则是少有的敢于公开声称自己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英美政治哲学家。柯亨出生在魁北克的一个父母都是共产主义者的家庭之中，自小对共产主义深信不疑，认为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是必定要实现的。
下面来看笃信马克思主义的柯亨是如何来批判剥削的。为了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诺齐克对剥削理论的一大支柱“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批评。想要为剥削理论做辩护，就必须为劳动价值论做辩护。莱曼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柯亨也同样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
莱曼的应对措施是把劳动价值论分为两个层面：一般劳动价值论与特殊劳动价值论。莱曼认为我们只需要关注一般劳动价值论就行了。说到底，莱曼的策略就是忽略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面向，而只需要看劳动价值论的伦理学面向，因此推导出剥削就是资本家占据了工人的劳动时间，剥削损害了人的自由，所以剥削是不正义的。
但柯亨对劳动价值论的处理方法和莱曼很不相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归根结底是一个经济学理论，它必须要能够准确解释事实，也就是商品价值的形成机制。莱曼不能说它对事实解释得准不准确不重要，抛开事实不谈只看伦理学那一面。在谈价值判断之前，必须先把事实问题搞清楚，先问是不是，才能问好不好。柯亨采取的策略是正面硬刚，直面劳动价值论所面临的问题，不躲避；如果劳动价值论在描述事实方面出了bug，就硬碰硬地去修复这些bug。对劳动价值论的重构，不是为了绕开它，而是为了抢救它。
柯亨对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哲学式重构
柯亨作为一位分析哲学家，本身就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学派的创始人。他在《劳动价值论与剥削概念》这篇论文中，通过分析哲学的方法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重构，采取1.1、1.2、1.2.1、1.2.1.1这种条分缕析的方式来分析劳动价值论，把三句话就能说明白的道理拆成几十页进行严密推导。这种大卸八块式的分析哲学方法虽然显得特别繁琐稀碎，但也展示了分析哲学的严谨性。
劳动价值论用一句话说，就是写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里的经典定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劳动价值论作为剥削理论的支柱，意思是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价值；结合剩余价值论，就是工人创造出来的价值中，有一部分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于是构成了剥削。
柯亨用分析哲学的方式做了一个剥削论证：
- 命题1：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是劳动价值论最根本的前提，柯亨称之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严格学说”。
- 命题2：劳动且只有劳动创造了价值。由命题1推导出来，即常说的“劳动创造价值”，柯亨称之为劳动价值论的“通俗学说”。
- 命题3与命题4：由剩余价值论推导而来。剩余价值论是一种特殊的劳动价值论，也是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推论。
- 命题5：工人创造出的产品的价值大于他拿到的工资。由命题2、命题3、命题4共同推导出来。
- 命题6：资本家占有了剩余价值。
- 命题7：劳动者受到了资本家的剥削。由命题5结合命题6推导出来。
剥削理论与剩余价值论的解耦
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捋清楚逻辑之后，劳动价值论就被抢救回来了吗？并没有。柯亨在其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命题3、命题4和命题6是由剩余价值论推导出来的，而剩余价值论又是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推论，但柯亨表示，剩余价值论并不能从劳动价值论中推导出来。想要得到命题7这一结论，其实并不一定非得依赖于剩余价值论。
于是柯亨给出了一个更简洁的论证： 前面两个命题保持不变，依然是由命题1（严格学说）推导出命题2（通俗学说）。但此时不需要引入剩余价值理论，只需要引入一个常识——命题8：资本家占有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由命题2结合命题8，就可以推导出命题5以及命题9（资本家占有了一部分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最终依然推导出了命题7（劳动者受到剥削）。
柯亨这样做的意思并不是不认可剩余价值论，而是认为把论证基于更广泛、更自明的常识，就更不容易受到攻击。哪怕把剩余价值论摘出去，依然能够推导出工人受到剥削的结论，这说明论证的逻辑更有韧性。
严格学说与通俗学说的内在冲突
这个简洁版本的论证是否把劳动价值论抢救回来了呢？依然没有。柯亨发现里面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命题1并不能推导出命题2。所谓“劳动创造价值”的通俗学说，无法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严格学说中推导出来；它只有在很偶尔的时候才符合严格学说，而在多数时候是违反严格学说的。
按照马克思的严格学说，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具体而言，一件商品在一定时间T内拥有一定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在T这段时间内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也只有在T这段时间内，这个商品的价值才可以得到解释。比方说，100年前生产一把锤子需要8个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经由爷爷传给爸爸再传给我，拿到今天的市场上去卖，肯定不值8个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为今天半个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能生产出来。一部iPhone 6S今天值多少钱，不能拿它8年前刚上市时的价钱来说事。
由此可以推导：商品的当下价值只取决于当下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取决于当时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不取决于当时生产它所实际花费的时间。命题a不等于命题c，因为个体劳动者有生产效率和能力的差异；命题a也不等于命题b，因为存在科技进步等因素的影响，过去很费劲才能生产出来的商品，现在可能很轻松就能生产出来。
由严格学说推导可知：过去的劳动与一个商品当下的价值是无关的，因为过去的劳动并不符合当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如果承认通俗学说（劳动创造价值），过去的劳动也是劳动，就必须和价值有关。这就产生了矛盾：严格学说与通俗学说是不兼容的。如果通俗学说是对的，就会推导出一个荒谬的结论：一般人用当今的3D打印技术一天能生产3个锤子，某个人又笨又不肯用先进技术，3天才能生产1个锤子，那么他生产出来的锤子就具有更多价值。这显然是荒谬的。因此，通俗学说不能从严格学说中推导出来，抢救宣告失败。
混合学说的缝合尝试及其破产
柯亨接着搜集了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补救方案，试图把通俗学说和严格学说不一致的地方进行修补缝合，提出了混合学说，即命题10：当且仅当工人的劳动是社会必要的劳动时，他才创造价值。这样就把由于效率低下而多做的不必要劳动给摘出去了。
然而这依然没有抢救成功。柯亨发现命题10虽然排除了命题c（个体效率差异），但并没有排除命题b（科技进步导致过去的劳动不创造当下价值）。
柯亨继续缝合，提出了混合学说2，即命题11：当且仅当工人在产品出售时所完成的劳动量会成为社会必要劳动的量，他才创造了价值。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把时间因素找补回来。
但这依然没能挽救劳动价值论。柯亨指出，命题11乍一看好像能从严格学说中推导出来，因为严格学说能推导出命题12（如果所花费的劳动时间量在产品出售时会成为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量，那价值就是由所花费的劳动时间量决定的），而命题12看似能推导出命题11。柯亨认为，命题1确实能推导出命题12，但命题12却推导不出命题11。
柯亨用了一个类比：命题12推导出命题11，就像“命题12’推导出命题11’”。命题12’是：如果今天的气压和昨天的气压相等，那么今天水银柱的高度是由昨天的气压决定的；命题11’是：昨天的气压决定了今天水银柱的高度。很显然，命题12’推导不出命题11’。如果一个数值m与另一个数值m'有因果关系，并且m'=m''，那么m的数值确实可以从m''中推导出来，但不能说m''的变化就可以解释m的变化。今天的气压和昨天的气压相等只是偶然，并不是必然联系。同理，工人在产品出售时所完成的劳动量等于社会必要劳动的量，也只是一种偶然，不能根据这种偶然来缝合通俗学说与严格学说。混合学说是错的，通俗学说也是错的，劳动并不一定创造价值，劳动价值论的抢救再度失败。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通俗学说错了，为什么不直接只守着马克思钦定的严格学说呢？柯亨认为不行，不能没有通俗学说。因为如果没了通俗学说，严格学说就不能接地气地做出剥削论证。严格学说认为商品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命题1），若要解释现实中的商品价格波动，就必然会提出命题13：商品在市场上的均衡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交换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在均衡市场中价格等于价值。将命题1与命题13结合，就会推导出命题14：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均衡价格。
显然命题14是错误的，严重不符合生活现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也论述过“价格偏离价值”的现象。如果命题14是错的，那么要么命题1错，整个劳动价值论崩塌；要么命题13错，劳动价值论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无法解释现实经济现象，变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同义反复。为了保住命题1的正确性又不使其沦为空话，才必须引入命题2（劳动创造价值）来接地气。然而通俗学说与严格学说存在根本矛盾，无法被缝合，基于劳动价值论无法有效做出剥削论证。
柯亨动用了分析哲学的严密工具拆解重构，依然无法解决劳动价值论的诸多内在bug。因此柯亨得出的结论是：弃用劳动价值论。
柯亨的“朴实论证”与自我所有权前提
柯亨虽然弃用了劳动价值论，但他并没有否认剥削理论，他坚信工人确实受到了资本家的剥削，并且认为剥削论证并不需要以劳动价值论为前提。为了抢救剥削理论，柯亨在《劳动价值论与剥削概念》论文最后，提出了一个不依赖于劳动价值论的全新论证——“朴实论证”（plain argument）。
朴实论证的前提是命题15：劳动者的劳动生产了有价值的产品。它不再讨论价值是由什么创造的这种抽象问题，而是立足于自明常识：劳动者生产出了有价值的产品。再结合命题8（资本家占有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推导出命题16：劳动者获得的价值小于他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因此资本家占有了劳动者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价值，所以劳动者受到了剥削。
然而柯亨在论文结尾依然感到拿不准，总觉得朴实论证不够给力。因为朴实论证虽然逻辑成立，但它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资本家占有了劳动者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价值，构成了剥削。但这本身并不能说明这种占有是不正义的，资本家凭什么就不能占有这部分价值？
柯亨认为这里缺少了一个未明说的隐含前提。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一书中，柯亨揭示了这个前提：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拥有“自我所有权”。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人对自己身上的能力（包括劳动力）以及依靠劳动力创造出来的产品拥有绝对所有权，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以自我所有权为前提，劳动产品应当归劳动者所有；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工人不得不将部分劳动产品无偿转让给资本家，本属于工人的劳动时间被无偿剥夺，构成了对自我所有权的侵犯。当资本家让工人免费加班时，就是强制占有了属于工人的劳动时间，相当于对工人的“盗窃”和“抢劫”。马克思在《资本论》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也多次指出资本主义剥削是对工人的盗窃。柯亨认为，包括莱曼乃至马克思本人在内，剥削理论最根本的隐含前提正是自我所有权。
马克思主义者的两难困境
意识到这一点后，柯亨感到十分苦恼。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发起猛烈攻击的诺齐克，其哲学的根本前提恰恰也是自我所有权。左派的马克思主义和右派的自由至上主义竟然共用了同一个前提。
如果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的前提是自我所有权，就会让马克思主义者陷入两难困境：
- 如果反对诺齐克，就必须反对自我所有权；但一旦否定自我所有权，建立在其上的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就会土崩瓦解。
- 如果捍卫自我所有权，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 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制度变成不正义的。因为在福利国家中，有收入的人被迫无偿拿出部分收入转让给穷人，按照自我所有权这就是对劳动者的剥削。一个失业者没有工作因而没有被资本家剥削，但领了救济金反而成了剥削纳税人的剥削者。马克思主义者显然不能接受这一结论。
- 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也将变成不正义的。按需分配给个人的房子、车子是别人的劳动成果，无偿分配给他人同样侵犯了生产者的自我所有权。
- 面临“出身干净的资本家”难题。有些资本家没有依靠原始积累，而是三代贫农出身，靠省吃俭用和个人能力开工厂、办饭馆逐渐做大。如果属于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产品不可剥夺，那么凭借个人勤奋聪明做大的干净资本家就没有道德瑕疵。如果资本主义是错的，那么这种资本主义就是对的，这让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直接陷入困境。用柯亨的话说，马克思主义者相当于被自己制造的炸弹炸飞、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柯亨面对诺齐克的攻击，本想抢救劳动价值论，结果不仅把劳动价值论分析废了，还推导出了自我所有权，把马克思抢救成了诺齐克。柯亨在中文文集中被冠以《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的书名，形象地反映了这种状态。柯亨出身共产主义家庭，在1972年读到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手稿后，受到巨大冲击，从教条化的社会主义迷梦中惊醒，开始长达二十年的理论反思与智识挣扎。出于学者的真诚，他指出了传统理论的困境。
转向平等：约翰·罗默的分析视角
柯亨依然坚信剥削客观存在且不正义。既然基于自我所有权和自由维度的批判走不通，就必须换一个赛道。莱曼从自由的立场出发认为剥削伤害了自由，但在柯亨看来这本质上依然依附于自我所有权；柯亨认为剥削之所以不正义，是因为它伤害了人类的另一根本价值——平等。
沿着平等主义批判剥削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约翰·罗默（John Roemer）。罗默同样不同意从自由角度批判剥削。莱曼认为剥削最难受的是像机器人一样丧失自主性，但罗默认为剥削不正义归根结底就是钱的问题。罗默指出，打工人在形式上确实拥有自由，感觉被PUA了可以辞职走人，而之所以没有炒掉老板，根本原因不在于被强制或结构性强迫，而在于“家里没有矿”。如果资源平等分配、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亩三分地，谁也不会给谁打工。因此剥削的根源在于分配不平等，在于生产资料的原初分配不平等，资本家霸占生产资料而打工人一无所有。
在劳动价值论问题上，罗默受到柯亨影响，直接承认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创造价值的因素是多样的。但罗默认为剩余价值的转移是真实存在的，他将其称为“技术意义上的剥削”。
罗默指出，技术意义上的剥削只是一种事实描述，其本身并不直接构成不正义的价值判断，除非它关联到不平等的初始财产分配。
例如：一个家里有矿的富二代小青年，为了让生活充实，开着宾利去一家新创的二次元文化小公司上班体验生活，而创业老板每天骑共享单车。小青年每天按点打卡、加班，其剩余价值确实被老板占有了，在技术意义上构成了剥削。但由于小青年的家产远超公司总资产，这种剥削不能被判定为不正义。
反过来，有时即便没有构成技术意义上的剥削，现实中却是不正义的。例如：一个贫病交加的工人，因为身体原因，劳动力水平完全达不到平均标准，其劳动创造的价值甚至不足以补偿维持其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根本不存在剩余价值。然而在饥寒交迫中，老板依然要求他每天来上班。
剥削的不正义性与初始财产分配
但是，由于他根本没有创造剩余价值，在技术意义上老板并没有剥削他。但是请问，我们能说这就是正义的吗？显然这是不正义的。
说这些例子就是想表明：剩余价值转移确实是存在的，剥削确实是存在的，但剥削本身并不一定就是不正义的。关键就在于它是否和一种财产的不平等的初始分配有关。所以说来说去，说到底，剥削问题的根源是不平等的初始财产分配。
而且注意，是初始财产分配。罗默为什么要强调是初始分配呢？因为罗默要强调，这个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性的，并不存在什么凭借自我所有权所积累出来的资本。这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一个人的财富状况并不取决于自我奋斗，而主要取决于历史的进程。
为什么罗默会认为一个人的财富状况主要取决于历史的进程呢？他主要就是要反对所谓的“出身干净的资本家”的说法。就比如说诺齐克就会说，有些人的财富是通过正当途径获取来的，是没偷没抢、没有坑蒙拐骗而得来的干净钱，那么他就有资格拥有这些财富。那罗默会反问：真的是干净钱吗？或许你这一代没偷没抢，但是你祖上能把这些钱留给你，他们当年是怎么得到这笔财富的呢？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到马克思老师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所谓原始积累”这一节讲述的内容。马克思讲述了通过圈地运动和其他抢劫等方式进行原始财富积累的历史。马克思写道：哪有什么祖传下来的干净钱？哪有什么田园牧歌式的原始资本积累？所谓的原始资本积累都是充满着血腥和暴力的。
这时候就会有资本主义的辩护者跳出来说：咱话也不能说得那么死，好不好？咱承认有些资本的原始积累确实是充满血腥和暴力的，但是咱也不能一棍子都打死，毕竟就是会有一些出身干净的资本家。就像之前柯亨那一part提到的，就是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省吃俭用省下来的本钱，然后把买卖给做大的资本家。这些人的财富积累并不是靠着血腥和暴力，而是依托比如说时间偏好率、企业家才能以及对风险的承担，或者就是单纯凭借运气才获得的财富积累。你罗默不能说靠这些干净的方式发财也是不正义的呀。
那罗默会坚定地说：根本不会存在什么出身干净的资本家，资本家的出身都是不干净的。因为所有这些看似干净的发财方式，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思老师所说的“血腥的原始积累”之上。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罗默对这些所谓的出身干净的资本逐一给出了反驳，指出这些所谓干净的发财方式都是历史进程的产物。
反驳时间偏好率：延迟满足背后的阶级与环境
首先，对于所谓省吃俭用省下来的本钱这种说法，意思就是有些人在时间偏好上看得更长远，懂得延迟满足，而不是及时行乐。
罗默认为，所谓不同的人的时间偏好率不同，这并不是一个人的自主选择造成的，这也是历史进程的结果。简单说，穷人家的孩子更难做到延迟满足。
我们这里可以为罗默补充一个心理学实验，就是棉花糖实验。这个实验大家都听说过，就是有些小朋友为了15分钟以后拿到第二块棉花糖，就能做到忍住不吃眼前这颗棉花糖；但是，有些孩子就没有这个延迟满足的能力。实验发现，影响小朋友延迟满足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的家庭收入。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更难做到等待第二块棉花糖。
其实这其中的原因也并不难推测。出身贫困家庭的孩子，生活物资是很紧张的，吃了这顿就没下一顿了。如果眼前的这颗棉花糖不赶紧吃掉的话，很可能就会被兄弟姐妹们抢走。所以贫困的处境使得穷人不得不放弃长远的打算，这都是环境使然。
甚至一些遗传学的研究表明，贫穷甚至是可以遗传的。贫穷虽然不会写进基因里面，但是贫困的生活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基因表达，而基因表达是可以遗传的。
种种研究都说明了——我们说回到罗默那里去——所谓人的时间偏好率的区别，并不是一个人的自主选择，而是环境使然，是历史的进程。穷人家的孩子身上背负了太多本不属于他们的历史包袱；而之所以你能够忍住不吃掉眼前这颗棉花糖，是因为你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里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出身干净的资本家。你以为你是靠勤劳节俭致富的，但是你的勤劳节俭本身，就是你家祖上血腥的原始资本积累的产物。这是对时间偏好率的反驳。
反驳企业家才能与风险承担说
接着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又说了，有些出身干净的资本家是凭借自身卓越的企业家才能才发的财。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发现了其他人没能发现的生产方式和劳动组织形式，他们发现了商机，当机立断做出了正确的投资决策，而利润就是对他们的企业家才能的回报。
对于这一点辩护，罗默首先承认企业家才能为公司的利润是有贡献的。但是，罗默提出这种所谓的企业家才能也是历史进程的产物。所谓对科技商业形势的判断、管理才能、领导力，这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孩子才有机会从小得到学习锻炼的，哪有什么三代贫农白手起家的故事呢？那些企业家在自己成功了以后，总喜欢说自己是出身于普通家庭。试问，真正穷人家的孩子，哪儿有什么机会去表现什么企业家才能呢？所谓企业家才能的施展，本身就是先前的初始分配不平等的产物。
而且，所谓企业家才能本身并不配得超额利润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企业家已经赢得名声了。你乔布斯、马斯克已经被人尊为神了，那你还有什么权利既要名声又要财富呢？你口口声声都说要改变世界了，那你干嘛还要抢夺富士康工人的剩余价值呢？
那么资本主义的辩护者接着又说：好好好，咱就算不谈什么企业家才能，咱就是说，资本家获得利润就是对承担风险的回报。就比如说诺齐克就会说，工人不愿意冒险，而资本家是愿意冒险的人。所谓的企业利润或者说剩余价值，就是工人应当向资本家支付的保险费。就是企业家冒了风险，从而使得工人有保障得到稳定的工资，从而在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所以工人就需要向替他们承担风险的资本家交点保护费。
那罗默就会说，谁说工人不敢冒险的？许多工人也是愿意成为企业家、也是愿意去冒险的呀。但他们之所以没有这么做，还是历史进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像你们这些二代、三代们，又有本钱，又有社会关系，上面又有人。表面上好像创业看起来是一个 fair play，但是没有这些先有资源的人去创业，几乎就是注定失败的。
而且，谁说工人承担的风险就比资本家更少了？这真是过惯了富裕日子的资本家不知道啥叫生活的险恶了。工人面临的风险可比资本家大多了。工人如果失业了、生病了，或者去创业失败了，他就直接流落街头了；而那些二代、三代们创业失败了，家里面拾掇拾掇还能拾掇出好几个亿。资本家游戏玩输了，顶多也就是去美国乡下买个大别墅养老去了。
反驳运气说与剥削视角的转向
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又接着说：好好好，咱不谈勤劳、不谈才能、也不谈风险，咱只谈运气。咱就是说，那些因为运气好而积累到财富的人，这总该是出身干净的资本家了吧？这总算没毛病了吧？
那罗默会说，一个人最重要的运气莫过于继承权，也就是你出身在什么样的家庭里面。你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里面，一出生就财务自由了，你以为是你运气好，你以为爱笑的男孩运气不会太差，但这依然是历史进程的产物。是你祖上积的德——哦不是，是你祖上败的德。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你祖上替你坑蒙拐骗。
罗默认为，运气的不平等也是一种不平等，这也是不正义的。因为那些交到好运的人没有做过任何事情去证明他有资格得着这份好运，交到厄运的人也是。就比如说，有人天生就是盲人，那么他就该着是个瞎子吗？其他不是天生失明的人就有义务去支援他。那么同理，有些人交到好运而得到一笔财富，这样因为运气而产生的财富也应当属于所有人。在运气面前，没有自我所有权，没有人有权利声称因为运气而得到的财富就属于他自己。
罗默对这些资本主义辩护者提出的辩护做出了逐一的反驳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就很好地避开了之前提到的诺齐克给马克思主义者挖的坑了。
首先，出身干净的资本家的难题就解决了：就是没有出身干净的资本家。那些所谓的在道德上无可指摘的方式获得的资本，实际上都与他们祖上最初的不公正的初始资产分配有关。
其次，福利制度和按需分配的坑也避免了。之前提到了，如果按照传统的对剩余价值的定义方法，领取救济的失业者反而成了剥削者了。但是如果从平等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剥削的话，从富人身上抽税分配给穷人就是天经地义的。因为那些因为所谓勤奋、才能、风险、运气而得来的钱并不是自我所有的，这些本来就不属于他们自己。
这就是罗默对于剥削问题的看法：剥削之所以是不正义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平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初始分配。这种初始分配的不平等，进而导致了财产分配被累积为代代相传的巨大的不平等。
研讨会总结：四位哲学家的观点梳理
说完罗默的看法，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剥削问题研讨会的会议总结。本期大问题节目我们分享了四位哲学家关于剥削问题的争论。简单总结一下：
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的两大支柱是劳动价值论和强制劳动。
诺齐克对这两大支柱分别提出了批评。他首先通过两个思想实验论证工人并未受到强制，打工人打工是自由自愿的。第二，诺齐克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错的，劳动本身并不创造企业利润，企业利润是对企业家承担风险的回报。在此基础上，诺齐克认为如果强制劳动是不正义的，那么再分配的福利制度就是不正义的，因为这侵犯了人的自我所有权。
对于诺齐克对剥削理论的批判，莱曼做出的回应是：首先他重构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价值论的精髓是一种一般原理，也就是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剥削的不正义性就体现在资本家无偿霸占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这是对人的自主性的侵犯。剥削之所以是不正义的，因为剥削损害了人的自由。对于诺齐克提出的工人是自由的说法，莱曼的回应是：工人们受到的强迫是一种结构性的强迫，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有的自由只是一种虚假的形式上的自由，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恰恰就在努力编织工人是自由的这么一种幻象，这正是马克思主义需要揭穿的骗局。
柯亨通过分析哲学的方法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细致分析，但最终发现，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并不能有效做出剥削是不正义的论证。此外柯亨还发现，剥削是不正义的这种价值判断之所以能够得出，其中已经隐含了一个根本的前提，那就是自我所有权。但是，这立即就会遭遇到难题，因为这与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共用了同一个理论前提，那么这就会给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两难的困境，而且最终也会遭遇所谓出身干净的资本家的难题。因此最终柯亨呼吁，我们应当放弃以自我所有权为前提来论证剥削的不正义性，从自由转向平等。
罗默就是从平等主义出发来批判剥削的。首先，罗默认为剥削本身只是一个事实性的描述，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概念，它本身并不自带价值判断，除非它和不平等的初始财产分配相关联。剥削只会是富人对穷人的剥削。罗默特别强调初始分配的不平等，因为罗默认为那些所谓出身干净的资本家，实际上都与他们祖上最初的不公正的资本初始分配有关。这样就把之前因为自我所有权而挖出的出身干净的资本家的坑给填上了。
今天介绍的这四位哲学家关于剥削问题的争论，你认为谁的看法更有道理呢？或者，你有没有你认为更好的解决方案？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在视频下方评论区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