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高校落马潮与湘雅医学院的沉浮

大家好，我是小戴，欢迎来到第六百三十二期参考信息。眼下，大学录取通知书已经在路上了，但是湖南的两所高校却迎来了小小的尴尬。湖南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公告，因为学校情况发生变化，南华大学和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调整了录取通知书的签发人。其中，南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签发人之所以做出调整，是因为该校校长夏坤在七月二十八日官宣落马。此后，录取通知书的签发人改为南华大学党委书记唐中阳。

南华大学是在二零零零年，由原核工业部所属的中南工学院与衡阳医学院合并组建而成，是湖南省属的公办重点本科高校。被查的校长夏坤今年五十五岁，本科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同样在二零零零年，原湖南医科大学与长沙铁道学院、中南工业大学合并组建为中南大学。夏坤在获得中南大学遗传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后，在中南大学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担任了十几年的副主任和主任职务。二零一九年，夏坤出任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常务副院长；二零二一年四月，跨校出任南华大学副校长；二零二六年十二月，转正担任南华大学校长。他主要从事人类遗传性疾病的家系收集以及遗传基础研究，曾获得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九七三项目首席科学家等诸多学术荣誉。

而在夏坤被查之前的大约二十多天，也就是七月三日，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张卓华官宣被查。张卓华此前也担任过南华大学校长。张卓华现年六十二岁，同样毕业于湘雅医学院的前身湖南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多年，随后前往比利时和美国留学。一九九八年，张卓华回国，进入了前面提到的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二零零八年九月，他出任中南大学校长助理；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升任中南大学副校长；二零一六年五月，跨校出任南华大学校长。张卓华是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领域的国际知名科学家，长期致力于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和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俗称老年痴呆，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分子病理机制研究。可以看出，张卓华和夏坤的任职轨迹极其相似，因为张卓华年龄大半轮，他的各项任职时间都要早几年。

在近年来的高校反腐风暴中，南华大学已有多人被查，而两人成长并长期任职的中南大学同样是地震不断。七月二十三日，中南大学原副校长郭学义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郭学义是在去年十二月被官宣落马的。而在他官宣被查的前两个月，卸任中南大学校长已有八年多的张尧学也被查。张尧学在二零一一年十月至二零一七年五月期间担任中南大学校长。在此期间，郭学义历任中南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主任、人事处处长等职。二零一六年七月，郭学义升任中南大学副校长，成为中管干部。此次官方的双开通报中，特别指出郭学义存在为谋取职务提拔向有关人员行贿等行为。

这一连串的高校反腐案件，令人唏嘘的还有湘雅医学院的衰落。在我国医学界，以往一直有“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的并称，湘雅医学院曾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与医疗地位。然而在近年来的全国学科评估中，唯独湘雅医学院在两轮国家双一流学科评比中全部落选，更不用说同北京、上海等地的其他顶尖医学院相比了。此外，根据统计数据，自二零二五年以来，全国至少有九十一名高校领导落马，其中有五十六人曾担任学校的党政一把手。光是今年以来被查的高校党政一把手，就已经达到了十九人。这表明高校领域的反腐力度正在持续加大，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正在被逐步清理。

高校改革新动向：保定学院“院改系”与同济终身制破冰

在关注完高校反腐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组高校内部改革的动态。近日，保定学院变更了其二级教学单位的名称。除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保持不变外，其他所有二级学院全部改回了“系”的称呼。例如，原本的文学院改为中文系，文物与博物馆学院改为历史系，生物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改为生化系。对于这一调整，保定学院招生办回应称，此次院系更名与专业裁撤没有关系，主要是为了落实上级下发的工作要求，可能与二级教学单位现有的办学规模有关系。

公开资料显示，保定学院目前设有五十五个本科专业，全日制在校生约一万五千多人。如果按照原有的二级学院设置来平均，每个学院的办学规模大约在千人左右，部分学院的实际办学规模确实不大。比如，原有的文学院设有汉语言文学、书法学、秘书学、汉语国际教育四个专业，共有教职工五十七人；而原文博学院则设有历史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两个本科专业，仅有二十七名教职工。

事实上，中国高校的二级教学单位原本都统称为“系”。后来，一些高校根据学科发展的实际需要，陆续开始设立多个学院，并在一个学院下辖若干个系。这种架构与国际通行的院系设计基本一致。然而，这也让不少办学层次不高的地方学校跟风效仿，纷纷将原本的“系”改成了“学院”。这其中，绝大多数学校只是由原来的系“原地翻牌”而来，实际上并没有进行任何学科的交叉组合，教学、科研和师资力量依然照旧。唯一的实质变化是，系主任的头衔变成了院长，听起来更加好听，但也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混淆。由于名实不符，上级与下级、校级与院级之间的关系经常让外人分不清。甚至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诸如“湖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建筑工程学院”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套娃式”称呼。有些学校觉得升格成学院还不过瘾，还要进一步设立“学部”，但其内部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关系并未真正理顺。因此，近年来包括大连理工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又陆续撤销了一些学部，重新分设为若干个学院。

相比于在机构名称上改得更加务实，同济大学则开始向高校传统的编制终身制动刀子了。日前，同济大学下发了《关于开展二零二六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为强化聘期目标责任制，学校对专业技术职务实行聘期考核管理，不再签订长期聘任协议。根据新的规定，在二零二六年之后，原有体系中的预聘岗位人员需要每三年进行一次考核，而常聘岗位人员则需要每六年进行一次大考核，并且每三年进行一次中期考核。

与历史上的评聘制度相比，同济大学此次改革最大的变化在于，一方面允许对部分达到特殊标准的人员免于考核，以保障顶尖人才的科研自主性；另一方面，则是彻底取消了长期聘任协议。这一举措被舆论普遍解读为，哪怕是拥有编制的在岗教师，如果无法达到学校规定的考核条件，未来依然有可能面临不被续聘、转岗或者降级处理的后果。其实，实行教师岗位聘期考核制度的大学在全国已经不在少数，同济大学之所以在此刻再度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是因为最近网络上传出该校部分传统职称序列的在岗教师面临因考核未达标而不予续聘、转岗或降级处理的消息。这也让许多人开始讨论：高校教师全员“非升即走”或定期考核优胜劣汰的时代，是不是真的要全面到来了？

地方行政机构规范化：整治称谓虚高与层级整顿

与高校内部的“学院改系”、“学部撤销”等精简程序相呼应，多地地方政府近期也在大力要求规范机关内设机构的名称。一批原本以“处”命名的科级内设机构被全部改回为“科”，以“科”命名的股级内设机构则改为“股”，对应的领导职务也同步进行了规范。

近期，江苏省的淮安市、无锡市、扬州市、南通市等多地地级市的下辖县市和多家市直单位，相继做出了这一机构规范调整。比如，淮安市商务局的原“综合处”更名为“综合科”，“财务处”更名为“财务科”，对应的“处长”和“副处长”职务名称，也同步更名为“科长”和“副科长”。此外，扬州高邮市、淮安涟水县等多个县级行政区的政府部门内设机构，也纷纷将原有的“科”改回了“股”。

这种规范整治并非江苏省所独有。早在二零二零年，江西南昌就曾出台过专门的规范性文件，明确要求市直党政群机关凡是科级内设机构，一律不得以“处”命名，坚决防止机构“占虚名”和“戴高帽”。

回归法定的机构名称，不仅是公权力外在标识的严肃体现，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行政组织法强调机构编制管理的法定原则，即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刚性约束。我国《公务员法》明确规定，机关应当依照确定的职能、规格、编制、限额、职数以及结构比例，设置本机关公务员的具体职位，公务员的职务也应当对应相应的级别。《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中也明确指出，各级政府不得擅自设立、撤销、合并行政机构，或者擅自变更其规格和名称。中央编办更是多次重申，各级机构的名称必须真实反映其行政规格，绝对不得擅自升格或者滥用各种称谓。

在现实中，机构称谓虚高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其中既有历史习惯的影响，也有某些地方和单位的虚荣心理在作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机构改革中，部分地方曾自行拔高了一些机构的规格。虽然在后来的编制清理整顿中，实体的行政级别和编制规格得到了纠正，但将机构称呼“拔高一级”的习惯却在民间和部分机关内部保留了下来。同时，也有一些地方和单位认为，名头叫得大显得有面子，在跨部门或对外沟通时“好办事”，似乎只要机构在名义上获得了升格，话语权和资源便会自然而然地向这些虚高的头衔倾斜。还有部分基层单位出于招商引资、对外业务对接等考量，刻意使用了上级机关才配拥有的机构称谓。

然而，机构名称的随意拔高，比如“科”自称为“处”、“处”自称为“局”，很容易导致行政层级和法定秩序的混乱，严重破坏了国家行政组织的严肃性与权威性。这让人不禁联想到，我国近年来最著名的“科长”，大概就是当年在面对中央电视台镜头询问时“一问三不知”的河北武安市发改局工业科科长马科长。如果按照严格的行政规格和较真原则来划分，县级市局下属的内设机构负责人，其法定称呼其实应该是“股长”而非“科长”。而辽宁辽阳市早前曾酝酿出台关于“取消科长否决权”的政策，这里所指的“科长”到底是法定意义上的科长，还是在基层行政体制中实际承担具体审批职责的“股长”？这些被统称为“科长”的基层干部在实际运行中到底握有多大的权力？关于这些问题，我会在接下来的充电视频中为大家细细分解。

开发区体制改革动真格：国家级经开区摘帽与地方合并潮

除了机关内部的机构整治，各地开发区的体制改革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动真格。商务部日前公布了二零二五年度国家级经开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结果。根据《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动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此次考核评价中排名靠后的广东街东、河南濮阳、内蒙古呼伦贝尔、辽宁营口、黑龙江大庆共五家经开区，正式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

虽然国家级经开区此前也有过被“摘帽”的先例，但像这次一次性有五家开发区被勒令退出，其规模和力度都远超以往。回顾历史，在二零二零年初，甘肃酒泉经开区因为连续两年在商务部的考核中位列全国倒数后五名，被国务院批准摘帽，成为了自一九八四年国家级经开区制度设立以来，首个被“红牌罚下”的成员。时隔一年之后，宁夏石嘴山经开区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被“退群”。此外，曾在二零一二年底获批升格为国家级经开区的黑龙江绥化经开区，如今也已经不在国家级名单之中。

这一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始于二零一六年。当时商务部发布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办法》，规定每年对全国所有国家级经开区进行统一考核，对连续两年排在最后五名的，将报请国务院批准后予以退出。但在早期的实际运行中，考虑到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以及地理位置的客观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国家级经开区由于基础较好，基本没有太大的退出压力。然而，二零二一年新修订的考核评价办法进一步加大了倒逼和惩戒力度。新规按照东、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分类考核和排名，同时显著增加了退出的频次：凡是连续三年内有两次进入本地区最后五名的经开区，都将被纳入降级备选名单。商务部会根据其两次考核的平均得分，分地区严密提出降级建议名单，报经国务院批准后执行退出。

在地方层面上，全国各地的开发区“撤并潮”也正在加速演进。辽宁省近日宣布，去年以来，全省的省级经开区数量已经从九十二家压减至七十一家，撤销合并了二十一家，下一步还计划再撤销二十八家，整体数量几乎面临“腰斩”。重庆市则将全省的一百零六个工业园区砍到了五十个；河南省将原有的二百八十八个开发区整合为一百八十四个；而浙江省的力度最大，直接将全省的一千零五十九家各类开发区整合压减到了一百三十四家，缩水幅度接近九成。

回想当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负责监督成员国之间各种贸易协议得到执行的国际组织）之后，外资快速涌入，各地政府争相建设开发区、高新区和工业园区。这在当时确实成为了地方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引擎。然而到了二零零三年，全国各类开发区的数量一度膨胀到了六千八百六十六个，平均每个县就拥有二点四个开发区。随后，国家层面开展了大力清理整顿，将数量压减到了一千五百六十八个。但在过去的“唯GDP论”和“土地财政”驱动模式下，开发区数量在许多地方依然是有增无减，甚至夸张到了“乡乡建区、镇镇建园”的地步，一个地级市内部就能冒出十几个工业园。

这种盲目扩张直接导致了相邻园区之间的产业定位严重撞车。为了争抢投资项目，各地园区不得不陷入极其内卷的招商恶性竞争中，通过拼土地价格、拼税费减免优惠、拼财政补贴等手段来吸引企业。到头来，地方政府不仅赔本赚吆喝，还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在今天的财政状况和人口形势下，过去那种“给个政策圈块地、然后依靠卖地和举债进行盲目开发”的粗放发展模式，显然已经彻底行不通了。

地铁运营财务困境：涨价潮与成本控制的现实选择

与开发区的收缩相类似，城市基础设施领域也传来了新的调整信号——又有城市的地铁要准备涨价了。上海市发改委日前发布公告，定于九月七日召开听证会，就优化轨道交通票价机制方案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此次调整主要针对地铁票价，将有二十三人参加听证会，其中包括消费者十二人，消保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代表各一人，专家学者两人，以及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国资委、财政局、久事集团代表各一人，申通地铁集团代表两人。

上海地铁上一次进行票价调整还是在二零零五年。当时，上海地铁将原有的“零到六公里以内两元，六到十六公里以内三元，十六公里以上每六公里增加一元”的计价方式，调整为了目前的“零到六公里以内三元，六公里以后每十公里增加一元”。在二零零五年，上海的轨道交通网络尚未完全成型，处于线路里程快速增加、客运流量爆发式增长的阶段，部分线路的高峰期拥挤问题非常突出。

然而二十一年过去后，上海地铁已经全面迈入了“存量运营”阶段。随着新增线路的边际效益出现递减，二零二五年上海地铁的日均客运量为一千零一十八点零六万人次，相比二零二四年下降了百分之一点二六。尽管有政府的公共财政补贴作为支撑，但随着新线路相继投入运营，早期建设的老线路也陆续进入了大修期，设备维保和更新需求集中释放。而这些庞大的资金需求在财务上不再属于建设投资，而是被直接计入了日常运营开支，导致地铁公司的日常财务压力不断加大。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申通地铁集团的工作人员陈照今年曾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委外运营成本的分析和思考》的文章。文章以上海地铁为例指出，在目前的地铁运营成本中，人工成本的占比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因此，如何有效降低人工成本，已经成为地铁运营企业缓解财务压力的首要选择。事实上，上海地铁已经尝试在部分车站推行站务委外（Outsourcing: 外部服务外包）以及安保、保洁业务委外，以此来降低日常运营成本。在去年，上海地铁就曾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员优化，主要对象为五十岁以上的老员工。

随着地方财政压力吃紧，“建得起、养不起”正在成为整个地铁行业的共同困境。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平均每车公里运营收入为十八点零七元，而平均每车公里运营成本却高达三十五点二八元。入不敷出已经成为了行业的基本共识，导致不少城市在近期相继上调了票价。例如，昆明地铁在去年四月执行了新票价，通过缩小跳档计价间隔实现了二零一二年开通以来的首次调价；而二十年未调价的重庆地铁，也通过缩短起步价里程的方式变相调整了票价；同样二十年未调价的广州地铁，也计划于今年十二月完成票价机制的优化。

其实，早在二零二三年底，广州地铁集团和公交集团就曾联合调整过票价优惠方案，将原本的“每个月乘车满十五次后享受六折优惠”改为了“满八十元打八折、满两百元打五折”的累进制优惠。这在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次变相提价，而今年将要调整的则是地铁的基础票价。此外，从去年底以来，包括宁波地铁四期、深圳地铁十八号线、延伸到惠州的十四号线以及苏州地铁四期等多个项目，都纷纷爆出了暂停建设或未能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的消息。这说明中央在审批新的地铁建设规划时，对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和后续运营红利的审核正在变得愈发严格。

住房公积金制度升级：覆盖灵活就业与拓宽提取范围

在民生保障和消费政策方面，近期也有了新的动向。七月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明确指出，要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从而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

此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表示修改条例的目的在于更好满足缴存人的多元化住房需求。此次条例修订主要有三大亮点：

第一，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新条例明确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这意味着，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今后也将被正式纳入到公积金的制度保障范围中，能够像企业职工一样享受公积金的低息贷款和相关福利。

第二，拓宽了公积金的使用和提取范围。将以往主要局限于购房和租房的用途，进一步拓展到了“修房”和“养房”。缴存人今后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的装修、支付日常物业费，以及既有住宅的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支出。

第三，强化了公积金的数字化服务能力建设，积极推动跨区域的互认互贷，提升缴存人在异地使用公积金的便利度。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静对此表示，当前我国的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正在快速增长。因此，及时完善公积金的缴存机制，扩大制度的覆盖面，对于帮助这些新市民解决基本的住房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年以来，各地政府已经加快了探索公积金多元化用途的步伐。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过六十个城市对公积金政策进行了优化和调整，分别从贷款额度提高、首付比例降低、提取范围放宽、覆盖群体扩大以及服务模式创新等多个维度发力，旨在通过政策松绑来进一步释放居民的住房消费潜力。

住宅火灾救援争议：消防通道与小区设计维护的反思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两起近期引发社会广泛讨论的住宅火灾事故。一起发生在湖南长沙，一栋高层住宅突发火灾，不幸造成了四人死亡、两人受伤的惨痛后果；另一起则发生在江苏连云港，火灾发生时，一对母女由于避险不及不幸从四楼窗户坠落，导致其中的女童不幸离世。

在现场救援的视频曝光之后，网络舆论围绕救援过程中的技术细节产生了大量的争议。例如，部分网民质疑消防员在现场使用水枪对准坠楼人员喷水是否合适，以及为什么没有在楼下及时铺设消防救生气垫等。连云港当地的消防部门随后对部分质疑进行了回应，由于具体案情复杂，我们这里不对现场的救援技术细节展开争论。

不过，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在很多应急救援场景中，某种救援手段往往同时存在着“救人收益”和“新增风险”。放在法律层面进行理性的评判时，不能单凭最终的结果去倒推消防人员是否存在工作过失。法律上的判断标准，主要应当考量现场所采取的救援方案是否符合行业操作规范、现场是否存在其他更为安全且可行的替代方案，以及救援人员是否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但在这场悲剧的背后，有一个关于小区设计与日常维护的细节却非常值得我们反思。根据救援人员的回应，消防车到场后发现，被困人员所在的窗户下方全部是绿化带，并且绿化带中间还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一排变电箱。这导致现场根本不具备铺设消防救生气垫以及使用举高车、云梯车等重型装备进行高空作业的客观物理条件。

在这起火灾中，至少消防车还能开进小区的大门。但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许多小区因为采用了所谓的“人车分流”设计，或者由于私家车乱停乱放占用消防通道，导致在发生火灾时，体积庞大的消防车连小区大门都开不进来。在当下的“大维护时代”，城市基础设施的日常管理、老旧小区的安全维护，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隐患和细节确实是越来越多了。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