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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趋势：就业心态的冷热变迁

昨天，放宽报考年龄后的首场国考举行，共283.1万人参加，参考率约87.4%。参考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74:1。每年都会有人裸考弃考，但近年来弃考率逐渐下降，今年是2019年以来最低。报名阶段共有371.8万人通过资格审查，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98:1，过审人数与竞争激烈程度均创新高。最热岗位竞争异常激烈。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实际参加考试与计划数之比（74:1）接近往年的过审与计划数之比，这说明当前就业形势下，求稳的心态加剧。今年，一些35周岁以上的大龄考生首次加入国考队伍，他们既感恩政策给予的机会，也担忧年龄会削弱竞争力，担心拼不过年轻人。

另一场国家级大考——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报名人数也已公布，为343万，连续3年下降。任何社会现象的演变都难以保持线性增长态势，会随着政策、经济和社会多重因素交互影响而波动。2007-2008年及2013-2015年间，考研报名人数曾出现回落。不过，2015年起又快速增长，2023年达到474万的高峰。2024年减少36万，2025年继续降至38.8万，而此次又减少了45万。不同层次高校对报考的冷热感受不同，名校深造需求依然旺盛，专业冷热差异也很大，传统文科、管理类专业降温明显，工科、理科等领域则保持相对稳定甚至略有上升。

总体而言，过去很多学生为规避风险，将考研视为相对安全且可行的“避风港”，现在这类盲从的“水分”被挤出，一些没想清楚的人放弃了。同时，学费上涨、学制调整、住宿成本增加，共同推高了读研的总成本。再加上研究生学历在就业市场中的稀缺性已不复存在，学生开始用更务实的眼光衡量读研的投入产出比。

未来就业图景：新兴产业与数字化新机遇

近日，央视“品牌强国工程”播出的美团广告引发热议，该广告称外卖是一份能随时欣赏沿途风景的工作。虽然是广告，但在国家级媒体播放，被大众解读为是否是一种就业导向宣传。严格来说，这也没有几个月前媒体集中报道“年轻人兼职送外卖是带薪减肥加解压”来得更夸张。

接下来5年还有哪些就业机会？新华每日电讯日前表示，中国就业市场正站在结构性重塑的关键节点。新华深读栏目记者采访了相关部委人士、企业负责人、行业专家、教育工作者，解读了就业规划建议，并从10个维度勾勒了中国就业市场的变化和机遇。

一是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核聚变、脑机接口、超深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例如，低空经济领域无人机操控员就缺口100万，还有各类设计师、工程师、无人机装调检修人员等。

二是数字经济。AI淘汰传统岗位的同时，也催生了一大批高附加值的新职业。过去汽车工厂以装配、焊接、检修为，如今需要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运维员等。

三是服务领域。包括数字化服务类的用户体验设计师、短视频运营师，体验经济类的沉浸式娱乐策划人员，以及社会服务类的家庭收纳顾问等。

四是灵活就业。包括网约车司机、家政服务员、分装打包毛绒玩具、社区咖啡店员、外卖骑手、网络主播、内容创作者等。

五是跨境领域。跨境电商对小语种人才需求强烈，需要熟悉当地消费习惯、法律环境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国际贸易人才，以及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仓储管理等）人才。

六是田间创业。例如新农人、农创客。目前，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1200万。越来越多大学生、城市白领带着技术资金返乡入乡，涌现出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等新职业。

七是文化产业。例如短剧编剧、VR/AR开发工程师、城市文旅IP运营经理、AIGC动画制作员、虚拟场景策划师等。

八是老龄定制，即养老服务，包括长期照护师、护工等。

九是绿色职业，例如储能电站运维管理员、绿色建筑设计师、光伏产业人才。

十是区域就业。人才流动趋势将从“孔雀东南飞”、扎堆北上广，转向全域共融，跟着产业地图迁徙。规划建议强调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将带动县域就业圈兴起，覆盖制造、物流、电商、文旅、养老等多业态。

老龄化社会：议定监护的挑战与完善

2024年，中国死亡人口1093万，预测2061年将达到1900万的高峰。但我国传统普遍重视“死后安葬”而不重视“死亡过程”，老年人死亡质量总体不高。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日前点出这个问题，呼吁完善议定监护制度，提高临终前生活质量。

议定监护是指一名成年人，可以与近亲属或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监护人，在其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监护。议定监护起源于1954年美国弗吉尼亚州创设的持续性代理权制度，后被欧洲和日本效仿。核心在于运用老人自己的财产照顾自己。2000年的调查显示，50岁的美国人过半数都启用了持续性代理权。

我国议定监护发展缓慢。2024年，全国遗嘱库登记总量中，孤寡老人仅占5.83%，且集中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多数老人及社会对议定监护缺乏了解。制度设计上，虽然2012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都规定了议定监护，但停留在原则层面，缺乏具体操作规定。家庭结构变化导致许多老人没有满足条件的亲属，自然人监护缺乏专业能力，长期依靠道德，也不可靠。另一方面，受限于法律资质和信用体系，大部分社会监护机构不如老人长寿。再就是监督方面，权责不清，实践中，法院、民政、居委会等各部门之间推卸责任。

吴玉韶建议，将碎片化的议定监护政策上升到体系层面，同时鼓励地方先行先试。例如，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上海，11月实施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条例》明确规定，议定监护协议除了进行公证，还可以请村、居委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见证现场情况。同时，强化民政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这在法律尚未完善的情况下是个很大的进步。

2020年，上海有个案子：88岁独居老人马某将300万房产存款等移赠给小区水果摊主刘某。马某妻子未婚未育的独子先于他去世，而刘某平常对他颇为照顾。2017年，双方在公证处的见证下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约定马某离世后财产赠与刘某，刘某负责马某的吃穿住行、医疗、养老等抚养义务。马某去世后，他妹妹和外甥起诉刘某，主张协议无效，最终被法院驳回。

跨境社保：港澳居民的内地养老新选择

社保参保的扩面提质迎来一股意外的生力军——香港市民到广东买养老保险或医保，成为新潮流。截至今年9月，超过34万港澳居民在广东参加养老、工伤、失业保险，较2021年底增长超80%。截至2024年底，近10万名65岁及以上香港老人在广东定居。购买内地养老保险的香港市民大概分两类：一种是来内地长期居住工作，社保关系随之转移；另一种是在香港工作，但选择为晚年增加一份保障，他们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或直接加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一些参保者认为，广东医疗资源更充裕，看病、购物、住房等成本低了不少，能够体验“香港挣钱内地花”。广东省医保局披露，截至2023年7月，累计20.68万和13.39万港澳居民参加居民和职工医保，较2018年分别增长22.74倍和1.58倍。政策端也支持这种互通。《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于2020年实施，允许在内地就业人员以及办理居住证的学生等非就业人员缴纳养老保险，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后，享受与内地参保人同等待遇。广东人社厅还在香港设立了7个社保服务点，提供跨境办理。

香港没有统一的全民养老金制度。其保障体系第一支柱包括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金、高龄津贴等，保障低收入老人基本生活、医疗及住房权利。第二支柱是强积金（MPF），18至65岁雇员和企业强制缴纳月薪的5%，存入个人账户，由第三方基金公司投资运营，退休后一次性领取，这是最主要的养老保障，覆盖率近乎百%。第三支柱是个人商业储蓄计划，包括年金计划、安老按揭和延期年金、银色债券等。

香港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人均预期寿命连续多年位居全球最高。港府鼓励跨境养老以分担资源压力。1997年就推出“广东计划”，允许符合条件的长者在广东养老时，继续领取综援、补助金及公共福利金。2005年扩展到福建。2014年起，“广东院舍住宿照顾服务试验计划”启动，由社会福利署资助，老人在内地养老机构的食宿、护理及医疗费用，现已覆盖8个城市、24家养老院。预计2046年，每三个香港人就有一个65岁以上。香港没有统一的退休时间，银发打工族普遍存在，各领域都有超过退休年纪的长者仍担任重要职位，还会邀请健康老人进入长者中心服务更年老的长者。

数字治理乱象：“僵尸APP”与形式主义病灶

近年来，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问题引发关注，其中存在负面效应。随着中央整治形式主义力度加强，近期多地开始“大扫除”，各类“僵尸政务APP”小程序及一些离谱的乱象浮出水面。其逻辑是：各部门开发自己的政务APP，数据越多、内容越丰富、互动频率越高，越能显示“积极作为”，从而争夺上级注意，获得更多支持与资源。

西部某县农业部门为获得国家“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名额，聘请第三方技术公司开发了集虫害检测、农机服务、播种、收割、烘干于一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成为数字农业示范基地。但平台并未被农户高频使用，仅被农业部门用于监测耕地“非粮化”和防止农机服务商骗取国家补贴。技术公司70%的收入来自政府的技术服务费。

华中某省社区网格员负责摸排和帮扶困境儿童。当地困境儿童录入系统中，上级下达考核指标要求有10个困境儿童，但辖区实际只有5个，于是不得不将一些租房的流动儿童也算进去。某“河长”为了完成政务APP对每日巡查次数、地点、时长的要求，把手机绑在小狗腿上，让它替自己完成巡查轨迹定位。

电商平台上为政务APP“买水军”早就是一门生意，经营着拉新店铺。客服表示，都是真人扫码推广，不实名的每人1元到1.2元；若限制注册用户地区，成本会更高些，有的地方甚至要每人17元。还有些地方陷入“月减越多负”的恶性循环。西部某县将基层减负视为“压力工作”，停用几乎所有政务APP甚至解散微信群，导致工作效率大为降低。中部某省从省级层面下发了40多项自查负面清单，基层原本没有的问题，也被硬要求填报，产生了新的形式主义。

AI时代的新战场：品牌营销、文化安全与信息战略

老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浙江温州龙湾区一社区的李先生近日举报，社区书记李某某等多名干部带头考勤弄虚作假，让一个人拿着好几副打印的人脸面具，刷脸签到，打卡机居然识别成功了，而走廊里的其他人则熟视无睹。记者联系到被举报的社区书记李某某，他说：“这个事情，你问我们主管部门，我不知道。”记者追问该行为是否属实，他表示：“别人告我的，我怎么知道？我现在还没了解到底谁在那里搞的？我自己不可能说自己有的，你说是不是？”目前，龙湾区委社会工作部已受理举报，但部门负责人婉拒采访。

还有一种“对策”是“向上甩锅”。中国组织人事报近日发文《莫把请示汇报当“锅甩”》，称部分党员干部将请示汇报变成推责挡箭牌，将本该自己扛的责任、解的难题往上甩。这种“向上甩锅”本质是责任空转，是把岗位赋予的职责变成甩出去的包袱，损害群众切身利益，侵蚀政府公信力，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细究根源，有的是政绩观错位，不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尺，而是秉持“明哲保身”思维；有的是习惯简单化，以“处置干部”替代“处置问题”，在处理敏感复杂问题时不敢担当，选择矛盾上交；有的是工作界限模糊，基层干部对哪些事能决策、哪些事要请示不明确，只能寄希望于上级推动。

AI时代有AI时代的对策。让自家品牌商品出现在大模型里，已成为一门新生意。GEO（Generative Engine Optimization，生成式引擎优化）的概念火了，即专门给AI大模型投喂特定内容，使其在回答用户问题时，能多照顾自家品牌或商品。只需2万元就能让自家品牌出现在三家国产主流AI平台的问答中。有GEO服务商报价，以“词包”为计费单元，每个词包每月在每个AI平台上的基础服务费为2800元。客户可灵活签约3到12个月的服务周期，最终按实际效果付费。品牌只需提供核心词根（如“空气净化器”），服务商就会衍生提问词词包，如“国产空气净化器推荐”、“国产净化器哪个牌子好用？”、“高性价比国产净化器是哪款？”等。这个局面就像是20年前的搜索引擎时代，当时叫SEO（搜索引擎优化）。可以预见，未来的赛博空间里，可能到处都是机器在对“垃圾文章”进行优化。

北京宣传部副部长近日在《学习时报》发文，强调要把握利用信息技术推进文化建设的战略主动，要防范“流量至上”、“算法至上”和“西方至上”。文章指出，信息技术已成为决定各国文化影响力的核心驱动力。西方文化正凭借信息技术优势在全球加速传播，对我国文化安全构成现实威胁。因此，必须树立“一步先、步步先”的进取意识，运用先进信息技术、创新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方式，推进AI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创新应用。要加快建设自主可控的主流语料库，用主流语料训练AI大模型，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坚持未雨绸缪，在新技术应用中做好价值观的源头引领、原生植入，必须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增强主流文化产品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要有效设置防火墙，研发先进信息技术，以甄别清理不良信息，坚决将西方文化糟粕挡在国门之外。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