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中东：从新闻图像到真实生活

大家好，我是姚璐，是一名摄影师，也是一个写作者。今天我想分享的是我2016年到2020年间在中东旅行的见闻。

谈到中东，我们常会想到战乱、动荡、恐怖袭击和难民。这也是我出发前对那里的全部印象。我成长于一个经济飞速向上、和平稳定的年代，每当我打开国际新闻，看到中东的炮火和不断攀升的死亡数字时，我总会想：那里的普通人，究竟是如何在动荡中维系日常生活的？他们的命运被时代如何左右？他们又如何看待那些改变一生的重大事件？

在2016年以前，我是一名风光摄影师，常去中国偏远地区徒步扎营。这张照片是我拍摄的峨眉山金顶。在那些年里，女性风光摄影师非常稀少。我时常因性别被教导或质疑——许多男性摄影爱好者认为，风光摄影与体能、技术、吃苦能力密切相关，天然不适合女性。更有人认为，女孩子不该独自出门旅行，而应早早结婚生子、过安稳生活。这四年的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性别偏见和不平等的存在。

当我开始对性别问题产生兴趣时，中东吸引了我。我想去看看那些性别极端不平等的地方，了解那里的女性过着怎样的生活，她们的人生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性别。

基于对战火之外的中东人民日常生活，以及对中东女性生存状态的兴趣，我主要采用“沙发客”的方式旅行。沙发客（Couchsurfing: 基于故事分享与文化交流的免费住宿方式）意味着通过网站申请入住当地人的家，在他们的帮助下参与异国他乡的日常生活。

在2016到2020年间，我五次往返中东，住进31个陌生人的家中。在同吃同住的日子里，我看到了他们鲜活的日常，也看见了他们的困境与反抗。

伊朗：禁忌之下的人性微光

2016年，我前往中东第一站——伊朗。出发前我很紧张：这是第一次去政教合一的国家，印象中那里宗教氛围浓厚、社会保守——女人必须穿遮盖臀部的长衣，戴头巾；男人需穿过膝长裤；公共场合禁止任何亲密行为。我害怕自己说错话、做错事，引发麻烦。

但我的伊朗之行彻底颠覆了想象。夜幕降临后，我看到男人和女人依偎在一起恋爱；政府禁止公共场合唱歌，可桥洞下却有青年弹着吉他歌唱——在那一刻，我感受到强烈的反抗性与温暖。

一次在伊斯法罕伊玛目广场拍日落时，我刚站定，就有四位伊朗人排队来和我聊天。

第一位是女大学生，一口气问了十几个关于中国的问题；第二位小伙子兴奋地谈起他第一次摸到iPhone 4的时刻：“哇，那个线条、那个质感，简直太完美了。”当我问他如何看待伊朗政府与美国的关系时，他说：“政府和人民是两码事。政府的敌意不影响我喜欢美国产品。我的梦想是去美国留学，到硅谷工作。”

他离开后，第三位青年直截了当地问我：“在中国，男女能在公共场合约会、牵手吗？”我告诉他：可以拥抱、接吻。他震惊了，反复确认：“真的？光天化日之下？”我说：“是的。”他说：“电影里见过，但现实中很难想象。”

最后一位姑娘和我谈信仰。她说：“个人品行与是否有宗教信仰没有必然联系。”

在伊朗，这样的对话不是个例。无论坐公交、地铁还是街头散步，总有人热情地与我交谈。伊朗人的友好、对世界的好奇，以及极强的思辨、反抗与批判精神——完全打破了我对这个国家的刻板印象。

这让我确信：我们对中东的想象，可能与真实情况截然不同。

叙利亚：战争中的日常韧性

谈到中东的刻板印象，除了保守，还有无休止的战乱。2016年我出发时，叙利亚正陷于激烈内战。

我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第一次听到叙利亚人的口述故事。我的沙发主诺瓦是叙利亚人，我问他：“叙利亚现在怎么样？”他用一个词回答：“Normal”（正常）。

我心想：这怎么可能？战争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吗？

他告诉我，外部世界对叙利亚充满误解——仿佛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枪林弹雨中。但事实上，首都大马士革几乎没有受到战争影响：年轻人晚上仍去酒吧喝酒、唱歌、跳舞到深夜。

2018年，我飞抵贝鲁特，再陆路进入大马士革。刚到那里，我就爱上了这座城市。

古城生活极其接地气：清晨人们排队买刚出炉的香喷喷馕；七八点蔬菜水果摊开张，学生背着书包涌入学校；倭马亚清真寺美轮美奂、保存完好，是我见过最漂亮的清真寺之一。

夜幕降临时，主干道热闹非凡：人们排队买鸡肉卷、披萨；我看到许多披头散发、穿着时髦的女人。周末，酒吧人满为患。

我本以为战乱之地的生活早已崩塌，但这里依然有序、安稳、喧闹。

可表面上的“一如既往”，掩盖不了战争对人生的深层摧毁。一位叙利亚青年告诉我：适龄男青年必须服兵役，原为一年半，战争爆发后变成“遥遥无期”。他的朋友已在军营七年未归。

高校里，无数青年选择“永远在读”：上大学→休学→考研究生→再休学，只为延缓兵役。若未服兵役便出国，则终生不能回国。他们盼着战争结束，只为能完成一年半服役后，再出国谋生。

几位青年对我说：“我们不能有梦想。”小时候和我们一样憧憬未来，长大后战争爆发，他们被困原地——无水、无电、物资匮乏、亲友离去、未来无望。

七年，对人类历史只是瞬间；但对个体而言，时光一去不复返。哪怕国家恢复秩序，你也无法回到学校，重新过一次18岁。

这就是动荡时代对个体的残酷：没有人能真正置身事外。

一位叙利亚朋友告诉我，他们在连年战争中习得了一种“关闭感官”的能力——即使隔壁街道正在巷战，他们仍能平静地喝咖啡、玩游戏。这不是冷漠，而是生存本能：避免陷入痛苦与绝望。

我原以为他们会向我倾诉战争的痛苦，但事实上，他们更愿意与我分享日常：看演出、参加订婚宴、吃喝玩乐，甚至庆祝战后第一个可以大肆狂欢的圣诞节。

我发现：当宏观局势完全不可控时，每个人都更渴望紧紧抓住日常生活的细节——以此获得心灵的宁静。

被看见的偏见：从人民公园到纳布卢斯

因为片面报道，我们对他者存在误解，他人对我们也是如此。

在巴勒斯坦纳布卢斯，我的一位沙发主有个念小学的妹妹。她听说我来自上海，递给我一篇英文作文：

“在中国上海有一个奇怪的挑选新娘的市场。每周末开放，所有父母都去那里为儿子选新娘。”

我读完忍不住笑——以为她在描述一个沙漠里的野蛮人口买卖市场。

可她严肃地问我：“你们为什么卖女人？为什么要让陌生人知道她们的身高、体重、收入？”她说，她和朋友都觉得中国女人很可怜。

我努力用简单英文解释：中国主要是自由恋爱，相亲只是个别现象，与买卖无关。可说着说着，我自己都觉得荒谬。

我们总以为中东女性地位低，但在她们眼中——我们也同样可怜。

巴格达：被遮蔽的青春与沉默的反抗

在中东四年旅途中，最让我震撼的是发生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一件事。

我的沙发主艾哈迈德有两个妹妹：22岁的拉赫曼和18岁的巴图。他每天开车带我出门，但从未提议让妹妹同行。假期她们在家画画、做家务。

开斋节那天，艾哈迈德说全家要出游去国家公园。我很高兴能和两个妹妹一起出门，立刻准备好背包。

但全家没动身。因为姐妹俩——天刚亮就起床了，准备整整一天。

她们先涂脱毛膏、刮净手脚毛发；再用直板器拉直卷发（因伊拉克女性多为天然卷）；然后用细线拔脸上的软毛——中午才完成。

午饭吃底格里斯河的鱼。饭后，她们回房化全套妆容、互相点评；接着选衣服：妹妹先穿金裙，但太性感，“连罩袍里都不配”；于是她在裙子外加衬衫、牛仔裤，再套一件宽松罩袍。

姐姐拉赫曼同样三层着装。巴格达室外温度高达四五十度，光是看着她们穿得密不透风，我就热到崩溃。

化完妆、选好衣，还要搭配饰品。等一切准备完毕，已是晚上六点——距离起床已过去近十小时。

她们精心打扮的一切：光滑的手脚、顺直的头发、漂亮的衣服——全被罩袍遮蔽。

我起初以为这只是“爱美”，后来才明白：在伊拉克南部，男女比例常为100:1。女性很少被允许独自出门，主要任务是做饭、做家务、照顾全家。她们的人生选择极其有限。

唯有在“打扮”这件事上，她们拥有相对自由的空间。每一次出门，因此变得隆重。

开斋节第二天，是我离开的最后一天。我与姐妹俩相处甚好，但没提拍照——因为南部社会认为：抛头露面的女人是“放荡”“不自爱”的，即便遭遇性骚扰或性侵，也被归咎于她们自己。

那天下午，妹妹巴图突然走来：“能不能和你拍张合照？”

我说当然可以。她决定不穿罩袍，只着T恤、披散头发，在院子里拍照。

不久姐姐拉赫曼也加入：戴黑头巾，画简单眼线，穿无袖衣。我们拍得很开心。

她们兴奋地回房换衣服——却被妈妈撞见。

母亲气得把钱包摔在地上，揪起巴图的耳朵，把她拖进小房间，一边哭一边骂：“你怎么敢拍露出头发的照片？我养你到18岁！你竟穿这么风骚的衣服！照片泄露了，你这辈子就完了！”

我看着心痛，上前删光所有照片，想止住责骂。

母亲深吸一口气，转向我：“这不是你的错。是你没提醒她？是她自己不检点。”

说完继续骂妹妹。

我进客厅假装喝水，看见拉赫曼坐在沙发上。她勉强对我笑了笑，肩并肩坐着。

她低声说：“我从小喜欢画画，可没人问过我喜欢什么、长大想做什么。更重要的任务是学会做饭、分担家务、照顾妹妹。”

她从没对任何人说过，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建筑师。

沉默片刻后，她望着窗外回忆：“你知道吗？美军刚进伊拉克时，巴格达常有爆炸声。我那时很小，问爸爸那是什么声音。他说：‘有人在过生日。’”

话音未落，妈妈冲进来骂她：“你今天戴了头巾，却穿无袖？不要脸！”

拉赫曼刚被骂一分钟，眼眶就蓄满泪水。妈妈离开后，她靠在我肩上颤抖哭泣，直到我的肩膀完全湿透。

后来，她打开手机相册给我看：照片里，她在罗马角斗场、威尼斯水城前微笑合影。艾哈迈德带她们去过很多地方，每到地标都让姐妹俩拍照。

她指尖缓缓划过屏幕，在每张照片上停留很久，像在回味一场只属于自己的旅途。

那天晚上，妹妹巴图情绪平复后，走来问我：“既然不能合影……你能帮我拍一张衣柜的照片吗？”

我答应了。她花两个多小时整理衣柜：把喜欢的浅色衣服挂起，不喜欢的深色叠放底层；又在周围挂满LED小灯。

我拍下这张照片时，心里很难受——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却是她人生被剥夺的。

一个18岁女孩渴望爱美、想和朋友拍照——再正常不过的愿望。但在那个社会，连这卑微的表达都无法完成。

我们只能通过一张衣柜的照片，去想象她的青春容貌。可以预见：她这辈子大概率会是别人的女儿、妻子、母亲，却唯独不是她自己。

女性的力量：从沉默到看见

中东还有很多像朵阿这样的女孩。我的朋友穆罕默德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他的英文很普通，每次词卡壳就回头问学英国文学的妹妹朵阿。她低声告诉他该用哪个词，他便自信地说出来。

我想和朵阿聊天，但她始终沉默。她从未见过亲人之外的陌生人，不善言辞。

直到告别，她也没对我说过一个字。

我常想：一个人的自信，并非与能力成正比。穆罕默德从小被鼓励、被认可，拥有表达的机会；而朵阿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她的任务是做饭、照顾全家。没人鼓励她表达，也没有人给她锻炼的舞台。

倘若这样的女性，在成长中不被性别偏见限制，获得公平机会、同等鼓励而非打压——她们的人生，一定会很不一样。

作为女性，我们很多时候需要的，只是一双把我们推向更大世界的手，以及背后无条件的支持、认可与鼓励。

在中东，我也遇到过有想法的女性。她们身处严苛社会、生活充满局限，但仍尝试反抗：不想穿罩袍、不戴面纱、不愿做饭、想外出工作……

这种反抗未必是振臂一呼的激烈抗争，但它是生活层面、心灵层面的真实抵抗——同样有价值，有力量。

在沙特阿拉伯，最初我看到街上绝大多数女性都穿黑袍戴面纱。为不引人注目，我也穿上罩袍。

但在利雅得，一位本地女性告诉我：“沙特其实没有明文规定女人必须穿什么。但这是熟人社会——你的行为在他人监督之下。反抗，意味着对抗整个系统。”

她告诉我：“你是外国游客，不穿罩袍没有代价——顶多被吹口哨。但你的行为，让本地人看见：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女人。”

那一刻我意识到：女性旅行者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改变的力量。

在中东，许多女性沙发主对我的经历充满兴趣。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出现在她们面前——证明了：女人不必被困在家庭里，可以徒步、登山、旅行，做任何想做的事。

当你相信你可以做到，并勇敢付诸实践——你或许真的就能做到了。

这些故事，都被我写进了我的新书《看不见的中东》。我想呈现一个不同于新闻的、更鲜活、生动、具体的中东。

我要强调：中东没有新闻里那么混乱，但也不是毫无危险。旅途中我遭遇过军方、警方的检查，也遇到性骚扰。我在尽可能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旅行，体验本地生活。

在中东我发现：无论时局如何变化，一个个具体的人，和我们一样渴望生活、热爱生活，也一样有困扰与烦恼。

他们改变不了宏观局势，但也在尝试撬开命运的砖墙，在缝隙处寻找呼吸的空间。

当我们面对一个看上去不可撼动的现状时，很容易产生无力感。但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个个具体的人——看到他们试着冲破束缚和枷锁，坚持自我——我们可能会获得力量。

明白人虽然是渺小的，但人并非什么都做不了。

最后，我想以一张底格里斯河的照片作为结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