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危机与“弃成长”经济学

在去年举行的第26届全球气候峰会上，世界各国达成共识，承诺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碳排放。为了达成这些减碳目标，西方世界近年来开始出现一种名为“弃成长”（Degrowth: 一种经济学新观点，主张停止追求经济增长，以实现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的新思潮。人类学家杰森·希克尔在其著作《少即是多》中，深入阐述了“弃成长”的理念。他在这本书中揭示了生态灾难的根本原因、气候危机的主要责任方，以及我们应如何通过“弃成长”迈向一个生态可持续的社会。

资本主义的本质与生态灾难的根源

当今的气候危机可以追溯到一个核心问题：资本主义将经济增长置于生态之上。然而，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并非等同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自古有之，但资本主义仅存在了约500年，它指的是一个持续追求增长和资本积累的系统。

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经济生产围绕着“使用价值”（Use Value: 物品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展开，即生产所得的资金主要用于消费和享受。但资本主义则重视“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 物品在市场中可以交换到的其他商品的价值，或其货币价值），赚取资金是为了再投资，以期来年获得比今年更多的利润。投资者会关注公司每年的利润增长率，如果公司未能持续增长，投资者便会撤资。因此，如果你投资或创业，赚到钱后就停止，那么你并非真正的资本家，因为你没有被经济增长的逻辑所支配。

据经济学家估计，全球GDP每年至少需要增长3%，才能维持大型企业总利润的持续增长。然而，为了赚取更多利润，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开采、商品的持续生产以及人们的疯狂消费，这正是当前气候危机的根源。

资本主义的暴力起源与对自然的支配

我们进一步探究，这种导致生态灾难的资本主义是如何出现的？有人认为这完全是“人类贪婪”所驱动，资本主义不过是人类本性不可避免的体现，因此气候危机也是人类自身造成的。但事实上，资本主义是在数百年的“组织性暴力”下形成的。

在14世纪欧洲黑死病之后，人口锐减导致劳动力变得极其珍贵。农奴们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于是各地爆发了革命，推翻了农奴制，许多农奴成为了自由人。他们可以自由使用公共土地和森林，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段时期，农民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不用工作，被历史学家称为“欧洲无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当时的欧洲资本家和贵族发现，他们无法发展资本主义，因为人们生活得过于惬意，没有人愿意回去做奴隶。于是，资本家们想出了一个办法：直接摧毁农民赖以生存的村庄，然后将这些土地私有化。这样一来，他们既能免费获得大片土地，又能剥夺农民的生计，迫使他们到城市寻找工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 14世纪至19世纪英国将公共土地私有化的过程，将公共土地变为私人所有，迫使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也是资本主义的起源。

然而，在攫取土地之后，资本家们发现推行资本主义还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即使是中世纪的农民也相信“泛灵论”（Animism: 认为自然界中的所有事物，包括动物、植物、河流等都拥有灵魂或生命力的信仰），将地球视为有生命的“大地母亲”，认为不能为了经济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只能适度发展。这就像你会向母亲要零用钱，但绝不会把母亲煮来吃。

但在科学革命时期，科学之父培根改变了自然作为“大地母亲”的形象。培根宣称：地球不是大地母亲，而是一个“野蛮的妓女”，一个“荡妇”。人类必须依靠科学的力量征服自然的“荡妇”，挖掘其秘密。于是，支配自然、剥削自然的新观念开始出现，这正是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

与此同时，哲学家笛卡尔也提出了一套二元论（Dualism: 哲学上指世界由两种根本对立或相互独立的实体或原则组成，如身心二元论）哲学。他认为人与万物不同，人拥有思考的灵魂，但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无法思考，没有灵魂，只等着被人类开采。由于人体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心灵可以通过“工作纪律”控制身体，将身体作为劳动工具来奴役。如果你贫穷，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发挥身体的生产力，只知道玩乐。所以贫穷不是因为资本家剥削你，而是因为你没有发挥自己的“价值”。资本主义正是建立在这种剥削自然和身体的宇宙观之上。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祖先在过去几十万年里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因为我们的祖先不愿意为了经济发展而剥削地球、剥削他人的劳动。因此，资本主义并非人类贪婪本性的展现，它反而让人类遗忘了我们传承了几十万年的本性。

经济增长的假象与“洛德代尔悖论”

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向人们承诺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并未真正实现。当资本主义在全球各地进行殖民时，英国哲学家洛克辩护称：掠夺土地确实是一种暴力，但它是合理且合乎道德的，因为资本家可以大大提高土地的生产力，释放土地的真正价值。否则，美洲原住民拥有如此多的土地却不开发，岂不是一种浪费？洛克的理论被写入当时的国际法，允许欧洲人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

然而，历史学家发现，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经济表面上似乎有所增长，但增加的利润都流入了资本家的口袋，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反而下降了。因为每当资本主义到达一个新的地方，它首先必须制造“人为稀缺”。例如，19世纪英国殖民印度时，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他们首先烧毁了当地的果园，拆除了当地的社区支持系统，剥夺了印度人的自给自足能力。这样，印度人只能为资本家工作，因为不工作就没饭吃。

历史学家迈克·戴维斯发现，英国资本家的这一举动使农作物产量增加了三倍，但这些作物全部出口到欧洲，当地人民却无粮可食。结果，3000万印度人死于饥荒，这就是所谓的“晚期维多利亚大屠杀”。印度极度贫困，但英国却从中榨取了45万亿美元，19世纪英国国库预算的一半来自海外殖民地。

因此，资本主义实际上非常矛盾：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它必须首先破坏生态环境并制造贫困。苏格兰贵族劳德代尔伯爵首次发现了这一矛盾，因此这也被称为“洛德代尔悖论”（Lauderdale Paradox: 指私人财富的增加往往伴随着公共财富的减少，两者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即私人财富每增加一次，公共财富就会减少。两者之间存在反向关系。换句话说，“贫困”和“生态破坏”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我们会发现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和今天的气候危机，都根植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对经济增长的盲目追求。这并非源于“人性”，它恰恰是遗忘“人性”的结果。

GDP的局限性与“大气殖民”

如果资本主义是气候危机的罪魁祸首，为什么世界各国都将GDP视为发展指标？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委托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设计一个衡量经济的标准，库兹涅茨因此设计了GDP。但同时，他发现了GDP的两个严重缺陷。

首先，GDP没有考虑社会成本。当你砍伐树木建造木材时，GDP会上升；当你长时间工作、熬夜加班时，GDP会上升；当你生病去看医生时，GDP也会上升。简而言之，GDP掩盖了许多正在发生的坏事，它没有考虑经济活动是否对环境或人类身心健康有害。

同时，GDP也隐藏了许多好事。如果你照顾父母、做家务、自己种植植物，这些都不计入GDP。但显然，这些活动确实是在关爱他人、关爱地球。因此，库兹涅茨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将GDP作为单一指标。

然而，到196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立时，其目标是协助各国推行政策，以实现最大的经济增长率。英国政府随即跟进，提出在十年内实现50%的经济增长。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首次成为国家目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二战后，西方国家与苏联进行冷战，如何判断哪种制度更好，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很简单，GDP增长越快，就象征着国家越强大。因为GDP越高，就能购买更多的武器。GDP成为了国际政治中竞争的筹码。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似反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但它们都遵循着相同的GDP指标，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顾生态环境。

这导致自1945年以来，“全球材料足迹”（Global Materials Footprint: 衡量人类从地球开采和使用的原材料总量，反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呈爆炸式增长。材料足迹指的是被开采的原材料总量，因此材料足迹越大，对生态的影响就越大。科学家认为地球每年能承受的临界值为500亿吨，但如今全球材料足迹已经翻倍。

现在我们必须追问，谁应该为气候崩溃负责？如果只看碳排放量，中国和美国是最大的碳排放国。但中国人口众多，碳排放量相对较高。因此，更准确的衡量方式应该是人均碳排放量。而且不要忘记，富裕国家经常将工业生产外包给劳动力廉价的贫穷国家，以此将自己的碳排放“外包”给第三世界。所以，要准确了解各国碳排放责任，必须同时考虑“人口规模”和“对外碳排放”。

作者计算了1850年至2015年世界各国的碳排放量，结果显示，在全球超额碳排放中，美国贡献了40%，欧盟贡献了29%。富裕的北方国家仅占世界人口的19%，却产生了92%的超额碳排放。因此，作者指出我们今天面临的是“大气殖民”（Atmospheric Colonization: 指发达国家过度排放碳，占据了发展中国家本应享有的碳排放空间，从而加剧了气候不公）。地球的大气层就像一片公共土地，每个人都应享有小小的一份，但发达国家却产生了过多的碳排放，挤占了其他贫穷国家本可以进行的碳排放。

更糟糕的是，富裕西方国家所享受的资本主义生活，实际上都依赖于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剥削。然而，气候危机的后果却由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承担。2010年，全球有40万人因气候危机导致的饥荒而死亡，其中98%发生在贫穷国家。因为这些贫穷国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建设应对气候危机的基础设施。

因此，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美国设定了将全球变暖控制在不超过2摄氏度的目标。当时代表77个发展中国家的大使们表示，这是一个自杀式的协议，因为2摄氏度对非洲来说是“必死无疑”。2摄氏度是影响西方国家的临界值，而非发展中国家的临界值。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气候灾难已经发生。

所以，经济学家乔戈斯·卡利斯指出，我们不应该设计气候模型来预测经济增长的极限，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极限，气候危机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只是西方媒体避而不谈第三世界的气候灾难，不告诉你非洲索马里兰的干旱导致该国70%的牲畜死亡，只报道发达国家的气候灾害，如美国的飓风、欧洲的热浪、澳大利亚的野火。

综上所述，富裕国家对气候危机负有主要责任。为了将全球变暖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富裕国家必须在2030年前实现零碳排放。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停止追求经济增长。

“绿色资本主义”的谬误

在讨论如何应对气候危机时，支持资本主义的人会跳出来说，我们应该让资本主义来解决生态问题。只要各国转向绿色能源，使用电动汽车，继续追求经济增长，那么我们就应该让更多的资本主义投资绿色科技来拯救世界。作者最初也接受这种立场，但经过多年的研究，他发现“绿色能源资本主义”根本行不通。

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就出现了同样的论点。由于技术提高了效率，资本家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发电，从而将节省下来的资金投资于更多业务，扩大生产能力。结果，煤炭的使用量反而增加了。资本家投资技术，并非为了减少能源消耗，而是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增长。

因此，作者提醒我们，不要轻易相信投资新技术就能拯救世界。没错，转向100%可再生能源是当务之急，然而，如果我们在转型过程中继续追求GDP增长，将需要更多的能源并产生更多的碳排放。所以，即使可再生能源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碳排放，仍然无法与全球经济产生碳排放的速度相匹配。因此，必须在追求绿色能源转型的同时，弃成长，才能真正实现2050年零碳排放的目标。

经济增长与幸福的迷思

现在，让我们打破经济增长的迷思。许多人认为，过去几百年里，经济增长促进了科技和物质生活的进步，我们现在拥有高质量的生活。但“经济增长等于幸福生活”的观念是从何而来的呢？

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公共卫生学者托马斯·麦基翁发现，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人的平均寿命显著增长。他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工业革命促进了GDP增长，资本主义使国家富裕，从而延长了人们的寿命。但后来的研究人员发现，真正的原因实际上是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

原来，英国的污水和饮用水系统并未分离。由于需要公共资金和征用私人房地产来建设下水道系统，这一直遭到资本家阶级的反对。直到19世纪70年代，劳工发起了宪章运动，争取投票权，工会崛起，英国才出现了关注劳工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公共卫生设施。到了20世纪，公共医疗保健系统、全民医保和儿童疫苗接种等措施进一步普及。所以，延长欧美国家人民寿命的并非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而是由劳工发起的社会运动，促使国家愿意投资公共卫生和公共医疗。

事实上，在欧洲资本主义的最初200年里，英国的平均寿命从43岁下降到30岁。这是追求经济增长所付出的健康代价。

那么，GDP与人们的幸福感之间有什么关系呢？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发现，美国人在20世纪50年代最幸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GDP持续增长，但美国人并没有变得更幸福。为什么？难道不是钱越多越幸福吗？因为收入增长本身并非关键，关键在于收入如何分配。

试想一下，如果你今年加薪1万美元，你应该会很高兴。但如果你发现公司CEO今年加薪300万美元，你还会高兴吗？如今美国CEO与员工的薪酬比高达350比1。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都被资本攫取了。这种不平等的分配让普通人感受到社会不公，并彼此不信任。

因此，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发现，只要GDP增长到一定水平，它就与人们的幸福无关。如果继续追求增长，反而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会加剧不平等，撕裂社会，给工人带来过重的工作负担，导致健康状况恶劣，并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空气污染和环境问题。

公平的收入分配不仅有助于提高国民幸福感，实际上也有助于减少碳排放。因为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每天驾驶跑车、乘坐私人飞机旅行，他们产生的碳排放量是全球一半贫困人口总和的数百倍。因此，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指出，减少全球最富有人群的购买力，可能对全球碳减排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富人的生活方式本身就在破坏地球。

除了公平的收入分配，研究调查发现全球国民幸福感最高的国家，如芬兰、挪威、丹麦、冰岛、瑞士，都拥有一个共同特征：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为什么福利体系更好的国家幸福感更高？因为当基本生活需求由国家照料时，个人收入的影响力就会降低。

试想一下，在美国，即使你年收入3万美元，你仍然无法支付大学学费、医疗费用和房租。但在芬兰，有公共医疗、免费教育、租金管制，你的年薪3万美元就可以花在其他地方。所以，同样是年薪3万美元，在美国你可能感觉活不下去，但在芬兰你却感觉很富有。因为当社会福利照顾到公民的基本生活时，你就能自由支配个人收入。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真正需要的不是经济增长，而是“公平分配”和“社会福利”，这才是让公民真正幸福的关键。

实现“弃成长”的实践路径

在打破了经济增长的迷思之后，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弃成长”呢？作者提出了几个明确可行的方向：

1. 终止计划性报废

计划性报废（Planned Obsolescence: 资本主义企业为刺激消费，故意缩短产品使用寿命的策略）指的是资本主义为了经济增长，故意缩短产品寿命，从而迫使你不断消费，购买新一代产品。例如，电子设备每次升级都会更换新的插座或USB接口，或者苹果公司秘密降低旧款iPhone的速度，以促使消费者转向新机，这导致苹果在2020年被罚款2500万欧元。宜家之所以能成为国际知名品牌，也是因为它发明了各种短寿命的一次性家具。

由于这些计划性报废，每年有超过1亿台废弃电脑和家电被运往非洲国家，电子产品中的有毒物质渗入非洲的土壤，危害非洲人民的健康。因此，西方国家每年更换新的3C产品，享受经济增长，而非洲国家却每年遭受废弃3C产品和生态灾难的困扰。

这个问题也凸显了：资本主义声称市场经济效率最高，但实际上计划性报废是故意的低效率。为了经济增长，故意生产更容易损坏的产品。也正是因为计划性报废，芯片需求量逐年增加，导致台湾的科技工人加班加点。所以，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非常不理性的，因为它让劳动力去生产低效产品，同时还损害了生态环境。一个真正理性的经济系统应该终止计划性报废，让科技公司开发和创新真正耐用的产品，或者通过立法规范制造商，保证产品寿命并延长保修期。延长产品寿命可以减少人们的消费，减缓对自然资源的开采。

2. 减少广告

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没有广告时，人们只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一旦需求得到满足，就不会再购买。这阻碍了资本主义追求更多的利润。于是，资本家开始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广告业，让人们感到永不满足，永远不够，从而刺激消费。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十分之九的CEO认为没有广告就无法销售产品。50%的人认为广告让他们购买了自己并不真正想要的东西。

因此，“有限资源和无限欲望”的人性观，实际上是由资本主义创造的。并非先有需求才有供给，许多需求实际上是由广告创造的。例如，服装业早就发现服装市场早已饱和，于是他们构想了“快速时尚”（Fast Fashion: 指服装行业快速生产、低价销售、紧跟潮流的商业模式，导致大量浪费和环境污染）。每个季节都有新的潮流，所以上一季的衣服注定要被淘汰。这就是资本主义如何利用广告来助长计划性报废，以实现经济增长。在英国，快速时尚在四年内使纺织品使用量增加了37%。如果对快速时尚产业进行监管，纺织品流通量可以减少80%，这将大大有助于缓解气候危机。

但支持广告的人会说：广告可以为人们提供充足的信息，以便做出理性判断。但事实是，大多数广告的目的是让你做出非理性判断。例如，在看了这些广告之后，你真的获得了更多信息吗？事实上，互联网和YouTube的出现早已让我们不再需要广告。你可以在网上查看产品功能、在线评论和开箱视频，这些都比华而不实的广告更有用。因此，减少广告，减缓不必要的消费是“弃成长”的第二步。

3. 杜绝食物浪费

大家可能不知道，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有50%最终被浪费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食物产量减半，我们的生活也不会受到影响。例如，你去便利店，很多过期食品就不会被销售。或者很多食物在运输过程中腐烂，无法销售。学者估计，如果全球食品产业将产量减半，可以减少12%的碳排放，同时让土地恢复生机。

因此，近年来法国和意大利通过法律禁止超市浪费食物，必须将无法销售的食物捐赠给慈善机构。韩国甚至立法对丢弃厨余垃圾收费，结果该国一天内减少了300吨的厨余垃圾。这些都是实际可行的“弃成长”措施。

4. 缩减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产业

许多行业对社会来说是不必要的，并且对生态造成破坏，例如化石燃料、私人飞机、军火工业、广告、计划性报废、快速时尚、牛肉产业、一次性塑料等。如果我们缩小这些产业的规模，就可以为发展中国家释放更多的碳排放空间，从而让他们的社会真正发展起来，而不是在还没发展起来之前就被西方国家拖垮地球。

以上就是“弃成长”的四个实际步骤：终止计划性报废、减少广告、杜绝食物浪费、缩减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产业。

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介绍了西方最新的经济思潮“弃成长”。作者在书的结尾也提醒我们，要改造资本主义经济，也必须改造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的宇宙观认为人可以无止境地剥削自然，这种观念实际上只在地球上存在了500年。

当今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实际上仍然相信“泛灵论”。例如，亚马逊雨林的阿丘亚人认为动物和植物与人类一样拥有意识。女性种植植物，所以植物就像她们自己的孩子；男性狩猎时尊重猎物，因为动物就像家人。对阿丘亚人来说，森林不是觅食的地方，而是社交的场所。

近年来，这种泛灵论甚至获得了法律认可。例如，2020年新西兰政府将旺加努伊河赋予了“法人”地位。因此，如果一家公司污染了这条河，就等同于伤害了人类，可以依法起诉。我们可能会觉得将自然视为人类很奇怪，但不要忘记资本主义也将企业视为法人。社交网站、石油公司都享有类似人类的法律地位。既然石油公司可以被视为人类，为什么自然环境不能呢？

我们人类的祖先是泛灵论者，与自然和谐共处了几十万年。但资本主义只用了500年就撕裂了地球。所以，现在是时候学习我们人类祖先的智慧，重新思考人与生态系统的关系，超越资本主义和以增长为导向的气候危机，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可持续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