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内部的白热化冲突

1930年，国民党内部派系冲突已趋白热化，蒋介石实质上面临着朝小野大的僵局。1931年，他运用何种手段瓦解了中华民国首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权力？国民党党内的派系斗争又是如何提前引爆了九一八事变（September 18th Incident: 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柳条湖制造事端，并以此为借口侵占中国东北的事件）？《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与《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这本书深入探讨了这些问题，无论观众持何种政治立场，都能从中获益。

北伐后的政治格局与蒋介石的权力基础

要理解1930年中华民国的朝小野大僵局，必须从北伐完成后形成的政治格局说起。蒋介石在1928年经过党内选举，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这相当于当时的国家元首，如同现今中国的国家主席或台湾的总统。然而，1928年的蒋介石实际权力并不多，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从各大派系手中收回权力。

影视作品中常听到蒋介石的部下称他为“校长”，这是因为他曾是黄埔军校的首任校长。北伐完成后，1930年中国又爆发了中原大战（Central Plains War: 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军阀之间爆发的大规模内战），蒋介石最终击败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军阀，使得黄埔系（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Clique: 蒋介石嫡系军事集团，由黄埔军校毕业生组成）成为国民党内唯一能控制军队的核心派系。

蒋介石权力扩张的第一招是依托黄埔系的军功，让黄埔系军官兼任重要的文官职务。第二招则是依靠心腹陈果夫控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该部是负责党内人事升迁的要害部门。陈果夫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其弟陈立夫任副部长，因两人名字首字母均为C，他们的派系被称为CC系（CC Clique: 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领导的国民党内派系，主要控制党务和组织）。

蒋介石与胡汉民的理念冲突

中原大战结束后，反蒋联盟一盘散沙，对蒋介石集权构成最大威胁的变成了胡汉民。胡汉民是孙中山在东京留学时的同学，也是同盟会（Tongmenghui/Chinese Revolutionary Alliance: 中国国民党前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时期的四大元老之一。他与蒋介石曾有过节：1925年廖仲恺遇刺（Assassination of Liao Zhongkai）后，蒋介石借着**“整理党务案”**（Party Affairs Reorganization: 1925年国民党为清除党内左派势力而采取的措施）将胡汉民排挤到苏联考察，两人之间的心结由此埋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指挥上海军队和黑帮对共产党和左翼工人展开突然袭击和搜捕，大量工会被查封，许多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当场被杀或被捕，史称412清党（April 12th Incident / Shanghai Massacre: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对共产党和左翼人士进行的镇压）。这场风波后，党内出现巨大的混乱和权力真空。1928年，蒋介石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Chairman of the Central Political Council: 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主席，相当于当时的党主席）的位置让给了胡汉民。此举是因为当时蒋介石在党务系统中根基不稳，无力收拾清党后的一片狼藉。因此，412清党后的格局演变为蒋介石控制军权，胡汉民控制政务。

这种看似美好的军政结盟，难以掩盖蒋介石和胡汉民理念上的根本冲突。胡汉民主张“党高于军”，而蒋介石真正想推行的是“军高于党”，双方实则面和心不合。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内部三大派系排名为：第一大派系是蒋介石自己的军事派系黄埔系；第二大派系是蒋介石间接控制的CC系；第三大派系是胡汉民的右派元老派。其他如桂系地方军阀或政学系技术官僚，都已失去左右政局的能力，只求自保或随波逐流。

此外，汪精卫的左派势力在1929年3月因同情中共而受到党纪处分，被排除在国民党领导层之外，但国民党左派依然将汪精卫奉为精神领袖。虽然汪精卫的左派和胡汉民的右派理念不合，但双方在反蒋这件事上利益高度一致。这种蒋介石管军、胡汉民管政的微妙平衡，随着中原大战结束，面临着最后的摊牌。

从“军政”到“训政”的宪政之争

如果说1928年张学良的东北易帜是中华民国形式上的统一，那么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则是中华民国实质上的统一。反蒋联军被击垮后，虽然南方的桂系军阀仍能割据一方，但已无人有实力问鼎中原，试图取代中央政府。1930年，中共的领导核心刚从瞿秋白和李立三过渡到王明、博古，毛泽东当时还只是中共领导核心之外的地方军头。放眼全国，军事上已无人能再与蒋介石抗衡。此时，中华民国的“军政”阶段才算结束，国家即将进入“训政”阶段。

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中有一个三阶段革命理论：第一阶段是**“军政”（Military Rule: 孙中山建国大纲三阶段之一，以军事手段统一全国），即以军事手段先统一全国再谈民主，这一主张具有一定道理；第二阶段是“训政”（Tutelage: 孙中山建国大纲三阶段之一，由国民党训练人民适应民主），顾名思义，由国民党来训练人民，培养国民的公民意识和自治能力，逐渐适应民主；完成了第二阶段后，才能进入到真正的“宪政”**（Constitutional Rule: 孙中山建国大纲三阶段之一，实行民主选举制度）阶段，即建立现代民主选举制度。

然而，孙中山去世太早，并未明确说明训练民众应如何进行，以及需要训多久。因此，当国民政府进入从军政到训政的关口时，国民党内部就出现了激烈的派系内斗。当时舆论界最初争论的关键在于是否立宪，即在训政期间到底要不要建立一部宪法来规范国民党的执政行为。

我们先看孙中山的**《总理遗教》**（Premier's Last Will: 孙中山临终前口授的政治遗嘱，被国民党奉为最高指导纲领）在立宪问题上是如何说的。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前口授并整理了一份文件，由宋庆龄、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见证，这份文件后来被国民党奉为最高指导纲领，相当于孙中山的精神遗产。大陆观众非常熟悉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就出自这份《总理遗教》。《总理遗教》中写明，训政期应由国民党以党纲党治治国，待条件成熟再立宪。

然而，当时的民国知识分子对此普遍反对。胡适就多次发表文章，呼吁早日立宪，保障人民权利，限制执政党，还政于民。这种要求立宪的呼声正好给蒋介石提供了政治弹药。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就放出风声，建议召开制宪会议。但最终蒋介石搬出来的这部宪法，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完全不是胡适要求的还政于民的宪法。蒋介石的这部宪法中规定，国家总统对行政、立法等五院拥有绝对的领导权，相当于在五院之上再增加了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大总统，而这个大总统的人选毫无疑问就是他自己。蒋介石试图借助立宪为自己的独裁护航。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他的，就是当时的国民党党主席兼首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他认为训政阶段，五院（Five Yuans: 中华民国特有的五权分立政府架构，包括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之上不可以再有元首。胡汉民根据《总理遗教》设计的这个体系中，并没有一个类似美国总统那样的国家元首。他这样的设计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训政时期国家没有任何选举，为了防止元首个人独裁，大总统必须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虚位元首。

1931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和胡汉民两个人因是否设立实权总统之事彻底撕破脸皮。胡汉民怒斥蒋介石“破坏党制”、“营私揽权”，蒋介石则反唇相讥，指责胡汉民“抱残守缺”、“阻挠国家进取”。最后双方在会场当众发生激烈冲突，胡汉民愤然拍桌离去，当场痛骂蒋介石背叛了《总理遗教》。四中全会后，胡汉民一怒之下辞去了立法院院长职务以示抗议。

汤山事件：羁押胡汉民与政治危机

蒋介石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人。他表面上对胡汉民的辞职表示尊重，但心底里却担心胡汉民离开南京后，去上海或广东串联反对派，组建一个新政府。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突然想到了一个“妙计”。他派侍卫来到胡汉民家中，邀请他共商国是，缓和朝野对立。胡汉民赴约，结果他到了南京郊区的汤山总司令部后，一下车立刻就遭到了羁押，史称汤山事件（Tangshan Incident: 1931年2月，蒋介石羁押胡汉民于南京汤山，引发政治动荡）。

汤山事件不是什么宪政危机，而是一次赤裸裸的军事政变。最初蒋介石试图封锁舆论，一度切断了上海到南京的电报和电话线路。然而纸里包不住火，知道内线消息的国民党权贵迅速在上海交易所大幅抛售国债，国债价格大跌，引发社会各界猜测，谣言四起。面对党内外的质疑，蒋介石最初说是胡汉民因病在南京郊外静养。几天后又改口，发表了一份措辞含糊的声明，称胡汉民身体安好，只是行动暂时受限制，完全是为了他本人和党部的利益。之后又改口说，这位被误导的同志可能逃往上海煽动叛乱。

这一下国民党党内就爆炸了。胡汉民在党内的资历远比蒋介石深厚。孙中山的同盟会有四大元老，分别是孙中山自己、黄兴、宋教仁和胡汉民。国民党的党纲就是胡汉民起草的，孙中山逝世后，遗像前挂着的“总理遗嘱”四个大字也是胡汉民亲笔书写的。消息传到南方立刻激起轩然大波。广东是胡汉民等元老的根据地，地方上本来就对南京中央政府不满，此时更是借题发挥。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院长后是否真的要造反不得而知，但蒋介石羁押他后造成的一连串骨牌效应，反而让原本一盘散沙的左派和右派放弃前嫌，开始合作，促成了在野反蒋大联盟。

宁粤分裂与反蒋联盟的形成

1931年3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何香凝、古应芬、林祖涵、陈公博行使监察委员会的权力，要求弹劾蒋介石。1931年5月25日，反蒋联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蒋介石在48小时内下野。蒋介石不为所动。1931年5月27日，唐绍仪、汪精卫、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正式宣布成立国民党非常会议，其实就是另立中央。短短三个月内，中国就出现了两个对峙的政权：一个是蒋介石掌控的南京政府，另一个则是在广州成立的反蒋广州政府。

广州政府不只是空喊口号。1931年7月21日，广州政府讨蒋军正式成立，任命李宗仁和白崇禧为司令和副司令。南方最强的军事力量桂系和广州陈济棠的粤系军队合流，积极准备北伐。1931年，中华民国被一分为二，史称宁粤分裂（Ning-Yueh Split: 1931年因蒋介石羁押胡汉民，南京国民政府与广州反蒋政府对峙的局面）。

日本关东军的趁虚而入与九一八事变

在国民政府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之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Kwantung Army: 日本帝国陆军驻扎在中国东北的部队）正在冷静地观察中国的局势。实际上，关东军早在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就曾考虑过利用中国内乱侵略东三省。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曾说过：“满蒙问题非外交手段所能解决，唯有诉诸武力。”到了1931年，随着蒋介石羁押胡汉民，中华民国陷入宁粤分裂、群龙无首的局面，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在1931年5月的会议上也提出，应该抓紧时间主动制造机会来解决满洲问题。

广州政府发布北伐讨蒋令的两天后，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攘外必先安内通电》**（Telegram on Prioritizing Internal Stability over External Defense: 1931年蒋介石提出的政策，强调先平定内部叛乱再抵抗外敌）。中共的历史叙事中，一直把“攘外必先安内”描述成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剿共。然而，当时中共的红军满打满算一共才5万人的部队，缺衣少穿，平时想吃口饭还要打劫地主。但广州政府有20万正规军，依托广东广西的财政，无论是装备还是训练都远远超过红军，讨蒋军甚至还有一个小规模的空军。蒋介石这个通电在讨蒋军成立两天后发布，说明他真正害怕的不是中共，而是广州政府。蒋介石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的表态，相当于给关东军侵华在政治上开了绿灯。

1931年7月，关东军开始出手。关东军首先派遣特务土肥原贤二潜入华北，启动了“石友三项目”。石友三是一个杂牌将领，土肥原贤二通过金钱收买和承诺官职，成功策划石友三在7月下旬于直隶（即河北）发动叛乱。石友三打出了反蒋介石、反张学良的旗号，开始进攻北平、天津一带。中原大战中失败的山西王阎锡山当时被迫流亡旅顺，无法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山西。日本关东军还特意派飞机把阎锡山从旅顺送回山西。阎锡山回到山西后，立刻和石友三联合进攻华北，逼迫中原大战后已把主力调往关内的张学良，不得不再次从东北抽调6个旅的主力入关。此时蒋介石为了应对来自内部的军事压力，一再电令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这个内乱指的不是“共匪”，而是广州的北伐军和石友三叛乱。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看准东北空虚的大好时机，在柳条湖制造了九一八事件，开始吞并东三省。

民族危机下的和解与团结

1931年10月14日，蒋介石被迫释放了胡汉民。胡汉民回到广东后，同意调解宁粤分裂。1931年11月7日，中共也趁乱在江西瑞金建立了苏联的卫星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Chinese Soviet Republic: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建立的政权）。从蒋介石在1931年2月底为了争夺总统宝座发动军事政变、羁押胡汉民，到日军吞并东三省、准备“满洲国”建国，再到中共趁火打劫建立“国中国”，短短9个月时间，国家大片领土被蚕食。

所幸的是，胡汉民被释放后，广州政府因为民族危机而态度软化，停止了原计划的北伐讨蒋。蒋介石于1931年12月15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职位。1931年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会议选出了新的国民政府领导层。林森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这个职位折腾半天，最后还是按照胡汉民的设计，仅仅是一个虚位礼仪性职务。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在新政府中担任了掌握实权的行政院院长，而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则被推选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

1932年1月，孙科新政府正式成立并宣誓就职，标志着宁粤和解完成。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沪抗战（January 28th Incident / Shanghai War of 1932: 1932年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中国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的战役）爆发。完成宁粤和解后的中华民国顽强抵抗，第十九路军与日军相比兵力人数更少，装备也远不如日军，但他们顶着日本海军“出云”重巡洋舰的舰炮，反而给日军造成了9,000人的重大伤亡，中日兵力交换比只有1.5:1。中华民国在民族危机前迅速重新团结一致，并爆发出了惊人的抵抗力，这大大超出了日本的预期。一个国家只有内部团结，才能打消外敌入侵的念头；如果国家撕裂，不只会招来外部敌人的入侵，真的打起仗时也会因内外交困而被迫选择割地求和。总统对自己人膝盖软一些，国家面对外敌时才能硬邦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