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检察官的抉择：收留异见人士
四年前，我在海外看到了《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其中提到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许志永在厦门会议之后被追捕，并在广州的藏身处被拘留。我感到很意外，意外的不是许志永被逮捕，而是他是从广州杨冰的家中被带走的。我对杨冰这个名字最深刻的印象是，她是中国几乎最有名的明星检察官。2011年，我所在的央视《看见》栏目曾经分上下集报道过她的故事。她是当年的“中国年度正义人物”，而且广东省政法委书记曾经号召全省的政法干警（政法干警: 政治法律系统的干部和警察的统称）向她学习。
四年之后，当我有机会跟杨冰对话的时候，我想问她的就是当年拘留审讯她的警察想知道的那个问题：许志永作为一个中国政府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为什么会向她这样一个在体制中工作过23年的前检察官、一个共产党员寻求庇护？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杨冰回应说：“我也没有任何考虑，这就是我的一个风格。”许志永当时过来，并没有打任何招呼。
你跟他是有私交的朋友吗？
杨冰表示：“实际上我跟许志永是没有私交的。就是他当时释放之后不久，我应该是在北京的一个场合，很多人参加的一个酒会上，我见过他一次，我们互相介绍了一下，就认识了。”
你只是在那时见过一面？
杨冰说：“对，我记得他当时对我说，‘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做点什么。’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
你并不是他的私人生活当中的朋友，第二，你也没有介入到任何他所做的具体的事情，那为什么你要冒这个风险？
杨冰回答：“我认为他做的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中国需要像这样的人，需要这样的人。所以这就是后来公安问我，你为什么要收留他？我说我敬重他，我不认识他，但是我从内心我敬重他做的事情。”
杨冰说她对许志永最深的印象是2003年的孙志刚案（孙志刚案: 2003年发生在广州的一起大学生被殴打致死事件，引发社会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广泛关注）。当时，原籍湖北的大学生孙志刚因为缺少广州暂住证，被警察作为流浪人员送到收容救助站，在那里被殴打致死。许志永作为法学博士，和其他两人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对城市流浪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收容遣送办法: 一种针对城市流浪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强制性收容遣送制度，后被废止）进行违宪审查。时任总理温家宝废止了这一制度。许志永因此当选当年十大中国法制人物。2014年，他因为组织新公民运动，以妨害公共安全罪服刑4年。杨冰和许志永的相遇，是在他出狱之后。
在2020年初，当许志永敲开她在广东番禺岛上的家门时，杨冰没有多问，也没有拒绝。
你身边有丈夫、有孩子，对吧？有家庭。你跟他们商量过吗？
杨冰说：“没有，没有跟他们商量过。我做任何事情基本上不征求我家人的意见。”
那如果他们要承受这个后果呢？
杨冰回应：“我作为一个法律出身的检察官和律师，我有评判这个事情的后果。我认为这个后果最多也就是他们拘留我24小时，我认为这个后果我可以承受。然后他之前做过的，但是他是自由的，他已经释放了。所以他到我这里来住有什么问题呢？如果你说他是一个逃犯，但这只是你法律圈子里面可能知道的事情，你们并没有公开地去通缉他，是吧？我并不知道。所以，我认为我的行为肯定是不构成任何犯罪的。”
恐惧与体制的善意
杨冰说：“有时候我觉得人们是过于恐惧了。我一直认为中国今天之所以到了今天的这样一个我们一路溃败后退，是因为我们过于恐惧。”
两周之后，二十多位警察登门，将许志永和杨冰分头带上警车。杨冰知道去广州市第一看守所的路，因为她做了23年检察官，那是她过去关押犯人的地方。
你以前是检察官，被当作犯人对待是什么感觉？
杨冰回忆：“从番禺到广州，那天在下大雨。我在路上我没有感觉到任何压力，我的内心是很轻松的。”
你当时在想什么？
杨冰说：“我想哪怕那一天我真的是被抓进监狱了，我觉得我也不会说很慌乱，就是我相信我做的是正确的事情。”
她记得车子快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的时候，驾驶的警官接了一个电话，她听得很清楚，驾驶的警官跟他说，把她送回去。驾驶的警官说：“我们快到了。”“快到了，但是还是要送回去。”然后车子就没有熄火，就在原地掉头，然后又开回了。这是怎么回事？
杨冰认为：“我认为他们当天本来是要想把我一起押走，就是把我作为他的同案也好，就一起带回北京的。我认为他们刚开始是有这个打算。但是后来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还是能够感受到体制对我的那种善意，哪怕即使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面。”
这个善意究竟是因为说你曾经是这其中的一份子，所以有一份情分，还是说你因为曾经被他表彰过、宣扬过，所以有一份顾忌？是什么？
杨冰说：“我觉得各种原因吧。我觉得你说的第二点应该是存在的，对。因为我曾经被他们表彰过，然后我觉得他有点投鼠忌器，这一定是有的。而且我的这种表彰还不仅仅是体制的表彰，还有这种公正的认可，它无形中对我也是一种保护。”
公诉人的良知与体制的期待
杨冰成名是因为一起杀害女婴案。2005年，江西农民周模英在广州打工，丈夫做苦力，她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8个月大的婴儿生病，缺乏医疗，痛苦地哭了一夜。清晨，周模英将婴儿放入河中。
我休息一天，然后我就有工资。我休息一天就没有工资。我每个月没有一千多块钱。我丈夫和妹妹付房租。有时候他买米。我女儿想吃奶粉。她想买尿布。我儿子也想买尿布。这叫经济困难。
公诉人（公诉人: 代表国家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犯罪的检察官）杨冰以故意杀人罪起诉周模英。但在公诉意见书宣判前，她发表了一份声明，这导致了第二次审判，周模英的刑期从死刑改判为十年，后又减刑六年。在公诉意见书中，杨冰说，周模英的经历确实是她自己的悲剧，但它也是这个时代的悲剧，不是这个社会的悲剧。
因为这句话，她受到了上级批评。
杨冰说：“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于体制内来说，他们最难接受的就是说这个案件是一个是这个社会的悲剧，他们难以接受这一点。为什么？等于他认为这是否定了这个社会，或者甚至你就否定了这个执政党。”
你认为当时他们对检察官的期待是什么？
杨冰认为：“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人们看到的只是犯罪它是多么多么的可恶，然后这些犯罪分子是应该受到严惩的。人们不会去想这个高昂的这么高的数字背后，它背后的社会代价是什么。可能有人觉得说这不是你公诉人这个角色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公诉人也好，一个检察官也好，一个法官也好，我们每一个人，他的这个职业角色的背后，其实我们首先都是一个人，然后其次我们是一个社会人。我觉得这个它不是互相冲突的。所以当我有机会我在法庭上我能够相对地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发表我的意见的时候，我要挣脱这个束缚，能够在身在公门之内，然后我们有机会有条件用自己的权力、地位、身份、位置去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去，就不是讲空话，是实实在在的去帮他们解决具体的问题。”
杨冰说，她不是一个右翼战略家，她只是一个右翼的回归。杨冰说这话是因为她多年来一直因此受到批评。当周模英在监狱里有了自己的想法时，杨冰去探望了她。她四次前往江西，帮助她的两个孩子和家人。杨冰的上级知道之后，认为他不向组织汇报，以检察官身份擅自行动，应受处分。杨冰对此回应说：“我是以一个人的良心的名义去做的。我的这一权力和义务，既不需要任何人的授权，任何人也无权剥夺。”
2010年底，周模英出狱，登门向杨冰道谢。《南都周刊》的报道引起了全国的反应。很快，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号召全省政法干警向杨冰学习。
你得到了这个体制的认可，你有一个很像大家的说法叫“金光大道”在前面，如果你走的话。
杨冰说：“对，如果那个时候我按照体制设计的这条路走，所谓的就是问生发大财、做大官，其实这就是体制你要走仕途这条路你是必须要这样的。”
那你为什么没有呢？
杨冰回忆：“对于2011年的那时候，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然后我觉得人们开始停下了他们的脚步去反思，就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然后人们也愿意去关注这个社会的边缘群体。2011年的时候，体制内也非常的开明。我认为至少现在我回忆起来，那个时候在检察系统我们有很多内网、内网的论坛。我记得当时正好是重庆唱红打黑也发生在那一段时间。体制对于重庆模式的争议也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在内网论坛上可以公开讨论很多事情。这些发言的尺度今天看来，都是很难以想象的。比如说2013年的时候你接受财新采访，谈得非常的直言不讳。你当时谈到检察系统，谈到这个它的司法的行政化是它最大的弊端，对吧？”
杨冰说：“对，你甚至说我就希望未来的司法改革当中，让我的上面没有领导，让只有法律来领导我。对，法官之上没有法官，检察官之上没有检察官。”
你之前说过，你第二天你的职业身份就会面临你的单位和你的领导，他怎么看你？
杨冰说：“我必须要考虑我是不是诚实地面对我自己的内心。我觉得我在所有的事情，包括我在微博上的发言，我要考虑的唯一的因素就是我有没有诚实地面对自己，我有没有说的话是我的内心真实的想法。就是当时也是大家都鼓励我，我那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大家都鼓励我，你应该是去写微博，你应该是写博客。”
体制内也有这样鼓励的声音吗？
杨冰说：“我后来做过广东省的党代表（党代表: 中国共产党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参与党内事务和决策），我去最高检参加过一些荣誉的那个颁奖。我记得当时最高检的一个领导走过来跟我参加他们那晚还走过来跟我说，你代表了公诉人的巅峰。”
公诉人是杨冰最喜欢的角色。她进入体制时没有背景可言，很难说杨冰到底代表的是这个体制中的一个异类，还是它本来应该有的模样。她是1970年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在重庆读大学的时候，专业是马克思主义，按理说很难成为一个公诉人。但她能有这样的机会，是因为大学毕业当年，正好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南巡: 指邓小平在1992年初到中国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推动改革开放）。广东成为体制改革的一个前沿地区。所以杨冰成了广东花都检察院第一个外地人，第一个本科生，也是第一个通过基层临选（临选: 临时选拔，指在特定时期或紧急情况下进行的选拔）竞争成为了全市的公诉人。两年之后她就已经被评为广州市的优秀公诉人。所以在开微博之后，我看到有一条留言感慨说杨冰为什么说话这么大胆，她回复说：“因为我从业21年，我从来没有拿过当事人的一分钱，吃过他们的一顿饭，从来没有为自己拉过一张票，给领导送过一份礼，也从来没有去领导家里坐一坐，看过眼色。这就是我在微博中说话的底气。”
被边缘化与辞职求自由
但是，在杨冰成名之后不久，她就被调离了公诉人岗位，被调去做行贿犯罪的侦查，一份普通的文书工作。那怎么你成名之后反而不办案了呢？
杨冰说：“就是我后来感觉到，就是我在体制内就逐步逐步地被边缘化。然后就是领导可能都会觉得就是我是个麻烦人物。”
麻烦在哪里？
杨冰说：“可能就是一个是不听话嘛，是吧？我记得当时领导找我谈过好几次，就是让我把微博关了。当时领导说正在给你申报全国模范检察官，你都不能消停一下？”
对，你当时怎么斟酌这个事呢？
杨冰说：“我是一个体制外面的一个优秀人物，我永远是一个专门研究这个情况的人。然后你让我成为一个普遍被认为是体制内的一员的公众人物，我真的觉得我做不到。”
杨冰想申请调回公诉处，但未获批准。2015年，她决定辞职成为一名律师。当家人开会时，她的哥哥说：“杨冰其实是一个社会上很需要的人，只是他不住在我们家。”
你想要什么？
杨冰说：“自由。”
定义一下你说的自由。
杨冰说：“自由就是你相对可以从容地活着，然后你可以说不，违背你意愿的事情你可以不做。我知道在很多体制内的人，即使是他做了检察长，他也没有能力说不。”
但您真的认为做了律师之后就有这样的自由吗？
杨冰说：“相对有这种自由，跟体制内相比。但是依然没有跳出体制的束缚。中国就是一个大体制，即使你离开了这个小体制，其实你依然活在这个大体制之内。”
所以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说你不但没有脱离掉体制的束缚，反而失去了它的庇护。
杨冰说：“我觉得即使我离开体制之后，我还是那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即使是成为一个律师，杨冰还没当上律师，就把律师协会告上了法庭。因为律协要求，每个律师获得职业实习资格之前，必须办理从14岁起每一个户籍所在地的无犯罪证明。杨冰就生在湖南，读书在重庆。他要办齐所有证明，需要去三个省的五个派出所。”
2015年7月，她向广州市越秀区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在微博中说：“公民没有自证清白的义务。”
这是你当检察官的时候，如果你需要查询一个人的无犯罪证明的话，对。
杨冰说：“我的所有的被告人，我们都需要他的前科材料，他的身份材料，就是这么简单。你不需要跑很多个地方去调。”
不需要。
杨冰说：“不需要。我们的这个施老师的话，我们体制内的资源是非常的丰富和强大的。我们建立的这个个人信息的资料库是非常的完整的，我们是没有任何隐私的。”
那为什么一个律师想要证明自己会这么困难呢？
杨冰说：“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体制在某些时候是万能的，某些时候是无能的。当它管理你的时候它是无能的，当它服务你的时候它是无能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极不合理的。”
等待结果的时候，杨冰无事可做，在她十平米的小院子里养花。一年之后，养到二十多盆的时候，她起诉广州律协案，被写入了2016年《法治政府蓝皮书》，当中认为，行政诉讼本质，在于将行政权力或公共权力置于司法权监督之下。此后，杨冰得到了实习律师资格。
不久之后，她向自己的原单位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要求取消针对律师的搜查、安检、存包，认为这缺乏对于法律事业共同体的起码尊重。
形式上的公平你都做不到，你都争取不了，或者你都不敢去争取，你谈什么去争取实质上的正义？谈什么去维护你的当事人的公平和正义？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世界上新老东家同时开战的人不多。
杨冰说：“这个体制它其实是想改变的，它有改变的欲望的。体制内的人也是鲜活的生命啊，但是他们真的在那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同样的这样一个僵化的角色下面，他们真的扭曲为连他们也不喜欢的自己，成为了他们也不喜欢的自己。他们其实是渴望改变的。我记得参加广东省的党大，当时正好是独立候选人，你知道吗？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在休会的时候我问过广州市的一个领导，我说你怎么看？然后他就说，‘等着吧，我们会有这几天的。’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律师生涯的终结与孙大午案
杨冰真正的律师生涯只有两年。因为2019年她和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发生了冲突。云南广集村因为征地引发警民冲突，六名村民移送司法。在这一年，他们服刑出狱的时候，村民在路口举行欢迎仪式，被以寻衅滋事罪（寻衅滋事罪: 中国刑法中的一个罪名，指随意殴打他人、追逐拦截他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常被批评模糊性高）抓捕。杨冰代理了这个案子，她在微信的公共号上发表了文章，认为村民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寻衅滋事罪的模糊性容易导致选择性执法。之后，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打电话，要求删帖。
杨冰回应：“你拿出依据去来啊，是吧？有什么法律依据？是什么部门给你打的招呼？你居然发进跟我讲，我怎么知道你背后是不是卖什么人情啊，是不是什么原因啊？”
他说：“我连领导的，你在我这工作，领导的话都不听。”
杨冰说：“这句话让我非常的不舒服。为什么？当时我就想，你算老几？因为我觉得我在体制内的领导的话我都没听，到了你这里我还是领导的话？你还认为你是我的领导？但是我从来不觉得作为律师，律所的主任会是我的领导。因为律师就是一个，说白了就是一个个体户。因为在中国律师他没有办法单独执业，他必须要挂一个所，就等于就是你必须要有个组织，就是这样才有警务罩给你，否则的话你就是天马行空了。”
没多久，杨冰就被通知合同到期了。
也许你这位律所的主任也承担着很大的一个压力，有可能对吧？尤其像比较维权类的这种案件，可能就有人直接给他打电话什么的。
杨冰说：“我只认为他是一个维权的案件，他的罪名就是寻衅滋事，他不涉及任何政治诉求之类的。但是我从当时的這個报道来看，警民冲突，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被化为政治敏感性很强的案件了。”
你没有这个考虑吗？
杨冰说：“对，实际上这也是后来我不再为这个律师证去焦虑的一个原因，我放弃了。因为我意识到，其实给了我这个证，我很多案件也办不了。”
2019年5月，和律师事务所的合同到期之后，杨冰不能再接新案。她想转到北京执业。在等待过程中，就在广州番禺的海鸥岛，一个农家小院里继续做他的公益事业——天降关爱，救助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尤其是孩子，比如被性侵犯的留守儿童。这个地方成为了法律界很有名的一个聚会地点。2020年2月，徐志永敲开她的家门。在警察传唤审讯20小时之后，杨冰和家人被释放回家。门前和车库多了摄像头，已经跟她解除合同的事务所，要求她回所开会，主题是“坚守底线，不越红线”。
她记录了一段对话，她的一位同事说：“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到我们是党员，律师。”
杨冰说：“我查了，我首先要想到的是我们是人。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放在阳光下面，你可以放大来看。所以我我不惧怕，我就是觉得我就是这么一个坦诚的人，而这是对我最大的保护。”
这怎么能够保护你呢？
杨冰说：“比花招、比狡猾、比阴谋诡计，我肯定是打不过任何人。但是你要比彻底的坦荡透明，我觉得我可以打败任何人。”
后来，他们加强了对杨冰的监控，并定期与她联系。杨冰能够非常平静地与他们沟通，并且不认为他们是她的敌人。
你感受到了什么样的态度？
杨冰说：“我的一个体制内朋友他给我发过一条短信，他说你一定要相信除非国宝（国宝: 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俗称，通常指国内安全保卫部门的警察）跟你有个人恩怨，他们在内心是敬重你的。其实我们都是人，这个就跟我当年办案看我的犯罪嫌疑人、看我的被告人是一样的。各种各样的人生机缘吧，我们赋予了不同的社会位置和社会角色，但是我们本质上都是人。”
有人会说那你会不会太天真了？
杨冰说：“我觉得我始终就是对这个世界秉持一种善意，我不管这个世界如何对我。”
最后杨冰知道，去北京执业已无可能。五个月之后，她收到了这份通知，广东省司法厅注销了她的律师证。这一月在中国，律师界向她关闭了大门。2020年2月，杨冰就此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这一决定。法院不予立案，也不允许她进入递交材料。杨冰就在法院门口，用摆地摊的方式维权。本地记者告诉她，收到了明确禁令，不需报道此事。为了防止群众围观，杨冰身后的大超市被临时关闭。一个曾经全国的明星检察官，在电视屏幕上一再被报道的人物，这种落差你当时觉得难堪吗？
杨冰说：“我更认为这是中国法律的屈辱，这是司法的屈辱，它不是我个人的屈辱。”
这句话怎么理解？
杨冰解释：“就是这个法律共同体，它其实是互相造就的。当你不尊重律师的这个法律地位的时候，其实这就意味着你作为法官和检察官，其实你也很难获得公正真正的认可。”
一个月之后，不再是律师的杨冰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了法律事务。她出任了河北大午集团的法务总监。2020年11月，在与保定一家国有农场因为土地纠纷发生冲突之后，孙大午和他的家人以及多位集团高管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刑事强制措施: 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剥夺的措施，如拘留、逮捕等），涉嫌非法经营和寻衅滋事。舆论对此事的反应超越了普通的刑事案件。因为孙大午一直被外界认为是富有争议但敢言的民营企业家。2003年他曾发表悼念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李慎之的文章，被控严重损害国家机关形象。2019年孙大午为维权律师发声。在被捕一年之前，他在2019年的微博上首先揭开了河北猪瘟的真相。
你看东方人一般经历过许多事情之后会心有余悸，就是远离这些比较敏感的事件或者是人物，为什么你要介入呢？
杨冰说：“我觉得跟我的性格有关，我就喜欢看这种案件，就是挑战性越大我就越有兴趣，越有斗志。”
但是你应该也很清楚说这个案件不是一般的那种法律专业主义去能够评判或者去分析，对吧？它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案件。那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说，这种情况有没有必要介入，有没有意义介入？
杨冰说：“但是我觉得过程是有意义的。”
怎么讲？
杨冰说：“就是在你这个过程你不去努力，你怎么样知道结果呢？然后在这个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它还是有价值的。因为如果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律师敢去介入这个案件，敢去做这个案件，这是何等的悲哀啊。”
2021年4月，杨冰到保定市中心人民法院递交行政起诉状，被告是保定市人民政府和雄水区人民政府，因为他们派出29个工作组接管了这家市值20亿的大型农牧企业的经营活动。杨冰的诉讼请求是依法确认这种行为无效。根据杨冰当天的记录，保定中院这位年轻法官表扬了他的专业素养，让他留下电话等待回复。杨冰没有等到电话，这个案件就此搁置。
杨冰说：“我们启动了很多小案件，这个行政诉讼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在当时的這個环境里面，已经感觉到就是之前包括我们之前做的所有的事情，那个时候就已经感觉到是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因为本来作为一个律师，你至少有在法庭上战斗的可能，但是如果法院不受理，你就连败诉的机会都没有。”
对，是的。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所有的阵地。我的感觉就是无论是舆论也好，还是法庭也好，还是已经失去所有的阵地。你那时候会有那种无力感吗？
杨冰说：“这种感觉是有的，就是你好像你倾尽了你的权力，但是你打到一堆棉花，打到的是一堆空气。There is no reaction, no effect. This kind of feeling of guilt is very strong. But I still want to say, if I give up such an effort, 就是我还没有做，我就已经放弃了，我会看不起我自己。当你过多的去考虑这样结果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事情已经不纯粹了。我觉得上帝他是不回去保守的，我……因为上帝至爱赤子（赤子: 比喻心地纯洁、真诚的人）。我认为我是一个有赤子之心的人。”
2021年7月15日，孙大午案开庭审理。杨冰内心怀希望，案件能够像2003年一样出现转机。当年孙大午因为言论受到批评之后，以非法集资的罪名被收押，但最终判处了缓刑。许志永是他当时的辩护律师。
我查了，虽然我这个资料的时候看2003年当他同样有可能入罪的时候，当时在社会上掀起一场舆论的大讨论，从企业界，对吧，到思想界，到媒体，到公众，每个人都在发表意见。当2021年的时候，这个案件在开庭前后的时候，像一潭死水，整个社会舆论一潭死水。孙大午当时还特别搞笑，刚开始的时候他给律师带出来的话是叫家属不要接受媒体的什么。我心里想，天啊，你太天真了，什么时候啊，有媒体吗？没有，没有任何国内的媒体。然后开庭的时候，你可想而知就是每个律师所在地的律协都派人来旁听，就你这个律师你要是在庭上你不听话，立马就马上开完庭就找你谈话了。
这是什么样的环境？
杨冰说：“当时广州是国宝，开平也是这样，我们不能没有你。”
你不是没有上庭吗？
杨冰说：“我没有上庭啊，但是也都是这样，就是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惯例和这个案件的一个标配，所有类似案件都是这么办的。”
7月28日，一审宣判。孙大午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犯有8项罪名，包括寻衅滋事。2022年，大午集团所有资产被拍卖给一家公司，作价人民币68亿元。
恐惧的代价与生命的价值
哦，那就是他们当时的恐惧。我非常感动于大午集团的家人和员工的恐惧。大午集团曾经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现在看起来它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事实上，它是如此的忘恩负义。你有这种感觉。当你面对这种恐惧的时候，你会感到非常悲伤。也许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你认为恐惧是一种有用的手段。这种恐惧可能是这个体制想要的效果。但是这个体制实际上是在杀死自己。我觉得它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活力。我真的为他感到悲伤。当你看到孙大午的命运，你不觉得这种不安全感吗？
杨冰说：“我没有对自己的安全有任何更大的恐惧。我感到更痛苦的是，在这样一个压抑的社会环境下，我几乎没有空间去做任何事情。我会被抛弃。这是我所害怕的。对。这也是我去年选择离开中国的原因。因为我与其在这里虚度生命，我不如出来游走世界。”
杨冰出国之后，一直在迁徙。她在欧洲和美国的不同大学法学院，担任法律研究的访问学者。她生命中唯一的亲人，是她的儿子。后来很多人都问我，你有没有后悔？甚至我后来成为律师，遇到我原来的领导，你当时要是你没有这个你没有就是管着自己这张嘴。
杨冰说：“但我也不后悔。”
你说你不后悔，你失去的东西是很具体的。
杨冰说：“我得到的东西也很具体啊。是什么呢？我得到的东西是我的自由。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任何东西都买不来的。我可以自由地说话，我可以自由地旅行。如果我现在还在体制内，这一切都是我不可想象的。生命的价值，它真的不是以这种仕途的升迁来衡量的。我在体制里待了这么久，看到了太多的人格分裂，我觉得不值得，真的不值得。”
我看就是从事律师行业的人也说，说杨冰不应该出来，说律师不缺他一个，但是检察官像他这样的缺很少，他应该留在那里继续发挥作用，你怎么看？
杨冰说：“这个这个李克强也在体制内啊，人家位置比我更高，他发挥到什么作用吗？那他也会问你，说你出来走了一圈这么多年，又有什么用吗？这是我们不是读过那个故事吗，那个小鱼，你救不了那么多小鱼，你能够救多少？但是对这条小鱼有意义啊。你真的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它对你有用，它对你有意义有价值，这就够了。然后你做了你能做的那一点点，你就做了全部。”
在这次采访中，我们有很多次中断，因为杨冰不得不停下来准备一个非常具体的活动。生活在异国他乡，对于一个54岁的她来说，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
杨冰说：“我最大的要求是，我希望一年之后，我可以用英语流利地表达我的感受。”
你想要表达什么？
杨冰说：“即使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在一个新的环境，我依然可以找到我的角色和位置。我依然有机会去做它。What can we do for China? But if one day you actually put in a lot of effort, you can speak, and you find that no one listens in your country? It's possible. It's really possible. Because I've seen it. Many people are like that. But I think...上帝至爱赤子。不要过多的去想这个最终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或效果吧，你就埋头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