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啊我们知道，这个伊朗的政局非常的动荡。那么在过去呢，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这伊朗曾经是一个极其开明和亲美的国家，简直就是现代化的这个中东国家的模板。那时候的巴列维国王（Shah Pahlavi: 伊朗末代国王）呢，号称啊是美国在中东的副警长（Deputy Sheriff: 美国在中东地区代理权力的职位）。而现在呢，伊朗变成了中东的反美轴心。这个180度的转变，堪比这个前FBI副局长丹邦吉诺在爱泼斯坦案上态度转变了。那么1979年这场改变伊朗的革命，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953政变：合法性的崩塌

如果说，我们要寻找那个王朝崩塌的起点啊，镜头呢必须先对准1971年的沙漠。你看啊，巴列维国王在这里呢，举办了一场号称是2,500年帝国庆典。这个场面有多大呢？他在波斯波利斯遗址啊，搞了一个帐篷城，是由巴黎的高端公司Jason参与搭建的。帐篷呢一共搭了52顶新型布局，周围呢全是喷泉和吊灯啊，都是奢华级别的装潢。有大量艺术家、工匠还有设计师厨师，这些呢全都是来自于法国的。我感觉啊，这个巴列维也是个精神法国人啊。据说当时用来服务这些外宾的应招女郎和食物，也都是从巴黎空运过来的。嘉宾呢全是各国的国王和总统。国王呢站在居鲁士大帝的陵墓前啊，说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他说：“居鲁士你安息吧，因为我们醒着呢。”这话呢听起来非常豪迈。这时候的国王呢，满脑子想的都是大文明，他觉得自己呢，就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天选之子，是雅利安之光。为了强化这个概念呢，他甚至改了日历啊，把这个官方纪元从希吉来纪元改成了居鲁士纪元。

这时候的伊朗呢，表面上光鲜亮丽，但这场盛宴的背后啊，其实真实的伊朗人呢，是被挡在视线之外的。那时候，正在处于流亡中的宗教领袖霍梅尼（Khomeini: 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冷冷的嘲讽这个庆典是魔鬼的节日。

那么这时候国王的底气从哪里来的呢？很简单，钱啊，而且是多到让人窒息的钱。大家看以下这个数据就知道了：1954年呢伊朗的石油收入只有区区的3,400万美元，到了1975年，这个数字爆炸到了200亿美元。翻了多少倍，大家自己算就知道了。那个时候正好是油价暴涨，所以作为这个产油国，伊朗就赚爆了钱，像洪水一样引入这个国家。国王当时怎么花的呢？买枪买炮。尼克松1972年访问德黑兰的时候啊，给这个国王一张购买清单，上面呢除了这些核武器以外，什么都随你买。伊朗呢，因此成为了美国在海外的副警长。

虽然呢国家富得流油啊，这一年啊，伊朗的婴儿死亡率依然是整个中东地区啊比较高的水平。德黑兰的富人区开始有了欧洲的模样，但是呢每一个有车族的背后啊，都有九十个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穷人。军购和大基建啊，导致呢货船在这个港口排队时间长达数月，每年赔付滞港的成本高达10亿美元级别。大量的化工和食品在热带的沙漠热浪中变质了。石油美元没有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面包，反而变成了一种毒药。他让国王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是啊，再多的F14战机也掩盖不了一个致命的硬伤，这个硬伤呢，就是合法性。

很多伊朗的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根刺，那就是在1953年。那一年啊，深受爱戴的民选首相摩萨台（Mossadegh: 伊朗前首相）因为要把石油归为国有化，结果呢被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 美国情报机构）和英国的MI6（军情六处: 英国情报机构）联手的一场政变给推翻了。这个话题呢，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期节目，我会把链接放在描述栏，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总而言之啊，这场政变直接把国王送回了王座。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当时的很多伊朗人眼中啊，特别是那些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眼中，国王不再是他们自己的君主，而是一个英美的傀儡。

为了压制这些声音啊，国王建立了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机构，萨瓦克（SAVAK: 伊朗秘密警察组织）。这是在美国FBI和以色列的摩萨德联手帮助下建立的秘密警察组织。据传啊，每450个成年男人中就有一个是线人。萨瓦克的编制不算是天文数字，但他依赖庞大的线人网络，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才是恐惧的来源。所以你看啊，这个政权看似像大坝一样坚固，但他的地基呢，从一开始就是有裂缝的。

白色革命：播下城市愤怒的种子

国王也不傻，他知道自己缺乏支持。所以呢他在1963年搞了一个大动作，叫做白色革命。简单来说啊，就是cosplay土改，就是呢把这些地主乡绅的土地分给农民。他想了一个办法，打掉那些旧贵族，然后呢把这些底层的农民变成自己最忠实的粉丝。结果呢，这事办砸了。确实啊，地主阶级是被削弱了，但是呢绝大多数农民分到土地太少了，每个家庭分到只是一小块地，没有办法支撑一家人的现金和粮食的需求。怎么办呢？活不下去了呀。于是呢成千上万的农民啊，只能扔下锄头涌进城市。得来的人口在短短二十几年内啊，从150万暴涨到550万。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啊，进入了城市讨生活，他们住进了城市边缘的贫民窟。他们本来应该是国王的盟友，结果现在，他们成为城市中最愤怒的一群人。

白色革命不止土地改革啊，它还包括女性选举权和扫盲队。这些呢属于比较左翼的改革项目，他们的初衷都是好的。你想一想啊，让女性拥有选举权，而且呢让这些文盲的数量减少，这不对社会是有好处的吗？他可以培养一些新的中产阶级。但是呢，他也产生了一个剧烈的副作用，他激怒了这些伊朗的保守派的宗教团体。国王搞的这个白色革命，怎么看都像是在模仿左翼的进步主义运动，但他成功的通过这个运动得罪了好几个阶层。国王想用白色革命来阻止红色革命，结果万万没有想到，他亲自铺平了通往黑色革命，也就是宗教革命的道路。

1975年：强制现代化的代价

时间来到了1975年，最致命的转折点来了。国王整个，如果说呢之前只是一些阶层的矛盾，那么这一年呢，国王简直向整个伊朗社会宣战了。他突然宣布啊要取消所有政党，伊朗以后呢只能有一个合法的党派，叫做复兴党。他还放话说啊，谁要是不加入，那就是叛徒，要么坐牢，要么滚出伊朗。这还不算完，为了控制通胀，他把矛头对准了传统的巴扎商人。伊朗派出了2万多人所谓的监察队啊，冲进集市来抓奸商。这下呢搞得鸡飞狗跳，据后来统计，罚了25万人，甚至呢把8,000多名商人扔进了监狱。你要知道，巴扎可不仅仅是做买卖的地方，它是整个伊朗传统社会的灵魂。巴扎提供了各种信息交换，大家都喜欢八卦，小道消息传的比报纸还快。而且呢也是民间的信用体系，买东西赊赊账，搞搞人情担保，这在伊朗的中产阶级啊，非常常见。巴扎呢，还是宗教慈善的筹款网络，大家有了钱，就捐给这些教士集团。国王这一棒子打下去，原本最保守、最不爱惹事的传统中产阶层，被彻底逼反了。可以说啊，国王搞的这一场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强制现代化运动，一头撞上了一堵啊，由这些被遗忘者、被羞辱者和被激怒者组成的愤怒之墙。而在墙的另一端呢，有一个人啊，正在巴黎的苹果树下等着他。

革命导火索：媒体失误与动员

虽然当时整个伊朗的社会就像一个高压锅，但谁也没有想到，最终引爆它的，竟然是国王自己的一次神操作。1978年1月，官方报纸突然发表了一篇文章啊，也就是社论啊。这篇文章呢，不仅骂霍梅尼是黑色反动派，还搞人身攻击，说霍梅尼啊，年轻的时候生活放荡，乱搞男女关系，根本不是什么正经的宗教人。甚至还造谣说啊，他压根就不是伊朗人，他一看就是个印度人。这招呢实在太臭了。历史学家后来评价说啊，永远不要低估愚蠢在历史中的作用。这文章一出啊，霍梅尼的大本营圣城库姆瞬间就炸锅了。神学院的学生呢，冲上街头抗议啊，结果呢警察直接开枪。官方说只死了两个人，反对派说死了70个。死亡数字呢，从一开始就被政治化了，双方呢都各执一词啊。真实的数字到底是多少，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流血了。在什叶派的文化里呢，血是不会白流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大家可能不知道，什叶派有个传统，人死后的第40天要举行哀悼仪式。库姆死了人，40天后呢，大不里士的群众出来哀悼，结果呢哀悼的过程中又失控了，又被镇压，又死了更多人。按照什叶派的传统啊，40天后要对刚死的人进行新的哀悼仪式。过了40天，亚兹德和伊斯法罕的人出来哀悼大布里士的死者，结果呢又发生了冲突，又死了更多人。看过我过去做的那个模型思维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伊朗的局势已经变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这一年呢，伊朗在不停的重复这样一个死循环：杀戮、哀悼，再杀戮、再哀悼。到了5月份的时候，骚乱已经蔓延到了24个城市。这就是宗教的力量，他把原本分散的愤怒变成了一个自动运转的、每40天充一次电的政治引擎。国王的坦克再多啊，也拦不住这种写在日历上的复仇节奏。

黑色星期五：信任的彻底断裂

时间来到8月19日，发生了一件惨绝人寰的事情，彻底切断了国王和人民之间最后的一丝信任。在石油重镇阿巴丹，一家电影院突然着火了，肯定是有别门，而门呢被从外面锁死了。400多名正在看电影的观众，其中有不少妇女和孩子被活活烧死，场面惨不忍睹。虽然有很多研究显示啊，这件事情有可能是宗教极端分子干的，但当时呢，几乎所有人都认定啊，这是萨瓦克（SAVAK: 伊朗秘密警察组织），也就是秘密警察系统干的。这其实很要命了，因为缺乏信任啊，不是你的锅，你也得背。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想呢？因为大家都觉得，按照国王过去的尿性，他肯定想要再栽赃给反对派，搞这样一个假旗行动，或者呢单纯就是为了报复。8月19日，也恰好是1953年摩萨台（Mossadegh: 伊朗前首相）被政变纪念日。很多伊朗人都把这一天当做是被外国势力操纵的国耻。你看，当一个政府已经失去民众信任的时候，真相根本就没有人在乎了。葬礼那一天呢，一万多人走上街头，他们不再喊什么改革、什么自由，他们喊出了那个最决绝的口号：“烧死国王！终结巴列维！”

既然局势已经失控了，国王决定亮出刺刀。9月8日呢，他在德黑兰宣布戒严。但是消息传的太慢了，许多聚集在贾勒广场的民众根本不知道。当人群拒绝散去，军队开火了。直升机在天上盘旋，突击队在地面扫射。那天广场变成了处决场。这一天呢，在后来被称为是“黑色星期五”。这个广场后来也被称为是烈士广场。虽然后来调查显示啊，当天死亡人数其实大概就是84人，而不是传说中的4,000人，但这也不重要了。在政治报里头，谣言会跑的比子弹还快。接下来就是全国罢工，石油工人停摆。最重要的是啊，在这一天，“和解”这个词彻底死掉了。如果你是当时的德黑兰市民，看到满街的血，你还会相信国王的改革承诺吗？不可能了。此时此刻，大家只剩下一个念头：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权力真空与霍梅尼的回归

现在我们把镜头拉开，看看这场对决的两个人物，当时都在干什么。这是一种极其诡异的对比。坐在德赫莱的宫殿里，坐着拥有世界第五大军队的国王，但他此刻却像一个瘫痪的巨人。很少有人知道他当时已经患上了癌症，正在服用抗抑郁的药。他优柔寡断，一边想要镇压，一边想要讨好。当记者问他殿下，你的支持者去哪了？他竟然两手一摊说：“你问我？我哪知道？”而在几千公里外的巴黎郊区，在苹果树下，坐着一位76岁的老人霍梅尼（Khomeini: 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讽刺的是啊，他在法国，一个世俗共和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筒。他没有坦克，没有飞机，他只有一样武器：录音带。他在巴黎录制的讲话，通过电话线传回伊朗，被复制成成千上万盒磁带，在每一个清真寺、每一个巴扎里传播着。他的指令清晰冷酷，绝不妥协：推翻他，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一边是手握重兵但是已经灵魂瘫痪的国王，一边是手无寸铁但是意志如铁的教士，胜负呢，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分出来了。

1979年1月16日，国王带着一小盒伊朗的泥土，在机场登上了波音707。他对送行的首相说了一句啊：“我累了。”随着飞机起飞，德赫兰爆发了欢呼。民众觉得天要亮了，开始肆意宣泄被压抑的情绪。街上的人们，把钞票上国王的头像给剪掉，把广场上那尊巨大的铜像给拉倒，最后呢只剩下一双空荡荡的铜靴子留在基座上，讽刺的指向天空。国王走了，但问题是啊，谁来填补这个巨大的真空呢？当时很多人，包括西方的观察家都天真的以为，伊朗会像英国一样，变成一个君主立宪，或者是民主共和的国家。大家可能都想多了。因为在巴黎，那个一直在等待的宗教领袖，已经订好了回程的机票。

2月1号，历史性的画面出现了，霍梅尼（Khomeini: 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回国了。当他飞机落地时，德黑兰的街头涌入多少人？据估计啊，有300万。你可以想想那个概念，当时德黑兰总人口也就500多万，这意味着只要能动的人全都出来了。因为人太多呢，霍梅尼的车根本开不动，最后只能坐直升飞机飞到烈士公墓。在那里他对着几十万欢呼的群众，说出那句定调的话：“我将任命政府，我将打烂这个政府的嘴巴。”那时候你肯定好奇啊，一个传教士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就不得不提霍梅尼的创新了。他成功的将什叶派伊斯兰教，从一种保守的信仰，转化为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且呢，采用了最广泛的民粹主义策略。在流亡期间，霍梅尼虽然在神学院内部讲授着法学家治国的理论，但在公开声明的时候呢，他刻意回避这一神权概念。相反呢，他专注于抨击沙阿的独裁、对美国的依附以及对穷人的忽视。他使用了诸如“受压迫者对抗压迫者”、“贫民窟居民对抗宫廷居民”等阶级斗争色彩浓烈的口号，成功的动员了城市的平民和工人阶级。霍梅尼的政治语言呢，结合了反帝民主主义、社会正义和宗教虔诚，这使他能够联合啊，包括左翼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在内的广泛反对派联盟。可以说啊，霍梅尼是在反帝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上，披了一层宗教的外衣。这一刻呢，所有的自由派、左派知识分子还都在欢呼，他们以为霍梅尼只是一个精神象征，像甘地一样，毕竟这老人家已经70多岁了。但他们错了，霍梅尼根本不是什么甘地，他是带着神权蓝图回来的列宁。

革命的巩固：危机与集权之路

虽然国王走了，但他的精锐部队皇家卫队还在。2月9日晚上，冲突爆发了。这本来是空军内部的一场小摩擦，结果呢瞬间引爆了全城。就像巴黎公社一样，老百姓冲进军火库，一夜之间呢，满大街都是枪。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啊，连10岁的孩子手里拿的都是步枪。面对这种全民皆兵的阵势啊，军队的高层彻底怂了。2月1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宣布中立。这哪里是中立啊，这根本就是投降嘛。当天下午呢，德黑兰电台传来那个著名的声音：“这里是德黑兰，这里是真正伊朗的声音，是伊斯兰革命的声音。”2,500年的君主制，在这一刻正是寿终正寝。

革命是成功了，但是谁说了算呢？在沙阿倒台后啊，霍梅尼通过建立平行的权力机构，逐步的剥夺了世俗盟友的权利，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明面上呢，有一个穿着西装的总理巴扎尔甘，他代表着伊朗的自由派、世俗民主、温和开明。霍梅尼在库姆和德黑兰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这些机构控制了清真寺武装民兵，以及后来的革命卫队，还有地方司法。他们其实掌握了真正的实权。当时啊，神职人员主导的专家会议起草了一份宪法，这份宪法中呢，赋予神职人员至高无上的权利。临时政府一看到这样一个宪法，简直就懵了。他说这个宪法明显的违反了人民主权，会导致神权专制。他们甚至试图啊，解散这个专家会议，并且威胁要向公众公布他们自己起草的更加民主的宪法版本。巴扎尔甘抱怨说：“他们给了我一把刀，但是只有刀柄，刀刃还在别人的手上。”这种僵局怎么打破呢？霍梅尼需要一场危机，一场能够把所有异见者都打成叛徒的危机。机会来了。

1979年，卡特总统呢允许身患癌症的沙进入美国接受治疗。这一举动在伊朗引发了恐慌，人们担心啊，这预示着美国将像在1953年那样，策划政变，让沙复辟。1979年11月，约400名啊，自称是追随伊玛目路线的穆斯林学生翻越围墙，占领了美国大使馆。这一行动呢，被劫持者称为是“第二次伊斯兰革命”。他们扣押了50多名美国人质，这就是著名的伊朗人质危机。这事一出啊，霍梅尼立刻站出来表态：“我支持学生，巴尔扎甘和自由派必须得离开，因为他们已经偏离了伊玛目的路线。”巴尔扎甘的辞职消除了新宪法通过道路上最大的体制内障碍。对于外部的世界来说，这是一场国际危机；对于伊朗内部来说，这是一场关于宪法的斗争。霍梅尼啊，将人质危机引爆的政治气氛利用到了极致。他在12月2日举行了宪法公投。霍梅尼宣称，任何投弃权票或者反对票的人，都是在协助美国，是在亵渎伊斯兰革命的烈士。这个氛围呢，使得那些反对新宪法的世俗团体啊，比如说什么民族阵线啊、人民圣战者组织等，很难在公开场合发声或者是动员。霍梅尼把所有反对宪法的人等同于撒旦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在这种高压的反美爱国主义氛围下，宪法以99%的赞成票获得通过。尽管呢，投票率比之前的公投有所下降，从2,000万人参与变成了1,600万，但是霍梅尼成功的将神权统治，也就是法学家治国制度化，赋予了自己最高领袖统帅军队、任命司法总监和否决议会法案等绝对权力。你看啊，借着这个反美的大旗，霍梅尼兵不血刃的清洗了政府内的自由派，从此呢伊朗只剩下一个声音。

紧接着1980年，萨达姆入侵伊朗，两伊战争爆发。很多人误以为战争会削弱一个新政权，但是对于霍梅尼来说，这简直是天赐良机。还有什么比一场卫国战争能更让人团结的？还有什么能够比叛国罪更好用的清洗理由？在这八年的血火洗礼中，霍梅尼建立了一支完全忠于宗教的军队——革命卫队。同时呢，他在国内展开毫不手软的清洗。1981年到1985年，数千名反对派被处决。到1988年战争结束前夕，又有数千名政治犯在监狱里头被秘密处死。当战争结束时，那个曾经能够和伊斯兰主义者分庭抗礼的左派阵营、世俗阵营，已经彻底从伊朗的政治版图上消失了。

历史的剧本：革命的模式与演变

回顾这段历史啊，我们看到残酷的政治学规律一遍遍重复。美国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写过一本书，叫做**《革命的剖析》**（Anatomy of Revolution: 克兰布林顿关于革命模式的研究著作）。他研究了一圈，发现啊，所有的革命简直就是拿同一个剧本在演，分毫不差。第一幕呢，叫做“温和派的软弱”。一开始掌权呢，总是像巴扎尔甘这样的老好人，他们想讲法治，想搞民主，但他们接手的是个烂摊子：经济崩溃，外敌环伺。这时候呢，他们不肯下狠手清洗旧势力，结果就会被骂成啊，革命不彻底，是叛徒。紧接着就是第二幕，激进派的崛起。这时候呢，像雅各宾派、布尔什维克这些狠角色就上场了。他们虽然人少，但是组织像军队一样严密，他们把每一次危机都变成夺权的跳板，告诉大家，只有集权，只有暴力，才能够保住革命成果。于是呢，进入了第三幕，恐怖和美德。在这个生死关头，民主协商太慢了，杀人最快。于是呢，断头台竖起来了，宗教法庭开张了，暴力的效率彻底碾压了民主。但是呢，布林顿最神的预言是在第四幕，热月反应。正如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发高烧，一个社会也不可能永远处于疯狂状态。终于呢，这股高烧会退去，疯狂的独裁者们会倒台。但要注意啊，退烧并不表示病好了，社会秩序往往会由一个新的、更强大的独裁者来恢复，比如呢拿破仑。你看像摩萨台、巴扎尔甘这样的温和派，他们像书生一样，讲法律、讲程序、讲体面，但是就秩序。但在旧秩序崩塌、新秩序尚未建立的丛林社会里，这种体面就是软弱。当温和派还在犹豫要不要抓人的时候，激进派已经把枪口顶到了他们的脑门上。在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中啊，底线往往会变成软肋。他们不够狠，不够血腥，所以呢他们总是输。最后留在牌桌上的，往往是那些最决绝最无情的玩家。革命的果实啊，原本由无数渴望自由的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种下的，最后啊，却被神权阶层以为了真主的名义，毫不留情的收割了。这不仅仅是伊朗的悲剧。从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派到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历史上一遍遍上演着同样的剧本：温和派总是为革命铺路，而激进派总是踩着他们的尸骨摘取果实。每一次试图走向文明的努力，最终都成为了通往更加严酷专制的铺路石。

社会学家斯考波切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往往会制造出一个比旧政权更强大、更集权、更无孔不入的利维坦。为什么呢？因为为了应对内战，为了打赢两伊战争，为了清除异己，新政权必须把自己武装到牙齿。8年战争，不仅打退了伊拉克，更像是一个高温熔炉，把松散的宗教热情锻造成了坚硬的钢铁官僚机构。结果就是巴列维国王想做却没有做到的绝对控制，霍梅尼做到了。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靠石油血液和革命惯性，在制裁风暴中依然轰鸣运转，坚不可摧。

现代国家的悖论：中世纪心脏

著名的历史学家Ervand Abrahamian在他著作中说了这样一段话：虽然1979年的爆发是因为当下的愤怒，但是革命的真正根源，其实埋在1953年的政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一场所谓的政变，实际上摧毁了巴列维王朝活下去的三根支柱。首先呢，他杀死了合法性。自己是伊朗人的以前啊，沙阿还可以说啊自己是伊朗人的君王，但是在1953年那场政变之后，在伊朗人眼中，他就是CIA和军情六处的傀儡。无论他后来搞什么白色革命，怎么建设国家，只要一想到皇位是外国人送回来的，老百姓心里就过不去这道坎。第二呢，他搞错了清洗对象。国王和美国人以为铲除了摩萨台的民族阵线和左翼的人民党，天下就太平了。结果呢，反而适得其反。当你把世俗的、讲理的、现代化的反对派全都杀光了，谁来填补这个政治真空？答案只有一个：宗教清真寺。1953年清洗，其实亲手为后来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扫清了竞争对手，铺平了道路。这跟后来在伊拉克把世俗政府给干掉之后崛起的ISIS剧本如出一辙。最后呢，他制造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为什么1979年伊朗学生们非要占领美国大使馆呢？不是因为他们疯了，是因为他们太害怕了。他们太害怕1953年的剧本再次重演，太害怕美国人又把国王给送回来了。连每年的学生日抗议，祭奠的也是1953年尼克松访问伊朗时死去的学生。所以你看懂了吗？1979年，霍梅尼举起来的那个伊斯兰共和国的奖杯，其实早在1953年，就有美国人和国王亲手铸造好了。

故事讲到这里，我们必须得面对一个让人有些意外的现实。很多人都认为啊，神权统治会让国家退回到中世纪。但实际上呢，如果你看一下数据，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了一个比巴列维国王梦寐以求还要更强大的现代国家机器。革命完成之后，国家把资源优先投入到基层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网络。这是一种渗透式的现代化。伊朗的识字率翻了一番，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农村通电通水率达到了惊人的水平。甚至在大学里啊，女学生的比例超过了60%。巴列维国王想用石油美元买回来一个现代国家，他失败了。霍梅尼用宗教热情和铁腕手段锻造了一个现代国家，他成功了。但这个国家依然坐在那个巨大的矛盾之上，他拥有现代化的骨架，却跳动着一颗中世纪的心脏。而最讽刺的结局，恰恰就藏在这个成就里。几十年的国际制裁像一道无形的墙，死死的围住了这个国家。这种渗透式现代化，让伊朗拥有了中东地区素质最高、受教育程度最好的劳动力大军，尤其是那些占大学人数60%的女性。但也正是这样一个体制，亲手为自己制造了最痛苦的囚徒。试想一下，当一个受过现代高等教育、拥有了开阔眼界的年轻人，走出校园，面对的却是一个货币贬值、与全球金融体系断裂，甚至连一张通往世界的机票都难以支付的现实时，会发生什么？或许，这才是伊朗故事里最深沉的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