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背景与早年经商经历
此前吴雷律师向大家介绍过许多国内民营企业家遭遇司法迫害的案例，但听众在评论区多次反映，这些内容都是通过律师转述了解的，大家非常希望能听到当事人亲自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正是当事人谢朝飞。
谢朝飞来自湖南长沙，1975年出生于湖南邵阳。最近邵阳发生了一起轰动的案件：公安到上海搞“远洋捕捞”抓捕企业家，索要数额高达上亿元。涉案的郑帅同样是出生在邵阳的企业家，在上海被邵阳当地某县的公安局局长从浦东机场抓回邵阳本地派出所，随后关押在一处宾馆内，被勒索敲诈一个亿。
关于谢朝飞个人的经商历程与早年背景：谢朝飞于1975年在邵阳出生。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大约在1983年、1984年，他便与母亲及全家人开始经营餐饮业，可以说属于餐饮世家，前后做了20多年的餐饮生意，一直开办酒楼。到了1999年，谢朝飞在邵阳市区开办了“天天海鲜酒楼”，在当时的邵阳餐饮行业名列前茅。酒楼生意兴隆、场地规模最大、饭台最多，每天顾客都需要排队等位，等上一两个小时属于常态。谢朝飞的母亲是当地知名的女能人，在十里八乡开酒楼承办各类喜宴，声名远扬，也是当地1980年代第一批“万元户”。谢朝飞的父亲也共同经营，家庭逐步发展为当地较为富裕的家庭。
移居省会发展与回乡投资
2000年，谢朝飞一家积累了第一桶金，随后移居到省会长沙。在长沙，他们继续经营餐饮生意，承接了一些装修工程项目，并在长沙河西投资开发了小型房地产项目。
到了2013年、2014年期间，谢朝飞结识了德隆系的唐万新。唐万新带领他们参与了证券市场的一级市场定向增发项目，并在这些项目中赚到了大钱。
2018年，邵阳当地招商引资部门的主任主动联系到谢朝飞，动员他回乡投资。为了回报家乡，谢朝飞回到邵阳买下了连在一起的13块土地，总计156亩，当时缴纳的土地出让金现金就有1.8亿元。此后一系列波折便围绕这笔回乡投资逐渐展开。交完巨额土地出让金后，谢朝飞名下的资产被家乡的职能部门和司法机关盯上。起初他们试图将谢朝飞定性为“恶势力”，但恶势力罪名依法无法全面没收财产，于是办案机关最终决定将他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即“黑社会老大”）。这起涉黑案件在2026年3月进行审理。
移居香港与遭遇国安电话施压
这起事件的源头始于2019年。谢朝飞在2016年取得了香港居民身份证，2019年7月9日正式移居香港定居。当时香港正值反修例运动的高峰期。在此之前，谢朝飞身在长沙，对香港街头的运动情况毫不知情。直到7月9日抵港、7月10日走上街头，他才亲眼目睹香港街头的真实景象。
在香港租好住处后，恰逢周末香港市民举行游行示威，反对修例。谢朝飞认为反修例关乎新移民及全体香港市民的切身福祉，便在随后的几个周末参加了数次游行集会，参加的均属于“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的游行。当时他并不清楚，内地各地方国安部门均派员赴港蹲点，例如邵阳派了4个人，长沙派了6个人。按照内地的维稳政策，实行“谁的人谁负责”，对于邵阳籍移民香港或持单程证嫁到香港的人员，邵阳国安人员专门负责盯防排查，监控其是否参与运动并沿街拍照。在这一过程中，国安人员拍下了谢朝飞的大头照，发回内地通过人脸识别系统比对了谢朝飞的身份信息。
2019年10月初（约在十一长假前后），谢朝飞接到了长沙市国安局一名潘姓警官打来的电话。对方在电话中质问：“谢朝飞，你现在想干什么？你是不是参加了颠覆国家政权、推翻共产党领导的游行？”谢朝飞回答没有，解释自己仅仅参加了反修例的和理非游行集会，现场毫无暴力成分，自己也从未喊过推翻共产党或打倒领导人的口号。对方则声称其行为已经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和推翻共产党领导，并表示：“我们已经掌握你的情况了。你虽然拿到了香港身份证，但你不是香港永久居民，户籍还在国内，也没有拿到香港护照，依然属于国内管辖的人员。”该警官要求谢朝飞在10月中旬或月底返回长沙，交代是否有外国势力指使、是否有香港某些团体拉拢资助活动资金。谢朝飞坚称自己完全是自愿参与，未受任何人指使资助。潘姓警官随即表示，只要他回长沙讲清楚、做完笔录、认罪认罚，可以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交点罚款即可结案。谢朝飞表示自己人已在香港，户口也不在对方直接管辖的区域。对方严厉警告：“如果你不听劝告，一切后果自负。你在长沙和邵阳的公司、车子、房产以及亲属我们全部查清了，整你的办法我们有一整套，不要搞到最后连累亲人、不得安宁。”谢朝飞当时并未深信，挂断了电话。
此后谢朝飞继续留在香港，未曾返回大陆。从2019年接听该电话起，他就再也没有入境中国大陆。
跨境恐吓与国内资产调查
当时谢朝飞认为反修例游行有两百多万人上街，自己只是其中普通一员，并未料到后果会如此严重。然而到了2019年10月20日左右，谢朝飞陆续接到国内生意搭档与多位朋友的电话，询问他在香港做了什么，是否得罪了体制内的人。朋友透露，连续数日天天有体制内人员四处打听谢朝飞的个人底细、所做生意、家庭住址以及有无违法违规行为。与此同时，公司办公室和司机也打来电话通报，称公安人员已经直接上门调查公司的股权结构，并盘问谢朝飞平时的上班时间与出勤行踪。谢朝飞意识到对方动了真格，感到事态严重，随即丢弃了国内的手机和手机号码，不敢再回内地。
关于在香港期间的经历，谢朝飞在事后获悉元朗白衣人袭击事件后曾前往元朗现场查看，元朗后续举办的数次集会他也曾去过；此外他当时住在旺角，在831事件发生时也身处旺角警署前的太子地铁站一带。
在2019年之前，谢朝飞的企业经营整体处于正常状态，除了常规的税务和消防检查，与官方并未发生剧烈冲突。2019年五一假期期间，某地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一家前往长沙游玩，谢朝飞还曾出面接待，安排了一台专车并为对方在酒店预订了3间房、连住3天。其家族早年在当地亦有荣誉，母亲曾获评当年的优秀个体户和“三八红旗手”，而谢朝飞与弟弟则未曾花钱购买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头衔。整个矛盾的激化完全以他赴港参加反修例游行为分水岭。
2019年10月下旬，谢朝飞在香港的电话突然响起。电话接通后，对方亮明身份：“我是长沙市公安局的干警，现在跟你通话的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湖南省公安厅总队的一位副总队长，以及天心区公安分局的一位副局长。我们给你打这通电话是想低调处理这个事情。你的材料和背景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你在国内还有大笔资金。我们让你回来解决不是为了整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只要你配合处理，该认罪认罪，该交罚款交罚款，事情就过去了。如果不配合，我们身上都有维稳指标和任务，你这就是把我们架在火上烤，我们就无法收场。”
随后，那位副总队长接过电话继续施压，声称自己代表湖南省公安厅副总队长身份打包票，只要谢朝飞主动回内地配合，一定会从宽处理，并对他的亲属人身安全与名下资产给予保障，核心是要求他认罪、引以为戒，防止引发更多大陆人赴港参与抗争活动。谢朝飞回复称需要考虑，对方随即提出：“不用考虑了，你明天直接到沙头角中英街，我和天心分局副局长亲自过去和你谈判。如果你不信，我可以出示厅长或长沙市政法委书记的授权函。”谢朝飞当即予以拒绝，表示自己不知道如何去沙头角，仍需考虑。对方随即语气突变，厉声威胁：“谢朝飞，你考虑清楚，如果你不接受处理、不投案自首，我一定要搞得你家破人亡、人财两空，国内的钱财产业你休想再保住。如果不配合，我们坚决要把你办成湖南省的对抗典型！”
在此期间，谢朝飞曾在微信朋友圈转发过一条关于林郑月娥宣布撤回修例草案的新闻，当天晚上其微信账号便遭封禁，起初提示封禁三天，随后变为永久封号。在港参加游行时，谢朝飞全系个人乘坐地铁前往，未与老乡或企业家群体串联，只是随大流喊口号或顺手接过游行旗帜挥舞。但在当时高层统一部署的对敌斗争机制下，孙力军等人负责香港维稳专案，人脸识别比对出的大陆籍参与人员名单被逐一分发至各省认领处置。当时广西亦有一名嫁到香港、尚未拿到永久居民身份的女士，同样因参与运动于2021年经罗湖口岸回内地时被捕，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孙力军在港坐镇期间，甚至曾向包括赵薇丈夫黄有龙在内的邵阳籍富商索要过500万元资金，用于收买黑社会势力摆平反修例示威者。
拒绝前往沙头角会面后，谢朝飞才意识到一旦涉足沙头角禁区中英街，极易在无正式通关手续的情况下被强行带入深圳界内。随后，对方继续致电恐吓，准确报出谢朝飞在香港租住的楼盘、其妻子每天几点出门买菜以及他本人每天下楼活动的时长，证明其在港行踪已被国安人员严密监控。谢朝飞极度恐慌，长假后便不敢再下楼参加集会，并将香港电话彻底关机。
突遭立案通缉与弟弟被抓
不久后，谢朝飞托内地的朋友打听案件内幕。朋友回电告知：“老谢，你闯大祸了，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已经对你立案追逃。”朋友随后调取内部系统截图发给谢朝飞，系统信息显示：谢朝飞，户籍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涉嫌罪名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立案时间为2019年10月18日，立案单位为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区分局，在逃人员编号以“T”字开头。朋友警告他绝不可返回内地。谢朝飞随即彻底销毁了通讯工具。
2019年11月初，国内传来消息，邵阳市公安局将谢朝飞的弟弟谢新明以及弟弟的一位朋友抓捕归案。弟弟当时人在邵阳，抓捕前毫无征兆。公安机关给出的涉案罪名是“寻衅滋事”，指控的事由竟然是1999年（距当时整整20年前）的一场宵夜纠纷。当时谢新明在夜宵摊与人发生口角，摔了几个碗、砸了几个啤酒瓶，双方并未真正动手互殴，当年辖区公安也未曾作过治安笔录。然而邵阳市大祥区公安分局依据该事件立案，将谢新明与同案的张某涵刑事拘留了37天。拘留期满后公安报请检察院批准逮捕，由于公安机关在37天内罗织的证据无法达到批捕标准，大祥区检察院召开检委会讨论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已过法定追诉时效，作出了不予批捕的决定。随后，谢新明与张某涵被取保候审释放。
办案管辖移交与立案涉黑
取保候审后，湖南省公安厅办案人员极为震怒，先入为主地认定谢氏兄弟在邵阳地方有“保护伞”阻挠办案，誓言要彻底清查两兄弟。适逢邵阳市公安局局长刚从湖南省公安厅空降下派至邵阳任职过渡，该局长敏锐捕捉到这一风向，调取了谢朝飞兄弟名下的企业、资产与资金流水，获悉谢朝飞刚刚斥资1.8亿元现金在邵阳拿下了156亩土地，在当地具有极高知名度和雄厚资产。该局长认定此案有利可图、油水丰厚，便主动向湖南省公安厅申请立案管辖权，请求将谢氏兄弟的案件全权交由邵阳市公安局主办查办。省公安厅见长沙和邵阳大祥区此前未能取得突破，便顺水推舟将管辖权整体移交邵阳。
邵阳市公安局局长接手管辖权后，迅速调取查封谢氏兄弟的名下车辆、房产及银行流水，随即向邵阳市政法委汇报，力主将该案定性为“涉黑涉恶”重大案件予以立案侦办。办案部门向政法委打包票称两兄弟资产丰厚，办案“绝对不会亏本”，邵阳市政法委当即批准了500万元的办案经费专门设立专案组。
办案期间，谢朝飞始终留在境外未归。专案组便转而对其国内亲属展开全面骚扰与恐吓，反复传唤其岳父、岳母和母亲。专案组甚至将谢朝飞年仅17岁、尚在未成年阶段的女儿带至公安局，强行抽血提取DNA样本。办案人员对女儿进行严厉恐吓：“如果你爸爸不回来配合自首，你国内的弟弟妹妹我们将全部整得没书可读。”女儿反驳称弟弟出生在香港、属于香港公民，办案人员则恐吓称将对其限制出境，待家庭资产全部剥夺查封后，把孩子强行送往福利院。女儿随后亦被办理了边控手续，限制出境。
在此高压侦查态势下，处于取保候审阶段、护照被扣且被限制出境的弟弟谢新明惶恐不安。2020年春节期间，谢新明秘密逃离出境，辗转潜逃至缅甸藏匿。
专案组构陷与“二五专案”审判
弟弟潜逃缅甸后，专案组进一步升级侦查力度。2020年5月底，恰逢全国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官攻坚阶段。邵阳市公安局正式成立了代号为“225专案组”的涉黑办案专班。
专案组印制了数百份《关于征集谢朝飞、谢新明等人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在谢朝飞早年居住生活的小区和辖区四处张贴。通告发布后，凡与通告所列涉案人员有私人恩怨或经济纠纷的人员纷纷出面检举，公安机关据此集中制作了大量询问笔录与证人口供。
2020年5月底，专案组在邵阳展开集中收网抓捕，不仅再次将取保候审的张某涵抓捕归案，还陆续抓获了近20名社会人员。这些人谢朝飞绝大多数根本未曾谋面，亦从未听说过其名字，但在专案组的笔录拼凑下，他们被硬生生编排成一个拥有20余名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
起诉书中的指控逻辑极为荒诞，明确写道：谢朝飞、谢新明于2000年分别前往长沙和深圳发展，离开邵阳长达20年之久；而留在邵阳本地的张某涵、王某飞等人在地方横行乡里、为非作歹，全系谢氏兄弟早年培养的“手下小弟”，因此这批留守人员在过去20年间所犯下的一切罪行，谢朝飞、谢新明作为组织者和领导者必须全部承担同等罪责。
在涉黑案件办案实践中，往往通过严刑拷打和强取口供来强制定罪，无论当事人之间实际有无往来，只要通过刑讯迫使被捕人员招供承认自己是谢朝飞的手下即可。最终起诉书罗列的所谓谢朝飞亲自参与的违法犯罪事实仅有两起：第一起是1998年与人打架致人轻伤、当年已被辖区派出所调解罚款结案的历史旧案；第二起甚至追溯至1995年，系谢朝飞、谢新明因琐事与邻居打架的民间纠纷。仅凭这些陈年旧事，专案组便将谢朝飞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犯、第一领导者，其弟谢新明定性为第二组织者，理由仅仅是因为谢朝飞资产最多、其弟资产次之。
起诉书中拼凑的黑社会罪名包括寻衅滋事、强迫交易、非法持有枪支等涉黑“标准罪名”。其中关于“开设赌场罪”，指控的事实仅仅是涉案人员开办的一处小茶馆内存在输赢仅几十元的小额麻将娱乐；关于“非法持有枪支罪”，则是在其中一名被告人爷爷的老宅中，搜出了一支年久失修、彻底生锈损坏无法击发的旧鸟铳。整起案件甚至未能搜出一把管制作案刀具。
2021年12月，该案在邵阳市开庭审理。全案共涉及24名被告人、21项罪名，整个庭审仅仅耗时一天半、累计开庭约11个小时便草草收场。在庭审过程中，法庭完全剥夺了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充分辩护权，不容许当事人与律师完整发表质证意见。
一审宣判结果异常严厉：因谢朝飞与谢新明均未归案，判决书将两人列为在逃首犯；到案的第一被告人张某涵被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张某涵当庭表示不服提出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该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后，最高法于2024年（约在三月或六月间）作出裁定，不予核准死刑，将案件发回湖南省高院重审。发回重审后，湖南省高院未再开庭审理，直接改判张某涵无期徒刑。
涉案的24名被告人及其家属对判决结果全盘不服，持续申冤告状。由于张某涵的姐夫等亲属属于体制内人员，家属因顾虑体制影响未敢在互联网上掀起大规模舆论，但私下一直在各级司法机关奔走控告。整个案件本质上是一起典型的“炒冷饭”构陷案件：办案机关将1998年早已结案的陈年治安纠纷重新翻出，通过严刑拷打强取口供，强制证人与被捕人员按照预设内容指证谢朝飞兄弟，最终炮制出这起涉黑大案。
弟弟在缅甸被抓与遣返
关于我弟弟后来怎么又被抓回来的经过，要从 2021 年说起。当时这个案件在 2021 年审判的时候，是以恶势力犯罪集团、犯罪团伙来审理的。恶势力案件在法律上是不能够没收财产的，只能够判处罚金。
到了 2023 年的时候，我弟弟在缅甸也被中国公安抓了。我是听传说的，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传说公安找了缅甸当地的非法武装和黑帮，花了 80 万把我弟弟从那边抓了回来，遣返到云南西双版纳口岸。
因为当时是坐船过来的，我弟弟在途中就和押送他的人员要了一个电话，打给了他的岳父。时间大概是在 2023 年 10 月 12 号或者 13 号。我弟弟在电话里告诉他岳父：“我已经落网被捕了，马上就要回到中国来，马上就要抵达中国的口岸了。家里要赶紧帮我找律师，申请律师会见，再送一些生活用品过来。”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有人问我，我弟弟在缅甸待了那么长时间，怎么没有想到去泰国或者去其他地方，而是一直待在缅甸。主要原因是他原来在缅甸的时候碰上新冠疫情，他感染了新冠，在那边也艰难受罪了一段时间。当时外界的具体情况他也并不清楚，我们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真是鬼使神差，因为他当时持有的是中国护照，他心里可能也害怕了，怕去泰国没有合法的泰国入境签证会被抓。
家人寻人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反正是他一被抓回去之后，我弟弟被押送回国，我母亲和我弟媳妇就到处找人，但根本找不到。去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询问，他们答复说没有这个人，说不知道有这么回事，甚至说根本没有新增抓捕的人员，坚称不知情。
那一段时间，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我母亲到处寻找我弟弟的消息，四处去找纪委、找政法委、找公安局反映，人就像彻底失踪了一样。那个情况全是真的，完全没有任何音讯和消息。
后来一直到了大概抓走第五个月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已经被采取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指居）。律师跑到省里，找了湖南省检察院等部门反映情况并提出合法要求，然后回到邵阳市公安局，办案人员才松口承认：“这个人确实是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但是他们说，目前律师会见不了。
家属和律师反复要求会见，办案单位就各种推脱阻挠。只要律师去要求会见，他们就借口说办案单位正在提审，不让会见，绝不让会见。
一直到律师真正见到我弟弟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 10 个月。也就是到了 2024 年，大概是 2024 年的 6 月到 8 月份，整整经过了 10 个月之后。
衡东看守所与邵阳指居期间的酷刑折磨
直到这时，律师才了解到他回国后的全部遭遇：他从西双版纳口岸入境中国后，湖南公安直接把他带到了衡东——也就是邵阳隔壁的一个城市，关在衡东看守所里关了一个月。在那一个月里，办案人员近乎 24 小时对他进行疲劳审讯，每天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但我弟弟说，头一个月在衡东看守所，在其他城市的看守所里倒没怎么动手打他，主要是饿他，不给饭吃，然后每天开着强光灯直直照着他的眼睛，不让他睡觉，进行高强度的疲劳审讯。
但是由于他们要我弟弟承认一些他根本没做过的事情，我弟弟坚决不承认。一个月之后，他们就把我弟弟拉回了邵阳市区，实施了长达六个月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在这六个月的指居当中，我弟弟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刑讯逼供。后来我向亲属了解具体情况，因为我当时在境外跟律师没有直接联系，我母亲很多细节也不知情。我弟弟亲口陈述说，在那六个月里，每天基本上有 10 个小时是被用手铐悬空吊起来的，整整吊 10 个小时。然后办案人员用芥末油从他的鼻子里面直接灌进去，用电棍电击他的生殖器，还用硬板拖鞋狠抽耳光。抽耳光抽到牙齿脱落，当场被硬生生打掉了三颗牙齿。牙齿被打掉三颗已经构成了重伤标准，这是必须要做鉴定的，牙齿掉了肯定是长不回来了，这是确凿的事实。同时他的一只耳朵被打到完全失聪，当时根本听不见声音。
等到律师终于在中秋节前后第一次会见到他的时候，看到他浑身长满了淋巴结节，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和痔疮。律师看到当时的惨状都忍不住当场落泪伤心。
我弟弟刚被押解回国进中国境内的时候，在衡东看守所量过的体重是 140 多斤。而当律师见到他的时候，整个人已经被折磨得只剩下 70 多斤了，体重整整缩减了一半。整个人瘦到皮包骨头，臀部完全没有肉。律师心痛极了，说这个人被打得实在是太惨太惨了。
我弟弟告诉律师，在指居期间他曾被送进医院紧急抢救了两次，浑身的淋巴结节肿大得非常厉害。我弟弟悲愤地跟律师说：“我当时真的都不想活了，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早点死掉。”他说那种非人的折磨不是一天两天，整整 180 天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天都没有少过。
律师见到我弟弟的时候，他已经从指居点解除了监视居住，转送到了看守所。到了看守所对他来说简直就像是进了天堂一样，吴莉律师办过案子都知道，从指居出来转到看守所那真算得上是进了天堂。他在看守所里已经休养调理了一个半月的伤情，公安机关觉得伤情看起来稍微好转了一些，才允许并安排了律师的第一次会见。其实从解除指居开始，我们的律师就一直在依法要求会见，但办案机关看到他身上被打得伤痕累累、极其严重，根本不敢让律师见。非要等到他们认为能见人了，才放行会见。即使休养了一个半月之后，律师见到的依然是瘦骨嶙峋、浑身是伤的惨状。
在此期间，律师和我母亲到处在网上声援、到处去纪检政法部门告状控告，反映阻碍律师依法会见的事情。邵阳市检察院虽然出具过纠正违法通知书，前前后后帮我们开了两封纠偏通知书，但根本毫无用处，公安机关连理都不理。名义上安排你去会见，但只要律师到了看守所窗口，对方就推脱说：“不巧得很，办案单位现在正在里面提审。”律师只能在外面苦苦等待，一直等到下午下班，看守所便说下班关门了，今天不能会见了。一天又一天，全是用这种恶劣的手段来拖延。
在湖南办案，遭遇这种残酷的刑讯逼供绝非个例。有参与讨论的律师提到，多年前在衡阳办案时，当事人就曾被硬生生刑讯逼供打死，也是被吊起来施加所谓的“上大褂”，还谎称是患癌死亡。像灌芥末、电击生殖器、长期饥饿摧残，这种把 140 斤的成年人折磨到只剩 70 来斤、严重营养不良且处于极度濒死边缘的状态，残忍程度触目惊心。在我们了解的范围内，从 2018 年到 2022 年扫黑除恶期间，仅湖南一地有据可查被刑讯逼供致死的案例我知道的就有五个。
谈到这些司法不公，令人极为愤怒。比如当年第一审判决为什么会判处死刑？当时的主审法官就曾公开对人炫耀说：“现在全国扫黑办督导组刚刚进驻我们邵阳检查，我们要追究刑事责任；我们邵阳还没有判决过死刑的涉黑涉恶案件，我们要争创立功、勇夺第一，所以我们必须把他判处死刑。”因为 2021 年正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尾的高峰期，上面紧盯考核指标，加上湖南之前出过操场埋尸案等重大案件，上面督导查得极其严厉。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一个漏洞百出的案子居然就被草率地判了死刑。这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严打时期，当年有关领导批示严肃查处严打后，邵阳一夜之间大肆抓捕，短时间内枪毙了近两百人。邵阳火车站对面墙上甚至曾长期刷着“挑断他人手筋脚筋是违法行为”的大标语。在那种特殊政治运动氛围下，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恶势力升级为黑社会案件与庭审
到了 2024 年 3 月份，案件正式开庭审理，具体是在 2024 年 3 月 16 号开庭的。
在开庭之前，关于律师是做有罪辩护、罪轻辩护还是无罪辩护，我弟弟与律师以及我们家属一直沟通的核心意见就是坚决做无罪辩护。律师最初也是同意做无罪辩护的，但后来看到国内整个司法严打形势，便劝说我们家属，希望家属给我弟弟写信，告诉他现在做无罪辩护成功的可能性极低。律师提出，单就涉嫌“偷越国境”这一条罪名，就很难做到完全无罪。但实际上偷越国境在涉黑罪名中往往是针对组织领导者才适用的。
我弟弟为什么在指居期间挨了那么多毒打、体重从 140 多斤骤降到 70 多斤？就是因为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那六个月里，他死扛着始终没有承认那些他根本没有做过的事情。我弟弟在庭审前依然坚持必须做无罪辩护，我们家属做思想工作他不听，律师做工作他也不肯妥协。最终在开庭审理的时候，辩护律师依然依法为我弟弟坚决做了全案无罪辩护。
这一次同案受审的还有 10 个人，都是原来案子里的同案被告人。原来判刑一两年的服刑期满已经回去了，剩下那些被判处七八年、十年的被告人全部被强行合并到一起，并到了 2024 年这个新案子里面。案件名称直接变更为谢朝晖、谢新明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原来认定的恶势力，过了三年时间，被生生拔高升级成了黑社会犯罪。
整个案件中最荒唐可笑的一幕在于主办检察官。承办该案的检察官是邵阳市人民检察院的赵旭。2021 年赵旭承办该案时，当时省公安厅一直极力要求必须把该案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来处理。但赵旭经过前期介入侦查及审查起诉，认定该案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只构成恶势力犯罪。为此，赵旭不仅获得了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的通报嘉奖，该案（詹某涵恶势力犯罪团伙案）还作为检察机关“认真审阅案卷，不拔高、不凑数”的办案典范，获得了全国检察系统的表彰奖励。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到了 2024 年 3 月，面对同样的人员、同样的涉案事实、同样的证据材料，还是这位赵旭检察官，却全盘推翻自己当年的结论，亲自把恶势力罪名变更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将原来认定的恶势力成员全部改按黑社会性质组织来起诉。
实际上当年的定罪本身就已经错得离谱，最初所谓的审查把关，无非是迎合考核指标与上级政策。当年检察官对外声称“我已经放过你们了，把黑社会降为了恶势力”，尽管当时政法委等部门因为未能依法没收全部财产而心存不甘，但这一定性是经省检察院审核并获表彰的。仅仅过了三年，办案机关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了办案利益与指标，将既往结论全盘推翻。
这一次开庭一共持续审理了五天，从 3 月 16 号一直开庭到 3 月 21 号。在五天的庭审过程中，我弟弟和辩护律师当庭明确要求调取并查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同步录音录像。但那种隐秘场所的指居录像根本不可能被当庭调取出来。我弟弟在法庭上当场揭露了自己遭受的残酷刑讯逼供，他甚至清楚记得每一位动手殴打折磨他的办案干警姓名，并在法庭上逐一指认指名，郑重向法庭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要求排除所有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非法口供。
同案的其他多名被告人，包括此前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的人员，以及法庭上的多位当事人自聘律师和法律援助律师，在庭审现场都情绪激动、忍无可忍。多位被告人当庭痛陈自己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挨了多少毒打、被吊铐折磨了多少个日夜。他们详细披露了办案人员是如何威逼诱导口供的：比如当事人笔录里陈述去某地时只带了一支笔，办案人员笔录打印出来却直接改成“带了一把刀”；当事人抗议说自己只带了木棍没带刀、拒绝签字时，办案人员就直接威胁说：“签不签你自己想清楚”，随后换另一拨人进来继续体罚折磨，直到折磨到当事人被迫屈服签字为止。
在庭审中，不仅当事人自聘的辩护律师，就连司法局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也都当庭翻供，全体申请启动排非程序，要求依法调取审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地点的同步录音录像。因为早在 2020 年该案办理初期，就有六名被告人被采取指居措施并遭受了极其严酷的刑讯逼供。
案件僵局与面临的极刑风险
面对此前恶势力骨干被判处死刑的判决先例，本案如今被强行拔高升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在法律风险上，我弟弟作为所谓首犯，确实面临着死刑或无期徒刑的极高现实威胁。虽然死刑最终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在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中直接判处死刑的风险极大，这正是我目前最为担忧和极度焦虑的核心所在。
本次开庭是在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的一审。在庭审结束后，审判长曾私下与我们的辩护律师沟通，督促律师尽快提交书面辩护意见，并坦言：“这个案子确实非常复杂、极难下判，审理周期可能会比较长，请家属和律师耐心等待。”
从 2024 年 3 月开完庭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整整六个月了，法庭至今未进行宣判，在法定审限上已经属于严重超期羁押。
在诉讼策略上，这起案件面临着极为残酷的局面：一方面要坚决做好当前涉黑案的一审无罪辩护；另一方面，由于本案完全是以早年已经生效的恶势力判决为事实底版，在相同的案件事实与证据框架下，如果不能大张旗鼓地针对早年的恶势力生效判决启动彻底申诉并予以推翻，涉黑新案在既有生效裁判面前几乎难以找到合法的制度突破口。然而在当下的司法环境下，申诉之路异常艰难。
家族与财产遭受的全面摧毁
办案机关通过查封冻结财产，直接抽干了家属的一切维权能力。我们家族的全部合法资产、甚至我年迈母亲的养老金账户都被全面冻结，导致家属在经济上陷入绝境，连聘请优秀律师团队的资金都极为匮乏。打黑办案往往采用“打财断血”的手法，摧毁企业的经济来源，让涉案家庭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彻底剥夺行动能力。
邵阳当地专案组的人员甚至曾当面威胁我弟媳妇说：“我们办这个案子，不是为了搞得你们家破人亡，我们是要搞得你们家三代都翻不了身！”
在最初抓捕我弟弟未果的阶段，因为我弟弟曾给弟媳妇和我侄子打过电话，专案组查到通话记录后，直接将我弟媳妇刑事拘留关押了整整 15 个月。我的侄子当时年仅 18 岁刚成年，办案人员直接从深圳将孩子戴上手铐抓回邵阳关押了两个月。专案组逼迫孩子打电话诱捕其父亲，孩子说联系不上，办案人员便将其关押在看守所一个月，又押到场外的指居点关押了一个月，给年轻的孩子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摧残。
整个家族和企业的资产状况更是遭遇了毁灭性掠夺：
- 地产开发项目：我名下企业早年斥资 1.8 亿元摘牌竞得的三块商业土地，在我 2019 年前往香港时，楼盘主体结构已经建设到了 20 层。案件发生后，楼盘资产被强行托管，项目因农民工工资及银行贷款纠纷陷入停滞沦为烂尾楼，后来被列入所谓保交楼工程。其余小股东在各方重压下，最终被迫以区区 10 万元的象征性价格，将全部股权低价转让给了政府指定的管理部门，整个价值数亿元的核心地产项目被彻底收归政府囊中，与我们家族再无任何瓜葛。
- 私家车与房产：我个人的数台车辆全部被依法查封扣押并没收。此外，我与我妻子、女儿名下分布在广州、长沙、邵阳三地的房产，总计多达 97 套住房全部被司法冻结。另有 10 多套用于对外出租收取稳定租金的商铺，全部被公安机关强行接管。公安机关直接代替业主向租户定期收取房租，俨然成了事实上的房东。滑稽的是，有租户曾向我母亲私下感慨，称疫情期间生意萧条，公安作为“房东”甚至还给他们减免了三分之一的租金。
- 生意伙伴与员工牵连：前后有 20 多位与我弟弟关系密切的朋友与生意伙伴遭到调查或羁押。我的同学和朋友虽然没有全部被捕，但频繁被公安传唤要求做证人笔录。多位生意伙伴事后向我透露，做口供时办案人员明确警告：“绝不能说谢兆飞半点好话，必须把他描摹成一个大奸大恶之徒”，逼迫证人指证我做生意侵占利益、违规借贷，口供打印出来的文本与证人当场口述的事实完全大相径庭。
- 长辈病残与亲属离散：我年迈的母亲因承受巨大打击先后两次中风、两次开颅抢救手术。我母亲曾是当地早期的百万元户，但在重病急需手术费时，名下所有资产均被冻结，甚至拿不出救命钱，最后全靠亲戚朋友四处筹借才凑齐手术费用。我弟弟的岳父原是第二纺织机械厂（二纺机）分厂厂长，名下账户亦全遭冻结，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救治三个月因无力承担高额续费，被迫转回二纺机职工医院保守维持，不到半个月便悲愤离世。
- 生活断崖式跌落：我弟媳妇早年居住在深圳华侨城天鹅堡 250 平米的高端豪宅（最高市值达 7500 万元），在深圳日常出行开保时捷 911 跑车；在全家资产归零被扣后，如今独自一人在邵阳街头摆设仅有两张小桌子的小面摊，每天清晨四点起床卖面卖米粉维生，维持惨淡生计。
- 妻儿境遇与出境阻截：万幸的是，2020 年 10 月期间，我妻子带着孩子提前来到了香港，未在境内遭到直接抓捕拘禁，但其国内的职工养老金和合法工资已被全部停发冻结。我女儿名下的多套房产、车辆及个人存款全部被封存。在 2020 年期间，我的三个孩子（两个小儿子和一个 14 岁的小女儿）准备通过香港西九龙边检站通关时，两个较小的孩子被允许通关出境，但我大女儿当场遭到边检拦截限制出境。当质问边检为何阻拦时，对方要求找户籍地公安；打电话回邵阳当地公安局询问，对方在电话中甚至出言恐吓：“为什么不准出境你自己心里清楚，你爸爸在境外已经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了，你还想出去一起颠覆国家政权吗？”
- 家族关系的彻底割裂：案件发生至今六年时间里，弟媳妇、侄子和侄女出于极度恐惧，从未敢给我打过一通电话；家族中的同辈兄弟姐妹、长辈叔伯全部拒接我的电话。整个家族仅有母亲偶尔敢与我通电话，其余亲属因惧怕像弟媳妇那样仅仅因为通电话就被关押 15 个月，人人自危、唯恐避之不及，我成了整个家族被连坐受难的所谓“罪人”。
站出来公开揭露真相的动机
很多遭遇迫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中国民营企业家选择隐忍沉默，而我之所以选择在海外公开站出来实名发声，主要有以下几重原因：
第一，我是为了救我弟弟。面对即将到来的非法人为重判，如果我继续保持沉默，外界就永远无法知晓内情。在当地官方的宣传抹黑下，甚至连老百姓都会被误导，以为我们兄弟俩真是无恶不作才落得这般下场。
第二，我要为民营企业家群体留下历史证据。从重庆当年的“唱红打黑”，到近年来全国性的扫黑除恶，大量的民营企业家遭受非法迫害与巧取豪夺。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家敢站出来公开讲述遭遇，导致公众误以为做企业发财的都是该死的官商勾结之流。当年薄熙来、王立军倒台后，当年被严刑逼供、构陷打黑的重庆民营企业家至今也没有得到任何平反。这种针对企业家的运动式执法，实质上就是民营企业家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既无高官背景，也没有政治权力予以昭雪。如今我身在海外相对安全的法治环境，我有责任将真相完整陈述出来，无论目前有多少人认同，至少要为历史留存一份铁证，让世人看清企业家家破人亡背后的非法口供是如何通过惨绝人寰的酷刑严打出来的。
我个人非常佩服我弟弟的刚烈坚忍。如果换作是我在指居点遭受长达六个月那样的非人折磨，办案人员让我承认杀人，我恐怕全天下的人命都会被迫含冤认下来。那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残酷绝境，常人根本无法想象。
在海外包括温哥华、多伦多等地的华人圈子里，我所知晓的被借打黑之名掠夺迫害的大陆民营企业家至少就有六七位，例如江西的申加工等人。按常理和逻辑来推断，我们当年拥有近 10 亿元的合法资产与实业，资产丰厚，怎么可能会冒着杀头坐牢的巨大风险去组织黑社会赚取区区小利？我们绝不可能去杀人、贩毒、走私军火。但在地方权力的贪婪觊觎之下，办案机关罗织罪名任意构陷，正常的商业股权往来、商业借贷和经济纠纷，转瞬间就被扣上“强迫交易”、“涉黑涉恶”的刑事大帽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国内惨遭迫害的企业家群体中，能够侥幸逃离出境的比例极低，可能连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都不到。中国企业家普遍缺乏及时的危机逃生意识，即便少数逃到东南亚，也有相当一部分最终被跨国抓捕绑架回国。若非我 2019 年恰好身在香港未曾返回内地，全家人也绝无可能幸免于难。
对于基层执法司法人员而言，针对非公企业家的所谓扫黑除恶，本质上是利益驱动的“逐利性执法”。办案人员非但没有惩恶扬善的法治信仰，反而直接通过办案升官发财——当年办理我们案件的主办人员有的已提拔为刑侦支队副队长，当年的邵阳市公安局主要领导更是调升为省政法委要职。至于查封冻结的巨额民企资金与资产，在法院判决未生效前，早被办案机关暗中挪用、挥霍于内部办案经费之中。办案人员甚至大言不惭地扬言：“办这个案子如果亏了钱，我们怎么向上级交差！”完全是以开公司做生意的经营逻辑在践踏法律办案。
对国内同胞与民营同行的呼吁
借此机会，我也想对国内司法机关办案人员以及广大民营企业家同行说几句发自肺腑的真心话：
奉劝国内司法机关的执法办案人员，应当严格恪守“罪刑法定”的基本底线。如果我和我弟弟真正触犯了哪一条具体法律，依法定罪量刑，我们心服口服绝不申诉；但绝不能借法治之名行构陷掠夺之实。
同时，我要郑重提醒国内广大民营企业家同仁，必须对当前的司法环境保持高度警醒。民营企业家一旦落入地方司法的掠夺链条与权力视线，在公权力“养肥割肉”的贪欲之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个人根本无力抵抗庞大的国家机器。
最后，希望公众看清一个核心事实：纵观全国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案件，何时见过真正涉黑头目的直系亲属、父亲或叔伯是正厅级以上高官干部的？一个都没有。公安机关在立案涉黑前早已将涉案人家底背景摸得一清二楚，从不触碰体制内核心权力层，专挑无权无势的民企合法资产下刀。这种逐利性执法株连九族，导致涉案家庭三代蒙受政治与法律株连，子女毕业找工作、从业谋生均全面受困。我们希望揭示这些血泪教训，让公众彻底看清所谓涉黑执法背后的制度真相。
结语与道别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