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疟疾的挑战

纪录片旁白: 过去20年里，全球因结核病、艾滋病和疟疾造成的死亡人数显著下降，儿童死亡率甚至降低了一半，这些数据令人鼓舞。但从2025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些传染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开始上升。尤其因为拯救儿童生命不再是首要任务，资金和注意力都流向了其他地方，数百万儿童以极度悲惨的方式丧生，而这些死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例如，为了消除疟疾，我们有预防手段，关键在于如何实施它们。国际社会制定了消除疟疾的宏伟目标，非洲腹地的普通民众对此有何看法？我们不知道何时才能达成目标，我们更愿意讲述那些身处广阔乡村、社区医院、蚊子养殖场、基因实验室的人们的故事。

希望通过在上面涂抹某种成分来给它们染色。我们将记录普通人的真实努力，告诉他们蚊子会传播疟疾，得了疟疾就必须去诊所。第二轮季节性疟疾化学预防工作于2025年完成，八个孩子中八个都服用了这种药，这意味着已经完成了培训、鼓励和筛选。

我跟随他们，亲身经历了成功与失败。他们最后一封信不是代表完成的“C”，而是“拒绝”，这意味着这里的人拒绝服药，这使得说服他们更加困难。我觉得身后好像有蚊子。他们最大的希望是，有一天他们的工作将不再必要，因为他们面临的问题最终将彻底解决。所以疟疾在我们这里就终结了。你相信吗？是的，我们必须这么做。乐观不应只存在于开始阶段，行动本身就能创造希望。

走进非洲疟疾腹地

周轶君: 大家好，谢谢。感谢张博士的精彩演讲，带领我们从上海了解了中国各基层的情况。我想带大家走得更远一些，去遥远的大陆——非洲。

去年，我接触到一个项目，其关键词是“非洲”和“疟疾”。疟疾这个词对我以及这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都非常陌生。首先简单介绍一下：疟疾是一种由蚊子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一旦感染，就会出现发烧、恶心、呕吐和肌肉疼痛等症状，甚至可能致命；最关键的是，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超过6%。中国早在2021年就宣布彻底消除疟疾，我是在70年代长大的，在我的童年时期很少听到这个词，但对非洲而言，它至今仍是最危险的传染病之一。

出发前，我和同事们准备了最强效的驱蚊剂和药品，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前往非洲。说到非洲，对于那些没有去过那里的人来说，你们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呢？

这是位于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的露天健身房。这些年轻人正在使用一些老旧、生锈、简陋的健身器材，它们真实地体现了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生活面貌。看看他们使用的那些哑铃，完全锈蚀了。但是，你也可以看出，就像你我身在上海或北京一样，他们在生活中有着相似的追求。

这次我们去了三个非洲国家，这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冈比亚、布基纳法索和乌干达。这三个国家都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为什么要去那里？因为全球90%的疟疾病例都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人类与疟疾的斗争由来已久。在这场拯救生命的战斗中，人类发明了各种先进的工具——我们有预防蚊虫的药物、治疗方法和浸泡过杀虫剂的蚊帐。但我意识到，这场的胜利不在于发明工具，而在于如何有效地使用工具。我们并不缺乏创新，但创新并不代表问题就会自动消失。如果我没有去过这三个非洲国家，我就不会真正感受到公共卫生领域的“最后一公里”取决于普通民众的推动。请跟随我去认识一些在一线工作的人员，看看他们是如何确保优秀的创新成果惠及所有需要帮助的人的。

挨家挨户敲开信任之门

周轶君: 这位名叫阿利乌（Aliou），他四十多岁，是冈比亚红十字会的疟疾项目经理。当他谈到自己的工作时总是滔滔不绝，眼中闪烁着极大的热情。我见到他的时候正值冈比亚雨季末期，也是疟疾的高发期。他当时正忙于组织一项药品分发活动，将一种季节性疟疾化学预防药送到12岁以下儿童的家中，而且必须看着他们服下。

在进入每一户人家之前，他们需要详细询问孩子的病史、药物过敏史以及目前是否正在服用其他药物。阿利乌告诉我，在这里犯任何错误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彻底失去父母的信任。在这一轮行动中，他动员了176名基层志愿者采取行动。培训期间，我们看到一名志愿者情绪特别激动；他说去年有一名儿童服用该药物后出现过敏反应并呕吐，在社区中引发了恐慌。

今年，志愿者的工作格外艰难。例如，有些家庭在当地相对富裕，拥有更大的房子和高大的铁门。正是这些人最早使用智能手机，并在社交媒体上阅读到夸大其词的假新闻，声称这些药物会让孩子生病。所以，门上写着的标记表示他们对这种口服预防药物说“不”，也就是被“拒绝”。

我跟随这些志愿者前往冈比亚不同地区的家庭进行家访。大家要知道，虽然有些地方有铺好的路，但绝大多数地方只有泥土路。有些村落汽车根本无法通行，我们不得不改乘摩托车，甚至骑驴子前往。志愿者两人一组，每组志愿者必须在五天内找到至少40名儿童，并说服家长让他们服用药物。

在当地，我深刻体会到药品分发是一项以人为本的细致工作。有些人可能会问：既然挨家挨户走访这么累，为什么不把药物集中在某个固定地点，让家长带孩子来领取呢？那样岂不是更快、更有效率吗？

你必须意识到，在冈比利亚许多乡村，现代疟疾预防的科学概念尚未普及。不少村民依然认为疟疾是由邪灵或诅咒引起的恶魔作祟，并不理解蚊虫叮咬传播的科学机理。因此，阿利乌和他的团队邀请了当地妇女——这是最古老且最有效的传播媒介——将防疟知识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谣。妇女们一边在村庄里巡回走动，一边唱歌：“疟疾困扰着我们，蚊子传播疟疾；如果你得了疟疾，赶紧去卫生所。”在这样的地方分发药品，意味着必须挨家挨户敲门，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并亲眼看着孩子们把药服下，这是最切实有效的方法。

资金缺口与艰难抉择

周轶君: 这张照片是我和阿利乌在冈比亚中央医疗仓库的合影。如大家所见，这些堆积如山的抗疟疾药物是中国提供的对外援助。这些物资加上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助，预计总共可以覆盖7.4万名儿童。

7.4万听起来是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对吧？但事实上，当地仍有10万名冈比亚儿童无法获得这种药物。而且这种预防药物并非一次性服用即可，每年雨季需要连续进行四轮分发。一旦这批药品全部分发完毕，所有储备就会彻底耗尽。到了下一个雨季，已经服药的孩子还需要再接受四轮预防，但截至目前，还没有外部机构承诺能够继续提供后续资金或补充新药。

我们知道，全球基金（The Global Fund）在传染病防治上面临着数十亿美元的巨大资金缺口。在冈比亚，我亲眼看到了阿利乌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正是宏观数字背后的现实写照。他告诉我，整个过程中最痛苦的事情，是由于药物无法覆盖全国所有儿童，他们每年都必须开会决定哪些社区能够分配到药物，而哪些社区不得不被放弃。对他而言，这种感觉就像被迫在生死之间做抉择，这种心理折磨极其沉重。

然而，阿利乌依然保持着乐观与坚韧。他说，90年代他刚参加工作时，冈比亚儿童的疟疾感染率高达40%到60%，而如今这一比例已经大幅降至2%到4%。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展，人类距离最终消除疟疾的目标只剩下最后一段路，所以他绝不能放弃，必须继续推进。

为什么青蒿素没有消灭疟疾

周轶君: 此时大家可能会产生疑问：屠呦呦先生发现的青蒿素对疟疾的治愈率极高，为什么疟疾至今仍未从地球上彻底绝迹？

带着这个问题，我走访了另外两位科学家。他们告诉我，尽管青蒿素确实是人类目前治疗疟疾最有效的特效药，但疟疾是一种机制极其复杂的传染病，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单一解决路径。哪怕有了成熟的治疗方案，依然需要针对五岁以下儿童的前置预防性药物。

即使人类研发出了世界上最好的药物，依然需要庞大的社会系统来承担生产、冷链运输、基层分销以及指导正确用药的全流程成本，任何一个链条掉链子都会前功尽弃。此外，长期的单一用药和杀虫剂使用，都会导致疟原虫和蚊虫产生抗药性。拥有治愈手段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高枕无忧。

在冈比亚，我遇到了莫莫杜（Momodou）和安妮特（Annette）夫妇，他们都是致力于研发疟疾疫苗的资深科学家。他们解释说，由于疟原虫是真核寄生虫，结构比病毒和细菌更加复杂庞大、善于变异伪装，因此研发高保护效力的疟疾疫苗异常艰难。这对科学家夫妇在冈比亚扎根研究近20年。他们开玩笑说，平时尽量不在吃晚饭或度假时讨论蚊子和疟疾，但实际上根本避不开这个话题。

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愿意在非洲坚守这么多年？”他们给了我一个极其纯粹的回答：“因为我们实在无法忍受看着一个个鲜活的孩子在眼前死去。”意大利在1970年宣布根除疟疾，但只要非洲的疟疾生态未被控制，全球化流动下疫情随时可能反扑。人类科学家与疟原虫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高强度的“军备竞赛”，看看到底谁能跑赢这场演化之战。

蚊帐里的现实与人性碰撞

周轶君: 疟疾是由蚊子叮咬传播的，那么在传播链条中，人类能否通过物理屏障来阻断传播呢？最常见且成熟的工具就是防蚊蚊帐。由于主要传播媒介雌性按蚊多在夜间活动，因此睡眠时使用蚊帐能提供极佳的保护。

在乌干达，政府借助国际援助每隔几年就要投入超过9000万美元采购长效药用防蚊帐，每顶蚊帐成本约4美元。仅从纸面数据来看，相当于全国每两个人就分配到了一顶全新的防蚊帐。这种蚊帐本身也是高科技结晶，经过反复改良，表面浸泡了能有效驱杀蚊虫且对人体（尤其是幼儿）安全无害的药剂，即使清洗20次以上依然能保持驱蚊活性。

这听起来是一个完美的公共卫生方案，但我在乌干达遇到的梅达尔（Medard）——一位从事防蚊帐分发工作长达15年的国家级协调员——却满怀忧虑地告诉我，现实情况远比想象中复杂。顺便提一句，梅达尔在幼年时因未能及时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而导致腿部残疾，至今行走不便，他比任何人都更能切身体会传染病给人一生带来的创痛。

4700万顶蚊帐发下去，就能彻底解决乌干达的疟疾难题吗？

让我们走进当地普通乡村家庭看一看。村民家里确实悬挂了蚊帐，但我和摄像师在狭小的房间里仅仅待了十分钟，全身就已经被汗水彻底湿透。在赤道地区没有风扇、没有纱窗的闷热土房里，挂上密闭的防蚊帐后空气几乎无法流通，酷热难耐，许多人晚上根本热得无法入睡，于是半夜只能把蚊帐撩起来。

除了闷热，还有各种意想不到的现实阻力：有些人忌讳白色，认为白色蚊帐不吉利，宁愿自费去买花哨但防蚊效果差的普通布帐；援助发放的蚊帐均为标准规格，无法适配较大的通铺或上下铺；更有许多生活极其拮据的家庭舍不得使用新蚊帐，而是将其小心翼翼地藏起来当作贵重财产，只有尊贵客人来访时才拿出来展示。等到真正拿出来用的时候，上面的药剂早已挥发失效，不仅防不住蚊子，反而更容易诱导蚊虫产生抗药性。

时至今日，乌干达的疟疾发病率仍高居全球第三，每年约有2万人因疟疾丧生，其中绝大多数是幼童。我们能简单地苛责受助村民“不知感恩”或“不按规范使用”吗？还是说，公共卫生方案在一开始就应该设计出更贴合本地实际生活形态的产品？例如，能否引入市场杠杆，在学校推广售价3美元的轻便小蚊帐，让寄宿学生把正确的防蚊习惯带回家庭？

顺便一提，在乌干达当地已经有中国青年投资设立的现代化蚊帐制造工厂。站在我身旁的孔立勋是一位90后海归青年，他在乌干达创办蚊帐厂，不仅降低了物资运输成本，更为当地社区尤其是贫困妇女提供了宝贵的就业机会。

颠覆性科技与基层落地的博弈

周轶君: 药物的分发和蚊帐的使用涉及复杂的现实环境与人性格局。我们能否找到一种超越人性复杂性的终极武器，像灭霸打响指一样瞬间消灭疟疾？

在布基纳法索，尽管它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许多孩子夜晚只能在路灯下借光读书，但这里却坐落着非洲最先进的蚊虫基因实验室之一。我拜访了本土寄生虫学家阿卜杜拉耶·迪亚巴特（Abdoulaye Diabaté）教授。阿卜杜拉耶幼年时曾因感染重症疟疾险些丧命，几位堂兄弟也死于疟疾，这促使他立志要根除家乡的疟疾疫病。

阿卜杜拉耶曾在美国深造工作，掌握了尖端的基因驱动技术（Gene Drive）。他的科研理论是：通过改造雄蚊的基因，使其繁育的后代全部为雄性，随着世代交替，传播疟疾的雌性按蚊就会在特定区域内自然绝育消亡。

我参观了他的前沿实验室。科研人员在野外捕捉到蚊子后，需要用吸管通过嘴部精确吸入管中带回分类。我当时非常担心地问：“你们为什么敢直接用嘴吸蚊子？难道不怕误吞进去吗？”研究员笑着向我展示，吸管顶端装有微型过滤网，确保可以安全采样。

经过长达七年的艰苦攻关，阿卜杜拉耶团队成功实现了对疟蚊的基因工程改造。2025年8月，团队在布基纳法索的一个试点村庄开展野外释放实验，在15分钟内释放了1.6万只基因改造雄蚊。这是非洲本土历史上首次在野外释放转基因蚊虫，具有里程碑意义。

然而仅仅一周后，当地警方和反对力量突击检查了研究所，不仅销毁了实验室里所有的实验蚊虫，甚至严密搜查科研人员口袋中的样本，并全面消杀了村庄里已释放的蚊子，基因驱动实验被迫无限期关停。

直到今天，阿卜杜拉耶依然感到困惑与心痛。他曾邀请当地网红博主参访实验室以科普释疑，未料部分博主回去后为了博取流量，发表了大量耸人听闻的恐慌言论，宣称转基因技术会给非洲生态带来灾难，引发了公众的极度恐慌。无论是分发药物还是推行前沿基因技术，终究绕不开与活生生的人沟通。阿卜杜拉耶原本试图用纯技术跨越复杂的人性治理环节，但最终发现技术的落地永远无法绕过公众的认知与接纳。

中国智慧与全球前线协作

周轶君: 面对这一困境，是否还有其他路径？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的王思宝研究员带来了一项全新的治本思路，目前正在布基纳法索的村庄开展野外试验。

王思宝教授的策略与绝大多数试图彻底消灭蚊虫的方案截然不同。他认为，蚊子本身也是被疟原虫寄生感染的受害者，因此首要目标是“治疗蚊子”——通过在蚊子体内构建共生菌屏障，阻断疟原虫在蚊体内的发育。这样一来，蚊子即使叮咬人类也不会传播疟疾。这种“人蚊共存、阻断传播”的理念，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共生的哲学智慧，在实际推广中也更容易被当地村民在伦理和心理上接受。

在布基纳法索的野外试验站，这里是全球疟疾科研人员梦寐以求的研究前沿。为了监测蚊虫叮咬规律，试验站专门饲养了牛群充当防蚊监测屏障，守候在一旁的牧牛人每天都要忍受蚊虫叮咬，条件极其艰苦。

由于试验站建在村庄内部，我们必须先征得当地部落的理解与支持。阿卜杜拉耶带领我们拜访了村里的德高望重的部落长老。老人的父亲曾协助早期的科学家在丛林中捕蚊，如今老人接替父亲继续全力支持科研人员的工作。在这个村落里，几代人与疟疾的斗争从未停歇。

我曾问王思宝教授：“您为什么选择将一生精力投入到如此微小的蚊子研究中？”王教授回答道：“在科学家的眼中，生命的大小并没有分别；大象和蚊子都承载着生命运转的奥秘，都是严肃的科学研究对象。”

最后一公里：回归对人的救治与关怀

周轶君: 人类在抗击疟疾的漫长征途中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进展，我们距离彻底根除疟疾实际上已经走到了“最后一公里”。然而，受制于资金匮乏、基层药物短缺以及对新技术的认知壁垒，要走完这最后一步往往最耗费心力。

在冈比亚的一家基层社区医院里，走廊上挤满了排队候诊的疟疾患者。我询问当值的本地医生：“眼下你最紧迫需要的是什么？是更多的资金、特效药，还是更多的医护人员？”他的回答令我深思，他说：“是健康教育。”

在烈日炎炎的诊室里没有空调，缺少药品，人手匮乏，但他清醒地认识到，最根本的解法是让当地百姓真正懂得如何通过科学方法阻断疾病。公共卫生从来没有绕过人的捷径。

在我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的同时，全球无数一线医护与科研工作者仍在为之拼搏，而在撒哈拉以南最偏远艰苦的角落，始终活跃着中国医疗队的身影。

中国长期向布基纳法索派遣常驻医疗队，来自甘肃省的医疗队由吴文斌队长带队。当地医院经常遭遇断水，队员们就用大水罐储水，在做手术前只能用塑料桶里的水反复清洗消毒。在手术室里，医护人员不仅要全力抢救患者，还要时刻防范蚊虫飞入叮咬正在接受开胸手术的病人。

有一天，吴文斌队长在医院走廊旁注意到一名骨瘦如柴的12岁小女孩，凭着资深医生的敏锐直觉，他判断女孩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吴队长亲自为女孩实施了高难度的微创手术。手术成功后，他平静地对我们说：“这个女孩现在有未来了，否则她很可能无法活到成年。”小女孩术后苏醒过来，脸上露出了笑容，她说自己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想吃一口披萨”。

在演讲的最后，我想分享此行中最让我动容的一个瞬间。一天傍晚拍摄结束后，阿卜杜拉耶邀请我们摄制组去他家中做客。附近的乡邻妇女们从早到晚在厨房忙碌准备餐食。当我走进屋子时，看到一位身着蓝色长袍的母亲怀里抱着一个熟睡的婴儿。

我想问这个孩子几个月大了，但因为语言不通，我们彼此比划着却无法完全沟通。这位年轻的母亲有些着急，随后她做出了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举动——她轻轻地把孩子直接放到了我的怀里。

孩子睡得非常香甜安稳，在我的怀抱里没有一丝惊醒。那一刻，注视着孩子宁静的睡脸，我仿佛看到了全人类跨越种族与地域的安宁与美好。

我想，在那个瞬间，孩子的母亲、我以及在场的所有人，心中都怀着同一个最质朴的祈愿：希望这个降生在非洲大陆的孩子，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五岁关口，健健康康地长大成人。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