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笛卡尔的理论有一个很大的漏洞。他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最终有一件事无法怀疑，叫做“我正在怀疑”这件事，也就是“我思”。这是一种人类思考能力的活动，基本上是一种理性能力。笛卡尔称之为 我思（Cogito: 拉丁语，意为“我思考”），并由此提出“我思故我在”。

“我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它不能是任何物质性的存在。因为如果你把“我思”想成是人的大脑，你就错了。大脑是物质，而笛卡尔已经说过，只要是物质，就可能是在梦里看到的，是假的。所以“我思”不能是大脑。它像什么呢？有些哲学书会说它有点像灵魂的概念，但这也不准确。因为我们想象中的灵魂，通常是另一个透明的我，但它仍然有衣服、头发、大脑，这些都是物质性的，可能都是梦境。

所以笛卡尔的“我思”完全不能有任何物质实体，它是一个非物质的存在，不占据任何空间。他得出的结论非常激进：他认为人类的灵魂，即人类的理性能力，是一个完全非物质的东西。

被遮蔽的声音：哲学史中的女性与沙龙文化

但他的理论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果“我思”是一个完全非物质的存在，而人的身体是完全物质的，那么我们的“我思”和灵魂是如何控制我们身体的？一个非物质的东西如何能控制物质？比如，现在我的“我思”命令我向左走，我就向左走了。但我的身体是血肉之躯，那个非物质的灵魂是如何控制这个物质身体的？这在当时是笛卡尔始料未及的。

在他出版理论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位公主提出了这个问题。她说：“笛卡尔先生，按照你的说法，如果‘我思’是一个完全不占物理空间的存在，它如何影响人体，如何控制我们的身体？” 笛卡尔听后大惊失色，因为这是他从未想过的问题。于是他跑到神圣罗马帝国去见这位公主，两人彻夜长谈，仿佛找到了知音。他们的通信后来被集结成书。

这里要说一件重要的事。我们通常谈论西方哲学时，都从笛卡尔开始，但这位女性对笛卡尔的反驳，却从未被纳入哲学史。她可能是人类近代史上第一位女性哲学家。为什么女性的声音会消失？因为在 16、17 世纪的欧洲，女性基本上没有出版著作的权利。当时的大学系统基本上是教会系统，只允许男性进入，根本没有所谓的大学哲学系。

那么，像公主这样非常聪明、有哲学思辨能力的女性想进行辩论怎么办？她们私下里经营着地下组织，举办沙龙，邀请她们认识的最聪明的女性，一起破解笛卡尔哲学的漏洞。她们将交流过程传达给笛卡尔，笛卡尔才发现，远在德国的一个秘密组织竟然破解了他的哲学。

这种沙龙文化从 17 世纪开始在欧洲非常流行，一路传到法国。在法国，沙龙的主持人通常是女主人，因为她们无法在公开平台发表著作，但同样有哲学辩论的欲望。所以像卢梭、伏尔泰、狄德罗这些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出版后，这些女性沙龙的主人就会私下辩论他们的哲学，并抓住其中的漏洞。结果她们辩论的内容比原哲学家还要精彩。于是，卢梭、伏尔泰等人就跑到那些女主人的沙龙，听取这些女性如何看待他们的哲学体系，然后将她们的想法吸收进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再重新出版。

所以，当你看任何哲学史的内容时，听到看到的都是男性的声音。但另一些男性，却偷偷地把女性的批判藏在了自己的哲学里。这就是哲学思想的起源：男性声称在做哲学思考，但他哲学思想的大厦之所以能完整，其实是因为他偷偷地加入了许多女性的批判。

如果我们用笛卡尔的标准来看，那位德国公主其实比笛卡尔更“笛卡尔”，因为她怀疑得更彻底。但她永远不会被写进哲学史，因为我们读到的哲学史，无论是台湾人读的还是欧洲人读的，其实都经过了一定程度的筛选。

历史思维：理论诞生背后的殖民背景

只用哲学思维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入另一种历史思维。什么是历史思维？就是当我们研究任何哲学或西方理论时，都必须思考它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下被创造出来的。

例如，笛卡尔的哲学其实还有另一个大漏洞。他认为“我思故我在”的基础是“怀疑”这个行为本身无法被怀疑。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也是 20 世纪一些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她们认为，如果你是笛卡尔的母亲，辛辛苦苦怀胎十月生下他，结果他受了点哲学训练后跑回来说：“妈妈，我觉得你只是一场梦，你是假的，只有我的‘我思’是真的。” 你会作何感想？

女性主义者指出，笛卡尔的“我思”并非独立存在。你能进行“我思”活动的前提是，你必须先被另一个人给生下来。任何“我”的行动，前提都必须与另一个人的存在发生关系。没有笛卡尔的母亲，就不会有笛卡尔在这里谈论这些。这些男性哲学家在思考时，完全忽略了身体与身体之间非常亲密的关系。

在笛卡尔提出那套哲学的同时，欧洲人发现了美洲。他们发现当地有一群长得像人的东西——美洲原住民。他们困惑的第一件事是：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人？他们可能是动物，只是长得像人。这就像电影《异星入境》里，外星人来了，人类如何知道他们有智慧可以沟通？是通过语言学。

当欧洲人看到这些原住民时，他们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人？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如果他们不是人，我们把他们杀光也无所谓；如果他们像石头一样，我们把金银财宝掏空也无所谓。于是在西班牙发生了一场欧洲史上第一次哲学大辩论，叫做“巴利亚多利德大辩论”，由两位传教士争论在非西方世界遇到的那些原住民到底是不是人。

当时，捍卫欧洲传统的塞普尔维达（Sepúlveda）说，我们到美洲看到的原住民，比如阿兹特克帝国，有两件事最吓人：一是他们有活人献祭的传统，二是他们有食人传统。更可怕的是，他们甚至没有政府来维持社会秩序。塞普尔维达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说：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政府，代表这些人不懂得如何统治自己，他们的心智状态就像小孩子，需要一个成年人来照顾。这个成年人是谁？就是欧洲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这样被用在合理化殖民的过程中。

而另一位在墨西哥当地与原住民相处过的传教士拉斯·卡萨斯（Las Casas）则反驳说，当地原住民之所以没有政府体系，不是因为他们比较不文明，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不需要政府体系来维持社会秩序，他们的文化就是他们的法律。人民会自己管好自己。

但对于像笛卡尔这样的哲学家来说，人造的文化法律都不可靠，我们需要一个政府来维持社会秩序和法律运作。欧洲人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是因为人民更自律。

拉斯·卡萨斯接着说，你们说的食人和活人献祭，看似是文明程度较低的证据，但实际上，当哥伦布那群人来到美洲时，原住民敞开大门欢迎他们。结果这些外来者掏空了他们的资源，杀害了他们的国王。原住民完全无法解释这件事，他们认为可能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惹怒了神，必须献祭几个人来平息神的愤怒。结果，这个献祭仪式反而成了欧洲人殖民他们的证据。

更重要的是，传教士告诉原住民，你们信仰的可能是邪教，是邪恶的精灵在欺骗你们——这套说辞和笛卡尔的哲学一模一样。最终，原住民对欧洲人得出一个结论：你们的《圣经》是魔鬼写的，你们是魔鬼派来的。

笛卡尔的哲学还基于一个欧洲更古老的文化传统——存在的巨链（Great Chain of Being: 一种将世间万物按等级排序的观念）。这个观念认为世界万物的存在有一个秩序，最顶端是上帝，其次是天使、人类、动物、植物，最后是矿物。越上层的阶级，物质性越少，精神性越多。上帝全知全能，但完全没有身体。人类有身体，但同时也有“我思”，分享了一点上帝的能力。再往下的动物就只剩下物质，没有理性能力。

我们说笛卡尔要怀疑一切人类设定的文化传统，但他却没有怀疑自己身处的这个文化传统——这个在欧洲盛行超过两千年的传统。直到现在，我们的自然科学家之所以用白老鼠做实验，也是基于这套信念体系。

人类学思维：万物有灵论与西方的自然主义

那么，一个不相信这套体系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这就需要人类学思维。

欧洲人建立的科学或哲学体系，基本上都基于笛卡尔哲学，即人类拥有理性，因此不同于世界万物，享有更多权利。现在我来讲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当欧洲人测试原住民是否是人时，他们进行哲学辩论；而当原住民测试欧洲人是否是人时，他们把西班牙战俘的身体泡在河里。

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测试的是，他是否跟我共享同一个身体系统。对于这些原住民来说，他们相信万物有灵论（Animism: 相信世界上所有存在物都拥有灵魂或精神力量），认为世界万物都有同样的精神力量和理性能力，这一点毋庸置疑。他们不需要辩论欧洲人有没有理性，他们要证明的是你是不是跟我同类。很简单，我把你的身体泡在水里，如果你会淹死，代表你跟我共享同一个身体系统；如果你游走了，那你跟鱼共享同一个身体系统，你不是人。

你会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欧洲的思维是，万物共享同一个身体系统（原子构成），但人类拥有更多理性，所以人是特殊的。原住民的思维是，万物共享同等程度的理性，不同的是我们有不同的身体系统。

大约二十年前，一位名叫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的人类学家到南美洲亚马逊雨林，与当地的阿丘雅族人进行田野调查。他发现，当地女性种植植物时，就像在照顾一个孩子，看着它长大、开花、结果。在阿丘雅人的社会里，那些植物和他们的孩子共享同一个称谓。同样，男孩去打猎时，猎犬和他的兄弟并肩作战，那只猎犬就是他的兄弟。他们基本上把万物都当成家人。

如果一个十六世纪充满科学理性的殖民官员来到这个部落，听到这些，他会说什么？“你们怎么相信这种邪教？你们要用理性去怀疑！” 但如果按照笛卡尔的哲学，他们不会这样对待动植物，他们会用动植物做自然科学实验，开发土地，最终社会就会变成像欧洲那样，所有资源都被开采殆尽。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面临全球气候危机？这个问题其实源于五百年前欧洲人使用的笛卡尔体系。如果五百年前殖民世界的不是欧洲人，而是这些南美原住民，我们今天就不会有气候危机问题。

关联性思维：从荷兰到台湾的全球联系

现在，欧洲和美国的社会科学界有一种趋势，就是我们不把任何社会文化或历史，当成一个真空、绝缘的存在。这就是关联性思维。

例如，我刚刚讲笛卡尔哲学时，大家需要知道一件事。笛卡尔虽然是法国人，但他不是在法国写的哲学。因为当时欧洲天主教会的审查机制很强，他只好跑到当时出版业最开放的阿姆斯特丹去写书。当时的阿姆斯特丹属于荷兰，而荷兰恰好是殖民亚洲，包括印尼和台湾的国家。当笛卡尔在荷兰写作时，他用的东西很可能是“台湾制造”。

我们可以做一个关联性思考。一方面在欧洲，笛卡尔在使用台湾制造的东西；另一方面在台湾，荷兰人来了之后，发现原住民社会是平等的，没有政治领袖，而且土地所有权意识很强，还没有文字系统。没有文字系统，就无法签订契约，也无法记录税收。于是，荷兰人开始在台湾建学校，教原住民要怀疑自己所拜的神。当时台湾原住民拜的是装在壶里的水神。传教士用笛卡尔那套方法告诉他们，你们要怀疑自己的信仰体系，那是迷信，要信真正的上帝。

学会语言后，荷兰人就开始跟原住民签订土地契约。他们说：“我现在用一百寸的绳子跟你买地。” 原住民以为是一百寸见方的土地，但荷兰人的意思是长宽各一百寸，也就是一百乘一百，变成一万寸的土地。荷兰人用这种文字游戏的方式，骗走了许多台湾原住民的土地。

你还记得笛卡尔哲学里说的，要想象生活中有一个邪恶的精灵在骗你吗？这个邪恶的精灵是谁？就是这些欧洲人。笛卡尔生活的时代和环境，正是这些欧洲殖民政权在世界各地欺骗原住民的时代。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笛卡尔会想出这样一套哲学。

精神分析思维：梦境作为通往真相的道路

我刚刚说笛卡尔的体系有好几个漏洞，这里还有另一个最大的漏洞。笛卡尔说，你怎么知道现在看到的不是一场梦？梦是假的，我们要追求真理，所以不能相信梦。但精神分析要说，你怎么能说梦一定是假的？或许梦里的东西才是真的，更接近真理。

精神分析的思维是这样的：如果我问你“你爱不爱你妈妈？”，你只有两种回答：爱或不爱。但精神分析研究发现，所有人与父母的情感关系必然是爱恨交织的。当你回答“我爱”时，“我恨我妈妈”的情感就被压抑了；反之亦然。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只有一张嘴，如果有两张嘴，就可以同时说“我爱我妈妈”和“我恨我妈妈”，问题就解决了。

那么，被压抑的声音什么时候会跑出来？弗洛伊德会说，在你无意中说错话的时候。一个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者会认为说错话就说错了，不必多想。但弗洛伊德会说：不，说溜嘴的时候，正是真相显露的时刻。

再举一个梦的例子，是我自己的。我去欧洲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那里有很强的精神分析传统。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里我被困在一栋建筑里，想去找一楼的狗玩，但通往电梯的螺旋楼梯是断的。我跑上楼，遇到在巴黎认识的台湾朋友，问他们怎么逃出去。我看到对面是凡尔赛宫，想飞过去，朋友说不可能。然后画面一转，我被锁在一个密室里，电脑上播放着一个像金字塔的土堆，仔细一看其实是粪堆。有个人走进来威胁我说：“这就是你去凡尔赛宫的下场。”

我把这个梦告诉我的分析师。她说：“你想去那个电梯，但去不了。有一个你想去但还没到达的地方，是哪里？” 我说我正在申请博士班，还没等到结果。她说：“但你梦里还有凡尔赛宫，你前阵子去巴黎，去过凡尔赛宫吗？” 我说没有，因为怕时间来不及。她说：“所以有一个你想去但去不了的地方。”

我当时想去美国读博，因为资源多，但去年去美国匹兹堡开会时，对美国印象很差，觉得治安很糟。我住的市中心，晚上都不敢出门买宵夜，第二天早上就看到新闻说旁边发生了枪击案，死了三个人。我的欧洲朋友也常跟我说“美国是个粪坑”（America is a shit place）。

我的分析师突然说：“是啊，因为你去了，你可能最后就会卡在那个粪坑里。” 我恍然大悟。我的理性一直告诉我应该去美国，因为奖学金多，但我的梦，我的潜意识，其实在告诉我相反的事情：美国是个粪坑，如果我去了，就会卡在里面。我的潜意识是用我朋友的话语制造了这场梦。

如果你是笛卡尔，你会觉得这只是个梦，不用理它。但弗洛伊德会说，真相恰恰就在你以为是虚假的梦境里。

反思台湾：在全球理论框架下审视自身

过去几年我制作影片，一直在引进西方理论，同时也担心一件事，就是引进这些西方思想，很可能让台湾重蹈欧洲以前走过的错路。

二战末期，当全世界许多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独立时，他们都在思考：我们是要采纳西方那套，还是有可能走出自己的路？一位在非洲长大的法国哲学家法农（Frantz Fanon）就警告非洲人：“你们要小心，不要渴望在非洲建立另一个欧洲。”

你可以思考一下今天的台湾，其实我们也很想在台湾建立另一个欧洲、另一个美国。所谓的“2030双语国家”政策就是这样出现的。学术界也是如此，如果你是留美的，会优先找到教职。

我刚刚讲的很多东西，你可能觉得是遥远的西方哲学或原住民世界。但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些当成思考的工具，回头思考我们自己的社会。例如，你认为什么东西很“台”？什么可以称为台湾文化？

我个人的看法是，台湾还没有发展出一套成体系的、属于自己的文化。因为孕育一种文化需要很长的时间，至少一两百年。但台湾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因为我们刚摆脱一个殖民者，另一个殖民者就来了。但这反而创造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我认为是台湾独有的。

如果你把台湾的历史看作一个地层，最底下是原住民文化，上面有荷兰、西班牙，再上面有汉人，再上面有日本人。这么多混杂的文化全部交织在一个岛屿社会里，创造出一种“混杂文化”（Hybrid Culture）。这种混杂文化和“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不同。伦敦是一个多元的城市，你可以选择去印度餐厅、日本料理或英国菜，但你进了一家餐厅，就只能吃那一种菜。但在台湾的夜市，你可以左手买蚵仔煎，右手买意大利面，再去买一杯英式红茶，完全混在一起。

这种混杂性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出一种很强的主体性、排他性的文化。我们不会说：“不行，这个东西不在我们的文化里。” 我们觉得怎么混都可以接受。

再举一个例子，台湾的经济命脉完全被科技业掌控，导致台湾的孩子想成为人生胜利组，就得去读理工科，进科技业。这件事看似是宿命，但用历史思维来看，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历史原因造成的。简单说，这是二战后美国进行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布局的结果。

冷战时期，美国为了拉拢盟友，在欧洲投入“马歇尔计划”，也对台湾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美援”，协助台湾发展自己的产业。政府派台湾最聪明的人才去美国学习科技，学成归国后，开办了新竹科学园区和台积电。台湾就像是美国的一个小兵。为什么美国要这样布局？因为二战后，全球强权竞争的不再是石油和钢铁，而是芯片。苏联之所以输掉军备竞赛，就是因为美国拉拢了许多盟友帮它生产芯片，其中一个盟友就是台湾。

五十年前政府的一个决策，冥冥中注定了接下来五十年台湾人要怎么活，要读什么科系，要做什么产业。这听起来像宿命，但其实恰恰相反。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做的任何事情，当下可能看不到结果，但五十年、一百年后才可能产生效果。我们现在做的事，正是对下一代有帮助的，是值得去做的。

最后，我们用历史思维思考一下当下的社会问题。十九世纪末，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提出一个理论。他认为，当一个社会经济成长，地价上涨，这个增值的利润不应该归地主，因为地主什么也没做。土地的增值是全社会劳动的功劳。因此，政府应该征收土地增值税，将这笔钱放入一个叫“公民红利”（Citizen's Dividend）的公共金库，每年平均分配给全体人民。这其实就是“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概念。

这个理论后来被一个中国人看到了，他就是孙中山。他把这个理论带回中国，就是“涨价归公”的思想。我们现在遇到的许多土地、房价问题，其实一百年前就有人在思考了。如果我们回到那段历史，会发现过去的人其实提供了相当多的答案。

结语：知识的本质是寻找被压抑的声音

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从现代思想的起源笛卡尔开始，然后告诉大家，在建立一个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女性的声音、原住民的声音、非西方国家如台湾的声音，以及劳工的声音都消失了。所谓的知识，其实就是去寻找这些被压抑、被消声的声音。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过去一年我去伦敦学到的东西。

问答环节

问：关于两岁前记忆会消失的“婴儿期遗忘”，精神分析如何解释？

答：在医学上，婴儿期遗忘（Infantile Amnesia: 指人们无法回忆起3-4岁前发生的事情）这件事还没有定论。精神分析的解释是，人刚出生时没有意识系统，只有一个潜意识系统，没有“自我”的概念。大约一到两岁，当意识开始萌芽，能够区分“我”和“非我”时，就多了一个叫“自我”的意识系统。原来的潜意识系统依然存在，但被意识系统主导了。所以记忆没有消失，它仍然存在于潜意识系统中，只是你想不起来。但它会一直影响你，只是你不知道它如何影响你。

举一个伦敦的案例。一位女性因为抑郁症去看精神分析师。她发现自己总是在和男友同居后得抑郁症。她一直渴望和男友住在一起，但每段恋情都是远距离。这次终于有机会同居了，她反而不快乐了。分析到最后发现，她高中时父亲过世，她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没机会和挚爱的人说再见。长大后，她一直爱上远方的男人，因为这样她就有很多机会在机场和爱人说再见。每个男友其实都是她父亲的替代品。当她和新男友同居后，她失去了和爱人说再见的机会，无法满足那个潜意识的欲望，所以得了抑郁症。这个案例说明了潜意识如何影响人。

问：为什么有些文化是万物有灵论，而像北欧神话、蒙古草原文化等却是掠夺性的，而非与万物共存？

答：我推荐的人类学家的书里提到，其实不只两种系统。我刚刚只说了两种：西方的理性主义（自然主义）和万物有灵论。你提到的那种系统叫做“图腾信仰”（Totemism），像北欧、澳洲原住民都相信图腾。例如，同一个图腾的东西不能吃，不同图腾的可以吃。总共有四组系统，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细节，可以去读那本书。

问：您提到台湾没有自己的文化，但我认为我们将多种殖民经验混杂至今，这种“被殖民的过程”本身是否就是台湾文化？

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一位叫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文学理论家提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并非单向的文化灌输。被殖民者并非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性地抓取，再跟自己的文化进行比对，形成一种混杂文化。

但这种包容性不一定源于殖民，在台湾的情境下，我认为更多是源于移民。台湾有客家移民、闽南移民，土地上早已有原住民，还有外来移民。例如，高铁上有国语、台语、客家语和英语四种语言广播。你去美国、加拿大、澳洲这些移民社会，他们的地铁里不会有四种语言，只有英语。在这一点上，台湾比他们更多元。

另一个层面是，殖民政权带来的东西，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一位叫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社会学家提出了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指一个国家是通过媒体等手段，让素不相识的人们产生共同归属感而形成的）的概念。例如，国民党来台推行国语，压制了方言，这是一种压迫。但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它让全岛的人共享同一种语言，从而发展出一种集体意识。当所有资讯都用国语传递，就能渗透到客家、原住民等不同社会，将原本分散的社群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叫“台湾人”的社会。殖民者为了殖民的便利，反而意外地为被殖民者提供了一个团结起来反抗的便利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