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AI罢免风波再起：伊利亚62页证词揭秘

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没想到两年前的Sam Altman罢免风波，到今天还能继续吃瓜。在最近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起诉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的诉讼案中，公布了伊利亚·萨茨克维尔（Ilya Sutskever）一份长达62页的最新证词，可以说罢免风波的内幕被扒了个底朝天。这份证词是伊利亚以视频形式提交的作证记录，而他的身份也很特殊，既是案件的证人，也是被告。

马斯克之所以紧盯这份证词，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要拿到伊利亚曾经写过的一份52页秘密备忘录。这份文件被认为可能成为马斯克胜诉的关键证据，也能看出马斯克至今对奥特曼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简单来说，这份62页的证词本质上是OpenAI内部权力斗争的公开账本。它不仅解释了2023年11月罢免事件的深层原因，更是揭露了OpenAI内部曾经经历过怎样混乱又复杂的权力博弈。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拆解一下。

事件回顾与马斯克的诉讼动机

在深入证词细节之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2023年11月，OpenAI董事会突然宣布罢免CEO奥特曼，引发全球AI圈震动。当时近千名员工以辞职相威胁，最终奥特曼在短短几天内回归，董事会也进行了大洗牌。而这起从罢免到回归的风波，成了如今马斯克起诉奥特曼的重要导火索。

马斯克作为OpenAI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一直对OpenAI的发展方向不满。他最初设想的OpenAI是完全开源、非盈利的AI公益项目，但是后来OpenAI转向闭源商业化，奥特曼主导下推出的ChatGPT（大型语言模型：OpenAI开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更是彻底改变了公司的定位，这让马斯克始终耿耿于怀。这次起诉，马斯克试图证明奥特曼在管理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

伊利亚证词的核心地位

伊利亚作为OpenAI的联合创始人兼前首席科学家，既是当年罢免事件的核心推动者，也是少数掌握内部关键信息的人。他的证词自然成了案件的核心证据。更关键的是，证词中提到的那份52页备忘录，是伊利亚专门写给董事会的、指控奥特曼不当行为的文件。马斯克一方认为，这份文件能直接证明奥特曼存在说谎、操控高管等问题，所以一直要求伊利亚披露这份备忘录。

同时，伊利亚在OpenAI的股份情况也被反复质询，原告律师试图证明伊利亚推动罢免奥特曼可能存在个人财务方面的动机。但是伊利亚的律师多次以客户保密特权为由，阻止了这类问题的深入追问。

备忘录的形成与传播

这份备忘录并不是伊利亚主动撰写的，而是来自独立董事亚当·迪安杰洛（Adam D'Angelo）的要求。根据伊利亚的证词，当时他已经和几位独立董事就奥特曼的管理问题进行过初步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亚当·迪安杰洛直接问他：“你有没有能够支持这些指控的截图证据？”正是这个问题促使伊利亚开始整理材料，最终形成了这份52页的备忘录。伊利亚在证词中明确说，是独立董事会成员们要求他准备这份文件，而他照做了。

这份备忘录的核心目的，是把分散在不同时间、不同场景下的奥特曼不当行为证据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伊利亚在备忘录开篇就明确了核心观点：奥特曼表现出一种持续的说谎、破坏高管工作、在高管之间制造矛盾的行为模式。为了支撑这个观点，备忘录中收录了大量对话截图，而这些截图的主要来源是当时OpenAI的首席技术官米拉·穆拉蒂（Mira Murati）。伊利亚在作证时承认，他从米拉·穆拉蒂那里获取了大部分或全部的截图。

这份备忘录被严格限制在极小的圈子里传播。伊利亚明确表示，他只把文件发送给了三位独立董事：亚当·丹杰洛（Adam D'Angelo）、海伦·托纳（Helen Toner）和塔莎·麦考利（Tasha McCauley），没有发送给包括奥特曼在内的其他董事会成员，更没有扩散到公司其他的管理层。当被原告律师追问为什么不让奥特曼知道这份文件时，伊利亚的回答很直接，他感觉一旦奥特曼意识到这些讨论的存在，他就会想办法让它们消失。为了防止文件泄露，伊利亚甚至用了阅后即焚的电子邮件形式来发送这份备忘录。他在证词中解释说，这么做的唯一理由就是担心备忘录的内容会以某种方式泄露出去。毕竟这份文件直接指控CEO的核心行为，一旦提前泄露，不仅可能打草惊蛇，还可能引发公司内部更大的动荡。

针对格雷格·布罗克曼的另一份备忘录

除了这份针对奥特曼的备忘录，证词中还提到了另一份类似的文件，专门批评OpenAI的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Greg Brockman）的备忘录。伊利亚证实，他确实起草了这份文件，并且同样发送给了董事会。但是当原告律师追问这份备忘录的副本在哪里、哪些人持有副本的时候，伊利亚说相信不同的律师持有副本，也确认自己的律师有一份。律师试图进一步追问还有哪些律师持有时，伊利亚的律师西蒙娜·阿格诺洛奇（Simona Agnolocci）立刻以涉及律师和客户特权沟通内容和律师策略为由，指示伊利亚不用回答。这也意味着，这份针对格雷格的备忘录可能藏着更多没有被公开的争议点，未来或许会成为诉讼的另一个焦点。

罢免奥特曼的指控与二手信息问题

在证词中，伊利亚详细阐述了他认为必须罢免奥特曼的具体原因。这些指控主要围绕奥特曼的诚信问题和管理方式。但是一个关键细节是，伊利亚的很多核心判断都是基于二手信息，尤其是来自米拉·穆拉蒂的转述，他本人并没有对这些信息进行直接核实。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指控点。

第一个指控是关于奥特曼在YC（Y Combinator：知名创业孵化器）的过往。备忘录中提到，有理由相信奥特曼过去因为类似行为被赶出YC，包括制造混乱、开启过多的新项目、挑拨离间以及管理不善。但是在原告律师的追问下，伊利亚承认这个信息并不是他亲自核实的，而是来自他和米拉·穆拉蒂的一次对话。而米拉的信息又来自她和OpenAI首席运营官布拉德·莱特卡普（Brad Lightcap）的谈话。换句话说，伊利亚关于奥特曼在YC被赶走的指控，是米拉听布拉德说再告诉伊利亚的三级转述，他从来没有直接和布拉德·莱特卡普确认过这件事的真实性。

第二个指控涉及格雷格·布罗克曼从Stripe离职的原因。备忘录中暗示，格雷格并不是主动离职的，而是被Stripe解雇的。当律师问伊利亚这个说法的依据是什么时，他的回答非常简单：“米拉告诉我的。”和前一个指控一样，伊利亚没有向格雷格·布罗克曼本人求证过这件事。要知道，格雷格是OpenAI的联合创始人兼总裁，也是伊利亚的长期同事，伊利亚却没有直接和他沟通，而是依赖米拉的转述。这一点在证词中被原告律师反复地质疑。

第三个指控是关于GPT-4 Turbo（大型语言模型：OpenAI开发的一款先进AI模型）的安全审查问题。伊利亚称，奥特曼在GPT-4 Turbo是否通过DSB审查这件事上，向米拉·穆拉蒂谎报了总法律顾问杰森·权（Jason Kwon）的意见。这里的DSB（Deployment Safety Board：OpenAI内部负责评估AI模型发布前安全风险的委员会）指的是OpenAI的部署安全委员会，负责评估AI模型发布前的安全风险，是公司内部的关键决策机构。伊利亚表示，奥特曼故意误导米拉，让她以为GPT-4 Turbo已经通过DSB审查，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但是同样，伊利亚承认，他从来没有就此事与杰森·权进行过直接的交流，所有信息都来自米拉的转述。

第四个指控是奥特曼在高管团队中制造矛盾。备忘录中举了两个具体例子：丹妮拉和米拉，以及达里奥和格雷格、伊利亚之间的矛盾。丹妮拉·阿莫代伊（Daniela Amodei）和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是兄妹，当时都是OpenAI的高管，后来两人离开OpenAI创立了Anthropic（人工智能公司：OpenAI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伊利亚在证词中说，达里奥曾经向OpenAI提出不公平条件，要求掌管公司的所有研究业务，并且解雇格雷格·布罗克曼。而奥特曼没有坚决拒绝这个条件，导致公司内部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最终让达里奥兄妹离职创立了Anthropic，成为OpenAI的直接竞争对手。

在原告律师的反复追问下，伊利亚终于承认了自己依赖二手信息的问题。当被问到现在是否认为当时依赖二手信息是一个错误时，他给出了一段反思性的回答，他说事后来看，自己意识到当时并不知道真相，只是通过二手知识了解它。他还补充说，自己从这次经历中学到了第一手知识对于重大事件的批判性重要性。他认为，二手信息可以作为需要进一步调查的起点，但是不能直接作为决策的依据。但是遗憾的是，在2023年11月罢免奥特曼的决策中，伊利亚并没有遵循这个原则，而是基于未经核实的二手信息，推动了这场震动行业的人事变动。

董事会经验不足与罢免时机

证词中另一个重要的信息点是伊利亚对OpenAI董事会的评价。他认为，2023年11月罢免奥特曼的过程非常仓促，而背后的原因是董事会成员的经验不足，尤其是在处理罢免CEO这类重大的董事会事务上，缺乏足够的认知和准备。伊利亚在证词中说，整个罢免流程从讨论到最终决定，时间非常短，很多细节都没有充分的论证。他认为，这直接导致了后续的混乱，比如罢免消息公布后，员工集体抗议、合作伙伴暂停合作，最终迫使董事会让步，让奥特曼回归。

而仓促决策的根源是董事会成员对OpenAI的运作不够熟悉。伊利亚特别提到了两位独立董事塔莎·麦考利（Tasha McCauley）和海伦·托纳（Helen Toner）。他说这两位成员在2023年与OpenAI运营的互动频率不太频繁，甚至对公司的核心业务、高管关系都缺乏深入的了解。这样的董事会成员构成，自然无法在重大决策中做出全面、理性的判断。

更值得关注的是罢免时机的选择。一份被标记为20号证物的《华尔街日报》文章提到，伊利亚一直在等待一个董事会动态允许替换奥特曼的时机。伊利亚在庭上直接确认了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他解释说，自己所说的动态，其实就是董事会中不再有明显的亲奥特曼多数派。换句话说，伊利亚并不是临时起意要罢免奥特曼，而是酝酿了至少一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观察董事会的成员立场变化，直到确认董事会中支持奥特曼的人不再占多数，才推动了罢免决策。这个细节也推翻了之前罢免是临时突发行为的说法，证明这是一场长期准备的权力行动。

海伦·托纳的争议行为

在董事会成员中，海伦·托纳（Helen Toner）的行为是争议最大的。伊利亚在证词中多次提到她，指出了两点关键问题。

第一，海伦在2023年10月，也就是罢免事件前一个月，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不仅批评了OpenAI的AI安全策略，还公开赞扬了OpenAI的主要竞争对手Anthropic。伊利亚认为，作为OpenAI的董事会成员，公开批评自家公司、赞扬竞争对手是非常奇怪而且极不妥当的行为。他还提到，当时自己曾和奥特曼讨论过这件事，两人都支持将海伦从董事会中移除，但是最终因为其他的原因没有执行。而这件事也让伊利亚对海伦的立场产生了怀疑。

第二，在奥特曼被罢免后的一次高管会议上，当OpenAI的高管团队警告如果奥特曼不回归公司会被摧毁的时候，海伦·托纳竟然表示允许公司被摧毁也符合公司的使命。伊利亚在证词中回忆说，她当时表达得甚至比这更直接。在伊利亚看来，OpenAI的使命是确保人工智能造福人类，而让公司被摧毁显然与这个使命相悖。海伦的这句话也让外界对董事会成员的决策动机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与Anthropic的合并谈判与伊利亚的财务审查

罢免奥特曼的决策就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也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中最出人意料的是OpenAI董事会曾经与竞争对手Anthropic谈过合并，而最敏感的则是伊利亚在OpenAI的个人财务利益被反复审查。

先来说说与Anthropic的合并谈判。根据伊利亚的证词，在奥特曼被解雇后的那个周末，OpenAI董事会主动接触了Anthropic，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提议：让OpenAI与Anthropic合并。合并后的实体由Anthropic的领导层接管。伊利亚说，他是在一次有海伦·托纳参加的董事会电话会议上才得知这个提议的。而他的第一反应是非常不满。伊利亚在证词中明确地表示，他完全不希望OpenAI与Anthropic合并。一方面，Anthropic是OpenAI的直接竞争对手，由前OpenAI的高管达里奥·阿莫代伊创立，两家公司在技术路线、商业策略上都存在明显的分歧；另一方面，合并后由Anthropic领导层接管，意味着OpenAI的原有团队和技术方向可能被彻底颠覆，这是伊利亚无法接受的。但与他相反的是，其他董事会成员对这个提议的支持度很高，尤其是海伦·托纳。伊利亚在证词中说，海伦是最支持这个提议的成员，这也让他更加质疑海伦的立场是否客观。

不过，这场合并讨论并没有持续多久，用伊利亚的话说，极其短暂。至于谈判终结的原因，伊利亚认为是Anthropic方面提出了一些实际操作上的障碍，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明这些障碍是什么。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看，Anthropic当时已经获得了亚马逊等公司的大额投资，自身发展势头良好，可能并不愿意与处于混乱中的OpenAI合并。同时，OpenAI内部员工的抗议也让合并失去了基础，毕竟如果核心员工离职，合并后的公司也失去了竞争力。

我们再来看伊利亚的个人财务审查。在整个作证过程中，原告律师，也就是马斯克一方的律师，反复追问伊利亚在OpenAI的财务利益，试图证明他推动罢免奥特曼存在个人动机，比如想通过罢免奥特曼来提升自己的股权价值，或者获得更多权力。但是这些问题几乎都被伊利亚的律师以法律特权为由阻止了。比如，原告律师问伊利亚在罢免奥特曼的时候，你认为自己的OpenAI股权价值多少？伊利亚的律师立刻反对，理由是这个问题与案件无关，而且侵犯个人隐私，并指示伊利亚不用给出具体数字。又比如律师问伊利亚，你2024年5月离开OpenAI的时候，股权价值是多少？离开后，你持有的OpenAI财务利益是增加还是减少了？伊利亚的律师再次反对，但是伊利亚还是透露了一点信息，他仍然在OpenAI拥有财务利益，而且这个价值自他离职后有所增加。不过，当律师追问具体增加了多少时，还是被律师阻止了。

还有一个细节是作证的法律费用由谁支付。伊利亚最初说不确定，但是推测可能由OpenAI支付。他还明确表示自己现在的新公司SSI（Safe Superintelligence Inc.：伊利亚·萨茨克维尔离开OpenAI后创立的人工智能公司）没有支付这些费用。有趣的是，伊利亚的律师一开始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反对，但是后来又撤回了反对。这也让外界猜测，OpenAI是否仍然在为伊利亚的法律事务提供支持，两人之间是否还有一些没有公开的关联。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OpenAI的初心与未来

梳理完这份62页的证词，我们能感受到OpenAI内部斗争的复杂性。伊利亚为了罢免奥特曼酝酿了整整一年，收集的证据却大多来自二手信息；董事会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做出了仓促的决策，还曾经考虑与竞争对手合并；而马斯克对奥特曼的不满，本质上是对OpenAI从非盈利到商业化转变的质疑。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OpenAI的初心。它最初是马斯克在2015年联合创立的非盈利组织，目标是以安全、有益的方式推动AI发展，避免AI对人类造成伤害。当时的定位是开源、透明。但是后来，随着ChatGPT的研发需要大量资金投入，OpenAI成立了有限盈利的子公司，转向闭源商业化。奥特曼作为CEO，主导了这个转型。马斯克之所以至今对奥特曼不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奥特曼背离了OpenAI的初心。但是反过来，我们也必须承认，如果没有奥特曼的商业化推动，ChatGPT可能不会这么快诞生，AI技术的普及也可能会推迟很多年。毕竟，AI研发需要巨额的算力和人才投入，纯粹的非盈利模式很难支撑起这样的成本。

而伊利亚的角色则更具争议性。他作为OpenAI的技术灵魂，既希望保持公司的技术理想，又不得不面对商业化的现实。他推动罢免奥特曼，或许有对技术方向被商业化绑架的担忧，但是依赖二手信息做出重大决策，也暴露了他在管理和判断上的不足。最终，他在2024年5月离开OpenAI，创立了新公司SSI，继续追求自己的安全AI理想。这也算是一种对初心的坚持。

总的来说，这场事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更多的是在AI行业发展中理想与现实、技术与商业、治理与权力的碰撞。而这份证词的价值，不仅在于揭开了OpenAI的内部秘辛，更在于为整个AI行业提供了一个反思样本。当一家公司掌握了足以改变世界的技术时，如何平衡理想与商业，如何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又该如何避免内部权力斗争影响技术发展呢？这些问题也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