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追书之旅的起点
大家好，我是吴真，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过去十六年的追书经历。上海也是我追寻书籍的一个重要站点，但这段经历的起点是在日本东京。2009年，我偶然翻到了一本名为**《广东战后报告》**的著作。这本书的作者提到，1938年底他在广州，看到许多大学的图书被日军搞得一片狼藉，其中有一位来自帝国大学的教授正在搜集和汇总这些图书。
这条记载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因为我的母校，广州的中山大学，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时仓促撤退，但没有及时运走十六万册图书，这些书在抗战胜利后便找不到了。那么，这条记载是否指向了某种线索呢？我就这件事询问了我的日本合作导师，他对这批书的下落表示非常不乐观，认为那些士兵不懂文化，不懂保存图书。但我很快在日本的防卫省（日本负责国防事务的最高行政机关）找到了这份密档。这份解密的1938年底日军第二十一军（也就是图片上的波集团）司令长官密令，要求组成一个四人小组，这些都是大学教授，派遣他们到广州。
日军的文化掠夺：有组织的战略行动
这份解密档案让我知道了日军是如何抢掠图书的。他们所派遣的这四位日本大学教授，并非我们想象中的古籍或文献专家，他们其实是农林、矿产、气象以及经济方面的研究者。他们到了广州之后，致力于将日军抢来的广州很多大学的资料进行汇总，然后统一运到日本东京的陆军总部。
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地做这件事呢？其实是因为中山大学（中国著名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是当时世界领先的东南亚研究重镇。而当时的日军正准备侵略海南岛，进而进攻整个东南亚地区。所以，中山大学不重视、没有运走的那十几万近现代图书，恰恰是日军最渴望的战略情报。于是，这些日本大学教授来到广州，短时间内就整理了一批非常有用的战略情报参考资料，并绘制出了我背后展示的这两张资源图。这样的资源图在战时日本的许多情报图书里非常常见。
我曾在2010年，在日本福冈的一个乡下旧书店，花了6000日元买到了一本很简陋的油印本。他们将国立中山大学的概要翻译成了日文，并且重新绘制了一张地图，这是为了方便那些不懂中文的日本士兵在这一带的活动。负责这件事的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呢？其实这就涉及到日军在每一个师团都会配备的一支文化部队，它叫做兵要地志资料班（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专门负责收集地理、资源、文化情报的部队），有时也简称调查班。这个资料班的成员一般都是日本的大学毕业生，甚至是大学教授。照片上的这本书叫做**《广东进军抄》**，它的作者火野苇平就曾经是刚才我提到的久纳部队的一个随军作家。随军作家也用他的笔来为战争粉饰太平。火野苇平在1938年获得了日本权威的文学奖——芥川奖（芥川賞: 日本重要的文学奖项），同年他就跟随日军来到了广州。这张照片就是他在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的一个合影。
兵要地志资料班事实上构成了日军侵略中国很重要的一支文化部队。而且这支部队当他们在侵略中国的江南一带时，他们就更加重视，因为他们都知道中国的江南汇集了整个中国的古籍文明。我们看一下这条资料，这是作家阿英在1938年所写的杭州沦陷的情况。这里说字画书籍随军都有鉴别人，他们会把书画四周的装裱划掉，以方便携带和偷运。日军在全部的抄和烧之后，还会让汉奸来抢劫。有时候他们会故意装出保护的姿态，让一些电影队来拍摄电影，用这样的方法来掩饰他们侵略中国文化的现实。
沉默的战场：中国书籍的巨大损失
在大量资料接触之后，我就对于深入探究这些战争中的书和人产生了兴趣，因为我很想知道这些人和这些书到底到哪里去了。这里是我统计的一组数据，因为我很想知道，在这样一个沉默的战场之上，我们中国的损失到底有多少。
第一个数字是9000万，这是1938年中国公立图书馆所统计的图书馆系统损失的官方数据。但是还有大量的民间藏书，它没有在统计范围之内。第二个数字是274万多册，这是中国政府在抗战胜利之后，向当时驻日的盟军总司令部（盟总: 二战后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负责日本战后管理），也就是简称盟总，提交的一个叫作战时被劫物资清单。因为这个清单是用来向日本政府追讨中国被劫物资的一个清单，上面的数据是说中国总共被日本劫走的公家书籍有220多万，而私家书籍是48万。这是第二组数据。第三组数据就是刚才说的，中国主张我们被劫走了200多万，那么最后回归的有多少呢？其实只有15万8千多册，这是截止到1949年，最后日本还给我们的回到中国的被劫图书的数字。
怎么解释这三组数字之间的鸿沟呢？首先是因为盟总的要求。盟总要求中国政府，你要向日本追索战时被劫的物资，你首先要告诉我们你当时被劫的具体经过是怎么样，甚至要求说出日军的番号。但是通过我刚才沉默战场的几个例子，我想大家都知道，一方面是日军有计划、有组织甚至秘密地掠夺中国的文献，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保护意识不足，保护能力也有限。所以在抗战的那十几年里，一般的民众其实是没有能力去做这样一种举证的。
这就是一个例子。这张表就是中山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容肇祖，他写的他的抗战时期的损失。我们从表里看到，他从北平到东莞，最后到香港，一路逃难，一路被劫。最后他在这三个地方损失的书籍达到了9万册。但是我们知道，一般人在逃难的时候，怎么可能去保存你的书籍被害的现场记录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容肇祖虽然填了这张表，但在1946年他也没有拿出具体的现场记录，当然他也不可能知道日军的番号。所以最后他就没办法申报这样的追索。书籍是不会自己说话的，书籍在战争中遭受的劫难，需要有人记录，有人讲述。
郑振铎的孤岛坚守：为书而战的自我救赎
在过去十六年的追书过程里，我发现最后成功回到中国的这15万册图书里，其中最有价值的3万多册古籍，都跟一个人有关系。这个人就是战时在上海的郑振铎。
让我们回到1937年8月淞沪会战时期的上海。在8月14号这一天，郑振铎远远望着自己寄藏在虹口的一万几千册书籍，被炮火烧得片纸无存。当时郑振铎他所在的暨南大学（中国著名华侨高等学府）还坚持在上海办学，而且他家里有十口人。所以像他这样因为工作或家庭原因，没有跟着政府后迁到重庆或昆明大后方的人，其实在上海有很多很多。但是这些人他们被迁到内地的朋友认为是顺民、伪民。所以当时留在上海的这些普通民众，他们心里都怀着一种普遍的道德愧疚感，因为他们被认为是跟日本统治者合作。郑振铎在其中就下了一个决心，他把抢救古籍视作留守上海孤岛的自我救赎和考验。书生报国的方式就是为书而战。郑振铎说，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同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绝无逃避。
现在我们看到这两张照片就是郑振铎。他是福建长乐人，但他身高有一米八五，他比旁边的朱自清、俞平伯等民国著名学者都高出了一大头，这在民国非常少见。而且他是高鼻子深轮廓，是当时著名的美男子。右边这张图是1937年5月暨南大学的毕业留影，中间穿着西装的这位就是39岁的郑振铎。但之后的全面抗战八年，郑振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这样的毕业合影上，而且他也不再把自己的照片交给学生。我很想找一张1937到1945年的郑振铎的照片，我也问了他的哲孙郑源先生，但一直找不到。为什么呢？我想应该是在抗战八年里，他有很高的警惕性，所以他是为了避免出现任何意外，做了这样的选择。
上海孤岛的文献抢救：与敌伪争夺历史记忆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郑振铎的战场，其实这个战场方圆只有18平方公里，它就是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1937年11月，日军攻占了除了这个租界以外的上海所有地区。当时有大量的民众涌入了上海的孤岛，租界上的人口一下子从200万增加到差不多500万。到了1939年中旬，这时候沦陷区的许多古籍，在日军劫掠之后幸存了，然后它们纷纷流散到了上海。当时北方的一些日美机构，比如日本华北交通公司、满铁图书馆、还有哈佛燕京学社等等，他们都用了大价钱，雇佣一些北平的书商，携着巨款南下购书。这些中国的古籍当时不止流向了日本，也流向了美国。
那么在这时候，如果不筑起一座拦截文献的长城和大坝，那么中国的古籍文化就会纷纷流到国外。所以在这一年郑振铎非常焦虑。他一开始是用自己的力量去抢救书籍，他散尽家财，但到了这一年的夏天，他发现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足够的。因为当时的江南各地民间藏书，像潮水一样涌入了上海的孤岛。所以在这一年的秋天，他联合了6个上海的文化名士，他们一起向重庆打了一封电报，希望国家力量来抢救书籍。
这是重庆方面的复电。我们从这封电报里可以读出一个什么关键信息呢？就是重庆说，请上海的人士自己众筹，请你们民间自己先抢救国家的文献，等抗战胜利之后，国家再连本带利地偿还。要知道这是1939年，全面抗战的第三年，也是我们抗战局势最为艰苦的至暗时刻。一般人要是得到大后方这样的空头支票，肯定就想算了，反正那些古籍也不是我的东西。但是郑振铎他偏偏就是这样一个敢做事不怕失败的实干家。他没有等到重庆政府给他的承诺，他就自己先行动起来，先宴请了这些北平的书商，让他们要为民族国家留下一些文化资产。
还好，等到了1940年1月，重庆政府终于决定把原来用于建设南京的中央图书馆的40万元（这是中英庚款：庚子赔款中英国退还中国的部分，用于教育文化事业），转拨到了上海，让他们来抢救文献。所以这一年1月，郑振铎和图片上的光华大学的校长张寿镛，还有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张元济，以及暨南大学的校长何炳松，他们秘密地组建了一个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
这张地图就是1940年上海的市街图，这也是郑振铎的战场。他每天从图中的这个红色标的，也就是现在的静安寺的久光百货，坐几站公共汽车来到三马路和四马路，也就是今天的汉口路和福州路。因为这一带在民国时期是非常著名的书店街。所以表面看起来，郑振铎好像每天都是无所事事地在那逛书店，但实际上他是在那里接洽各路书商，接洽各种中间人，因为他要与敌伪势力争夺这些珍贵的文献。
当时郑振铎抱着一个目标，就是要为国家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国家图书馆。所以他抢夺的这些文献，或者说他比较努力去争取的文献，并不是传统的藏书家所喜欢的那种宋元的古版。他所强调的是保存文献以实用为主。所以虽然郑振铎他自己的专业跟我一样，都是古代戏曲研究、俗文学研究，但是他在那三年为国家搜购书籍的时候，却更加注意搜罗一些地方志、地图等等的史料。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当时的日本机构，为什么这么花大力气搜集这些史部的书籍呢？近而言之，日本人是为了研究中国的地方情形和行军路线；远而言之，日本人其实是为了控制我们民族史料于千万世。所以郑振铎的文献抢救，它有很强的目的性和斗争性。比如他指出“亡人国者必亡其史”，所以他是站在跟日本侵略者争夺历史记忆这样的国族立场去抢救文献。他说“史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
生死时速：古籍的秘密转移与惊险守护
郑振铎在那三年里过着一种有点像特工一样的生活。比如这个例子，他说有一天他在中国书店就遇到了一个叫清水董三的人。这个人就来问郑振铎有没有来过。中国书店的伙计就偷偷问他说“你要见他吗？”然后郑振铎就说“当然是不见了”。所以他很镇定地装作一个普通的读者，这样就逃过一难。在郑振铎这段话里，他以为清水董三是一个管文化工作的。事实上这几年我通过查找日本的档案就发现，他表面上看好像是日本大使馆的一等书记官，但事实上从1939年3月，他就已经是整个华东地区的战略情报的主管人，而且他还是日本著名的侵华特务机关——梅机关（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在上海设立的特务机关）的决策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郑振铎他其实是练就了一身非常好的反侦查功夫。
有一条报道就特别有画面感，这是1943年重庆的一个期刊所刊载的报道，说南京的汪伪政府（汪精卫政权: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派出了一个特务。这个特务是郑振铎的老朋友，所以他知道郑振铎喜欢逛书店。于是就到四马路的这个旧书店要去抓捕郑振铎。本来郑振铎正在沉浸地看着旧书，他被这个特务连拍了几下肩膀。然后他回过神来之后，不吱一声，拔腿狂奔，跟这个特务在四马路上你追我赶，展开了生死赛跑。这就是比赛现场，上海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幸好郑振铎一米八五，大长腿，结果他就跑出了一个生天，躲过了汪伪特务的追捕。
来到了1941年夏天，郑振铎他们已经搜集抢救了6万多册古籍。这时候郑振铎就强烈地向重庆建议说，这些书要赶紧运出上海。因为当时的上海孤岛，它事实上已经被日本的军舰和日本的陆军死死地控制了。这张图就是当时原计划的运书路线。原来计划是把其中最珍贵的3万多册古籍，从上海经过海路秘密地运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坐船，一路绕过马六甲海峡，绕过整个中南半岛，在缅甸的仰光上岸，然后经过1000多里的滇缅公路，一路颠簸到昆明，最后目的地是重庆。但是在第一站，就是怎么样把这3万多批这么大量的书籍运出被日军重重包围的上海，它本身就很困难。当时的上海的英国商会、美国领事馆这些都是重庆友好的朋友，还有尤其是主事的重庆官员，他们都不敢担这个责任，他们都临阵退缩，都不给郑振铎任何一个明确的方案。
这时候郑振铎他就决定我要自己做，他就决定先斩后奏。他是找到他一向去的很勤的中国书店。因为当时中国书店每天有一个像今天的顺丰那样子的打包业务。中国书店他们就很巧妙地把这3万多册古籍，混杂到每天发送的1000个小包里边，每天发送几十个，这样就不引人注目。虽然上海租界的邮局其实已经被日本控制了，但是中国书店这样的民间商业力量，它就是有这么神奇的本领。他们是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把这3万册古籍，总共是2790多个邮包，邮寄到了香港。
那么在香港负责接收这个邮包的是谁呢？就是图片上的香港大学的教授许地山。他也是郑振铎的老朋友。许地山也很讲义气，他完全不问郑振铎这些邮包是给谁的，他就默默地拿着提货单到邮局去取件，去点收，把它们存放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香港大学的图书馆之一，以收藏中文古籍为主）。
运走这批古籍马上上海就全面沦陷了。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Pearl Harbor Incident: 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导致美国参战二战）爆发，上海彻底沦陷。但是这时候郑振铎他没有走，他没有跟着暨南大学迁到内地去，他选择留下来，作为一个失业的人士留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在上海还有其他的3万多册古籍还来不及运走。他是独自离家出走，改名换姓。他找了这个房子，白色的这个房子，就是今天的上海高邮路5弄25号。他是躲到这个白色房子的小阁楼上面隐居起来。但是过了不久，汪伪政府的第三号人物，也是大汉奸周佛海，搬到了这个房子的对面。我们可想而知，郑振铎每天都要面对对面的警卫和密探，那真的是虎窟之旁。但在这样的危险地方，郑振铎他还是可以镇定地去守护他那3万多册古籍。他把它们分到四个秘密的地方存起来。其中存着最多最大量的古籍的，也是最秘密的，郑振铎甚至在文章里从来没有提过的一个地点，就是今天上海常德路418号的上海的觉园。这是一个佛教的活动场所。觉园里边有难民收容所，也有慈善社，人来人往，所以可以掩护。而且觉园里边的法宝馆，不知道的人看到这些线装书以为说是佛经，因为这是佛教场所。但其实是郑振铎他们保护的文献。所以在这样的佛教气息的掩盖之下，这3万多册古籍躲过了日伪的耳目，一直来到抗战的胜利。
宿命转折：图章成为追索铁证
但是抗战胜利之后，郑振铎他悬着的一颗心并没有放下来。因为刚才说的1941年运到香港的那批古籍，一直不知道它的下落。郑振铎甚至以为这批书是消失在了太平洋。为什么呢？因为在1941年9月，这批书没办法按照刚才说的那个路线，经过什么中南半岛滇缅铁路到重庆。这时候这条路已经被切断了。于是临时改变了方向，要运到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去借藏。古籍要出国那当然是要明确这是谁所有。所以9月份，本来这110箱的古籍已经装箱完毕，就等着启运了。结果临时又一箱箱地打开，在每一本古籍的首页，盖上图片上的这两个章，就是为了明确这是中央图书馆的书。就是因为多出了这三个月的逐册盖章的这样一个事情，结果这批古籍就错过了船期。
1941年12月25号香港沦陷。很快，日本宪兵队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了这110箱古籍。之后就是由日本二十三军的调查班截走了这批古籍，把它们运到了日本东京。这两张照片是我2017年在日本防卫省所找到的一个调查记录。右边的这个手写的字体，就是刚才说的日军的调查班，他的班长所写的一个供认状。我发现这批古籍事实上到了东京之后，还继续经受了磨难。它在1945年春天为了躲避美军的轰炸，所以这批古籍跟着东京帝国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前身，日本重要的图书馆）的善本古籍一起，被撤退到了日本的长野乡下去躲起来。
到了日本战败之后这批古籍又回到东京。可是这时候日本人觉得说，这批中国的古籍价值太高了，他们不愿意把它们让给当时的盟总。于是他们就挑选了3万多册古籍里边的2万册，把它们又一次地运到了图片下边的这个神奈川的乡下，就是把2万册的精品想把它瞒匿起来。恰恰是没有被日本挑中的剩下的那1万多册古籍，就存在东京的图书馆的地下室。到了1946年1月份，英军的少校叫博萨尔，他在东京的图书馆的地下室，想去寻找自己在香港受劫的古籍。然后他就发现旁边堆放的古籍上面都有图章。于是他就走近一看，这就是刚才说的中央图书馆，郑振铎他们抢救的那批古籍。这时候我们会发现，5年前误事的那个盖章，在5年之后成为了中国政府向日本追索的有力证据。这真是宿命感拉满的神转折。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个图章，还有郑振铎他整理的善本的书目，他是一册一册地写了版本和卷数。所以有了这两个有力的证据，中国政府才能向日本追讨。在1947年2月，34000多册古籍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中国。这批古籍也是抗战时期，中国被劫古籍那座巨型冰山露出海面的比较完整的一角。
冰山一角：未归书籍的漂泊与追寻
我们从这个冰山的一角，我们可以想象沉在海底的大部分的那个图书的情况，它们漂泊在哪里，何时归家。在过去十六年的追书经历里，我经常在一些图书馆遇到这样的盖着民国某些图书馆藏书章的这些古籍。我想这就是在抗战时期，那一个日本秘密的文化部队他们留下的痕迹。
这里有一个例子。有一个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叫福武直。他是在1945年1月，他跟当时的一个国家研究机关借了一本书。他发现那本书上面盖着一个清华大学的藏书章。他就觉得这应该是日军从中国劫掠来的图书。日本战败之后，这个国家机关被废止了，福武直他也没地方还书。于是这本书就一直存放在他的手里。一直等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福武直把这本书拿到东京的中国大使馆，把它还给中国。等到2011年又有一个日本学者叫中生胜美，她很好奇这本书有没有真正地回到中国。于是她就来到清华大学去询问。当然，这本书并没有回到中国。我的感觉就是，在过去的十六年的追书经历里，经常会面对这样的一种失望。
乱世微光：书籍的精神力量
如果我们把书籍的聚散比喻成长江大河，现代史上就有一座郑振铎大坝。郑振铎把6万多册的江南古籍拦截在了上海。这给我特别大的精神力量。在那个历史暗夜中，是什么样的力量让郑振铎成为这样的大坝呢？我想就是对书的热爱。郑振铎的文字里，充满着对于书籍的悲悯和热爱。他记载了每一本书怎么样从战场，从沦陷区然后流落到上海的经过。因为一本书就是一个战争的受害者。郑振铎把每一本书都当成了一个人，他每拯救一本书，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拯救了一个人。
对书籍的热爱不仅是郑振铎所拥有，也是被当时的普通民众所拥有。因为对书的热爱，能够帮助他们渡过那个艰难的岁月。这张照片就是1938年的上海孤岛。我们看到美发沙龙倒闭了，它的店面被流动的书摊所占据。书籍不仅帮助郑振铎度过了那样漫长的人生暗夜，它也成为当时乱世中的普通民众的乱世的微光。
这张照片也是1938年的上海租界。从沦陷区涌入上海租界的难民中有一位妇女，她坐在一个独轮车上。这个独轮车上就是她全部的家当。她正捧着一本书在阅读。那一刻她忘记了战火的颠簸，她忘记了正身处逃难的艰辛。当你无处可逃的时候，你至少可以逃向书籍。因为它可以构成你日常生活的一个锚点。在那样的乱世微光里，我们看到了郑振铎，看到了千千万万个普通的人，他们在书籍里找到了精神的片刻安宁和富足。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