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要受四种限制，马恩列斯毛也不例外

六年前，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在北京去世。1958年，李锐因反对三峡工程上马，被毛泽东指定为自己的秘书。然而仅一年半后，由于反对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 1958年至1961年在中国发起的一场旨在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治运动，最终导致了大规模饥荒），他被认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此后二十年，过着流放的生活。直到生命尽头，李锐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积极鼓吹宪政（Constitutionalism: 一种主张国家权力依据宪法受到限制、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政治理念）。

李锐生前留下了大量的口述史，其中相当一部分由他的女儿李南央整理。在与李南央的对话中，她提到，在父亲生命最后能够动笔的日子里，他总是在纸上一遍又一遍地写着一句话：“人生在世，任何人都要受着四种限制：时代、知识、思想能力、个人品德，并且注明‘马恩列斯毛也不例外’。”

李南央解释说，共产党崇尚领袖，崇尚完人，认为领袖是为国为公的。前面几个限制是恩格斯说的，而她的父亲加上了“个人品德”，因为他自己体会太深刻了——毛泽东的个人品德，对其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影响巨大。之所以要格外加上括号里的注解，就是要把这些领袖“归为人”，承认他们也是人，因此也应该可以被批判。否则，一旦被奉为神，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就成了不可触碰的存在。

李南央自己也曾写道：“李锐也逃不出这四种限制，这人世间没有神。”她对此深有感触，因为在父亲家里，她经常碰到吹捧他的人，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的曼德拉”，这让她特别反感。她认为，一旦将一个人当成思想和道德上的楷模，他就成了不可触碰的完人，这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不能被触碰是同一个道理。对于这些对国家命运起到重要作用的高级干部，老百姓必须要有批判的权利。

从向往延安到“抢救运动”的幻灭

在李南央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她提到自己的祖父李继芳和父亲李锐，两代人追求的理想都是宪政。她的祖父是同盟会成员，与黄兴、宋教仁是好友。李锐在口述往事中说，当年正是因为共产党批判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并宣传要自由、要民主，才吸引了他们这些知识青年向往并投奔延安。

然而，当22岁的武汉大学学生李锐和新婚妻子范元珍到达延安后，知识界普遍对延安缺乏民主平等感到不满。他记录道，王实味在文章中写到了服装上的等级差别，丁玲的文章则批评了老同志的特殊化。1942年3月31日，李锐在参加《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时，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如何回应知识分子的批评。毛泽东当时说：“我，两个女子，我是协文的，你知道协文是什么？协文是新来的，那个时候待遇不高。我们这些一般的干部都穿土布，就算他是特权人物。”李锐当时听了就感到很难受，情绪上有点接受不了。

会后，李锐对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说：“我们这些人写文章有意见，并不是对你们生活好一点有不满。问题是这个体制问题。”然而，就在这次座谈会之后，延安开始了对所谓“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平均主义”以及“人性论”的猛烈批判。

1943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报告中公开讲延安有内奸，并说至少发现了两个是敌对阶级派进来的，其中之一就是王实味。此后不久，延安整风（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一场在1942年至1945年间由中共发起的思想和政治运动，旨在统一党内思想、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转为“抢救运动”，运动迅速扩大化。李锐在书中提到，抢救运动期间，延安打出了15000名“特务”。4月1日，他自己也被诬告为国民党特务而遭抓捕。

李南央分析，整风运动的实质是要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要让所有人的思想都统一。一旦发现了王实味这类“问题”，在当时看来就是不得了的大事，认为敌人已经打入了革命队伍内部，从而对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完全的不信任。

在被审问期间，李锐经历了残酷的逼供信手段，例如几天几夜不准眨眼睛。但他和母亲范元珍都有一种天然的“有罪感”。他们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而经历过长征的老革命、老干部是工农，因此他们需要改造自己，接近工农。这种“原罪感”源于他们认为自己是被共产党接纳的，必须将自己改造成工农分子。李锐曾说，党旗上是镰刀斧头，没有知识分子的位置。

当被问及为何在亲身体会了延安的现实后，仍然选择跟着共产党走，李锐解释说，当时中共七大的宣言和刘少奇、朱德做的报告，描绘了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太激动人心了。他觉得党虽然会犯错，但总会纠正错误，所以应该往前看。然而，延安整风造成的错误，当时并没有得到任何真正的反思和总结，这为之后一系列的错误埋下了伏笔。

三峡工程之辩：一个“小人物”如何说服毛泽东

李锐在书中写道，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重大的关节之一。通过这场运动，一大批知识分子和高层领导人的思想被“改造”好了，这成为毛泽东1949年后推行其左倾路线的中间力量。从七大开始，党内走上了个人崇拜的道路，《东方红》响起，毛泽东成了“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他不仅控制人身，更要控制思想，任何不同的思想都被视为敌对思想。

1958年1月，41岁的李锐第二次与毛泽东面对面，这一次，他是在直接挑战毛的意志。当时“大跃进”口号已正式提出，毛泽东提议三峡工程上马，以实现他“高峡出平湖”的愿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说，有一个叫李锐的反对派。于是，毛泽东派飞机接来李锐，让他当面与支持者辩论。

时任水利电力建设总局局长的李锐，带了一张水电发展规划图，讲了半小时。他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分析，指出三峡电站的装机容量将比当时全国的总和还大几倍，这在电力系统规划上是不合理的。他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说：“一个城市不能只有一个百货店，它需要有很多百货店。”他认为，一个电网内最大电厂的容量，通常只能占电网总容量的五分之一，而三峡如此巨大的电站，何时需要，他讲不清楚。

这个例子通俗易懂，说服了在场的人，毛泽东也听懂了。辩论结束后，毛泽东要求双方各写一篇文章。看过之后，他同意了李锐的意见，决定暂缓三峡工程的建设。

李南央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接受李锐的意见，一方面是因为李锐讲清了道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李锐当时只是个“小人物”，对毛的地位不构成任何威胁。毛泽东一辈子最忌惮的是那些有自己势力范围和人脉的人，比如在军队中有巨大影响力的周恩来。而李锐没有背景，没有山头，所以他的意见可以被接纳。

伴君如伴虎：成为毛泽东秘书的凶险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在党内培养像李锐这样的“秀才”，并要求李锐当他的秘书。李锐当场就表示自己工作很忙，内心其实非常反感“秀才”这个称呼。他认为毛泽东夸他，只是夸他文章写得好，并没有真正理解他从经济规律出发反对三峡工程的深层逻辑。李南央说，她的父亲总是把事情当成科学来研究，而不是当官来做。他尊重知识分子，认为建设国家必须依靠他们。

然而，就在李锐当上毛泽东秘书后不久，1958年5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了惊人的言论：“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讲到此处，毛泽东站起身，开怀大笑。

从当上秘书那天起，李锐就深感不安。他曾对人说：“我要碰鬼的了。”这个判断来自于他的好友、毛泽东的另一位秘书田家英。田家英告诉他，毛泽东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并称毛为“主公”，说“主公非常难伺候”。这实际上已经把毛泽东看作一个帝王。李锐后来也认为，毛泽东的天下就是一个王朝的天下，而周恩来则是中国历史上最难当的一任宰相。

毛泽东让李锐当秘书时，指示他“天上地下你都给我管起来”。田家英等人希望李锐能进入核心圈，弥补他们在工业和经济知识上的不足，但李锐坚决拒绝，他只想在外面“打个圈”，因为他已经看透了其中的危险。他知道以自己单纯、不谙世事的性格，早晚要和毛泽东发生冲突。

庐山风云：从“广开言路”到“反右倾”

1958年6月，李锐给毛泽东写信，对大跃进提出意见，指出有些事情“霸蛮”（湖南话，意为强行）是没用的。毛泽东没有理会。年底，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已经显现，毛泽东找李锐谈话，承认他的信说得对，但又责备他态度不够明朗。此后，李锐又写信系统地阐述经济理论，提出“取消以钢为纲”的口号。他判断，这些信毛泽东看进去了。

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在大会上点名李锐，让他从后排坐到前面来，并说：“你给我写了三封信啊，这倒要听听意见啊。”李南央认为，毛当时绝非真心高兴，而是内心深感不快。胡乔木看懂了，但李锐和其他一些人却乐观地认为毛泽东真的在鼓励大家提意见。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鼓励干部要学习明代名臣海瑞，做到“六不怕”：不怕戴机会主义的帽子、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他还特意将《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和周恩来看。然而，胡乔木私下对李锐等人说，毛泽天提倡海瑞，实际上是“怕出海瑞”。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庐山会议（Lushan Conference: 1959年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初期旨在纠正“大跃进”的左倾错误，后因彭德怀上书而转为“反右倾”运动）。此时，全国已出现大面积饥荒。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和李锐谈话，听取他们对形势的看法。周小舟直言“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并未流露反感。李锐更直接建议，应该让懂经济的陈云来主管经济。毛泽东也流露出赞许之意，说“国乱思良将”。

这种鼓励言论的氛围，促使彭德怀在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指出了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左倾问题。毛泽东将此信印发全会讨论。7月23日，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形势急转直下，会议主题从“纠左”变为“反右”。他将彭德怀的信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当晚，李锐、周小舟等人感到不安和不解，便一起去了黄克诚处，谈到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一样独断专行。这次会面很快被报告给了毛泽东，成为他们“军事俱乐部”的罪证。田家英曾警告李锐：“绝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头。”

“我怎么会把毛当个神呢？”

7月31日和8月1日，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李锐被要求列席并负责记录。会议期间，毛泽东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言辞激烈，甚至使用了非常肮脏的骂人话。李锐在记录时手不停地颤抖，内心极为痛苦。李南央后来看到这份记录时感慨万分：“我要是早看到这个黑皮本子，我怎么会把毛当个神呢？一个党的主席，怎么可以在党的重要会议上这样破口大骂，用这样肮脏的字去骂人？”

会上，林彪发言称彭德怀是“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周恩来则批评彭德怀把“旧社会的骨气”带到党内。刘少奇提到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有个人崇拜。在场的朱德因说了几句公道话而被停止发言。整个会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彭德怀说话。

最终，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撤销职务。李锐也被划为“追随者”。毛泽东当众对他说：“李锐啊，我这个反党集团里面没有你的名字啊，你不够格啊。”李南央的姑姑在沈阳听到这个传达时，当场吓瘫了，她知道自己的弟弟彻底完了。

此后，李锐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险些饿死。全国范围内，因“反右倾”运动受到打击的干部多达380万人。李锐在书中写道：“反右派，封了党外的口；反右倾，封了党内的口。以后，就走上了一条人人战战兢兢……不得不、不敢不盲目紧跟的道路。”

秦城八年与父女和解

庐山会议后，李锐的妻子范元珍向组织揭发了他与田家英的通话内容，并与他离婚，断送了他复出的机会。孩子们也与他划清界限，断绝往来。毛泽东曾鼓励的“六不怕”，李锐几乎全部经历，只剩脑袋还在。

1967年，李锐因向专案组指出“主席身边真正危险的人是陈伯达”，被专机押送到秦城监狱，单独囚禁了八年。在狱中，许多人精神崩溃甚至死亡，但李锐凭借强大的意志力活了下来。他每天在狭小的牢房里跑步，甚至和哨兵斗智斗勇，以此保持精神的健全。

在与父亲断绝往来12年后，经历了林彪事件和四五运动的李南央开始反思。她花了近两年时间，终于找到了在安徽流放的父亲。见面的当晚，父亲向她讲述了庐山会议的真相。李南央说，就在那个晚上，她进入了一个“只有人，没有神”的世界。真相的力量是巨大的，任何专制和统治都无法再将其抹去。

晚年反思：为历史留下真实的记录

1979年，李锐回到北京，官复原职。在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决议时，他将毛泽东的一生概括为“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他认为，毛泽东晚年的悲剧根源在于他“只对个人负责”的性格，这种性格从年轻时就已根植于其灵魂深处。

李南央认为，仅仅用人性来解释毛泽东是不足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中缺乏契约精神，这使得大家能够容忍一个只对自己负责的领袖。她父亲晚年反复强调这一点，实际上已经触及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

李锐晚年一直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实施宪政，开放言论自由。他担任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的顾问，直到该杂志被整顿。他曾写下诗句：“辛亥革命一百年，宪政施行依旧难。”

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李南央为父亲整理了大量的口述史、书信和日记。她也是父亲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曾敦促他反思自己在革命年代所犯的错误。李锐虽然有时会生气，但最终还是宽容并欣赏女儿的真诚。他曾对女儿说：“将来你把我的日记弄出去了，我这个人就赤裸裸了。不过也没关系了，真实就好。”

李南央说，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如李慎之等人，都有一种开怀的、真诚的笑，那是心里特别单纯的人才会有的。如今，父亲去世六年，李南央认为，李锐是什么样的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留下了如此丰富的真实史料。父女二人超越了观点分歧，共同完成了一项使命——为历史留下真相。这，就是李锐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