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经济宏观论第7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今天是12月1日。
先说结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需要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前几集已提及，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三大问题：总需求、总成本和总供给。其中，总成本和总供给问题已基本解决，当前焦点在于总需求不足。此外，刺激投资和外循环（出口减进口）无法根本解决总需求不足。真正解决之道在于通过收入和支出体制性改革，尽管这是经济增长中的慢变量（slow variable），短期内难见成效。而推升资产价格，则是刺激总需求的一个快变量（fast variable）。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GDP的支出法公式：GDP = C (消费, Consume) + I (投资, Investment) + G (政府支出, Government Expenditure) + X (出口, Export) - M (进口, Import)。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刺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两个循环：内需循环（总消费C和总投资I+G）与外需循环（净出口X-M）。政府支出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投资端。
以2023年为例，GDP总增长5.2%。其中，消费贡献率高达82.5%，拉动GDP增长4.3%。投资贡献率为29%，拉动1.5%。进出口（外循环）则为负贡献，占比-11%，拉低GDP增长0.6%。由此可见，消费是GDP增长的最大引擎。
在消费、投资、进出口这三大因素中，外循环（进出口）难以支撑起总需求。2023年，我国总贸易顺差8200亿美元，其中对美顺差3300亿美元（占40%），同比下滑。对欧洲七国顺差2800亿美元（占34%），也呈下滑趋势。对其他国家（包括日韩等发达国家及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为2100亿美元，虽有增长，但其占比过低，短期内难以承担外需重任。
内需中的投资也表现不佳。固定资产投资同比累计增速已下滑至3.4%，整体自2010年以来呈下滑趋势（剔除疫情特殊时期）。虽然政府投资有所增长，但无法抵消民间投资的下滑，导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减弱。 回顾2008年的4万亿人民币刺激计划，当时GDP总量为27万亿，刺激规模接近GDP的20%。这次刺激推升股市从1600点涨至3400点，但随后暴跌，刺激效果在2011年便告一段落。其负面影响是货币大放水加剧了贫富差距，并将通货膨胀的后果转嫁给全体民众。 对于当前130万亿的GDP总量，若要进行大规模投资刺激，规模至少需达到15-20万亿，否则4-5万亿的刺激规模仅是“聊胜于无”。
因此，解决总需求不足最终仍需依赖消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2.5%。然而，当前的消费面临三大困境：没钱、不敢、不愿。 首先是“没钱”。2023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800元，而人均GDP为8900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占GDP的58%。即便将所有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且不储蓄，对GDP的拉动作用也相对有限。因此，迫切需要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其次是“不敢”花钱。这源于百姓身上的“四大压力”：
- 教育支出：涉及子女的教育费用。
- 债务支出：购房产生的债务。
- 社保支出：五险一金占工资收入近30%。
- 养老支出：赡养父母及自身未来养老的储蓄需求。 这些压力迫使人们需要储蓄，从而不敢消费。政府曾试图通过整顿教培行业来缓解教育支出压力，并推行“房住不炒”政策打压房价，但这些措施对经济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最后是“不愿”支出，这与通缩预期（deflationary expectations）密切相关。日本的“低欲望社会”（low-desire society）并非消费理念成熟，而是深陷通缩。物价持续下跌导致人们不愿消费，因为今天的钱明天可能更值钱；同时，企业也因预期未来价格下跌而减少生产。这种通缩（deflation）的循环是日本经济失落30年的重要原因。 打破通缩，需转变为通胀预期（inflationary expectations）。温和的通胀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实现这一目标有两种方式：
- 消费品刺激（撒钱）：如家电以旧换新、家电下乡、新能源汽车补贴，甚至美国疫情期间的支票发放。这种方式效果短期，有挤出效应（补贴新能源可能挤压燃油车），且可能失控。刺激消费仅是点火装置，非长期手段。
- 搞活资本品：旨在提升资本品价格。选择标准包括：门槛低（汇集大众）、价格被低估（避免泡沫，如房产价格未完全出清）、具有资源配置功能（如吸引资本进入半导体、新能源等行业）。 在资本品中，股市最能体现这一功能。搞活股市能产生正反馈：股价上涨带来财富效应，吸引资本涌入，提高交易活跃度，加速货币流通，增加总货币量。企业融资功能恢复（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增发），消费者在股市赚钱后更愿消费。通胀预期由此产生。这种通胀与“撒钱”不同，它伴随货币的流通过程，同时带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 核心在于提升资产价格以扭转通缩。
最终的结论是，接下来的政治局会议若仅聚焦于刺激消费、投资和资产价格（踩油门），那么经济增长将受限于当前“发动机”的功率，顶多是短期牛市（类似2008年4万亿后的行情）。 若要实现更大功率的增长，必须更换总需求发动机，即进行收入体制改革和支出体制改革。若未来政治局会议能出台这两项改革措施，则股市牛市将是长期且幅度巨大的。 我个人认为，长远来看，**体制改革（发动机）**是必然选择。原因在于7月份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已有多处体现：
- 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第42条）：意味着可能提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 完善社保体系（第44条）：包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 健全多主体住房制度。
- 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第23条）：这将极大刺激农民收入，赋予土地财产性权利。
- 增加地方自主财力与税收管理权限（第17条）：通过改变征税主体，激发地方经济主动性。 这些改革措施，尤其是在楼市和农村土地领域，已经初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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