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东西，就是网信办的清朗行动。从2016年开始，尤其是疫情之后，清朗行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被大家所熟知。
一般来讲，对于清朗行动有两种说法：
- 不让人讲实话，反对真相：这确实是真的，但如果认为清朗行动只是压制真相，那就把事情想简单了。
- 随意执法，保持模糊的口袋罪来压制网络舆论：这其中确实存在口袋罪，但仅将清朗行动视为口袋罪也是过于简单。
清朗行动是一个特别积极的塑造方式。今天我想透过护城峰以及现在前后几个案例（包括张雪峰），尤其是我想特别说的是情绪治理。今年清朗行动与过去的不同之处在于，今年强调“恶意挑动、负面情绪治理”，这是与过去治理对象非常不同的。
护城峰事件与“恶意挑动负面情绪”
护城峰被封已不是新闻，但最近变得更麻烦，因为他被CCTV的法治在线点名。其罪名是“恶意挑动群体极端对立，宣扬暴力负面情绪”。这包含了“群体对立”和“暴力戾气”两个关键词，是今年整治负面情绪中的两个罪名。
法治在线提到，护城峰为了博取眼球，构建了一套以“苹果、安卓”为核心的极端化体系，将苹果用户描绘为精英，安卓用户为底层，制造对立、煽动情绪、贩卖焦虑。然而，这可能并未真正理解护城峰的意图。
引用浙江省委宣传部批判护城峰的观点，其认为护城峰的问题在于：
- “利用‘中央媒外’（暗指反西方思潮），消解共识，批评国产，攻击中国传统文化。”
- “利用年轻人的焦虑，精准收割流量变现，刺激消费者虚荣心。”
- “利用偏激情绪扭曲价值观，突破公序良俗。”
其中第一点——“利用‘中央媒外’，消解共识，批评国产，攻击中国传统文化”——是比较准确的。护城峰玩的是“苹果对安卓”的抽象概念，实际影射的是“苹果对华为”，以及“拥抱西方”与“极端拥护国产”之间的对立。因此，清朗行动给护城峰扣“群体极端对立”、“暴力戾气”的帽子，虽然显得奇怪，但在清朗行动的内在逻辑下并不奇怪。
清朗行动的运作逻辑：计划性与分类
清朗行动的整治是计划性的，而非“谁火灭谁”的被动响应。每年都有清朗行动的目标，且目标逐年增多。2024年有6个目标，2025年有8个。
网信办的行动分为两种：
- 关于开展…专项行动的通知：下发给各省网信办执行，旨在建立制度、细化规章（如网络直播打赏、网络黑嘴）。
- 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专项行动：直接面向全国，通常是处罚型的，而非规则构建型（如“恶意挑动负面情绪”、“AI技术滥用”）。护城峰和张雪峰就属于此类被处罚对象。
负面情绪治理的四类范畴
今年清朗行动的整治对象是“恶意挑动负面情绪”，共分四类：
- 挑动群体极端对立：借社会热点事件，关联身份、地域、性别等进行标签化、污名化炒作。
- 宣扬恐慌焦虑：恶意虚构散布灾情、险情、警情，伪造政府公告，传播金融经济社会谣言，发布阴谋论，或通过编造专家身份人设贩卖焦虑。
- 挑起网络暴力戾气：包括煽动对特定群体的攻击，或直播中以自残、打人等噱头吸粉。
- 过度渲染消极悲观情绪：如鼓吹“努力无用论”、“读书无用论”，恶意解读社会现象，放大负面个案，或通过热搜词、表情包等过度自我矮化、渲染颓丧情绪。
护城峰被指控的“群体极端对立”勉强符合。而“暴力戾气”的指控，根据中央网信办的详细分类（如“策划演绎打架斗殴”、“宣扬以暴制暴”等），护城峰似乎并不完全符合。
情绪治理的特殊性与历史演变
情绪治理与以往清朗行动不同，以往侧重管内容或管网络行为（如造谣、色情、违法营销、诱导打赏），这些行为有明确边界。而情绪治理则触及更模糊的领域。
历史上的几次类似情绪治理的尝试：
- 2024年10月：规范网络语言文字，重点在于整治热搜榜单、首页首评等关键位置出现“不规范、不文明、歪曲阴阳怪气、编造网络黑话”的内容，并非全面禁止。
- 2023年11月：整治网络暴力，与本次“群体对立”、“暴力戾气”有相似之处。
- 2023年1月：当时正值疫情高峰，社会情绪低潮。整治内容包括：
- 严查涉及民生、食品、安全事故领域的造谣传谣。
- 严禁炮制“年终催债、哭穷、破产倒闭”等虚假情节，诱骗打赏。
- 严格管控“回乡笔记”、“返乡见闻”等不实信息，刻意煽动地域攻击、散布焦虑情绪、渲染社会阴暗面。这与今年的“负面情绪治理”最为相似。
2025年情绪治理的深层逻辑与影响
2023年1月的情况（疫情高峰、社会不满）被视为一个低谷期，而2025年的清朗行动则可视为该情况的“常态化”。政府感受到2024-2025年经济下滑带来的风险，预测2025年社会风气可能与2023年初相似，民众感受糟糕。
情绪治理的两大策略：
- 算法推崇正能量：如腾讯成立“正能量算法工作专班”，旨在打破信息茧房，提升正面信号推送，如宣传经济向好、工作机会增多等。
- 打击负能量：通过清朗行动的处罚型措施（如护城峰被案例通报），“敲山震虎”，让其他人主动规避，打击负能量的“集合点”，避免负面情绪聚集引发社会问题。
网信办并非试图消灭负面情绪（深知不可能），而是试图改变其分布和组织方式，以削弱集体行动信号，降低社会矛盾爆发的可能性，响应国家整体安全观。
负面情绪治理的衍生效应
- 负面情绪的高度个人化：当护城峰、风格等作为情绪宣泄出口被移除，个人负面情绪将更难排解，可能导致心理危机或转向其他领域（性别对立、网络暴力）。
- 矛盾出口的转移：情绪若无法宣泄，可能从网上转向线下，或以更分散、隐蔽的方式爆发。这可能导致整体互联网环境恶化，或民众拒绝“表演式爱国”。
- 公共场域的表演性增强：为配合“正能量优质内容池”的算法推送，公众参与表演的意愿可能下降，拒绝表演的人数会增加。这种负面情绪的积累和无法疏导，可能形成“情绪填满山谷”的效应，成为一种“回火效应”。
延伸讨论：福柯视角与社会原子化
Foucault的治理理论被引入，认为网信办通过治理情绪，将原子化的个体置于一种“全景敞视监狱”模型中，并通过不断制造恐惧来维持权力。这是一种“恐惧的再生产”。
研究方向被提出：
- 恐惧的再生产循环：如何通过打压个体、制造恐惧来维持统治，并形成新的反抗与打压的循环。
- 身份危机与心理危机：当护城峰等作为“身份资源”的网络人物消失，对受众的心理和身份认同产生何种影响。
社会原子化的程度很高，户籍制度等制度设计客观上加剧了社会原子化，限制了基层社区的形成。国家是否主动或被动地采取原子化策略，以及其结构形态，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B站现象与意识形态松动？
近期B站出现部分曾被批评的柴静、梁文道内容，以及非主旋律的政治评论节目。原因可能包括：
- 青年人主动追求思想资源：他们不再满足于过往的建制派叙事，开始寻求更广泛的思想资源。
- 反建制倾向：全球性的反建制潮流在中国表现为对过去被批判符号（如柴静、梁文道）的重新接纳。
- 平台方的自我审查边界：互联网平台运营商在没有明确限制的情况下，会将其自我审查降至最低，以商业和个人信仰角度考虑，不必然配合“党的工作”到百分之百。
国内制作国外时评的相对安全做法：
- 切割国内议题。
- 选择安全题材：如讨论国外政治体制（威权主义化、民主史）、历史（非主旋律视角）、社会现象（如美国政府停摆、优衣库文化）。
- 谨慎触及敏感区域：台湾问题通常不可触及。
对中国未来转型路径的担忧
关于中国未来的转型，存在对法国式道路（贫富差距、失业、民粹领袖、议会混乱、再次颠覆）的担忧。
- 历史类比的局限性：1980年后的中国社会已发生巨变，无法简单套用1950年前、甚至1980年前的历史模式。现代社会的秩序需求，使得剧烈颠覆性改变难以发生。
- 对秩序的偏好：现代人对秩序要求高，更倾向于维持现有生活，而非接受颠覆性改变。
- 社会原子化与暴力：尽管存在社会矛盾，但中国强大的基层治理能力，使其不太可能出现苏丹、叙利亚等地的系统性社会失序和大规模暴力。中国更可能出现的是局部垄断暴力的黑帮，而非丛林社会。
- 公众对表演式爱国的态度变化：过去民众为“身份资源”而配合表演，未来可能因情绪积累而拒绝配合，导致负面情绪填满“山谷”。
最终，网信办的情绪治理策略，旨在改变负面情绪的分布和组织方式，削弱集体行动信号，降低社会风险，但其长远影响，如加剧个人化心理危机、转移矛盾出口、以及增强公共场域的表演性，值得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