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烟火：消失在正式话语中的庞大群体

大家好，我叫蒋安丽，是一名大学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分享我对城管和小贩的观察。说起小贩，大家肯定不陌生。在街边摊位上，你可以买到 10 块钱三双的袜子或 25 块一条的裤子。这些商贩存在于城市角落，为生活带来便利，满足低水平消费需求，是城市烟火气的代表。

然而，我们很难给这个流动群体做确切统计。根据学者估算，2008 年我国摊贩数量已达 2553 万，超过了上海市的常住人口。小贩离生活如此之近，但在正式的话语体系中，却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公众看到他们，往往是在发生暴力冲突的时候。2013 年，沈阳小贩夏俊峰因暴力抗法刺死两名城管被判处死刑，这一轰动案件引发了广泛讨论。在导师徐建华教授的建议下，我决定深入研究这个话题。

2014 年，我选择到广州进行田野调查（Fieldwork: 在自然环境下观察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广州历来是市场经济的前沿，地摊经济土壤深厚。2013 年政府称全市摊贩达 30 到 50 万。当时我心想，凭我研究生的学历和勤奋，当小贩肯定能日入斗金。但我到了广州仁和村（化名）才发现，现实远比想象困难。在这段 100 多米的街道上，密密麻麻排布着 200 多个小贩。我早早去占位，却总被老摊主气势汹汹地赶走。我在街上游荡了一个月，直到一次城管执法中，我帮一位受伤的小贩包扎了伤口。出于感激，他从自己的地盘划出一块地方分给我，我才真正进入了这个圈子。

摊贩江湖：非正式契约下的生存智慧

走进小贩群体后，我发现他们身上有着浓厚的“江湖气”，这其实是一套生存智慧。最重要的规则是先到先得（First-come, first-served）。这不是指某一天的早到，而是长久以来形成的区域空间划分契约。一旦契约形成，所有摊贩都会共同维护。这解释了为什么新来的小贩会频频遭到老摊贩的集体抵制。

此外，小贩之间还有商品差异化的默契。我认识一位卖干果的潮汕小贩阿伟，他生意极好，因为他选择了一个没人在卖的品类。在小贩的共识里，如果有人在卖某种商品，你再去卖同样的，会被视为挑衅。我们在天桥上能看到卖日用百货、雨伞、玩具的各色摊位，但品类基本互不重叠。这种竞争规避不仅减少了冲突，还促成了分销寄售（Consignment: 将商品委托给他人代售的商业模式）。比如我卖头饰，旁边的摊主卖耳环，我们会互相寄卖来提高收益。他们还会共享进货渠道、合租仓库，形成一套严密的非正规网络来降低成本。

这种非正式规则在我国尤为重要，因为我们缺乏正式的摊贩协会。相比之下，2010 年印度新德里政府试图清除全城小贩时，印度的街头小贩协会通过法律诉讼赢得了最高法院的判决，保障了摊贩诚实经营的权利。在正式治理结构缺失的情况下，中国小贩必须依靠这种网络来维护权益、减少麻烦。更重要的是，这能帮助他们集体规避城管。在仁和村，小贩们通过群聊通报城管动向，经验丰富的摊主光看车辆类型，就能判断今天城管是否会扣押物资。

协管与权力：暴力冲突的深层逻辑

大众普遍认为城管与小贩总是处于暴力对抗中。但我的调研显示，暴力冲突（Violent Conflict）在实际执法中占比极低，仅约 1%。在 112 次街头执法观察中，我仅目睹了 2 次肢体冲突。更多时候，双方维持着一种微妙的默契：城管来了，小贩收摊靠边；城管拍照留证证明执法，小贩在旁围观讨论；城管离开，小贩即刻恢复原状。双方各取所需，互不干扰。

当暴力冲突发生时，官方常回应称“涉事者是协管（Assistant: 协助正式城管执法的合同制临时人员）”。网民习惯认为这是“临时工替罪羊”。但我的数据调查显示，2011 到 2014 年间广州的 37 起冲突报道中，几乎都有协管参与。这并非单纯的素质问题，而是由权力结构决定的：

• 人数与分工：在广州，协管占城管队伍的 65%，但在街头执法一线，97% 的工作由协管完成。正式城管往往留在办公室处理文件。
• 不平等地位：协管没有编制、无法晋升，工资不到正式城管的 30%。他们大多也是外地务工者或下岗职工，社会地位与小贩极其相似。
• 激励机制：协管的收入部分依赖出外勤补贴，为了向“老板”（正式城管）证明执法有效，他们有更强的动力完成清理任务。当城管下达“搞定他”的死命令时，协管往往只能动用硬手段。

这就形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同样处于社会底层的两个群体，在街头发生了最直接的对抗。这种将执法外包给临时工的做法虽然降低了行政成本，却严重影响了政府公信力，加剧了底层内部的矛盾挤压。

治理的尴尬：平衡形象与生计的难题

为了治理流动摊贩，政府也曾尝试“疏堵结合”。广州曾设立多个流动摊贩疏导区，但面临重重困难。选址常遭到小区居民和周边商户的抵制，认为会导致噪音和污染；内部则容易产生“二道贩子”哄抬租金。最终，疏导区的数量在试点后大大减少。

治理政策在历史上也一直在变。80 年代，广州曾拆除围栏鼓励地摊，将其视为市场经济活跃的象征；但后来，摊贩被重新定义为城市落后的象征。我跟踪了一二十个小贩的生命历程，发现像“李哥”这样的人，身体有残缺、缺乏技能，摆摊是他唯一的生路。当核心街道被清理后，他只能去危险且荒凉的快速路边摆摊，收入从几千元暴跌至十几元。

这些小贩被清理出城市后，选择极少。有的回乡，有的则可能滑向边缘甚至犯罪的道路。今天城管在中国面临的尴尬境地，实际上是中国复杂现状的折射。在追求城市形象的同时，如何为底层群众保留生计空间，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的命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