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政局危机与极右翼政党崛起的影响
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德国的 AfD（德国选择党 / 德国选项党）在德国会不会执政，执政之后会怎么影响欧盟，会不会带来整个欧洲的政治潮流等等。极右翼这个事情对社会有多大的影响，其实看看美国被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折腾得鸡飞狗跳就知道了，欧盟对于世界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欧洲现在面临一个危机。欧洲的三个大国——准确说是非欧盟及欧盟的大国，其中英国已经脱离欧盟了——如果英国由改革党（Reform UK）执政，法国由国民联盟执政，德国由 AfD 执政，这三个国家如果都由极右翼政党执政，整个世界会走向何方？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麻烦且严重的问题。
那么回到德国，AfD 这次是不是一定会执政呢？其实这次州选举距离单独执政还有一点点距离。他们这次在全州拿下了 43.8% 的选票胜利，拿下这个胜利之后，他们本身获得了 39 个席位。但这个 39 席还没有达到独立过半的法定要求。在没有独立过半的情况下，最好的情况依然是需要联合其他政党来共同执政。
再看其他政党的情况：基民盟（基督教民主联盟）虽然是德国现在的传统大党，但民调极低；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和德国绿党加起来在这个州有 31 席，如果再加上左翼党，合起来刚好也是 39 席，与 AfD 单独的席位数量一模一样。所以他们很有可能也会去尝试组建一个执政联盟。因此现在的关键落在了拥有 5 个席位的 BSW 上。
BSW 是德国的一个政党，由前左翼党的明星政治人物专门组建，并以她的名字命名，叫做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这个联盟一直以来都是反建制的立场，但整体表现相对理性。如果 BSW 直接选择跟 AfD 结盟，其实会面临不少问题，会打破 BSW 一直以来的政治色彩。但与此同时，我认为该党本身也很难去和基民盟等建制政党共同执政。
目前基民盟、社民党、绿党、左翼党加到一起是 39 席，而德国选项党单独也是 39 席。最后究竟由谁来组建少数派政府或联合政府，目前依然存在变数。所以 AfD 是不是百分之百一定会在此次选举的州执政，事情还没有完全定死。
至于距离 AfD 能不能在德国联邦层面执政，当然还有更远的距离。AfD 若想在联邦执政，需要全体联邦议会的成员数过半才可以，现在 AfD 在全国范围内能不能实现这一点，依然是比较遥远的事情。
极右翼崛起对中国的潜在影响与反建制代表性问题
总的来说，还是要谈谈对中国的影响。如果英、法、德这三个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全部执政，对中国的影响其实非常大。因为这里面有好几个政党对中国的态度都比较亲华，其中德国选项党 AfD 是非常亲华的，AfD 本身就是既亲华又亲俄的立场。哪怕他们最终不直接上台执政，这三个国家的三大右翼政党无论是在对欧盟政策上，还是在各自国内政策的制定中，都会产生不小的影响力。
今天我们的探讨并不是要直接简单地下结论说它对欧盟会怎样、对中国会怎样，这些问题本身都非常复杂。今天我想做的事情，是因为很多人一提到 AfD 就会下意识觉得这就是一个纳粹党，但实际情况要比这种标签化认知复杂得多。今天更想给大家讲讲英国、法国、德国这三个国家的极右翼政党究竟是怎么来的，把它们的历史来龙去脉彻底讲清楚。
这个故事本身非常精彩。透过这些脉络，最后还是要落脚回到中国。但我主要想表达的并不是说如果欧盟变成极右翼、反欧盟之后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何种具体作用，而是想指出这三种政党本质上都是反建制政党。我们之前探讨过代表性危机的问题，中国现在同样面临着严峻的代表性问题。在面临代表性问题的基础之上，去观察其他国家在出现反建制运动时是如何填补代表性真空的，再反观中国，这个问题才会变得非常有价值和启发性。
之所以花较长的时间系统梳理这三个国家的极右翼运动，就是为了以此作为参照来反观国内。国内目前的极端思潮运动非常活跃，同样带有强烈的反建制色彩，其根本社会心理和动机与这些国家很像；但由于政治体制和民族背景完全不同，未来会走向怎样独特的反建制与极右翼政治潮流，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究的议题。
德国极右翼的历史根源与战后新纳粹思潮演变
接下来我们就从德国开始讲起，梳理究竟谁是 AfD，以及战后德国为什么还会出现具有纳粹主义运动特征的政党。AfD 德国选项党本身是否具备纳粹党的特征？是否存在纳粹主义运动的痕迹？答案是当然有。但在最早期创党之时，它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德国选项党在最开始其实是由经济学者和保守主义人士发起的一场主要针对欧元的反欧元运动，是经历了一系列演变之后，才一步步沾染上这些极右翼与新纳粹主义色彩的。
我们先从战后德国的纳粹主义历史背景讲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在法律上是明令禁止纳粹主义的。1952 年，由原纳粹党后裔组成的社会主义帝国党（SRP）就被西德联邦宪法法院明令取缔禁止了。到了 1964 年，这些人又成立了德国国家民主党（NPD），该党开始在部分地方议会中获取微小的政治权力。1980 年代以后，又出现了另一个名为共和党的右翼政党，但也仅在局部地区取得过有限突破。
因此从西德的角度来看，传统的纳粹残余思潮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长期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但它确实作为一种社会潜流始终存在。而东德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东德是亲苏联的政权，反法西斯主义是东德政权最核心的合法性大旗与来源。即便如此，到了 1980 年代，东德社会内部也已经开始出现了新纳粹主义与排外主义的活动苗头，只是东德官方受限于其反法西斯意识形态，通常将这些现象定性为普通的社会流氓滋事行为。
德国这种大规模的极右翼暴力活动是在两德统一之后真正爆发的。1990 年两德统一后，各地随即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右翼暴力事件。在这次做系统调查研究之前，我对此也了解不深，事实上 1990 年代德国的右翼暴力非常猖獗，且这些暴力主要集中发生在前东德地区——也就是如今 AfD 选项党的核心票仓。
现在的学术研究将那段时期统称为“棒球棍岁月”（Baseball Bat Years）。所谓的棒球棍岁月，指的绝非东德街头偶然发生的零星打斗，而是极端右翼组织通过高度日常化、成体系的暴力手段，对公共社会空间、文化设施乃至基层政权进行冲击，从而在当时的东德社会形成了巨大的恐慌与威胁。
当时东德的新纳粹组织推行了一种名为“民族解放区”（National Liberated Zones）的策略。他们试图通过地方基层暴力团伙，将持不同政见者、外来移民、少数族裔等群体彻底驱逐出特定的街区或乡镇，以此让新纳粹极右翼在地方基层确立文化与物理空间的绝对霸权。
当时最核心的地区正是此次胜选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及周边萨克森区域。例如当时萨克森小瑞士地区存在一个名为“皮尔纳毒蛇”（Skinheads Sächsische Schweiz / 毒蛇帮）的极右翼暴力组织。他们主要控制了平时的火车站、公交站点、青年俱乐部等公共枢纽。他们打击的目标包括留长头发、穿着朋克外套的摇滚青年，以及长着外来面孔的少数族裔年轻人；一旦在街区出现，就会遭到拦截、盘问和暴力殴打，其目的就是在社会空间中彻底排斥其他所有亚文化与外来群体。
他们在街头划定所谓的“禁区”（No-go zones），普通居民与当地警察对此心知肚明，也深知天黑之后绝对不能随意上街；如果外来移民或左翼青年在夜间进入这些区域，甚至会面临生命危险。
这一系列暴力排外运动的高潮发生在 1991 年 9 月的霍耶斯韦达（Hoyerswerda）。当时大批极右翼分子围攻前东德的合同劳工宿舍大楼，这些劳工主要来自莫桑比克和越南。暴徒向大楼持续投掷石块和燃烧瓶，而围观的许多德国普通市民不仅没有制止，反而在现场鼓掌欢呼。这说明排外倾向在当时的东德绝不仅限于少数光头党纳粹分子，普通民众中同样存在着强烈的反移民情绪。那时的移民规模远不及后来接收叙利亚难民时的体量。
当地政府和警方介入后根本无力控制局面，最终采取的解决方案并不是保护这些合法劳工，而是调集大巴车将所有外国劳工和难民统一撤离该城市。极右翼组织随后公开宣称霍耶斯韦达已经成为“无外国人区”（Ausländerfrei），最终以极右翼暴力组织的全面得逞而告终。当时这类针对外国劳工与越南移民公寓的暴力袭击在全德蔓延。因此，东德地区的极右翼土壤绝不是因为 AfD 的诞生才凭空出现的，反移民和种族主义思潮在东德民间社会本身就具备深厚的历史渊源与群众基础。
除了草根民间的暴力运动，德国在学术与思想界也始终存在一股极右翼知识分子网络，而其思想重镇同样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因此 AfD 能在该地区取得选举优势并不偶然，该州既是底层极右暴力的策源地，也是新右翼思想理论的温床。
在德国的新右翼思潮中存在多个流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激进思想策源地被称为“施内尔罗达网络”（Schnellroda Network）。该网络发源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个名为施内尔罗达的小村庄。最初，德国部分极右翼思想家在该村庄购置地产，将其打造为思想阵地与理论核心。他们专门批判西方启蒙自由主义思想，宣扬种族文化同质性，并建立了一个名为“国家政策研究所”（Institut für Staatspolitik, IfS）的机构。
这个听起来颇具官方色彩的国家政策研究所，实际上是孵化极右翼种族主义理论的基地，承担着干部培训、开办青年学院、组织学者研讨会等功能。现任 AfD 联邦联合领导人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此前就经常出席该研究所举办的各类活动。后来，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在 2020 年将国家政策研究所列为极右翼嫌疑组织，并在 2023 年 4 月将其定性升级为确凿的极右翼极端主义组织。面对国家监管压力，该机构创始人于 2024 年 5 月宣布正式解散研究所，但同时发表声明称其研究职能与政治任务已被重新分配并继续运转。施内尔罗达网络作为德国极右翼思想的核心节点，与 AfD 内部人员存在着极深的人脉交往与理论绑定。
欧债危机与德国选项党（AfD）的精英创立背景
梳理完德国极右翼运动的民间与思想传统，再来看选项党自身的发展脉络。如前所述，AfD 在创立之初完全没有任何新纳粹主义特征，甚至是一个带有鲜明精英主义色彩的政党，由一群经济学学者和保守主义人士共同发起，其保守立场最初仅严格局限于经济与货币政策层面。
在英、法、德三国的右翼政党中，AfD 是出现时间最晚的一个。它的成立直接源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涵盖希腊、葡萄牙等“欧猪国家”危机）。在欧债危机救助机制中，德国作为欧盟内部经济实力最强、财政最稳健的国家，承担了约 27% 的救助资金份额。
从宏观国家利益来看，德国在欧债危机中实际上获取了巨大的金融利益：首先，德国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投入的救助资金采取金融化运作，最终获得了可观的利息与投资回报；其次，当南欧国家深陷主权债务泥潭时，德国因其稳健的财政表现被视作避风港，全欧大量避险资本与优势资源疯狂涌入德国，使德国金融体系获利丰厚。最终欧债危机实现了相对平缓的软着陆，德国整体在经济层面是大赢家。
然而，尽管德国金融体系赚得盆满钵满，德国国内的普通居民与制度体系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正是这些代价最终孵化了德意志选项党（AfD）。
付出代价的首先是国内普通储户与养老金体系。南欧各国财政失控导致债务危机爆发，欧洲央行（ECB）为了托底救市，长期实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并开启量化宽松。德国普通居民的金融资产配置极其保守，其中高达 40% 集中在超低风险的银行储蓄与人寿保单中。许多普通人的养老金与储蓄直接绑定在这些低息资产上，在央行长期的负利率环境下，普通储户的利息收益和养老财富遭到了欧债危机救市政策的直接侵蚀与冲击。
付出代价的第二方面是德国本土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由于南欧财政涣散引爆危机，欧盟内部确立了极为严苛的财政纪律与债务刹车机制，德国为了在欧盟内部以身作则，对本国实施了极为苛刻的债务控制政策。这导致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德国在铁路系统、电网升级、数字化基础设施以及公立学校等基础建设上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如今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德国经济近年来的结构性停滞，正是过去十多年过度推行财政紧缩与公共投资不足带来的恶果。
普通百姓感受到的现实是：金融寡头在危机中赚了大钱，而自己的养老金收益受损，且日常生活在一个公共设施老旧、投资匮乏的社会环境中。在这一背景下，2013 年欧债危机发酵期间，AfD 应运而生。
早期创立阶段的 AfD 本质上是一个西德学者主导的经济反对党。以现任联合党首爱丽丝·魏德尔为例，她本身就是典型的学院派精英，曾就职于顶级大型金融机构，并在中国生活了六年、攻读博士学位，曾受雇于中国银行，中文流利。她 2011 年的博士论文课题正是关于中国养老金制度的研究；回到欧洲后，她继续在大型投资银行任职。创立早期的 AfD 由一批西德经济学教授组成，主打温和保守的自由市场经济学路线，核心政治诉求是反对欧元区救助机制、反对欧盟现行货币政策，指出这些金融安排对德国纳税人利益造成了不公正损害。
难民危机、党内路线斗争与激进化蜕变
2013 年成立时，AfD 牢牢聚焦于反欧元和反对欧盟经济政策；但到了 2015 年，该党找到了第二个使其走向大众民粹的爆发性政治议题——难民危机。
2015 年 8 月至 9 月，默克尔政府宣布向叙利亚难民开放边境。外界常有一种误解，认为 AfD 原本不关注难民议题，纯粹是被默克尔的开放边境政策逼成了极右翼政党。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早在 2014 年底，与 AfD 产生关联的街头极右翼抗议运动就已经将“反伊斯兰化”和“反多元文化”确立为核心诉求。而在默克尔正式接纳叙利亚难民之前的 2015 年 7 月，AfD 在艾森党代会上就已经完成了党内高层的权力更迭。
在 2015 年 7 月的党代会上，弗劳克·佩特里（Frauke Petry）联合东部地区的民粹保守派势力，将创党元老贝尔恩德·卢克（Bernd Lucke）彻底排挤出局。卢克是一位没有种族排外或反伊斯兰倾向的传统经济学者，而佩特里等人则代表了具有激进民粹倾向的地方势力。这意味着在默克尔难民政策全面出台之前，AfD 内部就已经清洗了早期的温和经济保守派，极右翼民粹力量正式登堂入室掌控领导权。
与此同时，该党从这一时期便确立了亲俄的外交基调。2014 年乌克兰爆发广场革命，亲俄政权倒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欧美随即对俄实施经济制裁。默克尔政府坚定支持制裁，而 AfD 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对俄制裁，声称制裁伤害德国经济、要求立即解禁；加之其思想底色反对西方自由主义，因而将俄罗斯视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潜在盟友。
无论是亲俄、反难民还是反欧元，都体现了该党最核心的政治基因——反建制。所谓反建制，即主流建制派政客要求德国民众必须被动接受某种既定政策（无论是接收难民、制裁俄罗斯、加征关税还是维持欧元区），而“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的核心逻辑就是向民众提供一个完全对立的“替代选项”（Alternative）。
在此期间，爱丽丝·魏德尔展现出了高度务实的政治生存手腕。魏德尔早先在学术和政治理念上完全站在卢克一边，并曾签署反对党内极右极端势力的动议（反制极端的“埃尔福特决议”）。在 2015 年党代会前，卢克曾发起“警醒倡议”试图建立温和派防火墙，防止政党被东部民粹派夺权，魏德尔当时也签署了该倡议。然而在党代会上，佩特里派系大获全胜，卢克在全场嘘声与围攻中被迫退党，并带走了数千名温和自由派经济学者党员。面对分裂，魏德尔果断选择留在 AfD，这一关键抉择奠定了她日后的政治地位。卢克自组新党后迅速边缘化，而魏德尔通过留任逐步爬升为该党的联合最高领袖。
此后，反移民成为 AfD 扩张的核心支柱，并在各级选举中连战连捷。在议会制民主研究中存在一个经典的“议会化假说”（即民粹极端政党一旦进入国家立法殿堂，为了争取中间选民与执政机会，往往会自发温和化、收敛极端言论，例如法国的国民联盟以及意大利梅洛尼领导的兄弟党）。但这一假说在 AfD 身上彻底失效了。
2017 年德国联邦大选中，AfD 斩获超过 10% 的选票，首次跨过门槛进入联邦议院并获得巨额国家政党财政补贴。然而就在胜选次日上午全德联邦新闻发布会上，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党主席佩特里与魏德尔、约尔格·莫伊滕（Jörg Meuthen）等高层并排而坐，轮到佩特里发言时，她突然公开宣称党内存在不可调和的路线分歧，自己拒绝加入 AfD 的联邦议会党团，随后起身离席，并在数日后彻底辞去党主席职务退党。
佩特里最初虽是推翻温和派的激进推手，但当政党进入议院后，她主张推动议会化温和转向，希望通过向中间靠拢与基民盟组建联合政府以进入内阁获取实权。然而，党内更激进的基层势力坚决拒绝妥协合作，党代会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她的议会化路线建议。这一事件标志着党内不够激进的派系再次遭到清洗。
导致 AfD 持续激进化的制度根源在于其独特的内部机制。AfD 采取了高度民粹化的直接草根民主制，其早期各级党代会采用“全员制”而非多层级代议制——任何按时缴纳党费的普通党员都可以直接参加党代会，并享有平等的发言权、提案权与表决权。这种组织架构极易被狂热激进的草根群体裹挟与动员，使得任何中间温和化的改良尝试都会迅速被底层民粹浪潮吞噬。加之德国社民党、基民盟、绿党、自民党等建制政党筑起了绝对不与 AfD 合作的“政治防火墙”，切断了其通过中间化进入联合政府的通道，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该党的激进化反弹。
在此格局下，魏德尔确立了独特的双面政治角色：她自身不直接参与粗鄙的极端民粹言论，但也绝不在党内公开谴责极右翼翼羽；她凭借经济学博士背景和精英履历，负责在主流媒体、电视辩论和联邦议会上面对建制派进行唇枪舌剑，吸引西德保守派选民；而党内的另一位联合党首蒂诺·克鲁帕拉（Tino Chrupalla）——曾是萨克森当地真实的油漆工手工业者——则负责稳定东德蓝领工人和底层民粹基本盘，形成了“精英学者加东德蓝领”的双头共治格局。
近年选举轨迹与支持者人口结构特征
确立了纯在野的“为反而反”策略后，AfD 的政治势头持续演进。但在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期间，该党曾一度陷入议题真空与政治低谷。由于找不到有力议题，该党选择全面反对防疫管控措施，但在疫情初期这一反科学立场并未获得广泛社会认同，导致其在 2021 年联邦大选中得票率明显下滑。2022 年，党内较为温和保守的高层莫伊滕同样宣布退党。至此，卢克、佩特里、莫伊滕三任党首先后因无法遏制极端化而离开，AfD 内部彻底由激进路线主导。
转折点出现在 2022 年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伴随战争而来的输入型通胀、对俄能源制裁、北溪天然气管道危机等民生问题，为 AfD 提供了绝佳的弹药。该党再次举起“反对对俄制裁、反对军援乌克兰、保障本国能源”的旗帜，将亲俄反乌与反移民两项诉求深度结合。
这一策略使其支持率迅速回升反弹：2024 年，AfD 在东部州议会选举中历史性地跃居第一大党；在 2025 年德国联邦大选中，该党一举斩获 20.8% 的选票和 152 个议席，成为德国联邦议院第三大党，确立了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在地方层面进入实际执政也正逐渐成为难以逆转的现实趋势。
关于 AfD 支持者的社会人口结构，外界普遍存在刻板印象，认为其主要由东德地区的失业老年群体构成。但实际人口统计数据显示事实并非如此：AfD 在 35 岁至 44 岁的中青年核心劳动力年龄段中拥有高达 27.1% 的支持率；在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达 27%，在男性选民中的支持率则突破 30%。这表明 AfD 既不是一个单纯的老年工人阶层政党，也不仅仅是年轻男性极右翼群体的集合，它在德国当下的社会各阶层及中坚年龄段中，已经渗透并建立了极其扎实的社会基础。
德国选择党的选民结构与中间化趋势
德国选择党（AfD）现在支持者里面，支持左翼的比支持极右翼的多。所以说 AfD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个社会中间人群的党。这个情况跟法国一样，法国也是支持极右翼勒庞的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的人，其实是社会的中产阶级和中间人群。
一个党一旦走到这个位置，成为社会中间人群的代表，它的政治生涯就不会特别短，至少不会随着老一代人的离世而慢慢失去政治动员力。所以 AfD 现在已经不是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要么是年轻的新纳粹，要么是东德失业的老年退休人群的党；它完全不是这样。它是一个在女性群体中、在35到44岁中间阶层里，只要对当前经济现状心存不满的人，都可以去支持的一个政党。
德国选择党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
刚才讲了它的俄乌战争政策，我们接着来说它的中国政策。它的中国政策其实是最矛盾的。按理说，作为一个扎根地方的政党，它肯定愿意支持本土劳工；而支持劳工，在本质上它就应该去支持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但它偏偏不支持对中国加税。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牵涉到它的另一个特质：它是一个典型的“为反而反”的反建制政党。它们反对欧盟跟德国联邦政府现行的政策。也就是说，只要德国政府和欧盟一致推行什么政策，它们就不支持什么政策。欧盟和德国政府现在不是在推行所谓的去风险化（De-risking）吗？AfD 就认为，这个去风险化完全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根本不是德国自身的利益；如果我们跟中国的关系搞坏了，德国有这么多企业在中国投资，就会遭到对等的报复，这些企业的经营就要出大问题。
包括它们为什么不支持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呢？因为它们认为，电动车这个产业政策本身就有问题，德国应该支持传统的内燃机产业；发展电动车纯粹是布鲁塞尔的绿党和欧盟官僚们搞出来的一套东西。不仅如此，它们还支持重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公开呼吁中国与德国之间应当解除互相对立的经济制裁，重新恢复欧洲对华投资以及中国对欧投资。
所以在对华政策上，它们是相对反对欧盟和德国去制裁中国的。但这并不是因为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本人会说普通话或者在中国工作过那么简单，背后的逻辑没那么单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为反而反”，其政策基调基本上就是站在欧盟现行政策的对立面，因为反建制本身就是该党的立身之本。
当然，这种政策立场在德国国内其实会引发很大问题与冲突。因为德国现在已经成为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国，而且德国的很多支柱产业都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极大挑战，包括大众汽车（Volkswagen）最近进行的大规模裁员，都深受中国市场竞争与挑战的影响。因此，德国国内的草根阶层其实有着非常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诉求。当草根选民抱有这种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时，AfD 这种反对加税、反对去风险化的对华政策，也会在党内和选民中遭到一定程度的挑战与质疑。
取缔德国选择党的司法争议与政治风险
除了政策争议之外，德国选择党目前面临的最大麻烦，在于它可能会被依法取缔。依据德国法律，如果联邦宪法法院裁定一个政党企图破坏或废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该政党就会被依法取缔。目前在联邦宪法保卫局的定性下，AfD 正在一步步逼近被取缔的法定边缘。
在地方层面上，例如萨克森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地方宪法保卫部门，已经正式将 AfD 在该州的党部定义为确凿的极右翼极端主义组织；AfD 的青年翼组织——“另类青年”（Junge Alternative）也被正式裁定为确凿的极右翼极端主义组织。在联邦层面上，联邦宪法保卫局则将整个联邦级别的 AfD 列为极右翼嫌疑对象。虽然 AfD 对此提起了一系列行政诉讼，但多次被法院驳回败诉。
然而，由于它们现在的民意声势已经如此浩大，德国究竟有哪个主流政党、哪届联邦议会敢真正直接提议并推动取缔它们？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政治难题。如果现在有政党敢在联邦议会正式提议并通过司法程序直接取缔 AfD，很可能会在全德范围内酿成极其剧烈的政治风波与社会震荡。因此，虽然 AfD 在联邦宪法法院的司法定性层面上一再逼近被取缔的边缘，但我认为在联邦层面上直接将其实质取缔的可能性依然是非常微小的。
英国极右翼的演进与反移民历史传统
说完德国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英国是怎么回事。英国的改革党（Reform UK）在最近的地方选举中也是取得了大胜。
英国本土的排外与反移民传统，其实比德国要早得多。德国社会的普遍排外情绪，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在2015年默克尔政府推行叙利亚难民政策之后才大规模爆发的；而英国的反移民倾向，从二战结束之后就立刻开始了。
二战结束后，英国于1948年通过了《英国国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Act）。依据该法案，当时大英帝国所有英联邦殖民地及附属领土的臣民——总计达数亿人——都自动拥有在英国本土的无条件居留权与工作权。当时英国制定这个法案，第一是为了维系大英帝国“全球大家庭”的纽带与宗主国地位，第二是因为二战后的英国本土面临严重的战后重建劳动力短缺。
但是法案生效之后，来自加勒比地区、印度、巴基斯坦等殖民地的大批臣民纷纷涌入英国本土。英国社会在那个时候便首次遭受了大规模非白人移民的冲击。因此在很早的时候，英国保守党内部就提出了各种排外和限制移民的法案。早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英国民间的排外与反移民风潮就已经非常强烈了。所以说，反移民在英国是一个拥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政治议题。
英国疑欧主义的根源与大英帝国主权意识
时光荏苒，我们再来看英国的欧盟议题。英国极右翼的核心议题跟德国很不相同。虽然两国的右翼都属于疑欧派，但其疑欧的底层动机完全不同。
德国的疑欧情绪主要是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后才大规模兴起的，德国人普遍觉得自己承担了过多的财政纾困包袱，认为体制极不公平；而英国的疑欧情绪要早得多，早在1992年欧盟确立《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签署之后，英国国内的疑欧思潮就已经全面成型。
英国之所以这么早就产生疑欧倾向，主要原因在于：第一，英国是一个老牌代议制民主国家，有着极其深厚的“议会主权绝对化”的政治传统；第二，英国作为二战战胜国，本土从未被法西斯占领过，而且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一直奉行威斯敏斯特议会主权至上的原则。在英国人看来，凭什么突然在布鲁塞尔设立一个超国家机构，凌驾于英国威斯敏斯特议会之上？因此，英国人从最开始就带着一种“大英帝国身份认同”的骄傲，天然排斥欧洲一体化，认为欧盟让渡了国家主权，这是英国无法接受的。
虽然英国当时在签署条约时争取到了很多特权，例如获得了不加入欧元区的欧元豁免权，但在英国保守势力眼中，这依然被视为主权的丧失。
欧盟东扩、经济危机与脱欧政治豪赌
这种主权丧失感，很快就与更早的反移民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2004年欧盟实现了大规模东扩，波兰等中东欧国家正式加入欧盟，导致涌入英国的中东欧移民急剧增加。中东欧移民的大量涌入，直接激怒了英国本土原本就极具反移民传统的社会群体。在当时的英国社会舆论中，来自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的卡车司机和劳工被视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随后，比欧债危机爆发更早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刺破了英国的经济繁荣，英国社会内部逐渐形成了一种广泛的民粹叙事，认为英国面临的所有经济与民生问题，都是移民导致的。这一时期的移民矛盾由两方面共同点燃：一方面是欧盟东扩后合法自由流动而来的中东欧移民，另一方面则是英国本土根深蒂固的反移民文化传统。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英国政坛出现了一场重大的政治豪赌。这种政治豪赌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屡见不鲜，日本政客也在搞。当时的英国保守党认为，如果自己不主动迎合右翼的疑欧和反移民话题，保守党的选民基础就会被极右翼的英国独立党（UKIP，即脱欧党前身）彻底蚕食。为了防止极右翼抢夺选票，保守党决定干脆自己来主导脱欧。
于是，保守党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2013年公开做出政治承诺：如果保守党赢得大选，英国将重启与欧盟的关系谈判，并承诺举行英国是否留在欧盟的全民公投。这就相当于主流建制政党对极右翼挑战者说：你不是要推动脱欧吗？那我亲自来搞，只要我来主导并完成了脱欧，选民就会重新回到我身边。
从短期选举利益来看，保守党的这场豪赌确实赌赢了。在保守党承诺举行脱欧公投之后，大量原本倾向极右翼的选民将信任重新托付给了保守党，导致当时的脱欧势力在英国政坛迅速边缘化和泡沫化。因为大众普遍认为，既然一个传统成熟的执政大党能够主导脱欧，那就没必要再去支持激进的边缘政党了。所以在2017年和2019年的大选中，原先支持脱欧派政党的选民大多转而支持保守党，以便让保守党完成脱欧大业。
改革党的议题困境与移民万能解释器
但在2019年前后，脱欧谈判陷入严重僵局，因为脱欧在技术和法律层面上极其复杂。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敏锐地捕捉到了机会，将原先的英国独立党（UKIP）重新组建为脱欧党（Brexit Party），打出“实现真正的脱欧”的旗号。最终，脱欧在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手中正式完成，英国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彻底完成了脱欧法律程序。
然而，脱欧一旦彻底完成，法拉奇和他的政党立刻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没有政治议题可打了。因为过去十几年他们赖以生存的核心议题就是脱欧，如今脱欧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党派失去了动员抓手，随即陷入了一段低潮期。
转机发生在新冠疫情之后。英国脱欧后本已终止了与欧盟内部人员的自由流动，按理说移民数量应该大幅下降；然而到了2023年，英国的净移民人数反而创下了历史新高。这其中的主要增量来自英吉利海峡乘小艇偷渡的非法移民。在当时全球经济承压的大背景下，大量难民和移民不断从小艇涌向福利较好、经济相对稳定的英国。
2023年移民高峰的出现，终于让法拉奇将脱欧党改组而成的英国改革党（Reform UK）找到了全新的核心议题，那就是移民议题。改革党顺理成章地将移民树立为英国一切内部危机的根源。
在民粹叙事中，移民议题很容易操作：住房紧缺和公共服务不足是因为移民太多；工人工资被压低是因为低成本移民的大量涌入；就业市场竞争白热化是因为移民抢夺岗位；社会的文化同质性遭到破坏、甚至出现所谓的“大置换”（The Great Replacement）阴谋论，声称移民会导致英国未来沦为非传统文化主导的国家。
移民议题之所以被全球极右翼政党广泛使用，是因为它是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万能解释器”。它与大多数具体的经济或专业政治议题不同，能够无缝嫁接并解释一切社会矛盾：
- 谈到福利问题，为什么公共福利不足、看病要排队？解释为移民侵占了原本属于国民的福利资源；
- 谈到收入问题，为什么普通人工资停滞不前？解释为移民压低了劳动力市场薪酬；
- 谈到治安问题，为什么社会治安恶化？解释为移民带来了各类犯罪活动。
更重要的是，移民话题是一个能够跨越性别、跨越阶层的全方位话语工具：
- 对男性群体宣传，可以诉诸社会竞争、资源争夺和对女性安全的保护欲；
- 对女性群体宣传，可以强调偷盗、抢劫、性犯罪以及公共秩序的崩溃；
- 对底层蓝领宣传，可以强调移民在低端劳动力市场抢饭碗、压低薪水；
- 对中产阶层宣传，可以渲染国家文化纯洁性的丧失、社区的异质化以及传统生活方式的瓦解；
- 对普通家庭宣传，可以强调移民家庭抢占了本地公立学校的学位和大学的奖学金名额。
正因为移民议题能够向所有阶层提供简单直接的因果归咎，全球各国的极右翼政党才会形成这种高度一致的反移民话语体系。这种逻辑在日本也一模一样：指责高净值移民推高房价、抢购土地，低端移民抢夺底层工作，同时指责移民犯罪率高、难以融入、破坏日本礼仪与传统文化等。
在政治传播中，像移民这样好用的“万能解释器”极其罕见，历史上同等量级的议题基本只有两个：一个是反腐败，比如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粹叙事中，经济不好是官员腐败，分配不公是官员腐败，反腐败可以解释一切问题；另一个则是冷战时期的麦卡锡主义与反共议题，同样能够解释社会内部的所有矛盾。移民、反腐、反共，构成了极具穿透力的三大全能政治议题。
英国改革党在脱欧后原本已无牌可打，但正是法拉奇在2023年重新牢牢抓住了移民议题，才成功掀起了新的民意反弹。然而，正如前面分析的，德国选择党（AfD）在德国拥有扎实的地方治理基本盘和稳定的代议结构，不容易迅速泡沫化，政治寿命相对较长；而英国改革党由于高度依赖短期移民情绪和个人领袖魅力，其长期的政治生命力与制度化前景要脆弱得多。
法国极右翼的独特底色与历史渊源
分析完英德两国，我们反过来看法国的情况。
在英、法、德这三个欧洲主要大国中，极右翼政党最有可能率先在国家层面赢得执政权力的，就是法国。英国由于单一选区简单多数制的议会选举机制，第三党在下议院获取多数并产生首相的难度极大；德国由于主流政党之间构筑了坚固的“政治防火墙”（Brandmauer），拒绝对其开放组阁谈判，导致 AfD 想要执政就必须在议会中单独拿下过半数席位，这在比例代表制下难度极高；而法国则不同，法国实行半总统制，总统选举采用两轮决胜制。只要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在第一轮胜出并进入第二轮决选，与建制派候选人展开一对一正面对决，在当前民怨沸腾的背景下，她最终当选总统的可能性非常大。
法国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拥有极其深厚且特殊的历史渊源。法国历来被称为“革命老区”，拥有极其悠久的左翼政治传统。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民主制度与左翼工人运动、第三等级平民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正因如此，法国在历史上最早形成的极右翼思想，带有强烈的保皇党色彩、反议会制色彩，强调国家权威与民族统一，承袭了拿破仑三世时期的威权主义民粹传统。因此，早期法国极右翼的底色普遍包含反犹、排外、反共、反议会制以及反现代民主制度的特征。
此外，法国极右翼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底色，那就是“反巴黎”（Anti-Paris）。法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程度极高的国家，巴黎与外省地区存在着巨大的撕裂。巴黎高度集中了全法国的金融资本、文化教育精英和国家官僚阶层，因此法国外省的民粹主义天然带有极强的反巴黎、反中央集权官僚的特征。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的普热德主义（Poujadism），就是这一传统的集中体现。玛丽娜·勒庞的父亲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老勒庞），最早就是加入普热德运动并在其抗税运动中当选为地方议员的。普热德主义运动的最初阶级基础是外省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其核心诉求是反对国家官僚机构、反对现代国家机器的税收盘剥、反对巴黎建制派精英。这场运动在经济上最初带有强烈的经济自由主义色彩。
随着20世纪6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爆发，极右翼运动彻底演变成了一场围绕法兰西国家与国民身份认同的激进政治。当时戴高乐总统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被法国本土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视为对法兰西民族与帝国的背叛。这催生了极右翼的地下武装暗杀组织——“秘密军团”（OAS, Organisation armée secrète），他们试图通过恐怖袭击和武装暗杀手段来抵抗阿尔及利亚独立，誓死捍卫法兰西帝国的海外领土与国家尊严。在这一时期，极右翼将戴高乐主义者视为叛徒，同时极端仇视共产主义和一切左翼势力。
正因如此，在二战后的法国政治语境中，早期极右翼的名声极其恶劣。他们是由大量暴力分子构成的集团，骨干成员中吸纳了大量前维希政权官员、前纳粹党卫军法籍志愿军官以及秘密军团的残余势力。在60年代，这群极右翼狂热崇拜法西斯美学，佩戴凯尔特十字标志，穿着法西斯风格的制服，进行残酷的军事训练与肉搏格斗训练。
特别是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学生与工人运动期间，法国的左翼文化大革命浪潮如火如荼，极右翼团体也毫不示弱，双方在巴黎街头展开了激烈的武装对峙与暴力械斗。极右翼分子骑着摩托车与毛派、托派等极左翼激进学生组织在街头火拼，袭击左翼书店，冲击反越战集会，甚至向放映左翼电影的影院投掷燃烧弹与爆炸物。这就是早期法国极右翼暴力的历史原貌。
国民阵线的建立与“去妖魔化”二次洗白
要在现代宪政体制下真正登堂入室、进入主流政坛，极右翼就必须经历政治洗白。
1972年，老勒庞正式创立了“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国民阵线的组织形态直接模仿了意大利的“新法西斯”政党——意大利社会运动（MSI）。MSI 最初是由墨索里尼时期的法西斯遗老遗少建立的，后来为了进入议会选举体系，逐步完成了体制化转型（现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其历史根源正是从 MSI 演变而来的）。法国国民阵线在1972年效仿此道，整合了各派极右翼势力，成立统一政党以洗刷暴力恶名。
国民阵线成立初期便提出了“法国人优先”的政治纲领，发表了名为《捍卫法国人》的宣言。其当时的宗旨主要是反左翼，旨在保卫法国人免受1968年五月风暴、法国社会党及法国共产党等左翼思潮的侵蚀；同时继承普热德主义的传统，主张削减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幅减税、痛批巴黎中央集权官僚，捍卫传统天主教信仰与小工商业者的利益。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民阵线在主流选战中一直不温不火。到了2007年前后，其中右翼的强硬派领导人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主动将国民阵线主打的民族认同、国家正统与强硬治安政策吸纳进主流保守党纲领中，从而分流吸纳了大量国民阵线的基层选民。
面对这一困境，国民阵线开启了决定性的“二次洗白”。玛丽娜·勒庞自接掌该党最高权力后，全力推进“去妖魔化”（Dédiabolisation）战略。她致力于彻底洗刷该党历史上反犹太主义、支持维希政权和新纳粹的污名。2015年，她甚至果断大义灭亲，将公开发表极端反犹言论的父亲老勒庞开除出党。
这种切割并非简单的政治作秀，而是反映了深刻的路线更迭。老勒庞信奉的是经济自由主义与小政府，主张减税与减少国家干预；而玛丽娜·勒庞推行的则是“经济民粹主义”与“国家福利主义”，主张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加强对本土劳工的社会保护与再分配政策。
为了进一步淡化激进色彩，玛丽娜·勒庞随后将“国民阵线”正式更名为“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因为在法语中，“Front”（阵线）带有浓厚的军事战斗与阶级斗争色彩，而“Rassemblement”（联盟/汇聚）则是一个温和的中性词汇，完成了语言符号上的彻底软化。
通过去妖魔化战略，玛丽娜·勒庞在2017年和2022年两次成功杀入法国总统大选的第二轮决选。虽然两次都最终败给了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但她所斩获的普选票数和得票比例均创下了历史新高。
在完成政党更名与路线转型后，国民联盟内部进一步推进代际更替，选拔了极其年轻的“Z世代”新星若尔当·巴尔代拉（Jordan Bardella）出任党主席。巴尔代拉的形象在法国年轻选民和女性选民中吸引力极强。当然，巴尔代拉目前的政治威望与控制力尚无法与玛丽娜·勒庞相比，若未来再度举行总统大选，国民联盟推出的核心候选人依然会是玛丽娜·勒庞。
三国极右翼的执政前景与制度约束比较
目前的国民联盟全面主打反欧盟一体化、反对非控制性移民以及经济民粹主义。近年来，法国传统中右翼与中左翼政府在应对“黄马甲运动”以及推行养老金与国民年金改革的过程中，引发了底层工人的强烈不满与被背叛感，大量传统左翼蓝领选民被国民联盟成功收编。
在当前的法国政治版图中，国民联盟是最有可能赢得国家最高执政权的极右翼政党。在法国的半总统制两轮决选规则下，随着马克龙所代表的中道派“共和阵线”在民怨中加速瓦解，中间派未来很难再推出具备强大号召力的总统候选人；而在当前的法国左翼阵营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在法国主流民意看来，面对梅朗雄与玛丽娜·勒庞的二选一对决，勒庞当选总统的概率相当之高。
对比这三个国家的极右翼力量，其发展轨迹与制度约束各具特点：
- 德国选择党（AfD）：其选民基本盘和地方代表性结构最为稳固，具有很强的持续性，长期作为德国第一或第二大党存在已成定局。但在议会比例代表制及全行业建制派防火墙的封锁下，由于其他政党均拒绝与其联合组阁，它很难在短时间内单独拿下议会过半席位以实现联邦执政。而且一旦未来 AfD 在东部个别联邦州真正上台执政，从在野批评转向面对实际治理难题，其光环和民意支持率很可能会遭遇治理能力的现实考验。
- 法国国民联盟（RN）：最容易凭借总统两轮投票制的制度优势在国家层面实现真正执政，但其经济政策的内在逻辑与欧盟体制存在巨大的张力。
- 英国改革党（Reform UK）：是三者之中最难以长期维系其规模与动员力的政党。改革党目前的声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执政的工党表现欠佳，以及在野的保守党处于权力交接与转型的虚弱期所致。由于其高度依赖单一脸谱化议题和短期移民情绪，长期的制度化成长前景最弱。
欧洲极右翼政治的多样性远不止于此，包括意大利、瑞典、比利时、荷兰等国的极右翼政党，都各自深深植根于本国独特的历史背景与地缘传统之中。英、法、德三国的极右翼演进路径之所以完全不同，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演变与各自的历史底色不可分割。这种多样性与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也有着本质区别——美国的极右翼经历了从传统共和党建制派、到茶党运动、再到特朗普“MAGA”民粹运动的演化，其核心政治联盟中福音派基督教保守派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主导角色，而在英、法、德三国的极右翼运动中，宗教保守主义的影响力均未达到美国的强度。
极右翼势力对欧盟未来政策的差异化撕裂
极右翼政党即便不在本国全面单独执政，也足以对欧盟的核心政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例如在德国联邦议院，AfD 作为主要反对党，随着其席位不断增加，已经能够对德国的对欧政策构成强大掣肘。
在对欧政策的主张上，德国选择党最早主张彻底脱欧（Dexit），如今虽然在口头上有所微调，但依然主张从根本上重组欧盟。AfD 认为，现有的超国家欧盟体制必须被彻底废除，代之以松散的“欧洲民族联盟”（Bund Europäischer Nationen）。在这个构想下，仅仅保留欧洲单一共同市场和外部边界的共同防御职能，除此之外的所有主权权力——特别是财政预算权和货币主权——必须全部无条件收归主权国家。AfD 明确主张必须彻底瓦解欧元体系，废除欧元并恢复德国马克（Deutsche Mark），让各主权国家重新夺回完整的货币与宏观经济主权，并要求对欧盟现有宪章进行颠覆性的大幅度修改。
相比之下，法国国民联盟在欧盟议题上的态度要温和得多。虽然玛丽娜·勒庞早年也曾鼓吹脱欧和解散欧盟，但后来彻底放弃了这一主张。法国既不谋求推动欧盟修改基础宪章，也不寻求与欧盟展开漫长复杂的退出谈判。勒庞提出的方案是通过法国国内宪法公投直接修改法国宪法，在宪法中明确确立一条核心原则：“法国国内法的效力高于欧盟法律及欧洲法院（ECJ）的裁决”，以此在维持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同时建立“本土法优先”机制。
在欧洲议会内部，巴尔代拉目前担任极右翼大型党团——“欧洲爱国者”（Patriots for Europe）的党团主席。该党团吸纳了包括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青民盟（Fidesz）、西班牙右翼呼声党（Vox）等多个国家的重要力量，在欧洲议会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席位份额。而德国选择党则因为路线激进，无法融入该党团，只能在欧洲议会内部组织规模较小的边缘党团。
法国国民联盟在欧盟态度上之所以比德国选择党温和，根本原因在于两国的经济结构与利益诉求完全不同：法国的财政与经济结构依然需要依附于欧盟单一市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欧盟与德国的财政资金倾斜与转移支付。
至于英国，由于已经完成了脱欧程序，英国改革党的核心主张不再是脱欧谈判，而是主张彻底废除保守党政府签署的《温莎框架》（Windsor Framework），消除北爱尔兰在欧盟单一市场规则下的特殊地位，全面退出《欧洲人权公约》（ECHR），建立完全刚性的英国商品与边境保护壁垒。但对于如今的大多数英国民众而言，旷日持久的脱欧争端已经令人极度厌倦，脱欧后的经济表现也远未达到预期，因此改革党在对欧政策上的激进叫嚣在英国国内的实际号召力已大不如前。
法德极右翼在核心经济与地缘战略上的根本矛盾
法德两国是维系欧盟运转的核心双引擎。一旦失去法国和德国的共同支撑，欧盟一体化将彻底失去根本动力。当前，主要是两国的传统建制派政党在勉力维系着欧盟的运转框架。
即便德国选择党与法国国民联盟都拥有强烈的削弱欧盟的动机，但一旦深入到具体的政策细节，两国极右翼对于“如何削弱欧盟”的设想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根本矛盾：
- 经济与财政政策上的尖锐对立：
- 法国国民联盟主张推行国内高福利的“经济民粹主义”，这就要求欧盟必须放宽财政赤字规则，允许法国政府发行更多国债来补贴国内民生，同时依靠欧元区的整体财政与共同市场机制为法国兜底；因此法国极右翼希望削弱欧盟的政治规制权，却极度依赖欧盟的经济与金融保护。
- 德国选择党则秉持保守自由主义的经济哲学，强烈要求严守财政纪律，坚决拒绝欧盟内部的共同举债机制（Eurobonds），坚决拒绝德国为南欧或法国等高负债国家提供任何财政救助，并主张彻底解体欧元区。
- 法国主张在欧盟内部实行强硬的本国产业保护主义，而德国选择党则反对随意设立贸易壁垒和削减互相投资。
- 对俄与对美外交战略的分裂：
- 在对俄政策上，德国选择党具有极其鲜明且一致的亲俄立场；而在法国国民联盟内部，虽然玛丽娜·勒庞历史上相对亲俄，但党主席巴尔代拉等新生代力量则明确持反俄立场，党内存在明显的战略撕裂。
- 英国改革党则坚定奉行大西洋主义，法拉奇作为特朗普的坚定政治盟友，在外交上表现出绝对的亲美倾向。
- 法国国民联盟则坚持戴高乐主义的战略自主传统，既不亲美也不盲从跨大西洋同盟；而德国选择党在地缘政治上的对美与国际战略立场则呈现出更为复杂且特殊的倾向。
德法极右翼对欧盟预算、援乌及美台关系的影响
德国选择党（AfD）非常亲特朗普和 JD Vance，因为右翼之间个人关系非常非常好，但是美国的全球安全部署和北约政策，他们又不太能接受。所以这几个国家的对美政策也不太一样。
当然，他们共同拆解欧盟，或者共同推进欧盟向某一个方向前进，可能性都不大。但是他们一起瘫痪欧盟预算却是大概率的事情；他们共同瘫痪对乌克兰的支援，也是大概率的事情。德国希望自己少给欧盟交钱；法国希望给欧盟的缴费不变，但是要多拿农业补贴、拿工业保护、拿边境管制。因此，在欧洲议会的预算上他们很难达成一致，欧盟处于实质性被瘫痪的概率是最大的。
其中受到最大冲击的就是乌克兰。如果这两国的极右翼都上台，或者法国极右翼上台、德国极右翼成为稳定的议会第一大党，乌克兰从欧盟得到的支援会岌岌可危。所以整个欧洲的极右翼化，首当其冲且受到最大冲击的就是乌克兰。
对于特朗普的美国来说会相对比较有利一点。如果换作民主党的美国又会不同，但如果是特朗普的美国就会相对有利，因为欧洲不会再像现在这样有一个集中的对美反抗方针。像德国 AfD 会变成亲美阵营；法国国民联盟也不会像马克龙那样搞欧洲军、搞大欧洲主义。既然不搞大欧洲主义，转而搞戴高乐式的战略自主，就会跟北约和欧盟都保持距离，欧洲团结抗美这一点就要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对特朗普的美国比较有利。
对台湾则非常不利。一方面，不管是戴高乐式的战略自主，还是法德极右翼，都不愿意跟中国搞坏关系；另一方面，AfD 奉行所谓的纯粹现实主义外交，不愿意因为意识形态原因跟中国把关系搞僵。AfD 肯定会认为跟中国在经济上有斗争，但若因为台湾问题跟中国搞坏关系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台湾可能会失去欧洲最大的支持。当然反过来说，台湾最主要的支持和地缘政治框架是日本、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这些印太国家，欧洲原本对台湾问题就鞭长莫及，所以影响可能没那么大，主要受影响的还是乌克兰。
对中国而言是部分有利。在政治层面，欧盟将不再有统一的对华立场，诸如新疆强迫劳动法案、在人权上对中国的批评等都会大大降低，对中国的统一政治行动会大幅减少，因为欧盟实质上被部分瘫痪了，中国在政治上会获得大量喘息机会。但在经济层面上，中国未必有优势。因为这些国家推行的民粹主义政治可能都会走向贸易保护主义，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极右翼上台后贸易保护主义都会更重一些，所以对中国经济未必有很大好处。
欧洲反建制浪潮与各国的代表性危机
接下来讲今天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代表性危机的问题。有人问德国什么时候左派执政，社民党执政了那么长时间，怎么就不是左派执政呢？评论区很多人一听到极右翼就要跳脚。
我们言归正传，谈谈反建制政治和代表性危机。从2016年之后，全世界进入反建制政治，很多国家出现了代表性危机，各国都涌现出反建制政党，像台湾的民众党、美国的茶党到特朗普运动、英国的 Reform UK、德国的 AfD、法国的国民阵线（国民联盟）、瑞典的人民党（瑞典民主党）、荷兰的自由党等，都是如此。
这种代表性危机具体是什么样？这里引用一个2026年1月到2月的最新民调。该民调针对英国、法国、德国三国民众提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认为政治人物很少关心或者完全不关心像我这样的人的想法”。 英国的比例是69%，法国是87%，德国是58%。排序是法国最高，其次英国，最后是德国。法国人最强烈地认为政治人物根本不关心自己。为什么法国最高？这非常合理，因为法国有深厚的反巴黎传统，法国的反建制带有强烈的反巴黎色彩，存在中央政府的代表性危机。德国反而最低，德国的反建制还没有演变成对政治人物的特殊不信任，虽然58%也不算低，但比法国的87%还是要低很多。
第二个问题：“认为民主制度依然是最好的制度”。 英国是86%，法国是82%，德国是76%。排序是英国大于法国大于德国。这基本与三国的民主化历程长短相符。英国作为现代民主的起源国，认同民主是好制度很正常；法国到现在依然有82%；德国是76%也很高，德国的民主是在二战后才重新恢复的。
第三个问题：“认为不必顾虑议会和选举，强人治理是好的”。 这三个国家的数据是：英国51%，法国36%，德国40%。德国和法国认可强人治理的人数较少；而英国虽然认同民主制度最好，却有51%的人认为不必顾虑议会和选举，强人政治也不错。排序是英国大于德国大于法国，德国和法国差不多（一个40%，一个36%），都没有过半。
这展示出不同国家反建制有完全不同的逻辑与路径：
英国的反建制，核心在于认为政府能力太弱。英国的反建制不是觉得政府权力过大太强势，而是认为作为议会制国家，首相一茬接一茬地换，首相能力太弱了。像特拉斯那样的“生菜首相”，上台搞减税和紧缩政策，几十天就下台了。民众普遍觉得各种首相能力不行、不够强硬，所以英国的反建制带有一种强烈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虽然英国认为政治人物不关心自己的比例（69%）远低于法国（87%），但却有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强人治理不错，觉得现在的政府太弱太糟糕。
法国的反建制，则集中体现为中央政府的代表性危机。高达87%的法国人认为政治人物根本不关心像自己这样的人，觉得马克龙天天在国际舞台上跑，一会儿去这个国家，一会儿又去斡旋俄乌战争，关心的尽是天马行空的大问题，唯独不关心法国本土和普通人的切身问题，斥责巴黎的精英官僚脱离民众。特别是马克龙搞的中间派共和阵营，法国大众并不觉得与自己有关，因此法国政治迅速走向极左翼和极右翼两极，民众认为只有极左或极右才能真正代表自己。
德国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德国同样存在代表性危机，但其中混合了东德与西德的历史矛盾，混合了布鲁塞尔欧盟与德国本国的矛盾等。德国选择党（AfD）主打的议题首先是反欧盟，其次是反移民。
这表明反建制本身并不意味着非建制力量能够轻易整合起来，很多时候非建制群体内部是难以弥合的。而且在欧盟体系内有一个独特之处：你在本国哪怕是执政党，依然可以保持在野党心态。因为你可以把布鲁塞尔的冯德莱恩和欧盟委员会视作真正的“执政建制”，自己虽然在德国当执政党，却可以天天把痛骂欧盟作为政治抓手。这在其他国家行不通——在美国搞反建制，一旦当选上台自己就成了建制；在中国也是谁在台上谁就是建制，无法在台上反建制。但在欧洲，你可以一边执政，一边把矛头指向布鲁塞尔，宣称要瓦解布鲁塞尔的官僚体系，AfD 就是极力操弄这套反欧洲建制话语的典型。
因此，法国当下的困境在于国内各项政治议程与普通人脱节，国内与欧盟缺乏协调能力，勒庞等人便主张由他们来代表法国争取欧盟内部的最大利益，而非像马克龙那样空谈全欧洲利益；德国的困境则是本国官僚深度卷入欧洲秩序并绑架了国内政治，德国作为欧洲的发动机，反建制力量主张把这个发动机拆解掉来摆脱束缚。
中国语境下的反建制传统与“反特权”叙事
回到中国的代表性问题。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极右翼政治与代表性危机？当然有，典型的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中国的民粹主义政治，也是严重代表性危机的爆发期。当时的代表性危机表现为反官僚、反腐败，毛泽东认为当时的官僚建制派已经不再符合基层人民的利益，因而号召基层群众起来打倒建制派、夺取权力，属于极端的暴力反建制运动。
延伸到当下，中国社会内部同样存在强大的反建制文化与多波思潮。但中国的反建制与西方各国截然不同，它不具备欧美那种反移民或反跨国联盟的外部结构，而是具有鲜明本土特征的内核——反特权。中国的反建制几乎完全体现为强烈的反特权特征：
文革具有反特权色彩；男权与女权争议中的“塔拳一体”叙事具有反特权色彩；皇汉思潮宣称满族人实际控制某些领域，本质上也是反特权叙事。
中国不是移民国家，虽然之前讨论过K字签证、外国人永居条例等议题，但在中国很难形成长期的主流政治议程，因为中国没有成熟的外劳制度，外来移民极少；中国头上也没有一个像欧盟那样的超国家机构可以作为靶子；国内体制更不允许公开出现针对深层政府的直接反建制表达。因此，中国的反建制情绪高度集中在反特权问题上。
在政治光谱中，特权问题是最具神秘感和模糊性的议题，因为特权天然具有不透明的属性。反特权与麦卡锡主义、移民问题类似，成为了一个能够解释一切社会矛盾的万能公式： 经济不景气，被解释为既得利益与特权阶层掠夺了财富； 社会治安与事故频发，被解释为特权阶层撞了人能够逃脱惩罚； 劳工权益得不到保障，被解释为政府偏袒资本家，企业家属于特权群体； 女性认为处于男权社会，男性享有特权；男性则主张“塔拳一体”，认为女性拥有政策特权； 少数民族认为汉族占据主导优势，汉族则拿出“两少一宽”政策指责少数民族享有特权。
中国社会的各类矛盾都被装进反特权的框架之中。但这个反特权运动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舆论往往会去指责一些实际上根本没有特权的人，硬说他们拥有特权。比如此前网络上针对韩红的攻击也挂钩了反特权叙事，但韩红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并没有真正的特权。这种泛化与错位是中国当前反特权现象的显著特征。
特权对象的流动、华为争议与柴静的情感反建制
既然中国的代表性危机表现为反特权，那么什么样的人会站在反特权的对立面并获取代表性？
以户晨风为例，他为什么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大众的代表性？因为在中国当前的社会心理中，出现了一种将国家资本主义实体视作特权者的反特权倾向。例如最近民间舆论场中开始出现反对华为的现象。回看从2019年孟晚舟事件到2024年华为推出麒麟芯片期间，华为曾是大众基本盘狂热维护的对象，并被用来对抗苹果；但到了2026年，华为在部分普通基本盘中却转变成了被质疑和反对的对象。
华为之所以会变成部分群体反对的靶子，是因为华为被大众视作拥有特殊待遇和政策扶持的特权企业。民众的反特权情绪已经蔓延到了这种程度。户晨风所契合的正是这种反对国家特权企业、反华为的社会思潮。喜欢户晨风的人未必真正理解或认同民主制度，但对带有特权标签的实体确实抱有强烈的反感。
在中国，特权的定义和形态是高度流动的。在法国和德国，极右翼反建制政治之所以相对稳定，是因为其社会内部的矛盾结构、反建制议题和诉求经过长期演变已经定型；而在中国，反建制结构尚未定型。虽然体制本身是真正的核心，但这一层在舆论环境中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性而无法直接触碰，许多人也未曾看透，于是在演变过程中，社会大众便自行制造和锚定了大量的替代性“特权对象”作为反建制情绪的发泄口。在社会层面上，谁能站出来反这些被定义的特权，谁就能获得一定的代表性，户晨风、吃瓜盟主以及部分极左翼博主，都在特定时刻成为了具备某种代表性的人物。
在上次节目的投票中，柴静被大家选为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柴静身上同样具有反建制色彩，而且极为细腻（delicate）。
柴静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反建制媒体人？柴静代表的是一种“情感结构上的反建制”。柴静真正打动大众、被大家喜爱和称道的，在于她建立了一种与官方完全不同的情感结构：那是一种对普通个体切身命运的关怀，一种充满悲天悯人、拒绝宏大国家叙事的情感结构。
这种情感结构触碰到了核心痛点。它不是从政策、体制或养老分配等具体制度层面展开正面批评，而是从根本的情感逻辑上与宏大叙事形成对照。关于柴静的情感结构与官方宏大叙事究竟在哪些节点上产生剧烈对撞，以及这种情感反建制是在怎样的历史传统与社会变迁中孕育出来的，需要结合战后中国社会情感结构的演变作进一步梳理。
结语与后续预告
今天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现在已经十点半，讲了一个半小时，今晚就不安排连麦环节了。最近因为研究 AI 睡得比较少，但折腾 AI 很有价值；明天一早还要参与“三个火枪手”的直播，今晚必须先把本期节目的音频剪辑出来，否则明天早上无法按时发布。
周四的节目将顺着今天的话题继续深入，专门探讨中国的反建制政治，论证为什么到2026年中国真正步入了反建制政治的周期。从2025年12月的一系列事件开始——包括《芳华》电影解说热潮、皇汉思潮抬头以及“斩杀线”等新社会议题的涌现，再到2026年时代峰峻相关风波、《澎湖海战》下映等事件，中国在自身特殊的脉络下正式进入了反建制政治时期，跟上了全球的反建制浪潮，但表现形式又极其特殊。
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在 Patreon 上赞助支持创作，周四晚上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