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家族是美国历史上最显赫的政治王朝，他们上演过最引人入胜的连续剧，主题包括理想主义、悲剧、权力、爱情、出轨、背叛和死亡，而且都是非虚构。这个家族为美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制造了一系列丑闻。其中引发麻烦最大的是肯尼迪总统的三弟爱德华，一般叫他泰德，他担任联邦参议员长达近四十七年。
查帕奎迪克岛车祸与迟报之谜
一九六九年七月的一个周末深夜，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开车冲到一座小桥下的池塘里头，车倒扣在水中，他自己从车窗逃生。但是乘客——二十八岁的年轻女性玛丽·乔·科佩奇尼（Mary Jo Kopechne）不幸丧身。
泰德·肯尼迪事发之初没有及时向警方报告，而是在大约十个小时之后。他说自己当时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休克，没有办法清晰思考。但问题是，他这段时间实际上保持着相当不错的沟通能力，给朋友和政治助手打了十七通电话，只是始终没有拨打报警电话。直到今天，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仍然众说纷纭、扑朔迷离，成为一个层层叠叠、错综复杂的谜团。
核心问题包括泰德·肯尼迪参议员是不是酒后开车？他和玛丽·乔为什么单独待在一块？事故之后的十个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尽管马萨诸塞州法院公布了一份近千页的调查报告，但是并没有提供关键问题上令人信服的答案。直接涉及到悲剧的两个人都已经离世了，活着的人基本都保持着沉默。这场丑闻一直困扰着泰德·肯尼迪和民主党，其中涉及到的争论议题是年轻女性如何轻易遭到牺牲、肯尼迪家族面临的种种超高期待、权力的滥用，还有美国媒体在揭露或者掩盖政治丑闻方面扮演的角色。
家族的政治继承人与派对聚会
二战以后，肯尼迪家族幸存的三兄弟当中，大哥约翰一九六零年由在任的参议员当选总统以后，任命二弟罗伯特·肯尼迪当上了司法部长。比总统小十五岁、比二哥小六岁的三弟泰德，一九六二年刚满三十岁的法定最低年龄之后，就在特别选举当中填补了大哥留下的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的席位。虽然遭到凭借家族特权上位的质疑，但是泰德在华盛顿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出色的。
大哥肯尼迪总统遇刺以后，他积极推动继任的约翰逊总统的民权立法议程。到一九六八年，正在纽约州联邦参议员任上的二哥罗伯特·肯尼迪参选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时候，不幸再遭刺杀。泰德成为老父亲九个孩子当中仅存的一个儿子。泰德本来有三个哥哥，长兄约瑟夫已经在二战当中阵亡，约翰和罗伯特两个哥哥先后遭刺杀，这加人的政治影响力到了美国顶峰，悲剧似乎也没有尽头。
泰德自己五年以前在一次飞机失事当中身受重伤，三节椎骨骨折，两根肋骨骨折，险些终身瘫痪，以后他也经常需要使用背部支架。兄长全都离世之后，他逐渐成为家族的政治继承人，未来竞选总统成为大概率事件。一九六九年的时候，泰德·肯尼迪仍然非常年轻，三十七岁。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八号周五，泰德·肯尼迪组织了一场小型的烧烤派对，地点是在紧挨着玛莎葡萄园岛的查帕奎迪克小岛一栋租来的小楼。派对的参加者主要是六位曾经在前一年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竞选团队当中工作过的年轻人，六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她们的绰号叫“锅炉房女孩”（boiler room girls）。她们在为罗伯特·肯尼迪总统选战工作的时候，是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而且都是长时间工作，“锅炉房女孩”这个绰号就这么来的。玛丽·乔·科佩奇尼在六个姑娘当中年龄最大，二十八岁，最年轻的是二十三岁。
泰德·肯尼迪参议员当天从华盛顿飞到玛莎葡萄园岛参加完帆船比赛以后，到了聚会上。他邀请这个年轻人群体聚会，是为了重新叙旧表达感谢。这个时候距离罗伯特·肯尼迪遭刺杀是十三个月。参加聚会的还有律师、即将担任波士顿一家银行副行长的表亲约瑟夫·加根，和刚刚离开联邦检察官（相当于马萨诸塞联邦检察长）之位的保罗·马卡姆。两个人都是泰德的铁哥们，年龄相仿。此外还有泰德参议院的司机等好几位。聚会上刚好就是六位男性、六位女性。这个聚会的观感当然就不是特别理想：六位男性当中的五位都是已婚三十岁以上，最年长者是六十三岁，而所有女性都是单身，从二十三岁到二十八岁。
马萨诸塞州沿海的玛莎葡萄园岛面积大约是两百五十平方公里，香港岛面积的三倍。肯尼迪家族的大本营海恩尼斯港与玛莎葡萄园岛之间隔着海，需要汽车轮渡或者是包租小型飞机往来，小飞机飞过去只需要十到十五分钟。查帕奎迪克岛（Chappaquiddick Island）只有十六平方公里，是玛莎葡萄园岛面积的十六分之一。这个地方乡村感十足，从那儿往返玛莎葡萄园岛需要搭乘轮渡，两个岛隔海相望只隔着一百六十米。轮渡每次搭载两台车，航行时间一到两分钟就可以了。
坠桥事故与肯尼迪的自救陈述
周五晚上的聚会是在查帕奎迪克岛上一栋租来的房子里头，牛排加上各种美酒，大家回忆过去竞选活动当中的掌故，一起唱歌，在收音机音乐的伴奏下跳舞。晚上十一点到午夜之间，很可能是十一点半左右，泰德·肯尼迪参议员离开聚会的房子，说要开车到轮渡码头返回自己位于玛莎葡萄园岛上的旅店，第二天还要参加帆船比赛。玛丽·乔住在另外一家旅店，她说身体有点不舒服，问能不能够跟泰德同行一起返回玛莎葡萄园岛。
途中，泰德沿着岛上的沥青主路行驶大约八百米以后，本来应该直角左转去到码头，这是个T形路口，结果他向右进了一条碎石小路，开到了一座小桥叫堤坝桥（Dike Bridge）跟前。到轮渡码头是不需要进这条碎石小路的，只需要保持在主路上行驶三英里（五公里左右）。碎石小路大约是一公里长，通往的堤坝桥只有三点二米宽。这个木桥没有护栏，平时主要是给开吉普车和沙滩越野车的渔民通行，虽然明显不太安全，但是建成三十五年来其实也没有车辆真出过问题。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这条平时几乎无人注意的小路成了美国政治史上最著名的岔路之一。泰德·肯尼迪再次认错了方向，他没有在桥前向左转上桥，而是直接开过引桥以后冲进了桥下的池塘。汽车翻转以后沉到水里头，最后是车顶抵住了水底。这个池塘是跟海水相连的一个小型泻湖，所以会受到潮汐的影响，当时的水深在一点八到两点四米。
按照泰德·肯尼迪给警方的报告，他试着打开车门和车窗，但是已经完全不记得是怎么从车里出来的。他后来改口说是从车窗里出来的，开车的时候他这一侧的车窗实际上是开着的。肯尼迪身高一米八八，体重一百公斤；副驾驶座位上的玛丽·乔身高是一米五七，体重不到五十公斤。从个头看，如果肯尼迪能爬出来，玛丽·乔应该是没有问题，而且两个人都是游泳好手。那问题是汽车翻覆以后的状况跟跳进水里游泳还是非常不同，能否逃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浮出水面以后，泰德·肯尼迪潜水到车旁边多达七次到八次，希望检查玛丽·乔是不是还在车里头，但是没有成功。每次他都被强劲的水流冲开，精疲力竭，处于震惊和恐慌之中。经过大约二十分钟努力，他放弃了，在岸边休息了十五到二十分钟，随后步行回到了聚会的小屋。
沿途他经过了好几栋房子，其中一栋应该是亮着灯的，他完全可以登门求助，但是他没有。这段路的距离大约一点二英里，也就是两公里。他时而小跑，时而快走，还会跌跌撞撞，回到小屋的时间大约是凌晨十二点十五分。泰德·肯尼迪估计这段路程他花了十五分钟，但一般来说需要二十到二十五分钟。
第二次救援与深夜渡海
派对上的朋友们还没有散场，泰德坐进了小楼外一辆租赁的汽车——普利茅斯瓦连特（Plymouth Valiant）的后座。约瑟夫·加根和保罗·马卡姆出来以后，跟他一块儿回到了桥下展开救援。加根跟马卡姆下水努力了大约四十五分钟，但是没有成功，没有看到玛丽·乔。泰德·肯尼迪参议员这个时候是站在水边，他没有再跳进池塘。
放弃之后，加根和马卡姆开车将肯尼迪送到海边。这个时候轮渡已经下班了，他们在停车场聊了十分钟。这个时候三个人说，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立即向警方报告事故。但是他们在停车谈话地点的几米以外就有公用电话可以报警，肯尼迪和马卡姆后来在作证的时候说不知道有这部电话。肯尼迪嘱咐两个人返回派对现场，不要惊动任何人，报警、通知执法部门这件事情由他本人来处理。肯尼迪说，接下来他冲出了汽车，在加根和马卡姆阻拦之前就跳进了水里游回到玛莎葡萄园岛上。还有一种说法是加根、马卡姆两个人陪着肯尼迪游了一小段，然后返回，肯尼迪自己游向对岸。
约瑟夫·加根和保罗·马卡姆回到聚会的小屋，姑娘们见到以后立即提出一连串问题：“你们干什么去了？肯尼迪参议员在哪里？玛丽·乔在哪里？”加根和马卡姆轻描淡写搪塞过去了，轻松而肯定的说：肯尼迪和玛丽·乔一直在等轮渡，现在应该回到各自的旅馆，都没事了，大家去休息吧。
肯尼迪后来描述说，在海水当中搏击的时候险些溺水，虽然他是一个游泳健将，两个岛之间的宽度是一百六十米左右。他上岸以后步行返回旅馆，一路摇摇晃晃穿过漆黑的街道，中途曾经停下来靠着一棵树休息，然后继续前行。大约凌晨两点回到旅馆，他换了干衣服，躺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然后离开房间到总台询问时间——他自己一直没有戴手表。他抱怨隔壁旅馆一场派对传来的噪音，当时大概是凌晨两点二十五分左右。然后他回到旅馆房间，睡得不太安稳，头痛、脖子也痛，所以时常起床踱步。
延误十小时的报警
第二天早上大约七点半到八点之间，肯尼迪外出散步，遇到了一位玩帆船的朋友，两个人聊着天气和帆船比赛，直到加根和马卡姆出现。三个人回到肯尼迪的旅馆房间商量大约半个小时之后，肯尼迪出现在旅馆大堂。他买了当天的《纽约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向前台接待员借了十美分硬币，准备在公用电话亭拨打长途电话。加根和马卡姆发现肯尼迪并没有向警方报告——头天晚上在轮渡码头分开的时候，肯尼迪曾经保证说自己会这么做的。两个人催促他说必须报警。肯尼迪需要先跟自己的另外一位律师朋友征求意见，他希望在一个能够确保通话私密性的电话亭里打这个电话。加根建议使用轮渡航线查帕奎迪克岛一侧的电话，也就是他们前一晚在距离几米之外没有注意到的那部公用电话。
早上九点到九点半之间，他们在公用电话附近待了大约二十分钟。这个时候轮渡的运营者告诉他们，失事汽车已经发现，玛丽·乔的遗体也已经打捞出来。
稍早的上午八点二十分左右，玛莎葡萄园岛上的警察接到报警，附近居民看到水里有一辆翻覆的汽车，整辆车倒扣沉在水中，只能够看到车轮。警察立即赶往事故现场，潜入水中搜寻可能的遇难者，但是一无所获。警察说水流湍急，人很累。他离开水面以后通过无线电呼叫消防局搜救队，他们有专业的潜水员。随后赶到的警察将车牌上报，得到的答复是这辆车登记在肯尼迪名下。
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泰德·肯尼迪参议员头一天半夜的经历毫无光彩可言，而是充满着疑点。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事故发生以后，他要么精神崩溃，要么冷酷到了极点，无论哪一种都不是显赫的政治人物希望树立的形象。十个小时下来，年轻朋友的遗体在撞毁的车里随着水流飘荡。这个时候有两个核心问题：第一，肯尼迪是不是醉酒开车？第二，他说自己原本打算去轮渡码头，但实际上误入通往堤坝桥（也就是海滩方向）的这只小路，他究竟是认错了路呢，还是事后编了这么个解释？
泰德·肯尼迪的名声当中包括危险驾驶和风流成性，他跟妻子多次分居，原因是习惯性出轨和酗酒聚会，前后他确实也正处于婚姻危机当中。肯尼迪家族是爱尔兰裔，爱尔兰人爱酒跟湖南人爱辣一样出名。
周六上午九点多，泰德·肯尼迪参议员到了警察局，表亲约瑟夫·加根和前联邦检察官保罗·马卡姆陪同。肯尼迪本人是法学院毕业，加根和马卡姆都是经验丰富的职业律师，马卡姆还担任过高级别的联邦检察官。这三位加在一块的效果，就是编织出的故事线高度复杂，虽然漏洞难以避免，但是追责极为不易。
做笔录陈述的时候，肯尼迪参议员非常配合。参与调查的车管局人士莫拉看到的肯尼迪冷静镇定，不像是刚刚经历致命事故的人，更像是一个演员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剧本在表演。莫拉参与询问的时候得到的暗示是给予肯尼迪参议员应有的礼遇，不要对他穷追不舍。肯尼迪能够念出玛丽·乔的姓氏“科佩奇尼”，但是没有办法完整地拼写出来（K-O-P-E-C-H-N-E）。调查结束以后，莫拉开车送泰德、他的表亲加根和律师马卡姆去玛莎葡萄园岛的机场。车里头他闻到了明显的酒精味道，应该是来自泰德·肯尼迪，所以他问过：“你今天早上喝酒了吗？”泰德回答：“我已经告诉过你，不会再回答任何问题了。”如果莫拉的判断准确，那么肯尼迪参议员头晚残余的酒精一直到第二天中午都没有呼吸干净。中午的时候，泰德三人组乘坐包机离开了玛莎葡萄园岛，飞到肯尼迪家族大本营的海恩尼斯港，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
饮酒疑云与未解细节
在喝了多少酒这个重要事项上，泰德·肯尼迪参议员坚持说当晚只喝了两杯朗姆酒加可乐，最后一杯是晚上九点十五分左右喝完的，所以十一点多离开聚会的时候绝对清醒。其他人喝了一到三杯，加根说自己只喝了四杯可乐。警察在聚会的那栋小楼里头发现了两个装满了啤酒瓶和烈酒瓶的垃圾桶，在调查人员取证拍照之前，垃圾桶已经清空，小楼打扫干净。大家要知道，参与聚会的里头有好几位杰出的律师。警方后来解释说没有及时采取行动留下酒瓶的证据，因为很晚才知道周五的聚会。
这回事情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之前的周四晚上小屋里也确实举行过聚会，九个人参加，其中八位又参加了周五的聚会。这样一来，只从消耗的酒来看，有了周四分摊，周五一晚大家喝的酒可能要少一些。但即便如此，参加聚会的十一位幸存者说的是在至少四个小时的聚会当中，他们总共只喝了十六杯酒。美国说一杯酒的时候，酒精含量大概相当于一罐啤酒，这跟实际消耗掉的两升（也就是四斤）伏特加、一瓶一升（也就是两斤装）苏格兰威士忌和两大瓶朗姆酒完全对不上。这三样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一百杯酒，此外还要加上大量的啤酒，中间的巨大差额不知道去到哪儿了。按照参加者的说法，他们承认的饮酒量只有实际酒精消耗量的大约七分之一。换句话说，实际上喝了七杯，他们说只喝了一杯。
认识玛丽·乔的人说她很少参加酒局，出现的时候也喝得很少，也就一杯左右。法庭作证的时候，现场的人前后答案并不一致，有的说没看到她喝酒，有的说看到过她喝酒，有的说她手里拿着一只杯子，但不清楚里头装的到底是什么。实际上，玛丽·乔体内当时的血液酒精含量是0.09%，相当于离世前一小时之内至少喝了两杯烈酒，应该有中国的五十度白酒三到四两；加上之前的时间如果也在喝酒，那就可能更多。所以玛丽·乔当晚喝的酒跟她平时的习惯相比明显高出很多，而其他那些平时喝酒比她多的人却都没怎么沾酒。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呢？还是说因为其他人喝了多少酒已经查无对证，所以就等于他们基本上没喝酒？
警方没有考虑提出任何指控，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酒驾或者是超速，这件事情就当做一起纯粹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来处理了。而且肯尼迪参议员的驾照其实已经过期了，没有及时更新。他后来因为离开事故现场没有报告遭到正式起诉以后认罪了。
我们知道警方接到的报警首先来自岛上的居民，而不是泰德·肯尼迪参议员自己。他报警是在十个小时之后了，错失了酒精测试的黄金时间。半夜他具体回到玛莎葡萄园岛旅馆的时间也不确定，待了多久也不确定。他跟玛丽·乔·科佩奇尼认识多久呢，当初也不得而知。后来熟人和朋友倾向于认为两个人之前并没有交往。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细节：根据法医的描述，玛丽·乔身穿白色衬衫和黑色的长裤，当时的黑色长裤内再没有其他的遮挡物。为什么呢？这个缺失引发过不少推测——两个人可能发生过亲密接触，或者是事故以后被流水冲走了。
玛丽·乔·科佩奇尼其人与葬礼
金发女性玛丽·乔出自宾夕法尼亚小镇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父亲是保险推销员。她举止端庄，从小的教育就是将婚姻跟性直接联系在一块，具备守贞的信念。一九六二年大学毕业之后，她到南方的阿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的黑人高中教了两年书。当时那儿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玛丽·乔是热情的支持者。一九六四年到华盛顿给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做秘书之后，她转到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办公室，一直到一九六八年罗伯特·肯尼迪在选战集会以后遭刺杀。
玛丽·乔的工作非常引人注目。当时国会山只有十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女性才刚刚进入这类职场。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关注民权、贫困、种族平等和其他社会正义议题，吸引了众多玛丽·乔这样的年轻理想主义者。他们给罗伯特·肯尼迪起的绰号叫“答案”——他是美国各种社会正义问题的答案。玛丽·乔在华盛顿民主党圈子里头已经崭露头角，她去到过罗伯特·肯尼迪在华盛顿郊区的家里带孩子，参加过夫妻俩组织的泳池派对。她的忠诚信念依次是上帝、天主教会和罗伯特·肯尼迪。在总统竞选团队当中，玛丽·乔负责统计新英格兰各州的选票，同时为罗伯特·肯尼迪打字整理演讲稿，包括他遭刺杀的那个晚上的演讲稿。如果罗伯特·肯尼迪当选总统，玛丽·乔肯定会进入白宫工作的。一九六八年肯尼迪的遗体从纽约运往华盛顿的时候，玛丽·乔也在这趟火车上看护。
她接下来到一家政治咨询公司工作，负责人也是来自罗伯特·肯尼迪从前的竞选团队。她跟几个朋友合住在华盛顿乔治城社区的一栋联排屋里头。
七月十九号周六上午，泰德·肯尼迪在玛莎葡萄园岛的警长办公室里给玛丽·乔的妈妈打了电话通知这个不幸的消息。他先是说跟父亲谈一谈，但是父亲不在家。妈妈追问，泰德说玛丽·乔出了车祸，她正准备在一个岛上搭乘轮渡，事故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妈妈并不知道女儿从华盛顿去了马萨诸塞参加聚会。她再追问玛丽·乔是不是已经不在了？肯尼迪停顿了一下说：“是的。”妈妈立即哭了出来，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玛丽·乔是他们夫妻俩唯一的孩子。邻居听到以后过来，为了让她恢复意识不止一次扇她耳光，但是玛丽·乔的妈妈什么也感觉不到。
同一天晚些时候，罗伯特·肯尼迪的遗孀埃塞尔也受托给玛丽·乔的父母打电话，说自己作为新近失去丈夫的天主教徒，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信仰能够带来慰藉，肯尼迪家族会出席玛丽·乔的葬礼。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二号周二，几百个人聚在宾夕法尼亚东北部的小镇普利茅斯，观看玛丽·乔的送葬队伍经过。按照天主教的传统，葬礼上棺木是敞开的。玛丽·乔身穿蓝色的睡袍，双手之间缠绕着一串念珠（rosary）。
离开玛莎葡萄园岛之后，泰德一直待在海恩尼斯港肯尼迪大本营闭门不出。除了给警方的陈述，他或者团队没有就这起事情发表任何公开的声明。这个时候，美国宇航员正准备登上月球，成千上万人紧盯着电视屏幕捕捉太空传回的每一条消息。这是泰德的兄长约翰·肯尼迪树立丰碑的时刻，正是他在总统任上制定规划，一九六零年代结束之前让美国人登上月球。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正在太空飞行前往月球途中，这个时候泰德·肯尼迪在查帕奎迪克岛上将车开进了池塘。
副警长的关键证词与时间线冲突
泰德·肯尼迪当时的说辞和行为遭到广泛的质疑。最具杀伤力的证词来自副警长哈克·卢克（Huck Look）。他说：凌晨十二点四十五分左右，在沥青主路和通往堤坝桥的碎石路构成的丁字路口，我看到一辆汽车，应该就是肯尼迪的那辆黑色奥兹莫比尔（Oldsmobile Delta 88）型号。这辆车比较新，一九六七年的车型。当时哈克·卢克穿着副警长的制服，他说自己下了车想走过去问他们是不是迷了路，但这辆车立即离开了，沿着碎石路朝堤坝桥方向开了过去，尾灯照亮了副警长，他能看到汽车牌照。
黑色奥兹莫比尔汽车为什么要迅速离开呢？合理的推测是肯尼迪参议员血液内的酒精含量，另外一个原因是车内两个人的状态。这个说法与泰德·肯尼迪描述的时间线和离开派对的理由并不一致。午夜十二点（也就是四十分钟之前）轮渡已经下班停了，肯定就不可能开车回到玛莎葡萄园岛。那么他这个时候带着玛丽·乔出门是要做什么呢？
所以自然有人会质疑泰德·肯尼迪说的误入堤坝桥方向的说法。这是一条崎岖不平的碎石路，与岛上主要的沥青道路明显不同，肯尼迪本人对这个岛相当熟悉，而且沿着碎石路一路开下去，他也应该完全觉察到走错了路，沿途至少有六处车道可以用来掉头。肯尼迪说的时间和副警长哈克·卢克说的时间相差一个半小时左右。这段时间内如果他离开了派对小屋，那么应该就是跟玛丽·乔一起待在查帕奎迪克岛上的某个地方一个多小时，他去堤坝桥方向很可能也是为了单独和玛丽·乔在一块。
派对的参加者对肯尼迪和玛丽·乔的离开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没有看到两人离开，也有的说没有注意时间而且手表不准；后来同样这位又改口说是十一点半左右，特意看过表。聚会的几位参与者在时间感上前后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而且调查过程当中的口径都基本朝着跟肯尼迪一致的方向发展，也就是晚上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之间离开。如果晚于十二点离开，轮渡已经下班了，不可能送玛丽·乔回玛莎葡萄园岛上的旅馆，那也就是要做其他的事情。
泰德·肯尼迪参议员坚持说哈克·卢克看错了，副警长看到的可能是租来的白色普利茅斯车（Plymouth Valiant），而不是自己的黑色奥兹莫比尔（Oldsmobile Delta 88）。肯尼迪的表亲加根、律师马卡姆说凌晨十二点二十分左右返回桥边开展第二次尝试，加根说就是这个时间，因为当时看了一眼车上的时钟。但问题是这辆租赁的白色普利茅斯车上并没有安装时钟，肯尼迪后来改口说是看了马卡姆的手表，加根和泰德自己当时都没有戴表。
按照泰德·肯尼迪、加根和马卡姆三人的说法，他们大约是在凌晨一点十五分到达轮渡码头，但实际时间应该晚一些，因为轮渡的船主作证说他直到凌晨一点二十分才离开查帕奎迪克对岸玛莎葡萄园岛上的码头。如果他们三个人一点十五分到达，只要按照常规开着车灯，渡船的船主在对岸看到以后就会过来接人，只需要两三分钟。
按照肯尼迪的版本，当晚发生的事情从十一点十五分左右离开聚会的小屋，到他回到玛莎葡萄园岛上的汽车旅馆，整个过程是三个小时。如果副警长哈克·卢克的时间说的没错，他就是在十二点四十五分看到了肯尼迪的黑色奥兹莫比尔，那么事故就不可能发生在肯尼迪所说的十一点二十分左右。更严重的是，肯尼迪说自己和加根、马卡姆在十二点二十分就已经返回桥边开始第二次救援，按照副警长哈克·卢克的时间线，这个所谓的第二次救援实际上发生在事故之前！即使暂时不考虑这个直接的时间冲突，从十二点四十五分到凌晨两点二十五分，肯尼迪也只有大约一个小时四十分钟，要在这段时间内完成第一次自救、返回聚会小屋、召集加根和马卡姆、再次赶回到桥边进行第二次救援、然后前往轮渡码头、最后游过海峡返回旅馆，时间高度紧张，应该是不可能的。所以副警长哈克·卢克的证词对肯尼迪的整套叙述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危机公关与电视讲话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五号，悲剧发生一周以后，泰德·肯尼迪发表了一次异乎寻常的电视讲话。他说自己一直抱有期待，玛丽·乔能够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奇迹般地重新出现；他也在想，这起可怕事件带来的沉重负担能不能够以某种方式从自己的肩头卸下。他对自已行为的叙述是既不理智也不合理，无法辩护、无法原谅，更无法解释（irrational, indefensible, inexcusable and inexplicable）。
为他起草这份文稿的就是肯尼迪总统最重要的演讲撰稿人泰德·索伦森（Ted Sorensen）。著名的“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就是索伦森跟肯尼迪总统合作形成的经典表述。这次应对战略是由顶级政治顾问团队设计的，除了泰德·索伦森之外，还有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时期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好几位。在危机公关历史上，这一次被视为极具争议但是又极其成功的范例。肯尼迪参议员在讲话当中严厉批判了自己的迟钝与失职，还将政治未来的决定权抛给了马萨诸塞州的选民，问他们自己是不是应该继续担任参议员。最终，他成功地引发了公众的同情，保住了自己的席位。
死因争议：溺水还是窒息？
从玛丽·乔的死因看，法医认定是溺水，但当时发现遗体的潜水搜救员约翰·法拉尔（John Farrar）认为实际上是窒息而死的。当时车内形成了一个空气囊（an air pocket），海水并没有立即灌满整个车厢。尤其车身倒置的时候，车尾相对比较高，在后部形成了一个小的空间。玛丽·乔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将头部保持在这个空气囊当中继续呼吸。这个空间当中氧气毕竟有限，她呼出的二氧化碳不断积累，造成缺氧以后的窒息。
现场显示车头比较重，在水里沉得更深，所以车尾相对比较高，一部分车顶和后备箱保持着干燥。从玛丽·乔的位置看，她从副驾驶座爬到了后排，有可能就是爬到了后排位置没有被水灌满的地方努力保持着呼吸，所以她并没有在撞击以后立即失去意识，而是存活了一段时间。溺水而亡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救援，但如果是逐渐窒息，潜水搜救员在事故发生五到十分钟之内得到通知及时赶到，玛丽·乔应该有获救的机会。潜水搜救员约翰·法拉尔说，从接到电话开始，二十五分钟之内他就有可能救出玛丽·乔，他估计玛丽·乔实际挣扎的时间至少有一个小时。
溺水还是窒息，这个争议已经无法尘埃落定了，因为当时并没有展开完整的遗体解剖检查，而是很快运离了玛莎葡萄园岛。泰德·肯尼迪聘请了一家咨询公司，用一辆与事发车辆相似的车型做了汽车落水以后各项物理因素的深入研究，结论是车内可供呼吸的空气很快会流失，当时的水温和汽车倒扣的状况之下，玛丽·乔不可能保持清醒超过四分钟，也不可能存活超过十四分钟。也就是说，她离世前遭罪的过程最长是十四分钟。
美联社这些严肃的媒体平台广泛征求了专家的意见，他们总体上认同咨询公司的研究成果，而不是现场潜水搜救员约翰·法拉尔的说法。美联社后来专门调查了这件事情，采访了好多位相关的专家，他们意见总体上更倾向于咨询公司的研究，而不是法拉尔的空气囊理论。研究人员一般认为，汽车倒扣沉到水里以后，空气会通过车底的排水孔迅速流失。另外一项印第安纳大学的研究也发现，车窗打开的倒置汽车很难保留足够的空气让乘客继续呼吸并且存活。玛丽·乔身材偏小巧，汽车翻转过程当中很可能碰撞到周边受伤甚至晕厥。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肯尼迪究竟错过了多少分钟，但是我们知道他错过了立即报警的机会，这是没有办法原谅的。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一个无法回避的解释就是他可能担心警方的酒精检测，血液当中的酒精只能够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代谢。
司法特权与轻罪结案
一九六九年夏天，查帕奎迪克岛成为旅游热点，到处都是记者和观光客。就在玛丽·乔的遗体打捞上来的当天，尼克松政府秘密聘请了私人侦探前往查帕奎迪克岛，开始搜寻关于泰德·肯尼迪的不利材料。还有报道说，尼克松政府还对跟玛丽·乔合住在华盛顿乔治城社区的室友展开过一段时间的电话窃听。尼克松政府和共和党之所以这么做，是在为一九七二年大选做准备，之前泰德·肯尼迪是最有可能的候选人之一，在民主党方面。
事故发生一周以后，泰德·肯尼迪认了一项轻罪，即造成人身伤害的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擅自离开现场，最后的处罚是两个月的监禁，缓期一年执行；此外再加上吊销驾照一年。
事发半年多以后的一九七零年一月，举行了一场不公开的调查听证会，以进一步收集证据决定是不是对肯尼迪提出其他刑事指控。参与者包括当时处理案件的警察和车管局的调查人员，肯尼迪本人也出庭作证。听证会持续了四天，传唤了二十七名证人，形成了七百六十三页庭审记录。参与者容易形成的一个印象，就是泰德·肯尼迪参议员得到了地方检察官、法官这些重要环节的体谅和照顾。虽然调查结论倾向于认为肯尼迪参议员在开车的时候存在疏忽，这种疏忽造成了玛丽·乔的死亡，但是地方检察官拒绝提出刑事指控。
之后几个月，负责决定是否起诉的大陪审团召开会议。马萨诸塞州的法官参加了决定是不是起诉肯尼迪的大陪审团成员的会议，他花了整整一个小时训诫这些普通公民，确保他们了解整个程序的每一个环节。在马萨诸塞州，二十三个人组成的大陪审团需要至少十二个人同意以后，检察官才能够正式提出起诉。法官告诉大陪审团的成员说：“你们处于从属地位（subservient）”，自己不会允许对裁决提出上诉。大陪审团成员得知无法查阅之前调查听证会的证据以后，他们放弃了继续调查发起起诉的机会。
但是围绕查帕奎迪克的一系列疑问从来就没有消除。一九七零年四月公开的一份法院简短报告只有十二页，法官并不相信泰德·肯尼迪参议员的说法。报告当中说，他和玛丽·乔离开聚会小屋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到轮渡码头马上返回玛莎葡萄园岛的打算；他从主路转到小路是有意为之，并不是走错了路。报告当中说，肯尼迪很少亲自开车，已经为他服务九年的司机兼助理就在身边，随时可以为他开车，肯尼迪是找司机拿到的车钥匙；玛丽·乔的手提包留在聚会的小屋里头，而且她也没有带走自己旅馆房间的钥匙，钥匙是在跟她分享房间的另外一个姑娘手中，室友留在了聚会上；泰德·肯尼迪和玛丽·乔离开的时候都没有跟人告别，按常理来说，泰德参议员作为这次聚会的组织者，他离开应该跟大家告别。法官倾向于认为，肯尼迪应该因为过失乃至鲁莽驾驶造成玛丽·乔死亡而受到起诉。
五十多年以后回望查帕奎迪克悲剧，集中体现出了那个时代的几个特点：出身优越、权势显赫的男性可以在制度当中找到腾挪运作的空间，最终逃避刑事追责；而在男性主导的首都华盛顿，一位朝气蓬勃的年轻女性付出了生命代价，却没有真正人承担与她的悲剧相匹配的责任。当时典型的新闻标题是“泰德逃出生天，金发女郎溺水身亡”、“参议员幸免遇难，未遭肯尼迪诅咒”。
肯尼迪的保险公司按照马萨诸塞的法律规定最高支付了五万美元，适用于无法证明存在痛苦和精神折磨的汽车事故造成的死亡。玛丽·乔的父母告诉肯尼迪说他们打算起诉，由此他们收到了近十五万美元，在保险公司五万美元之外，肯尼迪个人支付的部分是九万多美元。这个数字来自保险精算师，他们估算了玛丽·乔未来可能获得的收入。玛丽·乔在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办公室工作，年薪是七千五百美元，只有同岗位男性的一半。玛丽·乔的父母仍然支持肯尼迪留在参议院，也有支持他未来竞选总统的可能。但是几年以后，他们对肯尼迪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一九八九年在女儿去世二十周年前后接受采访的时候，父亲说玛丽·乔的死至少阻止了肯尼迪成为总统；母亲就公开表达了愤怒，因为媒体报道当中糟蹋了女儿的名声，而肯尼迪始终没有给他们一个满意的解释。
另类剧情推论与政治余波
总结一下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肯尼迪的版本之外，有扎实证据支持但是没有办法最后核实的另类剧情是：肯尼迪在凌晨十二点半左右带着玛丽·乔离开小屋，之前两个人已经比较亲密，这个时候只是需要开车到某个更多隐私的地方，或者是亲热，或者是单独讨论华盛顿政治运作的奥秘。肯尼迪坚持说晚上十一点十五分离开，为的是给带着玛丽·乔出门找更合适的理由，就是送她回旅馆。但玛丽·乔既没有拿手提包，也没有带旅馆房间的钥匙。如果到凌晨十二点半才离开小屋，就不可能是回到玛莎葡萄园岛的旅馆，因为轮渡十二点就下班了，他们的汽车没有办法跨过一百六十米宽的海湾。
副警长哈克·卢克凌晨十二点四十五分看到了肯尼迪的黑色奥兹莫比尔汽车，参议员处于醉酒状态，身边坐着玛丽·乔。一旦警察拦下车来，很可能构成酒驾和婚外性关系双重丑闻。为了规避警察，他仓促拐上了通往堤坝桥的碎石路，不幸坠桥，期间并没有第二次救援发生。肯尼迪回到派对小屋，两个朋友送他到轮渡码头，没有惊动其他人。肯尼迪在码头跳进海湾独自游回玛莎葡萄园岛的说法也比较离奇，他刚刚经历了脑震荡，在混乱当中没想到报警，但是可以横渡深夜冰冷湍急的海湾？这段游泳经历没有任何目击者可以证实，更大的可能是找到了停泊在附近的小船。在旅馆当中，肯尼迪凌晨两点二十五分专门下楼找前台抱怨对面一家旅馆派对的噪音，并且特意询问时间，他的意图应该是制造不在事故现场的证据，证明自己正在旅馆休息，与半夜发生在对岸岛上的翻车事故无关。肯尼迪推迟十个小时、在玛丽·乔遗体找到之后才报警的原因，就是等着体内的酒精代谢完毕。
公共舆论对泰德·肯尼迪参议员的追责大致包括三件事情：
- 参议员在查帕奎迪克悲剧当中撒了谎；
- 他是不是构成过失杀人，是不是应该为玛丽·乔的死亡承担更严重的刑事责任；
- 警方和执法部门所做的一切，似乎都不是为了查明真相，而是为了掩盖真相。
查帕奎迪克悲剧在泰德·肯尼迪后来整个的政治生涯当中如影随形。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他成功地连任了参议员，得票率百分之六十二，优势仍然明显，但是比六年前降低了十二个百分点。他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六年都没有参选总统，而原本他是一呼百应、出手就可能轻而易举获得民主党总统提名的。肯尼迪参议员成为华盛顿政治圈和媒体圈多年的嘲弄对象，这对他来说当然是痛苦异常，但是他选择承受，而不是全面披露真相。
一九八零年，在卡特总统因为伊朗人质事件导致支持率极低、连任无望的时候，肯尼迪参议员在民主党初选当中出来挑战，但是并没有成功。之后直到一九九零年代初，肯尼迪参议员喝酒和寻欢作乐的习惯还保留了一段时间。一九九二年他再婚之后，声誉彻底扭转，在政治生涯的最后十七年成为美国参议院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成员之一，获得了“参议院狮王”（Lion of the Senate）的绰号。二零零八年在民主党内初选奥巴马与希拉里·克林顿的决斗当中，肯尼迪参议员选择站在奥巴马一边，这个背书助推了他的最后胜出。
好了各位，今天这个关于泰德·肯尼迪参议员丑闻的话题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以点赞、评论、转发、打赏、加入会员的方式给予鼓励，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