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艾滋病谜团：何谓“嗜女瘟”？

社会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异性性行为中，女生的性愉悦很长一段时间不受到重视，因此许多女性会把性愉悦的工作外包给科技产品，也就是性玩具或情趣用品。不少调查都显示，女生拥有或使用性玩具的比率比男生还高。情趣梦天堂拥有广受好评并提供现场讲解的实体店面，是许多性玩具新手的朝圣之地。情趣梦天堂在盛夏推出女性玩具专区，多达400多种女性情趣用品在商城同时上线。情趣梦天堂很特别的是，他们希望消费者确切知道每个商品怎么用，所以他们不只在店内提供讲解，他们的商城也有很详细的文字图片说明，有些特色商品甚至会提供开箱或实际使用的影片。情趣梦天堂目前的销售冠军是手持迷你炮机，可以手持自用，也可以是男生前戏的辅助道具，当然也可以搭配它的专属炮架和无线遥控解放双手。尺寸是9乘以3.2厘米，可以加热到36度，有三档震动调整，也可以切换伸缩频率，质感很好，包装也很美。现在只要输入折扣码“寿司坦丁”，就能享有全款消费999元限折100元，凡消费就送瑟色平安符，消费满2699元再送独家福寿浴巾。情趣梦天堂还要抽奖送给寿司坦丁的观众两组42480元的手持迷你炮机，只要回答影片最后的问题，把答案写在评论区就可以参加抽奖。

这里是寿斯坦丁，在这里你可以用最轻松的方式接收国际上最有趣的社会科学研究发现。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烈日当头，他站在一间家具店前面发愣，他之所以眨眼，是因为这间家具店的主打商品既不是沙发也不是茶几，而是棺材。这是肯尼亚第三大城市尼安扎省的首府基苏木。其实在这附近，一家叫“十分美观棺材专卖店”的店已经开了两家分店。当地的木匠告诉他，棺材的利润比沙发高多了。死人变多的主因是，这是席卷非洲的一种怪病，中文直译是爱吃病（“嗜女瘟”: 形容恶化速度快，像迫不及待要把人吃下肚的疾病）。当地学生还编了一句顺口溜：“爱吃病，把村人吃干妈。”当地人告诉他，爱吃病好像会挑食，因为他们在葬礼上很常看到躺在棺材里的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女生。这听起来很像漫画剧情，但这其实是一个科学谜题。

艾滋病毒的起源与全球蔓延

爱吃病另一个常见的名字是艾滋病（AIDS: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这是一种叫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的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分子生物学者推算，目前最常见的M组病毒出现在1910到1930年间的金沙萨。这次病毒的最近亲是以非洲中部黑猩猩为宿主的SIV（猴免疫缺陷病毒: Simi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这些在猴科动物之间已经存在三万年以上，具有跨物种传染力的反转录病毒（Retrovirus: 一类遗传物质为RNA的病毒，通过反转录酶将RNA逆转录为DNA并整合到宿主基因组中）到底是怎么在20世纪初期跑到人类身上的，目前仍是未解之谜。

在艾滋病毒成功突破人类免疫系统的50到70年后，人类才在1982年正式命名它。它的个头比新冠病毒大一点，它主要的技术目标是白血球细胞。画面中，荧光色的HIV正在攻击，当它成功穿透细胞膜，就会开始反转录，然后把自己的DNA插进细胞核，篡改这个细胞制造HIV的组装蛋白质，并在喷出HIV后死去。当人类宿体内每立方毫米的CD4+ T细胞少于200个，就真正进入艾滋病的阶段。这时候，一些常不具威胁性的杂病原体也能致命。艾滋病毒在1980年代蔓延，全球疫情至今已经造成超过4000万人死亡，是历史上带走最多人命的传染病之一，尤其是非洲的人命。全球累计的4000万死亡，有71%集中在只占世界人口15%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艾滋病让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寿命瞬间蒸发半个世纪。虽然近年来疫情逐渐缓和，但这里光是2022年当年的艾滋死亡人数就超过过去20年每一战争死亡的居民总和。直到现在，在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每三到五位成人就有一位艾滋感染者。

撒哈拉以南非洲艾滋病的“挑食”现象

不过，让学者困惑的还是艾滋病在这块次大陆上“挑食”的样态。在世界上其他地区，艾滋病毒的热门宿主是男人，男性感染者大概占65%，台湾甚至是95%。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情况完全颠倒，65%的感染者是女性，在15到24岁这个对阻断传染链最关键的族群当中，更是近八成的感染者都是女性。这个现象奇怪的地方在于，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男男性行为已经常是艾滋病毒重要的传染途径，这就容易产生男性之间的传染回圈，所以艾滋盛行率男高女低相对好理解。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八到九成的传染是透过异性性行为，这就怪了，你打炮的对象是我，我打炮的对象是你，怎么可能我的盛行率是31%，你是6%呢？

不止如此，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低社会经济地位、低教育程度的边缘人群感染艾滋的几率比较高，这符合我们对健康不平等的认知。金钱和知识资讯是人们追求健康、逃避疫病的关键资源。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情况再次突破脑洞。在这块大陆上的许多国家，出身富裕家庭的青少年、收入或教育年数比较高的成人，反而更容易是艾滋感染者。这些现象让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者都非常困惑。为什么明明是同一支病毒，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热门受害者的人口属性却几乎镜像颠倒？另外，过去非洲艾滋常被归因于落后、贫穷、纵欲、暴力、没知识，但这种“落后艾滋论”完全没办法解释这个地区越有钱、越受过教育，就越容易感染艾滋的流变数据。如果落后不是原因，什么才是原因呢？

交易式性关系与跨年龄传染链

2000年前后，大量学者投入解谜行列。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莫拉（Mora）来到尼罗河的源头——维多利亚湖畔的尼安扎。这是世界上艾滋盛行率最高的地区之一。莫拉和其他学者观察的是国家语言文化都不同的族群，但他们却看到一个相同的现象。学者们发现，在这块大陆的多元区域之上，笼罩着一层相同的变迁力量。莫拉在疫情巅峰来到他的第二故乡尼安扎，他在这里做了九个月的田野，访谈了超过200位当地人。2014年，他把主要的研究成果出版，获得美国社会学会的年度大奖。

莫拉主要观察的人群是卢欧族，他们是尼安扎的多数居民，也是肯尼亚境内艾滋感染最严重的族群。艾滋病是尼安扎当时的主要死因。当地15到49岁青壮年的死亡率因艾滋病而翻倍。当时卢欧族女男的盛行率分别是26%和17%，但在15到19岁的青少年中，女性的感染率是男性的将近六倍。很多女生来不及成年，来不及听到自己的小孩学会叫妈妈，就离开这个世界。

抵达尼安扎的时候，爱吃病挑食的谜题已经被解开一半。从1990年代后半开始，许多学者发现，这个大陆上10到19岁的青春期女生会用性爱交换金钱或礼物，但这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明码标价、交易双方通常是陌生人的商业性关系。学者们看到的血种和一般情侣差不多，但双方都清楚必须持续用物质交换性爱的亲密关系。这个在1990年代后才开始被学者们大量记录到的现象，在学界被称为交易式性关系（Transactional Sex: 一种以物质交换性爱或亲密关系的行为）。还在当地青少年的口中，则有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堂爹（Sugar Daddy: 指年长且富有的男性，通常会为年轻女性提供物质支持以换取陪伴或性关系）。虽然包含莫拉在内的一些学者也发现有堂妈，但多数情况下，在交易式性关系中提供性的是女生，提供物质的是男生。也因为这样，同龄的青春期男生通常很难获得青睐，因为他们通常还没工作或收入还不稳定。交易式性关系中的堂爹大部分是二三十岁，有一定财力的男生。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结构非常年轻。以尼安扎为例，当时四分之三的人口未满30岁，这是台湾60岁以下的人口占比。卢欧族女性的初婚年龄中位数是17岁，许多男性10到16岁就开始到船上当渔人学徒，二三十岁已经是很多男性经济成熟的年龄。这种跨年龄层的交易式性关系，让困惑的学者们豁然开朗。为什么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青春期女生感染艾滋的几率比同龄男生高很多呢？因为这个年龄层的青少年经常不是彼此打炮的对象。莫拉在尼安扎发现，青春期女生会区分两种亲密关系：一种是纯爱不打炮的校园男友，另一种是会打炮的堂爹。同龄男生通常只有当校园男友的份。这不是尼安扎特有的现象。三年后，加尔的年轻女生会同时维持三种亲密伴侣：一是他们所爱，二是财务帮手，三是课业小老师。马达加斯加的青少女同样会维持两种亲密关系：一是无业的同龄爱侣，二是中年的欧洲裔堂爹。南非的年轻女生甚至把工具人进行细致的分类：这个是给钱的，那个是买日用品的，再一个是送衣服的。

访谈的卢欧族年轻男生常向莫拉哀叹：“我们赢不过堂爹，女朋友好贵，一旦我给不起关系就会结束。”莫拉发现多数年轻男生要么去追不贵的女生，要么就专心念书或工作，以求几年后自己也有当堂爹的资本。但也有青春期男生会为了满足女友的物质需求，不惜窃盗或从事非法勾当。年轻男生这么焦虑，不只是因为他们想打炮。莫拉发现这些正在“登大人”的男生常常从父母和同侪那里感受到证明自己男子气概的压力，而当地或多数社会中定义阳刚气质的核心零件，就是女性给予的性吸引力的肯定。交易式性关系的盛行，让财力比不过同性年长竞争者的青春期男生，很难进入或维系稳定的性关系。这个处境让他们不满，但这却变相延后了艾滋病毒进入男性生命历程的时间点。另一方面，艾滋病毒从高盛行率的青壮年男性流向年龄超低的青春期女性，这些女性成长之后，病毒又流向他们的婚姻配偶，而这些二三十岁的丈夫又会跑去当十几岁女生的堂爹。一条跨世代的病毒传染链就这样被交易式性关系连接起来。

不均衡现代化与消费主义的冲击

问题是，青春期女生为什么要找堂爹呢？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最穷的地区。以尼安扎为例，当时五到七成的居民收入不到一美元，三分之一的儿童营养不良，只有15%的家庭有电视，3%的家庭有冰箱。在这些饥饿是主要犯罪动机的地区，合理推测肯定是越穷的青少女越会去找堂爹吧，而他们的目的就是喂饱自己和家人吧。但多数研究者看到的完全不是这样。在交易式性关系中，青春期女生要求的礼物，或他们拿到钱之后买的东西，很少跟生存相关。男生如果拿肉、奶油面包这些东西出来，会被女生看不起。年轻女生要交换的是卫生棉、化妆品、保养品和流行服饰。会去找堂爹，同时也是堂爹想找的，也并不是最贫穷的女生，而是男生口中“很贵”、“很爱消费”的女生，是家里不担心基本温饱的女生。

为什么会这样？这与过去半个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际遇有关。1960到1970年代，也就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多数国家解殖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这是世界上经济成长最快速的区域。有经济学者告诉我们，当时这里无论是经济成长率还是人均收入，都比东亚亚太地区还高。当时西方国家普遍预期，拥有丰富石油、矿产的非洲会比东亚更早迈向工业化。但1970年代晚期，一切开始变调，撒哈拉以南非洲从此陷入长达20年的停滞与衰退，一直到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里的实质人均收入才复苏到1970年代的水准。

包含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在内的许多经济学者，把矛头指向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这两个布雷顿森林机构（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组织，主要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经济萧条的1980年代，强硬地要求非洲国家放弃进口替代政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ISI: 一种经济发展策略，旨在通过国内生产替代进口商品，以促进本国工业发展），进行大规模的贸易自由化。这让原本正在成长但竞争力还不够的劳力密集产业被摧毁，让整块大陆至1990年代后呈现显著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 工业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通常伴随着制造业的衰退），更加仰赖附加价值低、技术转移少、没办法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初级产品出口。

撒哈拉非洲跌破专家眼睛的发展失败，让社会系统不同部门的现代化程度高度不均匀。西方现代文化渗透到非洲偏远村落的速度，远胜过经济和基础建设的发展速度。莫拉在尼安扎城乡之间穿梭，他最常看到的风景，就是一幅上面带有各种现代生活场景的广告扛棒，站在一片多数人都过不起那种生活的背景当中。年轻人通过广告牌、现代教育、广播电视，看到和父母辈断裂的生活方式。他们通过普及率高的不合理的手机，和朋友们讨论着最夯的外国影集。他们向往在媒体中出现的各式各样构成现代生活的基本物质元素，但这些东西在他们生活的世界，价格却一点都不亲民。

举个例子，当时最受卢欧族年轻女生喜欢的生活必需品是卫生棉。当时一片八包装的卫生棉，售价是45到80肯尼亚先令。而当时一个男司机在生意最好、一整天都有客人的情况下，可以赚150先令左右。做个粗疏的购买力换算，这代表八片卫生棉在现在的台湾要卖400到800台币，一次生理期得喷一两千块。卫生棉这么贵，多数卢欧族家长很难接受这个东西是生活必需品。他们总是叫青春期女儿用换洗的布条就好。在尼安扎，孩子12岁就被认为该独立，当青少女跟家里要卫生棉，爸妈常见的回答是：“你已经是半个大人了，你要就得自己想办法。”这就产生两个问题：谁会特别想要卫生棉？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可想？

莫拉发现，同样是青春期女生，家境太穷、小学没念完就辍学在家的女生比较少把卫生棉视为迫切需要的日用品。但他访谈的58位女高中生，却一致认为卫生棉是必需品。不止卫生棉，Fair & Lovely面霜、香皂、凡士林乳液，也都在女学生的必买清单上。但他也发现，同样是高中生，男学生却很少提到什么必需品。他们的消费没有女生高，那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喜欢女生那张必需品清单建构出来的东西，他们最想要的是一个符合现代审美而不是卢欧族传统审美的正美女友。男生们告诉莫拉，这种女生通常很贵，因为她们永远都需要卫生棉，需要乳液，需要一些我根本买不起的衣服。

教育年数越长的卢欧族年轻女生越急切地想和传统女性的形象切割，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现代女性。这不只是因为学校是现代文化输入撒哈拉非洲的主要管道。莫拉和其他研究者都发现，校园中的同侪比较，很容易让追求现代形象的渴望变成压力。你在班上没穿卫生棉，跟很早就嫁人留在村庄里的传统女生一样，下面一大包，你可能会被同学笑死。莫拉的研究中，有个女生甚至把爸妈每天给他搭车的钱省下来，走很久的路去上学，就为了存钱买卫生棉。除了卫生棉，在宿舍你会看到室友洗澡后帮肌肤上油，看到同学出门擦止汗剂、粉底、化妆品，这让她们的皮肤变成时下年轻人最崇尚的亮中或浅色，而不是卢欧族传统审美的深黑。你会看到同学身上穿的是杂志同款美裤，同学告诉你那条裤子1000肯尼亚先令，按当时汇率是400多台币，但这是当地男性理想职业——计程车司机五天的工资。就像卢欧族年轻男生也意识到的，全球化流通的理想年轻女性形象，已经和消费性商品捆绑在一起，越想成为漂亮的现代女人，就越得消费。但撒哈拉以南非洲远远落后于现代文化输出国的购买力，让这件事情很难实现。

性别财富不均与艾滋病传播链的扭曲

更惨的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继承和创造财富的生命机会比男性渺小很多。去年出版的新研究告诉我们，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产业失衡，让男女薪酬差距恶化。乌干达地区的女性薪酬是男性的54%到60%。尼日利亚的乡下地区甚至只有23%。莫拉也告诉我们，在肯尼亚15到19岁的青少年中，60%的男性能取得有偿工作，但只有19%的女性能找到赚钱的机会。女生就算找到农地日结工的缺，日薪行情价也只有50先令，连一包卫生棉都未必买得起。

当打造主流阴柔气质的成本越来越高，但社会中取得财富的管道却依然高度性别化，那么打造主流阳刚气质的成本就必然同时上涨。因为这时候有一种抵抗策略，很容易在女人之间出现：把男人需要从自己这里取得的东西涨价。于是收入微薄的青春期男生支付不起同龄女生，尤其是受过教育、追求现代审美的女生性和陪伴。有育的青壮年男性大量进场，跨年龄层的交易式性关系于焉形成。这个在不均匀现代性和不平等财富分配下诞生的经济策略，本来无所谓好坏可言，但全球化和现代化为撒哈拉非洲带来冲击的时间点刚好和艾滋疫情重叠，让这块大陆上受过越多教育、越向往成为现代女人，也因此越会进入交易式性关系的年轻女生，成为最容易死在自己挚爱手中的一群人。

艾滋病对社会文化结构的意外影响

最后，莫拉在另一篇论文发表了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在尼安扎青壮年的高死亡率，让当地产生很多寡妇。卢欧族向来有收集婚（Levirate Marriage: 一种婚姻习俗，指寡妇嫁给亡夫的兄弟）的习俗，寡妇和死者的遗产会并由死者的兄弟继承。但艾滋疫情让这项传统开始动摇，很多有权收集者的老婆强烈反对，她们很怕一人染病，全家升天。这让原本只应该在男性之间循环的一部分财富，流进一些青壮年女性的手上。问题是没被收集的寡妇很不吉利，是邻里商家排挤的对象。莫拉发现这些拥有遗产的寡妇，就开始花钱找未婚的年轻男人当“家妓”。这俨然就是一场自然实验，艾滋病毒扭曲了一部分的经济和文化结构，创造了年轻男生也可以为了追逐主流的性别气质，用性去交换物质的机会。

对卢欧族年轻男生来说，原本只听说过首都内罗毕由女企业家会当堂妈，没想到现在尼安扎出现了平替。莫拉访谈的一些女学生说，比她们大很多的富裕男性，通常不在乎关系的交易现实，但同龄的男生却强骂她们“包包换包包”，他们希望女生多谈感情，少谈钱。当结构位置对调，男生会不会用性去换东西？莫拉发现会，只不过增加阳刚气质的不是包包，而是包包。当这些年轻的“收妓者”从寡妇堂妈那边拿到钱，很多人是拿去追他们心仪的年轻正妹。男生们不是“包包换包包”，他们是“性换包包，再换包包”。

这里我只能着重介绍交易式性关系，但非洲跨年龄层的艾滋传染链是多重成因。比如在尼安扎学校，男老师是常见的跨年龄层性侵犯，他们会在办公室笑闹着讨论要挑哪个小女生下手。当地人告诉莫拉，一个艾滋老师，往往就能拉下一群未成年女学生当陪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