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2日，休斯顿安然公司正式向法院提交了chapter 11破产保护申请。这一天，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企业破产案落下了帷幕。一家曾经市值超过600亿美元的能源巨头，一家被《财富》杂志连续六年评为美国最具创新力的明星企业，在这一天股价归零，2万多名员工失去了工作，无数人的退休金一夜之间蒸发。

而在1,000多英里以外的曼哈顿，有一个人正安静地坐在自己对冲基金的办公室里。他叫James Chanos。13个月前，当全世界都在追捧安然股票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觉得疯狂的决定：做空安然。13个月后的今天，这个决定为他带来了大约5亿美元的利润。

安然帝国的崛起与复杂化

这个故事并非从2001年才开始。要理解这一天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得把镜头倒回到很久以前。安然的故事要从1930年代说起，那时候它还不叫安然，它的前身叫做北方天然气公司（Northern Natural Gas Company），一家老老实实铺管道送天然气的中西部企业，与后来那个翻云覆雨的安然完全是两个物种。

1979年，北方天然气公司被一家叫做Internorth的控股公司收购。6年后，1985年，Internorth又收购了休斯顿天然气公司。合并完成不到半年，这家公司换了一个名字，叫做Enron，安然。从这一刻开始，一切都开始加速。安然不再满足于当一个铺管道的能源公司，那样利润太低了。它要做交易，买卖能源，交易期货，搞宽带互联网，做天气风险管理，石油化工、塑料、钢铁、纸浆、航运、流媒体——能想到的它都要插一脚。

到了2001年申请破产时，安然的业务被切割成了7个独立事业部，每个事业部下面有一大堆子公司和分支部门。复杂到什么程度？当时华尔街的分析师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说清楚安然到底是靠什么赚钱的。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后面的一切都与“没人看得懂”密切相关。

把安然推上神坛的人叫做Kenneth Lay。雷是安然的创始人、董事长兼CEO，一个坚定的自由市场信徒，非常聪明且有个人魅力，并且有一条非常强大的政治人脉。强大到什么程度？在纪录片《安然：房间里最聪明的人》中，雷的妻子提到，她平时喊丈夫“Kenny boy”，这是非常亲昵的称呼，后来美国总统小布什也开始这么叫他。这可不是公事公办的客套，而是私人朋友间的昵称。

有了政治资源的加持，加上90年代能源行业的东风，雷带着安然一路狂奔。铺管道、架电线、搞大型基础设施、疯狂收购公司，从一个区域性能源企业摇身一变成为全美最大的能源服务公司之一。2000年8月，安然的股价触及历史最高点90美元。股价飙升意味着高管们的股票期权价值连城，意味着从CEO到中层，大部分人在纸面上都已经变成了百万甚至是千万富翁。

钱有一种力量，能让人觉得无所不能，也能让人觉得规则是给别人定的。在安然内部，这种感觉正在蔓延。现在回头看，安然的疯狂扩张其实不仅仅是贪心，它本身就是一种策略。一家公司同时做石化交易、电力期货、宽带服务、天气衍生品、航运、水处理、流媒体这7个事业部，每个下面挂着一堆子公司。这种复杂度对于外部审计和监管意味着根本没有人能够看穿它。分析师打开安然财报，看到的是一片繁荣：营收在增长，利润在增长，股价也在增长。至于这些数字怎么来的，大部分人也懒得追究，反正都在涨，跟着买就对了。

但这背后有一个陷阱，当时没有人注意到。安然的增长并不是靠创新，完全是靠收购。不停地买公司、加杠杆、合并公司、整合业务。为什么？因为收购可以制造营收增长的幻觉。买进来公司的收入立刻变成了安然的收入，报表就变好看了，股价可以继续涨，然后拿涨起来的股价再去收购下一家。这是一个自我强化、自我循环的游戏，只要没人能戳破，它就能一直转下去。

直到1999年，在安然帝国的最顶端，五个人开始把这个游戏推向一个危险的极端。1999年的安然帝国，核心权力掌握在五个人手中。最左边那位老头是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Kenneth Lay，他是总导演，负责让整台戏继续演下去，对外维持政治关系，对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他旁边的是总裁兼CEO Jeffrey Skilling，安然交易帝国的总设计师，公司里最聪明的大脑之一，也是最危险的那一个。在他旁边的是首席财务官Andrew Fastow，长相端正，笑容带着狡黠。他的工作是用几十个空壳公司和离岸实体，让安然的账本变成一本魔法书，虚构利润，转移债务，欺骗投资者。这些事情很多都经过了Andrew的手。

最右边那位是Lou Pai，安然能源部门服务的CEO，Jeffrey的心腹。他管辖的部门通过复杂的能源衍生交易品赚取了巨额利润，其中一些手段被认定直接导致了加州的能源危机。但这哥们在整个安然丑闻中全身而退，可以说是唯一的赢家。最后一位是Timothy Belden，安然能源服务部门的交易主管，Lou Pai的直接下属，具体交易策略的执行者，那些让加州陷入停电噩梦的操作，Tim是直接经手人。五个人各有分工，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样运转。从1999年到2000年间，这台机器的外壳还在闪闪发光，股价还在往上冲，根本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除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纽约开了对冲基金，平时爱吃薄荷味的曲奇，他的名字叫做Jim Chanos。而他即将做一件事情：翻开安然的财报。

财务诡计与“红旗”信号

2000年秋天，纽约。Jim Chanos不是一个普通的基金经理，他是耶鲁大学出身的职业空头，专门寻找那些注定要倒塌的公司，然后押注他们的死亡。1985年，他创办了自己的对冲基金Kynikos Associates，Kynikos是犬儒的意思，意味着怀疑一切。Jim Chanos做空的公司，从Boston Markets到Tyco，再到安然，读起来就像一部美国企业丑闻编年史。每一次，他都在别人还在狂欢的时候，就已经闻到了腐烂的味道。

而在2000年10月的某一天，他接到了一通电话。打电话的人是他在达拉斯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对冲基金的经理。朋友问他：“有没有看过《华尔街时报》‘Heard on the Street’专栏最近的一篇文章，关于能源商业银行的会计问题？” Chanos说没听说过。于是，朋友把那篇文章传真给了他。对，是传真。2000年的时候，Email还没这么普及。那张从传真机头慢慢吐出来的纸，后来被证明价值5亿美元。

那篇文章到底写了什么？它揭露了一个很少有人关注的会计操作，叫做“mark to market”（按照市值计价）。这东西听起来很复杂，其实是一个会计概念。逻辑很简单：假设安然签了一份长期能源衍生品的合约，这份合约未来10年预计能赚1亿美元。正常做法是每年确认一部分利润，10年分摊，赚到了之后才算。这是会计常识。但是，安然不这么玩。他的做法是，合约一签，立刻把未来10年1亿美元的利润全部算进今年的财报，1亿美元立刻到账，纸面上的。

多年后，Chanos回忆说，那篇文章提到的这些能源商业银行成功游说了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拿到了这种“mark to market”的会计许可。他们被允许把长期能源衍生品投资的未来全部预期收益，一次性地折现到当期来确认。文章还提到，一部分学者和会计师对此感到深度忧虑，他们担心任何时候只要有一家公司被允许提前确认利润，就应该高度怀疑他们在搞什么名堂。

Chanos这种把戏并不陌生，他其实见过。80年代年金保险公司Baldwin United玩过类似手法，把未来的保费收入预期全部提前计入利润。90年代中期一次次贷危机里也有公司这么干。每一次结局都一样。所以，当Chanos读完那张传真纸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立刻开始分析安然。

时间是2000年10月到11月之间。Chanos团队做的第一件事是调出安然1999年的10K年报和季度10Q报告。然后他们看到了什么？用Chanos自己的话说，到处都是红旗（red flags）。

第一面红旗：离岸实体。年报里有一些含糊其辞的披露，提到安然设立了一批离岸公司和特殊目的实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s, SPVs），专门跟安然自己做生意。这些实体名字听起来像密码，什么JLM 27、Raptor。它们是谁建立的？安然的CFO Andrew Fastow。谁来管理他们？很多时候还是Andrew本人。这意味着什么？一个人同时担任安然的首席财务官，又是安然旗下关联公司的管理合伙人，他同时要对双方负受托责任，但是双方的利益是冲突的。

第二面红旗：利润和亏损的不对称处理。Chanos团队发现一个违反GAAP（通用会计准则）的操作。安然在商业银行业务中，卖出资产获利时，把利润记在“线上”（正常营业收入里），分析师都能看到。但是当安然卖出资产亏损时，它把亏损挪到“已终止经营业务”的科目下边，这是分析师习惯性忽略的地方。利润放在聚光灯下，亏损塞到沙发底下。用一句话总结：安然是在系统性地美化自己的财务报表。

但是真正让Chanos团队下定决心的，不仅仅是这些会计花招，是一个数字。他们把安然的所有账都算了一遍，包括衍生品资产在内的全部资本回报率（ROIC）。结果是多少？税前6%出头，不到7%。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Chanos的合伙人道格·梅伦当时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本质上就是一个巨型加杠杆的对冲基金，一个靠借钱撑起来的基金，每年赚6%的回报，而市场给他估值是多少？账面价值的6-10倍。”这笔账怎么都算不过来。

Chanos后来回忆说：“根据安然债券的交易价格和相应的风险溢价，我们意识到这家公司连资本成本都赚不回来。”一个赚不回资本成本的公司，却享受着华尔街最顶级的估值。这时候的安然简直就是那个时代的信仰股。但问题是，Chanos他不信。

还有最后一面红旗：2000年全年，安然的高管们在疯狂地抛售自家股票，同时多名高管在这一年离职。船长们都在弃船，但是乘客们浑然不知。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定格在2000年的深秋。两个完全平行的世界即将碰撞。左边这个世界：安然的股价刚刚从8月的90美元历史高点回落到70多美元，但是华尔街的分析师并不担心。绝大多数人给的评级也是“买入”或“强烈买入”。安然依然是美国最受追捧的能源股之一，市值依然庞大，管理层依然在各种峰会上侃侃而谈“颠覆创新未来”、“为梦想窒息”。媒体继续唱赞歌，投资者继续往里头冲。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

右边这个世界：纽约曼哈顿某栋写字楼里头，Kynikos Associates会议室的白板上写满了：红色的标记——Mark to Market提前确定利润；红标——离岸空壳公司CFO自己管自己；红标——利润亏损不对称处理，违反GAAP；税前资本回报率仅6%，远低于资本成本；内部人大规模抛售，高管密集离职。Chanos团队已经完成了全部分析，结论只有一个：安然的估值是建立在彻底的谎言之上的。

这两个世界之间只隔着一步，这一步叫做建仓做空。

洞察者之战：做空与崩盘

2000年11月，所有分析都完成了，所有红旗也插好了。Chanos下单了：做空安然。

这一刻需要停下来解释一下。做空跟普通买股票完全不一样。普通投资者买股票，最坏的结果是什么？跌到0，本金亏光。但是做空，理论上的亏损是无限的。因为做空的逻辑是，先借来股票卖出去，等到股价跌回来之后，再买回来还给券商，赚中间的差价。但如果股价不跌反涨呢？涨到100、200甚至500，你得用更高的价格买回来，上不封顶。

所以，当Chanos在2000年11月对安然建立空头仓位的时候，他赌的不仅仅是安然会跌，他赌的是自己的判断比整个华尔街都准确。安然当时的股价是在70多美元，华尔街的共识是买入，媒体的共识是赞美。而Chanos，是在此刻一个人面对整个世界。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像一部慢动作的灾难片。时间进入2001年，裂缝开始出现。安然财报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那些Mark to Market的利润、那些离岸实体的关联交易、那些被塞进已终止业务的亏损，一层层开始被外界注意到。分析师开始提问题了，记者也开始挖细节了。股价开始松动：60美元、50美元、40美元。

而安然的管理层反应是什么？加大力度维稳，开电话会议安抚投资者，反复强调基本面一片良好，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掌控：数学。一家公司的税前资本回报率只有6%，而它的核心业务经不起任何认真的审计。不论管理层怎么说，数字不会配合演出。30美元、20美元、10美元。股价在加速坠落，而Chanos的空头仓位在加速盈利。

时间来到2001年8月14日，Jeffrey Skilling，这位安然总裁、安然交易帝国的总设计师，突然宣布辞职了。他在这个位置上只做了几个月的CEO。杰弗里给出的理由是个人原因，但是华尔街也不是傻子。一个公司的二号人物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突然走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意识到这艘船要沉了。杰弗里的辞职是棺材上的最后一根钉子。

从这一天开始，安然的崩塌进入自由落体。股价跌破10美元、5美元、1美元。2001年12月2日，距离Chanos建仓做空刚好是13个月，安然正式申请chapter eleven破产保护。游戏彻底结束。公司的总裁、CEO和CFO这三个人，永远跟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企业破产案绑定在一起，他们都面临法律的审判。

而那个在2000年11月按下做空键的男人，Chanos估计总共从安然的空头仓位获利约5亿美元。要注意，这里只是估计，因为这个数字来自于业界的推算，查尔斯本人从来未公开确认过精确数额，但是量级应该不会差太远。

历史的回响与永恒的警示

Chanos赢了。但是在这个故事里，有非常多的输家。安然破产之后，他的所有普通员工都失去了工作。不仅是工作，他们当时很多人退休金全部放在安然的股票里头。公司当时疯狂鼓励他们这么做：买自家股票，对公司有信心。当股价90美元的时候，这句话听起来像祝福；但是股价归零的时候，它变成了彻底的诅咒。那些一辈子勤勤恳恳的普通人，临近退休时发现养老金全没了。

与此同时，各大律师事务所开始涌入，集体诉讼、股东诉讼、SEC调查。法律费用本身就高达数百万美元。围绕安然的法律战拖了很多年。总裁雷被陪审团判定有罪，但在量刑之前，他就因为心脏病而去世，没有等到判决生效那一天。CFO和CEO都被判有罪入狱。

安然的故事就这样画上了句号，但他留下的阴影远没有散去。安然破产7年后，2008年9月，又一个名字登上了头条：雷曼兄弟。又是一家巨型企业，又是复杂到没人看得懂的业务结构，又是表外工具隐藏风险，又是激进会计，又是从高峰到破产的自由落体。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的那一天，取代了安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企业破产案。把安然的股价走势和雷曼放在一起，两条曲线几乎可以重叠，从高点到崩溃，节奏也惊人的相似。

还有Tyco International，又是疯狂收购，又是管理层腐败，CEO拿公司的钱过着极度奢靡的生活，股价从55美元跌到十几美元。Chanos同样做空了，同样赚了一笔。三个公司，不同的行业，不同年代，不同的人，但是剧本几乎一模一样：疯狂扩张、复杂到无法监管、会计操纵、内部人套现、外部人最后买单。

有人说监管已经加强了，市场已经透明了，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也许吧。但贪婪这种东西，它不需要重复同一个故事，它只需要找到一张新面具。

故事的最后，镜头拉回到纽约Kynikos Associates会议室里头，桌面上摆着一盒薄荷味的曲奇。Jim Chanos坐在那里，这个从耶鲁毕业开始就在做空的男人，一个华尔街的职业怀疑者。他职业生涯建立在一个很简单的信念上：当所有人都说一切都很好的时候，去翻翻财报吧。做空从来不是一件讨人喜欢的事情，没有人喜欢唱反调的人，没有人喜欢那个在派对上说音乐就要停的人。但Chanos用安然这一仗证明了一件事情：市场不会奖励你的乐观，市场只会奖励你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