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大声、朋友与奇遇

吴薇：我叫吴薇，北京人，在甘肃兰州出生，在山东淄博待过几年，在北京待了足够长的时间。我花了二十多年，在中英文媒体都工作过，从一个实习新闻助理，一路干到一个国际媒体的语言组组长和十八线小干部。现在我在纽约做“大声”。“大声”的宗旨是“自由、体面、美”，我们是一个基于价值观的华文独立社群。我希望在我们这儿能做深度访谈，放大公共领域的故事、知识和探索。我一定是无审查的，希望能跟我的观众社群连接，并且好好地证明：人是可以在自由的状态下活得漂亮的。

李厚诚：三个水枪手有史以来最长的业配广告。

吴薇：应该的，很好。

贾老师：大家现在先自我介绍一下，这位坐在我对面的是 Tate 的父亲李厚诚。

武雷：我是武雷，一个流浪的倔强的律师。

贾老师：那我们今天既然来到“大声”这里做客，我觉得我介绍就是：我是“大声”姐 21 年的朋友。

李厚诚：你们俩认识这么久？

吴薇：2005 年认识的。他原来在朋友圈里晒特殊性的时候，就经常会说：“我有两个 Vivian 都是我姐”，我很讨厌这个，一个就是周慧敏，一个就是我。

贾老师：我觉得我们这边的观众当然对我们三个看得比较多了，大家肯定也看过你的节目，但很多人可能对你的背景没有那么了解。我觉得你还是简单给大家介绍介绍，这 21 年可能既是你们的友谊历史，也是你职业生涯很重要的部分。

武雷：昨天我可开心了，昨天拉 V 姐去神保町逛书店，她不是“大声”姐吗，然后我们就很小声地进了一个书店。就有一个男生背着包，看着我说：“贾老师你在逛书店？我是你们观众。”然后 V 姐就“大声”了。

吴薇：一点都不好玩。首先，他告诉我地址让我去，我就拉着我们共同的一个记者朋友去了。他说你到了吗？我说还有 60 米。他说我环顾了 80 米三遍也没看着你。然后我就看着对面走过来一个腰肢很柔软，但是身体还是挺精炼的，一看就 gay gay 的中年男人。

贾老师：gay gay 的小男生。

吴薇：他见了我以后，目光闪了一下，他说他激动了一分钟，我相信。因为我们俩上一次见是七年前了。热烈拥抱过后，我就拉着他的胳膊，其实想试一下他这有没有肌肉，往前走。他带着逛了好几个书店，我立刻就觉得跳进了汉字的海洋，因为很久没见到这么多方块字了。

关键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在书店有一个男生非常平静地转过来说：“贾老师吗？我是你的观众。”日式握手鞠躬。我就在后面配画外音说：“哎呦，在书店也能见到观众呀，真不错呀，贾老师。”然后那个男生就用同样平静和稳健的身姿转了过来说：“我也是您的观众。”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知道：“你是大声，我经常看你的节目。”我说：“哎呀，在日本当街就能见到观众啊，真好呀，而且是在神保町的书店。”

吴薇的时代：我的前半生媒体生涯

吴薇：再次感谢三个水枪手把我弄过来，到了你们宝地，给我机会让我呈现不为人知的前世。这是真话，因为串场的同志们会发现，我其实最近已经开始做自己了，在直播里该哭哭该笑笑，但整体我做“大声”还是比较严肃的，所以很多人会以为我不苟言笑。

大家好，我是吴薇，你们可以赶紧去订阅我打在下面的频道“大声姐和朋友们”。我相信我们跟水枪手有很多粉丝的重合，但我觉得可能观众不一定，所以欢迎大家串台。

我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叫吴薇，英文叫 Vivian Wu。我现在做的“大声”，是我在不到两年前在纽约创办的一个独立的华文媒体，注意我没有说新闻媒体，以后会解释为什么。大声的宗旨是“自由、体面、美”。我觉得我是要用我前半生在中国做媒体，在海外和中英文两个市场上做媒体的全媒体经验来做这件事。确实，我报纸、杂志、网站、APP 也开发过，最后一份工作是在 BBC 香港分社做社长，以及 BBC 中文的主编。

但我其实是从在央视和北京电视台做实习生开始的，中间还经过**《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香港主要的英文报纸，历史悠久，曾是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做驻京记者。那个时候做时政、法律新闻、政治新闻，也是从 2003 年开始，完整地经历、目击、体验、并参与创造了中国这二十多年来我们觉得有一点点自由市场样貌的媒体行业。然后我也完整地看见这个行业被摧毁，奄奄一息地进入另一种生态。

我刚开始是在香港的《南华早报》，是纯粹的英文报纸，所以我一直是用英文写稿子的。从新闻助理进去，但我很幸运的是在《南华早报》一直可以用我的 Vivian Wu 这个 byline（署名）来写文章。这个其实在中国是很罕见的，像这样做的人在中国可能也就不到 20 个人。因为中国的法律明确规定了，本土的人是不许合法地在中国用署名写文章的。当然现在我可以说，是因为当年给我们这个空间的总编王向伟已经退休了。现在的情况是，慢慢地《南华早报》已经是香港——香港已经是中国一个城市了，所以它已经是本土化了。

《南华早报》从 1903 年创报，确实是香港那么多年的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平台报纸。你会发现所有在亚太工作过的英文媒体人，都在香港《南华早报》干过，它有点像一个培训学校。而且因为它有足够的版面去报道中国，比所有的外媒版面都丰富。所以在那的六年半，我基本上是抡着膀子写了所有能写的东西。从 08 宪章到刘晓波被抓，到“冰点事件”，到禁书案，到所有的中国维权律师，整个跟中国公民社会、自由市场发展过程中间相关的这些社会事件，我都没有漏过。

黄金十年：媒体人与公民社会的共生

吴薇：同时，因为我想报中国的媒体和法律，所以我一直把接近观察和跟中国记者做朋友作为我的使命。其实也功利一点，他们是我的 source（信源）。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空间可以形成，就是外媒记者其实跟中国的记者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当年我和贾家第一次见面，正好决定了我们俩的关系和我的未来。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我特别清楚，我是《南华早报》驻京的。当时我比较幸运，是《南华早报》给的一个新闻奖学金，是郭鹤年他们郭家为了跟中国政府搞好关系进入中国市场，所以就给北大和清华一人三个奖学金项目。我当时在北大新闻学院，是 01 级的硕士生，本科是在人大读的英语。

到了北京以后，我就花大量的时间去记录、观察和写中国的媒体行业，包括媒体本身的事件，言论自由的出版，独立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对维权的打压，对言论自由的打压。所以自然就跟北京各路人士，和各种“坏人”都认识了。

贾老师：标准的黑五类（Hēi Wǔ Lèi: 原指文革时期的五类“敌人”，后被借用来指代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意见领袖和弱势群体等被当局打压的社会群体）。

吴薇：真的是黑五类。当然，这个黑五类在 2014 年习近平上台后，他的班子第一件事情就把这五类人给干掉了。从国际组织到国际 NGO、基金会，然后到维权捍卫者，再到大 V。从抓薛蛮子，到把国际 NGO 都赶走，用《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重新再注册，我一说可能唤醒了大家很多的记忆，可能会反应过来我们怎么走到了今天。

当年我们看的那么多微博大 V 都没有了。然后我们经历了杂志时代、报纸时代。像当年我跟贾家是在《瞭望东方》的一个发布会上认识的。当时他们杂志说李春平涉嫌文物走私，然后李春平就告他们。我对这种中国媒体被打压的案件从来都是很激动的，我就跑去了。

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蓬勃的媒体时代，有很多状态，比如说叫“新闻舆论监督”。当年的展江老师每年都要搞新闻舆论监督会，那就是新闻人的盛况。在这种会议上，是我最好的认识中国记者的机会。所以中国那几代的，不管是时政记者还是调查记者，我都是贴近观察，跟他们吃吃喝喝或者一起干活。然后我就回外媒跟领导报题去写。

但我觉得当时最好的一个时代状态是，大家在饭桌上也好，在一起聚会也好，都是很穷很傻的状态，但是都热烈地讨论案子，会一起去报道一个事情，然后彼此接力。当他们（内媒）都不行了，他们知道还有吴薇呢。我们一般自己内媒做不了的题目，会偷偷地给外媒做，因为内外尺度不一样，港媒能报的，内媒报不了。

贾老师：我去采访的时候，李春平那个办公室里面，有一个等身大的、巨大的一幅照片，在他的墙上，是跟贾庆林握手。两个人拿着高尔夫球杆，一个是李春平自己，一个是贾庆林。这种事我们撞上了，那我们被李春平告，不是因为报道有什么问题，是我们配的一个图，那个图是乾隆的一个金瓶，不是李春平拿出去的，是我们美编没分清楚。李春平就说你们这是诬蔑我，然后就因为这个图的事告了。那这种事情，别的媒体不敢报道，《南华早报》就来了。

吴薇：对。而且那个时候，虽然我不混外媒圈子，但我当时就觉得，我要把中国的事情用英文说出来。我可能不是最懂中国的人，他们都比我懂中国，可是我比他们有空间。我就觉得我当时唯一的优势，和我能够贡献给这个行业的东西，就是在外媒的这个平台，所以我就把它发挥到极致。

大家有一个接力，那个时候真没有什么竞争，就是觉得我们要把声音报出去。比如那时候好多年都有矿难，就出现过矿老板在那排队给记者发封口费。但第一，我从那个时候到后来，就绝对不可以拿红包，这个是非常坚定的。二就是，总有记者是不会被封口的。

再有的例子就像冰点（Bīngdiǎn: 《中国青年报》旗下的知名周刊，以深度报道著称，在2006年因刊登挑战官方历史叙事的文章而被短暂关闭）周刊被强行关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公民社会共同关注和配合。中青报的李大同、卢跃刚这几个老编辑自己发博客，然后在天涯像十年砍柴这些大 V 他们就声援。然后报社的人呢，我就一个一个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详尽地把故事给我讲清楚，然后我就连夜写东西。后来 13 个党内的老干部集体联名写公开信，抗议关闭冰点。

当时要收拾冰点，不是某一个文章，也是积累。当时中青报是胡锦涛时代的团系，是很重要的。但当时的社长王小川还是非常有担当的一个人。李大同跟我确认的是几篇文章，一个是蔡定剑的《中国向新加坡学什么》，还有袁伟时那篇关于“狼奶”的，这几个是导火索。那个时候，体制里面，不管是七个常委还是九个常委，这几个人并不是铁板一块，还有一点点柔软和人性吧。所以像 13 个党员写了公开信，它就真有作用。但现在最大的区别是，那几个人都不算数了，就一个人算数。

奥运会的转折：民族主义叙事与防火墙的崛起

吴薇：我在南华这么多年之后，到 09 年，当时是奥运会。奥运会之前，其实是全世界的媒体人关注中国的一个点。那个时候全世界都以为，包括我们都认为是个契机，中国真的可以拥抱世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都是太善良了。

但是会发现，奥运会除了增强了共产党自己的自信心，没什么别的。而且那个时候也是全民的民粹和国家主义叙事的真正开始。因为奥运会之前有两件事情让民族主义高涨，一个是西藏的“3·14”事件，之后在全球各地火炬传递就出现了问题；然后是“5·12”汶川地震，全球捐款，万众一心，丧事喜办。所以等于从西藏到汶川，到 8 月 8 号奥运会，是三个月的间隔，然后就一步一步把这个民族主义推到顶峰。

而且“3·14”现在回头去看，那是他们开始测试这种左右民意和叙事的方法，而且很有效。他当时就干了两个事，一个是所有的人都不许报道，没有任何媒体可以去。那么你没有自由的新闻到达，他怎么讲就是怎样。当事实完全被封锁以后，那就是任由你自己去做叙事了。

那个时候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两个事，一个是我自己独家报的，就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前身，叫“中国走出去”。当时我们有一个独家，就是中国当时出了 300 亿国家拨款，全面“讲好中国故事”，也就是全球大外宣（Dà Wài Xuān: 指中国政府投入巨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大规模宣传活动，旨在提升其国际形象和话语权）的开始。

另一个事是胡锦涛视察人民日报社，然后说互联网是重要的发展，我们要管起来。所以从那个时候，中共开始全面地发展它的互联网监控和监管策略。包括后来我们都说的 GFW（Great Firewall: 即“中国国家防火墙”，是中国政府用于监控和过滤互联网内容的系统的俗称），防火墙的发明人方滨兴，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全面封锁。然后你就能看见，CCTV 不断地做各种法语频道、西班牙语频道，在非洲的布局，都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所以我想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今天的这个中国的样态，我们整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现在是这个球样，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并不都是习近平干的。那个大国叙事，还有奥运会打开大门、万邦来朝的那个状态，包括张艺谋，如果之前还拍过《活着》，后来就完全是法西斯美学、集体主义的那套东西，那个时候都是达到顶峰。

技术浪潮下的希望与幻灭

吴薇：当时全世界都错了，现在都证明是错了的，就是认为只要中国有一个经济相对发展的可能性，就有民主启蒙，融入全球化，它会自然转向民主化。所以有大量的关于民主转型的研究和书，全完了。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最傻叉的研究就是“党内民主”，我说党内叫什么民主？

但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的地方是，中国会假设，从领导人也会假设，中国还需要走向一个相对开放自由民主的方向，需要向西方学习。江泽民还秀弹钢琴、说英语呢，对吧？他居然可以让香港记者贴身跟他插两句嘴，他气得跑过来说：“You are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你先不说别的，至少领导人可以让几个记者簇拥，他有个人样子，哪怕发火也是有个人的样子。你现在可能想象记者去跟习主席近距离吗？

然后 09 年到许志永的“公盟”被关门，我有点灰心了。我觉得我满怀希望的这个媒体空间并没有变好。我拼了命地写言论自由、法律政治、维权案件，其实不为别的，就是想我可以合法地、自由地做一个记者。这个动机非常小，我跟共产党没有什么刻骨仇恨，就是我想做一个自由人，我想自由写作。后来艾未未说了一个经典的话：“你在中国只要做一个人，你就走在了犯罪的道路上。”

2011 年，希拉里发表了“自由互联网”讲话。那个时候是中国彻底地提出“互联网国界论”，就是说第一，互联网是有国界的；二是说对信息的自由获取，美国人认为是基本人权，中国认为是主权的延伸。然后 Google 说“不作恶”就离开了中国，我们就迎来了微博时代，世界上迎来了推特革命和伊朗革命。

另外一条线就是互联网和技术的发展。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企图从上而下的制度改变不可能，也许还可以尝试从下而上的，那时候叫 bottom-up。所以说民间的维权、草根的兴起，还有公民记者的出现，它都是技术带来的可能。但是政府、共产党，从胡锦涛意识到互联网要管起来的时候，就开始有完整的技术资本投入。当时美国的审查研究已经开始注意到，极权政府将审查责任下放到了互联网公司。跟中国相关的就是中国有大厂，这帮从美国留学回去的李彦宏、丁磊、张朝阳这帮人，他们创造了一个中国的互联网行业，接收了后来纷纷下岗的这些记者。所有跟我同时代的调查记者、时政记者，全都去大厂做公关去了。

这个系统被快速地用来数字化、极权化中国社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人痛恨的，不管是抖音、算法对人的控制，还是全民娱乐化、短视频化，都是这条线索。政治它是非常有条理、有设计地在利用技术。

贾老师：因为新疆的“七五事件”，不是把饭否封掉了吗？因为饭否封掉了，所以我们才逃亡到推特上面去的。

吴薇：对。然后其实微博怎么兴起的？我们记得 2011 年是微博元年。当时有很多研究者认为，微博产生了最像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Gōnggòng Lǐngyù: 源自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理论，指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公民可以在此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并形成舆论）。当时很多理论认为，个案发生、社媒爆料、律师跟上、传统媒体出稿子、研究者呼吁，这个模式推动了政策转变。这点在微博上其实是加速在出现的。直到微信开始在经济、技术、消费生活方式上全面控制中国人的信息获取和生活。到后来的高峰就是 COVID，你不扫码，不在微信上分享你的轨迹，你就别生活。这都是有据可循的。

从铁拳到出走：在香港见证最后的抗争

吴薇：我一直是冷眼看这些东西，比较警惕技术到底在干什么，但我又非常专注于技术的创新，一直希望技术能带给我们空间、可能性，和真正让我们中国人自由思考、自由生活的可能性。这是我真正的执念。

后来我因为那几年做国际项目，就被变成了真正的“境外势力”，被刑事拘留了 30 天。14 年我就觉得两件事情，一个是整个社会已经不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社会了；二是我不想跟这个政权一起变老。我以前也想说“心远地自偏”，觉得我只要内心是自由的，在不自由的状态下也可以生活，后来发现不行。在不自由的状态下，人的感受是会被异化的。我就越来越发现中国人整体对很多东西的感受在退化，基本的常识没了。所以我们老说世界上有俩逻辑，一个叫逻辑，一个叫中国逻辑。

后来我就到《人物》杂志做了几个月，然后被张洁平拉去做端传媒，所以我算端传媒早期的中国主编。那个时候我们还报道了天津大爆炸。当时我们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稿子，就是《中产阶级安全梦的破灭：一夜之间，中产变访民》。其实也是另一种反“中国梦”的叙述。当时天津港爆炸的时候，旁边那些高档社区好多楼呼啦一下就给炸掉了。我们那个文章的记者到了天津，发现很多人说，好好过日子、挣钱买房子，一夜之间炸了，啥也没有。我说就走这个点。他扭头就回天津了，后来就出了一个一万八千字的稿子。

中国梦的破灭，我们十年前就开始讲了。所以后来我们才说，人人做韭菜，你总会被收割的，直到铁拳砸在你身上。

后来我就去了纽约读政治学，目睹了川普第一次上台，目睹了美国的自由派觉得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文明衰退的状态。后来被 BBC 邀请回去，在 BBC 香港做了四年主编，就完整地、幸运地报道了香港反送中，所有的这些大的点，两百万人、四百万人、六百万人上街，包括“7·1”立法会底下的水炮车、催泪弹，我都在现场。又看到了最后一次维园六四纪念的消失。

所以我就在 21 年离开 BBC。当时你们记得《环球时报》天天追着 BBC 骂，所谓的“阴间滤镜”。当时那个从武汉传出来的关于封城的纪录片，其实是我们跟当地制作人的一个合作。我想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在保护信源的前提下把这个故事传出来。所以我就让我的记者们匿名的跟他们说，你们可不可以让渡掉你们的版权，都算我们的，出了事也算我们的。他们都说可以，谢谢你们。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从中国媒体人手里拿不出来的东西，我们报出来了。但是拿出来的素材，我们是完全自己剪的。我可以澄清一下，没有“死亡滤镜”，任何一个搞过纪录片的人都知道，那就是 raw 素材的原色，根本不存在 BBC 给一个死亡滤镜这件事情。

大声的诞生：在自由世界重建自我与社群

吴薇：我说了这么多，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做“大声”。你们能看出来，我思考有几条线。一个就是我考虑我们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当然我是个女人，我还有一条一直成长的线索，就是我到底在中国这个环境下，要怎样能做一个有独立精神、有自由感、有体面、有美的女人。

我完整的穿梭了技术的发展，又经历了时代，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从一个实习记者一步一步变成一个总编。我是少有的有这个运气和机会，变成一个又懂中文又懂英文，又知道怎么在本土做最难的新闻，又知道怎么在国际舞台上把中国的故事讲好，然后我又完整的用技术尝试改造了 BBC 中文，让它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丰富。怎么去得到用户、得到粉丝、制造流量，我全知道。然后我还没被打死，还到现在活蹦乱跳，是个奇迹。

我做了二十多年媒体，做了所有的技术尝试，一路失败。我们试了所有的可能性，从上而下个案推动，从下到上民间自我赋权，公民记者，去中心化，一切一切全是失败。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最后都不是以我们能考量的成功来决定的。

中国曾经想融入世界，但是现在习近平和中国政府认为，他们一个是可以给人类指引方向了，二是他们全面否定了中国要向那个开放、民主、现代化的方向走。他们要把十几亿中国人跟世界隔绝开。但我是一个开放发展社会的受益者，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那么我觉得我要站在自由的一方。我愿意选择站在自由那一方，我要在自由的世界里，把我学到的东西，我经历的不管是苦难也好，小小的经验也好，甚至失败的经验，和我活到今天没被摧毁的经验，我要让它放大，呈现下去，继续下去。

所以就有了“大声”。“大声”就是我二十多年媒体行业经验的所有思考的最后一个回答，就是我在自由的世界我要做什么。而且这个做什么特别具体，就我怎么把我后半生定义下来。因为我们太习惯被国家和权力告诉你，你要怎么看你自己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回到自己，问一句自己说：“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跟这个国家是什么关系？”我觉得会好很多。

在我这，我就想在自由的环境里被自由给机会。我不想重新再做一个机构媒体，我就想找到一个说自己话的地方。但我是想用价值观，用一个共同的价值共识来连接大家。我不能压制我不喜欢的声音，但是我可以放大我认为重要的声音。

还有一个，中国人很善于堵人的嘴，尤其堵女人的嘴。我老说，男人看到女人说话就不高兴了，看到一个女人这么爱说话、滔滔不绝，就更不高兴了。其实你可以在观点上争论我，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争论不了我，他们就说你说话声大。可是你为什么不先说我说的对不对呢？而且我说话声不大，只是比较清晰、比较动听而已。所以那我就把它放大到最大。

对话：网红、榜样与个人选择

李厚诚：你最近慢慢更接受“做自己”这个事了，你自己也是从偏机构媒体向个人媒体转变。你说你现在开始接受“我就是网红”，就是 influencer，你最近是什么样的转变？

吴薇：好问题。我干“大声”都快两年了，这俩月我才反应过来，我是要做 KOL 的人了。我刚反应过来。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是网红，努力做网红？因为市场上没有我这款的，卡住了生态位。

武雷：你能来给我一个特别重的印象就是，你是一个非常想探究问题实质的新闻人。你的底色给我强烈的印象是，对那个国家又恨又绝望，但还是充满了爱，在帮所有人找答案。

吴薇：妈呀，你说的每句话我都能怼回去。我老说我谁都不改变，我现在就做自己。我走世界比较多，老有人问，第一，你太不像一个中国人了。第二，就像当年在人大上学的时候，我们同学对我最大的表扬就是：“你太不像一个北京女孩了。”

你们发现，我对我的人生设计有进入系统吗？我从 day one 就没想过吃体制红利。可能老天爷就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做一个独立的人。我从来没享受过制度红利，所以我现在不怕失去。我想呈现的，真的不是要改变别人，我就是想做自己。

我想给所有，尤其女性观众，分享我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我作为一个小小的女孩，也经历了所有中国的这种教化、洗脑、塑造。我从小姨就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吴薇，你的五官无一不丑，靠脸吃饭这件事就没有了，人丑就要多读书。” 我一路到现在没有被异化成我讨厌的样子，我没有从人变成虫子。我想放大我的生活方式、我的思想和我的选择。如果有人也在面临同样的困惑，他们看见我至少说：“啊，中国还能出这么一个疯女人，到今天还没被打死，那也许我也不会被打死吧。”

武雷：这边最尖锐的问题就是有的人会说，要么是时代的红利，要么是你经历的幸运，促使你得到了自由体面美。因此如果我是一个今天的 Gen Z，我无法学习一个 role model，因为我没有你的机运。

吴薇：来来来，说点让你们感受好的。我在《南华早报》的时候，当时要减薪，标准是 7 万港币以上的减 20%，5 万以上的减 15%，往下递减，2 万港币以上的减 5%，没了。我才知道自己不受影响。我当时拿到手税后一万块，那是 2009 年。我可是拎着脑袋把他们写不出来的稿子都写的人呢，而且本小姐是英文写作。我后来离开《南华早报》的时候，跟我老板去辞职，他说：“是钱的问题吗？”我说：“钱永远都是个问题。”他问我薪水，我说一万。他一愣，我是六年半的记者。他说：“你不要走，我给你 double。”我说：“早干嘛呢？”

我就是比较二，或者我还有一个奇怪的执念，我老相信邪不压正，我老相信正义不会在所有的地方都给世界以黑暗。后来我发现，用一个高大上的表达方式，就是这叫信仰和信念。什么叫信念和信仰？就是这世界上有 50 亿人，49.99999 亿都不相信，但是你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你就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