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海外华人的社区困境与东京的尝试

谢谢各位，我希望今天能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与大家做一些分享。每一个来到海外的中国人，除了生存问题，首当其冲可能就是社区问题。东京人文论坛似乎正在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今天，我想用大约40到60分钟的时间，快速介绍一下东京人文论坛在做什么，我们遇到了哪些问题，并希望能和朋友们一同探讨。在后一个小时，我们可以针对我提出的10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东京人文论坛：一年举办近两百场活动的实践

首先，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东京人文论坛在过去一年里举办的活动，大约有100到200场，这还只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正式公布的。通过这些活动，你可以了解这样一个社区或文化沙龙主要在做什么，涉及哪些议题，是否与你相关，你又是否会感兴趣。

我们的活动议题非常广泛。例如，我们邀请了在中国出版了销量达几十万册书籍的张笑语先生，探讨备受关注的民族主义问题。我们也邀请了资深媒体人甲甲，以“呼吸”为例，讲述商业民族主义。女权也是我们关注的话题，去年10月，我们线上邀请了在美国的学者李斯盘女士进行分享。

傅国勇老师在东京人文论坛总共做了10场讲座，其中9场在东京，他深入浅出地讲解了金庸的武侠世界。令人惋惜的是，傅老师前不久刚刚去世。

我们还建立了教会，因为对于基督徒朋友来说，教会对社区的团契力量至关重要。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远超日本，规模可能达到一亿人。

此外，我们也关注独立电影。有一部纪录片讲述了富士康十年间的连续跳楼事件，反映了那一代年轻求职者极其艰难的处境。另一部电影《双井》，则真实再现了城管与小贩冲突的社会悲剧，那样的生活仿佛就在我们昨日的梦影里。

在思想领域，我们邀请了以宣讲自由主义而知名的周宝松先生，也请来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者业号，分析台湾的刺杀政治。

另一位参与者：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讲讲，为什么这些讲者会来？是你给了他们重金，还是你曾在中国救过他们的命？

伍雷： 答案很简单，就是“我很熟”。其实有时不熟也没关系，只要你认为做的事情对大家有意义。不要觉得某些人是高高在上的大学者，四海之内皆兄弟。任何一个中国人，无论在国内多么有名，到了国外都应归零。我们可以去邀请任何人，因为这样的分享对讲者和听众都非常有意义。

我们不仅邀请知名学者，也为年轻人提供平台。例如，小胡当时还是一名本科生，他就举办了一场关于国内电影批判性的讲座，分析电影如何被改造成“内涵式主旋律”。我们社区里有很多像小胡、李后晨这样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学识的广度与深度都已足够，只是缺少一个平台。每一个人的故事都非常精彩，都可以来分享。

我们还关注现实议题。我们邀请国内经济学家温克坚讨论中国经济问题，他十年前的预言不幸全部应验。我们还与东京大学的阿古智子教授合作，组织中日两国家长共同探讨教育问题，讨论非常激烈，两国的家长都对本国教育感到焦虑，其程度甚至不亚于北上广。

社区行动：从追思会到公共声明

当深圳的日本孩子被杀害后，我们组织了一场追思会，结果遭到了来自中日双方的谩骂。但我们认为，一个社区必须有是非观念，应当明确表达我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我们发起了一份有100多人实名签署的声明，这可能是华人社区为数不多的、对非政治性公共事件的表态。

另一位参与者： 这种纪念活动对于凝聚华人社群，尤其是具有特定政治倾向的社群，非常重要。就像香港的六四维园晚会，曾是凝聚香港本土公民社会的关键。纪念活动是公民社会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伍雷： 是的。遗憾的是，类似的追思会可能会越来越多，像江平老师、高耀洁老师、傅国勇老师等许多人去世，我们都要表达哀思。

创办缘起：从信息孤岛到建立社区

我原来在国内做律师，收入还算不错。2022年7月来到日本，在我的想象中，到了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华人应当更自由，不必像在国内那样自我审查、原子化、不敢表达。然而，来到日本后，我的观察却让我大吃一惊。我发现，一个华人在日本和在中国似乎没有两样：习惯了自我审查，说话前首先考虑的不是真实意图，而是领导是否喜欢、警察是否会找麻烦、家人是否会担心。

刚来的前六个月，我不认识任何华人，孩子也找不到玩伴，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信息的孤岛。让我感动的是那些善良的日本人。有一次我和孩子钓了一天鱼，一条也没钓到，一位日本老太太看到后，特意给我们买糖，关心我孩子的感受。那一刻我非常感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关心我们。

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社区。所以，第二年我来到东京，决定要做出改变。不是为了别人，就是为了我自己，为了能有朋友聊天、互相帮助，也为了我的孩子能有他们的朋友。

改变从租一个可以作为公共活动空间的房子开始。我们开始举办活动，傅国勇老师是第一位来做公开讲座的。那时东京的华人讲座还很少，所以大家参与非常踊跃。用了一年时间，社区就迅速建立起来了。

社区的价值：模仿北京公民社会，实现互助功能

当然，过程说起来简单，其实也有困难。有时活动人很少，最少的时候只有我和我爱人。但我们并不难过，因为这正反映出现状：我们华人已经不习惯过公共生活，不习惯向别人求助。每个人都想装得很成功，不愿承认自己遇到了问题。

我们建立这个论坛，很大程度上是对北京公民社会的模仿。我在北京时，有律师社区、基督教社区和我们自己办学的社区，这些社区是我生存的依赖，决定了我的生活质量。

我们社区取得了几个效果：第一，一年有超过一百场活动；第二，建立了一个基本的社区网络。所谓社区网络，就是当朋友们遇到困难时，第一时间能想到社区，那你就成功了。

社区的自助功能（Mutual Aid: 指社区成员之间自发形成的互相支持和帮助的网络）是最重要的。比如，有人想自杀，感到抑郁，我们需要有人与他沟通，帮他找工作。有人遇到交通事故，或者出租的房间里发生了意外，我们社区里有律师、税理师、行政书士等各方面的专家可以提供帮助。我们还为一位在东京不幸去世的中国律师的孩子处理后事进行捐款。

我一直认为，你不能只和大家谈论遥远的理想，必须关注他们近期、周边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社区，我们可以连接资源，实现互助。

海外华人社区建设面临的十大核心问题

在实践中，我一直在思考以下十个问题，今天也想和大家共同探讨。

1. 关于“融入日本社会”的问题

我认为，“融入日本社会”是一个假问题。所谓“融入”，意味着你进入一个新状态并消失掉原有状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更强调的是，我们来到日本，就应该遵守这里的法律和社会规范。我们是客人，依法纳税，管好自己的生活，赢得日本人的尊重，这就是真正的“融入”。你自由了，守法了，就会获得尊重，而不需要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惭愧。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是内心的自我解放。

2. 关于海外公民社会的建设问题

我想在海外建设公民社会，因为这在中国无法实现。社区和公民社会是相辅相成的概念。通过社区，大家可以了解什么是权利，什么是互相帮助。建设公民社会是一个从表达、行动到理念、再到捐款的一整套体系。我们要关心公共事务，无论是香港的朋友、藏族的朋友还是维吾尔族的朋友，我们自己不歧视别人，别人也不会歧视我们。

3. 关于自我生存问题

除了少数富裕人士，每个人都面临生存问题。我们需要共同研究如何在这里生存、做生意。中日之间有巨大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市场，我们如何利用这个市场养活自己，让家人生活得有体面？很多办理经营管理签证的朋友遇到了巨大困难，甚至破产，从国内的中产阶级变成在工地打工。每个人都要面临这种心理和角色的转换，社区的讨论、咨询和帮助就显得尤为重要。

4. 关于工作重心在日本还是中国的问题

对我而言，我关注的中心仍然是中国。你确定了方向，就决定了你要做什么。当然，如果有人厌烦了中国，希望在国外生活得与中国毫无关系，那也完全没问题，他的研究重心就可以放在日本。

5. 关于清晰化社区目标的问题

我希望东京人文论坛能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我初步的想法是希望有一万名会员，但会员的权利义务是什么？我如何触达他们？我希望在大阪、台北、纽约也能有这样的社区，但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目前我的目标还不是特别清晰。

6. 关于对中国社会的期待问题

我们为什么来日本？无论是为了安全、子女教育还是因为政治迫害，我们都对中国社会有着自己的期待。我毫不隐瞒，我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民主、法治、自由的国家。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习，但我们学得还远远不够。胡适曾说，一个国家的发达不在于高楼大厦，而在于文明。龙应台也说：“请用文明来说服我。”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暴力美学和丛林法则。

我最近向国内的律师朋友们提出了“三个土鳖”的理论：第一，如果你没有一门流利的外语，你获取的知识就局限于中文世界；第二，如果你在发达国家没有几个同行朋友，你就不了解这个行业的国际动态；第三，如果你的主要资产都放在国内，那你就是毫无意外的“土鳖”。我提倡当代的中国青年应当有国际化的视野。

7. 关于自我身份的认知问题

我们出来的华人，到底是政治流亡者、政治难民，还是一个寄居者？我的观察是，很多人都受到了伤害，但他们不愿承认。我把自己当作圣经里的“寄居者”，我不会永远待在日本，可能随时回国，现在主要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这种身份定位关系到我们的心理建设和下一代的教育。我的孩子会不会变成日本人？我岳父曾担心我的孩子会变成“日本鬼子”。我接触到很多华人的孩子甚至以自己是中国人为耻，不会说一句中文。但如果十年后中国民主化了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8. 关于互联网的问题

我们做了一个叫《三个火枪手》的节目，虽然粉丝不多，但我很得意，因为这是一个有价值观的节目，更重要的是，我通过它认识了朋友，筛选了朋友。在当代社会，每个人都离不开互联网。我们如何利用互联网建立社区、进行表达、找到朋友，这是一个重要课题。

9. 关于自我审查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已经到了“道路以目”的年代。说话前先考虑领导喜不喜欢，警察找不找。但现代文明的核心在于表达。我们为什么要出来？不就是为了说真话吗？我们不敢主张政治自由，不敢为蒙冤的人发声，因为政府不喜欢。

甚至连开玩笑都变得不正常。在清末，孙中山、黄兴那一代人会频繁地开玩笑说谁未来当总统。今天如果有人说想当总统，反而会迎来鄙视和嘲笑，说他有野心。我们的脑子里有很多固有的观念需要被打破。海外华人正在寻求真实，我们这批人也应承担起寻找真实历史和价值观的责任。

10. 关于风险问题

大家会问，做这些事有风险吗？风险就是回国会不会被抓。对我来说，我出来就是为了说真话，不考虑风险问题。我会关注六四，关注709。

我是做律师的，也是安全专家。评估安全问题主要看三点：组织性、影响力和行动力。如果你没有组织，不是行业里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也没有具体的行动，那么大概率不会有太大问题。当然，这不代表绝对安全。

另一位参与者： 我昨天看到一个案例，日本一个女生回中国被边控，原因仅仅是她的转账对象间接牵涉到缅甸的诈骗。现在中国的边控被滥用到了非常荒唐的地步，不可预知性太强了。

伍雷： 是的，你无法想象中国有上千万人被边控。被收护照、不让出境都算边控。维吾尔人、西藏人、法轮功学员都出不来。边控已经成为公安机关的常规措施。

我最后一次回国时也忐忑不安。过了安检，警察朝我走来，我心想坏了，结果他们抓走了我旁边的一位企业家。对我来说，这种事已经见怪不怪了。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