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今天我们将继续2025年中国总结系列中的第三部分——中国科技。中国的科技发展在这一年尤其值得总结，因为当前中国经济的重心已基本压注于“新质生产力”之上。关于新质生产力，存在两个核心悬念：第一，新质生产力能否成功，即中国的新兴技术产业能否取得成功；第二，即便成功，它能否真正挽救中国经济。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之前的节目已给出答案：从规模等多方面来看，中国仅凭新兴科技产业无法完全挽救经济。因此，今天我们将重点审视第一个问题：从“中国制造2025”到现在，中国新兴科技领域是否具备真正的竞争力，以及应如何理解其发展。我相信，无论是因为稀土卡脖子，还是AI领域的全球关注，这都是2025年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理解中国科技发展的传统框架与新视角

过去，我们理解中国科技发展主要有两个框架。第一个是刘仲静提出的“瓦房店化”理论，认为中国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只能引进外来技术，而引进后技术会不断劣化，最终只能生产劣质产品。许多自由派以此观点理解中国科技，认为其完全依赖剽窃或技术转移，且转移后只会逐步劣化。第二个是秦晖老师提出的“低人权优势”。狭义上，这主要指中国提供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优势；广义上则认为中国很多领域的核心能力源于对人权的低保障。今天，我们将审视这些传统框架，并尝试在瓦房店化和低人权优势之外，提出一个新的模式来理解中国科技发展。

在探讨中国科技强弱的问题时，我们关注的焦点是“科技与工业”，而非实验室或大学的研发能力。我们主要考察企业能力，特别是工业化科技能力，即中国能否通过科技提升工业领域的竞争力。这一问题通常会引申出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国确实存在一种独特发展科技产业的模式，其核心并非国有公司，而是国家战略牵动民营企业，通过国家资源和政策培育民营企业。例如，Deep Seek、BYD、CATL等都是民营公司，甚至华为在名义上也是民营公司。这种模式似乎能实现“既要又要”，即既发挥了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又利用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下企业家精神对利润的追求来推动企业创新。与国外相比，这种中国模式似乎无往不利，能够同时调动国家和民营企业的能力。

中国模式的核心运作机制

中国科技领域确实拥有许多能力极强的民营企业，如在全球取得一定垄断地位的DJI。进一步拆解“中国模式”，其核心机制包括：

• 地方官员驱动: 地方官员以GDP作为KPM（Key Performance Metric），导致他们大面积地服务于企业而非监管企业。
• 超市场规格资源: 国家能够提供超出市场规格的资金支持，通过“窗口指导”银行向企业提供信贷，并利用政府投资和购买为企业做大市场。
• 企业家精神: 结合了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对利润的攫取。

这三者——国家资源、市场、资金，地方官员对企业的服务，以及企业家精神——结合在一起，使得很多人认为它必将“暴打”西方的监管式政府和纯粹自由市场。西方政府通常监管企业而非服务企业，其自由市场也无法像中国一样超规格地为企业提供市场和信贷。这种模式导致西方企业在短期、中期、长期都难以与中国企业竞争，近期许多层面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趋势。因此，如果中国科技取得成功，其背后的问题必然指向“中国模式”：面对21世纪的科技竞争，中国模式是否会最终胜出？这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

中国科技的崛起：多个领域展现全球竞争力

首先，如果简单回答中国科技是否强大，答案是：中国已在几个领域展现出非常强的竞争力。这些是“领域”而非“行业”，因为中国科技的特点是比单一产业或公司体量更大的“产业链上下游全部集成”的优势。这些优势已远超廉价劳动力或简单的低人权优势，并非单一行业的优势，而是整个领域的优势。

以下是中国已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主要领域：

化学与生物制药领域

中国从化学到生物制药领域都已相对强大，不再仅仅是仿制药大国，而正向创新药大国迈进。2025年，中国已对外签署157项药物研发对外许可协议，远超2024年的94项；授权金额也翻倍，从2024年的519亿美元增至2025年的1357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表明中国已成为一个研发药大国。

全球顶尖人才也在不断加入中国院校，特别是在生物和医疗领域：

• 美国杜克大学的胡叶教授，全球RNA疫苗和RNA治疗领域的权威，现任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创院院长。
• 日本东京大学有机化学和电镜分子影像权威宗村荣医教授，加盟南开大学，任兼职教授。
•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领域权威Charles Lieber教授，全职加入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 瑞士伯尔尼大学免疫学教授、2022年欧洲杰出科学成就奖得主Andrew McPherson教授，全职加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 这表明中国在2025年的人才引进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果。

在化学生物质料领域，中国已在许多产业链环节和行业中拥有垄断性地位。

• 关键制药中间体: 在许多制药中间体（如消基苯、青霉素母核等）的链条上，中国已占据60%至80%的产业链份额。印度作为仿制药大国，其制药原材料也几乎都依赖中国生产。
• 发酵类中间体: 中国在发酵类中间体的份额更高，部分单品甚至超过90%，涵盖抗生素、维生素、氨基酸等领域。 中国的优势不仅在于低价，更在于大规模生产能力。西方药厂的发酵罐通常是50-100吨级，而中国通过新兴工艺已能实现400-600吨级的超巨型发酵罐。这意味着西方即使投资，也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同等规模的生产能力，导致成本劣势。

中国还形成了独特的工业园区模式，显著降低了综合成本。园区内建有自己的热电厂，可以直接向发酵罐输送其所需的核心原料高压蒸汽。工厂的副产品（如锡酸、废液）也可通过管道直接输送给邻近工厂作为原材料。这种协同效应在国外难以复制，因为国外难以获得如此大面积的土地进行集中规划，这一定程度上与低人权优势相关，即通过征地等方式实现。

在原研药研发方面，中国也具备独特优势：

• 庞大样本池: 拥有14亿人口，在许多疾病上具备更大的样本池。
• 高效临床: 拥有庞大的三甲医院体系和集群，进行临床试验的成本最低。 这种制药生态和药物研发生态非常强大。尽管受国内医保情况限制，一些高级原研药在中国市场难以普及，但对外授权规模已达每年千亿美元级别。

中国在化工到制药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都具备巨大优势，未来能够实现“卡脖子”。例如，抗生素和维生素的生产已高度集中于中国少数工厂，中间体工艺也形成垄断，类似于稀土工艺垄断。西方过去奉行“去工业化”，药企重研发轻制造，将高成本、低利润的原料药（API）和中间体生产外包给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是主要承接地）。此外，这些生产过程常伴随大量污染，使得其他国家因环保监管难以重新反向生产。经过十多年的知识流失，西方已不掌握这些中间生产工艺知识，而中国不仅掌握，还发展出更大规模的工艺知识。

展望未来，中国在这些领域仍有巨大发展空间：

• 发酵技术拓展: 发酵罐生产的原料药技术未来可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因为它无需高压高温，这种大规模发酵技术可实现跨领域迁移。
• 新药靶点优化: 尽管中国不常进行突破性研发，但在西方已研发出基础药物方式后，中国在寻找新靶点、基于国外药物进行改进研发方面能力极强，这很可能是药物最终实现商业价值的关键环节。

稀土永磁体与电机领域

这是中国在2025年已能“疯狂卡脖子”的领域，近期更是对日本启动了稀土合同限制。稀土是中国的一张王牌，中国不仅掌握矿山，更掌握分离工艺这一核心门槛，使得中国的稀土在全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重稀土永磁体: 中国在重稀土永磁体的新工艺中，可将原材料使用量减少70%，形成不可替代的优势。这一领域的技术优势最初通过引进国外（尤其是日本）技术，而后不断创新形成。
• 原材料垄断: 轻稀土原材料门槛不高，但重稀土原材料几乎只存在于中国南方及缅甸。中国通过控制缅甸民族武装和政府，掌握了缅甸的重稀土矿，国内的重稀土矿更不在话下。
• 全产业链控制: 中国几乎垄断了从原材料、分离工艺到制成品的整个链条。因此，中国可以通过价格手段操纵市场，压垮潜在竞争对手，削减其利润。
• 技术垄断: 过去20年，全球风电、动力电动车等都围绕NdFeB magnet技术展开，而这项技术已被中国垄断。西方若要更换新技术，将面临极高的全产业链迁移成本。

未来，中国在该领域仍具优势：

• 轻稀土电机研发: 面对西方（如Honda、Tesla）研发无稀土电机，中国则主攻轻稀土电机。若成功，其成本将远低于重稀土电机，且效果优于无稀土电机。
• 稀土回收网络: 西方因缺乏稀土矿而致力于稀土回收，但中国凭借自身巨大的稀土产能、光伏产业和新能源汽车市场，拥有最多的稀土废料，未来很可能建成全球最大的稀土回收网络。
• 技术迁移: 稀土和稀土电机的优势可能进一步迁移至自动化、工业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等领域。

光伏、动力电池与新能源汽车领域

在光伏、动力电池到新能源汽车的整个产业链，中国都具有巨大优势。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已使其成为全球汽车出口第一大国。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市场已超越Tesla，BYD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部分区域的销量甚至达到Tesla的两倍。

中国在该领域不仅现在领先，未来也已提前布局：

• 下一代电池技术: 西方主攻固态电池，而中国已量产半固态电池，并在钠离子电池领域率先突破。
• 动力电池的核心地位: 动力电池是未来“电力时代”的核心基础总成系统，对无人机、机器人、电动航空、电动兵器、卡车及特种电动设备都至关重要。中国在该领域的能力很可能像永磁电机一样，迁移至未来的机器人领域，形成巨大优势。

无人机领域

从导航、图传、软件、零部件到整机组装，中国在无人机领域也具备优势。中国的优势在于无人机的消费电子化。最初，国外将无人机视为高精度航模，而中国则将其定位为“可以拍照的手机”或“可以飞的手机”，从一开始就面向消费电子市场。

• 快速迭代: 中国DJI的无人机迭代速度极快，往往6-9个月就能完成一代产品的零部件升级、模块化优化、组装和量产。相比之下，西方竞争对手（如美国的Parrot、Skydio）的产品研发周期通常长达两年（约24个月）。
• 产业链集群: 以深圳为核心的无人机产业链集群已非常成熟。
• 军事与集成: 无人机与军事的关系日益紧密，中国在无人机及反制方面可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此外，无人机与中国在5G/6G通信领域的优势结合，可实现无人机机群操作、蜂群无人机、无人机阵列等，通过通信技术将成千上万的廉价无人机互联，形成巨大优势。

芯片设计、制造与AI大模型领域

在芯片设计、制造和AI大模型领域，中国也具备一定优势。

• 芯片制造瓶颈: 芯片制造的先进制程仍是中国的问题，类似于“曼哈顿计划”级别的攻坚，尚需时日。
• 前端优势: 但在前端的芯片设计、AI大模型到AI应用整个领域，中国可能仅略逊于美国。
• 成熟制程垄断: 在成熟制程方面，中国几乎已形成垄断。未来五年，全球新增的28纳米及以上产能，70%都将集中在中国。例如，Wingtech Technology与Nexperia之间的竞争就显示出中国成熟制程对全球的影响，这两家公司一旦停产，全球许多汽车工厂都将面临停工。中国很可能将成熟制程“光伏化”，通过极低的价格让其他成熟制程工厂难以竞争。
• AI大模型与应用: 中国的AI大模型（特别是Alibaba）表现出色，AI应用更是领先。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和丰富的行业应用，以及众多工程师（“马农”）。因此，在声音、图像、工业应用等AI应用领域，中国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综上所述，中国确实已成为一个科技强国。这种能力用“瓦房店化”来解释是错误的，中国引入技术后并非越做越差，而是越做越好。无论是稀土分离、医药原材料、原料药和中间体生产，还是AI应用层、AI大模型、无人机，甚至动力电池等新领域，很多都是中国原创并越做越好。

中国模式的深层困境与“工程黑洞”理论

“低人权优势”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如中间公益流程的集中和国家超规模投入，以及中国产业园区这种国外无法复制的模式（与土地国质体制和强制征地有关）。但如果将所有成就都归结为低人权优势，则过于牵强。除了上述集群领域，中国在造船、电力输配与电网调配（超高压输电）、通信网络技术、航天技术等多个行业也相对发达。中国是一个多领域、拥有强大工业积累和超大工业制造能力国家，其科技竞争力不容小觑。

然而，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审视“中国模式”是否优于西方模式。表面上看，中国政府服务企业，介入市场提供超规模融资和市场，以及园区化、供应链集中等模式，似乎优于西方政府监管企业、不介入市场、自由市场竞争的模式。中国模式似乎实现了“既有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又有民营企业企业家精神和盈利”的“既要又要”。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模式的问题非常明显：

中国模式的内在问题

• 软预算与高债务: 这种模式导致软预算，带来高额债务。芯片、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都存在严重的债务问题，许多企业面临暴雷风险，甚至稀土领域初期也面临风险，最终被国家强制国有化。政府超规格介入必然带来软预算风险，进而转化为高债务。
• 产能过剩: 软预算模式的另一个问题是普遍的产能过剩。中国企业市场份额大、能力强，但普遍不赚钱。例如，中国所有汽车企业的利润总和甚至不及Toyota一家公司。严重的产能过剩导致企业不得不“以价换量”，利润微薄。
• 需求端弱，供给端强: 这种发展模式导致国家经济体系需求端极弱而供给端极强，内需不足。这与中国未来经济结构的核心问题——如何提高内需——形成矛盾。
• 变相国企化: 表面上的“既要又要”并非真实。许多例子表明，中国科技领域的企业存在“变相国企化”问题，国家意志和行政力量会强力介入。
  1. 央企化: 如稀土和芯片领域，分散的资产和企业最终并入央企或国资委序列，形成寡头国家队。
  2. 特殊管理股: 类似Huawei、BYD等公司，国有持股比例虽小（1%或个位数），但在董事会和决策中占据大量席位。
  3. 行政强力介入: 某些企业（如Deep Seek）即使没有黄金股，行政能力也能强力介入其运营和经营，进行“窗口指导”。
  4. 准金融/准工业事业化: 许多领域最终会走向准金融或准工业事业化，如Ant Group就是典型案例。
• 贸易摩擦与不公平: 中国模式对其他国家不公平，导致严重的贸易摩擦。不仅与西方国家，甚至与一些南方国家（如巴西、印尼、泰国、墨西哥）也出现了高额关税。这种模式对其他国家的产业升级构成巨大障碍，因此贸易摩擦将持续存在。

关于中国模式的这些问题，存在两种分歧：

1. 短期问题论: 认为上述问题都是短期问题，可通过技术性手段解决。例如，产能过剩可通过国企兼并或推动企业兼并来解决；软预算和高债务可通过将市权从地方收归国家层面，由发改委、财政部进行特殊审批，避免重复建设来解决。持此观点者认为，中国模式本身是好的，只需打补丁即可。
2. 内在问题论: 认为上述所有问题都是中国模式的内在问题，任何补丁都将带来新的问题。例如，收归市权会切断地方市长为完成经济KPI而服务企业的能力；大规模国企化兼并则会丧失民营企业分散化的优势。我个人倾向于后者，认为这些问题是内生性的，无法通过技术系统解决。

“工程黑洞”：理解中国科技的深层逻辑

中国模式无疑是强大的，它在许多领域已取得垄断地位，即使西方国家试图“de-risking from China”，重建产能也需巨大的时间、成本和成功率考量。然而，这种强大的模式是否能转化为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则是两说。

从商业能力和财富积累来看，它并不强大。

• 补贴国外市场: 中国模式如同“举全国之力补贴国外市场”。产能过剩导致“以价换量”，再加上政府债务和银行“窗口指导”的超规模投资，最终财富并未被中国企业赚取，利润微薄，也未能反哺国内形成财富效应。
• 双输局面: 这实际上对中国和外国都是“双输”。中国企业未赚到钱，外国企业也因竞争激烈而利润受损。这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除了短期消费者获利外，从企业角度看是双输。

但是，这种模式对国家确实有好处：

• 卡脖子能力: 当其他国家试图反制中国时，中国拥有充足的反制手段。除了稀土，抗生素和维生素原材料、永磁体、动力电池、无人机、成熟制程芯片、医药原材料等都是中国可以“卡脖子”的关键领域。

• 军民两用与战争产能: 上述许多领域都具备军民两用潜力，可迁移至军事能力。

  • 造船可用于建造军舰；
  • 动力电池可用于军用动力电池平台；
  • 无人机有军用型号，结合通信技术可实现蜂群无人机、饱和打击；
  • 机器人和AI更是如此。 这些能力一旦与产能挂钩，将直接影响中国在战时时期的产能和战争能力。因此，从国家层面、政府层面，乃至党的层面来看，这些技术优势和工业能力都具备战略价值，有利于国家间的战略竞争和军事竞争。

• 地缘政治影响: 这些技术优势也可带来地缘政治好处，通过向国外输出产能，形成基于中国的产量优势。若中国愿意分享技术，也能帮助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但这种好处能否有效转化，还需看中国地缘政治的特点。目前中国向东南亚输出的大量产能，可能与当地国家的意志存在一定冲突。

因此，中国模式是强大的，它已取得累累硕果，建立了强大的能力。但它是否可持续？我认为不一定。不过，这些领域未必会“烂尾”，因为尽管利润不多，营收却非常大，能持续带来现金回馈。虽然效率可能不高，但巨大的资金投入仍能发挥作用。然而，这对于整个经济体系、内需的形成没有任何好处。

最后，我提出一个理解中国科技领域的概念，既非“瓦房店化”，也非“低人权优势”，而是“工程黑洞”。这是一个国家超大规模投入的工程领域，它像黑洞一样，不断吸收：

• 银行体系的资本与信用；
• 国家行政资源的注意力（地方官员以此完成政绩）；
• 国家财政和公共资源；
• 全行业的利润（因产能过剩）；
• 国内需求与居民福利；
• 外国的工业化能力与就业；
• 国内中小企业的生态（导致出口外贸向大中型企业集中）；
• 中国的环境保护与能源的未来空间；
• 中国对外部的政治空间与能力（因贸易摩擦与许多南方国家产生根本性矛盾）。

这个巨大的工程黑洞，不断将外部资源和注意力吸入，却不能产生利润，只能产生某种国家能力或党的能力。它并非通过破坏性创新形成科技优势，进而转化为企业竞争力、利润和财富效应。相反，它是一个吞噬资源的黑洞。这个进程在2026、2027年将继续，新质生产力仍是核心一环，国家对数据中心、芯片、AI能力的巨额投入将使其规模持续扩大。

我认为，正是这个“工程黑洞”的存在，导致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分化的日益加剧。中国不断将更多资源投入“工程黑洞”，会使得经济分化和社会分化愈发强烈，进而成为失业率和社会矛盾的根本来源。因此，中国科技越强，其真实的竞争力越强，反而越可能加剧中国社会矛盾和经济分化。中国科技领域吸收的能力和资源越多，也可能意味着中国社会矛盾越发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