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原型与叶企孙的真实人生

我最近看完了奈飞版《三体》，其中文革的开场引发了广泛讨论，而主人公的原型被普遍认为是清华大学的叶企孙教授。科幻小说本无需考证，但我曾在2010年撰写过一篇关于叶企孙先生的文章，之后又拜访了他的家人和学生。他们向我展示了叶先生一些未曾公布的文革期间日记和照片。多年来，我一直将这些资料带在身边，觉得可以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

《三体》的开场描述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叶哲泰在文革期间被批斗的场景。然而，这场批斗并非发生在清华，也不可能在清华，因为清华物理系在1952年就已经不存在了。这恰是叶企孙命运的一个象征。他28岁时创建了清华物理系，此前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布里奇曼。因此，1926年叶企孙创建物理系时，清华还只是一个利用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Gengzi Indemnity: 清朝政府因义和团运动战败，向西方列强支付的巨额赔款）所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当时，物理系只有他一位教授，直到第三届也仅有一名学生。然而，十年之后，这张照片中的物理系师生中，日后有13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4人获得两弹一星（Two Bombs, One Satellite: 指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成功研制原子弹、氢弹和发射人造卫星的重大科技成就）功勋奖章。此后，不论是抗日战争还是国共内战，清华大学都在战火中独立于政治而存在。

科学报国：清华物理系的奠基者

许多人好奇叶企孙为何没有在1949年随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同南下台湾。我也曾向他的侄子叶明汉院士提出这个问题。他拿出叔叔的一件遗物——一个非常小的硬皮本子，小到可以握在手心。那是叶企孙1948年的日记。其中6月底的一天，他记录了三件事：第一件是开封保卫战已进入白刃肉搏阶段；第二件是当天下午大概五点三刻，狂风大作中，庙会有大树砸人。然而，在如此强烈不安的气氛中，他最关心的中国学术仍在勉力维持。他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数学家汉斯·路易斯（Hans-Louis）前来演讲。

这便是叶企孙的宗旨，从16岁创办科学会时起，他就明确规定：第一不谈宗教，第二不谈政治，他要让中国学术独立存在。因此，1948年12月14日北平围城开始后，梅贻琦校长离开清华南下，但叶企孙没有走。他当天的日记一片空白。在日记的末尾，我看到一行字写着：“1949，清华之校委员会成立。”他担任了委员兼常务委员兼主席和理学院院长。此后三年，叶企孙实际上是清华大学的一把手。直到1950年，清华大学仍保持着学术独立的传统，研究无禁区，图书馆无禁书。因此当年，全国高考前十名全部报考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思想改造与院系调整的冲击

在人人都穿着列宁装（Lenin Suit: 一种受苏联影响的、带有革命色彩的制服）的年代，叶企孙是极少数仍穿着长袍的人。然而，到了1951年，他遭到连续批判。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认为他以资产阶级的办学观点经营清华。因此，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Departmental Adjustment: 1952年中国高等教育体系进行的大规模改革，旨在模仿苏联模式，将综合性大学的院系拆分并入专业性院校）之后，清华物理系被一刀砍掉，并入北大。叶企孙的学生回忆说：“叶企孙到北大来以后，就成了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教授，他什么权利也没有了，也不听他的了。所以我觉得很可惜的，我们就是续权收敛这一刀啊，就把清华的物理系又砍了，我们又砍了，几十年都恢复不了的。” 因此，叶企孙于1967年在北大被揪斗（Jiudou: 文革期间对被批判者进行公开羞辱和批斗的一种方式，常伴随肢体暴力）。

文革风暴中的知识分子

1966年，《五一六通知》（May 16th Circular: 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的文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发动了文革，要求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九天之后，第一张大字报（Big-character Poster: 一种用大字书写、张贴在公共场所的宣传品，在文革期间成为重要的政治斗争工具）就出现在北大。学生们宣称，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后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引起全国震动。6月18日，北大学生自发揪斗了69位学校领导和老师，很快引发全国效仿，要求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所谓的揪斗，可以从字面上理解。这张照片中，曾与叶企孙在清华校务会共事的吴晗，他的头发几乎被这样揪光，是连着皮肉一把一把被揪下来的。照片上，那些戴高帽子、名字上被打红叉的人，是当时法院对被判处死刑者在公告上的做法。这些知识分子被泼墨汁，表示他们是“黑帮分子”。这种姿势被称为喷气式（Jet Plane Style: 文革批斗中一种强迫被批斗者弯腰低头，双手向后高举的姿势，形似喷气式飞机），表示低头认罪。叶企孙的学生赵九章，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的负责人，他年纪大了，腰弯不下去。造反派就用烟头烫他的腰、腿和脚，烟头烫灭了，腰还是没能弯下去。北大批斗的地点被称为“牛鬼蛇神台”，一旦学术权威被定义为“牛鬼蛇神”，他们就不再被当作人对待。

红卫兵的崛起与高层态度

《三体》中，叶哲泰教授被批斗时，一位14岁的女学生用铜头皮带抽打他，这并非虚构。这种残暴的刑罚方式，的确是由中学生全面带入大学的。当时的中共中央工作组进驻北大后，不太希望出现大规模无领导的群众暴力，希望进行学术批判，不要随意揪斗。然而，7月26日，在北大的万人大会上，来自北大附中的女中学生彭小萌，用铜头皮带抽打了工作组的组长。当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江青拥抱了她。一个月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100万名红卫兵（Red Guards: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学生组成的半军事化群众组织，是文革初期运动的主力）。彭小萌在天安门城楼上做了演讲。同一天，另一位女中学生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两周之前，她的同学们用铜头皮带和带钉子的棍棒打死了他们的校长卞仲耘。

当最高领袖得知宋彬彬的名字意为“文质彬彬”后，他说：“要武嘛！”此后，1966年8月，被红卫兵称为“红八月”，红色是血的颜色。北大有15人遇害。很快，阶级斗争反噬自身，宋彬彬和彭小萌的干部父亲们都被批斗。叶企孙没有在1966年被揪斗，只是因为他当时已失去所有权力，不再是“当权派”。1952年接任他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在文革时有时一天被审讯和批斗多达27次。1967年1月，六七个浙江大学的红卫兵闯入高教部，劫持他带到南方去批斗。一周后，有人在高教部门口发现了几个麻袋，打开后发现里面是蒋南翔，他被送回高教部，只因“上面”发话。叶企孙因此避开了1966年知识分子第一波死亡潮，但他已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叶明汉先生告诉我，1967年6月，当北大物理楼贴出大字报，写着“打倒国民党特务叶企孙”时，叶企孙的家人说：“今天我被揪出来了。”他说这句话时很平静，表示自己一辈子经历的挫折很多，相信这次也能承受得住。叶明汉去打听原因，得到的答复是“案情严重，不能透露”。

对爱因斯坦与“一分为二”的辩护

《三体》中提到，叶哲泰被红卫兵批斗的原因是他讲解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唯心主义，为上帝留下了位置。但这并非叶企孙在文革中被批斗的直接原因。叶先生的学生戴念祖先生告诉我，叶企孙的确曾为爱因斯坦和唯心主义辩护过，那场辩护震惊了整个知识界。1965年，《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论述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唯心主义如何阻碍了科学发展。叶企孙发表了“极点意见”，公开反对这一观点。戴先生说，这篇文章让整个学界都惊住了，因为他们知道叶企孙反对的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二”是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依据，因此当时的科学哲学界才要把科学家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彼此对立，互相斗争。《红旗杂志》文章的论据之一是，从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说，到德布罗意（Louis de Broglie）的物质波理论中间隔了19年，就是受到了唯心主义的阻碍。而叶企孙反驳说：“这种说法未免太简单了，实验需要时间。”

叶企孙在哈佛大学的量子理论、电子理论与相对论的成绩都是A，给他上课的是肯布尔（Edwin C. Kemble），美国理论物理的奠基性人物。叶企孙少年时代的外号叫“老夫子”，他是一个敏于思而讷于言的人，有严重的口吃，讲话很少，也很慢。但这样的人说一句话，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分量。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轻声而重重地问了一句话：“科学史上，的确有一些科学家有唯心观点或者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他们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什么？”他的提问并非课堂上向学生的提问，而是公开发表，甚至刊登在最高领袖案头必备的刊物上。他的文章产生了巨大影响，上级要求组织批判。但当时的自然辩证法领域，从学界到干部，大多是叶企孙的学生，他们不愿意，也无法在学理上批判他。所以，只是潦草地组织了一个检讨会，大家言不及义，草草了事。叶明汉先生说，他叔叔算是逃过一劫。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批判会给别人的印象是，经过了十几年的思想改造之后，一些知识分子仍然冥顽不灵，有对核心意识形态进行挑战的观点、愿望和影响力。

从学术批判到肉体摧残

1966年，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写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因此，1967年，批判叶企孙的人变了，这一次是红卫兵。他们没有与叶企孙进行任何学术辩论，而是直接把他押进了黑帮劳改队（Black Gang Labor Reform Team: 文革期间对被批斗的“黑帮分子”进行集中关押和强迫劳动的组织）。这个劳改队也是北大的首创。入队的人要剃阴阳头（Yin-Yang Head: 文革期间对被批斗者进行羞辱的一种方式，剃掉一半头发，留下一半），戴黑袖章，被强迫劳动。当时北大英文系教授吴兴华在酷暑中想要喝水，红卫兵逼着他喝阴沟中化工厂的污水，他当天就死了。叶企孙的侄子叶明汉怕出事，就找到当时红卫兵组织中的一位要害人物，恳请他出面保护叔叔。这个人曾与叶企孙相熟，但当时他的回应只是一声冷笑。叶明汉先生回忆说：“这声冷笑冻结了我全身。”然后那个人又说：“你叔叔是被他最喜欢的学生害的。”我问叶明汉先生如何理解这句话，他没有回答，而是站起身从屋里拿出一个盒子。盒子里有一个小纸盒，里面放着60多张80多年前的照片底片，他说：“你去冲洗出来看看吧。”

恩师与学生的悲剧性关联

事后，我冲洗出64张照片。照片中大部分是同一个年轻人，他总是面带笑容，踢足球、打网球，合影时总有许多搞怪的点子。他有时拿着鞭子赶牛车，甚至把赶车的农民也逗笑起来。在他的照片中，没有一个正襟危坐的人，他似乎能感染每一个人，让他们流露出平时没有的快乐。叶企孙终生未娶，没有成家，学生就是他的生命。李政道19岁时，叶企孙就破格送他去美国留学。当时办理护照的工作人员说：“这还是个小孩。”叶企孙坚定地说：“我做主。”十一年后，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奖，他说：“叶先生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华罗庚当年只是县城杂货铺里打算盘的小职员，腿部有残疾。是叶先生批准他到清华教书，又送他去剑桥大学深造。当时有很多人激烈争论，但叶企孙说：“请大家看一看华罗庚的论文，然后再来说话。”多年后，华罗庚回忆起叶企孙时热泪盈眶，他说：“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叶企孙安排钱三强去麻省理工大学学火箭研究，让赵九章去德国学高空气象学，让马大猷到英国学习应用光子学。他几乎是从零开始，建立起了整个中国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熊大缜是他最得意的弟子，1932年考入物理系，是中国研究红外摄影的第一人。

熊大缜案：叶企孙一生的痛

本来叶企孙要送熊大缜去德国留学，但当时抗日战争爆发，熊大缜要求去冀中参加八路军抗日。国难当头，叶企孙无法挽留，只好由他去了。此后，叶企孙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还动用了清华大学留守基金中的一万元，搜购了许多器材运到河北去抗日，并派了北平大概近十位学生去帮助熊大缜。1939年，国共关系急剧恶化，熊大缜以“国民党特务”之名被逮捕。当时，约有上百位青年知识分子受到牵连，严刑逼供，有人四肢被打断。1939年7月，日军扫荡、机关转移的过程中，押解熊大缜的人员未经许可，私自处死了他。当时本应枪决，但熊大缜说子弹宝贵，留给日本人，他要求用石头砸死自己。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熊大缜遇害时年仅26岁。我冲洗出的底片是他留下的唯一遗物。这件事情是叶企孙一生中遭受的极大情感打击。因此，北平一解放，他就向接管清华的军代表提出要给熊大缜平反。他当时说这些话时不禁流泪，但这个细节被人看到，在日后成为他“心怀不满”的证据。1967年，这份30年前的档案被翻出，熊大缜在档案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由叶企孙介绍加入。因此，日后专案组说，中央文革小组早就掌握了叶企孙的情况，没有动他，只是因为“某些人”的原因，意指中央高层。

卫星计划与保护伞的消失

1963年，中国虽然没有像《三体》中红岸基地（Red Coast Base: 《三体》小说中探索外星智慧生物的绝密军事基地）那样探索外星智慧生物的项目，但成立了星际航行委员会（Interstellar Navigation Committee: 1963年中国成立的负责航天事业的机构）。其中钱三强、钱学森、赵九章等都是叶企孙的学生。叶企孙和赵九章在1964年给周恩来写信，提出了人造卫星计划，并得到批准。这意味着当时这些科学家受到中央政府的某种特殊保护。然而，到了1967年，这种保护消失了。整个国家行政体系和司法体系全面摧毁，中央高层被连续批斗。在中南海内，刘少奇曾手持宪法为自己辩护，但此时，中国国家主席已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保护自己。《三体》的故事里，叶文洁被要求在伪证材料上签字，供出叶哲泰和两弹工程负责人的不实材料。

1968年2月9日，相似的事情发生在叶企孙身上。专案组逼迫他揭发钱三强。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他曾由叶企孙安排在法国居里夫人实验室工作，1948年回国任教时，有两个学期就住在叶企孙家中。逼供叶企孙的细节没有人知道。但就在这个月，叶明汉发现他的叔叔出现了幻听（Auditory Hallucinations: 一种精神症状，患者听到实际不存在的声音）。叶企孙说，不论他在做什么，都有电台在监视他；他喝茶，电台不让他喝；他走出门，电台又让他回去。叶明汉看着他说，心中很悲哀：“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回事，是幻觉。”叶企孙却说：“有，是你听不到，是你的耳朵聋了。”被幻觉所困，意味着人的理性和赋予无意义事物的能力彻底崩溃。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叶企孙也没有揭发他的学生。多年后，人们在材料中看到，当他写到钱三强时，他说：“我对他的印象是，他工作努力，思想比较先进。”看过这些提审材料的清华校史专家钱临照说，总结起来，叶企孙在提审中所说的就是一句话：“我不说假话，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师的。”

狱中坚守与清华园的毁灭

1968年5月，70岁的叶企孙被正式逮捕。他被戴上手铐，押上囚车。叶明汉甚至不敢问发生了什么，要去哪里。他只是按照学校的要求去送衣物。事后很多年，叶企孙从未向他谈起这段遭遇，他说，至今仍是一个谜。在叶先生的遗物中，有一本抄着毛泽东诗词的本子，其中某一页，我翻到了几行记录，看样子是他数年之后追忆补记的。他写道：“1968年，约5月16日，我在左腿下骨被人打伤。1968年5月23日深夜起，我被拘留在卫戍司令部南郊某处。1969年，约5月中旬起，我患右腿力不足病，站起来就要跌下去。”我查阅北大校史才知道，1968年5月16日，是北大正式成立监改大队的一天，也意味着218名“黑帮分子”被集中关押。校史记录中说这个地方阴风惨惨，打人逞疯。叶企孙在第一天就挨了打，打得很重，他的右腿终生没有再恢复。这些教授之所以在当天被统一关押，是因为北大和清华红卫兵的内讧和武斗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清华红卫兵著名的“百日大武斗”主战场就发生在叶企孙创立物理系的科学馆。科学馆是在这个地方扩展出了整个理学院的六个系，到1929年理学院已有58个实验室和研究室。而40年之后，全国当时最优秀的理工科青年学生就是在这里用他们的知识来毁灭和自毁。

清华的红卫兵领袖蒯大富是清华工程化学系的学生，他们在化学馆配置了燃烧弹，把剧毒物涂在弓箭上，使对方学生被射中后马上窒息。而另一方“414派”退守到科学馆，正是因为里面有焊接、铸工、压力等一系列有工厂性质的据点，车间里有各种车床设施。这张照片是1928年的清华科学馆。叶企孙曾强调：“没有实验就没有物理学。”他专程从德国请来技师，到清华教学生学木工、金工、吹玻璃、车床，甚至连温度计都要学会自己做。他说：“就是要逼得你们学会自己动手。”此时，这些设施成了清华学生制造武器用来杀人的地方。蒯大富决定用燃烧弹火攻科学馆，科学馆的整个顶盖被彻底烧毁。被称为“科学馆馆主”的叶企孙，花了毕生心血想要建立的中国学术中心，就在熊熊火光中被清华的学生烧毁。《三体》中的红卫兵说，他扔土坦克、手榴弹时失去了一只胳膊。而真实的世界比这更残酷。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Worker-Peasant Mao Zedong Thought Propaganda Teams: 文革后期，工人、解放军、贫下中农组成的宣传队，进驻学校、机关等单位，取代红卫兵管理）入驻时，这场武斗在清华导致了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废。从科学馆抬出的尸体，用黑板做成的棺材装着，里面的人已化为浮水，流淌在这片绿草地上。1968年发生在北大清华的武斗，是全国内战的缩影。此后，红卫兵运动宣告终结，他们上山下乡，去了广阔天地，北大和清华交由工宣队来管理。这一年是知识分子死亡的第二高峰。叶企孙在监狱中双腿感染，失去了站立的能力，但假如他没有进监狱，能不能活下来也很难说。

晚景凄凉：一个“国家罪人”的结局

此时，在“清理阶级敌人”的运动中，所有老师全部集中居住，互相揭发。78岁的北大物理系泰斗饶毓泰在夜里说梦话，被同事提了大字报，说他在梦中用外文讲反动话。做梦的自由也被剥夺之后，1968年10月16日，78岁的饶毓泰在北京大学上吊自杀身亡。10天之后，赵九章吞药自杀。北京大学在文革中，64人非正常死亡，清华52人，中科院229人。1969年年底，叶企孙的“特务案”查无实据但有嫌疑，被送回了北大。因为没有明确结论，所以工宣队不愿意接受他。有那么一个时期，叶企孙无处可去，他没有家。他的侄子当时被下放到了湖北干校。所以很多人看到他在街头流浪。北大物理系的胡伯威在自传中写道，同学对他说：“看到一个老叫花子坐在西校门边的墙角上，腰里破棉袄捆着一根草绳，手里拿着一个干馒头在啃。”走近一看，才知道是叶先生。1970年，北大有人看不过去，给叶先生安排了一间学生宿舍，他继续被审查和批斗。有人去看他时，发现他睡在一张小床上，整天睡睡醒醒。那是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床很小，很凌乱，上面堆满了书。他坐在床上，床很破，双腿肿胀。我问他：“晚上睡哪里？床满了怎么办？”他说：“我就这样。”我说：“你不躺下，就这么睡？”他说：“我习惯了。”当时我很羞愧，你如此专注于中国的物理学，如此的学科。直到叶先生去世，对他的定性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所以当时，远在美国的郭电邦，曾请他的弟弟去北大探望叶企孙。但四处探问，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里，只有一个年轻人不答反问，他说：“你们找他干什么？他是国家罪人。”

叶明汉先生告诉我，当他1973年返回北京见到叔叔时，感到非常可怕，因为他看到叶企孙的双腿就像炭一样黑。但是，叶企孙从来没有向他讲过自己的悲惨遭遇。他的看法好像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所以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戴念祖先生说：“他（叶企孙）呼吸很重，好像要哭出来一样，无法继续说话。”正是在这种绝望的状态下，我看到了叶企孙写下的最后一份日记。1973年，铅笔字迹，非常有力，都是关于理科的中英文材料。他的学生戴念祖告诉我，就是这一年，他们师生约定每周两次，叶先生给他补习英文和天文学识。这是叶先生最后一次辅导学生的论文。1975年，戴念祖把它发表在中国唯一的科学刊物《科学通报》上，他没有敢署老师的名字。但戴念祖说，他只是想多陪陪老师，那是一种心理上的约定。这给叶企孙的晚年带来了巨大的慰藉。每周上课前，如果戴念祖稍微迟到一点，叶企孙就会坐立不安，说：“茶都泡好了，很快就要凉了。”所以戴念祖知道老师喜欢吃切片糕，但那时包装纸上要印语录，他怕那些印着“敌人”、“牛鬼蛇神”的字眼会刺激老人。所以一直等到1975年春节，有一张语录纸上印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他想买了切片糕带去看老师。当天他带了自己五岁的女儿。叶企孙特别高兴，他拿了一大桶巧克力让这孩子自己抓。小女孩儿攥了三块，然后就趴在他膝盖上叫爷爷。戴先生说，他看到叶企孙当时笑得胡须和眉毛都颤动，那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的笑容。戴念祖对我说：“叶先生一生都给了我们，他没有家。”叶企孙一直想到那年春天，他们师生一起去趟颐和园，但就在那年春天，戴念祖先生因为议论江青，被张春桥批捕，他要离京逃亡，不敢也没有时间去向老师说明，他们俩就此永别。

最后的温情与永恒的追问

文革结束后，1977年1月，叶企孙去世。临终前，他没有留下遗言。他拒绝侄子为他请医治疗，他说：“我这一生想做的事都做完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好友钱临照去看他时，他曾拿出一封绝笔信，翻到其中一段给他看。那是范叶在狱中写给家人的信，其中有句话说：“五疯是邪，父凶皆罪，同舟共济。”这句问话：“难道阴影可以找到，难道它是一种没有价值的产品？”这张照片展现了叶企孙坦荡而温和的神情，没有要求解释，也没有责怪。但这样的疑问，从此沉重地压在人们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