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政府”教条的起源与误读

在中文世界，不少人谈论小政府（Small Government: 一种主张政府权力与干预范围应尽可能小的政治理念），并将其与保守主义（Conservatism: 一种强调维护传统、限制政府干预的政治哲学）联系起来。他们喜欢引用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 第40任美国总统，以其保守主义经济政策闻名）的格言：“政府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政府才是问题。”然而，这句话是从里根1981年总统就职演说中抽取出来的一句话，经过掐头去尾、删掉上下文后，才成了简单易记的口号。

里根的原话是针对当时美国的经济危机。当时的经济危机有多严重？以下是几个数字：膨胀率（Inflation Rate: 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的幅度）达到了13.5%，失业率（Unemployment Rate: 劳动力中没有工作但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所占的比例）达到了7.5%，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活动总量的指标）下降了0.26%。里根认为政府是造成当时危机的根源，因此他说：“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政府才是问题。”这句有针对性的话，后来在流传中就成了一概而论的教条：“政府只制造问题但不解决问题。”

小政府与大政府的定义及争议

小政府是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 指政府权力受到宪法或法律限制，不能无限扩张的治理模式）的通俗说法。它一方面是指政府的角色，即政府管得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是指政府的规模，例如政府收入和支出占GDP的比重较低。美国和其他成熟的民主国家都是有限政府。

然而，问题在于“有限”到什么程度才算小政府？一些保守主义者认为政府应尽量少管，管得越少越好，只管必要的事。但哪些事是必要的，哪些事又是不必要的呢？

例如，历史上州政府开办公立基础教育（Public Basic Education: 由政府资助和管理的，面向所有适龄儿童提供的基础教育服务），即公立中小学。支持者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文盲太多，政府需要办学校来扫盲、减少文盲，从而减少贫困、提高国民素质。反对政府办公立教育的人则认为公立基础教育不是必要的，教育孩子是父母和民间的事，政府不应干预。他们还认为，政府办教育需要提高税收，这不仅妨碍了父母教育孩子的自由，还剥夺了国民的财产。

再如当今争论很大的全民医保（Universal Healthcare: 由政府主导或资助，旨在确保所有公民都能获得医疗服务的制度）问题。支持者认为这是必要的，政府有责任让每个生病的国民都能看得起病。反对者则认为这是搞大政府（Big Government: 与小政府相对，指政府权力与干预范围广泛的政治理念，常伴随高税收和大规模公共服务），是财产再分配，不仅完全不必要，而且是要走“万恶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美国，主张小政府的人也喜欢把大政府称为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 一种政府在社会福利、医疗、教育等方面承担主要责任的社会制度）。他们主要针对低收入医保、老年人医保、失业救济金等联邦政府实施的福利。他们反对大政府的主要理由是政府规模太大、管得太多，会导致腐败、侵犯国民自由、福利支出不断高涨、税收越来越高，最终导致税收难以为继。

这些反对大政府、主张小政府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道理的，但问题在于将这些理由简单化，从而得出一个简单化的结论。这些年，大家可能经常听到这种简单化的说法，比如一些比较极端的人甚至将美国的联邦退休金制度和老年人医保制度都称为大政府，都称为社会主义。

超越教条：政府规模与自由的复杂关系

中文世界一些人想象出来的小政府理想国，主要是集中在亚非拉的一些独裁国家。例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IMF: 致力于促进全球货币合作、金融稳定、国际贸易、高就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国际组织）的统计，2022年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美国联邦政府是36.26%（若算上各州政府，比重会更高），加拿大是41.43%，日本是44.09%，瑞典最高达47.32%。相比之下，委内瑞拉是11.99%，伊朗是12.27%，埃塞俄比亚是12.7%，坦桑尼亚是18.3%，中国是33.4%。

如果我们对“小政府”这个词语做教条主义（Dogmatism: 思想僵化，不顾具体情况，死守某种理论或原则的倾向）的理解，如果我们被这个词牵着鼻子走，那么委内瑞拉、伊朗、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中国的自由程度，应该比美国、加拿大、日本、瑞典要高。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走上了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所说的**《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警告计划经济可能导致极权主义），而那些亚非拉的独裁国家的小政府，反倒都走在自由之路上。这显然与现实不符。

美国联邦政府的支出在近几十年一直占到GDP的35%到40%，虽然没有西欧和北欧高，但在规模上绝不是小政府。除了联邦政府的支出，还有各州、各县、各市政府的支出。几个大州政府的年度支出都超过了1000亿美元。很多州的基础教育和地方治安支出主要属于各县预算。例如，德克萨斯州的中小学教育主要由各县的不动产税（Property Tax: 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征收的税费）来供养，州政府也提供一定的补贴。美国内战结束后，各州开始普及公立基础教育，保守派和教会也曾将公立基础教育视为大政府行为而反对。除了理念之争，这其中也有利益之争。举个简单的例子，传统上美国是教会办学校，但教会学校是收费的。如果州政府开设了免费的公立中小学，教会办的收费学校生源就会减少，教会不但收入下降，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会下降。因此，他们认为政府切走了本属于他们的蛋糕，自然要反对大政府，反对州政府办公立中小学。

政府的“选择性大小”：美国与中国的案例

在现实世界中，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很高的一些大政府，并非在所有方面都“大”，在某些方面可以很“小”。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 美国宪法修正案之一，保障言论、宗教、新闻、集会和请愿自由）保护言论自由，政府无权管控言论。美国法院将言论的传播视为一个关键市场，就像自由市场一样，因此美国政府在关键市场扮演的角色是很小的。国会也不会批准行政当局在这方面投入巨资。

以2023年联邦政府的支出为例，45%用于国民医保和退休金，13%用于军费，这是两项最大的开销。只有1%的支出用于执法，不会出现维稳费（Stability Maintenance Costs: 中国特有的概念，指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而投入的资金，常用于公安、武警等部门）比军费还要高的情况。从这些简单的数字不难得出结论：在国民福利和军队建设方面，美国政府是当之无愧的大政府；同时在控制国民方面，它又是彻头彻尾的小政府；在管控言论方面，甚至接近无政府状态，用英国和西欧国家的标准来看就是放纵言论、放任言论，连仇恨言论（Hate Speech: 煽动仇恨、歧视或暴力的言论）都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相反的情况是，委内瑞拉、伊朗这些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很低的小政府，在某些方面却可以很大，例如投入巨资养暴力机器、维稳。即便同样是大政府，在支出的大和小方面也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并非所有方面都大，而是“该大的大，该小的小”，它认为重要的就大，不重要的就小。

我们举一个听众很熟悉的例子：中国政府被认为是大政府，但它的大和小也是有选择的。在维稳、官员福利、官员医保等方面，这个政府是很大的，可以放开花钱。但在有些方面，这个政府却很小，比如普通国民医保、普通国民的社会福利、贫困人口的救济等，支出严重不足。因此，政府规模的大小不仅与民主和独裁没有直接关系，也与是否是福利国家没有直接关系。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从国父到新政

美国有些保守主义者喜欢将小政府的主张追溯到国父那代人（Founding Fathers: 指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塑造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基本原则）。那个时代的确有小政府的理念，即建立一个有限政府，避免全能政府。然而，建国以来的249年，美国的领导人和学者对政府的理解是一个不断试错和纠错的过程。美国建国时是农业社会，地广人稀，当时的政治领导人面临的问题和侧重点与后来都不同。后来出现的一些问题，在当时或者尚未出现，或者出现了也未被充分考虑到。

举个简单的例子，国父那代人反对联邦政府养正规军（Standing Army: 由国家长期维持的职业化军队，区别于临时征召的民兵），只维持了一支规模很小的联邦军队，当时只有3200人。在当时那种语境下，至少有两个表面上的理由是说得通的：第一，国家拥有强大的正规军可能导致独裁暴政；第二，养正规军需要多收税，人们不愿交税。因此，为了避免扩军，宪法第二修正案（Second Amendment: 美国宪法修正案之一，保障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常与民兵组织相关）还专门保证各州养民兵（Militia: 由普通公民组成的非职业武装力量，通常在紧急情况下被征召）拥有武器的权利。1796年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美国开国元勋，首任总统）卸任总统时，还专门警告说军队规模太大是对自由的威胁，一定要避免扩军。

然而，十几年之后，美国遭遇英国人入侵，在英国职业军队面前，美国弱小的正规军和缺乏训练的民兵不堪一击。这时美国政府才意识到正规军太弱了不行，那种小国寡民、少养正规军的有限政府是一种天真的想象。到今天，不会再有正常人反对联邦政府收税养军队，反倒是那些主张小政府的保守主义者往往强调增加军费、保持强大的军力；而一些进步主义者则主张削减军费，将钱花到国民福利上。

总体而言，有限政府的理念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将小政府教条化、绝对化，不再分析具体问题，从而也解决不了具体问题。我们在中国经历过教条主义导致的灾难，本应吸取教训，认识到现实比教条复杂得多。把原则当成教条到处乱扣、到处乱套，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们看待美国的问题，不能只是换个教条，却不换教条主义的头脑。

教条主义的危害：从法律到政治

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 第32任美国总统，以其“新政”应对大萧条而闻名）曾任命一位移民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他的名字叫Felix Frankfurter（Felix Frankfurter: 20世纪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地利裔移民，以其司法哲学和对教条主义的批判闻名）。Frankfurter出生在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 Empire: 1867年至1918年存在于中欧的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十几岁时随父母移民到美国，才开始学习英语。长大后他攻读法律，后来成为美国最高法院成就卓著的大法官（Supreme Court Justice: 最高法院的法官，负责解释宪法和法律）。Frankfurter大法官曾批评有些法官的教条主义，他说：“法律中的教条主义者，不管多么真诚，都是制造灾难。”这其实不只适用于法律，在政治领域中更会导致灾难。

这些年，中文世界饱受教条主义的困扰。在中国的官商学界和民间，很多人把政府福利等同于“养懒人”。前些年在疫情期间，不少人甚至嘲笑欧美发达国家直接给国民发钱的做法。他们更不理解美国政府给中小企业低息贷款刺激经济的做法。当时很多企业得到了相当于本企业员工半年工资的贷款，在满足了一些条件后，这些贷款大部分得到了豁免，无需偿还。疫情期间，美国政府的这些措施显然都是大政府行为，至今仍被一些小政府教条主义者诟病。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些大政府措施让美国成为疫情之后经济恢复最为迅速、增长最为强劲的国家。

相比之下，尽管中国是公认的大政府，但在增加国民财富和辅助民间企业恢复生产等方面却是个小政府。它在封城控制国民方面，将大政府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同时又在疫情的困难时段反对给国民福利，明确表示不“养懒人”，既不给国民直接发钱刺激消费，也不给民间企业有效的救助，事实上是让国民和民间企业在困难时期自生自灭。这种大政府管控国民方面的教条主义，加上小政府所谓“不养懒人”的教条主义，同时存在于一个政府身上，结果就是其经济至今仍在新冠后遗症中挣扎。

所以，问题不在于是笼统的小政府还是笼统的大政府，不在于政府是不是花大钱投入经济，而是看它怎么花钱，把资源投入在了什么地方，把钱花到了谁头上。

反对联邦政府的深层原因

在美国，人们反对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与反对联邦政府是同一个意思。这对很多开公司的人，尤其是大公司，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联邦政府立法规范和监督公司的行为，例如环保立法、反垄断立法、各种金融规范等，都会约束公司的手脚。这对于普通民众来讲也比较容易理解。联邦政府规模越来越大，税单上联邦税，尤其是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都是占大头，自己挣的钱被联邦政府拿走了，心里肯定不高兴。在没有个人所得税的州，例如在德州，这种感觉就更强烈，即联邦政府拿走了很多钱，但你不知道它拿着你的钱去干什么了。很多年以前，我经常去墨西哥钓鱼，有位退休警察朋友曾说：“我们德州什么都有，根本不需要联邦政府。如果没有上交的联邦所得税，他每年就能多收入两万美元。”这反映了一种心态，也说明了为什么“小政府”这个说法在选民当中有号召力。少收税，少管我们，这是很多选民对联邦政府的期望。

了解了这些，对我们理解里根总统那句格言会很有帮助。他讲的原则可能并没有错，但他的话有具体的语境，针对的是具体的问题，不能抛开具体事实，把他的话当成教条，放之四海而皆准。政府的任何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都会出现问题，产生违背政策目标的各种副作用，在极端状况下甚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如果单纯从这方面讲，里根总统的那句话有道理：“政府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政府才是问题。”但是里根总统关于政府的评论只说出了部分真理。政府会出问题，但是如果政府无所作为，社会就会出更大的问题。没有政府不断解决问题，各种社会问题就会积累成堆，达到临界点，最终就会全面爆发。基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负责任的政府都会主动实施一些政策，避免社会问题演化成社会灾难，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

上世纪大萧条期间，小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New Deal: 小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时期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和公共工程计划），扩大基建投资，建立社会安全网（Social Safety Net: 政府为保障公民基本生活和应对风险而设立的社会福利体系），防止经济衰退导致大量人口流离失所，也避免造成欧洲式的社会主义革命（Socialist Revolution: 旨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运动）和法西斯主义（Fascism: 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威权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兴起。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小罗斯福新政拯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不过吊诡的是，美国的右翼保守势力经常将小罗斯福称为社会主义者。

移民视角下的政府干预

作为移民，小政府与大政府的道理对我们还有一层特别的含义。目前实行的美国移民法是约翰逊总统（Lyndon B. Johnson: 第36任美国总统，任内签署了多项民权法案和“伟大社会”计划）1965年签署的。它一直被共和党和民主党内的保守派抨击为搞大政府、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如果没有他那届大政府的干预，取消了移民的种族配额（Racial Quotas for Immigration: 历史上根据种族或国籍限制移民数量的政策），增加了技术移民配额（Skilled Immigration Quotas: 优先考虑具有特定技能或专业背景的移民的政策），如今已经在美国的大部分中国来的职业人士都不会有现在的机会。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因此，在中文世界，当我们听到“小政府”、“大政府”这一类的短语时，要了解这些短语背后的故事，了解它们的来龙去脉，了解字面意义下面的政治文化含义。切记不要把这些短语当成教条，直接就往复杂的现实上套用。一个教条“打遍天下，放之四海而皆准”，却不知道现实在什么地方，这种教条病（Dogmatic Illness: 指过度依赖教条，不顾实际情况的思维弊病）就像Frankfurter大法官说的那样：“不管多么真诚，都是制造灾难。”即便普通人没有能量制造出社会灾难，也有可能制造出个人的认知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