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冷热交替下的中美经济大势
一转眼，七月份都快要过完了。回看今年的这个七月，国际与国内的经济局势实在是不太太平。进入七月份以后，不论是中国体制内外的学者，还是中英文各大主流媒体，都在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和美国各自面临的深层经济问题。随着上半年中国各项宏观经济数据的陆续出炉，连体制内一向持温和立场的学者们都有些绷不住了，纷纷站出来公开喊话，呼吁决策层必须尽快出台政策，通过扩大内需来拯救当前低迷的经济大盘。
到了七月底，甚至连被外界调侃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的习近平博士也同样绷不珠了。在七月二十四号召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他公开承认当前中国经济遇到了不小的困难。紧接着，在七月三十号，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虽然新华社在会后的官方报道中依然极力唱响主旋律，试图维持乐观预期，但只要仔细阅读其字里行间的措辞与政策着力点，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中国目前在内部需求不足、社会就业压力、外资与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及房地产市场持续探底等多个方面，正面临着重重考验。
反观美国经济的现状，则呈现出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冰火两重天”格局。当前美国的个人消费依然表现得相当强劲，尤其是第二季度的消费支出上涨了百分之三点二，为整体经济增长提供了极强的支撑。与此同时，由人工智能浪潮带动的科技与基建投资后劲十足，使得全美失业率得以长期维持在百分之四点四上下的历史性低位。在美国经济体系中，股市通常被视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目前几大主要股指屡屡创下历史新高，以至于高到让许多市场分析师和投资者开始担心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资产泡沫。
在实体经济层面，美国的各大主流媒体在七月份同时关注到了一个极为显著的经济现象：那就是美国普通民众的创业劲头十分高涨，新企业的注册数量持续攀升，跟股市的表现一样，屡屡刷新历史记录。这种创业精神的复苏并不是今年才突然出现的，而是起始于三年的疫情期间。说起来这多少有些令人感到奇怪，这种高强度的创业热潮从那时开始萌芽，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将近五年之久。包括《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以及《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在内的多家老牌媒体，在这两周都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
在中文舆论世界里，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抱怨，认为上述这几家西方主流大报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喜欢选择性地唱响中国经济、唱衰美国经济。然而，在今年七月份的密集报道中，这几家大报的表现却完全颠覆了中文网络世界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他们反而在大力唱响美国经济的内在活力，同时客观地唱衰中国经济。这种报道基调的转变，从他们近期发表的头条文章标题中就能一目了然：
- 《纽约时报》的标题是：America's enterprise spirit is booming after decades-long slump（经历了数十年低迷之后，美国的创业精神正蓬勃兴起）。
- 《华尔街日报》的标题是：The rise of million-dollar companies with just one employee（只有一名员工的百万美元级企业开始兴起）。
- 《经济学人》的标题是：America's startup boom offers hope for the future of work（美国初创企业热潮为未来的工作带来希望）。
正如关注时事政治与科技趋势的听众所了解的那样，中国和美国当前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领域高强度竞争的关键时代。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机会，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不确定性。但无论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有多么巨大的不确定性，有一点在经济学规律中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最终必须依靠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承担风险进行资源重组与创新的能力与意愿）。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自身企业家精神萎缩的时代，能够实现经济的强劲增长。
创业指标对比与民营主体的存量危机
企业家精神说白了，就是普通人自己出来创业、自己当老板的意愿和行动。七月份几家大报不约而同地把焦点集中在创业问题上，这驱使我们去探究：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是哪些人在选择创业当老板？美国人的创业精神在沉寂了数十年之后，为什么这几年突然能够恢复如此强烈的生机？相比之下，在中国，为什么这几年企业家精神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萎缩？几家媒体将这些问题摆上台面后，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反差极其强烈的画卷。
根据各方统计数据，这几年美国新登记注册的公司数量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而在同一个时间段内，中国却有两千多万人选择把自己的店面关闭，把日常的生意收摊。当然，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日常的经济报告中，从来不会主动告诉中国普通人每年中国有多少家企业和个体户关门破产，但是，有心人完全能够从统计局和市场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公开数据中，推算出这个真实的流失数字。
中国政府每年年初都会例行发布一个喜报，宣称去年全国新增设了多少户“经营主体”。过去这三年的官方数据显示：
- 二零二三年，全国新增设经营主体三千两百七十万户；
- 二零二四年，全国新增设经营主体两千七百三十七万户；
- 二零二五年，全国新增设经营主体两千五百七十五万户。
从这组连续的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逐年递减的明显趋势。二零二四年的新增数量比二零二三年减少了五百三十六万户，二零二五年的新增数量又比二零二四年减少了一百六十二万户。两年下来，中国年度新增设的经营主体数量总共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一。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增量递减信号，但还有另一项数据比单纯的增量递减更能说明当前民营经济的严峻处境。它不像逐年递减的数据那样直接贴在报表上，而是需要我们把“增量”和“存量”两个维度的数据放在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减法。
上面的数字指的是每年新登记的企业，属于“增量”。除了增量，我们还必须关注“存量”，也就是每年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经营主体总数。如果我们用下一年的年底存量减去上一年的年底存量，再用当年的增量去减去这个差额，就能计算出一个被隐藏的数字。这个数字中国政府绝不会主动向社会公布，但它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底层的创业精神和市场生存状况至关重要——这个数字就是当年中国注销、关门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总量。
根据中国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
- 二零二三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经营主体存量是一点八四亿户；
- 二零二四年底，这一存量是一点八九亿户。
这意味着，在二零二四年这一整年里，全国经营主体的存量净增长大约是五百万户。然而，就在这同一年内，中国官方宣称新增设了两千七百三十万户经营主体。用新增的二千七百三十万户减去净增的五百万户，答案昭然若揭：在二零二四年一年之内，中国有高达两千两百多万户经营主体关门退出了市场。
与中国由中央部门统一汇总存量不同，在美国，新公司的注册与注销都是由各个州政府自行管辖，并没有联邦层面的全国统一即时数据库。不过，美国公司在州政府注册成立后，通常都需要向联邦税务局（IRS）申请一个雇主识别号（Emplo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简称 EIN，即联邦税号），用于合规纳税和雇佣员工。因此，全美每年新创立的企业数量，通常可以通过新申请的联邦税号数量来进行精准统计。
但需要注意的是，联邦税号在申请后是无法被主动注销的。即使一家公司关门倒闭、不复存在，它所关联的税号在数据库中依然保留。因此，无法通过税号注销来直接统计美国每年倒闭的企业数量。美国各大学术与政府机构，通常是结合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劳工部的就业数据、破产法院的卷宗以及各州政府汇总的报告，来对倒闭和存续的企业进行多维度估算。
各大英文媒体在报道这轮美国初创企业热潮时，也主要基于这些经过修正和估算的高可信度数据。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正式统计，二零二五年全年，美国人共申请了五百六十七万个联邦税号，创下了全美历史上的最高纪实记录。而到了今年上半年，新申请的联邦税号数量又比去年同期进一步高出了百分之十二点一。
场景体感：AI工具链对工作范式的重塑
除了宏观统计数据，新闻媒体的实地采访报道更能让我们切实地把握普通人对于经济环境的“体感”。《纽约时报》在专题报道中，讲述了一位名为 Cassidy Winkler 的二十六岁年轻姑娘的创业故事。她原本在私人飞机上担任空姐，专门服务于职业冰球运动员。由于职业冰球比赛具有极强的季节性，她的空姐工作也因此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闲置。
在淡季闲下来的时候，Cassidy 想要在居住的社区附近找个地方练习普拉提（Pilates: 一种注重核心肌群训练与身体协调性的健身运动）。然而，她惊讶地发现，自己家附近根本没有任何一家普拉提健身房。这个市场空白让她萌生了自己开一家健身房的想法。但是，她此前从未做过任何生意，也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健身教练培训，面对复杂的商业筹备工作，她完全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巧合的是，那一年 ChatGPT 已经风靡全球。于是，Cassidy 决定将 AI 作为自己的创业顾问。她向 ChatGPT 详细询问了开办一家普拉提健身房所需要的所有行政手续、商业计划书的撰写方法，以及合格的普拉提教练需要具备哪些专业资质。在 AI 的辅导下，她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和合规问题都弄得清清楚楚。二零二五年初，她的第一家普拉提健身房顺利开张。时至今日，她已经成功运营了三家分店，雇佣了六十五名员工，并且正在积极筹备第四家分店的开业。
《纽约时报》通过这个故事想要向读者证明，在现代创业环境中，AI 正在扮演一个极其强大的辅助工具角色。Cassidy 创办的并不是一家高科技 AI 公司，而是最传统不过的线下健身房。AI 为她开办公司降低了门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与此同时，AI 并没有替代这些传统实体企业所创造的具体工作岗位。无论是普拉提教练还是健身房的日常接待人员，这些需要人际接触的岗位，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无法被算法轻易替代。
这些年来，全球社会都在担忧人工智能的爆发会带来大规模的失业潮。虽然 AI 确实已经开始在文秘、初级翻译等部分岗位上替代人力，但许多人预言的、由于技术性失业导致的大范围社会危机，在美国并没有出现。《纽约时报》的这篇实地报道从侧面证实，人所从事的大部分包含情感、体能与个性化服务的复杂工作，无法被 AI 完全抹杀。
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则讲述了另一种更具科技前沿特征的创业故事。四十岁的 Ben Broca 是一位深谙人工智能技术的高手。他在去年年底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主营业务是开发各种实用的 AI 工具来为其他初创企业提供系统服务。截至目前，他的公司已经拥有了一万个稳定的付费订阅客户，今年的预期营业收入能够达到一千万美元。
令人震惊的是，这家年营业收入高达一千万美元的公司，居然没有雇佣任何一名员工。整个公司的组织架构里，只有 Ben Broca 一个人，他自己既是唯一的出资老板，也是唯一的日常员工。除了他自己所做的战略决策和核心代码架构外，公司其余的运营工作全部交给了人工智能系统来自动完成：
- 处理海量的客户日常电子邮件是由 AI 自动撰写并回复；
- 编写系统所需的基础业务代码是由 AI 自动生成；
- 运行中的代码出现 Bug 时是由 AI 进行自动化检索与纠错；
- 接收并解答客户在线提出的各种咨询问题是由 AI 客服承接；
- 甚至连最复杂的退款手续和账目核对，也是由 AI 自动化工作流来处理。
然而，这并非一个只要拥抱 AI 就能轻易暴富的童话。《华尔街日报》同样报道了许多以失败告终的创业案例。在 AI 概念被炒得满屏皆是、人人都在谈论算法红利的时候，许多人心浮气躁，误以为 AI 可以完美解决创业过程中的一切商业难题。他们头脑一热就辞去了原本稳定的工作，匆忙投身创业。结果公司成立后才发现，根本找不到客户，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业务订单。他们的公司开张得极快，关门得也极快，最终只能在花光积蓄后，被迫关掉公司重新去人才市场找工作。
通过对比这些成功与失败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能够借助 AI 创业成功的人，往往在前期拥有相当深厚的职业素养和行业积累。他们并非在没有社会经验的情况下“空手套白狼”，而是在专业领域和企业管理上早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华尔街日报》引用了一位成功转型为 AI 创业公司老板的前行业高管的话，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人们往往高估了利用 AI 创业的容易程度，但与此同时，他们却极大地低估了我为了走到今天这一步，在此前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已经付出了多少努力和代价。”这位老板在选择辞职创业之前，已经在世界知名大企业担任了多年的高管，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行业内部深耕多年所积累的优质人脉网络和无可替代的个人信誉。
消费支撑与民间投资的“自我造血”功能
将上述报道整合起来看，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美国当前的创业热潮在微观层面是有冷有热、有成有败的。但从宏观上看，美国经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极具活力、蓬勃向上的企业家精神。在这一过程中，AI 的确降低了创业的门槛，使得更多有准备的个人能够迅速抓住市场机会。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作为直接竞争对手，追赶美国的步伐不可谓不紧，中国政府也投入了海量的财政资金来扶持 AI 产业的发展。然而，令人困惑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的创业精神在这几年反而表现出萎靡不振的态态？为什么在美国能够带动全民创业潮的 AI 技术，在中国却无法发挥同样的社会乘数效应？
对于这个关键问题，昨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专门进行了系统性的探究。中国政府的决心有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也部署完毕，各级官员的表态也足够坚决，那么中国经济目前究竟还缺少什么？《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指出：中国当前最缺乏的，是允许企业家摆脱行政指令和党的微观指挥，让他们根据市场规律自行去创造就业机会与社会财富的、真正的市场化改革。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老生常谈。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在过去的行政体制框架下，中国也曾经历过企业家精神充沛、全民创业热潮涌动的黄金时代。今天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市场化夹缝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社会从来不缺少具有吃苦耐劳精神和冒险精神的创业者，即便生存环境极其狭窄，无数创业者依然在兢兢业业地做生意。
截至去年五月底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拥有高达一点二亿家的个体工商户。这些个体户是最微小的经济细胞，按人口比例计算，差不多每十一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在经营个体商铺。如果仅仅从人均的创业密度来看，中国的创业比例甚至明显高于美国。这表明中国人并不是没有创业的渴望，也不是不想通过开店来改善生活。
但问题在于，当一个创业者把店开起来、准备好了商品或服务之后，谁来出钱购买？你的客户在哪里？美国的创业潮能由 AI 技术带动，其背后的根基在于美国民间强劲且持续的消费支出（Consumer Spending: 个人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总和）。无论是普拉提健身房还是 Ben 创办的 AI 工具公司，它们之所以能够存活并赚取利润，是因为有源源不断的个人消费者和企业客户愿意拿出真金白银来购买他们的服务。
从宏观消费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美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六点八一；单看六月份，零售总额的同比增幅也达到了百分之六点七。而中国同期的数据又是怎样的呢？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修正数字，今年上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仅增长了百分之一点三，而在五月份甚至出现了百分之零点六的环比萎缩。在一个终端消费如此疲软、生存压力巨大的市场环境中，现有的商家都在苦苦挣扎挣扎，又怎么可能有余力去支撑新的初创企业？
事实上，中国与美国在消费领域的最大差距，还不仅仅体现在短期的增速指标上，而是体现在消费占 GDP 的结构性比重上。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占其整体经济总量（GDP）的比例长期维持在将近百分之七十的高位。而中国这一比例是多少呢？中国普通居民的个人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长期以来连百分之四十都不到。两国的这一结构性差距高达三十个百分点。
这种严重的消费不足并非这几年才突然出现，而是中国经济模式数十年来的结构性宿疾。只不过在过去中国经济维持两位数高速增长的辉煌时期，个人消费能力的严重不足被地方政府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狂飙所带来的巨额投资暂时遮掩了，危机才没有在社会表面爆发出来。
中国普通劳动者拼命干活生产商品，但在最终的经济果实分配中，居民所得的份额占比过低，导致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去消费。这个病灶几十年来一直依靠投资和出口这两剂“强心针”在硬撑。虽然在某些年份，高强度的投资刺激让经济数据显得“红光满面”，但与其相伴的债务和产能过剩“肿瘤”却在暗中越长越大。发展到今天，依靠基建投资和房地产的旧模式已经彻底难以为继。
居民消费的极度匮乏，不仅让无数街头小店因缺乏客源而倒闭，导致一年之内有两千两百多万家经营主体被迫注销，更严重的是，它已经逐渐侵蚀并导致中国经济丧失了自我造血的功能。在宏观经济学中，最能直接体现一个经济体自我造血与未来预期的指标，就是民间固定资产投资（Private Fixed-Asset Investment: 民营企业用于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的自发性投资）。
这几年，中国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出令人担忧的持续下跌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逐月累计数据：
- 一到二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百分之二点六；
- 一到三月份，同比下降百分之二点二；
- 一到四月份，同比下降百分之五点二；
- 一到五月份，同比下降百分之七点一；
- 一到六月份，同比下降百分之八点五。
整个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包含政府主导投资与民间自发投资）同比下降了百分之五点七。而在整体下跌百分之五点七的背景下，民营经济主体的固定资产投资跌幅竟然高达百分之八点五。
这组对比极其鲜明的数据说明，民间自发投资的萎缩幅度远远超过了政府主导投资的下跌幅度。民间投资这种断崖式的下跌，正是中国经济自身造血功能逐渐衰竭的明证。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进入七月份以后，多位体制内的知名经济学者会突破禁忌，公开喊话要求政府必须下大力气拯救经济。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七月底，连一直推行“光明论”的决策层，也不得不在党外座谈会上坦承经济面临困难——因为真实的经济规律已经无法再用宣传口径来遮掩。
这种窘境让人们联想到几个月前，官方还在动用各种行政与司法手段威胁专家学者，严禁发表任何“唱衰中国经济”的言论，要求全社会只能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而如今，决策者自己出来承认经济遇到困难，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这几个字分量极重。读过历史的人都清楚，“经济困难时期”在官方历史叙事中通常指向怎样的历史时期。
清华大学学者李稻奎在七月中旬的一次公开经济论坛上，就直接点破了这层窗户纸。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降，是自一九六一年以来的第二次。一九六一年之前的那三年，正是中国因大跃进失败而导致大范围灾荒、人口非正常死亡惨重的时期。虽然官方历史曾长期将其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但后续的气象与学术研究均证实那是一场严重的人祸。官方后来将其表述为“三年严重困难时期”，而民间和学术界则直截了当地称其为“三年大饥荒”。
首席风险投资家与国家引导基金的政治逻辑
在面临个人消费低迷和民间投资萎缩的双重挤压下，为了维持经济大盘的运转，决策层不得不另辟蹊径。既然民营资本选择躺平，那么国家就必须亲自下场。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博士除了原有的政治头衔外，在西方学术界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称号。七月二十七日，《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深度分析文章，题目就叫 Xi Jinping: pioneering venture capitalist（习近平：开拓型的风险投资家）。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 指向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并取得该公司股份的融资方式）由于具有极高的失败概率和专业复杂性，几乎完全由民间专业资本和市场化机构承担。但在中国，决策层却选择动用庞大的国家财政资金，亲自下场主导这场高风险的创投游戏。
这场由国家意志主导的创投资金规模之庞大，超出了常人的想象。早在二零二四年底，中国各地政府就已设立了多达两千一百七十八支政府产业引导资金，其目标募资总规模高达十二点八四万亿人民币，其中实际已认缴到位的资金就高达七点七万亿人民币。到了二零二五年，中国私募股权市场上实际出资的资金中，有超过百分之九十是来自于各级政府背景的资金，原本活跃的民间资本和海外风资已经变得微不足道。
市场的反应是极其迅速的。外资发现风向转变后选择直接撤离，紧接着，国内的民间私募资本为了避险也纷纷跟进退出。数据显示，中国外汇基金的募资额在二零二一年曾达到三千零六十五亿元人民币，而到了二零二四年则骤降至五百五十九亿元，到了二零二五年更是只剩下可怜的三百五十八亿元，仅仅相当于四年前的百分之十一点七。
中国创投市场是如何一步步走到外资绝迹、民资躺平、仅剩国资苦撑这一地步的？《经济学人》对此进行了清晰的脉络梳理。早在二零二零年前后，中国政府对国内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巨头展开了一轮严厉的政治整肃。整肃风暴过后，敏锐的民间私募基金预感到未来的政策风险，为了规避潜在的政治不确定性，开始大规模从科技创业领域撤资。
然而，现代科技产业的研发和孵化，根本无法脱离庞大且持续的风险资本支持。杀死了民营私募和外资创投之后，留下的巨大资金真空必须有人来填补。于是，决策层只能选择让各级政府出资，成立所谓的“政府引导基金”来接盘。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人》会用“开拓型（Pioneering）”这个词来形容这种由国家主导的风险投资模式。因为在人类近现代经济史上，还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敢于动用如此庞大规模的公共财政资金，去参与高风险、高淘汰率的早期科技创投项目。
任何一个理性的政府都深知，创投是一项“九死一生”的博弈，用纳税人的钱去赌极低概率的科技突破，一旦失败，所带来的财政亏空和系统性债务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但中国行政体制的逻辑往往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在国家意志的强力推动下，全国各级政府迅速跟进，层层下达指标，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催生出了多达两千一百七十八支政府引导基金。
要知道，中国全国总共才拥有两千八百多个县级行政区。如果扣除西部边缘地区纯粹的农牧业县和长期依靠财政补贴的贫困县，这意味着在经济稍微发达的地区，几乎达到了“县县都有政府引导基金”的夸张地步。这种由行政命令强力催生、全员一哄而上的大场面，对于经历过中国历史的人来说，显得似曾相识。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炼钢铁运动中，毛主席定下了钢产量翻番、超英赶美的宏大目标。这一方向确立后，指标被层层下压、加码。全国各个县、各个公社乃至家家户户都不得不砸碎自家的铁锅，在田间地头支起简陋的土高炉去炼制毫无工业价值的废铁。这一违背经济和科学规律的运动，最终导致了次年开始的严重饥荒。
如今，这遍布全国的两千一百七十八支政府创业引导基金，在运作逻辑上与当年的大炼钢铁如出一辙。决策者确立了发展“硬科技”和新质生产力（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科技创新主导的生产力跃迁）的宏大方向，各级官僚为了政治表现，层层加码，最终拼凑出了高达十二点八四万亿元的基金规模。这个数字几乎占到了中国年度 GDP 的十分之一。而相比之下，截至去年第三季度，中国全社会历年积累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的存量总和，也才只有十四点四六万亿人民币。
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巧合，而是同一套行政集权体制在面对经济挑战时，必然会做出的本能选择。它总是习惯于由上而下地确定一个政治方向，然后动用强力的行政指标去逼迫下级执行，最终导致全社会资源在毫无市场约束的情况下被集中消耗在特定的方向上。
退出困局与跨境套利的黑色幽默
在这场规模宏大的“国家风投”实验中，由于投资基数庞大，即便闭着眼睛乱投，也必然会在某些特定项目上取得局部的成功。《经济学人》在其文章中就客观地分析了其中一个成功案例，即业内著名的“合肥模式”投资长鑫存储项目。
数据显示，在长鑫存储的早期投资人名单中，有大约十五家具有地方国资背景的机构，他们总共持有该公司百分之三十六的股份。随着长鑫存储在芯片制造领域的突破并成功推动上市，这些国资持有的股份在账面上实现了高达四十倍的增值回报。然而，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上，账面上的估值翻倍只完成了投资的一半，如何安全、合规地将这笔钱套现并全身而退，才是决定风投成败的关键。
与自由市场上的私募基金不同，中国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在设立之初，就严重缺乏可行且顺畅的退出机制（Exit Mechanism: 投资者将资本从企业中撤出以实现增值的通道）。截至去年第三季度，中国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的存量规模虽然高达十四点四六万亿元，但截至二零二四年底，全国累计能够实现成功退出的资金规模却仅有区区四点六三万亿元。
这两个数据虽然在统计口径和时间段上不完全一致，但它们所揭示的资金流动现状却非常残酷：进入创投市场的资金是汪洋大海，但能够顺利套现退出的却只是涓涓细流。如果在未来，中国整体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资本市场营商环境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系统化改善，这些数以万亿计的政府财政资金，最终将面临进去容易、退出来难的尴尬境地，被长期套牢在大量的低效项目之中。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工智能和硬科技初创公司，正是依赖于这种缺乏退出通道的政府引导基金在供养。这些企业在获得政府的巨额补贴后，为了生存和完成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不得不将产品推向市场进行残酷的低价竞争。
在这场由国家财政托底的AI价格战中，《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揭示了一个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细节：中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在无形之中，竟然变成了中国政府对美国初创企业的间接补贴。
前文提到的美国年轻创业者 Ben Broca，他起初在创办自己的单人公司时，是向美国领先的 AI 巨头 Anthropic 购买付费的 Claude 模型接口来驱动他公司的自动化服务。但运行了一段时间后，Ben 发现了一个令他头疼的商业现实：由于 Claude 模型的调用费用过于昂贵，他很多低客单价的客户不仅无法为他带来利润，反而会让他亏钱。
为了降低运营成本，Ben 开始在开源社区中寻找替代方案。他惊喜地发现，中国大厂开源的许多大语言模型，在性能上虽然略逊于 Claude，但其调用成本却极低，甚至近乎免费。于是，他迅速将公司的底层架构切换到了中国公司的开源模型上，公司的运营成本瞬间大幅下降，从而帮助他在不雇佣任何员工的情况下，实现了年入千万美元的商业神话。
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荒诞的跨境因果补贴链条：
- 中国人拼命干活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通过税收、国有银行和土地出让金等渠道，被集中到了政府的财政口袋里；
- 政府将这些资金的一部分，转化成了那十二点八四万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
- 这些引导基金被拨付给国内的 AI 模型公司，供它们在缺乏市场回报的情况下疯狂烧钱研发新模型；
- 为了完成政绩考核或抢占市场，这些中国 AI 公司不得不将研发出来的模型免费开源到国际社区；
- 远在美国的创业者 Ben Broca 们，利用这些由中国政府财政补贴出来的免费开源模型，成功降低了自己企业的运营成本，赚取了数千万美元的个人财富。
中国人辛勤工作创造的价值，绕了半个地球，最后却以免费技术红利的形式，补贴了美国人的创业梦想。这无疑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