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这些年经常听到中文世界有人讲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 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概念，指大屠杀等罪行并非由狂热分子或反社会者实施，而是由普通人因不思考、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或者说恶的平庸。这是汉娜·阿伦特的说法。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不用头脑思考，随波逐流干坏事，像希特勒时代的纳粹官员，像文革时代的红卫兵，向现在中国体制内一些大大小小的官吏。阿伦特对纳粹德国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不是个有深度观察能力、有深度思考能力的人。对很多事物的评论都流于表面，在恶的问题上也是这样。

艾希曼的伪装与阿伦特的盲区

她有本书名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汉娜·阿伦特关于纳粹官员阿道夫·艾希曼审判的报告文学），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犹太事务主管，组织杀害了很多无辜的犹太人。德国投降以后，他逃到了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绑架到以色列受审判。阿伦特旁听了审判，写了几篇文章，后来结集成书。她把艾希曼描绘成一个不善言辞、平凡普通、没有思考能力的人，说他组织杀害犹太人完全是执行纳粹德国的政策，在当时并不违法。从后来披露的一些有关艾希曼的材料来看，也从我个人对邪恶现象的观察来看，没有思考能力的不是艾希曼，而是阿伦特。她的整个叙事完全被艾希曼牵着鼻子走。所谓平庸的恶或者恶的平庸，成了她为艾希曼总结的一套辩护词。任何有经验的律师都能识破被告这种小把戏，假装无辜，假装头脑简单，假装体制的受害者，干坏事的是体制，不是他，他只是体制大机器上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阿伦特就掉进了艾希曼这种自我辩护的套路当中，对艾希曼的表演和伪装照单全收，成了艾希曼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愚蠢一点。平庸的恶或者恶的平庸，就是阿伦特这么“思考”出来的。当然，这里的思考是要加引号的。更奇特的是，不少人把这当成深刻。中文世界的一些知识分子这样做，尤其令人不解。中国这几代人经历了文革，现在又经历文革2.0版。体制内外各色人等作恶都是争先恐后，一点都不平庸。在现实中，尤其是在中国的现实中，恶不但不平庸，而且相当积极、十分乖巧、十分主动。很多看似平庸的人作恶，并不是因为随波逐流，而是因为不甘平庸，想通过作恶这条捷径往上爬。

短语的奴隶与现实的遮蔽

在以前的节目中，我曾经给大家讲过短语的奴隶（Slave of phrases: 指人们被某些流行短语或概念牵着鼻子走，不再独立观察和思考现实的现象）。这是教育普及以后出现的一个观察力萎缩的现象。人们从书上看到一个词，看到一个短语，像平庸的恶、恶的平庸这类短语，就被这个词、这个短语牵着鼻子走，成了短语的奴隶，就不再观察，不再思考，不再用现实来矫正概念的偏颇。明明现实中的恶一点都不平庸，但不少人一看到阿伦特说平庸的恶、恶的平庸，就觉得很深刻，就放弃了自己的眼睛，放弃了自己的头脑。这些年，我在观察历史和现实的时候，越来越感到有一种不安，就是这种短语的奴隶在世界上太多了。

用阿伦特平庸的恶来解释纳粹德国，解释毛时代的文革，解释土皇帝的文革2.0版，解释无差别杀人的恐怖分子，虽然方便，但太轻描淡写，太虚假了。平庸的恶成了一块遮羞布，不但遮蔽了现实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恶，也掩盖了作恶者主动作恶的冲动和主动作恶的意图。阿伦特去耶路撒冷看审判艾希曼，她看到被告席上是个唯唯诺诺、满口套话的中年男人。从这种肤皮潦草的观察中，她就得出一个结论，说艾希曼不是恶魔，他只是不思考，他只是盲目服从命令。阿伦特不知道大部分有头脑的被告在法庭上都是看起来唯唯诺诺，满口律师教的套话，这是被告席上的常态。何况，艾希曼曾经是纳粹德国负责犹太事务的官员，他的头脑显然比阿伦特的头脑要复杂一些。

艾希曼的“创造性发挥”与乖巧的恶

一个人在放手作恶时的行为方式，跟他在被告席上的行为方式完全是两码事。就像一个杀人越货的劫匪被抓获归案以后，上了被告席，跟他端着枪抢银行的时候会判若两人。这本来应该是观察人的一个基本常识，但阿伦特缺少这种常识。她用艾希曼在被告席上的言行来推断他作为纳粹官员组织灭绝犹太人时候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还有比这更荒唐的思路吗？在纳粹体制当中，艾希曼相当精明，在作恶方面极度乖巧，极其主动。在执行灭绝犹太人的国策时，他不是机械的服从，而是创造性的发挥。为了提高运输犹太人的效率，他主动设计方案，协调铁路，克服物流困难，甚至在战争后期资源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他仍然超额完成了杀人指标。说这是平庸的恶，简直是精神错乱。所谓平庸，不过是艾希曼在成为阶下囚以后，为了保命而精心设计的一张面具。他把自己伪装成一颗没有灵魂的螺丝钉，但他不是螺丝钉，他是个人，他是个作恶者。恶都是人主动做出来的，人不主动去作恶，世界上就不会有恶，这是能撬动恶这个问题的阿基米德支点。

阿伦特的头脑中没有这个支点。在中国的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乖巧的恶，就是为了乖巧地迎合上意，积极主动地去作恶。在文革中，他们发明出各种折磨人、羞辱人的方式方法。在新冠封城清零中，他们不断加码，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居民。在文革2.0中，他们主动出击，小题大做，无中生有，攻击文明的声音。他们不甘平庸，乖巧地作恶，从意图、出发点到结果都是损人利己，甚至是毁人利己。他们很多是小官吏、小人物，在社会上地位的确不高，但他们不甘平庸，而且主动通过作恶来表明自己不平庸。他们不是被动地随波逐流，而是主动去迎合。他们像狗一样有敏锐的嗅觉，能嗅到权力的风向。为了讨好权力，为了得到领导的赏识，他们努力把坏事干得比同僚更出色、更地道、更专业、更漂亮。

竞争性作恶与制度决定论的局限

这是一种竞争性作恶。这种竞争性作恶在中国当代的某些时段泛滥成灾。文革的时候不用说，当今文革2.0，人们每天都会见识到一些现象。恶又成了一块巨大的吸铁石，对于那些三观本来就扭曲、人格极度软弱，或者缺乏个人尊严的人来说，恶这块吸铁石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他们从恶如流，作恶的时候兢兢业业，又精明又执着。他们花功夫揣摩上意，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和乖巧，主动发明出各种作恶的新花样。阿伦特说艾希曼这种作恶者不会思考现实，恰恰相反，他们在作恶的时候思考得非常缜密，小算盘打得非常精明。

有人把作恶归咎于恶的制度。制度当然有优劣，在道德色彩上也可以说都有善恶，但是即便是一种低劣的制度，一种邪恶的制度，他要作恶的话，也要通过具体的人才能做成。中文世界有句流传很广的话，说“好的制度让鬼变成人，坏的制度让人变成鬼”。这乍一听很有道理，但却跟现实不符。同样的制度下，既有人也会有鬼。即使是在坏的制度中，也有人选择做人，即使是在好的制度中，也有人选择做鬼。更重要的是，把个人作恶和人格扭曲完全推到制度头上，这不是思想深刻，而是一种平庸的推诿。归根到底，恶和作恶都是人的问题。制度本身不会杀人，不会告密，不会欺诈。恶的制度必须靠具体的人去执行、去操作，才能制造出恶的后果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冷酷的道德原则：不管制度怎么样，哪个人作恶，哪个人就是人渣，没什么好推诿的。如果因为制度不好，就免除个人的道德责任，那么所有的伦理规范都会瞬间崩塌。

《悲惨世界》：人性在制度下的选择

要理解这个道理，甚至不需要去读伦理学的著作，读读小说也可以。当然了，必须是有深度、有故事的好小说，比如说雨果的**《悲惨世界》。如果说《悲惨世界》揭示了当时世界正经历的深度溃烂，当时的法国社会制度不公、贫富悬殊、法律严苛。但是，即便是在这样一个深度溃烂的制度下，我们依然看到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样本。书中有几个主要人物：冉阿让、沙威、芳汀的女儿珂赛特**，还有那对奇葩德纳蒂夫妇。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深度溃烂的制度下，呼吸着同样的时代空气，但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人性却截然不同。

冉阿让曾是个苦役犯，社会对他十分不公平，他有着最充分的理由去报复社会，但他选择了人性的升华。这不是个轻松的过程，他一生都在危机和挣扎中度过，但他守住了底线。沙威警长，他忠实地维护制度，兢兢业业到有些死板，但他有他的原则，最终在原则跟良知的冲突中，他用结束自己的生命来完成了自我救赎。还有那个可怜的女孩子爱潘妮，他是德纳蒂的女儿，虽然生长在烂污家庭，却散发出质朴的人性光辉。我们再看看那对奇葩德纳蒂夫妇，他们是典型的制度甩锅侠，这两口子坑蒙拐骗，剥削珂赛特，敲诈冉阿让。他们对自己、对女儿都没有任何责任心，不管干出多么烂的事儿，他们都心安理得。在他们的精神世界，只有受害者逻辑：“我们穷，我们是底层，我们要生存，所以我们作恶是社会逼的，都是制度的错，我们只是无辜的受害者。”

这两口子可以说是集乖巧的恶与无赖的恶于一身，他们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社会头上，都推到别人头上，让自己在作恶的时候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眼下，中国社会并不比雨果描述的那个深度溃烂的世界更健康一点点。任志强老板在因言获罪之前，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个体制烂透了。”在这个烂透的体制中，大多数人毕竟做不了冉阿让，也做不了沙威。中国社会倒是不缺少德纳蒂夫妇式的这种人物。我们芸芸众生的内心深处，其实都混杂着冉阿让、沙威和德纳蒂夫妇的潜质。问题在于，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最终我们让哪一种潜质占上风。

人渣的密度与制度的失效

一个正常的社会，可以说是这几种人混杂的社会，只要像德纳蒂夫妇这样的人渣不是太多，制度就能玩得转。但是如果德纳蒂夫妇式的人物在人群中的基数太大，或者说密度太高了，情况就会不一样。人渣就像空气中的高浓度氧化物，即便是制度设计得跟钢铁一样，也会被这些无孔不入的氧化物腐蚀得锈迹斑斑、千疮百孔。雨果洞悉人性，也深知人跟社会、人跟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所以他的小说才能写得这么精彩。前些年有部电影叫**《老无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 2007年美国新西部犯罪惊悚片，由科恩兄弟执导），看那部电影的时候，我想到了《悲惨世界》**。虽然他们讲的故事不一样，但却是刻画了同样的人性，讲了同样的道理。

电影中有位老警长名叫埃德·汤姆·贝尔（Ed Tom Bell），他在退休前有一段非常经典的独白，他说：“It takes very little to govern good people and bad people, can't be govern at all.”翻译过来，大意就是“好人不需要怎么统治，而坏人根本无法统治”。这句话其实说出了人类政治的一个残酷真相：制度只是在人性的两个极端之间发挥作用。如果一个人群大部分是政治有底线的好人，那么即便制度简陋一点，社会也能维持正常秩序。但是如果人群越来越像坏人那个极端倾斜，任何制度都会失效。用**《悲惨世界》的故事来说，就是如果一个社会中像德纳蒂夫妇**那样的人渣占比高到了一定程度，制度的运转成本就会高到离谱。因为负荷过重，制度就会当机瘫痪，最终崩溃。这不只是小说和电影中的故事，这也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现实。

中国社会的制度与人性的互为因果

这几十年，中文世界流行制度决定论，很多人把所有问题大到贪污腐败，小到损人利己、碰瓷、讹诈，统统推给制度。中国集权制度烂污，这不是什么新闻。但是，中国人身上的很多恶习跟邪恶的集权制度并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在中国的基层社会，大部分日常生活中的恶，比如说恃强凌弱、重男轻女、坑蒙拐骗、造假售假，这些行为并不直接涉及政治制度问题。可以说，它们是源于社会习俗，源于传统的潜规则，源于人性中的贪婪和懦弱。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说是要给中国人启蒙。启蒙运动产生于18世纪遍地文盲的欧洲，但当代中国跟那个时代没有可比性。大部分中国人受过基础教育，他们甚至比那些想要给他们启蒙的知识分子更精明。他们早就学会了康德说的“运用自己的心智思考”，只不过他们思考的不是什么获得自由，而是如何钻空子，如何损人利己。这种语境跟欧洲启蒙运动当年针对的宗教蒙昧和迷信，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那些要启蒙中国底层群众的仁人志士，如果不正视这一点，往往会说得很惨。

回顾中国现代史，那些真正成气候的势力，并不是去改造底层的恶，而是把底层的恶加上一点理想主义的包装，让他通过组织化彻底发挥出来。从太平天国的洪天王到后来的山寨苏俄革命，到眼下土皇帝的文革2.0，都是这种成色。说这些，无非是讲一个浅显的道理：劣质制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跟人群的劣质精神世界和劣质行为方式互为因果。当代中国的劣质制度，也不是外国强加的，而是跟当代中国人这个独特群体的精神世界互为因果。整体上这样讲，并不排除个体的例外，但是决定一个国家制度成色的不是人群中的例外，而是人群的常态。可以说，制度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如果操作这台机器的人不匹配，或者维护这台机器的人想拆了它卖废铁，结果可想而知。

个人责任与现代公民意识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一些恶行之所以能泛滥成灾，当然离不开制度的授权和纵容，没人否认这一点。但是生活世界中的恶都是具体的，都是具体的人干的。同样是在中国，在同样的集权制度下，为什么有人有作恶的机会，却选择枪口抬高一寸，不去作恶？为什么有人本来没有作恶的机会，却削尖了脑袋去争取作恶的机会？这是人性的差异。任何试图解释政治、解释社会的理论，如果回避了这种人性的差异，就会流于从概念到概念的空谈，就会走向似是而非的制度决定论。不幸的是，制度决定论正在成为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鸦片。为什么说是鸦片呢？因为他能止痛，能让人产生幻觉。他们把中国社会所有的问题，尤其是把各种人积极主动、乖巧的作恶，都阿伦特化，轻描淡写成平庸的恶，全都归咎于制度。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心安理得地认为，只要制度不改，我们干什么都没有用，做什么都没有用。制度让人作恶，别人都做，我不做能行吗？所以我作恶也是被逼无奈。这正是德纳蒂夫妇的逻辑。这种逻辑让他们在面对自身的软弱、自私甚至卑劣的时候，可以毫无愧色，在作恶的时候可以毫无心理负担。

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们讲过，中国文人有媚世的传统，尤其是向社会底层人献媚，以这种方式沽名钓誉。一些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把底层问题都归咎于制度，这是中国文人媚世传统的一种时髦表现方式。在任何国家，底层都是社会问题最多的阶层。改善社会问题的唯一出路，也可以说是底层的唯一出路，就是脱离底层。用美化底层的方式去媚世，不但解决不了底层问题，而且会加剧社会问题恶化。这不只是中国才有的问题。美国的新纳粹3K党（Ku Klux Klan: 美国历史上和现代的几个白人至上主义恐怖组织），这些极端组织的骨干，基本都来自社会底层，教育水平低，收入也不高。当年，瑞典学者刚纳·默达尔（Gunnar Myrdal: 瑞典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其对美国种族问题的研究《美国困境》而闻名）到美国来研究种族问题，发现种族歧视最厉害的是在白人底层。这是每个社会都有的底层现象，不能推到制度头上。美国所有阶层都生活在同一部宪法下，同一个制度中。刚纳·默达尔在美国考察的时候是1930年代到1940年代，奴隶制早就废除了，但美国对少数族裔的偏见和歧视在底层白人中保留得最多。

中国底层的问题是同样的道理，这不是说要歧视底层，我本人就来自底层，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生活了20多年。那里的很多问题跟政治和制度没有多少关系，比如说造假，比如说糊弄、粗鲁、暴力、恃强凌弱，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不是党国体制后才有的。这些当然都算不上大恶，算是小恶，但是小恶多了，就会形成一张无处不在的恶的社会罗网。二战以后，各个主要国家都通过实施社会政策，促成阶层递升来改良社会。这种做法的前提就是承认底层的社会问题比其他阶层要多。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各种促进阶层递升的政策就失去了意义。这是现代社会的常识，但是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缺少常识，对社会的观察力和学习能力也不太过关，信仰一堆颠三倒四的标语口号，把社会问题都推到政治制度上。这不是说政治制度不重要，而是说政治制度不是人作恶的唯一原因或者直接原因。而且制度的改变却要很多历史和现实的机缘巧合，不是人想变就能变。很多人一辈子遇不到一次重大的制度变革，但是你做人每天都得做。

对每个人来讲，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有个人责任感的人，不会把问题都推到制度头上，而是会告诫自己：谁作恶，谁就是恶的直接原因；谁自私冷漠，谁就是社会自私冷漠的直接原因；谁在体制中相互倾轧，乖巧地作恶，谁就是这个邪恶机体的有机细胞。不管是生活在美国，还是生活在中国，一个真正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人，首先是一个有个人责任感的人。他不会让自己成为雨果笔下德纳蒂夫妇那种人，把一切罪恶都推给社会；他也不会让自己成为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作恶时兢兢业业，被审判时装聋作哑；他更不会在体制中为了投机，去乖巧地作恶。他可能会像**《老无所依》中的埃德·汤姆·贝尔警长那样，看清人性的深渊，但依然尽其所能，维护自己的秩序；他也可能会像《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那样，在深度溃烂的社会中守住人性的底线，追求人性的升华。什么时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学会了承担个人责任，学会了像个正常人一样审视自己，不再把所有过错都甩给外在的制度，学会了拒绝乖巧的作恶，中国现代文明化反复难产的历史进程，才会有希望逆转。

今天的话说完了，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