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17日。
美国军工股的反直觉现象与三大困境
《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为什么国防承包商股票没有涨”这一现象，引起广泛关注和议论。这是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经常出现且让投资理财新手最困惑的现象之一。按一般逻辑和常识，美国发动伊朗战争，消耗大量武器装备，且在战争过程中出现新的、激进的军备采购大单，美国军工类股票（即国防承包商股票）价格上涨是符合逻辑的。然而，市场偏偏出现不涨反跌，这对于资本市场投资者而言，是一个经典的反直觉现象。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种经典的反直觉现象有所了解，否则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可能会经常甚至频繁地跌入大坑，导致血本无回，陷于市场泥潭。正常市场逻辑下，判断企业或行业前景并不难，网友们很少会犯大错。最难判断的，或者说对个人投资者而言，就是在遇到这种反直觉市场现象时，容易被套牢。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尽管美国国防承包商订单不断，但国防股不涨反跌，这反映了国防承包商面临的三大核心困境：
- 固定价格合约与高通胀压力：许多大型武器开发项目，例如波音或洛克希德·马丁的研发合约，是在几年前高通胀发生之前签署的固定价格合约。尽管现在通胀速度有所下降，但通胀基数已经很高，这些军工企业必须承担物价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
- 川普政府限制股票回购：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政府从去年开始出台政策，对国防承包商公司的股价构成巨大压力。作为商人，川普比其他政客更懂经济或市场。他指出，这些国防股经营者不应“耍花招”，即在政府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公司利润增长后，为了推高股价而将利润用于股票回购。美国上市公司与董事会签订的工作合同中，普遍包含股价经营目标，因为董事会代表股东利益，普遍要求股价上涨。然而，一些公司为了短期投机炒作和高回报，一味牺牲公司长远发展利益，将资金用于回购，使得CEO的奖金大幅增加。川普强调，如果赚来的钱不用于扩大生产和增加研发投入，就拿不到美国政府的合同。他签署行政令，要求国防承包商优先考虑产出与交付，而非股东回报。这项新政策对军工股而言非常难受，导致订单不断、利润增长，但股价难以提升。
- 产能瓶颈：目前美国军工企业产能也遇到瓶颈，合同营收在增长，但产量跟不上，无法完全变现，这也是抑制军工股价格上涨的限制性原因。
反直觉现象的深层解读与投资启示
对于关注投资理财的网友，有三个观点值得分享。首先，这种“反直觉”现象并非完全的反直觉。所谓反直觉，是指根据所有信息通过逻辑和常识判断，结果却与想象完全相反。然而，文章介绍的这种现象，坦率地说，是针对那些不了解上述三大困境、不了解军工板块现实困难的人而言。如果你了解了这些困境，就不存在所谓的反直觉。因此，市场中并没有那么多所谓的反直觉现象，主要原因往往是缺乏对事物本质和完整信息的了解。掌握的信息越全面，逻辑判断越严密，这种反直觉现象就会越少。
其次，美国的国防股与中国的军工板块在股票市场表现上存在差异。美国的军工板块被华尔街普遍认为更像是债券，而非一般的科技股或成长股。在美国市场逻辑中，军工股是依靠长期的政府合约和稳定的股息来吸引投资者的。因此，投资者不应试图改变其本质属性，不应期待因大单或战争而出现股价大变局。忽略这一点，就会强化所谓的反直觉认知。
最后，唐纳德·川普对军工板块上市公司股票回购做法的限制，显然被市场投资者低估了。限制股票回购，意味着股价管理规则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当公司认为股价被低估时，会通过回购来提振股价；或者为了CEO和管理层的奖金，也会大量回购股票。但川普对军工股的回购行为严加审查，实际上切断了通过回购推高股价的渠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军工股近期都没有上涨。
伊朗战争升级与区域安全恶化
路透社报道了伊朗战争进入第18天后的最新战局发展，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信息。首先，伊朗强硬拒绝调停。刚刚继任不久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Mojtaba Khamenei）在首次外交政策会议中，正式拒绝了两个中间国家转达的缓和局势或停火建议。他强调现在不是和平时机，并提出了和谈条件：美国和以色列必须先承认失败、撤军并支付赔偿，才能结束战争。他还表示将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对于认为战争很快会结束的网友而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息。
其次，报道传递了以色列成功击毙伊朗安全负责人的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证实，以色列在德黑兰的空袭中击毙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Ali Larijani）。拉里贾尼是强硬派代表，战争以来经常代表伊朗发表激进评论。同时，以色列还通报，伊朗民兵组织巴斯基的指挥官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也被斩首。这是自哈梅内伊被斩首后，影响最大的伊朗领导人被清除案例。
第三，区域安全形势正在恶化。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对德黑兰、色拉兹等城市进行大规模空袭；另一方面，国际能源供应进一步受到威胁。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港第三次遭到伊朗攻击，部分设施受损，石油作业至少部分停止。阿联酋当局表示，一枚被拦截的弹道导弹碎片落在阿布扎比的巴尼亚斯地区，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与此同时，阿布扎比的沙天然气田在袭击中引发大火，目前正在灭火。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出，目前形势仍处于胶着状态，短期内看不到战争结束的明显迹象，这给资本市场，特别是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带来更大风险。
美国内部对伊朗战争的撕裂
《华尔街日报》报道了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乔·肯特（Joe Kent）请辞的消息，在美国舆论中引起不小轰动。肯特正式向唐纳德·川普递交辞呈，并在X平台上全文公开了辞职信，显然他不仅要辞职，还要宣传其观点。他在辞职信中声称伊朗并未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指责美国卷入这场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以色列及其游说团体的压力，而非基于纯粹的美国利益。他的第三个核心观点是，作为传统的“美国优先”支持者，这场战争正使美国重新陷入中东泥潭，偏离了政府最初的战略承诺。
针对这一劲爆新闻，有五个观点值得分享。首先，这反映了伊朗战争在川普政府内部的撕裂，不仅是美国社会、舆论和两党，反恐中心主任的辞职及其公开炒作，都反映了大战当前内部在原则问题上的分裂。其次，肯特的辞职向美国舆论揭示并传递了对战争合法性的质疑。他将伊朗定义为并非美国迫在眉睫的威胁，若此观点成立，则对伊朗宣战开战存在合法性问题。他从职务身份角度提出质疑，对美国舆论冲击力较大。
再者，肯特利用川普阵营或支持者最关注的“美国优先”理念来攻击川普，指出在没有紧迫威胁的情况下攻打伊朗，违背了“美国优先”的竞选承诺。这与共和党内一些反川势力形成共振，影响力很大。第四，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及其他美国媒体报道，将肯特的辞职与川普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Gabbard）联系在一起。肯特是加巴德带入川普政府的政治盟友，因此舆论更多聚焦加巴德与川普在国家安全战略上的重大分歧或脱节。川普选择了与自己战略思维和观点格格不入的人担任情报总监，尽管川普在伊朗和委内瑞拉行动中不让加巴德参与，但加巴德仍掌握美国最机密信息。加巴德不仅与川普格格不入，还带来不少麻烦。例如，在川普攻打伊朗前，加巴德通过情报系统向川普提交紧急报告，称伊朗并未重启核武器计划，这让川普非常恼火。共和党内强硬派如资深参议员克顿和国务卿卢比奥一直对加巴德持怀疑态度，因为他曾公开同情并支持叙利亚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并为伊朗政权呼吁。肯特的辞职再次引发共和党内对川普为何任用加巴德的质疑，认为其理念与川普格格不入，甚至同情美国最危险的国际势力。
最后，加巴德在美国政坛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其公开政治理念既非共和党也非民主党，有些奇葩逻辑。例如，他支持叙利亚独裁者阿萨德的理由是“民主党批评阿萨德，民主党是我们的敌人，所以阿萨德就不是我们的敌人”，这种“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逻辑在美国政治舆论中显得突兀。在重大战略问题上，他与两党立场均不同：共和党基于国家安全和地区霸权对外开战，民主党基于人权、民主与国际联盟，而加巴德的观点是除非直接攻击美国本土领土，否则免谈。对独裁者的态度，民主党习惯谴责并支持反对运动，川普代表的共和党对独裁者有一定容忍，不听话就推翻，听话就留着；而加巴德的观点是只要独裁者能稳定地区、打击恐怖分子就可以保留。在以色列问题上，加巴德是强烈的批评者，这在美国政治中是一个高压线。因此，肯特的辞职事件更清晰地展现了加巴德及其势力在美国政治生态中的边缘人特质。
印度外交困境：朋友满天下却影响力不足
彭博社今天一篇长篇报道探讨了“为什么印度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却在任何方面都无法发挥影响力”，这也是一个反直觉现象。印度奉行不结盟政策，与各国关系良好。例如，伊朗战争开打前，印度总理莫迪（Modi）访问以色列，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会晤；战争爆发后，又试图斡旋伊朗局势。印度似乎朋友遍天下，却没有影响力。
文章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印度的独特现象：
- 多边结盟的双刃剑：与谁都好，本身就难以与他人真正结盟。例如，印度与俄罗斯关系良好，但也支持乌克兰。这种“脚踏多只船”的策略，使其难以成为真正的领导者，例如乌克兰显然不会服从印度。
- 实力决定地位：印度实力尚未达到众望所归的地步。尽管朋友众多，但在多数国家眼中，跟随印度并无明显好处。
- 官僚体系与执行力不足：印度国内复杂的官僚体系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导致许多外交承诺难以兑现，缺乏威信。
- 区域霸权主义：印度对其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表现出“老好人”形象，但在其南亚“后院”，却展现出传统的霸权主义，与地区霸权无异。
- 模糊的价值观：印度一方面标榜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国内人权问题和威权主义泛滥，使其全球道德领导力缺乏号召力，或按印度愿望而言，力不从心。
彭博社的报道流露出西方对印度“恨铁不成钢”的情绪。美国希望印度成为抗衡中共的坚定力量，但印度往往不愿承担责任，尽管与中共存在矛盾，却没有相应的战略策略或目标。这种“朋友满天下又没有影响力”的特点，在中共身上也有明显体现。例如，在伊朗战争中，中共曾试图填补美国在中东减少干预的空白，表现出成为中东问题“大玩家”的意愿，甚至促成沙特与伊朗会谈，邀请哈马斯各派到北京会见。然而，一旦遇到公开冲突，中共便躲到一边。归根到底，这反映了“实力决定地位”的原则。
中国金融业薪资改革与政治控制
彭博社报道，随着薪资改革深入，中国国有银行高层面临30%的奖金削减。北京正加大力度对其规模达69万亿美元的金融业进行全面薪资改革。知情人士透露，两家大型国有银行的高级主管，包括各业务线的部门主管，2025年的奖金被削减了30%至50%。一家中型全国性银行的部门主管去年浮动薪资也下降了约40%。当前这波裁员浪潮是习近平主席多年来推动共同富裕并打击官员所谓“经营银行家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举措之一。去年底，财政部指示主要国有企业提交正式薪资改革方案，部分企业已开始追溯性削减薪资，其中削减奖金是最有效的手段，因为浮动薪酬通常占管理人员总薪酬的50%至70%。
对于中国金融界的这一大新闻，有六个观点值得分享。首先，这种对已明确奖金福利的扣除，不仅仅是降薪，更是反映了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中共希望重新塑造金融秩序和加强对金融业政治控制的标志性事件，可能引发整个行业的动荡。其次，此次对中层下重手，是继中共国资委和财政部大幅削减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薪酬后的进一步发展，预示着更低级别或普通员工的削减风暴还将蔓延。
第三，这种“倒查倒追”已发放或已承诺的福利奖金，将促使金融行业内部国有企业更多人“躺平”，因为业绩再好也面临降薪，甚至可能带来更多平均主义。第四，大规模降薪与官方强调的“经济形势大好”形成强烈反差，表明经济确实遇到困难，空谈大道理难以服众。第五，金融系统这种退补奖金已持续几年，2025年的奖金标准是在之前削减薪酬后的新规模上再次削减，这背后反映了房地产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已经发生，只是官方不愿承认。
第六，这种追回已发放资金、单方面改变已签合同和公开奖励政策的行为，体现了中共治理方式中的“不守信用”。即使员工为之卖命，最终兑现时却因一纸文件被砍掉一半。这种行政命令大于法律契约的现象，尤其是在强调信用的金融领域，是对中共经济政策权威性和整个金融行业信用的巨大摧毁。当官方言而无信，银行在企业金融业务中也可能效仿，甚至波及金融领域之外。在习近平主席的逻辑中，“我说了算，我就是信用”，朝三暮四、朝令夕改，只要按他说的执行，便是“社会主义信用”。如果如此解释，也只能无奈接受。
中共经济“光明论”与“预期管理”新要求
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是中共顶级党刊《求是》发表评论员文章，标题为《持续做好稳预期工作》。这是对中共全党提出的最新要求，文章主要强调要坚决反击“崩溃论”和“威胁论”，管理中国社会对经济的预期，并强调树立“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这篇文章的一些主要观点，对多数网友而言可能感觉是老生常谈，但作为中共顶级党媒，它对中共提出的新要求不会简单重复以往，否则也不会引起中国舆论的广泛讨论。这篇文章反映了习近平对中共的一些新要求，与以往有明显变化。
有五个方面的观点值得分享。首先，这篇文章的核心是提出新的所谓预期管理。中共仍在强调其顶层设计，只不过是完全按习近平的最新想法进行调整。这套新的预期管理理论主要在两个方面提出新要求：
- 从数字目标转向心理控制：过去对中国经济的预期管理主要是对指标数据的管理，例如预期增长多少。但习近平发现体制内党员干部在经济工作上不够讲政治，只谈数字。因此，他要求各级官员在谈经济预期时，要从数字目标的预期转向对民众的心理控制和心理管理，即老百姓的想法要与政府目标一致。
- 制度性预期：文章提出一套新颖且奇葩的理论，认为对经济的预期应该是一种制度性的预期，即稳定的预期不仅靠宣传，更要靠制度的确定性。然而，如何通过好的制度来改善预期，中间的逻辑并未阐明。
其次，文章强调“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的极端重要性。中共已讲了三年“畅想光明论”，这次提出新要求有何变化？他将“畅想经济光明论”落脚于控制预期管理。他认为，如果大家畅想光明论，预期就会光明；如果不畅想，预期就会糟糕。因此，“畅想经济光明论”不再是简单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是经济管理的一部分。这个理论听起来不明觉厉，因为过去“畅想光明论”是一种舆论战，现在却与预期管理挂钩。其新逻辑是，畅想光明论会给中国各方面制造一种确定性，从而带来预期的稳定性，且这种确定性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使预期稳定在越来越好的状态。
第三，中共两会和李强的政府报告都承认经济遇到挑战和困难，为何两会刚结束，习近平就要求全党只能畅想光明论？文章解释称，两会或经济工作会承认困难是为了给政策转向提供正当性或依据，但“光明论”是定性的，不能动摇，因为它是确保党的领导和制度优势这两大核心支柱不能动摇的保证。这种描述显得牵强。讨论政策时需要面对困难，但不讨论政策贯彻党中央精神时，就只能畅想光明论，因为不畅想会影响党的领导和制度优势。这种将老百姓的社会预期与党的领导制度优势挂钩的要求，显得有些霸道且难以理解。若要理解习近平为何强行要求全党必须畅想光明论，他或许是为了制造一种高压锅式的舆论和思想管理，不允许人们有其他想法。他认为自己能够指明一切正确的方向，因此将全党关在高压锅里，只允许畅想光明论，这令人感到恐怖。
第四，按照中共的逻辑，畅想光明论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制度优势。然而，中共提出“畅想光明论”口号至今已三年，它是否改变了经济预期或带来了更大的光明？显然事与愿违。例如，202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历史性的刚性下降。如果人们认为经济光明，预期看好，为何投资反而下降？这显然表明中国的企业界、经济界和民间并不认为经济光明，而是用脚投票，用真金白银进行表决。畅想光明论无助于改变人们对经济的客观判断和独立预期，因此这项政策设计本身是脱离实际的。
“崩溃论”与“威胁论”的内部化与定罪风险
第五个观点也是这篇文章最具冲击力的观点。文章大部分内容仍是老生常谈，但他将“畅想经济光明论”作为稳定全社会经济预期，并将其划等号做限制。他提出了两个与以前不一样的理由：
- 首次批评国内存在“崩溃论”和“威胁论”舆论：过去中共总是批评西方的敌对势力散布“中国崩溃论”和“威胁论”，从未批评或不承认中国国内存在看衰中共、看衰中国的言论。但这次文章认为国内也存在“崩溃论”和“威胁论”的传播，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 遏制“崩溃论”影响经济预期：他提出一个观点，即如果不去遏制“崩溃论”和“威胁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都会影响整个社会对经济的预期。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不消费或经济遇到困难，是因为预期的悲观，而悲观的原因，习近平认为是“崩溃论”和“威胁论”的干扰。这两大逻辑是这篇文章与以往中共党宣不一样的观点，也体现了习近平对治理国家和共产党的新的体会和要求。
对此，有三个观点值得分享。首先，这是中共首次公开承认所谓的认知作战已经渗透到内部。以往中共将“崩溃论”视为外国人的自嗨，不屑一驳，但现在突然发现中国国内也有不少人在讲“崩溃论”，甚至在习近平看来，这已不是简单的内部杂音，而是影响到民众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过去那种驳斥西方敌对势力、甚至认为不值得一驳的态度，现在已转变为如临大敌，认为西方敌对势力“把人民群众也叫坏了”，这种改变令人惊异。
其次，中共从对“崩溃论”和“威胁论”的不屑一顾到高度戒备，反映了中共也感觉到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如果经济很有韧性，就不会怕人说三道四，甚至在强大的中共统治下，不会怕民间所谓的个别人唱衰。但现在如临大敌，从侧面反映了中共可能也意识到或更加感受到经济的脆弱性。
第三，对中国网友而言，这不再是围观看政治热闹。他将“崩溃论”和“威胁论”看作是对经济预期的破坏、经济发展的阻力，甚至从国外渗透到国内，这传递出一个非常清晰且可怕的政治信号：对这种“不正确的”经济预期，对于涉嫌传播“崩溃论”和“威胁论”的中国民众，可能就会出现定罪化。过去是言论问题，现在却将传播“崩溃论”、“威胁论”和对经济的悲观预期上升到危害国家经济安全。这意味着他正朝着定罪化的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恐怖。本来是谈论经济预期，这种预期根据现实，每个人判断不同，有些人判断很糟糕，有些人判断不温不火，有些人判断形势大好。但现在不行，你只能判断形势大好，否则就可能被定为传播“崩溃论”、“威胁论”，甚至被定性为危害国家经济安全，那麻烦就大了。
因此，《求是》杂志这篇最新文章对中共提出的最新要求，即必须对经济预期做出形势大好的判断，而不能做其他判断，并将其上升到危害国家经济安全，不畅想光明论就危害国家经济安全。这更多传递出习近平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悲观。如果他不是悲观到极点，不会出台这么奇葩的政策。经济学上，经济预期是根据现实情况对未来形势的判断。你悲观，是因为你对现实掌握的信息，对未来做的判断，不支持所谓的光明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然而，在习近平的新要求中，全党必须闭嘴，开口只能讲光明论。如果不讲，过去是思想不够先进、不够积极、不够阳光，现在却上升到预期管理，要求每个人只能做光明论的预期，其他预期就是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对普通民众而言，这是用政治威胁和法律恐吓，要求每个老百姓必须与官方叙事保持一致。但这反而会削弱官方论调的公信力，让舆论感受到预期更加悲观。当一个人害怕别人说他丑的时候，这个人长相一定不怎么样。习近平为何突然关注经济预期管理，极端强调光明论，甚至将与他预期不一致的言论定罪？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理由和逻辑，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