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收看夸克说，我是夸克。最近，因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现身拍卖市场，引发了南京博物院疑似倒卖文物案，在墙内引发热议。随着事件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黑料被网友和曾经的工作人员们持续爆出，俨然成了一场吃瓜大戏。不过，这期节目我不打算讨论南博案的细节，而是想就这个事件，谈两个更本质的话题：一是包括大英博物馆在内的海外博物馆，是否应该将文物归还给中国？其次是这100多年来，中国文物的命运，它们大多数怎么被损毁，没损毁的那些又保存如何？

文物归还争议

经常上网的人可能都听过这么句话：没有人可以笑着走出大英博物馆。这话源于有段时间，很多“战狼”留学生喜欢通过拍摄国外博物馆的方式起号，比如去到英美等国的博物馆，拍一下中国的藏品区，然后控诉帝国主义当年对中国的掠夺，声称大英博物馆们应该将这些文物归还给中国。当然，这里的控诉不会包括俄罗斯东宫博物馆，尽管整个西夏的文物几乎都在那。不仅是民间网红，一些明星也喜欢表达类似观点，最典型的就是成龙，他先后在自己的电影《神话》和《十二生肖》里表现出了同样的价值观。其中《神话》里的这段台词，还被很多“粉红”们奉为圭臬：“只要是人家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还给人家。没有人可以从别人的国家抢走人家的文物，摆在自己国家的博物馆，说是帮人家保管，其实想据为己有，这是可耻的行为。”

这段话为什么听起来特别正义？因为它抓住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情绪：战争、殖民、掠夺、圆明园，你一听就很容易热血上头。但你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段话在逻辑上错得非常离谱。首先，它把所有海外博物馆里的中国文物都一刀切，说成是抢走的。但这显然是一种情绪判断，而非事实判断。为什么呢？因为现实世界里，文物的流转方式非常复杂。有一小部分确实是战争掠夺，但绝大部分还都是合法购买、拍卖、继承、私人收藏或者捐赠给博物馆的。你上来就把所有海外的中国文物说成是抢，言下之意就是只要东西现在不在原产地，就一定是抢的。那问题来了，你到一个美国人家里，看到一堆写着“made in China”的衣服，你能说它们都是抢的吗？反过来，一家中国的芯片厂里有阿斯麦光刻机，你能不能上来就说这是从荷兰抢来的？如果你一定要这么指控，那起码得拿出证据证明这一点，毕竟谁主张谁举证。

文化属性与所有权

其次，他把文化属性直接等同于了国家所有权。文物当然具有某种文化属性，也侧面承载了某段历史，但这文化属性不等于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举个例子，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的小说属于英国文化的一部分，但这等于莎士比亚的手稿或任何一本莎士比亚的小说也只能出现在英国吗？同理，汉堡算是美国文化吧，难道说只有美国才允许有汉堡店？中国人手里的汉堡，这都属于美国吗？有人可能会说，你说的是复制品，我说的是原件、古董、文物，那怎么能一样呢？那我反问一句，假设元朝往欧洲出口的一批青花瓷，这在当时是手工业复制品吧，过了几百年，存世的越来越少，成了文物。你这时能不能跑去某个欧洲藏家家里，指着他家传下来的元青花，说：“这玩意儿是我们中国的，你必须还回来。”自己听都觉得荒谬吧？

最后是“人家的文物”里的这个“人家”指的是谁？是文物产生的那个朝代，是清朝政府，还是今天的中共？还是这个民族？这句话非常狡猾的一点在于，它故意不说清楚，因为你一旦问清楚，就会发现一个尴尬的事实：几乎所有文物产生的时候，中共政权根本不存在。它用一个模糊的“人家”，就把文明、民族历史、政权这些概念一朝会、打包偷换成了今天的中共政权。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直接把私人藏家这个最重要的主体给抹掉了。要知道，99%以上的文物流转都发生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博物馆藏品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多数情况下也不是其他国家政府赠予的，而是由私人藏家捐赠给博物馆，或者博物馆花钱从私人藏家那买来的。举个简单例子，假如一件文物是某中国私人家族在100年前卖掉的，后来几经转手被国外的藏家合法买下，再捐给了博物馆，你说要还，还给谁？是还给之前那个中国的家族，还是交给今天的所谓国家？所以你发现了，所谓“应该还给人家”本质上的逻辑，就是以国家之名，打着反对洋人掠夺的旗号，抢夺私人的合法财产。

文物特殊论批判

关于这一点，有一种理论叫做所谓的文物特殊论，也就是一般的物品可以属于你个人，但文物不行，因为它承载这个民族的历史苦难，属于特殊，尤其是不能卖给外国人的物品，它只能属于本民族，由国家保管。你要是卖给或者捐给了外国人、外国机构，那就是“文化汉奸”、“卖国贼”。这种文物特殊论，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只要跟我们文化有关的东西，就必须全部由政府拥有。它背后体现的，其实是中共这些年来一直在极力推动所谓文化主权、思想殖民叙事，但这种叙事完全是由民族主义情绪包装出来的一种国家不断扩大所有权范围的说法，并不具备任何被国际法承认的法律效力，也缺乏基本的正当性。

道理很简单，假设一件东西一旦成为文物，个人就会自动失去所有权，必须收归国有。那我请问谁来定义什么是文物？由政府吗？那今天政府可以说你家的古画、古代瓷器是文物，应该充公；那明天能不能说你爷爷传下来的金戒指、金元宝是文物；后天能不能直接没收你家老房子、老家具，因为这些都已经过去30年了，见证了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的历史？所以你发现了，如果“是文物就应该被没收”的逻辑成立，那理论上所有的私人财产都不安全，都有被收缴的风险和理由。

而根据英美的普通法系，古董文物是被视为动产的，法律并不会因为一个瓶子是1000年的，就赋予它比一个昨天生产的脸盆更高的法理地位。它们都是你的私人财产。根据这种法理逻辑，文物从来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它和你身上的衣服、裤子、手机、你收藏的变形金刚没有任何差别。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想卖给谁就卖给谁。哪怕你把它砸了，也轮不到一个叫做政府的机构，或是一个叫做民族的虚拟共同体来对你说三道四，教你应该怎么做。因为本质上，政府和你家小区的保安、民族和你同一个小区的邻居们没有任何区别。他们有权利不让你把你家的一把椅子卖给一个外国人吗？明白这些，你就知道，成龙最后那句“说是帮人家保管，其实是想据为己有”，完全就是虚拟出来的指控。包括大英博物馆在内的海外博物馆，它们的藏品根本就不是什么“帮人家保管”，因为压根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人家”，它们也不需要“想据为己有”，因为那本来就是人家的。

海外藏品来源考证

有人可能会说，我认可正常购买的文物的所有权，但国外博物馆那些中国藏品大部分都是抢来的呀。即便不是博物馆直接抢的，那捐赠的那些私人藏家或者上一任的藏家，没准就有谁是当年英法联军的士兵从圆明园抢来的。这里就涉及到两个层面：第一，国外博物馆的藏品大部分是怎么来的？第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那些流转过程中存在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地带藏品？

先说第一条。目前为止，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博物馆详细统计过，它们的中国藏品有哪些是正常购买，哪些是“干净捐赠”（即捐赠人自己也是买的），哪些捐赠者是抢来以后一直继承下来的。不光是中国藏品，其他国家的藏品，比如大英博物馆的埃及、希腊藏品，也很难有这样的统计。但我们还是能够通过逻辑和公开资料推断出一部分。比如我前几年去过多伦多大学附近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这是加拿大最大的博物馆，也是仅次于大英博物馆，中国文物藏品第二多的博物馆。这家博物馆的门口有两座石狮子，最早来自于北京的肃王府，与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之时流失，后来辗转来到多伦多。有人可能要说了，你看这不就是抢来的嘛。还真不能这么说。

事实上，这两座石狮子虽然是庚子年（也就是1900年）被从肃王府抢走，但它此后的20多年一直就躺在奥地利大使馆的花园里当装饰物。奥地利也不觉得这是个什么文物或者藏品。直到1921年，英国皮货商乔治·克罗夫茨受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之托，到中国搜寻文物。他看到这对石狮子以后，写信给馆长查尔斯·库雷利先生，建议买下它们。查尔斯同意以后，克罗夫茨很快和奥地利使馆达成协议，于1922年花大价钱买下了它们，又耗费巨资，最终在1923年运到了多伦多。再比如这尊辽代三彩鲍西罗汉，最初是20世纪初出土于河北易县，原本有16或18尊，分别收藏于欧美，包括日本、俄罗斯的各家博物馆。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中，始终对它有高度评价，称“易县罗汉像可与罗马造相比”。

关于它们的来历，清末民初时，德国收藏家弗里德里希·帕金斯基在他1920年出版的《寻找众神中国行记》一书中记载了易县罗汉像的发现经过。1912年，他在北京的一个古玩市场，看到一尊令其惊叹的真人等身罗汉像。在他表示要买时，被告知已经被一个叫四泽入之柱的日本人订走。最终他从那个日本人那里打探到这尊罗汉像来自河北易州的某个山洞中。当年秋，他住进易县清西陵永福寺，在向导带领下，最终在当地衙门见到两尊被没收的罗汉像，随后出资购下，将其中的八尊运往海外。此后，著名古董商陆勤斋也到易县淘宝，并发现留在易县的最后一尊罗汉像。他还收购了一些岩石底座，卖给欧美各博物馆用于安放罗汉像。也就是说，这些罗汉像也是德日以及本土的古董商人们花真金白银买来的，并不是某些人想象中的抢掠。如果要硬说成抢掠或者盗掘，那也是当地人先挖了出来，被衙门没收以后转卖出来的。

事实上，你查看一下这十几尊易县佛像的收藏馆列表，就知道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都能查到明确的出处，哪年哪月从谁那购买，或者由谁捐赠的。像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就是从上面提到的德国人帕金斯基那买的，而陆勤斋买下的最后那座则卖给了密苏里州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唯一算是有点来路不正的是俄罗斯东宫博物馆那尊，原本属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苏军打进柏林以后抢去了圣彼得堡。这里多提一句，上面提到的古董商人陆勤斋在收藏界赫赫有名，不夸张地说，他算是近代以来欧美藏家在收藏中国文物方面的启蒙老师。在他以前，除日本外的其他国家的藏家，几乎完全不懂欣赏中国的玉器、石像、陶瓷以及各类墓葬用的雕刻、青铜器等等。这部分的艺术教育工作，几乎是他一己之力完成的。当然，这算好事还是坏事，就见仁见智了。

比如之前央视《国家宝藏》里曾介绍过的昭陵六骏，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外的石刻艺术，其中的二骏就是1918年由陆勤斋转卖给美国的滨州大学博物馆的，开价12万大洋。1918年的12万大洋是什么概念？要知道，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毛泽东月薪是8元。1920年，鲁迅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买下的一套四合院（也就是今天鲁迅博物馆的所在地）才花了不到1000大洋。也就是说，滨大博物馆买这二骏，花了120座老北京四合院的钱。你能昧着良心说这是掠夺或者低价购入吗？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果非要一一列举，可能几天几夜都说不完。总之，你在各博物馆里看到的藏品，非正规渠道得来的非常非常少。

文物交易的法律依据

有人肯定要说，就算你是买的，那不也是销赃吗？难道中国的盗墓贼或者农民挖出来了，倒卖国宝，你洋人花钱就能免责吗？是的，还真能免责。2017年，陕西昭陵博物馆就发文呼吁，希望滨大博物馆能归还昭陵二骏，他们主张的理由是“非法交易，不道德，且具有破坏性”。注意这个措辞：“不道德”，而不是“违法”，因为按照国际法，滨大或者任何其他博物馆的购买行为都没有任何问题，哪怕最初的卖家真是盗墓贼。为什么呢？咱们还拿法律说话。

首先，根据各国法律，对于文物买卖都存在一个时效限制。说人话，就是哪怕最初的卖家是偷的、抢的、走私出来的，只要过了一定的时间，最开始的苦主没有起诉提告，后面的一系列交易就都是合法的。比如，纽约州民事权利法第214条规定，动产收回诉讼时效通常为三年。再比如，英国1980年限制法第二条规定，侵权行为（包括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起诉时效为六年。这里的动产财物也包括古董和艺术品。对法律不熟悉的朋友，可能会凭着朴素情感，认为这样的法条不合理，“凭什么偷了抢了，当时没告，过两年就能合法交易了，这不是鼓励犯罪吗？”但你反过来想想，假设没有追溯期，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乱套了？一个姓朱的人，能不能现在跑去故宫博物院说：“我是朱元璋的后代，这紫禁城当初是不是老祖宗的？后来被满人非法抢走，辗转被你们共产党接管了，我现在收回来。”按这个逻辑，今天你花大价钱买了幅李白的字帖，也可能得不到保护，因为他最初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李白家的书童给偷卖出来的，没有追溯期嘛，可以无限追溯。

事实上，不仅是英美法系，在大陆法系的国家，比如法国、瑞士、德国，也都有一个善意取得原则（Bona fide acquisition: 指无权处分人将动产或不动产转让给善意第三人，善意第三人因此取得该物所有权的法律制度）。也就是如果你在公开市场买了一件文物，并且你不知道它是通过所谓掠夺获得的，那么你就获得了合法且完整的所有权。背后的考量和上面类似。最后，即便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文物走私防治公约的约定，违反缔约国法律出口的文化财产一律视为非法，但这个约定也有个限制，那就是这个规定不溯及以往，仅限于1970年以后。而欧美馆藏的这些文物，基本上都是1970年以前就出境了，你还是管不着。

这里我想补充一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1970年公约属于典型的恶法。因为它承认了各国政府有权限制本国文物出口，这本质上是对公民私人财产权的严重践踏，是战后左派反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的产物。刚出台时就遭到了多国法学家的严厉批评。随便举个例子，假设我手里有一幅画，有个英国的藏家很喜欢，愿意出100万，而国内没人识货，最多只能卖到20万。但因为所谓的禁止出口法而不让我卖，那是不是就相当于政府让我白白损失了80万？这不就等于政府可以不经补偿，就通过冻结流动性的方式减损、剥夺我的私人财产？如果你还意识不到这有多严重，那我说个现实的例子。1948年，国民政府出台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要求民间在3个月内将所有的黄金、白银以及外币交给中央银行，以兑换新发行的金圆券。结果呢？金圆券后来疯狂贬值，几乎成了废纸，这一措施就几乎成了无偿没收，最终彻底摧毁了国民政府的社会信用。

类似的情况，两年后就又来了一次。1950年，中共出台了《经营管理办法》，严禁私人持有、经营和私自买卖黄金，所有的黄金必须卖给中国人民银行，而人行的收购价格远低于国际金价和民间的黑市价格，这本质上就是政府主导、强买强卖。并且这情况后来愈发严重，到了公私合营后期，连赎买都不赎买了，完全是通过政治动员和威胁，要求民众们自觉上缴。至此，强买强卖彻底变成了打劫。而禁止文物出口和上面说的情况，本质上就是一回事。最后，如果你认真查询欧美主流博物馆官网和馆藏说明，会发现绝大部分的藏品都是购置或者捐赠所得，极少有战争劫掠或者来路不明的情况。不仅对中国的文物，对其他国家藏品也是如此，这其实也符合普通人的常识。

你想啊，要说侵略时期劫掠文物，基本上只可能发生在三个时期：1860年的英法联军、1900年的八国联军、1937年以后的日军侵华。先说前两回，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基本上就在北京城内转悠，而且大部分都只是普通士兵，他们懂古董吗？别说他们了，就绝大部分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给你扔圆明园里，让你带100斤东西出来，你有本事挑到最值钱那几样吗？一个拍出了2.8亿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和一个一文不值的民窑瓷器罐，你能看出区别吗？没准还觉得越大越值钱呢。所以对这帮外国大头兵而言，他们最现实的选择一定是优先带金银珠宝，而不是什么文物古玩，因为这些更容易变现，一锭金子就是一锭金子，不太可能被古董商骗。总结一下，无论从常识还是法律，今天你去主张大英博物馆们返还文物，既缺少基本的正当性，也不具备任何的法律依据和可操作性。

百年中国文物命运

以上，咱们聊了海外馆藏的主要来源。接下来咱们进入到第二个话题：这100年来中国文物的命运。假如你一定要因为中国文物的损毁、外流而难过，找个发泄对象的话，不妨听听这段。咱们按照时间线，可以粗略地把中国文物的损毁外流，分为1949年以前和1949年以后。其中1949年以前又可以具体分为1900年以前、1900到1931年、1931到1945年、1945到1949年。之所以这么分，是因为以1949年为分水岭，中国文物的损毁和外流经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咱们依次介绍，先说1900年之前，主要就是两段，分别是前面提到的英法联军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这也是今天中国人一提起来就恨得牙痒，并且坚持认为海外的中国文物都是抢走的原因。但我得说一句，这两次入侵，在中国文物整体上损毁和外流中的占比可能被严重夸大了。

早期欧洲对华文物兴趣

首先补充个背景知识，很多人一提到海外的中国文物都会产生一种想象，觉得外国人都很喜欢中国文物，外国博物馆都以拥有中国文物为荣。但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以我自己为例，我说过，法国卢浮宫、枫丹白露宫、吉美博物馆、德国的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奥地利的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捷克国家博物馆，包括加拿大的多家博物馆，因为我的习惯是每到一个地方旅行第一站必看的就是当地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但我整体的印象是什么呢？卢浮宫、枫丹白露宫的中国藏品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巴伐利亚、维也纳、捷克这三家也是一样的。吉美博物馆稍微有几样，但也几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唯一能见到大量中国藏品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但即便是这里，中国藏品的地位依然远低于古埃及、古希腊、拜占庭和阿拉伯地区，仅高于同为东亚的日本、韩国文物。这一点从展品的数量和浏览时间上就能感受到，我逛东亚区大概用了一个小时，其中中国区半个多小时，日韩区加起来20多分钟，而其他地区光是拜占庭，你估计就能逛一个半小时以上。我上面提到的其实就是海外文物收藏领域的鄙视链。

鄙视链第一梯队永远是古埃及、古希腊，接下来才是古罗马、拜占庭和中世纪的欧洲，再接下来是伊斯兰文明。至于中国，在北美的很多博物馆里，藏品数量甚至还比不上美洲原住民。这倒不是因为什么歧视，原因很简单，你对某个地区的文物感兴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你跟那个地区有频繁的接触和交流；二是这个文明已经灭绝了，也纯粹是学术研究价值。而在1840年以前，欧洲和中国的交往几乎为零。中国对于绝大部分欧洲而言，既神秘又陌生，但也没有消失，对纯学术研究而言，也没那么大的价值，所以人家对你的文物兴趣不大，也就很好理解了。而中国和欧洲的频繁接触，其实是从两次鸦片战争开始的。这就注定了英法联军打进北京时，哪怕高级军官，其实也不懂什么中国文物，并且也没有多少兴趣。当然，你要说欧洲人对当时的中国物件完全不感兴趣，也不客观。但这种兴趣一开始只是一种贸易型、消费型的兴趣，而不是我们今天那种把器物当成古代文明证据、艺术史对象、需要考据和断代的文物的兴趣。

19世纪中叶以前，中西方主要的实物交流是外销瓷和茶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8世纪的瑞典商船哥德堡号。这条船是1745年沉没的，考古发现船上装载的瓷器数量估算大概在30到70万件之间，但这些瓷器几乎全是为欧洲市场定制的外销瓷：西式餐具、咖啡具以及一些迎合欧洲口味的日用品。也就是说，在这时的西方人眼里，典型的中国瓷器其实是餐具，而不是需要供在案头、传至后世的艺术品或者文物。这个道理就像你也不会把日本进口的索尼电视机当成文物一样。事实上，这个阶段中国贸易里，几乎没有一件代表中国审美巅峰的宋代的汝官哥钧窑或者清代御窑的瓷器。而在中国文化体系里，位于收藏品价值顶端的青铜礼器、书画、碑帖、金石玉器等等，西方人更是几乎完全陌生的。记得前面提过的嘛，直到辛亥革命前后，才有包括陆勤斋在内的一批古董商人，帮助欧洲藏家们完成这部分审美教育的普及工作。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直到1930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开创了对中国青铜器的系统性研究，欧洲人才逐渐意识到中国青铜器上的文饰所代表的考古价值。而在这以前，青铜器这个收藏类别对欧洲人其实是陌生的，因为西方没有礼器的概念，他们判断一个文物的价值，更多是从材质、工艺是否精巧，是否符合透视和写实标准的角度。在中国文人看来，连接礼制、王权和历史书写的国之重器，在他们眼中更像是破铜烂铁。

联军劫掠的真实情况

这一点，在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随军士兵和军官们留下的大量回忆录中也得到了佐证。比如随军参与了英法联军远征的外交官兼翻译官罗伯特·斯霍温在他1860年出版的《1860年华北战役叙事》一书中就明确提到，士兵们几乎都在抢掠珠宝、毛皮、钟表等他们眼中的贵重物品，而对书画和青铜器不屑一顾。法国陆军中校查尔斯·杜潘在他186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国远征》一书中也提到，士兵们都在抢夺金银和珐琅器，而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物。类似的回忆录和日记还有很多，基本上都明确指向了两国的士兵和军官们只对金银珠宝感兴趣，瓷器、古籍、古画等鲜少有人问津。

而战后在巴黎和伦敦进行的圆明园掠夺品拍卖会上，成交的也基本上都是金银、珠宝、珐琅等物，其中金器最高拍出了700法郎的高价，珐琅的均价也能达到数百法郎。而瓷器呢，当时只值几法郎到几十法郎。你想想，瓷器这种玩意儿既不方便携带又不值钱，谁会乐意抢这些东西，大老远运回欧洲呢？而这一点，到了40年以后的八国联军时期也没有得到改变。如图所示，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以后，就地组织战利品拍卖会。根据记载，拍卖会上展品包括了瓷器、青铜器和装有丝绸刺绣的盒子。那你说这种拍卖会主要是卖给谁的？自然是给本地的古董商人。士兵们也学精了，这些玩意儿带回欧洲没人要，也卖不出价，还不如就地销售给中国人，变现后落袋为安。也就是说，这两次战争结束，撤军以后，真正流入海外的文物非常有限，绝大部分都留在了本地，只是所有权从皇家转向了民间。

除了当时的欧洲人不认同以外，两次联军入侵并未对中国文物造成太多损毁和流失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这两场战争波及的时间和范围都极其有限。以英法联军为例，两国军队于当年10月6日开始劫掠圆明园，整个劫掠过程总共只持续了两天。随后从10月13日攻入安定门，到11月1日撤离，对北京城的占领总共也只有18天。并且由于英法两国将这次的战争视为对大清皇帝的报复，所以攻击和劫掠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圆明园等皇帝的私家园林，而较少骚扰北京城内的官邸和普通民居。至于八国联军，尽管占领时间更久，但也和前者一样，实际区域仅限于北京地区，影响有限。所以将流落海外大量中国文物主要归罪于所谓外敌入侵造成的劫掠，显然不符合事实。

圆明园的内部破坏

与此相对应，一个官方不愿承认、更不愿宣扬的事实是，圆明园的皇家园林真正遭到彻底、长期、系统性破坏的阶段，是在英法联军撤军以后，由当地民众和看管园林的官员和士兵们完成的。英法军队撤军以后，清政府并没有立即恢复有效管理，而是基本放弃了此地，转而将朝廷迁到了故宫，仅仅留下了少量士兵看守。但由于朝廷控制力的下降，很多士兵拿不到足额的军饷，到后来反而变成监守自盗，和当地民众一起盗采所有能够换钱的东西，比如砍伐树木拿去烧炭，拆下大理石构建用来盖房子。在民众眼里，这座昔日的“万园之源”，已然成了老百姓的免费建材市场。而到了1890年，甚至连朝廷也亲自下场，出售园内珍贵树木以换取财政收入。像我们熟知的十二生肖兽首的水龙头铜像，根据圆明园档案的描述，就是这一阶段被民众们拆下来，随后通过京城的古董掮客卖给外国藏家的，而不是很多人想当然的被联军劫掠。关于这种自己人造成的损毁，还有统计数据可以佐证。根据统计，1860年战后清查，园内尚有16处景观保存完好，大量的石质建筑构件依然耸立。但到了民国初期，整个圆明园已经基本被夷为平地。

皇室文物流向民间

接下来是1900到1931年，这也是中国文物大规模系统性外流的起点。这里我补充个规律，那就是通常而言，战乱年代文物容易被损毁，而和平年代则以交易为主。所谓“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就是这个意思。相比于之前战争造成的损毁，这30年，中国文物主要经历的是一个所有权大规模转移的过程，更具体地说，是从皇家流到民间，从国内流向海外。原因很简单，随着清政府的落幕，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大量满清的遗老、遗少、宗亲显贵，甚至包括溥仪本人都经历了一个家道中落，不得不变卖古玩藏品度日的阶段。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溥仪对盐业银行的抵押借款。清帝逊位以后，民国政府虽然答应了每年400万两赡养费，但这笔钱自打袁世凯死了，就黑不提白不提了。与此同时，紫禁城里的溥仪却依然要维持帝王体面，养着一堆皇太妃和几百名的宫女太监，每年的开销高达360万两银子。于是举债就成了小朝廷唯一的收入来源，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卖家当。

这样典卖先后经历好几次，其中最大一笔发生在1924年5月。根据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的回忆，小朝廷这次向盐业银行抵押借款了80万银元。抵押品中不但有各种玉器、瓷器、古籍，还有册封皇太后、皇后的金策、金宝箱、金宝塔和金编钟，其中最值钱的是16个金编钟，作价40万元。皇帝尚且如此，王公大臣就更不用说了。这20年，随着市面上古玩珍品供应量大幅提升，不仅琉璃厂古董街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海外藏家们的鉴赏水平也水涨船高，算是做了一轮实打实的客户教育，为后续中国文物的海外销路奠定了基础。这里我必须说一句，除非你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否则文物的外流从来就不是什么坏事。原因很简单，根据经济规律，只有真金白银花了钱的人，才最有可能善待这些文物藏品。而那些通过暴力没收、劫掠得来的文物，通常是最容易被暴殄天物的。

日军侵华时期的文物

再接下来就是1931年到1945年的日本侵华时期。这里我依然要给出两个反常识的答案：第一是日本对于文物古迹的损毁远比国人想象的少；第二，即便是在这十几年，日本人从中国获取文物依然是以购买为主，不是没有劫掠，而是相对没有那么多。先看一组数字，根据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制的《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表》，日军侵华期间（也就是1931到1945年），因轰炸、炮击、焚烧及军事占领而导致的古迹损毁，总共741处，涵盖了古建筑、寺庙、书院、古墓葬以及历史遗址。这个数字此后被很多学术著作，比如2008年中国文物局编纂的《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所引用，应该是比较权威的。741处听起来很多，但考虑到中国土地面积体量以及日军占领的时长，这个数字并不算夸张。

咱们可以对比一下，纳粹在攻打苏联期间损坏了超过400家博物馆和2000座宗教建筑。而苏军也不遑多让，在攻占柏林期间，大约30%到50%的建筑遭到损毁，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大量的文物古迹。这里我们可以再比较另一个数字，1958年北京市第一次文物普查时登记了本市的文物古迹总共6843处。而根据80年代第二次文物普查统计，仅1966年下半年“破四旧”期间，就损毁了4922处，约占了全市文物古迹总数的70%。也就是说，红卫兵小将们短短几个月，光在北京一地损毁的古迹数量就达到日军14年在全中国造成损毁的7倍。这么一比较，你就知道日军要比小将们文明多了。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日本人当时对于中国文化了解和认同程度，其实要远高于1900年之前的两次联军。加上当时日本高层大东亚共荣的意识形态和中日亲善的宣传，导致日军侵华期间较为克制。简单说就是损毁基本上都是因为打仗，不打仗的情况下，很少会无缘无故损坏你的古迹。比如日军造成的最严重的古迹损毁，像是南京中华门的城堡箭楼、光华门城墙、夫子庙临星门、牛首山古寺庙，就发生在1937年12月南京战役。其他几场比较激烈的战役，比如1937年淞沪会战、1939年长沙会战，对当地的博物馆、古寺庙、古建筑也有不同程度损毁。但除此以外，在被占领区，日军对于各类古迹，尤其重要古迹的态度，还是以保护为主。

比如，日军在攻打北京前，就曾经特意咨询过京都帝国大学校长、日本现代考古学之父滨田耕作。滨田表示，北京是东亚文明的皇冠，其古建筑、城墙、坛庙都是不可再生的文明资产，建议军方在占领北平时，尽量避免使用重火力和地毯式轰炸，以保全整座城市的结构。最终，日军采纳了他的建议，这才使得故宫、天坛、颐和园的核心古迹得以保全。再比如1938年，以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水野清一为首的考察团，在日军的保护下，先后进入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对两地进行了超大规模的测绘。他们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摄影技术、石膏翻模技术和红外线测量，最终在战后出版了巨著《云冈石窟》，这套书至今依然是研究云冈的巅峰之作。在整个测绘过程中，他们不仅修缮了部分濒临坍塌的石柱，还清理了积沙。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禁止日军进入曲阜孔庙，士兵经过孔庙需要行礼等等。当然，你可以说他们这些行为是收买人心，或者是为了证明日本才是中华文明的真正传承者，带有政治图谋，但毕竟客观上还是减少了战争对于文物古迹带来的伤害。

基于以上的考量，日本人在占领区获取文物时，也大体上采取了购买为主、掠夺为辅的策略。关于这一点，有个侧面的佐证，那就是1937年以后，琉璃厂并未就此沉寂，反而依旧繁荣。有“铁三角”张国立、张铁林、王刚主演的年代戏《五月槐花香》，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期北京琉璃厂的故事，其中多次出现了日本文物商人重金求购古董的情节。有人可能会说，那是电视剧不作数的。那咱们看看真实的记录是怎么样的。中国近代最著名的藏书家之一傅增湘经历了北平沦陷。他在自己的《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记载：“自兵燹以来，旧家荡析，密藏多出，市场之内琳琅满目，然问津者稀，唯东邻人日出没期间，以重值购去，其精者，多流入扶桑矣。”翻译过来，就是自从打仗开始，大家为了混口饭吃，原本密藏的古董都流到市面上，可东西虽然多，但买家却很少，只有日本客人最多出重金购买，最后那些精品大多流到日本。

日本的青铜器专家梅原末治在他的著作《支那古铜精华》里也有类似的记载，说他手里的一件商周时期的饕餮纹尊，就是1938年秋天在北京琉璃厂买到的。凡此种种都证明了那些年中国文物流入到日本，确实是以购买为主。当然，你可以说这里面有部分压价，甚至趁火打劫的因素，但整体上，日本商人们毕竟还是给了钱，比直接抢要文明得多。

文物南迁与分家

再接下来，也就是1945到1949年，这段时间没什么可说的，最主要的就是1948年以后的文物南迁，也就是将故宫博物院的馆藏精品运到台湾。这次南迁最终成功抢救出了三批大约5500箱精品文物，其中不乏毛公鼎、快雪时晴帖、石经帖、翠玉白菜等传世佳作。这批南迁的文物保存得很好，基本上没有什么损毁，并且即便站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也很难说是流失，最后算是分家。

1949年后文物损毁

再接下来就是咱们的重头戏了：1949年以后。今天提起1949年以后的文物损毁，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就是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因为那是破坏最强的一段时间。但其实，自打中共成立以来，他们对中国文物古迹的破坏就没断过，所谓“破四旧”只是冰山一角。第一段就是1950年开始持续数年的拆墙运动**。大部分人都知道梁思成和毛泽东的北京城改造之争。简单说，就是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了一套**“梁陈方案”，主张保留老城，在西郊建立行政中心，但最终该方案被毛泽东否了，因为他将北京定位成了工业城市，希望在老城区看到到处都是耸立的烟囱。关于这场争论，毛泽东是否依然耿耿于怀？他在1958年1月的南京会议**上诉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他还批评那些主张保护古代建筑的人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但除了这段公案，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拆除北京城墙只是那场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拆墙运动的缩影。比如，1954年，南京发起了义务拆城运动，动员市民拆墙盖房、铺路。原本35公里的城墙被生生拆掉三分之一，许多宏伟的城门被彻底推平，其毁坏程度远超过1937年日军攻打南京城。而在这场义务拆城运动中遭到损毁的，还包括了杭州、成都、开封、太原、长沙等一大批城市。如今保存相对完好的西安古城，当年也已经收到了拆城指令，甚至部分城墙段都已经被挖，幸好有习仲勋等人的极力保护和干预，才保留了一部分下来。

前面，我之所以将文物的损毁按照1949年划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49年前后，它发生的逻辑是不同的。简单说，1949年以前，文物损毁一般是因为战乱或者考古盗墓，也就是有正常动机的。而1949年以后，这种损毁更多是出于意识形态。比如说，你要攻打一座城，轰炸过程中不小心损毁了城墙、寺庙，这好歹还有个逻辑。但中共砸城毁庙是为什么呢？为了砸烂一个旧世界，跟旧时代决裂，谁砸得快、砸得彻底，谁就是进步和革命的，这基本上已经跟神经病差不多了。而这种神经病的状态，几乎贯穿整个毛时代。比如大跃进时期有过一个口号，叫“向旧城要砖，为社会主义添瓦”，干嘛呢？就是把各地的古城墙、古寺庙、古建筑和古墓全给砸了，砖头取下来，修仓库、垒猪圈。一时间，旱砖修大坝、古瓷做器皿养猪的情况屡见不鲜。

除此以外，很多地方还会将各类金属质地的文物（钟鼎、佛像、寺庙里的金属构件）统统融了，当成炼钢材料。因为不少农民分不清铁和铜，把青铜器融入炼钢的也不在少数。至于文革时期的破坏，因为讨论太多，这里就不赘述了。但你如果以为中共对于文物古迹的破坏仅限于非理性的毛时代，那可是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大规模系统性的破坏还在持续，只是换了个方式。这种新的破坏方式总结下来有两类：一是旧城改造，二是拆真建假。

比如，90年以后，中国经历了持续二三十年的危旧房改造和房地产开发，这种以“拆低建高”为宗旨的旧城更新的结果，就是历史街区和传统民居的大量消失。至于拆真建假就更好解释了，就是以保护的名义，将原有的古建筑拆了，重新建个仿古建筑圈假收费。比较著名的像是2020年被官媒点名批评的山西大同古城。其余的如武汉黄鹤楼里修电梯，济南老火车站当年拆了，20多年以后又要复建，都属于这类。这种做法也被坊间戏称为**“文化造假运动”**。你今天到中国各地旅行，看到清一色的仿古建筑和景区，基本都是这个运动的产物。

中共对文物的实用主义

而相比于在古迹古建筑毁坏上的无厘头，中共对于可移动文物古董，则更多展现出了实用主义的态度。也就是大部分时候不执着于意识形态上的消灭，而是想方设法搞来换钱。比如我们现在提到民国年间的清东陵被盗，第一反应就是孙殿英，但其实他只盗掘了其中的乾隆和慈禧两座陵墓，剩下的5座皇帝陵、4座太后陵，加之嫔妃陵墓共计157座，都是后来被八路军盗掘一空的。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负责看守清东陵的日本守军撤走，伪警察解散。盘踞在此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15分区部队，在副司令员张晋忠的指挥下，迅速接管了整个清东陵区域。注意，这支部队不是什么土匪或者失控的地方武装，而是有番号、有建制、有明确隶属关系的中共在华北地区重要的军事力量之一。

相比孙殿英短时期的暴力盗墓，八路军的这次行动展现出了更强的组织性和政治动员色彩。为什么说有政治动员色彩呢？因为这次盗墓事件的总指挥张晋忠和策划人、敌工部部长王绍义在盗墓前的动员会上是这么说的：“毛主席发动的是打土豪、分田地，我们现在是打老土豪，也就是死去的皇帝分金银，支援前线。”在这种逻辑下，盗墓被神圣化成了阶级斗争的延续。他们动员了周边村庄的民兵，甚至发动群众“人人上山”。根据战后调查，他们不仅炸开了康熙的景陵、咸丰的定陵、同治的惠陵和光绪的崇陵，甚至连嫔妃的园寝也不放过。康熙皇帝的遗骨被从地宫拖出，随意丢弃在泥水中。因为在他们实用主义的眼中，死人的骨头毫无价值，只有棺材里的珍珠、金线和九龙宝剑才能换来急需的马匹、枪支和弹药。尽管事后在国民党及媒体的舆论压力下，中共方面处理了张晋忠、王绍义等人，并将王绍义视为是“混入我军的土匪”。但真正的始作俑者、纵容这件事的第15分区司令员曹志福却并未受到太严厉的处分。盗完墓筹集完经费后，他带着这支部队跟随自己的老上司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进驻东北，后来成为林彪麾下四野的一员大将，1955年更被授予了大校军衔。

也许是因为内战期间盗墓尝到甜头，中共建政以后，依然将古董当成赚快钱的重要渠道。只是这时他们已经掌握了政权，就用不着再盗墓，直接从民间劫掠就可以了。从1949年开始，中共先后通过各类名目繁多的运动，从民间征集了海量的文物古董。比如1950到1953年的土改和三反五反，是以直接没收充公为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范围内，在这一阶段进入国家各级仓库的古董、字画、金银器都达数百万件。而到了1956年前后，随着公私合营展开，私人古董商号被合并为国营文物商店。这时期的文物获取，通常是通过政治高压，强迫你“自愿捐献”或者以低价收购、“借走代存”的名义抢走。大家熟知的张伯驹、潘大愚等收藏大家的所谓“捐献”，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段。

包括咱们一开始提到南博案苦主庞莱臣之子庞泽和，就是1959年在江苏省文物局的巨大压力下，自愿捐献了那137件虚斋旧藏的古画，其中五分之四后来都成了南博的一级藏品。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你想多了。事实上，中共各部门对于庞家藏品的压榨，简直可以用“敲骨吸髓”来形容。早在这次所谓的南博捐献之前，庞家就已经被上海、北京两地的文化界大佬们轮番切割了好几轮。第一波杀上门的是号称最懂庞家的上海帮，为首的是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此人是版本目录学（版本目录学: 研究书籍版本源流、真伪、优劣的学问）的泰斗，更为无耻的是，他早年与庞莱臣私交甚笃，虚斋里哪幅画是孤本，哪尊鼎是重器，他都了然于胸。而他身边还有一位顶级打手，著名画家谢稚柳。谢稚柳当时的身份是上海文管局的鉴定委员，他此前曾有庞家养子庞秉礼带入，进出庞家画库。现在想来，庞家他可以说是引狼入室了。

1950年，新政权刚站稳脚跟，徐森玉、谢稚柳二人就三次找庞莱臣登门，名为赏画，实为抄底。在政治高压下，庞家后人先后被迫交出了两批共计600件书画。当然，徐森玉没说抢，也没说捐，人家说的是买，花多少钱买呢？一共23万元。23万元是什么概念呢？这是1950年第一套人民币，到1955年币改的时候，兑换比例是1比1万，也就是说，相当于1955年以后的23块钱。而那一年，刚入职的学徒工工资是23元。躺在中南海的毛泽东月薪是404.8元。一个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就换走了顶级书画收藏大家庞莱臣一生的心血。然而这还没完，因为继上海以后，北京的大佬也坐不住了。北京这边来头更大，出面的是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社科院院士，被称为“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大名鼎鼎的郑振铎。这位“最值得尊敬的郑局长”霸气侧漏地给徐森玉写信，点名要把上海已经到手的庞莱臣藏品分一部分给中央。徐森玉虽然心里一万个不情愿，但“官大一级压死人”，也只能乖乖交出了一批顶级重器。从1950到1962年，庞家的后人们就在各部门的连番敲诈中，眼睁睁地看着虚斋的千余件瑰宝被搜刮殆尽。我想，如果庞莱臣泉下有知，一定会后悔当初自己为什么没有带着这些心爱的藏品，跟着国民政府南渡。

那党搜集了这么多的文物古董，当真是为了学术研究或者兴趣爱好吗？当然不是了。1956年公私合营完成后，中国就在全国统一设立了文物商店，隶属于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其中最著名的北京文物商店总部就位于西城区的东琉璃厂。而到了1966年，又成立了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隶属于外贸部（也就是今天商务部的前身）。这两个单位有什么不同呢？国营文物商店，按照官方的说法，它的任务是“归口管理，统一收购”，政府严禁民间文物买卖。当然不严禁也卖不上价，因为这时大家都被压制成穷光蛋了，没钱嘛。总之，你要么偷偷藏着别让人发现，要么上交国家。而文物商店就是文物的第一站，也就是收上来以后分流，一部分顶级精品归入官方博物馆，一部分较差的划到各界研究机构、图书馆，而中间那些比较好有商业价值的，则被归入出口创汇类，移送给外贸部门。

而到了外贸部，就会由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通过在香港设立分公司，再包括伦敦、纽约、东京在内的世界各地展览拍卖，帮党赚取外汇，进口党所需要的军工材料和机器设备。文博界专家曾经私下估算，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初，仅由国营文物商店流向外贸系统，并最终出境的古董就超过300万件。对于这一点，中共的一些高层也经常是不加掩饰的。比如根据中共北京市革委会文革后的统计，1966年“红八月”（也就是文革“破四旧”最高潮那段时间），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万两，古董1000多万件，其中不少文物都用于了出口创汇。而根据著名文物专家、前故宫博物院顾问谢辰生的回忆，当时北京的红卫兵们到东四大街一户人家去抄家，一个红卫兵手持木棒打碎了青花瓷瓶。周恩来知道以后说了一句：“这些文物，我们不要它，还可以出口换汇嘛。”并随即对文管会和外贸部门下达了相关指示。这就是中共官方对文物的真实态度。

他们今天高举民族主义大旗，谴责谁谁谁把文物捐赠给外国的博物馆就是“汉奸”、“卖国贼”，而他们自己则常年动用国家力量，从民间劫掠后，再有组织、几十年如一日地系统性卖国。并且在以上这个过程中，还出现大量让人痛心的贱卖现象。比如上海文物商店之记载，大跃进到三年饥荒时期，上海文物商店从民间收缴了大量的古钱币，其中包括很多珍贵的先秦时期的刀币及汉朝的五铢钱。由于缺少工业材料，这些钱币被直接划拨给了冶炼厂，作为废铜冶炼。这其实也印证了我前面提出的那个观点：任何文物只有放在那些真金白银购买它的人手里，才会得到妥善的保管。而依靠抢夺、没收、充公得来的，很难得到善待，因为来得太容易了嘛。

南博事件的启示

节目最后，我想聊回这次南博事件。关于该事件我有两个观点：第一，南博这种情况绝对不是什么个案，而是常态，你只查几乎每家博物馆都是如此。第二，这些书画经徐湖平、陆挺们从国家博物院拿出来，流入到拍卖市场，反而是好事。最起码一个花了8800万买下《江南春》的人对待这幅画，总比只花6800元甚至是直接抢来的人更上心。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这些将国宝们倒卖到海外的蛀虫，反而是了不起的功臣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欢迎给我留言或者发邮件，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