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真实的力量与被禁的《看见》

在采访了国共内战的幸存者高平海先生后，我的书《看见》在大陆被禁。这件事情并未让我感到意外，因为高先生的节目中已经谈及了政治的逻辑和历史的必然性。一本十二年前出版、已印刷数百万册的书被禁，这个结果也未让我感到愤怒或悲哀。我的第一反应是一种力量感。高先生的节目中谈论的是人心，他反思战争的残酷，思念母亲和故土，正是这样的感情在两岸的许多普通人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这种感情是无形的，但它有万钧之力（万钧之力: 形容力量巨大，势不可挡）。

《看见》这本书所记录的也是同样的力量，即人性如何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不断突破障碍的过程。这是2003年到2012年之间，《看见》中所记录的十年中国巨变背后的最大推动力。它能够说明一个国家的失败，也能够说明一个国家的成功，它能解释过去，也能解释将来。

非典危机：媒体的失职与人性的光辉

我曾以为，如果必须选择一个时刻作为我成为记者的起点，我会选择2003年5月17日。我站在一个陌生而黑暗的走廊里，听到巨大的铁链被打开。门开之后，我仍记得日光灯闪了几下，突然亮起。我看到几十张空椅子倒在地上，背包被拉扯着，椅子折叠起来，椅角朝天，每张椅子上的日期都是4月17日。这记录了当天不是简单的撤离，而是恐慌的逃命。这就是天井（天井: 北京市人民医院急诊区内一个被建筑包围的封闭空间），北京市人民医院的急诊区，非典（SARS: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期间全球最大的医院感染中心。天井被建筑物环绕，中间有一块空地，上面加了一个盖子，完全封闭，白天也开着灯，没有窗户，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通气口。

我进入天井时，那是它关闭后第一次被打开。这家医院的急诊科主任朱继红给我看了一块小黑板。黑板上有22名病人，其中没有发烧的只有1、2、3位，只有这3位没有发烧，其余19位病人都是发烧，或更多是直接肺炎。当时我们都写着这些病人是SARS病人。我记得当时看着这块小黑板，心里想这是历史，我在记录历史，这是2003年非典疫情被瞒报的证据。当时北京市第一例非典病人就在这里，和其他病人混杂在一起。我站在天井中环视四周，这只是几栋楼之间的一个空地，上面加了一个盖子，完全封闭，白天也开着灯，没有窗户，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通气口。

我从天井走出去，沿着这条路通往放射科，通往住院部，病毒随之辐射。而天井关闭之后，又通过发烧门诊向整个北京扩散。十天当中，有将近一万人来这里看发烧门诊。当时没有地方坐，在空荡荡的地上，许多人搬着小板凳。其中有一对是卫生系统的人和他的妻子，高烧让他们颤抖，他们几乎无法坐在板凳上。当我站在那里时，他们两人都已去世，其中一位留下了一个上小学的儿子。这些椅子被阳光晒过，它们是空的，它们看起来像一群哑巴站在卫生部门前。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说，这是一个报道了事件的记者。这种说法总是让我感到非常羞愧。因为我以前是直播节目的主持人，机器上的一个小螺丝钉，只是报道政府公布的数字和措施，我没有学会怀疑。

4月22日，我偶然间跟踪监控中心的转运，才听说了人民医院的天井。我们刚跟急救15号车回来，就看到现场已经有6辆车待命，准备去人民医院。接着一批疑似病人被送到政府指定的定点医院。我们将继续跟踪开设这个大型的等候过程，因为我们急诊污染了，但那时候还不知道污染了多少，所以收进了病房。超病房，她也发病了，一个又传了好几个。我问王院长怎么了，他说天井出事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天井，我隐隐约约知道什么地方不对劲，包括这辆车上装着29个病人，但是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有问，因为车马上就要走，而且当时这不是我的报道任务，我就走了，我就忘了。

直到三天之后，我们的车再次经过人民医院。这座有85年历史的三级甲等医院被整体关闭。就在黄色的隔离线之后，有三个护士坐在台阶上，谁都不说话。这座医院222人感染，包括了93位医护人员。我们停车看着他们，这是幸存者之间的互相注视。我给王小鹏拍了张照片，并向他们做了一个手势。车开走了。我回到办公室，报告了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告诉制片人张洁，我必须做这个节目。我不在乎这个体制是否会批准，或者如何评价。因为我经历了它的无能和崩溃。自3月5日北京发现第一例不明原因的非典型肺炎病人以来，整个样品室在非典期间都停止了。领导不来上班，节目也重新安排。我把身上穿的夹克给了前线记者，也许他们认为这种光滑的布料不会沾染病毒。我们有六个人，但只给我们发了五支针。这在当时是救命的针。但司机不在编辑名单中，所以没有针。我们的录音师刘畅就把自己的让给了他，把门反锁起来。我们回来的时候，他正在给他的话筒套上那种女士的丝袜，做一种很土的消毒。他叼着烟，然后眼睛在烟雾里面眯起来。他说了一句：“该死掉朝上。”这意味着“生死有命”。这是一个非常粗糙、非常真实的句子。在我看来，它代表了当时极端情况下的所有英雄主义。

所以当一个系统崩溃时，我信任第一线。我为他们做了这个节目。因为我也可以依靠控制中心，穿着双层隔离服。人民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与病人在一起，他们没有隔离服，没有口罩。清洁区和污染区之间的区别只是一条画在地上的线。你如何保护？我们依靠医疗系统来保护我们。这是一个血肉的代价。血肉的代价是由活生生的人支付的。人民医院急诊科有62名病人，24人感染。在我采访期间，护士王静因感染去世。当我到她家时，她丈夫给我念手机里的三条短信。第一条是妻子说：“床前的花开了，我会好起来。”第二条是跟她说：“你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依靠的人。”因为当时她丈夫不能够进医院探视她，所以每天站在医院的门口，那个世界上离她最近的地方守着她。当最后一条信息传来时，王静知道自己有麻烦了。她告诉丈夫：“你一定要系红腰带，你今年一定要平安。”他一边念着信息一边痛苦。但是隔壁的屋子里，他们六岁的女儿一句话不说，坐在床上给她妈妈叠幸运星。她叠得很慢，叠完一颗，小心翼翼地放在最上面。她的房门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是孩子歪歪扭扭的笔迹，写着“妈妈爱我，我爱妈妈”。

采访完，我们几个人在车里一言不发，又是2003年的春夏之交。北京满城乌云，暴雨就要下来了。什么是政治？我不关心政治，我只关心人。只不过，人的命运反映出了政治。

媒体的责任与制度的困境

非典之后，当时的新任总理温家宝到央视来座谈。这是中央政府和新闻界沟通理念的常规方式。我也被通知在场。我记得他发言的时候说，记者要对人民有感情。在交流环节我站起来，我说我自认我们有。但是《新闻调查》一年52期节目当中，有时候有三分之一的节目不能够播出。我说的是，从1996年开始，《新闻调查》第一期节目做的就是调查性报道。但是，不但被毙，而且影响到了整个栏目的生死存亡。所以我要说的是，这不是感情能够解决的。温家宝的回答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一年他去地方视察，没有走当地政府安排的路线。在另一条路上，看到一个农民，旁边放了一副棺材。这个老人生了病，没钱看病，只能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他从自己的包里面拿了500块钱，给了这个老人。然后说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

我是这么理解这段话的，就是一个完全垂直、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不可能避免信息的遮蔽，而且会造成惨烈的后果。即使他已经从自己的权力出发，他也必须把它归还给媒体。它应该属于他们的监督权力。这次会议后不久，2003年，《新闻调查》发布了一些口号：“探寻事实真相”，主旋律是建设军事力量。那一年，我出差超过150天。人们调查了四个方向，环境污染，以及候选人的选择。你认为证据不足的原因是你不知道你在指责谁。你认为你可以为公司做任何事情。在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之前，已经有了结论。如果你去监督选举，你怎么可能无法阻止选举呢？如果你认为这种双重标准是错误的，你为什么要执行它？你能在50米外看到老虎的耳朵分开吗？哦，我不知道。2003年是《新闻调查》真正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的元年。这不是来自于政府的复权，而是它暂时交还了一部分本该属于媒体的权利。这样做，是来自于2003年深刻的非典危机之后的全民反思。

如果再有这样的危机，人民医院的急诊部能打赢吗？如果按照现在的布局，现在的条件，我想如果再打的话，还是会失败。我们把对朱继红的采访放进了《新闻调查》的片头里面，作为一个警示，也作为一个对我们这个行业的自我提醒。但是20年后，当新冠病毒席卷而来的时候，这句话已经从节目的片头中消失，连同那句“探寻事实真相”。我不认为任何制度能够强加给一个人创造力，创造力是被解放出来的。2003年之后，我们节目的制片人张洁，这意味着我和另外两名记者拥有自己的团队。我们有权选择，也有权参与编辑。有了这样的制度，我现在可能会报道一些可能的选择。13年，13年，15年，12年，12年，第5期，第4期，第5期。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在犯罪后自杀了？我是第二个受害者。你们所有人，你们没有要求保护和治疗形象。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面对社会，给社会一个真实的感觉。实际上，我们没有那么糟糕，我们不是坏人。

家庭暴力：法律的缺失与个体的抗争

在河北的监狱里，我采访了11名被一名男子杀害的女性。四年前，我想过做这个选题。当时我在全国妇联的报告当中看到一个数字，说中国的女性重刑犯中，杀夫的比例极高，有些监狱接近了70%。当时我看到的只是报告的一行脚注。现在，我看见了她们。闫静在丈夫要掐死女儿的时候，她用了枪。手头还不够进去。我怕被抢。对不起。安华在丈夫要伤害她的时候用了刀。你觉得她喝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她很残忍。窦小花在丈夫威胁要杀死她全家的时候用了钢棍。你不能那样做。你真笨。她突然把刀插进头发里，对吧？我突然给你一颗药。你不再关心具体的事情了吗？不再关心为什么？因为你长大了，你死了。我长大了就应该死。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反抗过？没有，我从来没有反抗过。这是最后一次，这是第一次。

她们都经历了长期的家庭暴力，没有得到帮助。在2005年的中国，一个男人可以殴打一个女人，强暴他的姐妹，侵害他的孩子，只因为他是她的丈夫。我去监狱的时候是跟一位心理专家同行的，他是在海外研究过受虐妇女综合症（Battered Woman Syndrome: 一种心理状态，指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可能出现的心理和行为模式）的专家。但是法庭上没有人传唤他作为专家证人，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法律依据。这11位女犯中，只有安华一个人得到了减刑，因为她的一只眼睛被丈夫用玻璃瓶扎瞎了，而其他人没有伤痕证据。在法庭审理的时候，有一个人曾经想提自己遭受的家庭暴力，被检察官厉声喝断，说：“替你拉家常呢？说你杀人的事儿。”

咱们国家不考虑那些，为什么不能考虑呢？因为法律没有那样规定。你现在只能够按照这个现有的条文来。哎呀，对对，依法吧。我去探望这些女犯的家庭。男人死了，女人在监狱，留下的是家中没有人照管的老人和孩子。河北的冬天非常寒冷，但她们连一块煤都买不起。你想过她的样子吗？我没见过，想不出来。你看，她想不出来。我见过你妈妈，你长得跟她很像。是啊，跟她一模一样，是吧？嗯。我还在医院，跟孩子比较好。我甚至不能碰她。我甚至不能碰她。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希望她快点回来。我希望她有一个孩子。我死的时候，我会给她一份礼物。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没有编到这个片子里面。这个老人不断地摇着我的手，不断地说：“你让他回来，你让他回来。”突然，他往后一倒，从小板凳上摔下去了。我当时跪在水里面搂着他，我觉得他眼睛里面已经没有任何声音了。我当时想大声呼救。那个小女孩很冷静，她指了指她外婆那个胸口的口袋。我从里面掏出塑料救心丸，放在老人的嘴里面。我才知道孩子之所以这么冷静，是因为他已经做过很多次了。我一直在节目中听到这句话：“你让他回来。”你为什么不回去？你回去说吧。我会回来找你。但我只是一个记者。我怎么能让他们回来呢？我只能带着这两个可怜的孩子，连探望母亲的钱都没有的孩子。我想出去求你。我想出去求你。对不起，对不起。你为什么找你妈妈？

当我用摄像机记录下这一部分时，我看到一位女警官站在我旁边。她转过脸去，用警服袖子擦着眼睛。我在这些节目中采访的专家、法官和检察官都是女性。后来，有人说：“我关心女性是因为你们是女性。”还有一位女发言人说：“不是因为女性关心女性，是因为人关心人。”我也关心那些男人和那些死者。所以我去寻找他们的过去和他们的照片。但家里的老人几乎毁掉了他们的照片。院子里的空瓶子几乎是他们存在的唯一证据。只有窦小花的丈夫的哥哥从门后拿出一把扫帚。一只凉鞋从屋顶上扫了下来。他给我的时候，眼睛湿润了。他说他八年不想看到它。我很惊讶我没有看到一张杀人犯的脸。那是一个普通的、带着笑容的人。而在他妻子的记忆中，不仅有愤怒，还有一种复杂和妄想。我见过一次，突然我就像：“你爱我吗？”我说：“你说的爱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他会告诉你他爱我。我不知道爱是什么。你认为他想摆脱它吗？他当然想摆脱它。你怎么判断？因为他说他不想发生这种事。他说他无法控制自己。有时我这样做是为了伤害别人。你想他吗？是的。你想念什么？我想念他微笑的时候。当他向你微笑时，就像他给了你全世界。这个孩子脸上的疤痕是她父亲三脚踢造成的，在她的鼻子和眼睛之间。这就是家庭暴力的残酷性，它是在伤害和爱之间的反复交错。

在这个节目中，有专家说，成熟法律体系的国家90%以上的家暴，如果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干预得当的话，此后可以不再发生。警方可以逮捕施暴者。法官可以签发紧急保护令。这些政策传递的信号是：你的行为是社会不能容忍的，这对于施暴者也是保护，防止他们被自己种下的暴力反噬。节目播出之后，有人说：“你们的节目太边缘了，这些人只是农村的失败者。”但暴力不分城乡，只分看没看见。2000年，我在湖南卫视采访当时中国年度新锐人物李阳，11年之后，他骑在妻子的背上，揪着她的头发，猛撞地板。你有考虑到说孩子就在旁边吗？刚好没有考虑。那一瞬间给人的感觉确实是人性的恶。对，是，人性的魔鬼，就是魔鬼完全打开了。李阳当时的妻子Kim之所以接受采访，是因为她看了我们那期采访女子监区的节目。她说：“我不知道在中国有那么多女人这么活着。如果我保持沉默，我就无法保护我的女儿。”全国妇联201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近3亿女性中，有30%的家庭遭受家庭暴力。这只是一个公开调查的数据。从2005年开始，每逢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最重要的年度政治会议），我都会关注反暴力这个议题。11年之后，中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颁布的时候，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一位负责人发短信给我。他说：“你曾经写过，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制度能够承诺婚姻幸福，但是应该有一个制度能够尽量避免极端的悲剧发生。现在，我们有了。”

我发消息问监狱里女犯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安华减刑回家了，但窦小花疯了。我相信当天采访她的时候，她那种激烈又恍惚的状态已经是崩溃的前兆。窦小花判处死缓之后已经服刑了8年，但她不相信丈夫死了。她不会死的，为什么？因为什么呀？她那把火杀死了。我很抱歉她。我很抱歉她。我不想她死。我不能回家。但她还有她的父母和孩子。所以我继续做一个在全国各地流浪的农民工、精神病人、老农民。他们不是我策划出来的，更像是被一根铁链从地底下一环一环拉出来的。这些沉默的人，我不光想看见他们，我还要感觉到他们。节目播出之后，崔健来了一趟我们办公室。我们不认识他，他来只是因为看了这个节目，心里不平静，要来聊一聊，什么叫人。就是一个人面对别人的痛苦，做不到无动于衷。这是一切社会改良的基础。尤其是在2005年，经济高速发展，社会鸿沟迅速扩大，充满了紧张张力的中国。这些节目播出之后，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一位《新闻调查》的前同事。他说：“我们以前做的节目都是大国的握手，江总书记在安徽。你看看你现在做的，都已经调到了新浪新闻最底下最边缘的地方去了。天天黄嘟嘟，你下一步是不是要做同性恋了？”

同性恋群体：偏见、尊严与社会的进步

我是认真的。我叫大卫，我是个同性恋者，我也是一个自感染者。你知道，如果这种场景在电视上播出，你的生活和你的家人都会受到影响。我只是想用我真实的身份来面对这个场景。这是央视从1958年成立以来，他的屏幕上第一次出现一位同性恋者直面镜头。他不是在请求怜悯或者宽容，而是希望被当成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脏东西。而在1997年之前，他可能会因为公开自己的性倾向而入狱，罪名是流氓罪（流氓罪: 中国刑法中的一个罪名，在1997年修订后被废除，其行为被分解到其他罪名中）。即使在2005年，我最记得这节目的时候，在青岛，我见到过一个与他相同处境的男孩。他从外地到青岛的医院寻求治疗，医生拒绝给他治，说妓女我可以治，你不行。他跪了下来，医生说：“你不觉得羞耻吗？”这种羞耻感（羞耻感: 指因做了不光彩或不道德的事而产生的内心不安和自责）是如此深刻。当我采访时，许多人甚至说不出“同性恋”这三个字，只说“这种人”。我妈妈也告诉我：“如果我知道他是这种人，他出生的时候我就把他掐死。”我只是想自由，只要我不是这样。

伊飞从家里拿钱去学钢琴。他去接受治疗，很担心。张北川教授告诉我，他认识一个人接受过这种治疗，结果是出家了。他不再有任何交流的欲望，他不再有任何欲望。他痊愈了。按照当时中国卫生部相对保守的统计，中国有500万到1000万同性恋者，大部分人选择结婚。我采访了一位妻子，她告诉我，结婚后丈夫从不亲吻她，她因为自卑去看心理医生。九年之后，她才发现丈夫是同性恋。那天晚上，她听到楼上传来一声巨响。我以为她自杀了。我跑上楼。我以为我什么都不需要。只要她活着，那就足够了。当我上楼时，我看到阁楼上的灯都灭了。她一个人躺在那里。我感到非常悲伤，我只是拍了拍她的背。我感觉她脸上有很多泪水。她说：“我不应该结婚。我不应该结婚。”她说：“我伤了一个女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张北川调查了1300名同性恋者。77%的人感到极度痛苦。34%的人有暴力倾向并想自杀。38%的人受到侮辱和暴力。他的调查是一个接一个的。其中许多人可以通过公共厕所里某个人的电话号码联系到他。这是同性伴侣唯一可以见面的地方。张北川是他们在黑暗中唯一可以信任的人。

你能理解为什么人们一直称他们为不正常吗？因为他们有一种非常落后的理解。这种落后的理解是“恨应该服从名誉”。把无知当纯洁，把美丽当美德，把偏见当原则。2001年4月，新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也从疾病分类中删除了同性恋。这意味着同性恋不再是一种疾病。我慢慢意识到这些节目在这些年里的分量。这位现成的老中医，一个在保守文化中长大的人，他会怎么看这个群体？我爸头都没抬跟我说：“这事跟我没关系，这事跟我没关系。”我认为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答案。在你理想的理解中，这样一个群体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没有什么特殊的位置，就是它现在有一个特殊的位置。我希望他这个特殊位置消失。

“庐山烟雨遮江潮，味道千般恨不小。道德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遮江潮。”后来我的节目给他惹了很多麻烦。他不见得赞成我的节目，但他容忍。孙总退休那天，我在留言簿上写下那首诗，送还给他。我评价一个人不在于他是不是体制内的，而在于他是不是一个人。2005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执政党的理念叫以人为本（以人为本: 一种政治哲学，强调以人的价值和需求为核心）。它的政治哲学曾经是阶级斗争，现在第一次把“人”这个字放在了核心。什么叫以人为本？就是人不是工具，人就是目的。去年我很惦记已经80岁的张北川教授，给他写了一封信，但是他无法回复。同性恋在20年之后又成了敏感词。这让我想起来，张教授告诉过我，有一位自杀的同性恋者留给他一封信，在信中曾经写过：“这世界是美好的，请用善与爱去寻觅。”善与爱不是怜悯，是把一个人放在这里，像他一样活一遍。即使你现在身居高位，但如果有一天你失去权势的时候，你不想被当成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个人，那你跟他就是一样的，尊严。不可能，也不应该来自于谁的赐予，而是应该属于每一个人的权利。

两会观察：从螺丝钉到公民意识的觉醒

但是什么叫权力？很多年里我都不知道。它是写在白纸黑字上。我学过，我写过，我背过，但只是用来考试。我理解它，跟我报道两会有很直接的关系。2006年，我收到通知，让我去开会，说《新闻联播》里面要开一个专栏，叫《柴静两会观察》。我们再次感谢您的观察。我说我不愿意，我知道什么叫两会观察，我见过。路过人民大会堂的时候，有一位女记者，穿着红西装，手里拿着一个套红的话筒。在那个雨雪天气刚刚结束，大风刚刮起来的时候，她冻得直哆嗦，把大衣夹在两条腿中间，对着镜头一边撩头发，一边在那里说：“三月的北京春意盎然。”我不想遭受那个。但我别无选择。这是一项任务。编辑的任务是写好剧本。人权代表的任务是阅读编辑写的剧本。我的任务是什么？我负责举起那个麦克风。

我看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果盘摆得整整齐齐，代表们拉着农民的手说：“日子过得好吗？”出门的时候我想聊几句，申纪兰脸色很难看，把手一甩说：“那屋里盐的还不够吗？”在网上人们总是在嘲讽申纪兰从来不投任何反对票，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人家也不舒服。当时我想的是赶紧应付完差事，我回家了。我当时正在给我爸办电动自行车的牌照，需要办暂住证。那房子呢，我们是租的，还需要这个房主的户口本。还需要去丰台去拿。那我爸就嫌烦了，说：“我不办了，我回山西去。”我妈一边摘韭菜，一边说：“最怕的其实是老了以后病了，然后没有医保，那就还得回去看。”我当时想，我一个正在《新闻联播》里面，每天报道全国最高政治会议的记者。这个事儿到底跟我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第二天我去找我的这个上级，跟她说我能不能把报道的地方改在我们家小区。我记得摄像机架起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理我。后来是那个摆煎饼摊的大姐，她对我最好。然后他有点扭捏，他说：“这个两会这个事我们能说吗？”我说：“当然可以啊！”然后他就对着那个煎饼摊那个玻璃把头发拢了拢，就说的没有停下来，一直在说他孩子上学太贵的事。之后修车的田师傅或者小卖部那个王大哥就都来说，不管是药费啊还是房价啊。直到我们都已经拍完了要走了，那个带着红袖章的那个联防队的大爷又来了，他说：“你看我能不能跟两会说几句话，说一说没有人赡养我的事。”当时我手上只有一个没有线的话筒，但是也说不出来拒绝的话，所以我就举着那个话筒对着他让他说话。

这是我两会报道的开始，但坦率地讲，那时候我还停留在一个就是反映老百姓心声、上情下达的那种记者角色里面。我没有理解什么叫两会，而且动不动就是跟大家一块看谁手举得高，谁能采访个部长或者采访几个明星委员。经常一边踩一边听深奥的记者说：“咱们采访这人是谁呀？”我还记得总理接见召开会的时候，我报道的时候顺嘴就来一句，叫“万人空巷”。回忆中我在日记里面写，我说：“小柴，就凭你敢这么用这个成语，将来这个杀人放火的事都能干得出来。”

我是出生在1976年。我的第一首诗是写给雷锋叔叔的。我的小学作文写的是“平地一声春雷响，四人帮被打倒了”。我以为我把这些忘了，其实没有。我以为我已经从我的采访当中学到了什么叫公民，其实这些名字对我来说还消化不了。我理解的公民不仅仅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他独立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但不傲慢。他表达政治服从，但不悲观。他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见弱知同情，见恶知愤怒。这是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公民。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想要一个宪法赋予我所有权力的世界。所以我不太相信人性的自觉，你这人得靠有所激励，有所逼迫，你才能把一个事给干下去。就像2007年两会的时候，当时全国人大有一个很新的政策，说市场媒体邀请他们进入会议现场。《新京报》、《南方周末》就来了。那他们可以拿到所有的代表委员的手机号码，而且人大不允许他们说“无可奉告”这四个字。我记得我赞扬一位代表，我说你敢说真话。他说：“不是被你们逼的。”

到2008年，我感到我已经在两会中开始做新的调查了。因为我可以在那里采访所有我想采访的人。不需要向任何人审查，不需要发布任何帖子。因为在短短的会议期间，所有的人不再是官员，他是代表。这是一个身份，他必须服从人大新闻局的这样一个规则的安排。2009年我被调到了两会的分组审议会场。我第一次去想两会是什么，代表是谁，他们坐在那干嘛。这些最基础的问题我花了四年的时间才去想。我的同事说：“这有必要问吗？”我说：“有啊！不信我们来问问自己：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所以第一天直播，我就请导播切一个空椅子的画面，说：“子路（子路: 孔子的弟子）问孔子（孔子: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您从政的话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所以这些空空荡荡的椅子就是宪法所赋予代表的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权利。今天全国人大主席团通过了一项报告，我也知道我说的在很多人看来只是正确的废话。我在说话的时候，我都听得到演播室里面主持人关掉耳机正在聊天。但是，这件事情就像谈恋爱一样，跟别人其实没有太多的关系，就是你的自处之道。

我印象最深的是3月8号，浙江代表团围绕着金融危机进行的分组审议。开始之前，庄启传，那位企业家，在那靠着栏杆抽烟。然后我问他，我说你等会说什么？他说，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他说：“那还不是听你们央视的，你们怎么导我们怎么演？”我说：“您等会演自己就行。”他说：“我敢说，你敢播吗？”我说：“今天我们直播，你是代表，您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就可以了。”这场直播的预定时间是8分钟。直播一开始，他和另外一位叫邱继宝的代表就吵起来了，在争论危机当中政府跟市场之间的关系。8分钟一直没有停，我的耳机里面没有人喊停。编导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播出线沸腾了。但我听到在我身后站着两个同行在讲，说这下中央台倒大霉了，他们想拍发言结果吵起来了。就这样，那场直播延续到40分钟。然后我把吵架的双方请到镜头面前说：“这样播出去你们会感到尴尬吗？”其中一位回答说：“尴尬就不要写建议了。有争论才有共识，谁有理谁就是精英。”直播结束之后，我进了电梯，他也进来了。然后他说：“第一次啊。”我说：“什么第一次？”他说：“我们开始有了真正的议会性了。”

这也是我最后一年被安排做两会节目，但临走的时候我带走了一样纪念品，就是一根玉米。当年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有一个黑影冲过镜头，拽着中央这根玉米，然后又大踏步地从镜头面前穿过去了。全场的人都吃惊，这个人是东北的一位代表，叫老毛。他带来这个玉米是为了在开会的时候让大家都摸一摸，说“良家必须长，不然对不起奴命”。这对他来说不是道具，他也不是到电视台来演戏的。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老毛已经去世了，庄启传也去世了。但这根玉米还在，他对我的提醒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因为我在《新闻调查》做了六年嘛，所以做的大部分是调查性报道，就有一个前世纪的概念，觉得新闻有正面和负面的区别。我觉得我是到2008年才意识到新闻不分正面负面，只有真伪之别。那一年是新闻界的大事，奥运和地震。

汶川地震：新闻的真伪与人性的连接

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当时在国外，花了四十多个小时，然后辗转才回到北京。在北京机场的时候，台里告诉我说已经不允许记者去现场了。我说：“那我就在北京机场等，等你们同意为止。”有人问我说：“你是为了一个百年不遇的大新闻才回来的吗？”我没有回答他这句话。在回来飞机上，我衬衫的胸口里面放了一张从报纸上撕下来的照片。上面是大地震（2008年汶川大地震: 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中国四川省汶川县的特大地震）当中遇难的一个孩子的遗体，然后父母在身边。这个父亲脸色苍白，在雨中抬头望着天，闭着眼睛。这种情感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只是说，我需要在。当时的新闻频道只有24小时的滚动新闻，《新闻调查》也取消了。所以跟非典恰恰相反，这是全民动员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螺丝钉，在新闻当中你必须言丝合缝，情绪一律。就像发给我的这个T恤上后面印的字：“抗震救灾”。这是一种情绪的要求。我理解，我也完成，但之后我想做我要做的。

上级问：“那你要拍谁？”我说：“谁都行。”他说：“你拍什么？”我说：“我不知道。”绵阳市九州体育馆，这个因为地震而突然被世人熟知的地方，一度容纳了三万多名汶川大地震中避难的灾民。你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白场。我们要回家。你是雷古人吗？是的，我是雷古人。在绵阳体育馆的入口处，我跟着一对夫妇回家。我骑着他们的摩托车上山，到达了杨柳坪。从后面看他们的房子是完好的，转过去的时候才看到前面的塌陷。我记得山里面下着细雨，可以听到鸟叫。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被毁掉的家。现在就趁着安心。在废墟中，妈妈找到了一个孩子，在母亲节那天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她。父亲找到了一盘香。上小学的儿子在地震中遇难。他们儿子的好朋友温超，在学校倒塌时从二楼逃了出来。他的母亲在灾难中。在废墟中，有人发现了一只新生的小猫。妈妈不见了。温超照顾她。我们用牛奶喂小猫。小猫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我刚来的时候她什么都吃不下。很多人说她活不下来。你觉得呢？是的，我觉得。但我记得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她是一条狗。

这个时刻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台里让我参加“地震”晚会，我拒绝了。导演安排我朗诵一首诗，说那是为地震写的。我说我知道。我不反对它。我也不反对朗诵。我只是反对这种安排。因为这是一种对真实情感的冒犯。小寒，快点给你。小寒，我给你。100是黑的。100红。100红，对吧？100黑。100黑，好的。我在这段时间站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摄像机在我身边。我们从远处看着树和坐在树下的人。山更远。我能听到雨后树叶滴水的声音。我能听到夜莺的歌声。我儿子出事的时候，他刚开始下棋的时候，心情很不好。所以我受不了。我希望受害者感到感激。灾难可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以前，作为记者，我总是限制你的参与和表达。但地震之后，这个村子里只有几个人。比赛结束后，我们一起吃了顿饭。他们让我坐下。从那片废墟中找到的，没有被偷走的高级酒。会有一个原因。我不喝酒，所以这杯酒在我胃里像燃烧的火一样。四川有句俗语叫“火烧脚板”。这意味着当你遭受这样的皮肉之苦时，你才知道什么是痛苦。所以我很感谢这些人。我没有遭受这种痛苦。但他们让我留下来。

我刚听的时候一愣，因为只有我们家里人才这么叫我。这个村子里面老人家83岁了，耳朵背，脾气很大，但他说他唱山歌唱得好，但是他是绝不肯开口唱的。他跟我呢，是我听不懂他，他也听不懂我。但每一次我路过他，他跟大猫两个人烤火的时候呢，我就叫一声爷爷。然后他就龇牙一乐。当我们走的那天，他突然来了，站在那一句话不说，张口就唱。幸好我们手忙脚乱给录下了。他唱完就走了，把这段歌留给了我们。就这几句歌我们把它放在了片子里面。我也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我只听得懂他在唱什么什么杨柳坪。隔着那一阵子，我睡觉前或者我醒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这几句你起一落。我的解说很平淡，他说的只是这些人有的时候很有信心，吃着方便面在梨花树底下搭帐篷，有的时候又低落下来，在篝火边上哭泣。有的时候他们把孩子的照片锁在箱子里，有的时候摩托车一响又以为他回来了。这就是生活，生活不需要有什么主题，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我记得节目播完之后，西门桃莎原来的一个制片人，也是和尚的导演夏俊，他跟我说：“这些节目是你的成年礼，因为你以前老忘不了自己，这一次你忘了。”2008年，有人批评我“不够歌颂”，有人讽刺我“做正面报道”。但对我来说，这一年交给我的是，不管外面多么锣鼓喧天，我不唱赞歌，也不唱战歌。真正的歌者，唱出人心底的沉默。

结语：无形的力量与时代的变迁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很快我会丢掉工作，时代的巨变来了。但是，2008年，让我为此做好了准备。一群人，一个片子，一本书，可以失去，可以毁掉，但无形的东西却会留下来。它不反抗，但你也不可能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