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人口减少的普遍感受

大家好，欢迎收看夸克说，我是夸克。前几天有观众给我发邮件说，感觉自己所在的某二线城市人少了很多，大街上、商场、写字楼、电影院里都是空荡荡的，原来热闹的步行街也见不着以前那种人头攒动的情况了。就连地铁也是，以前早高峰上班都得等两趟才能挤上去，现在一趟就行，还能有座。然后他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说人都去哪儿了？中国到底还有没有14亿人啊？关于这个老兄反应的问题，我也搜了一下，发现有这个感觉的人还不少。我了解到上海今年整个的外来人口也就少了蛮多的。现在坐地铁的话就没有以前这么人多了，没这么挤了。在市中心那边就只有几条主要旅游的地方的人稍微多一点，其他小路上我观察下来现在人也少。在市中心那边现在就办公的地方，我听顾客聊天，他们说空置率也比较高，在市中心有写字楼。但今年整体上我看上海那边经济还是在涨的，数据还是在涨的。那跟你们的体感就不一样，我们到底经济好不好，其实底层的人还是感受得很明显的。以前我们这一排的店面做餐饮的大概10点钟他们就收了，现在观察下来他们基本上都到12点钟才收，因为生意不是太好了，大家关店时间就更晚了，延长营业时间。整体上大家生意都不太好，还是只是你的生意不太好？每家店铺都差不多的，其实都差不多，生意都一般化，就勉强维持。特别是像今年，像去年的话还稍微好一点，今年的话反正这里的顾客也有好几个老顾客，他们公司就坐着不坐了，然后他们觉得找不到合适工作又回老家去了。我想想都可怕，我们在上海开了差不多30家咖啡店了，都是在写字楼。经历了疫情中期到后期损失惨重，他们一层层去看，一直降到20%、30%的入住率，都是高端写字楼。临港有个叫滴水湖那边造了40万套房，你这入住率有多少吗？1%都不足。我们自己开店我们清楚，感觉上海也没人了，地方上感觉人也少了，我们常熟的人都少，人去哪儿了？很多人都去海外了，是中国消费的主力群体啊。别看现在嘻嘻嚷嚷的人群啊，在庙会的时候过来一堆人几万人啊，人均消费10块钱臭豆腐5块，泌血病人4块，就是他一天的消费，你说这个消费怎么撑得起来？还不如杜塞尔多夫国王大道上一个包包10万块，你说怎么办？这个问题想破脑袋都找不到破局。而且这个趋势在加快，加拿大的一个小区都是我们常熟人，以前第一帮外贸公司的老板们啊，你说这帮人一年中国消费多少？他们现在都不在国内了，拿着中国护照。我们人口统计是还在这边啊，我不是唱衰咱们中国的一个经济啊，但事实摆在这个地方。除了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还有像长沙、武汉这样的二线城市，人都去哪里了？为什么人感觉也会少？我上海的同学跟我讲说，他感觉上海人明显的变少，应该是很多人都离开了。他说街道上的人也少了，然后他去饭店吃饭的人也少了。那其实老熊也没觉得长沙人多，你照理说那一线城市车回来的人那不就应该回二线吗？没感觉人多。然后老熊每天接触各个人啥人都有，我觉得长沙的饭店人也不多，我好多开饭店的老板都说没人了，苦哈哈的。然后你说人们不去饭店吃饭，那就是自己做菜了，然后菜市场的人也没多，菜市场的人也变少了。然后你说不做饭那就是外卖了，然后外卖我也很多客户是外卖小哥，他说生意变差了，单子没增加，单子变少了。人去哪儿了，兄弟们？

经济下行与消费萎缩的证据

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总结了一下，可能有这么几条。第一是由于失业率的持续高企。这个也很好理解，以前大家都有工作，早晚高峰自然更容易拥堵，地铁也人挤人。现在早高峰不挤了，写字楼的空置率又这么高，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太多公司倒闭退租，年轻人失业在家自然也就不会挤地铁，在楼下包子铺吃早点出现在你面前了。其次是由于经济下行造成的经济活动减少。说白了，因为失业大家都没钱了，得尽量减少消费，而减少消费最有效的法子就是宅家里不出门。我们过去总说大萧条时代容易出现所谓的口红效应（Lipstick Effect: 指经济萧条时期，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欲望下降，转而购买廉价的非必需品，如口红，以满足消费欲望的经济现象），也就是因为兜里没钱，大家会自动减少各种消费娱乐活动，转而选择更廉价的娱乐方式，比如看电影，结果反而造成了电影市场的繁荣。而现在的民众连这种廉价娱乐都消费不起了，这一点从今年以来惨淡的票房就能看出来。除开年初那部举国之力拖起来的票房神话《哪吒》以外，2025年的电影市场整体上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清明档的票房相比于去年暴跌了56%，五一暴跌了51%，而十一的冠军影片票房更是只有4.85亿，创下了12年以来的新低，甚至低于疫情期间的2022年。电影市场某种程度上是线下消费的风向标，看电影的少了，外出逛街吃饭消费的自然也就少了。有人可能会说，这和抖音等短视频的出现有关，现在年轻人都刷短视频，哪有兴趣看电影啊？但不看电影不等于不消费啊。OK，那咱们再看一组数据，如图所示是官方刚刚公布的历年10月份居民新增贷款的数据。你看往年这个数据大都是正增长的，像疫情之前那五年基本都维持在四五千亿这个体量，即便疫情期间最惨的两年也只是负180亿、负346亿。而今年呢，负3604亿，创下了改开以来最差的数据。这里稍微解释一下，所谓居民新增贷款就是居民这个月新借了多少钱，这其中包括短期贷款，比如信用卡刷卡、蚂蚁花呗这种，也包括中长期贷款，比如买车买房。这个数据越高，说明大家对未来越有信心，越敢借钱消费；反过来数据越低甚至为负数，就说明大家不光不敢借钱，反而在提前还贷，因为对未来没信心，担心以后失业了还不上钱嘛。有人可能会认为贷款减少可能仅仅是因为楼市崩了，但在减少的3600亿贷款里，中长期贷款仅仅占了700亿，短期贷款减少2866亿，也就是说贷款减少的主因是消费的严重萎缩，而不是不敢买房。要注意，这样惨不忍睹的数据还是在双十一的大背景下。所以无论从电影票房还是居民新增贷款数据，我们都能看出当下的消费已经低迷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因为数据不会说谎。除此以外，还有人提到了说三年疫情让不少人失去了生命，以及有很多年轻人润了或者出国打工。这两点当然也客观存在，但从数量级上应该还不足以让我们肉眼观察到有人口明显减少的迹象。

大规模返乡潮：一个被忽视的社会现象

接下来是我个人认为让大家体感上察觉到人口减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城市务工人员的集体返乡。这是商村大坝站，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等大坝站准备坐车回家的。由于广州没得试坐，回去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你看这里还有一车也是准备回去的。今年这行情是打工都有可能搞亏本的，没得办法，这些老乡们不得不选择回家了，兄弟们啊，扛不住的扛不住的。这全部是冰箱啊、洗衣机啊、衣食啊，全部带回来的兄弟们。天天啃馒头啊，天天啃馒头，搞不上，现在坚持不了了，我先撤了，我先撤了啊，慢点注意啊。视频里这些人不是春节回家过年，因为这才11月份嘛。也不是短期返乡，因为这里面很多人连冰箱、洗衣机这种大件都带上了。并且这种情况也绝不是仅仅发生在广州和浙江。以经济最好的上海为例，根据2024年统计公报，此前的五年间，上海的常住人口已经减少超过64万。北京的情况也差不多，连续六年人口下降。经济最好的一线城市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地方呢？

政策转向：从鼓励返乡到严防滞乡

事实上，中共官方近期的反应也已经侧面印证了这一点。11月13日，农业农村部在云南楚雄召开了主题为两稳一房（指稳住脱贫人员的就业、稳住他们的收入，以及防止出现因失业导致的规模性返贫）的工作会议。这稍微解释一下，所谓两稳一是稳住以脱贫人员的就业，二是稳住他们的收入。而所谓一房就是不允许出现因为失业而导致的规模性反贫。而真正把这次会议送上热搜，戳中公众神经的还是下面这句话：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翻译过来就是防止你回家，在家里长期滞留，荒唐不？我搜了一下，就在我写这期文案的时候，全国多地的村委会一开始纷纷响应号召，将会议精神落到实处了。听了后不上班回老家被政府工作人员重点关注了。经政府庇护，经常会有政府工作人员走访。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们见到我，问我不信在外面打工吗？我休息了几个月就回来了。他们问我庄稼修好还准备出去吗？我说要去的。第二次又来见到我，问我怎么还没出去？这次又问我是啥专业的，什么学历，为啥不去找工作？我妈说我是大专的学生，教育工作人员就说附近很多乡亲幼儿园都在招聘。我妈说我干不动这一行。他们也没说什么，只是说无论怎么样都要出去找细作。我必须满怀疲惫也连续。我是负责转转的陈安默，以前也在上海干了有十几年，自千年年底才回来干的。陈安默想说的呢，是你们在外边放开手脚的去干，去品，去传道挣钱，两脚糊口。家里边的点娘冷暖，种树树树小美，城里边的大事小清，能绑的咱尽力，不能绑的咱想办法。年轻人回窗不是为了让你们考勤。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2022年春节期间的恶意返乡（指在疫情期间，政府为限制人口流动而对返乡人员采取的带有负面评价的限制措施）。但这次的防止返乡要比那次更加恶劣，因为上次不准你返乡起码还有个防疫的借口，而且只是个别地区。而这次不仅是由官方开会吹风，全面铺开，而且几乎找不出什么立得住脚的理由。而更为讽刺的是，就在五年前的2020年，中共还在铺天盖地的宣传鼓励农民返乡创业。2023年7月份，农业农村部还联合印发方案，说要在现役期普遍建立起“我的家乡我建设”的工作机制，引导农民在本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为什么短短两年就来了个180度转变呢？这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游民”群体：中共眼中的牛马与风险源

要想明白这一点，我们首先得理解一个冰冷而残酷的底层逻辑，那就是在中共眼里，民众，尤其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既是牛马也是风险源。牛马好理解，需要你的低人群优势帮着党出口创汇赚刀了吗？至于风险源，看一下古代史就知道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末年，无论谁最后夺了天下，打投赈起来造反的几乎都是游民（指脱离了固定生产资料、职业身份和土地户籍依附，长期漂泊不定的社会边缘人群）。就包括共产党赖以起家的打土豪分田地，最开始依靠的也都是这个群体。我之前好几期节目都提到过的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就详细介绍了其中的原因。这里稍微补充一点，按王先生的观点，所谓游民指的并不是简单的流浪汉、灾民或者失业青年，而是脱离了编户齐民（中国古代对有固定户籍、土地和职业的普通民众的统称）的所谓良民体系，丧失了固定生产资料、职业身份和土地户籍依附，长期漂泊不定的人群。他们是社会秩序的边缘人，生活模式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也是为什么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包括毛时代的中国，都要用严厉的户籍制度把人绑在土地上，尽可能减少人口流动的原因。当然这么做虽然能降低风险，但同时也会让整个社会变得死气沉沉，失去经济活力。所以朝廷往往会在中间找一个平衡点，既别管得太死，又让风险可控。具体到今天的中国社会，哪个群体是滋生游民的温床呢？很显然，外来务工人员，或者说所谓的农民工。理解了上面这个民众即风险员的这里内核，你就能看懂党这几年的政策为什么会出现180度转向了。为什么2020年鼓励你返乡创业？很简单，当时是疫情期间，到处封城，写字楼空了，工厂关门，造成的结果就是几乎每个大城市都聚集了数以百万计失业、怨气十足，同时又可能得不到充足的物资供应的外地人。其潜在风险可想而知，像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富士康工人聚集就是这种风险的集中体现，几乎酿成政治事件。面对这种情况，党或许解决不了这些人的失业问题，但他们可以决定你在哪里失业。只要以创业建设家乡之名把你从城市疏散出去，赶回人烟稀少农村老家，就能很大程度上解决因人员聚集带来的风险，并在舆论层面为政府卸下城市失业的直接责任。同时因为农村的社会关注度低，即便出了事也没那么容易酿成大事。

返乡潮带来的多重风险

但到了2023年下半年，事情渐渐起了变化。2023年9月下旬，同样还是农村农业部为首的九部委再次发布了《关于修订“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此后的历次活动部署虽然没有完全否定活动本身，但将侧重点更多放在了防范风险上，比如从措辞上用“有序引导”、“精准组织”取代了早期的“广泛动员”，并且开始反复提及防范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因为这一年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继恒大之后，大型房企开始集中爆雷；二是贸易战升级，中美冲突从贸易领域全面升级并转向了科技遏制和去风险化。而这两者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失业率飙升。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青年失业率21.3%就是2023年6月份的数据。由于数据实在太难看，从当年8月份开始，官方就不再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了。此后的这两年失业率会有多高可想而知。而前面提到的大规模返乡滞乡就是这种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结果。说白了，前两年不少人还抱着侥幸心理，觉得再坚持坚持总能找到工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继续耗下去也没什么希望，城里生活成本又高，还不如干脆先回老家再说。而这又引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首先是被疏散回老家的人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创业机会，除了躺平几乎什么都做不了。这个也很好理解，农村和城市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城市的人口密度和生产效率高，能挣到钱吗？你一个快递员在北上广深一栋楼能送几百个件，而在农村呢，送完一个件下一个件还有两公里。说白了，假如农村能挣到钱，他们当初又何必出去呢？前面咱们说了，当初鼓励农民工返乡是为了分散转移风险，或者说尽量不让风险发生在城里。但问题是风险虽然离开了城市，但并不会自动消失。大批失业青年长期闲置在农村无事可做，就必然会联系各种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关于这一点，咱们从国家信访局（中国政府设立的专门处理民众来信来访，反映问题和诉求的机构）2024年的部门预算里也能看出来。2024年信访局的年度收支相比于2023年增加了35.74%，其中拨款收入更是增加了47%。而众所周知，农村是信访事件的主阵地，从逻辑上我们就能推断出这种信访压力的激增极有可能源于前面提到的大规模返乡滞乡。比如传说中的网贷村，零后大学生带着全村500多名村民撸网贷，竟然直接把多家网贷平台薅到破产。故事从福建大学生小李开始，他在城里借了网贷还不起，然后就逃回了老家躲债。村民了解事情后纷纷加入撸贷大军，在小伙子的带领下一个村人人借贷上百万，专挑一些容易借钱的平台下手，借了上千家平台。就这样，村民们靠着撸网贷过上了躺着收钱的日子。而那些网贷平台一个接一个扛不住，纷纷宣布破产。催收人员上门看着全村人扛着锄头拿着扫帚的架势，吓得连夜买站票跑了。

基础设施错配与财政负担

除了引发社会矛盾，大规模返乡还会从财政上给各级政府釜底抽薪。过去几十年中国靠着这几亿的流动人口享受了一种半城市化的红利。你想啊，外来务工人员在城里赚钱消费，他就要租房、买车、吃饭、超市购物、看电影，每一次的经济活动都会给政府纳税。同时他还会把一部分钱寄回老家养家糊口，等于一个人同时给两个地方贡献财政收入。对政府而言，这是绝佳的牛马。可一旦这个人在城里找不到工作，被迫回老家躺平，成了返乡滞乡人员，会产生什么后果？两边的财政都别想从你身上拿到好处了。城市失去了消费和税收，老家失去了转移支付（指政府之间或政府与个人之间无偿的资金或实物转移，通常用于平衡地区发展或社会保障）。从政府的视角来看，相当于你这个人退出了经济流通，瞬间从那个吃草就能挤奶的优质牛马变成了需要被照顾的负担。因为他们不光从你这榨不出油水，反而还得防着你，为你增加一笔维稳开支。并且由于农村人口密度低，所需要的人均维稳经费就会远超城市。这也很好理解，比如你在北京天通苑地区70多万人总共就三个派出所，你要各农村70万人相当于一整个县的人口了，最少得设30个派出所，往往还得搭配上农管联防联控。而维稳人员的增加又会引发包括寻租（Rent-seeking: 指个人或团体通过非生产性活动（如游说政府、垄断市场）来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矛盾。除此以外，大规模返乡还会引发一个基础设施资源的错配和浪费问题。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过去这些年中国经历了十多年狂飙突进的地铁高铁建设潮，为此甚至不惜背上了巨额债务。针对这个问题，坊间一直有一种辩护的声音，说是要适当的过渡建设，因为未来城市的人口会更多，得超前规划。但现在这种大规模的返乡潮相当于直接打脸。你上海北京的地铁3000万常住人口都还在盈亏线上挣扎，如果未来人口减少到2000万，走的还都是打工人，你还指望它能回本吗？恐怕连基本的运维都困难了吧。高铁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果大家都返乡躺平不回城里了，谁还坐高铁呢？你修那么多高铁站和街号不等于空转吗？和地铁高铁类似，需要人口来摊薄成本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还有很多，像是物流、航运、水电管线、医疗、教育、养老、商圈、停车位等等。一旦大规模返乡，这些资源必然出现严重的浪费和闲置，竟然演变成城市的财政负担。而乡村这边呢，正好相反，人呼啦啦一下都回来了，上面提到那些公共服务肯定立马就跟不上了。那当地政府是不是得赶紧砸钱补课？问题是大部分的县市和农村地区财政本来就紧张，还得靠转移支付过日子呢，你让他们上哪凑钱搞基建？借钱嘛。

农村聚集的潜在社会风险

以上就是所谓大规模返乡滞乡带来的巨大潜在风险，也是他们为什么要严防死守的原因，因为站在党的角度，他们能看到的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数量庞大的游民群体。有人可能会说不对啊，今天的农民工包括返乡大学生都是农村户口，而且老家还有地，就算失业了也还有块地来糊口，怎么会成为游民和不安定因素呢？是这样啊，前面王先生提到的游民标准是针对前现代社会的。在那个历史环境下，农民有一块土地就能按照当时的标准养活一家老小，往往也就不想当游民了。而今天的年轻人给你个三五亩土地，能按照社会普遍认可的生活水准成家立业养家糊口吗？别说养活一家人了，连自己怕是都养不活吧。并且有一点其实是官方之前漏算了，可能现在才回过味了，那就是年轻人集体返乡其实比留在城市更不安全。原因很简单，之前大家在城里打工，虽然从地理上看是扎堆了，似乎存在隐患，但组织上其实是分散的、原子化的。你说你挤地铁上班或者送外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回到出租屋累得连饭都懒得吃，你跟隔壁的牛马们其实很难聚到一起有什么交流的。但返乡以后就不同了，大家都没什么事，串串门、打个麻将很常见吧。都是一个村里的发小，没准还是同一个宗族，又都在城里打过工，有共同语言。万一哪天撸着串小酒一喝，有人来了一句“总这么躺着也不是个办法，坐吃山空啊”，那边接一句“我觉得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咱们要不到南边的湖上开个会搞点事情”，毕竟当初的洪秀全、冯玉山红人干脆就是这么聚集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