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右翼崛起：反移民成为选举的胜负手

最近一段时间，如果你生活在海外，作为一名中国人压力会非常大。全球各地的选举都显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反移民政策正在成为赢得选民的标志性筹码。以英国地方选举为例，以反移民为核心纲领的 Reform UK 党大获全胜。尽管有人认为这次选举与移民关系不大，但根据 YouGov 在选举前的议题追踪显示，移民在全人口关注的国政议题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经济；而在 Reform UK 和保守党的选民中，认为移民是最迫切问题的人比例分别高达 90% 和 75%。这意味着，如果该党上台，整个移民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快速收紧。

这种趋势不仅限于英国。作为曾经对移民最欢迎的发达国家之一，西班牙最近刚刚就地合法化了 30 万移民，但民调显示，极右翼政党 Vox 的支持率正在攀升。如果中右翼的人民党与 Vox 联合执政，西班牙的移民政策也将发生巨变。我们正面临一个对移民极度不友好的世界。

万能的话题：移民如何成为社会焦虑的投影仪

为什么移民话题会成为各国国政中数一数二的关键点？因为移民话题是一个“万能药”，它对全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都有“用处”。对于就业群体（工人和白领），它被包装成就业问题：任何经济发展不利或失业率问题都可以转嫁到移民身上，逻辑是“移民抢走了工作”。对于社会底层，它被看作福利问题：民众认为移民的庇护所和救济金挤占了国民的资源。

对于中产阶级，移民往往关联着治安与犯罪问题。例如法国的 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和美国的 Donald Trump 都倾向于将移民与犯罪分子挂钩。对于民族主义者，移民涉及 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 基于特定族群、文化特征而产生的政治认同与权力诉求）的危机；而对于保守派，这甚至是国家安全问题。正因为移民议题能够同时触及就业、福利、安全、民族认同和国安，它才成为了除了经济之外，受众面最广、最容易动员选民的政治筹码。

历史的回响：从战后重建到身份政治的博弈

反移民浪潮并非这两年突然爆发，它在历史上具有明显的周期性。上世纪 80 年代，法国的 国民阵线 就曾凭借反移民纲领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崭露头角。回溯历史，二战后由于重建需要，西德、法国等国通过双边协议或从殖民地吸收了大量外籍劳工。然而，1973 年石油危机（Oil Crisis: 1973年因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重创了欧美经济，失业率上升导致各国开始收紧劳工招募。

到了 90 年代，由于家庭团聚政策，移民社群正式形成，第二代移民开始出生，社会冲突随之酝酿。随后，欧盟东扩带来的东欧移民潮成为英国脱欧的重要伏笔。而 2001 年的“911”事件 则让移民问题彻底“安全化”，中东族裔被放到了国家安全的对立面。2008 年金融危机后，薪资停滞和福利下降再次催生了 2015-2016 年的极右翼高峰。现在的这一波浪潮，则是疫情三年流动性压抑后的报复性反弹。根据 OECD 数据，2024 年永久移民数量较 2019 年增长了 20%，这种规模的冲击让许多社会感到了生理性的排斥。

多样化的排外手段：从暴力遣返到行政摩擦

虽然各国都在反移民，但手段各异。美国在特朗普的理念主导下，倾向于最激烈的手段——强制遣返。通过扩大 移民海关执法局（ICE: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非法移民查缉机构）的职权，形成一种社会恐慌。而英国和欧洲国家采取的策略主要是“堵”。英国尝试将庇护地设在第三国（如卢旺达计划），试图通过延长等待时间和物理隔离来威慑潜在的庇护申请者。

相比之下，日本的排外手段显得更为“隐形”。日本很少在街头大规模抓人，而是采取一种全面的行政摩擦策略。它并没有大规模取消某类签证，但通过在所有签证类型中提高微小的门槛——比如涨价、增加申请材料、提高薪资要求——让移民过程变得极其痛苦且不可见。此外，日本还出现了价格歧视（Dual Pricing）现象，例如景区和餐厅针对外国人设立更高的价格。这种管理性的收紧在文化保守的社会中更具持久性，因为它不像美国那样会引发激烈的社会成本和法律冲突，而是将痛苦消化在行政流程中。

偷懒的政治：将分配问题伪装成边境问题

目前的这种反移民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偷懒政治”。国家治理中存在的复杂社会问题，尤其是疫情后的高通胀和分配问题**，在各国都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岗位流失。政客们不愿意解决深层机理上的分配不公，而是简而化之地将一切抱怨都引导向移民。

这种政治叙事极其好用，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敌人。无论是阿根廷、美国、日本还是台湾，反移民都成了全球通用的政治语法。这种极化现象在互联网时代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它不再随着经济好转而轻易退潮，而是成为了一个固定的政治动员符号。当失业问题不仅困扰底层，甚至因为 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基于海量数据训练的能够处理复杂任务的 AI 系统）的冲击而导致白领阶层向下流动时，这种反移民的情绪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制度的悖论：经济刚需与政治排斥的撕裂

反移民政治背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经济悖论：所有喊着要排外的国家，在经济上都极度依赖移民。发达国家的大量蓝领工作——如采摘、灌溉、拆迁、养老护工及便利店晚班——国民并不愿意从事。更重要的是，在老龄化严重的社会（如日本和英国），移民是充实地方税收、维持 年金制度（Pension System: 通过在职者缴费供养退休者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可持续性的关键。

然而，移民的收益与成本是错配的。移民带来的社会治安压力和文化磨擦是即时的，而他们通过纳税对社会保障体系做出的贡献则是长期的（通常需要 5-10 年才能达到净贡献平衡点）。对于追求短期选举动能（如两年一选、四年一选）的政客来说，他们没有动力为了十年后的社会收益而承担眼下的政治骂名。这种投票权的不对等——即长期居住并缴税的移民没有投票权——导致移民的诉求无法在政治杠杆中体现。

公民权的再思考：谁才是真正的“国民”？

在这种长期的冲突中，我们必须思考一个核心的政治学问题：到底谁才是国民？ 韩国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参考——允许长期移民参加地方选举。如果你在这里长期居住、缴税、消费并接入福利制度，说明你在经济面上已经与这个地方深度绑定。在这种情况下，国籍是否应成为获取基本政治参与权的唯一强制条件？

在自由民主国家，平等与权利法案是基石。如果司法机关对国民讲程序正义，而对外国人可以肆意妄为，这本身就违背了民主的核心价值。然而，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 由国家提供高额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政治体制）的困境在于财政压力的不可持续。在债务上行和高福利支出的背景下，大规模移民涌入确实会带来短期财政负担。这不仅是政治哲学的问题，更是政治技术的问题——如何设计一套方案，在不违背基本人权的前提下，平衡财政、安全与经济需求。

未来，选择移居生活的人只会越来越多。无论是出于信息的便利还是对现状的抱怨，旅居和全球流动正成为一种常态。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必须正视移民困境的时代，而不再是简单地通过建立围墙或行政摩擦就能解决问题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