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性临在：周洋夺冠与“人话”的代价
在二零一零年的二月，温哥华冬季奥运会的赛场上，女子一千五百米短道速滑比赛落下帷幕，一位年仅十八岁的中国姑娘摘得了金牌，她的名字叫作周洋。在赛后的新闻采访中，面对记者的镜头和提问，这位年轻的姑娘被问到这块沉甸甸的金牌对她以及她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她面对镜头，没有经过任何排练，也没有说任何假大空的政治口号，只是非常朴实、非常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心里话。她说，拿了金牌以后，会改变很多事情，自己也会变得更有信心，同时最重要的一点是，“也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的更好一点”。
这句极其简单、饱含温情的话语，在当时感动了无数普通的中国老百姓。随着周洋的夺冠，她背后的家庭状况也迅速被各路媒体报道出来。记者们来到了她的家中采访，人们这才惊奇地发现，周洋的父母都是残疾人，在当时根本没有正式的工作。她的母亲平时只能靠给别人织毛衣来赚取极其微薄的收入，一家三口就靠着这样微不足道的进项艰难地度日。在去温哥华参加冬奥会之前，作为国家队运动员的周洋，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其实只有区区五百元人民币。
当大众得知了这个贫寒家庭的真实处境后，再回过头来听周洋在夺冠后的那句感言，便更能体会到其中的温度与孝心。一个在社会底层扎根、经历无数坎坷的贫苦家庭，培养出了一个世界冠军，这孩子在走上世界之巅、拿到荣誉的第一时间，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希望能够改善父母的生计，让爹妈过上稍微好一点的日子。这种纯粹的亲情，这种毫无掩饰的本能反应，放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放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里，都会被视为人性的闪光点，都会让听到的人感到心里暖洋洋的。
然而，在这个特殊的语境里，偏偏就有人听出了问题，甚至听出了大逆不道的意味。就在周洋夺冠几天之后，正值北京召开全国两会期间。国家体育总局有一位副局长，名叫于再清，在参加政协体育组的讨论会时，他便公开发表了针对周洋这番发言的严厉批评，甚至专门在会上“指导”运动员应该如何正确地说话。
于再清在发言中提到：运动员拿了奖，心里面说孝敬父母、感谢父母这都是对的，但与此同时，心里面也要有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他强调，不能光说父母就完了，要把感谢国家这个大前提提出来。不仅如此，这位副局长还认为，运动员之所以会说出这种没有把国家摆在首位的话，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觉悟不够，他借此发挥，提出必须要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教育”。而在会议现场，国家体育总局的另一位主任高健也在一旁随声附和，宣称在社会主义体制之下，所有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国家，像周洋这样的发言，说明现行的德育教育出现了巨大的漏洞。
这真是一个荒谬至极的场景。一个十八岁的年轻姑娘，在历经千辛万苦拿到世界冠军后，只是说了一句地地道道的、充满人情味的人话。然而话音未落，官僚体制中两个混迹大半辈子的官员，就忙不迭地跳出来厉声喝止，仿佛听到了什么大逆不道之言。他们害怕听到真挚的人话，因为在他们的权力和生存逻辑里，只有被政治包装过的“鬼话”才是安全的。他们企图用那一套死板的、虚伪的宏大叙事，将个体的真实情感彻底抹去，重新塞进那个名为“国家意志”的模具里。
权力规训：鬼界逻辑与被“成熟”的运动员
仔细观察于再清和高健这二位官僚的反应，就会发现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傲慢，而是一种深植于权力系统内部的本能警惕。在一个将体育高度政治化、工具化的体制中，运动员的身体和话语权其实并不属于他们自己。当周洋说出“让爸妈生活得更好”时，她实际上是在宣示自己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独立情感，而这恰恰是官僚体制最不能容忍的。
在这种体制的权力谱系里，所有的功劳都必须归结于“国家培养”这一至高无上的叙事。个体不过是这个庞大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机器运转得好，光劳首先在于机器的制造者和操控者，而不是螺丝钉本身。所以，当周洋把感谢的顺序列为父母在先、国家在后（甚至根本没有提到国家）时，她无意中挑战了这一套权力伦理。
面对来自高层的指责和舆论的巨大压力，一个在底层长大、毫无政治背景的十八岁女孩根本没有反抗的资本。几天之后，周洋在参加一家门户网站的访谈节目时，主持人不出意料地抛出了那个经过精心设计的问题，询问她现在最想感谢的人是谁。这一次，周洋显然已经“被成熟”了。她非常熟练、且神色僵硬地背诵出了那套符合官方标准的感谢名单。她说：“我要感谢国家，感谢支持我们的人，感谢教练，感谢工作人员，感谢爹妈。”
在这份经过精心调整的感谢名单里，曾经排在真心话第一位的“爹妈”，瞬间掉落到了第五位，甚至排在了普通“工作人员”的后面。当时有许多网民在论坛上无奈地评论道：这孩子终于“被成熟”了。在中文语境的政治现实中，所谓的“成熟”，往往并不意味着心智的健全与独立，相反，它意味着你必须学会把属于“人”的那一面真实情感深深地隐藏起来，主动把迎合权力、迎合体制的“鬼”那一面显露出来。
这种权力的规训甚至没有停留在周洋一个人身上，它像墨水一样迅速渗透到了她的家庭中。当记者前去采访周洋的父亲时，这位同样生活在底层的父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不得不对着镜头做出表态。他先是说，女儿感谢父母的话确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听了非常感动。但接着，他似乎也意识到了某种危险，于是赶紧补上了一句充满妥协意味的话：“当然了，爹妈培养完，最后不都归国家了吗？”
“孩子养大了归国家”，这种荒谬的说法并不是这位残疾父亲的原创，而是几十年来通过各种宣传机器强行灌输进普通中国老百姓脑海中的核心信条。在这一套逻辑的支配下，父母生育了孩子、抚养了孩子，然而只要孩子有了出息、有了社会价值，这个成果的所有权就必须让渡给那个抽象的、无处不在的“国家”或“党妈”。这种剥夺个体自主权的“猪狗逻辑”，本质上是把人当成了可以随意支配和收割的财产，抹杀了人作为独立生命个体的基本尊严。
语言污染：“报国”词汇背后的预设之债
中文作为一种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优美语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系统性的政治污染。在这场污染中，诞生了大量的烂污词汇。这些词汇就像被污染的污水一样，日积月累地堆积在中文的日常交流中。我们在生活里随口说出某一个看似高尚的词汇时，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自己的思维就已经跳进了一个被提前设计好的污水池里。
这里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被无数人奉为至高无上道德准则的**“报国”**（Repaying the country: 以个体一生的劳动或生命作为债务偿还给国家）一词。如果我们撕开这个词汇外面包裹着的宏大、神圣的包装纸，仔细去推敲它的底层逻辑，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极具欺骗性的烂污词。
这个词之所以“烂污”，关键就在于那个**“报”**字。在汉语的字义里，“报”意味着回报、报答、报恩。它的出场设置在无形之中引入了一个极其荒谬的逻辑预设，那就是：你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欠了国家一笔巨大的债务，因此你必须用你一生的时光、甚至是用你的生命来偿还这笔债务。
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里，“国家”的意象早已被高度具象化地等同于了执政的“党”。于是，所谓的“报国”，最终都无可避免地变成了“报党”。但只要是一个具备基本现代公民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和执政者，其运行的资金完全来自纳税人交纳的税款。是成千上万辛苦劳动的普通老百姓，用自己的汗水养活了庞大的政府机构和官僚队伍，而不是相反。
这种语言上的小动作，在语言学上被称为预设（Presupposition: 在陈述或词汇中隐含的、未经证明却被默认为真的前提假定）。它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在词语本身就设定好了前提，让你在开始辩论之前就已经输掉了立场。当你开始与人争论“我们该不该报国”时，只要“报国”这个词一出口，你就已经默认了“你欠了国家”这个荒诞的前提。这种拧在头脑中的逻辑螺丝钉，让无数人在不知不觉中交出了自己的主体性。
工具化异化：从“螺丝钉”到“砖块”的非人化
在烂污词汇的污染库里，另一个流传极广、至今仍被官方大力推崇的概念，就是**“螺丝钉”**（Screw: 指个体完全服从组织安排，抹杀个性与自由意志的工具化隐喻）。这个概念最著名的出处，源于一九六二年被广泛宣传的雷锋日记。他在日记中写道，螺丝钉虽然小，但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他愿意“永远做一个螺丝钉”，而且不仅要做螺丝钉，还要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与“螺丝钉”紧密相随的，还有另一个词——“砖块”。所谓“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填”。
时至今日，官方的各大宣传机器（肉喇叭）依然在不遗余力地号召当代的年轻人，要在新时代里继续争当那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然而，只要我们从人性的角度去审视这个比喻，就会发现它背后隐藏着的，是极度冰冷和非人化的工具主义逻辑。
人之所以能够被称为人，是因为人拥有自由意志，拥有丰富的喜怒哀乐，拥有能够独立思考的理性。正如哲学家帕斯卡所说，人是“一颗会思考的芦苇”。我们虽然脆弱，但因为有了思想，才有了尊严。但对于一个由钢铁和齿轮构成的巨大国家机器而言，它根本不需要你拥有思考的能力，更不需要你的喜怒哀乐。机器对螺丝钉的要求只有三点：第一，尺寸和规格要符合标准化生产的模具；第二，要耐磨损、抗压；第三，一旦这颗螺丝钉磨损过度、坏掉了，机器能够随时把它拔下来，扔进垃圾桶，并立刻换上一颗一模一样的新螺丝钉。
将人比作螺丝钉或砖块，本质上就是不拿人当人，是将人彻底异化为流水线上的配件。党妈拼命向老百姓宣扬螺丝钉精神，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希望你放弃所有多余的思考，放弃对自身权益的争取，老老实实地接受体制的安排和剥削。然而，人毕竟是有肉体、有感知的生命，当个体的基本生存利益被机器无情地磨损和压榨时，人必然会产生痛觉，也必然会产生反抗的本能。
维稳帝国：对内防范的巨额账单与失落的自由
为了应对人性的本能反抗，维持这台庞大而沉重的机器继续高速运转，光靠在老百姓的脑子里拧上“螺丝钉”的意识形态紧箍咒显然是不够的。在这个时候，权力系统就必须制造出一些具有绝对震慑力的宏大词汇来压制一切杂音。这就是中文世界里最令人战栗的词汇之一——“维稳”（Stability maintenance: 指通过国家暴力与信息控制手段，压制一切社会矛盾和不同声音的管控体制）。
在“稳定压倒一切”这一至高无上的指令下，任何个体的诉求、任何社会的伤痛，都可以为了那个抽象的“稳定大局”而被强行抹平。在实践中，维稳的手段往往简单而粗暴：捂住老百姓的嘴，不允许他们讲出真实的社会状况；封锁言路、注销社交媒体账号，甚至直接动用国家机器进行人身拘禁。前不久，优秀的青年电影导演、中文油管博主张内咸被警方带走，便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最新例证。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早在二零一零年时，就曾根据公开的财政预算数据计算过一笔令人震惊的账目。他指出，在当年，中国政府花在“维稳”（官方账本上被称为“公共安全支出”）上的经费，就已经正式超过了当年的军费国防开支。那一年，全国登记在册的各类群体性抗议事件超过了十八万起，政府为此支付了五千四百九十亿元人民币的维稳开支，而同期的国防开支仅为五千三百四十亿元。
这组冰冷的数据揭示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在这个国家，用来防范和对付自己国民的资源，竟然远远超过了用来抵御外来敌人的资源。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曾经被挂在墙上的“人民政府”和“人民当家作主”这两个词汇，就显得尤为刺眼和讽刺。“人民政府”在维稳体制的运作下，实质上变成了“对付老百姓的政府”；而“人民当家作主”的荒诞剧，则在一次次的政治表演中被戳穿。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一日，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至关重要的宪法修正案。在那场收回了赞成票两千九百五十八张、反对票两张、弃权三张、无效一张的投票中，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被正式取消。这意味着，权力可以不受限制地延续下去，直至生命的终点。在这场修宪的大戏中，所谓的“当家作主”，变成了人民只能无声地看着土皇帝将权力的锁链一代代紧固，而自己连发出一声叹息的权力都被剥夺了。
权力剧场：从“唱衰”到“抹黑”的荒诞逻辑
当日子越来越难过，社会经济步入下行通道时，老百姓由于体感不好而发出一些抱怨，甚至专业的经济学家对市场的未来走势做出理性的预测，在如今的中文语境里，都会被扣上一顶崭新的帽子——“唱衰”（Singing down: 指发表对经济前景悲观或理性的客观分析，被统治者视为唱反调和威胁政权安全的言论）。
二零二三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官方定下了一个极其荒诞的政治基调，叫做“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仿佛一个国家的经济好坏、市场的发展繁荣，不是取决于客观的市场规律和法治环境，而是取决于宣传部门的调门有多高。微博等社交平台随即向大批财经领域的意见领袖（大V）发出了私信警告，要求他们“务必注意言论尺度，切勿发布任何唱衰经济的言论”，并明确警告“处置会很重，避免触碰红线”。
紧接着，国家安全部也高调加入战局，公开发文宣称“看空、做空、唱空、掏空”中国经济的言论，已经上升到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高度。这等于是将一个学者对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技术性预测，等同于了泄露军事机密的严重罪行。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氛围中，大批专业、理性的财经专家在一夜之间集体失声，甚至被平台销号。例如中国政法大学的金融学教授、国务院顾问刘纪鹏，仅仅是因为劝诫缺乏风险承受能力的普通股民“不要急着进场买股票”，就遭到了全网禁言。
“唱衰”这个词的烂污之处，在于它彻底颠倒了因果关系。经济运行的好坏，直接体现在冷冰冰的统计数据和老百姓切身的柴米油盐之中，它绝对不是被某个人“唱”出来的。这就好比《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她身体病恹恹的，是因为她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而不是因为大观园里有人在背后议论她有病，才把她给“唱”病的。但在党妈的强盗逻辑里，林黛玉病了，你不许给她诊断，更不许劝她吃药，你必须天天高唱“林姑娘红光满面、力大无穷、饭量惊人，能去冬奥会拿男子举重冠军”。
在这种只要“光明”、不要真话的权力剧场里，与“唱衰”配套使用的另一个棒子词，叫做**“抹黑”**。这两个词的功能如出一辙：它们在你要开口讲述客观事实、展示论证数据之前，就已经通过诛心的方式，给你的主观动机定下了罪名。你只要指出了体制或社会的痛处，你就是在不怀好意地“抹黑”。这种将诊断当成攻击的自欺欺人，注定了扁鹊见蔡桓公式的悲剧会在这个社会一演再演。
结语：拒绝做语言的“逐臭之夫”
最后，我们不能不提到近些年来席卷整个中文世界的超级烂污词——“正能量”（Positive energy: 指经过官方筛选和政治审查的、有利于维护政权统治的赞美言论）。这个词最初源于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的一本名为《Rip It Up》的通俗励志书，在被翻译引进国内时，译者巧妙地将其改译为了“正能量”。这句原本无伤大雅的机场鸡汤语，瞬间被官方的宣传机器看中，并迅速被提拔为检验个体对政权忠诚度的政治尺度。
在今天的语境中，凡是能够取悦权力、粉饰太平的谎言，都被冠以“正能量”的美名；而凡是揭露真实丑恶、引发社会反思的真相，都被打成“负能量”的毒草。这一套由“报国”、“螺丝钉”、“维稳”、“唱衰”、“正能量”构成的政治话语体系，其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将个体彻底奴化，让人沦为失去反省能力和批判精神的工具。
古人说：“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很多生活在被高度污染的语言环境中的人，已经对这些烂污词汇习以为常，甚至在与体制抗争时，依然会不由自主地使用这套逻辑漏洞百出的词汇去进行申辩，这无异于自己主动跳进了对手挖好的逻辑陷阱中。
《吕氏春秋》里记载过一个“逐臭之夫”的故事：有一个人因为身上有奇特的异味，被家人和亲友隔离，他无奈之下搬到海边独居，却没想到在海边遇到了一些奇特的粉丝，这些粉丝每天都跟在他身后，疯狂地追逐和吸食他身上的臭味。看看今天那些在网络上用着各种被污染的词汇、争相为权力舔痔吹喇叭的网民，我们不得不感叹两千多年前的这则寓言，竟然成了对当代中文互联网生态的神预言。
要想保持心灵的健康与智识的健全，我们每一个个体首要的任务，就是把这些被权力污染的垃圾词汇，从自己的私人语言世界里彻底清除出去。我们要拒绝做权力的“逐臭之夫”，我们要守住作为人的尊严与诚实，用最朴素、最真实的母语去说出一句干干净净的“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