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许多历史科普书籍，例如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的《人类简史》和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都反复讲述着同一个文明起源的理论：人类祖先曾生活在原始的平等状态，后来因某个“错误”导致农业革命，城市和国家兴起，统治精英开始主宰人类，直到欧洲启蒙运动才重新追求自由与平等。这种叙事让我们误以为不平等是人类历史的常态，当代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平等也只是历史的重复。甚至有人认为，只有大规模战争才能带来社会洗牌。

然而，在过去二三十年间，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证据表明，我们所熟知的整个故事是荒谬的错误。今天，我们将介绍人类学家（Anthropologist）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和考古学家（Archaeologist）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合著的《万事揭晓》（Everything Revealed）一书。本期节目将逐步拆解围绕文明起源的迷思，还原人类的真实历史。要拆解文明起源的理论，首先需要了解这个故事是如何形成的。

启蒙神话的颠覆：原住民思想对欧洲的启蒙

早在18世纪，法国哲学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就撰写论文探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他认为人类最初生活在狩猎采集社会，过着平等幸福的生活，直到农业革命、文明与国家的出现，才使人们失去自由与平等。卢梭的理论颇为独特，因为它预设了不平等有一个起源，仿佛在此之前人人平等。这在当时法国的封建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奇特，因为那时欧洲人普遍认为，每个人生来就被上帝预设了等级和职业，这本身就是一种“平等”。

然而，从18世纪开始，欧洲人逐渐意识到宗教宣称的平等是虚假的。这种觉醒源于大量来自美洲殖民地的资料回流欧洲，记录了传教士与北美原住民之间的辩论。许多原住民不愿皈依基督教，因为在他们眼中，欧洲社会充斥着财富不平等和自由的缺失，显得相当“低劣”。例如，法国传教士加布里埃尔·萨加尔（Gabriel Sagard）在温达特部落（Wendat tribe）传教时发现，温达特人慷慨助人，村里没有乞丐，而法国的富人却只顾敛财，视民众如韭菜，导致巴黎街头流浪汉遍地。原住民批评法国人缺乏博爱精神，这些故事后来被写成《休伦大旅行》（The Great Journey Through Huron）一书，在欧洲引起轰动，甚至洛克（John Locke）等启蒙哲学家也引用此书，证明原住民社会比欧洲更平等。伏尔泰（Voltaire）甚至在小说《天真汉》（L'Ingénu）中塑造了一位原住民主角，批判欧洲社会的不平等。

然而，当时原住民最常批评的并非欧洲人的不平等，而是他们对自由的敌视。我们现在普遍认为欧洲是自由民主的源头，但在17世纪，欧洲传教士却将自由视为一种“野性”。例如，原住民高度重视自主性（Autonomy: 不受他人意志支配的自由），认为上下级权力关系是对自由的侵犯，甚至部落酋长也常被违抗。耶稣会神父热罗姆·拉勒芒（Jérôme Lallemant）在1644年写道：“地球上没有哪个民族比温达特人更自由，更不愿服从任何权力。”这种自由还包括性自主，即自由选择约会和婚姻，这在当时的欧洲教会看来是野蛮邪恶的。许多欧洲中产阶级女性阅读这些书籍后，其爱情观也可能受到影响。

在所有原住民中，最令欧洲人印象深刻的是易洛魁人（Iroquois people）的理性辩论精神。当欧洲殖民者入侵时，易洛魁外交官孔迪亚龙克（Kondiaronk）曾与欧洲人辩论哪种社会制度更优越。欧洲人援引《圣经》，孔迪亚龙克则质疑：如果神迹真实存在，为何不展示出来，让全世界都相信基督教，岂不更能成功传教？这让欧洲传教士哑口无言。欧洲人又称其法律体系能惩罚犯罪，带来社会秩序，优于原住民社会。孔迪亚龙克反驳道：“你们欧洲人是何等生物？竟然需要法律强制，人们才愿意行善、不犯罪。原住民社会无需警察或国家法律，人们就能自发维持社会秩序。”

欧洲人无法辩赢，便搬出文明理论，称欧洲文明更富有。孔迪亚龙克却说：“是的，你们确实更富有，但正是为了金钱，欧洲人才在世上犯下各种卑鄙行径。金钱是万恶之源，被私利驱动的人不可能理性。”这也是易洛魁人拒绝金钱在社会中流通的原因。最终，欧洲人意识到无法说服，便改口邀请孔迪亚龙克去欧洲亲身体验。孔迪亚龙克回应：“你们怎么能每天在巴黎街头看到饥饿的穷人，却还觉得生活如此愉快？”这场辩论的结果是，孔迪亚龙克告诉欧洲人，如果欧洲文明采纳原住民的制度，欧洲人会更幸福；但如果原住民采纳欧洲制度，原住民的生活会更悲惨。这场辩论被拉洪坦（Lahontan）写入书中，成为18世纪欧洲的畅销书，并启发了许多戏剧。当时巴黎剧院上演的许多影片都描绘原住民被带到法国，批判欧洲文明的弊病。许多前往欧洲的原住民知识分子也异口同声地指出，欧洲人野蛮、缺乏互助分享精神、尊富轻贫，简直不可思议。这些来自原住民的批评，迫使欧洲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这才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真正起源。

启蒙运动并非欧洲哲学家突然开悟，反而是他们阅读了原住民的知识后才受到启蒙。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书中写了波斯人来到法国的故事，狄德罗（Diderot）写了塔希提人来到法国的故事。卢梭也从原住民的平等社会视角出发，批判不平等的起源。他的许多论点，例如“人生来具有同情心，只有被文明腐蚀后才变得贪婪和竞争”，实际上与孔迪亚龙克批判欧洲人的论点如出一辙。因此，我们一直以为西方文明受启蒙哲学启发，引发法国大革命，成为自由民主的源头，但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在欧洲殖民过程中，他们意外遭遇了比自身更自由、更平等的社会制度，这些遭遇被传教士记录并传回欧洲。我们甚至可以说，孔迪亚龙克才是第一位启蒙哲学家，他启发了整整一代欧洲哲学家，反思民主、自由与平等的意义。

不平等起源的迷思：人类祖先的多元政治实验

在拆解了启蒙神话之后，作者将进一步剖析不平等起源的迷思。传统观点认为，在文明出现之前，人人平等，不平等只在文明建立后才产生。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博姆（Christopher Boehm）的经典研究指出，人类与灵长类动物都本能地表现出支配行为，导致社会不平等。但人类与灵长类的区别在于，狩猎采集社会的人们会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并发明各种策略来抵抗群体中出现的支配者，即弱者会联合起来反抗强者的欺凌。这种反支配策略（Counter-dominance strategy: 弱者联合起来抵抗强者的策略）使我们的祖先长期生活在平等社会，直到农业文明出现才打破这种平等状态。

然而，作者挑战了这一论点。事实上，在农业文明出现之前，人类就拥有丰富多元的政治文化，并非简单地一直生活在平等社会。我们的祖先比我们想象的更具创造力，他们会尝试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而非局限于单一的社会模式。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重大考古发现——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估计早在公元前9000年就已存在。当时没有农业迹象，应属于狩猎采集社会，但他们却能建造如此巨大的石阵，这表明他们拥有高度复杂的社会分工和组织。然而，考古学家并未发现阶级分化的证据，也没有类似国家的组织。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哥贝克力石阵的存在挑战了我们过去的认知，甚至有人认为它是由外星人建造的。

作者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解释：这些狩猎采集者很可能在特定季节聚集，采纳不同的政治生活和职业分工，季节结束后再回归原始的狩猎采集生活。这种季节性社会实验（Seasonal social experiment: 在特定季节采纳不同社会制度，季节结束后回归原始状态的社会实践）也出现在英国的巨石阵（Stonehenge）。由于巨石阵附近没有定居人口，考古学家推测，很可能是不列颠群岛的各个群体每年在特定季节聚集于此建造巨石阵。为了建造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必然需要某种合作，因此他们可能在建造期间短暂地授予某人权力，让他像国王一样发号施令。然而，工程完成后，国王的权力便随之结束，权力结构回归原始的平等状态，大家各自回归采集生活。

这些虽是考古学家的推测，但已有证据证明这种季节性社会实验确实存在。20世纪初，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研究因纽特人（Inuit）的社会制度时发现，他们在夏季会服从男性长者的指示，存在清晰的自上而下的阶级制度；但在冬季，整个社会会突然转变为平等互助的政治共同体，人人分享财富，甚至实行伴侣交换。人类学家最初认为这仅仅是社会受气候制约，但莫斯认为，如果观察所有寒冷地区的社会，它们在同样的寒冬中却采纳不同的制度。因此，这并非受气候制约，而是因纽特人认为在严冬中人们应该互相帮助，这是一种自主的集体社会实验。

不仅因纽特人如此，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洛维（Robert Lowie）也发现，北美原住民拉科塔部落（Lakota tribe）在夏季狩猎野牛时，为确保团队快速行动成功，会授权一支警察部队发号施令，其权力堪比国家机器。但狩猎季节一结束，这支警察部队便立即解散，社会回归无中央权威的无政府状态。因为人们知道，若不迅速收回士兵的权力，这些人很可能会反过来统治整个社会，建立国家制度。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原住民社会，欧洲社会也有各种季节性社会实验，例如中世纪的狂欢节（Carnivalesque: 暂时颠覆社会不平等，让底层获得暂时权力的节日）。在这一天，整个阶级秩序突然颠倒，女性可以掌控男性，仆人可以要求主人工作。作者认为，这很可能是人类发明节日的初衷：让人们在特定时刻颠覆权力关系，激发政治想象力，认识到现状并非不可挑战。节日是人们逃离日常生活的出口。因此，无论是考古学、人类学，甚至是民间节日，我们都看到了各种证据，表明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尝试不同的制度。所以，追问不平等的起源，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们的祖先比我们想象的更具创造力，他们会在某个季节发现不平等，然后过渡到平等制度。因此，不平等没有起源，而是间歇性地出现和消失。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人类社会为何存在不平等，而在于为何人类祖先都拥有自我意识，设计不同的社会实验来维持平等，而我们今天却安于不平等，不再构想超越国家权力与资本主义的制度，反而自我催眠说“资本主义虽然不平等，但这是唯一可行的制度”。这在人类祖先和许多原住民看来，都只是缺乏政治意识的自欺欺人。因为人性的本质在于，人类是有意识的政治行动者（Conscious political actors: 能够反思现状并做出选择，创造各种社会制度的人类个体），有能力反思现状并做出选择，创造各种制度。因此，作者需要进一步探讨，究竟是何种力量剥夺了人类原始的想象力。

科技进步的迷思：自由与富足的重新定义

在打破了启蒙神话和不平等迷思之后，作者将进一步揭穿科学进步的迷思。主流历史书告诉我们，人类历史是一个通过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从狩猎采集，到新石器革命、农业革命，再到工业革命。虽然原始社会相对平等，但没有技术就没有自由；工业社会因技术进步而更自由，但也创造了更多不平等。这种论调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宿命论（Fatalism: 认为一切事件都由命运预先决定，人类无法改变的观点），仿佛想要自由，就必须生活在技术社会，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不平等。

但这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混淆了自由的含义。人类学家埃莉诺·利科克（Eleanor Leacock）发现，在平等的原住民社会中，人们之所以能维持平等，正是因为他们重视自由。这里的自由定义是“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必服从他人的意志”。当不平等产生时，一些人掌控更多财富，财富可以转化为控制他人的权力，从而阻碍他人的自由。因此，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声称人们拥有自由，但事实上，大多数劳动者受制于他人的意志，必须为资本家工作，一周大部分时间被公司控制。与平等的原住民社会相比，这很难称之为自由。但奇怪的是，我们却会觉得现代人比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生活得更自由，因为我们享受着高科技。

因此，我们应该从反向思考：“我们因科技而更自由”这种观念究竟从何而来？作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因为18世纪欧洲社会受到原住民批评后，当时的经济学家如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了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开始倡导一种新论述：工业文明的劳动者牺牲自由是正常的，这是确保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从长远来看，技术进步将解放全人类，未来工作时间会越来越短，人类将实现真正的自由。相比之下，那些原始人每天为生存挣扎，根本没有自由。

这种18世纪末兴起的技术进步理论，在欧美流行了近200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 Sahlins）指出“技术进步理论”实际上是倒退的。如果我们回顾过去200年的历史，人类的工作时间实际上是增加了而非减少，工业发展并未解放人类，使人更自由，我们仍然每天工作8小时。此外，资本主义创造更多商品，反过来助长了更大的物质主义，所以人们总会觉得赚不够，仍然感到贫穷。相比之下，狩猎采集社会的人比我们工业文明的人更富裕，因为财富是一个相对概念，当你拥有的比你需要的更多时，你就会感到富有。狩猎采集社会的人每天只需工作2-4小时就能满足需求，其余时间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这会让他们感到富有和自由。因此，萨林斯最终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狩猎采集者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原始富裕社会（Primitive affluent society: 狩猎采集社会因需求少而容易满足，拥有大量闲暇时间的社会），为了保留闲暇时间，他们拒绝了农业革命。因为一旦进入农业社会，就需要投入更多时间耕作，工作时间变长，他们原本享有的自由就会减少。

然而，萨林斯的论点有一个弱点：你可以说狩猎采集者有更多闲暇时间，但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技术水平如此之低，很难说服大众这真正代表更大的自由。所以，作者现在要打破这个刻板印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考古证据被发现，事实上，狩猎采集社会也能发展出高度文明的社会。例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贫困角遗址（Poverty Point），发现了一处可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的城市遗址。这些遗迹利用复杂的几何原理，城市规模堪比苏美尔文明，很可能是美洲大陆的第一个主要城市。更令人惊叹的是，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都能找到同类型的小型聚落，仿佛各地狩猎采集者都聚集在此交换信息，从而发展出复杂的数学和工程知识，创造公共建筑和城市区域。这个区域现已被指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近年来，日本的三内丸山遗址（Sanouchi Maruyama site）也有类似发现，他们同样是未发展农业的狩猎采集者，却发展出了高度先进的文明。这些新发现极大地挑战了科学进步的迷思。我们都以为必须有国家和资本主义，才能发展出城市文明，然而考古证据表明，平等的狩猎采集社会也可能发展出复杂的城市文明。

经济决定论的迷思：主动拒绝与文化建构

在打破了科学进步的迷思之后，作者打算进一步破除经济决定论的迷思。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类社会为何有如此多样化的生活方式？马克思（Karl Marx）认为，不同的社会生活源于不同的经济生产模式。例如，手工业的发展会产生封建领主主导的社会，蒸汽机的发展则会带来工业资本家主导的社会。这套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 认为经济生产模式决定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的理论）一直是社会科学的主流。

现在，作者将挑战这一主张。人类社会并非由生产模式决定，而是通过主动拒绝（Active refusal: 通过拒绝采纳邻近群体的某些文化或社会制度来定义自身文化）来决定，即通过一种拒绝他者的文化来定义自身。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观察两组明显非常相似的人群，为何发展出截然不同的文化。例如，北美西海岸的原住民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克拉马斯河（Klamath River）以北的夸扣特尔人（Kwakiutl people）是一个由贵族统治的阶级社会，非常重视金钱，拥有世袭奴隶，奴隶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许多体力活都交给奴隶。他们的酋长傲慢自大，喜欢在节日期间大笔捐款，以炫耀财富。然而，同一条河以南的尤罗克人（Yurok people）社会却完全相反，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奴隶，人们普遍谦逊。这些尤罗克人知道北方奴隶社会的存在，但他们拒绝引入同样的制度。他们认为引入奴隶会导致人们变得懒惰，从而破坏社会所珍视的勤劳传统。换句话说，他们是通过拒绝邻居的文化来定义自己的文化。

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将这种现象称为分裂起源（Schismogenesis: 两个群体或社会通过将对方视为自身镜像，并拒绝对方的某些特质来定义自身文化的过程）。它指的是两个群体或社会，将对方视为自身的镜像，通过拒绝他者来定义自己，希望自己不要变成那样的人。例如，加州西北海岸的夸扣特尔人非常注重面子，会刻意避免让别人看到自己砍柴，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奴隶才做的事。然而，南方的尤罗克人则相反，认为所有男性都必须参与砍柴工作，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发展，训练男性的自控力。

在历史上，我们也能看到许多分裂起源的例子，例如古希腊的雅典（Athens）和斯巴达（Sparta）。这两个社会相互关联又相互对立：一边是民主，一边是寡头；一边是城市，一边是乡村；一边强调奢华，一边强调节俭；一边靠海为生，一边靠陆地生存。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通过保持与对方的差异来定义自己。这种分裂起源理论强调，人类社会并非由经济生产决定，而是在与邻居的比较中，更自觉地决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文化的建立源于这种创造性的区分，通过拒绝他者的文化来定义自身。

农业革命的迷思：生态智慧与权力分散

最后，作者将打破人类历史上最顽固的迷思——农业革命。许多流行历史书会说，公元前10000年，人类驯化谷物并开始农业革命后，历史进入了新阶段。人类从迁徙走向定居生活，私有财产领域开始出现不平等，仿佛农业出现后，人类历史的命运就此注定。

但事实上，最新的考古证据揭示，最早的野生谷物在叙利亚北部被栽培，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0年，但人类完全驯化谷物却是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完成的。这中间相隔了3000年，如此漫长的时间很难称之为向农业过渡的时期。这3000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很可能当时的人们并非真的打算过渡到农业社会，而是抱着一种试验心态（Testing mentality: 尝试新经济模式，而非立即全面采纳的态度），测试农业是否适合人类的经济模式。当时的人们有时采集，有时耕种，这种多样化的食物来源可以降低食物短缺的风险。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谷物驯化对早期人类来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利的陷阱，因为一旦进行人工驯化和栽培，就需要投入更多劳动力来加工谷物和维持土壤肥力。

然而，农业的出现并未直接导致不平等。因为最早的农民会利用一种名为退耕农业（Recessional agriculture: 利用河流季节性泛滥带来的肥沃冲积土进行耕作，减少劳动投入并防止土地私有化的农业模式）的方法。当河流季节性泛滥时，溢出的水会完成翻土工作，洪水退去后会留下肥沃的冲积土，人们便可在其上播种。这样既无需投入过多精力，又能防止土地私有化。因为没有人能预测明年哪个区域会发生河流泛滥，哪块土地会干旱。河流泛滥的区域具有随机性，这样就没有地主会想霸占一块土地。这种耕作方式阻止了私有财产的发展。直到今天，印度、巴基斯坦和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农村地区仍在使用这种耕作方法。

因此，人类历史的发展与卢梭的想象大相径庭。卢梭认为农业出现后，人类会为了争夺更多作物而侵占土地，将土地变成私有财产。但真实的历史是，农业的出现并未导致土地私有化，因为早期农民懂得利用生态知识，在洪水季节耕作，以避免社会走向不平等。事实上，直到近代，欧洲仍广泛存在合作农业模式，例如俄罗斯的农村公社（Obshchina）和德国的马克公社（Markgenossenschaft），它们一直延续到19世纪。所以我们过去认为，各种形式的不平等是在农业出现后才产生的，但事实上，我们的祖先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更灵活，他们会自觉地利用生态知识来防止土地私有化。

最后一个重要发现是，历史学家此前认为，农业出现后人口自然增长，庞大人口需要官僚组织管理，行政官僚和精英阶层的出现自然会导致大规模城市和国家的产生，统治者再反过来向农民的收成征税。因此，植物和动物驯化发生地与威权国家的出现是巧合的：中东驯化小麦和绵羊，导致亚述帝国崛起；中国驯化水稻和猪，导致中华大帝国出现；秘鲁安第斯山脉驯化土豆和美洲驼，催生印加帝国；中美洲驯化玉米和鳄梨，出现阿兹特克帝国。这些地区恰好都是中央集权国家出现的地方。

然而，最新的考古证据发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事实上，农业出现后，国家和统治精英的出现并非自然而然。全球20个驯化地点中，大多数都没有出现中央集权政府。为什么？因为早期农民采用了一种农林复合系统（Agroforestry: 农业、畜牧业和狩猎采集不断切换的多元经济模式）。这意味着不断在农业、畜牧业和狩猎采集之间切换。这种多样化的经济模式阻止了权力集中，因为当有人想控制农业时，其他人可以直接转向狩猎采集或畜牧业，这也保留了经济自由。

作者引用了台湾原住民的例子。公元前1600年，南岛文化圈从台湾扩散出去，将稻米和小米带到整个太平洋地区。然而，稻米和小米不适合热带地区，因此在迁徙过程中，南岛原住民逐渐用根茎类蔬菜、果园和畜牧场取代了原生作物。可以说，南岛民族的大迁徙是人类祖先不断多样化食物来源的过程，这使得权力在南岛原住民中更难集中。这种从生物多样性中发展出来的平等观念，被美国哲学家穆雷·布克钦（Murray Bookchin）称为自由生态学（Ecology of freedom: 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源于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关系，若无不平等支配关系，人与生态系统关系亦会改变）。即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实际上源于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如果人们不发展不平等的相互支配关系，人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也会改变。

另一个经典例子是亚马逊雨林的南比克瓦拉部落（Nambikwara tribe）。他们在雨季时在湖边地区种植果园，旱季时则离开原有果园，切换到游牧模式，进行狩猎采集。这个过程每年重复，不断在收割和果园模式之间切换，几千年来一直如此。仿佛他们刻意避免单一的经济模式。我们都以为亚马逊雨林住着一群生活在丛林中的野蛮人，但过去20年间，日益严重的伐木导致亚马逊雨林树木枯竭。考古学家利用最新的3D探测技术，意外发现亚马逊雨林下方有数万个防御土堆，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这揭示了亚马逊雨林曾存在一个广阔的古代文明。这项研究于2023年发表在科学期刊上，震惊了考古界。这些研究颠覆了我们过去的认知，或许今天生活在亚马逊雨林的人们，根本不是落后的原住民，而是几千年前高度先进文明的后裔，他们仍然保持着与生态环境共存的生活方式。

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万事揭晓》这本书，它彻底革新了人类文明史，一步步解构我们根深蒂固的信念：首先打破启蒙神话，指出是原住民启蒙了欧洲人；接着打破不平等迷思，揭示早期人类比我们想象的更具创造力；再次打破科学进步迷思，指出科技进步并未使我们更自由；然后打破经济决定论迷思，表明社会通过比较来决定自身发展方向；最后打破农业革命迷思，指出农业并未必然导致不平等。打破这些迷思的意图在于指出，人类历史的任何发展都没有必然现象，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由决定历史走向。但如果人类祖先真如作者所描述的那样灵活，懂得进行社会实验并释放创造力，那么我们为何现在却被困在国家制度和资本主义中？在下一集节目中，我们将带大家进一步揭示文明与国家的真正起源，理解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今天的人类，并利用最新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证据，为人类文明寻找出路。